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鹿原》中人物命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

第一篇：浅谈《白鹿原》中人物命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

综 述

陈忠实耗时四年的长篇巨著《白鹿原》是一部被称为“反映民族秘史”的大作，它在宗族的兴衰和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揭示了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以及民族生存的奥秘。在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白鹿原以其狭小的地界、持久的变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过去的形态以及其统治下人们的行为及命运，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1.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史，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原上人们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特别是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与执行者，其内涵在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真正的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清晰。

首先，儒家文化的 “仁义”思想在白鹿原上表现得很明显且在维护白鹿原秩序方面发挥了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嘉轩仁义对待长工鹿三，善心周济村民感动县长；朱先生驾牛车铲毁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冷先生不以门第等级作为给人看病的标准，都显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义”思想。

其次，儒家“修身治国” 理念在白鹿原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文化教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不断追求的理念，已深深地印在了白鹿原上人们的心里，无论是白家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治家方略，还是朱先生发表抗日宣言亲赴前线的兼济天下的精神，都是儒家“修身治国” 理念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实践又使得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于动荡不堪的时代纷争下，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在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白鹿原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象征宗法的祠堂，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白鹿原上最有影响力和决断力的地方，同时族长成为“权倾一方”的宗族事物的裁决者，拥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权力。宗族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凝聚人心，给人生存力量的重要法宝，白嘉轩领导全村人民抗击“白狼”入侵、带领全村人民舍身求降水、力排众议抗击瘟疫等等。但是，在展示自己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 同时，也暴露出自身赤裸裸的残忍与残暴，白嘉轩宗法严惩烟鬼和赌徒、狗蛋与小娥，毫不留情地惩治儿子白孝文；鹿三杀死小娥，白嘉轩与朱先生联手镇压鬼魅小娥，让她做鬼都不成；鹿子霖与冷先生毁掉鹿冷氏的一生，并联手将淫疯的她送出人间。

2．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命运悲剧

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占据统治地位，原上的人们都已基本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子民”，但是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对传统儒家文化形成挑战，原上的人们逐渐开始分化，有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形象，也有以黑娃和白灵为代表的背叛者形象，但细细分析他们的命运都是以悲剧结束的。同时，还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终极受害者、牺牲品——以小娥和鹿冷氏为代表的两种生存方式的女性的命运悲剧。

首先，在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所谓的正统文化，被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坚决维护，在白嘉轩与朱先生身上表现出很强的儒家文化的正面效应，朱先生“白鹿精魂”般的充满神秘色彩，白嘉轩以自己的坚守把腰杆挺得又硬又直，但是在当时动荡变革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的没落已成必然，神话般的朱先生只能在没落中化作白鹿归去，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也被打断。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饰演了自己“有心却无力回天”的命运悲剧。

其次，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背叛者，黑娃与白孝文所走的人生道路是完全相反的，黑娃从“背叛”到“皈依”，而白孝文是由“皈依”到“背叛”。黑娃从背叛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起家，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学习中皈依，但最终却没有逃过被枪杀的悲剧命运；白孝文从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守与执行中起家，却在传统儒家文化禁忌的性放纵面前选择背叛，其后又深深地掉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凭借自己的无情与残忍，不遗余力地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完完全全成为政治的奴隶。白灵背叛传统儒家文化最为彻底，但在缺失儒家仁义道德的政治生活中，白灵成为了白鹿原上冤死的白鹿。

另外，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统治下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女性终成为了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她们无论以任何方式生存，其命运结果都只能是悲剧。小娥为了反抗不公平的社会，用传统儒家文化最禁忌的“性”来报复社会，她先与黑娃勾好，后又迫于无奈委身于鹿子霖，其后又勾引成功白孝文，几乎无所终止的 “性放纵”终惹来杀身之祸，最后连做鬼都不成。鹿冷氏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教育，在不公平的社会面前，她选择了顺从，但在强烈的天然本能“性欲望”面前，她却得不到来自任何形式的基本需求满足，她依然是贞妇，却变得异常淫疯。

3.人物命运诠释出的文化意蕴

白鹿原上，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却都有着悲剧的人生命运，通过他们的悲剧的人生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诠释出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意蕴。

首先，传统儒家文化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其自孔子创立算起，距民国年间，已经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同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先接触的也便是儒家文化，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个人历史说，传统儒家文化都具有深厚的基础。另外，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对人人格的培养，无论是“仁义”，还是“修身治国”，在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仁义、宽容、自强不息、敢于为人民民族利益牺牲的人格品质与精神。

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时代动荡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下，终显现暴露出自己的劣性。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新时代到来面前，终显现出自己的滞后性。同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牵涉到统治阶级利益时，总显现出自己的虚伪性，在统治人民言行举止方面更是暴露出其残忍性和残暴性。

传统儒家文化已深度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其内部，也来自外部时代的变革，新文化新思想的渗入。静看挑战，作者向我们展现出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辩证批判地继承。但是从传统儒家文化走出后，却是前进无所路途，回归的路却又在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的绞杀的无奈与困惑。当代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总之，《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史，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造成了白鹿原上主要人物的命运悲剧，同时，反过来人物的命运又诠释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意蕴。传统儒家文化有优势，有劣势，我们需要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辩证对待传统儒家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浅论《白鹿原》中的人物命运与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

作者：陈鑫 指导教师：徐静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20074729）

【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着眼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的，他站在时代与文化的高度，采取以初级社会群体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真实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的生存与变迁以及生活在原上的人们的行为、心理和命运，使我们对白鹿原上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传统儒家文化是他们命运悲剧产生的主导，同时，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关键词】 《白鹿原》 传统儒家文化 人物命运 关系

Shallow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fate of “White Deer Plain“ 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of Chinese

Chen xin（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20074729，China)

Abstract：Chenzhongshi's ”White Deer Plain“ is the focus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he stood on the height of the era and culture ,taking to the way of the lower social groups as a whole society imaged，truly Describing the survival and changes in White Deer Plain under the care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behavioural, mental and fate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plain in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aking our have a more clear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White Deer Plain 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is mainly leading them to the fate of Tragedy,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fat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profoundly reflecting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feriority.Key Words: ”White Deer Pla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陈忠实耗时四年的长篇巨著《白鹿原》是一部被称为“反映民族秘史”的大作，它在宗族的兴衰和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揭示了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以及民族生存的奥秘。在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白鹿原以其狭小的地界、持久的变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过去的形态以及其统治下人们的行为及命运，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1.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

陈忠实为了全面真实地展现传统儒家文化，精心选择了白鹿原。这不仅因为白鹿原是他的故乡，是他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他对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人民无比的熟悉，包含着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因为白鹿原所在的关中，是中华古代文明兴起与辉煌的地方，由于历代王朝的重视，在这片天子脚下的畿土，打下了很深的儒家文化的烙印。“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这文化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在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倡导与大力推行下，它已深深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深刻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白鹿原》聚焦的是白鹿原上的村民，表现他们在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生活，而通过白鹿原上人物的言行举止，我们又能窥视到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1.1“仁义”思想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孔子说：“仁者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必须“言忠信，行笃敬”。孟子在“仁学”理论上又补充提出了“义”，这就构成了孔孟的“仁义”。

在白鹿原上，最能体现儒家“仁义”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物是白嘉轩。他与鹿三情同手足，对他从来以“三哥”相称，他们同吃饭同劳动，时常同炕同被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他从不克扣和拖延鹿三的工钱及粮物，饥荒年月，各家纷 1李景钢，《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 纷辞退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白嘉轩动情挽留鹿三：“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小心也就要大，年馑大心要小就更遭罪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嘉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解其饥荒。小娥事件以后，鹿三精神恍惚，兔娃、孝武、孝义开始轻视他，白嘉轩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鹿三，并训导兔娃及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尊敬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走在鹿三之前，必须要“照看好你三伯”。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主仆雇佣关系，他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共同劳作，相互尊重，情感愈深，从而进入互助共生层面的谐调关系，在他们之间，我们可谓真正看到了“义交”。

一个小伙子因父亲赌博输光了家当，想卖给白嘉轩半亩土地，白嘉轩在中人传递了地价后，当即“再加三斗”，这种豁达仁义的慈心善举受到村民的赞颂。后来一位李寡妇经中人卖给白嘉轩六分地，白嘉轩慷慨的“加上五斗”，表现出同情贫弱的仁义心肠。然而在白嘉轩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寡妇已答应鹿子霖用土地抵押借款，从而引发鹿子霖与白嘉轩两家纠纷，经朱先生和冷先生的调解，白嘉轩、鹿子霖二人当面毁掉契约，退还李寡妇田地，并周济李寡妇粮食和银元。这一扶贫极弱的善举震动乡原，感动县长，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

另外，白鹿原上的儒家“圣贤”朱先生一生的大事也都充溢着“仁义”，驾牛车铲毁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等都向我们展示了朱先生的“仁义”。冷先生给人看病从不看家庭状况，“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家给他的封金赏银他照收不拒，穷的一时拿不出钱的人他不逼不索甚至连问也不问”。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儒家“仁义” 思想。1.2 修身治国理念

儒家自孔子创立以来，便主张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2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90页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页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是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发展，是目的。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中，这种理念深深影响着时代的正统们，并成为他们身体力行的准则。

白嘉轩上溯六代祖先白修身，通过自己的奋斗使家道兴盛，其后虽因白家老大纨绔败家，但在白家老二的艰苦努力下实现家道中兴，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木匣子”的故事成为白家乃至全村人励志育后的典范。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在他的门楼上就镌刻着这四个大字，在两根明柱上还有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实际上便是对“耕读传家”的诠释。耕为养生之本，读书是为明理，明理方能成为好人，这种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农耕方式，显然是儒家文化的生活模式。他淡漠功利，不羡慕高官厚禄，用一种近似哲人的的眼光冷静地洞察着这个喧嚣骚动的世界。他把“仁、义、理、智、信”完全融化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竖起一个楷模。他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丝毫的矫情，也不图有任何回报。他关注着村民的疾苦，一旦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便挺身而出；面对苛捐杂税，他利用鸡毛传帖的号召方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他胸怀宽广，遵从儒家恕道，做到“以德报怨，以正祛邪”；他不仅营救老和尚与贺家兄弟，甚至与他一直暗中为敌的鹿子霖落难，他也不计前嫌，热情相助。他待黑娃如同亲生儿子，黑娃落草后却洗劫白家，并打断了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挺直的腰杆，尽管如此，白嘉轩仍以宽广为怀，亲自迎接黑娃回乡祭祖，在得知黑娃被捕的消息后，更是到县上探狱并设法营救，表现出很高的个人修养。在白嘉轩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坎坷、风雨险阻，无论是祠堂《乡约》被毁、腰杆砸断，还是大儿子白孝文的堕落、白灵的出走都足以让白嘉轩遭受严酷的打击，但他在无数的打击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个人人格修养之上，白嘉轩不愧为完美的“君子”形象。

朱先生在白鹿原人的心目中，是“神”，他具有丰富的学识与素养，是儒家典 44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89页 型“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朱先生十六岁得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得头名文举人，但朱先生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他的心中盛载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兼济天下”的豁达与远大理想。因种植罂粟而获得暴利重振家业的白家，成为白鹿原人们“致富”的榜样，以致罂粟的种植屡禁不止。朱先生奉县令指示前来查禁烟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徇私情，首先从妻弟白嘉轩下手。不到十天时间川原上的罂粟全被犁毁。

另外，朱先生的身上具有敢为黎民百姓、国家民族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辛亥革命爆发，西安的革命派起而响应，为扑灭起义，方巡抚率清军大兵压境，张总督请张先生说服方巡抚退兵，他不要一兵一卒，含泪吟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诗句，从容迈步走向方巡抚的清军驻地。朱先生面对着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巡抚方大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身一人说服方巡抚带领二十万大军撤离姑婆坟，使三秦父老免遭涂炭。

饥馑之年，县长唯恐宵小之徒从中克扣，使百姓雪上加霜，力排众议，委任朱先生为赈灾副总监。朱先生心系黎民百姓，亲自召集各仓总乡约联席会议，核对人丁数目，发放赈济粮食，他亲临本县各原区，监督检查发放舍饭情况，力主灾粮一粒不少的发到灾民手中，堵塞营私舞弊的漏洞。朱先生甚至一身布衣，与饥民一起共食舍饭。

朱先生在鹿兆海牺牲后，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书院八君子群起而响应，并在鹿兆海的公祭大会上，发表了抗击倭寇的宣言，共赴前线，虽最终因国军遣返而未成，但朱先生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难能可贵。1.3 宗法伦理观念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立基于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的氏族、宗族、家族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儒家伦理即以此宗法性社会结构为基础，由承袭周礼之以父权与君权为轴心的宗法封建伦理发展而来。在孔子仁体礼用的儒学体系中。“仁”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礼”则为涵养德性的伦理秩序，二者构成了一个君子型的伦理道德体系。但随着汉后儒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儒家礼教的宗法封建性伦理得以强化，逐渐演变为以三纲五伦为主轴的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制度，宗族以及族长的权力愈加膨胀，成为判别宗族内事物是非，人员生死的“法官”。白嘉轩作为族长，始终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威慑着人们，而这种力量源于他恪守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作为有着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封建族长，他有着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白嘉轩当上族长第一件事便是修葺祠堂，他借助修缮祠堂的机会，向族人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一族之长的实力，同时又借助祠堂的神圣地位和象征意义使作为族长的他也笼罩在这种神秘、庄重的氛围里。祠堂的所在，不仅使位居族长的白嘉轩更加神圣、不容亵渎，也使得白鹿原上的人们有了一个精神和心灵的归宿。当“白狼”的谣言遍布白鹿原上下，白嘉轩当即组织族人修补村庄的围墙，这一英明而及时的举措，不仅得到村里人的一致响应，同时再一次显现出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权威与号召力。

白鹿原上的宗法伦理是建立在以祠堂为中心之上，其牵系下的宗族虽显强大和很强的凝聚力，但权威的建立始终没有离开强权与残忍。作为宗法家族权威忠实的拥戴者和严格的执行者，白嘉轩一生之中的“辉煌时期”总是在祠堂里，他在这里惩治烟鬼和赌徒，用残忍且又令人作呕的方法终使他们得以改邪归正；惩治小娥与狗蛋，用残忍而又残酷的“族刑”“杀鸡给猴看”以正权威。而最能体现他宗族权威的莫过于在祠堂里惩治儿子白孝文，“白嘉轩从椅子上下来，跷下台阶，从族人让出的夹道里走过去，双手背抄在佝偻着的腰背上。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刷，这当儿有三四个人在他面前扑通扑通跪倒了，白嘉轩知道他们跪下想弄啥，毫不理睬，转过身就把刺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

65一场不同寻常的干旱降临到白鹿原上，导致了罕见的饥馑。白嘉轩以残疾之身忍受着正常人也难以忍受的身体伤害，亲自饰演马角，率领村民伐神取水，“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的大吼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这种带有 56

7董炜，《白鹿原》人物悲剧命运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76页

7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86页 神秘色彩而一直流传下来的迷信活动虽彰显着祖先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建立在迷信与血腥残忍的身体伤害上只不过换来心理上的安慰，不免有点愚昧与残忍。

2．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命运悲剧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悲剧史，全书共涉及二十多个人物，但他们大部分结果都是悲剧的，虽说悲剧的产生因由不只一二，但在传统儒家文化覆盖以及浸透的白鹿原上，人物的悲剧命运终没有逃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因。2.1传统儒家文化卫护者的悲剧

白鹿原上，儒家文化的从无形到有形，从虚幻到实际，是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所谓的正人君子的言行得以表现的，他们从祖先那里遗传得来传统儒家文化的细胞，更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努力学习并实践着儒家文化的思想。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他们在风暴的岁月中却导演着自己的悲剧。2.1.1 没落的神话—— 朱先生

朱先生从小便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的思想，他十六岁得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得头名文举人，可谓真正是从儒家文化中走出的精英。他一生中有许多辉煌且令人铭记的时刻，在白鹿原人们的心中，他是“神”，他的言行也确为神乎其神。日头如天，万里无云，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走，提醒晾晒新麦的村民，即将大雨如注，午后，确实天空密云，大雨倾盆；朱先生仰望满天星河，脱口说出“今年成豆”，果真耐旱的豆类抗住了伏天里旷日持久的干旱而喜获得丰收。他亲驾牛车铲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预知未来除鬼患等等。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朱先生就是白鹿原上的“白鹿”，他死时，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忽然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

但朱先生究其一生终是个悲剧人物，他为维护乱世中白鹿原的旧秩序亲制定的《乡约》被土匪砸碎；他努力实现的“仁义白鹿村”却成为不间断纷争的“鏊子”；他发表抗日宣言亲自赶赴前线却得知“抗日英雄”死在中国人手里；他十年如一日编修县志，最后却连版印的资金都无法得到支持。在白鹿原上，他满怀雄心壮志却无法充分施展，传统儒家文化没落的趋势没有因他的推崇与维护而有所改变，反而 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86页

810 为他自己增添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和走向悲剧的砝码。“他时时处处想以自己的学说、道德与知识影响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秩序，但它不仅在生活方式上与世人隔离，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与社会隔绝。他的一切举措对这个充满了斗争，充满了折腾的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人们仍在种鸦片，人们仍然在挨饿，人们任然在天灾人祸中挣扎，他的请缨抗日只有不了了之，他的地方志也无从出版„„他是长空的一只孤雁”

2.1.2 折断的“腰杆”——白嘉轩

白嘉轩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作为白鹿两家无可争议的族长，他是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何启治说过：“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寄托着某种理想观念的农村族长形象。„„作为代表着传统仁义道德的、既讲原则又能身体力行的倔强正直的族长形象，白嘉轩是典型的，是成功的。”但作为白鹿原上另一位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并时时刻科坚守着它的典型形象，在时代变革和历史进步潮流面前，白嘉轩作为阻碍者，所饰演及充当的只能是悲剧人物。

在白嘉轩身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挺得笔直”的腰杆，以致黑娃都嫌他“腰挺得太硬太直”。作为白鹿两家的族长，也作为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及忠实卫护者，白嘉轩笔直的腰杆不仅象征着自己作为族长的权威，更是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绝对正统地位，无论是白嘉轩的“仁义善施”，还是他的“秉公执法”都在向人们宣告着传统儒家文化在原上的运行及统治。

在一次土匪洗劫白鹿村行动中，黑娃嘱咐弟兄们打断了白嘉轩“挺得太硬太直的”“ 腰杆儿”，神圣而高大的祠堂也惨遭肆虐，稳定人心、维持秩序的《乡约》被砸得粉碎。虽说此次行动是黑娃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上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但却宣示着白嘉轩卫护传统儒家文化的最大失败。虽在其后的家庭、宗族大事中，白嘉轩依然佝偻着身板继续着自己作为族长的权威，无论是惩治白孝文和小娥，还是向天求水、驱除瘟疫，但一切在力量不断强盛的新的社会事物冲击下，已越来越淡漠，且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难免灭亡。

9王仲生，《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小说评论，1993,4109

10何启治，从《古船》到《白鹿原》.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白嘉轩是旧制度的体现，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面对新时代的除陈布新的浪潮，他自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并顽强、偏执地追寻着心中的理想和卫护着自己的思想。但时代的预言见证在白嘉轩身上，并告诉着我们，时代的阻碍者要么灭亡，要么凭借着自身修炼的在新时代看来仍有价值的东西佝偻地存活于世。2.1.3 可悲的“工具”——鹿三

鹿三在《白鹿原》中是白家的长工，属于被剥削阶级。按常规而讲，鹿三是反对支持着阶级剥削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最有力抨击者，但他却成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而且那么自尊、刚强。按照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鹿三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儒家文化的，正是白家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白嘉轩与他称兄道弟，还时时告诫家人，要尊重鹿三，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他父亲白秉德帮助鹿三娶亲，他送黑娃进学堂，还帮助他埋葬了去世的妻子。鹿三自然对白家格外感激，所以虽然鹿三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教育，但儒家文化中的“忠义”却深深印记在他的脑子里。为了回报白家的信任与尊重，鹿三更是竭尽全力地为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完全能够站在白嘉轩的立场想和做，例如当他得知黑娃、孝文背着徐先生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时。便不再让黑娃继续念书，担心引坏孝文。同样，鹿三一生中的两次壮举也都是为了白家。而也正是这两件事，使鹿三悖逆了逆来顺受的天性，走向了自己生命的悲剧。第一次“交农事件”。当白嘉轩暗传鸡毛信，发动交农事件，但在到了约定时间却被鹿子霖缠住不能脱身时，他挺身而出，领导四里八乡的人们浩浩荡荡地涌向县城，成就了一件壮举。第二次是“杀死儿媳小娥”。“鹿三杀死儿媳妇小娥的准确时间，是在土壕里撞见白孝文的那天晚上。鹿三看着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着地白孝文的那一刻，脑子里猛然噼啪一声闪电亮出了那把祖传的梭镖。”可以说，如果小娥勾引的不是白孝文，或者被勾引的白孝文不是白嘉轩的儿子，鹿三绝不会为了一 1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24页

个辱没祖宗的逆子而刺杀小娥。老实本分的鹿三能够狠下心来刺杀小娥，也绝不只是因为这个烂货勾引了自己的儿子，丢了自己的脸，羞了自己的先人，更大程度是因为正是这个婊子、烂货把白嘉轩的儿子、白鹿两家新一任族长白孝文拉下了水，揭了白嘉轩的脸皮，让白嘉轩受难，让白家蒙羞。鹿三刺杀小娥以后，黑娃找到白嘉轩索命，面对鹿三的敢于承认，白嘉轩将整件事推诿得一干二净，“凡我做下的事，有哪一件是悄悄摸摸弄下的？„„”，同时又借鹿三这样见不得人的行径表现自己的光明磊落。“后悔是坚决不能后悔。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值得后悔，只不过不该由你动手。你不后悔很好。你要是后悔了，那就是个大麻烦„„”，这席话白嘉轩既对鹿三的行为持完全否定态度，又不许鹿三后悔愧疚，以致全部压力都压在了鹿三一个人身上，使本来已经开始幻听、产生幻觉的鹿三无法承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再加上后来被小娥附体，吸了精血，日渐萎靡，终于在一个晚上“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鹿三在白鹿原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具有儒家文化熏陶下劳动人民的正面人格，但在当时仍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里，他更是一个被剥削者，那种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虽使人温暖，但掩盖不了剥削的事实，虽然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只是个长工，参与白嘉轩的家事，当看到白孝文堕落时，他更是无情地训斥他，但在关乎个人安危及财产利益时，剥削阶级终会露出自己虚伪却也真实的一面，无论鹿三如何做，做的如何对，都只是白嘉轩得以维护自己形象和利益的工具，而被剥削阶级的结果只能是可悲的。

2.2传统儒家文化背叛者的悲剧

白鹿原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世界，占据正统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用其正义和残酷的方法统治着原上的人们，但外面世界的变革与风暴照样可以吹到白鹿原，在外面世界的影响下，统一声调的白鹿原内部出现了背叛者，他们不再情愿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控制，选择走与传统儒家文化给他们早已定好的路途相背的人生路线，本欲可以找到新生，但其结果却仍未逃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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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35页 1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50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34页 2.2.1 虔诚的皈依——黑娃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与恭顺温厚的老子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叛逆个性和反抗精神。黑娃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既不是白孝文，也不是鹿兆鹏，他只是一个有二亩薄地的长工的儿子。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使她时时处处感到自卑和羞辱。黑娃不愿意去祠堂，也不愿意读书，似乎可以被看做是对象征着宗族权威的白家以及传统文化的不自觉的反抗。渴望摆脱精神物质双重压迫的简单的冲动，成为黑娃反叛传统道德的起点和主动力。

黑娃到了成年，借口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直太硬而拒绝去白家扛活，实际上是他自卑心理的驱使，也是“对传统文化作为支撑的人格形象的下意识畏惧，是对其在精神上控制自己感到的愤恨。”他后与小娥结识，并与她发生爱情，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具有向封建传统道德挑战的性质，而且他们反抗的不仅是压制爱情自由的宗法家长制，更是整个粗暴践踏人的爱情权利和妇女做人权利的愚昧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但当他与小娥回到白鹿原，他们不被承认的爱情婚姻铸就了在白鹿原的耻辱，也在潜层次里让黑娃重温儿时的屈辱，这深深刺激了黑娃的心灵。但这犹如分娩前的阵痛，却因鹿兆鹏的出现，改变了黑娃一生。

鹿兆鹏首先从黑娃与小娥不得入祠堂拜不得祖宗的事说起，激起黑娃的耻辱和叛逆心理，继而，又从自由恋爱开始，向他灌输一些革命思想，并一同策划了火烧粮台一事。这两件事对黑娃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让黑娃重温耻辱，反叛心理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又为黑娃树立了信心，激励他更加深入彻底地参加革命战斗。而后，在鹿兆鹏的劝导下，黑娃参加了“农讲所”培训，回来后在白鹿原上成功掀起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运动，成立农民协会。随后，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白鹿原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白鹿村，并在白鹿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总部，并将农民协会办公室设在白鹿原所谓最神圣不可侵犯、极具象征意义的祠堂内。白鹿原上“风搅雪”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待祠堂的愤恨没有哪一个村民能像黑娃一样如此深刻，也没有哪一个人在传统儒家文化依旧占据统治的情况下拥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

1516公炎冰，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6

5陈思广，谁是《白鹿原》中的关唳——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小说评论，1993,4 然而，田福贤等人的反攻倒算使得声势浩大的“风搅雪”运动夭折了，迫使黑娃逃跑，几经周折，走投无路的黑娃上山做了土匪，并很快坐上匪帮二头目，策划实施了洗劫白鹿村的行动，指示弟兄打断了白嘉轩极具象征意义的“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杆。在得知小娥死后，黑娃本想一心一意做“二拇指”，但“大拇指”的遇害却让他，乃至整个山寨面临着分崩离析的灭顶之灾，而此时，白孝文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山寨，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力劝众土匪受降招安，整编为新成立的保安团炮营，黑娃担任营长。

黑娃顺从白孝文之意，受降招安，是他性格发展中从反叛到皈依的转折点。尽管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很多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也或许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来那个处处与人作对、锋芒毕露的黑娃已渐行渐远，反而在走向皈依的道路上越走越长。此后，黑娃又顺应了白孝文的好意，娶了老秀才知书达礼的女儿高玉凤为妻，开始告别那段曾经引以为豪的过去，重新做“人”。第一步便是“开始念书”。从小便厌恶读书，惧怕学堂的黑娃，虔诚的走进白鹿书院，拜朱先生为师。真心实意学为好人的黑娃成为朱先生最后一位也是最好的以为弟子。其后，他在征得朱先生的同意后，决定回乡祭祖。那个曾经蔑视祠堂、乡约族规的黑娃，如今却为自己被自己毁坏的乡约石碑感到愧疚；那个曾今最看不惯白嘉轩挺直腰杆的黑娃，现在却在白嘉轩佝偻着的身影里感到自己的无知与狂妄„„黑娃一连串涕泪俱下满含诚意的忏悔终为族人所接纳，他终于回到了白鹿原主流社会的中心，实现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皈依。

然而，当黑娃最后真正实现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皈依时，精神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成为一句道德文化的空壳，盛载着传统儒家文化行尸走肉般的存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黑娃慧眼识时务，毅然率部起义，为解放滋水县立下了汗马功劳，新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副县长。然而，仅半年以后，这个已成为真正的好人——黑娃却遭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孝文暗算，被冠以种种罪名，与岳维山、田福贤等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枪决，使得黑娃叛逆皈依的一生以如此悲剧结束。

从背叛传统儒家文化起家，成就辉煌，到跪倒在祠堂，虔诚皈依传统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文化虽“拯救”了黑娃的“生”，但终没有“拯救”他的“命”，黑娃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终成为富有戏剧性的悲剧。2.2.2 虚伪的偷生——白孝文 白孝文所走的人生路途与黑娃大致是完全相反的，黑娃是先有“背叛”，再到“皈依”，而白孝文是从“皈依”到“背叛”。纵观白孝文的一生，我们也可看到此人物人生的悲剧。

白孝文似乎自来到这个世界便注定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人，白嘉轩很早便从各方面培养他，让他进学堂读圣贤书，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和圣贤的做人之道，又耳濡目染的对他进行家史教育，让他牢记“耕读传家，本分做人”。白孝文也很有出息，在各方面的才干都超过了而他的父亲。白嘉轩安排他代替自己履行组长的义务，于是“白孝文开始代替父亲到那些弟兄们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里去主持分家事宜，到那些为墙根为猪攻为鸡刨打得头破血流的族人家里去调解纠纷。”“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厚，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刚刚出山的太阳。”如此发展下去，白家在白鹿村地位将不可动摇。但白孝文与他父亲的差别还是巨大的，他没有白嘉轩修身齐家的理想，只是在父亲的教诲下，履行族长的职责，按照父亲已经为他规划好的路途前进，所以儒家文化在他头脑中的根基并不牢固。终于，在鹿子霖下作手段的实施下，白孝文成为了小娥的性俘虏。在得知父亲白嘉轩知道自己的丑行后，白孝文战战兢兢，极度恐惧，但当在祠堂被严刑毒打后，已经颜面扫地无法正常活人的他索性彻底脱落。而这也成为白孝文有坚守传统儒家文化走向背叛的转折点。

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小娥的那孔破窑成了白孝文的安乐窝，全然不管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挨冻受饿，致使那个健康善良的女人被活活饿死。而抽烟做爱却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直到将他分到的房屋田产全部卖光，彻底沦落街头。穷途末路的他碰到了鹿子霖，鹿子霖为了进一步打击白嘉轩，故意将白孝文引向污浊的官场，因为他知道白嘉轩主张“耕读传家”，最厌恶官场。但是，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为了白孝文人生事业中的转折点，进而走向飞黄腾达的起点。白孝文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受到张团长的赏识，很快升迁为保安团的营长，他一改从前生活的堕落，成为儒雅的军人，另娶了媳妇，置办了宅院，并特意带着妻子，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回祠堂祭祖。此举既是为了显耀自己的权威，也是在表示自己对乡约族规的认同，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回归。但临走时“冷不丁地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 17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47页都没出息。”却充分暴露出他回乡祭祖的虚伪，实质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获取更大的资本与筹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白孝文在黑娃的说服下参与起义，但他不念及张团长的知遇之恩及相交之情，毫不留情地将其打死，其后又将滋水县保安团起义一事据为己利，努力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当上新政府的县长之后，白孝文仍没有罢手，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同为新政府领导成员的副县长鹿兆谦抓捕，并将其与岳维山、田福贤一起枪决，努力清除自己政治前途的障碍。

白孝文从继承和延续传统儒家文化的族长接班人，到为人不齿的败家子，再到保安团的营长、新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可谓经历了地位的天地之别的变化。虽然白孝文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但他是以背叛和全盘抛弃传统儒家文化为代价的。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前途，将传统儒家文化中最基本的“仁义”道德都一并抛弃，完全成为了政治的奴隶，一副臭皮囊苟且偷生于这个世上，不得不说白孝文也是个悲剧。

2.2.3 跳出的亡灵——白灵

在白鹿原上，最具有反抗精神并将其付诸实施的人物莫过于白灵。白灵天资聪明，从小便表现出极强的反抗精神，他说服父亲白嘉轩将她送到城里读书。在那里，她接受了新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白嘉轩企图决定她的婚姻时，她果断地拒绝，被“囚禁”后，她把墙挖了个洞，逃跑了，临走时还在墙上留了一行字：谁敢阻挡革命就把他踏倒。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向自己的父亲、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白嘉轩。逃出后，她还给王家写去一封信，“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将自己的反抗表现得彻彻底底，与传统儒家文化彻底决裂，而且对自己的反抗没有丝毫的内疚，同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跳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束缚的白灵，最后却在红军内部的肃反中，被自己人当做叛徒活埋。而在处于没有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政治生活中，白灵的死不得不言是个悲剧。2.3传统儒家文化的终极牺牲品

传统儒家文化宣扬妇女“三从四德”，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78页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身份及地位只能依附于男人，她们要么是供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要么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传宗接代的符号。女人的存在，也只有在她们成为泄欲工具或是生殖工具时才有意义。而在这种思想及文化的统治下，女人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终极牺牲品。2.3.1 复仇的女鬼——田小娥

田小娥是清末穷秀才家的姣好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六七十岁的武举人做小妾，虽说为妾，但地位连只猫都不如。郭举人娶她，不是为了睡觉要娃，却专意为了养生，田小娥实际上就是泡枣工具。而她却不甘心逆来顺受，先是用尿给郭举人泡枣，借以泄恨，后又勾引了黑娃，反抗性压抑，寻求性解放。但是好景不长，奸情败露，黑娃被打发，田小娥被休，回到娘家。在那样的年代里，因不守贞而被休回娘家的女子将是什么样的境遇可想而知。要脸顾面子的田秀才羞愤地气倒在炕上，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锨铲除拉在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因而，当黑娃提出娶小娥时，田秀才不仅不要彩礼，反倒贴给他两摞子银元，让他们买房置地过日子。

然而，更为坎坷的遭遇接踵而至。首先是回到白鹿原，父亲鹿三因为田小娥不清白的身份，入不得祠堂，拜拜不得祖宗，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不能接受这样的儿媳，黑娃只好带着小娥在村头一孔破窑洞安家。此时的黑娃小娥，已从最初沉迷于性感官享受到萌生了真挚的感情，小娥死心塌地地跟着黑娃好好过日子她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虽然不能得到父母乡亲的承认，但两情相悦的生活，成了小娥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随后黑娃追随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掀起“风搅雪”运动，小娥的自由和幸福也开始加速迈向结束。行动后来失败，黑娃出逃，直接促使孤立无助的小娥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鹿子霖的阴险与歹毒在他对田小娥的利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田小娥是他泄欲的工具，却被冠以保护的美名；另一方面，田小娥又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是鹿子霖对付白家的工具。

“她本是一个受侮辱、被损害的个体，然而她的盲目报复却也曾害过人。她是为着拯救他人而走向自身沦落的，为着反抗不公正而滑向深渊的，她是为着善而沉 19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35页19 入恶的，是从受害者转向自己的反面的。”当她受鹿子霖唆使，将报复的怒火发泄到白孝文身上时，他不但没有享受到报复的快感与愉悦，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当她意识到被鹿子霖利用而成了斗争的工具的时候，又将反抗的矛头直指鹿子霖，尿了鹿乡约一脸，借以泄恨。如同当年用尿给武举人泡枣一样，她的反抗是独特的，反抗精神也是贯穿始终的。从她的反抗我们能够看出，这个弱女子在为争取做一个“人”而走的每一步都如此无奈而艰难。她一无所有，唯一的反抗工具就是性，在那个性禁锢的时代，性是她唯一也是最好的武器。然而她的悲剧就在于，她没有能力掌握已经获得的、来之不易的自由；也没有能力控制勃发的欲望，从而成为欲望的奴隶，最终在性放纵的苦涩中走向沉沦的深渊。

她的勾引白孝文堕落直接促使公公鹿三以祖传的梭镖结束了她不光彩的一生。然而，小娥是无辜的，她是男权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一个屈死的冤魂，开始伸冤和复仇的行动。

她告诉婆婆鹿惠氏，公公鹿三是怎么拿梭镖杀了她；又给族长媳妇仙草看她身上的伤口；然后，她附身于公公，借他的嘴来讲述自己的冤屈，为自己申辩；也对白嘉轩进行嘲弄，讽刺那个没有人性、真情的虚伪的世界。“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捧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这声泪俱下的控诉，怎能不让人同情？走投无路、与人无害的小娥，被老实本分的公公鹿三所杀，她的丑恶，甚至连鹿三都不见容，足见女人，作为封建礼教的指向所在，无论如何不会被男权社会所接纳，同时也透露出封建礼教残忍的吃人的本质。

小娥死后，她不屈的灵魂化作千万只小蛾，飞翔在白鹿原上空，并引发了一场 2021权海帆，仁义的追求与失败——长篇小说《白鹿原》文化底蕴一解.小说评论，1993,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32页

2120 罕见的大瘟疫。这一次，白嘉轩又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族长的权威性与不可抗拒性。他力排众议，与姐夫朱先生一起谋划镇压田小娥的举措：“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

田小娥就这样彻底结束了她人和鬼的一生，尽管她反抗过，呐喊过，然而她的抗争和呐喊在如此强大的传统儒家文化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连做鬼的权利都被剥夺。无论生，还是死，她都是这出悲剧的主角。2.3.2 淫疯的“贞妇”——鹿冷氏

鹿冷氏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到鹿家成为鹿兆鹏三媒六证的媳妇。起初，“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稼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2

322。因此可以说，鹿冷氏和白冷氏是冷先生为图在白鹿原上站稳脚跟而与鹿家和白家结下的带有纯粹的功利性质的婚姻的牺牲品，冷先生以自己的亲生女儿做砝码以图长久立足于白鹿原上，而他断送的却不仅仅是女儿的婚姻幸福，更是年轻多姿的生命。

鹿冷氏直到死都不知道，鹿兆鹏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记耳光抽搧的结果。在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时的鹿冷氏，一直在苦苦的等待中备受煎熬，以至于嫉妒起那个能和黑娃夜夜厮守的烂脏女人田小娥，甚至在梦中开始出现性幻想。“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连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一天胜似一天的思念和幻想，加上公公鹿子霖醉酒后无意识地挑逗，终于把鹿冷氏逼近了死胡同。这时的鹿冷氏可谓进退两难。一方面，她深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乱伦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他拒绝；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无法得到夫妻之爱的 2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39页 232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49页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05页 年轻女人，她渴望。他以麦草做试探。实际也缘于这两方面的摇摆不定，也许她潜意识里觉得淫荡不羁的公公可能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但当她暗示公公是畜牲却又被公公反诬为畜牲之后，在侮辱和绝望中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癫。

鹿冷氏，这个尊崇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传统女性，最终只能在性的幻想中，以疯癫的形式羞涩而悲惨地离开这个没有爱的残忍世界。

3.人物命运诠释出的文化意蕴

通过对白鹿原上主要人物的行为活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还是背叛者，而且处在传统儒家文化统治下的女人们，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的产生，根由正是源自传统儒家文化。也正从不同系列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我们探讨出其中所含射的传统儒家文化优与劣。3.1传统儒家文化的优势

在白鹿原上，虽然时代的动荡、新的斗争思想冲击了这片本自宁静的世园，但占据统治地位的仍是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这足以证明传统儒家文化拥有无法取代和抛弃的优秀成分，其在中国历史上已延续上千年，并仍将持续下去。

3.1.1具有深厚基础

儒家文化自孔子创立算起，距民国年间，已经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自汉朝建立其在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至民国年间，也有两年多年的历史。漫长的历史潮流中，儒家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家文化的有益成分，并注意到与政治文化的交流与结合，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最先接触的教育便是儒家文化，人们从小便在头脑中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

白嘉轩从小便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并时时受白鹿原上儒家文化的最高代表——朱先生请教，更越发坚定了自己头脑中传统儒家文化思想额地位。另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及村里其他孩子“识字念书晓礼义”，白嘉轩整修祠堂作为学堂。这使得孩子从小便在头脑中植入了儒家文化的思想，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一个人的一生及下一代。

3.1.2注重人格培养

儒家文化非常注重对人们人格的培养，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在白鹿原上，朱先生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完美人格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说，虽然朱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在他身上，以及在他熏陶下的白嘉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仁义”、“自强不息”、“刚强”的部分。白嘉轩接连娶过六房女人，但都不幸英年早逝，在沉重的现实打击下，白嘉轩还要承受无比巨大和艰难的心理压力，但白嘉轩没有向命运低头，终于娶到了陪伴自己走完大半生的仙草。另外，《乡约》的被毁、祠堂的被洗劫、自己的腰杆被打断、白孝文的堕落、白灵的离家出走、瘟疫的在原上肆虐„„几乎任何一件都可以令白嘉轩走向毁灭，但他却依然佝偻着身板坚强的走了过来。

朱先生亲驾牛车铲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监造六棱塔灭瘟疫、发表宣言亲抗日、勤恳无私编县志„„，在朱先生身上，作者本来所寄望的便是一种大公无私、兼济天下、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华民族最为高尚的人格品质。

3.2传统儒家文化的劣性

背叛者的悲剧与白鹿原上的女人们的悲剧，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与时代新的思想斗争冲突中产生的，时代新的思想浸入白鹿原以及这些悲剧命运的产生使得传统儒家文化的劣性暴露无遗。3.2.1传统儒家文化的滞后性

在当时动荡不堪的社会里，白鹿原上的权威者企图仍以封建保守、力求保稳的传统儒家文化统治白鹿原。在“没了皇帝咋办”之时，朱先生起草一纸《乡约》努力实现“有皇帝时”的日子，虽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但在一场“风搅雪”的农民运动中，神圣的祠堂被洗劫，《乡约》石碑被砸得粉碎。传统儒家文化在新时代面前已全然成为了阻碍。

特别是朱先生和白嘉轩对于白鹿原上发生的任何外斗，无论是农协批斗恶绅，还是鹿兆鹏批斗田福贤、鹿子霖，他们都采取了“不参与，不干涉”的态度，朱先 25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86页2

522 生更是站在旁观者地角度提出了“鏊子”理论。虽然此理论是朱先生站在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基本立场超然党派之外，以批判的态度提出的，但是仍作为社会正统思想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在时代的进步中充当了旁观者，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3.2.2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性

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和实施者——白嘉轩的悲剧命运中便可一见。而这种虚伪性正是在涉及自我利益面前得以现形的。

白嘉轩的“仁义”是原上远近闻名的，但是在当时仍存在阶级的封建剥削社会，白嘉轩的“仁义”是建立在阶级分化、对立的基础上的，他的所谓“仁义”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绝非阶级平等的真仁真义，而且，他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学为好人，他在命运不济、穷途末路时，曾经用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巧取风水地、托梦迁坟、“正大光明”种罂粟，换来了白家的人财两旺。

另外，当白嘉轩得知孝义生育功能有问题时，他对“冷先生出的主意闷声不语。”而他自己却“在心里构思完成了一个比冷先生说的更周密的方案”，他与母亲白赵氏联手上演了一场为孝义媳妇“借种”的“好戏”。女人的贞洁本是传统儒家文化中最看重的一部分之一，女人一旦失去了贞洁便像掉进了万恶深渊，结果只能像小娥那样求生难，做鬼也难。但白嘉轩却为了实现所谓的传宗接代，无耻地选择了用“贞洁”换“利益”。

白嘉轩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违背自己坚守的传统儒家文化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和实施者，直接地将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暴露无遗。3.2.3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

文化残暴性的体现，总是在人与人之间完成，而这两种人之间却是不平等的，文化在两种人之间的对抗中体现其残暴性。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主要是通过族长白嘉轩的治族以及白鹿原上的女人们的悲剧命运体现的。

白嘉轩为正《乡约》，严刑惩治赌徒与烟徒，“赌钱掷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烟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们来给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们就给 26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69页他治嘴”“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的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毛病害在嘴上，得治嘴。我给你俩买下一副良药，专治大烟瘾，端来——。良药尚未端进门来，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已经传进祠堂庭院，众人哗然„„”；为正权威，严刑惩治“偷奸”的小娥与狗蛋，“小娥被人从东边的厢房里推出来，双手系在一根皮绳上，皮绳的另一端绕过槐树上一根粗股，几个人一抽皮条，小娥的脚就被吊离地面。白狗蛋从西边的厢房推出来时，一条腿还跛着，吊到槐树的另一根粗股上，被撕开了污脏的对襟汗褂儿露出紫红的皮肉。”；随后，又在祠堂里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白嘉轩就这样为了所谓的传统儒家文化和自己作为族长的纯虚的权威，将孔子言讲的“仁义”人道主义抛之脑后，用残暴的刑具卫护着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却正好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

另外，田小娥和鹿冷氏的悲剧命运将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田小娥选择了用“性”来反抗世事的不公，她先与黑娃结合，其后迫于无奈与鹿子霖鬼混在一起，后来又把白孝文拉下水。她在用“性”反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出格，终于招致杀祸。她死后，仍化作女鬼进行反抗式的申诉，但最终仍被六棱塔镇压，彻底结束了自己反抗而悲剧的一生。鹿冷氏所走的路与田小娥正相反，在世事不公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沉默”遵守着传统儒家文化对女人的要求，但她终没有逃离出自己强烈性欲望的天性，在从最有可能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公公鹿子霖身上受到训斥后，她彻底的绝望而疯了，最终在父亲冷先生和公公鹿子霖的大剂量药剂作用下，走完了自己顺从却也是悲剧的一生。

在传统儒家文化规定着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人的一生只能是悲剧，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充分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强烈的残暴性。3.3传统儒家文化面临的挑战

《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虽然在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其在白鹿原上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传统儒家文化内部与外来新文化、新思想。

272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02-103页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42页

28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朱先生与白嘉轩身上都表现出中华民族优良的精神品质，不论是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共同致力于白鹿原达到儒家所宣称的“仁义和谐”局面，但这种局面的达成是建立在除统治阶级仁义以外的残忍且残酷的暴行、使广大贫民大众继续做“奴隶”之上的。这种奢想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必然遭到失败。白嘉轩一心培养起来的未来族长——白孝文，知书达理、比他更会处理家族事务，但在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为天性的“性”诱惑下，走向了不归路，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背叛者，“一句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道出了对传统儒家文化残忍压制的反抗。田小娥作为男权社会里毫无地位的一名女性，她用自己最本能的、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最忌讳反对的“性”来表达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和报复，而这种虽然有悖于道德的性放纵式反抗却真真切切地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内部自身所具有的“伤疤”。

白灵作为白鹿原上新时代新思想的代表者，与鹿兆鹏一起形成了与白鹿原上保守、落后的传统儒家文化忠实卫护者的对峙，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成为后来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们从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黑洞中跳出，深知传统儒家文化的落后性以及残暴性，她们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坚决不会让落后文化长久维持下去，他们领导支持者将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大本营——白鹿村进行了疯狂的斗争，并给予其很深的打击。

通过分析作品中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不同系列人物的个人命运，可以从中看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运以及作者陈忠实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作者着眼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并力求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重建，但在越来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像白嘉轩那样挺直那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腰杆，我们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文化中，但是作为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所占据的地位又是无法取代的，我们必须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公正性的评价，批判性的继承，对于其糟粕要毫不留情地革除，而对于其精华要加以继承与传播。作者在作品中就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走来，进行我们当代文化的建设，并没有给出我们明显的答案，反而出现了一种回归的意向，却也在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的绞杀，从传统儒家文化走出又何去何从„„，当代文化的建设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李秋梅、杜敏等：《<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对儒家文化的阐释》，《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任新宇：《传统的魅力——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上的表现》，《台声·新视角》2005年第4期 【3】刘波：《从传统文化的视野看<白鹿原>中白嘉轩》，《电影评介》2009年第5期 【4】刘浩：《白嘉轩：<白鹿原>中的悲剧形象》，《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李红兵、钱虹：《论<白鹿原>中人物与继承传统儒家文化》，《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6】吴成年：《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妇女研究论丛》2002年第6期 【7】刘骥鹏：《论文化原型与<白鹿原>的对话性——以田小娥为中心》，《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 【8】唐永泽：《反叛与皈依的两难选择》，《曲靖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9】张恒学：《朱先生：传统文化的悲剧形象——<白鹿原>人物论之一》，《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10】张恒学：《黑娃——大起大落的悲剧形象<白鹿原>人物论之三》，《云梦学刊》2003年第1期 【11】谢成才：《看<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固守、反叛与回归》，《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6年第5期 【12】李景钢：《<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大学，2006年 【13】董炜：《<白鹿原>人物悲剧命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延边大学，2007年 【14】李军：《<白鹿原>的文化张力论》，《殷都学刊》2005年第1期 【15】王玉林：《<白鹿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观——论<白鹿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一》，《渭南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16】王林彤：《关中伦理文化的镜像与命运——浅析<白鹿原>中民族文化存在的困境》，《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报》2005年第1期 【17】赵录旺、刘晓亮：《历史的回声 时代的寓言——关于<白鹿原>文化价值当代现实性的解读》，《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18】权海帆，《仁义的追求与失败——长篇小说<白鹿原>文化底蕴一解》.小说评论，1993,4 【19】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年 【20】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致谢词】

第二篇：中国传统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传统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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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胡碧琳 赵军 来源：互联网中国园林景观建设不仅是哲学思想对它的反射，溯其源泉，中国人造景的自然

观也源自中国人生存的自然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对自然的深切感悟。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们一方面表现着积极的入世情结可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入又崇尚隐于山林的乐趣，他们愿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寄情山水，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种种的不顺心，每当此时，文人们都借以歌咏山水寄托情感，这样的一种心理情结深深的影响了园林设计者的灵感。他们按照本于自然、建筑融于自然的原则，追

求一种意境，在真实的山水画中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处处体现了“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情感指向，如孟子的“上下与天坁同流”；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代表。古代很多思想家都把自然（包括人化的自然）、万物和人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文人雅士也都探求自然，亲近自然，从而启发人们去寄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景，既可明心见性，抒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淡泊桃源情怀，又可直抒胸怀写意“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梦想画卷，还可借“留得残荷听雨声”来排谴“欲黄昏，雨打芭蕉深闭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人生无奈憾想。甚至连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也在长安城上林苑中昆明湖内，离池堆山三座，象征着传说中海上蓬莱、方丈、瀛台三座仙山，藉此体现征服四海的气度。可见，中国人造景的自然观是从哲学思辩的理发演绎，落实为饱含人格魅力的文化意蕴

和审美趣旨的阐释。

中国人的自然观对中国人造园理念和审美观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是小巧精制的江南文人园林，还是气势恢宏的北方皇家园林，无论是传统的深宅大院或是神圣的洞天禅林，凡成功的作品在创作中注重的都是意境、是趣味、是别具一格、是物质世界中的精神世界，在园林审美中注重的也是情绪，是寄托，是人与自然的交融，是在有限物质世界中无限心灵体验，也是对自然世界的心灵依偎，故常以意境格调为上，景物优美仅居其次。在表现形式上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着眼于几何美和人工美不同，强调自然美，并将人工美与自然美高度结合，以自然变化、曲折为特点，形成了自然式山水风景园的独特风格，同时强调人的“可参与”

性，构建“可探索”的互动空间特征。

早在1685年，英国人坦柏尔伯爵便在《论造园艺术》一文中称赞中国的园林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它布局的均衡性是隐而不显，同时谋求“人与自然的完整”。而大多数西方园林，构图宏阔严谨，富于图案式的规则、整齐、华丽，事实上造成了的将人排斥在环境场所之外。人们只可在旁欣赏，一旦步入其中，人的存在与活动则会破坏景观构图的完美。中国园林虚实相生，小中见大，有起有伏，或藏或露，或浅或深，移步易景，回环曲折，在组景手法上，有分景、隔景、对景、借景、框景、障景、引景、漏景等，据说组景手法有18种之多，如不置身其中，便难解其中之妙。游览过程形成了流动的空间，观者也成了其中一景。

有了心灵的参与，有了主观的互动，景观才构成了完整体系。

第三篇：《子夜》中的人物及其关系

1.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资本家朱吟秋 2.地主形象冯云卿

3.知识分子--动摇。范博文，吴芝生，张素素，某记

4.a林佩瑶--吴家三少奶奶林佩瑶——《子夜》里最丰满、最具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她有着绰约的风姿，享受着“五四”的春风，品味着莎士比亚的《海风引舟曲》和司各德的《萨克逊劫后英雄略》，憧憬着美妙的未来。当然，在她看来，也出现了一位令她又惊又喜的庶近于中古骑士的青年。可是，现实让她不得不嫁给了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般的丈夫。渴望着古典贵族浪漫的她被动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骨子里却默默地进行反抗。当她再一次重逢初恋情人雷鸣时，她的那一吻使她永远地背上了对丈夫的负罪感。在喧嚣的人群背后，她却拾起了灵与肉分裂的痛苦。林佩瑶的悲剧，似乎是一种不是悲剧的悲剧，一种优越生活表层下的更悲哀的悲剧。

b周旋于资本家之间的交际花徐曼丽和寡妇刘玉英。徐曼丽对于自己的卖笑生活习以为常，甚至逍遥快活：弹子房中纵情的“死的跳舞”；黄浦江上的“金鸡独立”……然而，玩到荒唐处，她也有着一丝的羞辱之心。她还有着传统名妓的那份气质，对待爱情的残存的自尊和幻想。而刘玉英则是完全被资本主义金钱所腐蚀的一个。她巧妙周旋于吴、赵两个巨头之间。她是一个女人，她知道利用身上的本钱来追逐资本与金钱。徐曼丽和刘玉英，她们虽然摆脱了封建传统女性妇德的束缚，但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的幸福，与人性的终极幸福是背道而驰的。

c.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的吴家四小姐蕙芳。她是《子夜》中最能体现乡村封建文明与都市现代文明对立冲突的女性形象。乡下老父亲“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的严酷管教压抑着她的思想，阻隔着她与众人的接触。她就好似一株孤独的草，在清静的乡间突然被连根拔起而又突然被抛向光怪陆离的上海。两种文明的夹缝中的四小姐忍耐着悲哀与孤独。不过最终，四小姐在表姊张素素的“光明的指导”下，去寻找真正的自由。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5.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团体；内包：

a．买办而兼火柴厂主的周仲伟。

b．航商某甲，又在筹办长途汽车公司。

c．矿商某乙，中兴煤矿公司。

d．同为丝厂但被压迫之朱吟秋。

e．丝绸厂主某丙，后亦被吞并。

f．卷烟厂主某丁。

6.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内包：

a．韩孟翔，交易所经纪人。

b．大地主某甲。

c．杜竹斋，钱业。后在工业资本团与银行资本团冲突尖锐化之时，他守了中立。

d．研究系之银行家，某信托公司总经理。

8.介于此两大团体间的资产阶级分子：

a．陆匡时，交易所经纪人，因为空户所累而致破产逃亡。

b．某甲，因内地匪多，挟资到上海来为游资的。破产。

c．某乙，某丙，在革命后做官两年，刮了十余万，现亦在上海为公债投机事业。破产 d．某丁，赋闲的某军官，与雷参谋为密友，曾一时为赵伯韬之同谋公债倒把者。e．李玉亭，经济学家，赵伯韬的军师，然实为赵之工具。

f．某庚，小钱庄老板，即做空而累及陆匡时者，然他本人并不亏本，他先逃走。

g．某辛，中等商人，在公债风潮中破产。

h．报馆老板，与李玉亭友善。

9.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外独立者：

买办阶级：军火买办，外国银行之买办。

10.工业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a．吴荪甫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

b．航商某甲自始即与日本资本有秘密关系。

c．周仲伟后来因受银行团的压迫而投降了日人资本家。

11.银行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a．赵伯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人。他是银行买办。

b．大地主某甲的地产事业亦与美国英国人合办。

12.他们的政治背景：

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但亦有倾向蒋派者，例 如矿商某乙。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但研究系之某信 托公司则反蒋，反国民党。五月十七日 白里安发表“欧洲联邦计划”。交易所中第 六月四日 李宗仁、张发奎占领长沙。同时，彭 一次战争 德怀占领岳州三天。第二次罢工 六月中旬 桂军又退出长沙，武汉复安。贺龙 及交易所中 在沙市、孝感、大冶进出。第二次交战 六月二十七日 山西军占领了济 南。长江沿岸 交易所中第 一带，自九江以上，红旗到处 三次交战及 隐约于山间。长江各轮屡遭枪

第三次罢工 击。七月上旬 朱毛围攻吉安，南昌吃紧。七月二十七日 彭德怀军占领长沙，同时朱毛 围攻南昌，绕袭九江。

13.政客，失意军人，流氓，工贼之群：

a．改组派政客某甲，某乙，与吴荪甫亲热。

b．失意军人--改组派，北洋派。

c．流氓--破坏裕华丝厂罢工者。被朱吟秋及 刘玉英等所收买谋绑赵伯韬之流氓。被吴荪 甫收买拟刺赵伯韬之流氓。赵伯韬所豢养以 自卫的流氓。

d．工贼--属于黄色工会中之蒋系者。属于黄 色工会中之改组派者。属于改组派而不在黄 色工会中。属于资本家方面所雇用者。属于 取消派者。

e．恶霸--贩卖私烟等等者。

13.叛逆者之群：

女工：（1）立三路线之基础分子；（2）斗争剧烈时之动

摇者；（3）渐渐走上了正确路线者。

指挥者：（1）奉行立三路线者；（2）思想右倾者；（3）作

两条战线之斗争者；（4）蔡真之流。

青年学生：参加各纪念节，在学生中为反国活动者。

左翼作家：右倾与左倾的机会主义及不动主义。剧社 女演员。其他各厂工人（例如朱桂英的一家，她本人为丝厂女 工，弟为火柴厂工人，又一弟则可为其它业之工 人）。

14.小资产阶级之群：

一般市民--悲观失望。医生，陆匡时之弟。

知识分子--动摇。范博文，吴芝生，张素素，某记 者，某小书店老板。

颓废者--陆匡时之子。

跳舞场中之奇人--老人。其女为革命党而被杀，老 人至今寻觅之。

总结构之发展：

《子夜》

一、工业资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谋组织一银团，一面抵抗银行资本家赵伯韬等之压迫，另一方面则谋吞并工业资本家之实力薄弱者。

二、此工业资本家之团体在吞并小工业资本家一点上是将要成功了，但劳动者的攻势却又开始了。当他们努力镇压下了劳动者的反抗以后，但本身却受银行资本家团体之劫持而陷于苦斗中。同 时他们又受劳动者之攻击。

三、夹杂着政治上的与交易所中之种种阴谋，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斗争尖锐化到极点，且表面化，因而发生了暗杀及假借政治力量（赵勾通政治势 力将以勾通改组派之罪通缉吴荪甫）等等丑剧。

四、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间压碎了的实力较次 的资产阶级分子则各谋报仇，或投入吴派，或投入赵派。谋倒赵者以交易所为战场；谋倒吴者以 工厂为战场，谋利用劳动者。于此造成了劳动者 的第三次罢工。且此罢工虽因赵派之教唆而发，然发动后则日益左倾。而此时因济南失守，市场 动摇，在公债上做多头的赵因吴派之抛空，且将大失败。于此时赵吴皆有同归于尽之势。

五、长沙陷落，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然两面都心情阴暗。此复归妥协一致抗赤 的资本家在牯岭御碑亭，遥望山下：夕阳反映，其 红如血，原野尽赤。韩孟翔怃然有间，忽然高吟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大家骤闻此语，冷汗直淋。

第四篇：《史记》中政商人物的命运启示

《史记》中政商人物的命运启示

现代经济中，没有什么技能比学习能力更为重要。从全球来看，学习是对未来收益的高度预测。通过学习，我们会学到一种成长思维模式，即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完成困难任务，通过商业运作，可以让财富激增，通过德行修养，让自己对家庭、社会做出贡献。学习帮助我们如何运用更缜密的思维模式去实现目标。

导师简介:孙立群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吕不韦》《李斯》《范蠡》等人物系列讲座，深受观众喜爱。易中天称赞他的主讲风格是“满腹经纶，胸有成竹，不疾不徐，娓娓道来”。

7月14-15日，博海国济·崇简人文企业家国学班迎来了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之一——孙立群教授，两天课程中，武大国学班孙教授以《史记》为文本，从政商人物性格的角度，分析梳理了范蠡、李斯、吕不韦、子贡等历史人物命运际遇背后的政治风云和人性特点，他将历史故事和背后的哲思讲得深入浅出，孙教授对待史料旁征博引、如数家珍，他用洪亮的天津普通话，为学员剖析这些政商人物的成败得失为后人带来的启迪和教训，揭示了现实社会运行规律，帮助大家提高历史思辨能力，增加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获得学员一致好评。

《史记》塑造我们的大局观

孙教授认为《史记》是一部伟大的、极富魅力的史学名著。他说“读中国书，不读《史记》等于没读中国书“。《史记》是奠定中国史书体例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叙事简练生动。记事始于传说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52万600多字。该书以人为中心，描绘了许多人物的事迹，其功过成败，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孙教授认为《史记》的生动性、可读性是史学著作中水平最高的。他提出，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冯仑、马云、任正非等优秀的企业家都爱读《史记》等历史类书籍。

武汉大学国学班孙教授特别提到，司马迁专心著述《史记》的过程中，惨遭“腐刑”，极度痛苦中，他以先贤激励自己，“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孙教授高度称赞司马迁在逆境中完成《史记》这一历史著作的伟大成就，尤其在精神层面，司马迁给我们许多启示，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刻，在深陷逆境的时候，司马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货殖列传》为中国商人点赞

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十商九奸，投机倒把……等形象是对商人的描述，孙教授告诉大家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为商人点赞、为商人叫好的文章，就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

《货殖列传》记录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富人，连同当时的物产、商业活动、经济活动一一做了描绘。歌颂了春秋至战国一批著名大货殖家：范蠡、子贡、白圭、卓氏、巴寡妇等这些商人典范，孙教授指出这是第一部为商人树碑立传的史书。司马迁在文章中将市场和商业的道理说得极透。首先是承认人的欲望，认为这不可压抑，一个社会的贫富差别是客观存在的，鼓励人们劳动致富。求富，理所当然。“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其次说明社会需要因势利导。“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两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给人们规划了致富的道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同时对利润、分工等都有极精辟的论述，“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也讨论商业伦理和精神，从范蠡说到 “富好行其德”的观念。从地域之差别引出商业的必要，提出商业竞争中的无常，“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这些理念是和今天的市场经济等非常接近的思考。孙教授认为司马迁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对商业的深入把握都值得在做企业家细细体会。

孙教授在《货殖列传》中选出了富豪排行榜：

先秦富豪排行榜

范蠡，中国古代富豪第一人。对商业精通。发财致富。富好行其德。

儒商子贡

孔子最优秀的学生，在《货殖列传》里列在第二。中国的第一个儒商。喜欢过富足、体面的生活。传载：“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粥财于曹鲁之间。”“七十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能言善辩，善于经营，喜欢过排场生活，他经商不单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所到之处，结交名流，到处宣传他的老师孔子，他是孔子周游列国经济上的支持者。“待价而沽”就是讲的子贡，司马迁评价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就是贱则买进，贵则卖出，掌握时机，从中转易。子贡做珠宝生意最成功，多年来，他积累了很多经验，他时刻把握市场行情的变化时机，处处立于主动有利的位置，所以笔笔交易有盈无亏。子贡是很早提出理解商品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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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的商人——白圭

战国商圣级别的商人，他对市场观察非常细致，认为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对经商时机把握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他把道德观念融入经商，不唯利是图，应当有“智、勇、仁、强”四种秉性，具备姜尚、伊尹的智慧、计谋。这一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广为运用和提倡。他很低调，不怨天尤人，代表中国商人的正面形象。

多面手猗顿——畜牧起家

山西人。猗顿向范蠡求教如何致富，范蠡教他养殖畜牧。为当时晋商一带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乌氏倮畜牧

少数民族首领。经商发展畜牧，乌氏倮“比封君”是秦始皇对他的优待。

巴（蜀）寡妇清

巴寡妇清是四川重庆人，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她与秦始皇关系非常好，为富能仁，秦始皇封她为“贞妇”，诏她进宫，给以公卿王侯的礼遇。巴寡妇被奉为代表重庆地区巴国、巴郡时期工商业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人物。

解读商圣范蠡

自从武汉国学培训孙教授在央视讲解范蠡之后，社会各界对范蠡的关注越来越热。“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是对范蠡的最高评价。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范蠡精神，确实值得企业家们学习和效仿。孙教授认为春秋战国是最活跃的时代，中国有老子、孔子，世界范围内，同时期出现了释迦摩尼、苏格拉底等大师级人物，这是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范蠡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司马迁把最好的赞美都给了范蠡，评价范蠡“富而好行其德”。

25岁以前，范蠡待在南阳。年轻时代，他是个不循规蹈矩的人，史书记载范蠡的用词，都显示他是个常人眼中的“问题少年”，“被发佯狂不与于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狂。”文种慧眼识范蠡，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范蠡的人生中，文种是个重要人物，他独具慧眼地看出了范蠡的才能，像伯乐一样发现了他。范蠡审时度势，认为吴国已经有伍子胥和孙武辅佐了，不如去更能发挥特长的地方，于是和文种一起投奔越王勾践门下。

范蠡在越国待了42年，越国强大以后，他激流勇退，离开了越国。他敏锐地认识到形势的变化，对越王勾践的为人看得非常透彻。“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喛，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不为名利所扰，范蠡做事非常有计划，有谋略。

孙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亿万富翁就是范蠡，第一个慈善家也是范蠡。范蠡师承计然，计然是老子的弟子。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范蠡对治国有着高超的智慧，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认为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

他在齐地务农，又短暂出仕，后弃官而去，陶地经商。做官，务农，经商……范蠡适应各种角色，样样成功，宠辱不惊，他一生奋斗不止，境界极高。“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孙教授认为，现代中国人尤其需要学习范蠡的这种精神，因为人生不满意处十有八九，遇到坎坷，范蠡精神教育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平和淡定，成功不唱高调，不讲大话。失败不怨天尤人，永远尽职尽责。

孙教授特别为学员们总结出范蠡精神和他经商的成功之道。

范蠡精神

不断进取，艰苦奋斗

儒道互补，健全人格

脚踏实地，勤谨务实

真诚经商，智慧经商

富而好德，回报社会

范蠡经商成功的秘诀

做事有备，把握时机——范蠡对商机的感悟是超前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范蠡认为经商跟打仗有相似之处，要抓时机，要提早准备，要快。“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为灾”。

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贵上极则反贱”当商品价格很高的时候要及时售出，高到顶点就是变贱的时候。“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当商品的价格贱到底的时候，就会开始往上走了。

待乏积著——“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储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三八”价格，薄利多销——“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农末俱利，农民和商人都可以获利。“逐十一之利”，主张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范蠡的商业理念渗透着人文精神。

富而好行其德——“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志在定立国君的吕不韦

与范蠡不同的是，《史记》中也记述了一些功高显赫却下场悲惨的人物。孙教授以吕不韦的人生经历为例，指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金钱改变历史进程的人，靠金钱进行政治投机，能量极大。他以“一千金”的成本，赢得了“一个国”的收益。孙教授侧重在人性上解读吕不韦，认为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不满足于家有千金，而是弃商从政，追求既富且贵的人生，将人生的赌注放在培养国君身上。《战国策》中记载的吕氏父子对话，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吕不韦是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吕不韦问：“耕田之利几倍？”其父答曰：“十倍。”又问：“珠玉之赢几倍？”答曰：“百倍。”又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答曰：“无数。”吕不韦在邯郸发现机遇，秦国的公子安国君的儿子异人在赵为“质人”，郁郁不得志，吕不韦发现异人是“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精心设计，敢于冒险，将异人辅佐成了秦国的国君。吕不韦通过“说服异人、邯郸献姬、游说秦国、定立太子，进入政坛”实现目标的“四部曲”，显示了他步步为营，办事周道，想问题全面的特点。吕不韦当上了秦国的相国，封文信侯，实邑河南洛阳十万户。权倾天下。

孙教授总结吕不韦的失败并非因为经商和处理国家政事有误，而是错在处理和赵姬的关系上，一错再错，酿成大祸。纵观吕不韦的一生，他是经商、管理国家的高手；却在情感的小圈子里丧失理性，迷失方向，导致身败名裂，令人深思。

李斯的跌宕人生路

孙教授对李斯的剖析，也是鞭辟入里，让人深思。

李斯出生卑微，“仓鼠一叹”表明了李斯的志向：“人之贤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在厕所的老鼠和米仓的老鼠上，看出人与老鼠的状态十分相似，就看身处什么地位。李斯凭借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三级跳：拜师求艺、入秦、帝国大厦的搭建者。他实现了由舍人——郎——长史——客卿——廷尉——丞相的人生巅峰。然而，李斯的人格非常低劣，为了荣华富贵，他不仅害死同学韩非，还不断迎合秦始皇，策划焚书坑儒，造成了中国文化专制，彻底沦为专制制度的附庸。李斯的后半生，理性丧失，原则丧失，晚节不保，自私低劣，被赵高拉拢、恐吓，沦为小人。面对赵高的政变，屈从赵高，仰天而叹，哭自己的老命没处安放。这种放纵，不但没有自保，还加速了自身的灭亡。72岁的李斯被判死刑，死的非常惨，“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孙教授评价李斯的人生大起大落，既有荣华富贵，又结局悲惨，认为他的人性太黑暗，迎合、屈从、为恶导致了他最后被杀。孙教授指出，李斯的经历对现代人很有启迪性，很多人从普通人一路奋斗到高官显贵，达到人生顶点后就发生异化，与他们在名利上，只知索取、自私自利密切相关。

司马氏与西晋兴亡

课程的最后，孙教授还给学员讲解了司马家族的成功史、西晋政权坍塌的原因。对今天的社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西晋第二次统一了中国，走了51年。这个政权的奠基人就是司马懿，孙教授评价司马懿头脑清楚，不跟曹操闹翻，同时还保有自己的个性，让曹操感觉他“软中有硬”。”司马懿一生很会审时度势，何时出山，何时隐居，为人处事不显山露水，韬光养晦。通过司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司马炎当上了皇帝。司马炎当皇帝的时候很清醒，建立晋国，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发展经济。司马炎提出的五条治国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孙教授指出西晋是最有可能进行社会大一统的，可惜最后腐败，上行下效，奢侈挥霍，比富斗宝。皇帝带头卖官捞私财。清谈虚浮之风，社会风气腐化，司马家家风败坏，司马炎培养了个白痴接班人，司马衷。选了贾南风做儿媳，勾心斗角，策划“八王之乱”，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阶级斗争、民族矛盾激化，西晋灭亡后，中国进入混乱的五胡十六国时期。

孙教授指出：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能够平稳过度最初五十年至关重要，西晋统治者骄傲自满，陶醉于胜利之中，不思进取，导致政治腐败。唐太宗评价西晋的失败是“居治忘危，则治无常治。”

课程总结

两天时间正值武汉酷暑，武大国学培训孙教授不顾炎热，不断鼓励学员们坚持，带领大家扎实学习，他认真严谨的态度、精彩纷呈的讲解让学员们充分领略到名师风范，赢得了学员们的一次次掌声；对学员们冒着高温，坚持学习的精神，孙教授也给予了高度肯定，他勉励大家刻苦学习、坚持不懈，希望大家以史为鉴，从正反两面看待历史教训经验，不断增长智慧，避开险滩，拨开迷雾，提升社会实践的能力。

第五篇：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范文模版）

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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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矗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毛泽东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毛泽东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

，“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毛泽东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毛泽东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毛泽东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毛泽东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尧理想淡雹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毛泽东；只有完全认识毛泽东，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6.〔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