从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第一篇：从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从白鹿原看儒家文化

——以白嘉轩和朱先生的人物形象为主

关于儒家文化的小说很多，在《白鹿原》中，作者陈忠实展示了儒家文化的两面性，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

一、儒家文化的精华——朱先生

朱先生是儒家文化精髓的那一面，“仁义”“爱国爱民”。“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朱先生作为白鹿原的圣人，他的“仁义”主张是非常饱满的。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他追求的是一种淡泊宁静，粗茶淡饭式的生活，但这并不表示他不关心世事，他只是以一种更为深广的洞察力来审视这一切。朱先生不走仕途而主持教学，修学堂，“有教无类”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就连一身匪气的黑娃都成为他的弟子。黑娃是他所教的最后一个弟子，他为其写下“学为好人”的题字，并悉心教导，他将黑娃由一个粗俗不驯的匪人教化成一个已具儒雅气度的好人。在饥荒年，他联合白鹿两家大肆的赈粥。在晚年，时代的潮流已经抛弃了他，他开始修理县志。在修县志的全过程中，他没有任何利益，为的是记录历史，造福子孙。

朱先生，扮演了一个儒家救世的角色。儒家强调“学而优则仕”、“仁义济天下”的论述。朱先生的思想核心即为民本思想。他的这种民本思想在特定的环境下又使他发展成为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的应约说退方巡抚数十万入陕清兵，就是这种民本爱国思想的具体体现。在革命军同清廷残余军队发生冲突，剑拔弩张两军对垒时，朱先生受革命军张总督之邀劝退清兵。他不坐差官备好的汽车，徒步赶往总督府，并且笑着谢绝张总督为其准备的十二名经过特种训练的卫士，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只身进入清兵阵营。他用剩菜倒进褡裢内瓦罐的举动和“顺时利世”的一番说词诉明了战事若起百姓必遭涂炭，而挑起者将落千古骂名的后果。这样一来，清军罢兵回归，而三秦父老也免遭了屠城之灾。他不动用官差提供的任何便利是为了不与当朝政府扯上关系，说明他有远避名利的清高；他冒险斥劝兵士，是为了千万百姓的安危。在鹿兆海死后朱先生等八位老人发表的《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轰动了整个中国。他们八位老人更是徒步走到渭河边才被拦下来，断了他们的抗日梦。

二、儒家文化的糟粕——白嘉轩

而白嘉轩则是代表了儒家文化糟粕的那一面。其实白嘉轩身上也有儒家文化的精华，也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但儒家文化的糟粕在他身上也显现无疑。白嘉轩不仅仅仁义，正直，还教条主义、迂腐。当时新式的教学已经流行开来，鹿子霖把两个儿子都送到西安去接受新式的教育，而白嘉轩依旧把两个儿子送到朱先生那里，之后就回家帮忙。让白孝文继承他族长的位置。他重视的“耕读传家久”时代的变迁，对于他来说是充耳不闻的，他只在乎他的土地，他自己的职责有没有做好。

他冷漠的有些恐怖。无论是白灵还是白孝文他是爱他们的，但是他从来不表现出来。在他的心里，这份亲近会让他有失威严，有失身份。对于女儿，他不能阻挡女儿的革命道路，最后和她断绝父女关系。最后白孝文败家，抽大烟，饿的去讨饭，他都没有去管一下，也是与他断绝了父子关系。被黑娃的手下撞断腰，他都是没有任何的表示，在查出鹿子霖的栽赃陷害白孝文，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埋在肚子里。他是堂堂的族长，怎么可以和鹿子霖交锋。在小说中，鹿三说：“嘉轩你活的太苦了。”确实，被那些教条所束缚，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我曾想，如果白嘉轩对于白孝文的“出轨”都给予一些宽容和爱，白孝文也许不会成为一个心狠手辣的阴谋家。白孝文在家中都感受不到温暖，他会成为一个温暖的人吗？白嘉轩也是小说中的一个悲剧人物。看完整篇小说，感觉白嘉轩就是没有多少情感，一本正经。儒家文化中那些伦理纲常束缚了人们的情感，在家中也是按照这样的纲常伦理去生活，这样的家庭也是冷漠的。

三、小结

随着时代的变迁，朱先生和白嘉轩都被时代所抛弃，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朱先生逝世后，在为朱先生送葬的路上，滋水河川沿途五十多里几十个大小村庄的村民一齐守候在路旁村口，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成为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由此可见，朱先生在乡民心目中有着无与伦比的尊祟地位。“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这是对朱先生的一种赞誉和惋惜，同时也宣告了以朱先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历史性失落。不管是好的坏的，都随着历史一起埋没了。

在白鹿原中，最后掌握政权的不是像朱先生这样一心一意为民为国着想的人，而是精于算计，那片风大倒向那边的朱孝文。时代终究是要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我们要辩证的看待历史的产物。“五四”时期我们盲目的“打倒孔家店”，文革时期我们更是把一切都打到，推翻儒家文化，同时也丢掉了很多民族文化的精髓。“取之精华，去其糟粕”不是说在嘴上的，而是做在行动中的。

第二篇：从女性悲剧看《白鹿原》文化冲突的意义

陈忠实，男，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97年获茅盾文学奖。代表作《白鹿原》，其他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等。2016年4月29日7:40左右，因病在西安西京医院去世。

读过陈忠实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人们,大都被它深厚的文化意蕴所震撼,这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不仅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型过程中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关中文化的深刻反思,更是一个民族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雄奇史诗。白鹿原地处关中腹地,相对封闭,乡民长期以来深受儒文化浸染,尽管如此,社会革命和现代文明还是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这块古老的土地,两种文化在这里交锋,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小说通过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等14位女性悲剧人物的塑造,不但控诉了封建文化冷漠残酷、漠视生命、灭绝人性的一面,也预示了封建文化即将崩溃的趋势,隐现着现代文明发展的艰难。小说在对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深切反思中,呼唤着现代文明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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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婚姻的束缚与逃离

白鹿原地处京畿腹地,作为西周封建分封制的发源地,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封建宗法制已经根深蒂固。就青年男女的婚姻而言,主要以家长包办制为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所述婚姻主要特征:男尊女卑、包办,漠视当事人利益和婚姻关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上世纪初,随着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袭、渗透,白鹿原上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婚恋观也相应发生转变,开始追求自由、平等、浪漫爱情和理想婚姻。新旧不同的婚姻在内容、形式上形成的巨大反差,最终引发了观念层面的冲突,而女性往往成为这场文化冲突的牺牲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即使在婚恋观上,也显现出霸权话语。对于男人而言,婚姻的目的无非是传宗接代的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小说一开篇就写到“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接着浮光掠影般地描写了白嘉轩前六个妻子从新婚迅速走向死亡的过程。母亲白赵氏平淡而坚决地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以致暴死的秉德老汉在临死前嘱咐儿子“不必守孝，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悌观透露着白鹿原上老一辈人对婚姻的理解:婚姻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法定程式,而女人就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结婚却是被动的,她们无权选择对象,没有独立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母亲甚至做人的权力,物化为夫家财产的一部分。

封建宗法制婚姻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联合支配,主要特征是专制、集权、无视当事人的自由、愿望和要求。正如辜鸿铭所述,“婚姻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需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要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几千年来白鹿原上成千上万的妇女都恪守着封建礼教对婚姻的约束,恪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兆鹏女人顺从传统婚姻却独守空房致淫疯病被父亲下药毒死;田小娥反抗传统婚姻不甘做人小妾和长工黑娃私奔,后被公公亲手杀死;白灵抗婚,自由恋爱也以死结局„„她们无论是打破或者顺从传统婚姻都惨遭不幸,这三种女性分别代表在婚姻上不同的态度:“不走出家庭”、“走不出家庭”、“走出家庭”,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专制婚姻惨遭不幸。

兆鹏女人照理说是接受过传统良家女子的教育,也深受传统婚姻道德的约束,没有反抗意识,是“不走出家庭”的典型,以她的孤独、寂寞、屈辱、受害演绎了旧式女人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展示了传统性爱观与现代性爱观的尖锐冲突,批判了宗法制婚姻灭绝人性的一面。

她嫁给了原上有头有脸的鹿家,理应和原上所有女人一样在旧式婚约中了却一生,可她偏偏嫁给的是一个有新思想的革命者,双方没有爱情。丈夫屈从于家庭压力,新婚之夜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就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婚姻对她而言只是没有尽头的思念和羊癜风似的颤抖,她有着一个健康女人对性的憧憬和渴望,却难以实现。父亲和公公死撑面子,不休不弃,以牺牲她的青春和幸福来维护封建的婚姻道德,以致一个“正统女人”居然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洞里夜夜都在发羊癜风似的颤抖。”一方面传统礼教使他在理性上完全接受传统观念:女人要贞节,要正派;另一方面,在感性上她又难以抗拒欲望本能的冲动,她作为一个健康的女人,渴望得到性的满足。这种在现代人眼里正常的人性欲求,在当时白鹿原人的眼里则是思淫和不道德的表现。公公酒后失态捏她胸脯时再度唤醒她的性意识,欲望的冲动使她难以自已,但又被公公强行压制下去,她只能在梦中痛苦地挣扎,以致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可耻的。人格分裂而至精神分裂,患上了淫疯病。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因思淫致疯的坏女人、疯女人,并不在意她内心的痛苦。兆鹏妻没有人理解,更没有唤起亲人的同情和重视。以仁义自居的白鹿原村民对她的疯病表现出异常的冷酷和无情。公公首先意识的是儿媳妇的疯言疯语是否引起老婆和亲家的怀疑,作为医生的父亲在意的是怎么样让女儿停止疯言疯语,免得让自己与亲家难堪,根本不顾女儿发疯的真正原因,更不关心女儿内心的真正痛苦,也没有想过如何挽救。我们不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女儿，但在一个高标仁义、道德至上的社会里,面子往往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于是毫不手软地下重药毒死女儿„„。小说以一个顺从传统婚姻道德的良家女子发疯致死来嘲讽和批判宗法制婚姻的罪恶、人性的缺失和冷漠。可悲的是她的死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和思考,在麻木和停滞中,兆鹏女人的悲剧注定还要在白鹿原上重复。

田小娥在传统婚姻里充当性工具,完全失去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所以她反抗。和毫无“走出家庭”意识的兆鹏女人不同,田小娥是想走出家庭却无法走出家庭,或者说是走出了一个让她绝望的封建专制家庭,却陷入了一个更让她痛苦的支离破碎的家庭,因此她最终不能摆脱家庭的樊篱,田小娥在小说中是具有走出家庭意识但却“走不出家庭”的女性的代表。如果说她以前进入郭举人的家是被迫的,那么她和黑娃成家则是自愿的,田小娥的反抗让她陷入更大的深渊,越是这样也就越显示悲剧的深刻性。田小娥对自由、爱情、平等、人权的朦胧的现代追求使她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在白鹿原这块旧文化的腐尸般的土地上,她的追求只能以悲剧告终。

田小娥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被扭曲的性角色出现的,她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传统世俗婚姻观念带来的结果。父亲是个穷秀才,十七八岁便把她嫁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郭老头做小妾。她的悲剧不仅是无权自由选择婚姻,更令人悲哀的是她失去一个小妾、甚至一个女人的基本权力和尊严,完全充当了郭举人的性奴。她在郭家的任务是每天晚上必须在阴道里泡三颗枣供郭举人补养,而且郭举人到她厢房的时间都是有规定的:“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甚至每次还有大女人在外监视,这对一个女人的正常性生活是何等的变态。如此不堪的命运,在宗法制的婚姻观念里却是被承认也是必须遵从的,是理所当然的。在封建阶级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往往是相脱离的,丈夫可以纳妾,甚至妻妾成群;妻子只能从一而终。“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是没有经过一定的婚姻仪式而成为某一男子配偶的女子,他们以丈夫为君,不能称之为夫。用她自己的话说在郭家她过着连狗都不如的生活。这样的婚姻不仅没有爱情而且剥夺她做人的权利,激起了她的叛逆情绪,为了自己的生存她开始反抗。黑娃的出现对渴望自由的小娥来说像一根救命稻草。当一个弱女子在黑娃怀里哭诉自己“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狗都不如!”,心灵痛苦的呐喊和倾诉,唤起了一个男人的同情和怜惜,他们真正相爱了。殊不知她和黑娃的结合不但没有让她得到幸福的爱情,反而使自己陷入一个更大的旋涡。他们的相爱更是传统伦理道德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第一,他们的婚姻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父母之命,是蔑视家长权威的逆子的表现;第二,黑娃娶的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已婚女子,有辱门风,更丢面子;第三,黑娃带着郭举人的女人出逃,属于典型的“淫奔”,那是极不道德的;第四,婚后小娥的乱伦行为,被族里人骂为“烂女人”、“婊子”,成了“恶”的代表。封建礼教一步步把小娥逼向死亡之渊,于是遭父亲辱骂,公公和丈夫甚至断绝父子关系,小娥被拒进祠堂。这样的婚姻注定是被人耻笑和唾弃的,可他们有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的,得到过真正的爱情。小娥敢于冲破传统世俗观,和黑娃私奔,婚后男耕女织,倒也苦中有乐,那一句“我吃糠咽菜都愿意”,对爱情的伟大牺牲和付出,这是许多女人都做不到的。小说写到黑娃也因此“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田小娥和黑娃的爱情让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革命者鹿兆鹏都佩服和羡慕。然而发人深思的是,作为兆鹏自己的婚姻却叫人难过,当鹿子霖的三记耳光把兆鹏拉进洞房的同时,也把兆鹏女人拉进了传统婚姻的坟墓。

相对而言,白灵的婚姻才给白鹿原上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以沉重的打击。在小说中,白灵是“走出家庭”的代表。她自主选择自己的婚姻,坚决和专制家长作斗争,而且取得婚姻的主动权。她如同一只白鹿式的精灵,用她得天独厚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原上众多女性永远都无法也不可能完成的蜕变。她的婚姻和命运要比兆鹏女人、小娥以及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众多女人幸运很多倍。从父亲第一次允许她不必缠脚开始似乎就注定她的与众不同,她是原上第一个进私塾读书的女性,以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父亲强加于她的婚姻,把婚姻的自主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她自始至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个体,而非他人的附属品,所以她理直气壮地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的革命道路不同时又勇敢地和兆海分手,与志同道合的兆鹏结合。她掌握着爱情的主动权,不像小娥和兆鹏妻子那样完全依附于男人。她有新思想,有胆略,有智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她表现出男人们都少有的坚定、果敢。她不顾父亲的脸面,坚决反对父亲的包办订婚,毅然地用一张字条儿擅自退掉自幼定下的亲事,并以讥讽的口吻捎信于对方,“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吗?”使得白嘉轩从此将其扫地出门,断绝了父女关系。而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白灵看来,爱情婚姻应当是两性心灵层面上的情感默契,是灵与肉的结合,非世俗的伦理道德、金钱地位可以左右,这正是一个渐渐觉醒的新时代女性现代婚恋观的表现。然而,“历史不会轻易将幸福提前降临给弱者,尤其是女性。”白灵毕竟生活在那个以男性为尊的时代,她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她的思想、言行无法为普通大众所接受,就连一向最慈爱的姑妈也禁不住撇着嘴角骂她脸皮太厚。在那个礼教严谨的时代和社会里,男子尚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又怎能容许一个小女子如此“伤风败俗”呢?她虽然选择了自由的婚姻,虽然她最终也逃不脱惨死的厄运。她的婚姻也不是幸福的,爱情得不到父母和族人的认可,而且她生活在动荡的革命年代,一个人大着肚子东奔西跑每天都处于危险中,可是她为自己而活了,为了千千万万女性的解放而奋斗了,她的牺牲是值得的,她证明了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她让原上乃致全中国的女人开始觉醒。

小说中三个女性在对待传统婚姻上,无论是屈从、挣扎,还是反抗,结果都成为牺牲品,这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婚姻不合理的、残酷的一面,对女性人格、尊严的漠视,人性的缺失,也透露出现代文明行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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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道德的坚守与反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文化,而儒文化的核心又是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人关注道德,又尤其关注女人的道德,因此女人一直处于道德评判的风口浪尖。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观更加重了道德的砝码。这与现代社会的尊重人权、张扬个性、满足人性的合理要求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大相径庭。小说中女性———这一被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了几千年、忍受着巨大屈辱的弱势群体向社会发出了悲壮的呐喊。她们的切身利益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们以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迫切地希望现代文明的到来,尤其渴望对女性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白鹿村在小说中也叫“仁义村”,这个打着封建伦理道德典范旗号的村子,几千年来竭力地用乡约、族规来维护封建传统的仁义,没有任何人敢违反和触犯。然而,原上有这样一群女性却用鲜血和生命来揭露白鹿村这所谓的“仁义”,小娥和黑娃私奔,与叔辈鹿子霖乱伦,拖孝文下水;兆鹏女人日夜想着和公公交欢;白灵断绝父女关系投身革命;婆婆帮孙媳妇借种生子„这一个个看似荒诞的故事却发人深省,揭露传统文化丑恶的一面,暴露传统道德理与欲的冲突。

《白鹿原》主要是写白鹿两家的家族史,他们是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几千年来白鹿原上空弥漫着积厚恒远的陈腐的伦理道德的空气,尤其是对妇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约束,把贞操作为中国传统社会衡量女子品行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标准。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田小娥作为郭举人的小妾,行过天地之礼,就应该守身如玉,但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性变态,和黑娃私奔,与鹿子霖乱伦,害死狗蛋,又毁了孝文,简直就是个灾星祸水,成为“恶”的代表。所以公公鹿三杀死她是消灭灾星,是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正义之举,是大快人心之事,没有人对田小娥的死感到同情。然而她的美丽却令许多男人无法抗拒,就像一束妖艳的罂粟花,这里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矛盾冲突。首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家都认为小娥是婊子是灾星,但是作为当地人的狗娃、鹿子霖、白孝文等众多的男人却挡不住小娥的美丽。尤其是当地以狗娃为代表的年轻人为了得到小娥甚至失去了生命,小说中写到他夜夜为小娥唱歌,送东西,本应该是多么浪漫的爱情,然而这样的爱情招来的却是族里人的惩罚。其次,作为一个完全符合传统礼教的兆鹏女人,恪守妇道的正经女人,居然由衷地羡慕起“婊子”样的小娥,这完全是对传统伦理道德有力的讥讽和质疑。更让人不解的是给小娥造成悲剧的直接人物居然是有头有脸的鹿子霖,他和白嘉轩可是白鹿原上封建伦理道德的楷模,居然也和小娥乱伦。诚然和叔辈乱伦很大程度上兼有对性的渴求。但是细看小娥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或许我们就会理解了,她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的城墙和黑娃相亲相爱,不料黑娃被通缉使她走投无路,为挽救黑娃才出卖自己的肉体给鹿子霖,当然这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然而以宣扬仁义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却让一个封建弱女子走投无路,这又是什么样的仁义道德呢?尤其是小说中笔墨较少而发人深思的孝仪媳妇借种生子这个细节更加让人质疑维护了几千年的仁义道德的合理性。嘉轩的母亲在小孙子孝义媳妇多年不育、多方求神问药未果的情况下,她采取偷梁换柱之术,特意安排长工鹿三之子兔娃与其媾和,这样既避免了无后之灾,又挽救了白家的面子。可见这是虚假的“仁义”,是荒诞的“仁义”,也是注定要消亡的“仁义”。

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白鹿原上仁义的虚伪性、荒诞性,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传统伦理道德自身也是矛盾的,是没有人性的。毋庸质疑,小娥的乱伦很大程度上是兼有对性的渴望,兆鹏女人的淫风病也是性意识觉醒的表现,是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求。周作人曾在《女性主义的中国道路》一书中这样总结女性:女性是圣母和淫女的结合。为什么把女性作为圣母和淫女的合二为一呢?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就明确表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因而必然有着一些很自然的与动物相近的属性,有许多本能的欲求,即兽性,每个人都有性本能,人和动物一样。但人又不同于动物,他是由动物“进化”的,因而又有着只属于人类自己的高尚平和的社会属性,即神性。毋庸置疑,女人和男人一样有着性的需求。性乃人的本能,告子曾说:“生之谓性”,即人生而具有的东西就是性;告子进一步把性的内容规定为食色两种:“食色性也。”禁锢人性、压抑人欲是后来宋明理学干的事,后来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小娥的伦理道德观念自身也是矛盾的。作为黑娃的女人她是有愧于黑娃的，至少她没有为黑娃守住贞操,在黑娃走后与鹿子霖和白孝文的乱伦,违背了性道德,她的内心十分矛盾。但是细读小说不难发现,她是为了挽救和报复,虽然这样的反抗方式有点扭曲和可悲,甚至有点变态。但是,这对一个弱女子来说是别无选择的。在人生的搏击场上,她是白鹿原上第一个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第一个走出家庭,自己寻找自己幸福,第一个敢于表露和实现自己情欲的女人,第一个敢于牺牲敢与反抗的女人。

田小娥的失贞遭来族人唾弃,甚至遭来杀身之祸,但是孝仪女人在婆孙间掩人耳目的失节却得到族长的默认、社会的认可。封建伦理道德与蒙昧迷信的风俗习惯,成为钳制她们心智和命运的枷锁。白赵氏亲手谋划孙媳妇去偷人,怀上别人的骨肉,这对她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又是承接白家香火的唯一途径,老人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圆满里承受着深深的痛苦。而作为当事人的孝义媳妇,更是处于两难的境地。她要么坚守妇道,要么承受无后的羞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不听从婆婆的话也是不孝。因此,封建时代旧道德维护也是以牺牲女性的人格尊严甚至生命为代价的,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也无法逃避,悲剧成为她们的宿命,也因此饱受祖母无声的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她们在极力维护封建礼教道德;另一方面,又在违背和破坏着传统封建道德。她们内心都矛盾,孝仪媳妇事后被婆婆瞧不起,自己内心也痛苦,小娥内心也把自己当作烂女人,兆鹏女人甚至在理与欲的挣扎中疯掉。如果这样的伦理道德自身没有问题,那是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心理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更多的是上对下扯的幌子,受害的永远是下里巴人,上层人士根本就不当回事,汉武帝的祖母嫁过三次,蔡文姬也是三次,至于汉代名将陈平,则是自己妻子的第六任男友,甚至有皇姐带头做第三者,刚做寡妇,就看上大臣宋弘,央求弟弟刘秀给自己拉拉„„这叫什么伦理道德啊?可见她们的性心理是异化的扭曲的,这样的伦理道德是虚伪、荒诞的。只有愚昧无知的下层民众常常更为自觉、更为真诚地维护居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和礼俗。

真正的道德是符合人性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霍尔巴赫认为,宗族道德之所以不能使人的道德进步,是没有建立在坚实可靠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虚假骗人的神性之上的。

小说展示了看重名节、重视道德约束、禁锢人欲的封建宗法制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看重生命、尊重人性健康发展、正常需求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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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存价值的矛盾与选择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是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女人的价值必定服从于男人的价值。久之,价值意识逐渐淡漠,所谓“夫荣妻贵”、“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就全倚仗男人了。男性作为优势群体,可以在社会上大有作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就只有固守家门了。传宗接代、相夫教子,持家理财成为女性命定的义务;等而下之,则会沦为丈夫的生育工具、性奴或道德祭坛的祭品。《白鹿原》里传统家庭妇女们一直以来的生存价值观就是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如仙草、白赵氏、鹿贺氏等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为财产之一种,而不承认妇女有继承权,有独立的人格„„她的价值惟在生育。”男人成为中流砥柱,而女人如同男人的附属品。“对于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在族谱上占领一方红格”,足以说明女性地位之卑微。至此,白鹿原上几千年来妇女们都本能地恪守着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即使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也心甘情愿当男人的奴隶和生育工具。作为族长的妻子仙草一生恪守三从四德,从未在人前铺排过,她服侍丈夫,孝敬婆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即使作为族长的妻子,她却并未享受过多少做人的权利。进祠堂烧香叩头,轮不上她;诵读乡约族规,轮不上她,就连临死前想见儿女一面的要求,也无法满足。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生过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一男二女,壮年时丈夫先她而去。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生育机器,后半生抚养子孙,唯有临睡前儿子就着油灯陪她坐一会,以解除她生活的孤清,以至于她“时时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白鹿原上另一家庭的主妇鹿贺氏也是恪守三从四德的典范,她甚至相信丈夫鹿子霖“半个屁股都比她的整个脸面重要”。在这个家庭中,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抚养长大的两个孩子被送到白鹿书院念书时,她便开始了求佛问神的香火生涯。她纵容鹿子霖的放荡,对丈夫在外的风流韵事不闻不问,以至村中长得像他的干娃有几桌。女人是什么?女人的生存价值又是什么？在小说中用白赵氏平淡而坚决的概括“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小说揭示女人实质上就如同物品一样。

然而,田小娥却不甘愿做郭举人的性奴隶。她想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她不顾世俗谴责和黑娃私奔,她宁愿抛弃郭举人家的富贵生活,选择和黑娃一起住破窑洞,她和传统女人的价值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小娥跟着黑娃几次说到“吃糠咽菜也愿意”,“兄弟呀,姐跟着你死了也值!”和黑娃在一起她第一次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价值,不同于她在郭举人那里的“连狗都不如”的命运。为了挽救黑娃,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代价,她不顾传统的贞操观念,勇敢地争取自己的幸福。当她拉孝文下水后,居然由报复变为两情相悦,孝文受刑那天,“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还“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这是她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自责,是人性还没有泯灭的表现;于是有了“把尿尿到鹿子霖的脸上了”的反抗举动,还痛骂他。这是人生存利益的冲突、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人对自我价值的追寻;是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戏谑、藐视、嘲弄和痛骂。

小娥虽死了,但是单看那些真爱过她的男人们就知道她独特的个人魅力之所在了。黑娃当土匪也不忘黑夜里冒险来看她,甘愿为她和鹿三脱离父子关系,夜里悄悄为她送钱送粮;白孝文更不用说,这并非性引诱使然,起初孝文在小娥那里根本就没有得到性的欢娱,但是仍然甘愿为她失去族长的位置,即使做乞丐也不忘为她留点。孝文荣归故里的时候得知她死了,“钻进窑里,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的叫了`亲蛋蛋,我来迟了„„ '”,要不是鹿三把她杀死,说不定,她的命运会比一般妇女好上很多倍呢,可能孝文会把她接走过上好日子,可能又可以和黑娃团聚„„人就那么短短一生,一个被世人辱骂的婊子居然得到两个有头有脸的男人为她死活不顾,可见她独特的魅力所在了,一个封建礼教制约的女人能活到这样的份上也值了。或许,她的价值取向不被大多数人所接纳和肯定,甚至被世人所辱骂,处处被摧残、迫害,但是她不顾一切世俗的眼光,追求自我利益,自我需求的满足,顽强地生活下去,的确不得了。但是小娥为争取实现自我价值和勇于为丈夫牺牲,只是出于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的反抗只能依附于男人才得以实现,仅仅依靠自己的身体,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而白灵的反抗,她所追求的自我价值才是有力的,自觉的,不仅是个体的,还是全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真正价值。

白灵从她踏进私塾的那一刻起,注定了她的命运和原子上所有女性的不同,她的生存价值是和原子上沿袭几千年的众多女性的生存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她是一只真正的百灵,用她响亮悦耳的叫声唤醒沉睡的女性意识。女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是男人把女人变成了女人。白灵是原子上唯一一个把自己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性。白灵反抗包办婚姻,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进学堂读书,然后参加革命。她的坚决、果敢、清醒远远超过了受过新式教育的男人兆鹏们,如果说小娥选择黑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也只是她不堪忍受郭举人的蹂躏,维护自身利益的无奈选择。如果兆鹏以不回家的方式反抗争取自己的婚姻自主权,那么他也只不过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因为他们都抵抗不了父母的封建压迫,最开始是投降了。而白灵是了不起的,她参加革命,配合鹿兆鹏,处决叛徒;组织学生运动,砸陶部长一砖头„„她和鹿兆鹏在革命的血雨腥风和枪林弹雨中,情投意合、并肩作战、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使命。然而九死一生的她,最后却因为党内的错误判断惨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尽管被追认为烈士,但相信她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她短暂的一生,留给白鹿原的是无尽的暇思和永恒的记忆,是中国妇女摆脱传统封建礼教之束缚,迈向思想现代化之历程的标志。

小说分别阐述了田小娥、兆鹏女人、白灵三种不同类型女人的价值观,她们都成为牺牲品,说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存在激烈的冲突,它反映出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这几个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给那个时代底层人们造成的深重灾难,尤其是以妇女为主的受害者,小说中众多的女性不管是顺从传统观念的还是反抗斗争的,她们无一能逃脱悲剧命运。像小娥和白灵敢于为自由和自己而打破传统世俗观念,不顾世人的谴责,做白鹿原上一只反叛的精灵。可惜,封建文化的传统早已根深蒂固,又尤其是在这个男权社会里,她们反抗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注定了只能走向封建的深渊,走向死亡的命运。就如陈忠实1990年1月6日发表《从“跳底子”看关中人的心理结构》,阐述了他对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的深刻尖锐的剖析:“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文化、封建道德演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到一代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但是文化冲突是持续的,客观的。虽然往往会给个人或者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但是文化冲突的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作用。文化冲突最根本表现在思想观念的冲突,陈忠实把众多的传统观念巧妙而集中地赋予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等典型的女性身上,作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以她们的悲剧有力地批判了传统仁义文化阴暗、残忍的一面,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质疑。小说以她们的反叛呼吁现代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新文化的追求。文化冲突让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也展示了文化进步的艰难。这表明:符合人性、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的文化才是富有生命力的进步文化。白鹿原的女性悲剧让人震撼,《白鹿原》的文化冲突更让人沉思。

第三篇：《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附

《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归附

[摘要]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探寻传统儒家文化价值的著作也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在诸多著作中，《白鹿原》在探寻传统儒家文化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整体文学环境来探究《白鹿原》对传统儒家文化，就会得出小说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反思。本文主要从小说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入手，探讨他们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核，进而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性及其痼疾进行探究。

[关键词]新历史小说 白鹿原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98-02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逐渐走向低谷时，作家们纷纷将目光转向历史，渴求在失去的历史中寻找写作资源。由此，历史小说的创作出现了分支。一类创作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1]。作家们把历史不再当作人们心目中原有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当作自己的个人意念，把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当作自己写作历史的依据，无所顾忌地改写原有的历史，充分发挥作者自己的想象力来对历史故事进行虚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标志或者符号，也就成了一个借口――对历史进行虚构的借口，它的真实性也因此受到质疑。这类历史小说在文学界被称为“新历史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就属于此类。另一类是“新瓶装旧酒”[2]。在这些作品中一般能寻找到历史的某些蛛丝马迹，故被称为历史小说。文学评论家吴秀明是这样解释的，即“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创作而成的这类作品，也就是就当今文学界多数人认同了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而言，它们是有一定的内涵的；并不将目前盛行的只有虚的历史背景而无实的内容的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包括进来”[3]。

陈忠实在小说《白鹿原》中引用了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部小说在其品格方面就有了“民族灵魂的秘史”的高度，这种品格一般称之为史诗性。而“秘史”的记录，其内在的精神层面始终都是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中进行的。这样一来，有关《白鹿原》“民族灵魂的秘史”的说法就可以看作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还原和记录。

《白鹿原》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新时期文学上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兴盛的年代，这种思潮又是把改写历史作为其追求的。但在当时诸多作品中，《白鹿原》之所以被认为是“民族灵魂的秘史”，首先在于它真正达到了把儒家文化里“人本”思想真实的放在的百姓的生活里。这使得历史上的事变和思潮就变得具体化，感性化。小说把关中大地上的“仁义白鹿村”作为人物活动事件发生的地点，以白姓，鹿姓一族两条支脉的主要人物为故事的主人公，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有影响力的历史事件，诸如清末的革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军阀之间的混战，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饥荒，瘟疫，土匪横行等天灾人祸都投放到关中大地上，写以白嘉轩为首的白鹿村人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困苦挣扎、努力、人之本性和道德冲突、传统文化和现实思想的对峙和交战。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跨度让白鹿原上飘扬的旗帜几经变换，它见证了“乌鸦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在变动的历史中解构人物事件，就很容易在变化中突出人物事件背后的文化意蕴。小说主人公白嘉轩一生的精神支撑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相对于白嘉轩，鹿子霖的精神追求是没有根基的，他就像水中的浮萍在乱世飘摇，水面移动他的阵地就跟着摆动。

同时，小说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化及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生命意识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4]，从而“保持了历史的混沌性和丰富性，使这部偏重于感性和个人性的历史小说，既成为一部家族史、风俗史以及个人命运的沉浮史，也成为一部浓缩的民族命运史和心灵史”[5]。有人就提出，《白鹿原》最可贵的艺术品质就在于它“保持了历史过程的某种混沌状态”[6]。小说中的白家和鹿家都是从老一辈写起。小说从白秉德老汉写到解放后年迈驼背的白嘉轩坐在村子里晒太阳时接到“烈士”家属的称呼，从鹿子霖的父亲写到鹿家两个儿子的不同命运和鹿子霖最后的死去。在两支家族的不同发展中，各个家族里的人物又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勤劳善良的黑娃在经历一系列身份转换后，洗心革面，跪在朱先生面前要学习四书五经，但就是在他皈依正途后，遭到白孝文的陷害而被杀；活泼可爱的白灵，为革命背叛了家庭，却在最后惨死于自己人所发起的肃反运动中；主人公白嘉轩的命运倒是没怎么让人扼腕叹息，但在他领导下的白鹿村，也在发生着他无能为力的改变。众所周知，在民族历史的几千年里，也包括“白鹿原”经历的半个世纪的**发展，在广大农村，普遍采用的是封建宗法制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其他记录历代王朝历史不一样，《白鹿原》是把历史形而下至一个家族若干个人的人生起伏，这样就把虚无的历史具体化，人物所受的教育也在叙述中得到展现。儒家文化的幽灵漂浮在中国人民思想意识领域中几千年，无论在以后何时何地，传统儒家文化都会是国人归附的根。

“民族灵魂的秘史”在无声地诉说着传统儒家文化在近代各种国外思想和国内改良思想蜂拥而至的历史中，但始终都像朱先生一样宁静淡薄，以不息的精神注视着年轻孩子的成长，因为这是来自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信。

正是由于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信，才让诸多迷茫的人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选择皈依传统儒家文化。无疑，黑娃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黑娃在小说中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之路。他出身卑微，在少年时期就愿意放弃学业从事体力劳动，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黑娃叛逆的性格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作为白家长工鹿三的大儿子，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家庭的贫困与卑微在他潜意识中印上自卑的标记。这集中表现在他第一次接触冰糖后的态度上。在一次上学的路上，鹿兆鹏送给了黑娃一块冰糖。可尝过冰糖的无可比拟的甜味后，黑娃竟然哭了，这种甜甜的味道激起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冲动。他发誓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他狗日的一口袋冰糖”，这是不公命运下的他对这种命运的反抗。因为不愿看到主家“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板”，他辞别亲人远走他乡，以做长工谋生。不想竟与东家的小妾田小娥发生关系并将其带回白鹿村，白嘉轩没有让田小娥进祠堂激起了黑娃的恨，然后在鹿兆鹏的带领下办农会，进祠堂砸神像，毁掉写着乡约的石碑，打土豪斗乡绅，在原本宁静的白鹿原上掀起了“风搅雪”运动。在运动失败后又随“大拇指”占山当起了土匪，随后带人进白鹿村并亲自打断白嘉轩的腰。这完全是一种反叛，在远离家乡和争取斗争后，他进行的残忍的反叛。在反叛层面上，黑娃和白孝文都曾对白嘉轩所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反叛过。然而，细分这两种反叛又是不尽相同甚至差异很大的两种反叛。黑娃在童年时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物质生活上极度贫困，相应的在精神生活也不富裕，这都使他做人做事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黑娃的那些让人费解的行为往往并非是对某一事物反叛，只是他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对这些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和黑娃不同，白孝文是在内心长期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放荡的反叛。黑娃心目中在第一次吃冰糖后激起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与现实社会进行对比时，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就显而易见。他采取包括各种极端的方式在内的方式和现实进行斗争，然而，黑娃的思想中自始至终的缺乏一种价值观指引。所以，在他经历了几家思想的斗争和多年的漂泊后，他在纷乱的思想中的必然归宿是传统儒家文化下的精神世界。由此，黑娃的反叛及其回归无疑蕴含着一个诸多作家都在探讨的文化隐喻。

第四篇：我看儒家文化与企业管理

我看儒家管理智慧

李军教授关于《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智慧》的讲座，对于一个缺少传统文化底蕴的理工毕业生来说尤为一顿文化大餐，让我意识到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的作用，也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提起了兴趣。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在这里我想写写自己对儒家管理智慧的一些思考，不当之处，请老师指正！

一、从儒学经典看儒家管理之道 1.《易经》中的天地乾坤

《易经》是中国古代最早涵盖天、地、人三界的哲学著作，是中国最古老、最深邃的经典，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一代宰相虞世南曾对唐太宗说过：“不学易，无以为将。”大医学家孙思邈也说过：“不学易，无以为医。”《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有位企业家曾说：“周易首言富，言辞论理财。”由此可见，《易经》在企业管理中也同样拥有不可替代，无法忽视的重要地位。

（1）“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

谈到《易经》中的管理智慧首推的当然是“天地人和”的管理思想。我们在生活中谈论取得某件事情的成功时常会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这种思想在管理中同样适用。

一方面，天时代表了运气，针对管理来说是指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机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更不开发展的机遇。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一个企业想要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就必定要在对现实情况的把握下，开拓创新，拥有更远更强的前瞻性，在机会来敲门之时，稳稳地把他抓牢。

另一方面，地利代表了市场。企业的发展不能独立于市场而存在，一个优秀的企业必定是能充分适应市场的。在企业的管理中，我们要注重对市场的研究，开拓市场，把握市场。就像我们移动公司，现在4G业务发展就是我们机遇和机会，我们需要尽快从语音转型到流量上，去顺势而行，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最后，谈到人和。这是纵向与横向的结合，不仅要保证企业内部上级与下级能正确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要保证同级之间能团结一致，一心为企业的发展而奋斗。

《易经》将天地人三才合一，达到了我们在管理中所追求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完美融合，从而促进整个管理系统的发展提升。

（2）“变易、不易、简易”的管理思想

《易经》中最精髓的内容在于“变”，它提出“三易”法则，即“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是指我们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固定的方法看问题；“不易”是指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它就是规律，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必须遵守这些规律；“简易”又指我们处理事情，并不是要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是要学会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处理。

“三易”法则在管理中就要求管理者需随时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已作出最新最合适的发展决策，但在这过程中，我们又不能违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不然只会得不偿失。最后，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地将问题简化，以便于我们以最快的方式去处理。

2、儒家修身治世之经典—《四书》

儒家智慧作为中国管理智慧之源，留下了许多管理思想，他们大部分被记录在了《四书》中得以保存下来，供我们后世学习。

（1）“仁”的管理思想

提起儒家智慧，我们首先想到的都会是“仁”的思想。从“仁者爱人”到“为政在人”无一不将这样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仁”的内涵十分丰富，概括起来说包涵了四种意识，即“人格意识”、“人类意识”、“人为贵意识”及“人和意识”。

我们在管理中，这四种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人格意识”告诉我们的是在管理中要严格要求自身，立足于反省自己，将人格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人类意识”则要求我们学会推己及人，充分考虑被管理者的感受，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为贵意识”理解起来很容易，即是在管理中要以人为贵，不能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的人的利益。最后“人和意识”要求的是和谐发展，我们在管理过程中不仅要追求获得利益最大化，也要使各方面协调发展。

（2）“以义为上，义利统一”的价值观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是我们管理的目标，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道德呢？《四书》中给了我们这样的的价值观，即“以义为上，义利统一。”作为商人，在商言商，我们必须追求企业应得的利益。但是，中国古代徽商之所以出名，正是因为他们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更注重“义”的建设。我们自古就是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国家，管理中将“义”放在首位，再去促进利益的最大化，更能为一个企业赢取更多的发展空间。（3）“中庸”的管理哲学

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对企业的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庸”强调的最主要是个度的问题，万事有度，没到这个度事情就没有圆满完成，而一旦超了这个度，事情又会向另一个失败的方向发展。我们在管理中也讲究一个适度原则，既不能管得太严，是企业缺乏灵活性，也不能放任自流，整个企业如同一盘散沙。我们应该松弛有度，是企业的发展既不缺乏应有灵活性，但又有规范的规章制度，保证企业各种计划顺利执行。（4）“德主刑辅”的基本手段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奖惩办法，一个企业也应该有规范的奖惩方法。一方面，我们应以德为主，以鼓励的方式，感化的方式去管理员工以道德力量为约束，带动企业的管理。但我们也必须有完善的惩罚制度，在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保证企业的正常管理时，我们要果断地拿起手中的暴力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

二、儒家管理之道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确有其不容置疑的成就和价值，但它也不乏一些落后、陈旧和迂腐的思想观念。这些管理思想既给我们现代企业管理带来了积极地影响，但也有一些消极的影响。

1、积极意义

（1）博大精深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长河中起起伏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这为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留下了许多可借鉴的例子，以及可学习运用的知识。它们已经通过时间的检验，因此拥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现代的企业管理可以很方便的应用这些管理思想。

（2）消除矛盾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如果我们在管理中坚持这样的思想，学会爱人，敬人，这将有利于我们消除内部矛盾，有利于组织内部和谐相处，减少冲突，团结一致，共同为了企业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3）稳定管理秩序

儒家思想中“礼”是不能忽视的一种思想。“礼”即礼仪、礼节、礼教，这样的思想在管理中有利于规范管理者自身以及员工的行为，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稳定管理秩序的效果。

2、消极意义（1）效率低下

由于儒家思想过分强调伦理道德，封建礼教，这就会导致我们在管理过程中墨守成规，不知变通，办事能力极大被削弱，员工积极性不足，从而导致整个企业的工作效率低下。

（2）重情义而低效益

在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是我们大力推崇的思想，但是这样的思想运用不当反而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过分注重情谊不利于公司规章制度的有力实施，另一方面，过分注重情谊，企业该有的效益无法保障，这就会阻拦企业向前发展的道路。

三、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合理应用儒家管理思想 1.“五为”精神

针对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我们提出了“五为”的精神，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义为重、以和为贵和以中为用。“五为”精神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在管理中必须时刻铭记的精神。我们要坚持“五为”精神，有效地管理企业。

2.扬长避短，选择性应用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儒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儒家管理思想的应用中，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盲目学习。我们应该注重分析研究其中积极精华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儒家管理思想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四、总结

当前，是我国社会经济大转型时期，我们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我们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经过一系列深刻的变化，进行变革与创新。我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应该以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管理思想为根，开拓创新，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国家国情，满足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管理方式。

第五篇：从儒家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从儒家文化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儒家文化，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等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不仅如此，部分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例如儒家的“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等，至今仍是华人的基本教育方法。

然而，从春秋末期孔子创建儒家文化，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到程朱理学，再到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儒家文化已经不能再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文化已经不再是最适合现代的文化了，无法有效地带动我国文化的进步。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实际上，从春秋末期始到清朝末期，封建社会的主流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本身一直都在不断演变中，不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迁，绵延至今。这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儒家文化始终是适用于封建社会的一种文化。首先，儒家文化发展至末期，已逐渐僵化，成为了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的工具，阻碍了学术、文化、科技的发展，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的潮流。其次，儒家文化过分讲求纲常，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绳索。这一点使同样倡导对自由的追求的儒家文化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封建君主统治的思想范畴。最后，儒家文化的一些曾经被奉为经典的思想与社会制度相悖，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与法制制度相矛盾，然而利用现有文化也无法将此类问题一并解决，人们需要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

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具有时代性。清末我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内有思想闭塞的国民，外有虎视眈眈的列强。前者为因，后者为果。解放思想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经之路，而文化作为思想的产物，亦是要随着时代所更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型，因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必然带有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它必须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思想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任务，以实体经济建设为中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然而儒家文化的根源，却要追溯到大一统专制集权制的长期稳定存在，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标准的选官制度等等重要因素。这一点，从根本上否定了儒家文化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的主流文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虽无法作为我国的主流文化，但是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现代社会的人们学习，儒家文化仍然是我国文化历史的瑰宝，是重要的文化产物。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加适用于我国当今的国情，更加适合作为我国主流文化，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我国赢得文化竞争的胜利，从而赢得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的竞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