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与当下整合

第一篇：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与当下整合

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与当下整合

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关系指认入手，通过分析，指出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既有区别又相交融，共同构成中国艺术极其重要的双重层面。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经历种种变迁，在当代中国共同面临着某些相似的文化困境与生存、发展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我们应该对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地进行整合，在整合中求得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传统艺术 民族民间艺术 整合 创新 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艺术，是指诸如中国画、书法、民乐和传统戏剧戏曲等，已经具有一定历史传承，且与文人创作、文人观赏联系密切的传统艺术。而我们所说的民族民间艺术，则指富有民族、民间特色，源自民间并在民间流传的民歌、民间故事、剪纸、少数民族舞蹈、舞龙、舞狮、赛龙舟、皮影戏、花鼓、唱大戏等。纵观中国文艺发展史，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再次确认和理性分析，在文化全球化与市场化的今天，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而且也直接关乎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未来走向，及其在新世纪里继续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一、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整体关系指认

毫无疑问，民族民间艺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民间性、群众性、历史传承性等特点。长久以来，形态各异的民族民间艺术，在各民族的文化区域、广大的民间（乡野、集镇与市井民众间）孕育、发展、演变与传承。中华民族民间艺术所具有的这种文化传播特点，既体现出华夏各民族旺盛的生命活力，也凝聚了质朴的民族、民间智慧。作为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民族民间艺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承担了重要的功能。首先，民族民间艺术强烈的民间趣味，使其往往成为众多群众参与的公共活动，每到年关、节庆，乡民唱大戏、舞龙、舞狮、赛马、皮影表演、踩高跷、扭秧歌等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群体性自娱自乐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由于民族民间艺术所特具的草根性，它们是民族民间文化最直接的艺术性展示，所以，它们往往也成了一种群体性的传递历史记忆的文化仪式。汉民族的舞龙活动，通过虚拟的龙的形象，表达了祈福、祝愿的文化内涵。一些少数民族舞蹈、仪式性表演，则保留了本民族原初状态（甚至是原始社会）的文化风貌，这些具有民族、地域文化特色的表演，某些仪式性的内容，不仅具有人类学的价值，更承继、传达了来自先民的文化记忆、生存模式与价值选择，因之也深含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蕴。

相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乡土气息与自由洒脱，传统艺术似乎更具有程式化、秩序化特征。它往往经受过主流文化秩序的洗礼、熏陶，虽然其原初形式可能颇为朴拙，但在主流文化秩序内，屡经历练、整合与更新，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规则，甚至相当精致的表现形式和技法，也拥有了一种相对规范化的发展倾向。我们不难在中国山水、花卉、虫草绘画以及京剧等传统艺术形式中发现上述特征：京戏的程式化，人物画、山水画、花卉画中所共同遵循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等审美原则都对艺术创作者提出了需要遵守的基本范式。

但是，如同华夏艺术自身具有极端的多元性和极大的包容性一样，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作为华夏艺术共同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交叉、包容的成分，这种交叉性、关联性恰恰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间互有联系，互相影响的重要方面。

从传统艺术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传统艺术从民族民间艺术中吸取了大量的艺术养分。习惯上被认定较正宗的中国艺术种类，如诗、词、歌、赋、文人书画，乃至于京剧、越剧中的传统精品，如程砚秋、梅兰芳、周信芳等大师的名段子，实际上与民族民间艺术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它们本都来自民间，有非常明显的地方性、民族性，甚至私人化（个人化）的痕迹。且不说诗、词、歌、赋本来都是能吟唱的，最早的调子与民间流传的唱腔有关，文人诗词中的得意之句也往往与活用俗语俚词，以平淡而出新，化腐朽为神奇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被世人誉为国剧的京剧本身即源自民间的地方小戏曲，1790年三庆、四喜、和春、春台四大徽班进京之后逐渐革新，革除若干不够文雅、规范和较低俗的成分，才逐渐趋于精致、简练，最终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国剧，并形成一种程式化的表演艺术。但其内部还保留着来自民间的文化痕迹（比如舞台布景的简约、某些始自民间的唱腔、唱法）。又如艺术大家齐白石的国画创作，尽管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相对写实，到逐渐倾向写意，直至最后简淡的艺术风格变化，其艺术手法、趣味也越来越具有文人气质。但白石先生最初来自民间的文化身份，他最初的绘画技法、艺术思想均带有较强烈的民间趣味，在齐白石逐渐进入主流画坛之后，这种质朴的趣味和色彩仍或多或少地在保留在他的艺术创作之中，并对其后的中国花鸟画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也具有若干相似之处。中国艺术在造型上，对线条的表现力格外重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艺术与民间艺术均大量以线条作为主要的造型手段，通过对线条艺术化地运用，达到既有变化又富和谐美感的整体艺术审美效果。中国传统的人物、山水、花鸟画特别讲究线条造型，在浓淡相宜的笔墨运用中，追求神似取胜的艺术佳境，尤其是中国山水画的造型处理，往往看似只是简单的数笔，但却精妙地捕捉到自然造化的精魂，勾勒出灵山秀水的无穷妙境。中国的传统书法也具有这种神奇的精神性追求，无论草、楷、隶、行，各种书法流派都讲究以线条造型为基本要义。诸多形态各异的线条运用表现了书法家或沉稳或张扬的艺术个性，同时，各种线条富于生命力的布局配置，又使之成为一件富有整体和谐美感的艺术作品。而中国的剪纸艺术虽然源自民间，却也具有相似的艺术追求，尽管其工具是剪刀等器材，但它同样以线条为主要的造型手段，也格外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而且与传统的书法、绘画一样，追求整体、和谐的艺术效果。

至于戏曲表演艺术，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而纵观 传统的京戏、昆曲、越剧，以及各种民间地方戏曲，演员的身体、声音都是主要的表演媒介和艺术造型手段，形成了以演唱（念白）、形体线条、动作造型为表现手段的表演语汇，虽然在具体的演员身段运用、戏曲唱腔、服饰风格、唱词内容、伴奏形式等表现手法上存在差异，但在艺术形态基本元素运用上，它们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在化妆和道具运用的选择上，传统戏曲与民族民间艺术也具有某种类似之处。比如，传统的京剧在讲述故事时往往使用形态各异的脸谱，以视觉图谱方式展现剧中人物所属的性格类型，从而实现辅助叙事的功能。无独有偶，在我国云南、西藏等某些少数民族舞蹈、戏曲（比如贵州的傩戏）中也使用类似的化妆（或面具），并承担着相似的叙事或象征功能。不仅如此，在道具、布景的运用理念及方法上，传统戏曲与民间戏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简洁的舞台布景设置，写意性的、自由的虚拟时空转换，成为两者的共通之处。京剧舞台的布景设计尽量简化，一桌一椅，便有说不尽的妙用，所谓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雄兵百万，一方小小的舞台，凭藉演员的念、唱、做、打，便蕴含着变化无穷的自由时空。而民族民间表演艺术，同样不以布景、道具的繁复取胜，虽然布景简单（甚至不用布景），但同样可以起到以一当十，寓真实于虚拟之中的艺术效果。

追溯中国传统艺术与民族民间艺术的内在关联，或许可从它们的文化基因中寻找源头。无论中国传统艺术还是民族民间艺术，追根究底，都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文化艺术精神均来自同一文化的传承。例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古已有之，不仅儒、道、佛中都讲天人合一，民间信仰、民族艺术中也透出了对天人合一的普遍认同，只是在民族、民间艺术内往往更明显、更具体地表现为一种形而下的崇天泛神的演示，如民间戏曲与歌舞中所展示的敬天祭祀，祷告苍天保佑婚姻美满，早生贵子，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等等，可谓屡见不鲜。天人合一不仅仅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它也是中国人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于是，在天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与指认过程中，中国人一方面形成了崇尚自然、热爱生命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辩证认识，一种独特的整体艺术审美关照与不过分苛求细节真实的艺术审美观念。如儒家所倡导的允执其中、礼之 用，和为贵、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国道家所强调的自然、平淡、真切，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等等，都有形无形地渗透至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中国文人山水画的散点透视、留白、虚实相生等创作理念与构图方法，正反映了这种重整体、贵领悟的艺术思维。在这种创作与欣赏旨趣的引领下，创作者往往只是采用写意手法，用线条大致勾勒自然山水的一隅，留下大片的空白，让观赏者在实与虚的关系组合中，自己去体验生命之气韵、宇宙之浩淼、自然之博大，从而获得更为深邃的整体性的艺术审美享受。又比如中国的传统音乐与民族民间艺术对意境的追求。无论是传统的雅乐、燕乐以及后来的潮州音乐、广东音乐、江南小调等民族音乐，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空旷、虚静的音乐框架内刻意追求灵气的流动，使人的感觉、认识、情绪与整个物质世界同存于一个织体，在听觉的世界之外，营造出一个充满联想的景外景、象外象的广阔空间。

第二篇：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我国沿海地区的水平之间差距日益拉大。东部地区在工资待遇、生活条件、投资环境等方面要比少数民族地区优越，资金大批向东部流动，导致东西差距的日益扩大。当少数民族面临生活困苦、社会就业的时候会面临极大的心里不平衡，从而导致民族间的冲突产生。少数民族地区对资源占有一大部分，但从开发利用上来看还远没有从中获得足以使经济飞速发展的作用。这也是经济上的不平衡之一。

民族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关系重大。我国的少数民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济发展迅速，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拥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与进入社会主义之前的时期有了极大的好转。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但是民族问题依然是我国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历史的遗留问题，以及我公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在转型期间，就难免会涉及到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民族矛盾。民族矛盾一旦产生，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

在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伴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而逐步解决的。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与社会发展总进程以及改造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问题是很多国家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各民族的人口、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是多样的。因此，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在我国显得尤为重要。我国有长达2.2公里的陆地边境线，约有1.9万公里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在沿线边境分布的135个县、旗、市辖区中，有107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在沿边境线居住的大约2200多万人口中，有近半数是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与30多个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如果没有正确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的话，西方的反华势力与我国的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加以勾结，会对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造成巨大的威胁。第二，民族问题具有复杂性。民族问题经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它往往与宗教问题、城乡问题、地区问题交织在一起。例如我国的西藏问题。它是以十四**喇嘛为领导的，以宗教为指导的精神的一种分裂活动，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西藏流亡集团自1960年成立以来，已经有四十多年，在这四十多年来已基本适应了国际的环境，并集合西方现代政治体质及西藏过去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这就涉及到了我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特点——国际性。我国有30多个跨界的民族，占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一多半，与别国的民族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在思想感情与民族心理上有着许多共同点，民族间往来频繁。在我国西藏，极少数的分裂分子无视历史，扭曲事实，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在国内制造骚乱暴动，破坏西藏的安定团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和国际社会，制造所谓的“西藏问题”，企图使之国际化，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所不能答应和容忍的。我国新时期的民族问题还具有长期性。我国的民族问题有一部分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且民族意识有时还在增强。民族利益的协调问题也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民族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可以一下子发展起来的。因此就决定了民族问题还需要长期解决。民族问题还具有敏感性。民族间也许会由于风俗习惯不同，了解程度不深而造成不尊重对方的误会。“民族，宗教间无小事”说的正是民族问题的敏感性。民族问题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通常可以归结为这几个诱因。经济诱因是重要原因。政治诱因也是民族问题的诱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压迫已被消灭。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高，但是一些剥削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在，危害着我国的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另外，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分子还在，国际反华势力还企图利用民族问题为突破口对我国进行颠覆、渗透、分裂活动。这些分裂活动有些以暴力事件的形式出现，暗杀、纵火、投毒、打砸抢一系列事件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文化思想诱因也是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各民族由于各自的历史、生活环境等条件不同会导致某些方面的文化不同甚至会冲突，所以，在处理文化思想方面也会有矛盾。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因此对待我国的民族问题国家应该要做到一下几点才能使民族与国家关系更加稳定繁荣和昌盛。

基础设施的落后是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优先发展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产业，从而改善民族地区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最主要的是交通，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不断地被贫困地区的发展所验 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倾向于民族地区，给予民族地区和谐发展最有力的政策支持，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的投入和税收的减免。但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于渔”，一词国家可以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理环境、民族风情等搞好旅游事业，也可以将东部发达地区好的发展思路引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搞上去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问题，使我国各民族和谐发展。

自治权是民族区域自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国区域自治是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受国家领导管理体制的绝对制约。但由于受到政治体制方面某些外部或内部条件的限制，民族自治常常难以得到完全贯彻落实，因此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加强完善和调整。

加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制的重要手段。民族区域自治建设的目标是，使民族地区自治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尽量多为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各重点高校可以适当加大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录取比例，重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科技、管理人才，尽可能做到人才的合理使用和科学管理工作，使其充分发挥才干。要多宣传对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树立民族英雄形象。民族地区要有领导、有计划的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到基层、上级领导机关和综合部门挂职锻炼，考察学习，交流经验，开阔视野，增长才能。在少数民族中选拔培养高层干部，保证各民族在中央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发言人，切实保障各民族的权利得以实行。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论文题目：论述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班级： 嵌入式121 姓名： 姜鹏

学号： 124112010

评分标准：

1、论文中心思想明确。

2、结构完整，论据（论述）充分。

3、理论联系实际。

4、语言通顺、连贯、逻辑性强。

20分）得分: 50分）得分: 20分）得分: 10分）得分: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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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的关系

民族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除与一般教育具有共同的规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从文化背景的大视角来研究民族教育的有关问题。概括地说，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边缘学科。它与教育科学中的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民族学科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宗教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紧密相联。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前景广阔的社会科学。它的确立将会对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加强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同教育学以及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民族教育学也是一门以研究对象来命名的学科。作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研究对象与学科本身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一方面，研究对象的边界从根本上规定着这类学科的身份认同与制度认同，本学科的从业者必须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为身份与制度识别的标志；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使得本学科的从业者经常跨越到其他学科领地里去寻找新的研究主题，以不断满足本学科知识扩张的欲望。作为教育学科中的一门特殊学科分支，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命题。对此命题，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通常会有不同的判断。而对于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判断，往往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完全等同起来，民族教育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是一个实践领域。与之相反，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尊教育学完全对立起来，民族教育学同样难以成为真正的教育学，而只会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教。

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建华认为，教育与教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是永恒的，教育学却是历史的。绝不是有了教育必然就产生教育学，教育学只能在比较进步的历史阶段出现；另一方面，教育是行动、是活动、是实践，教育学只是对教育的一种反思与构想，是一种关于教育的理论。二者分属不同的“场域”与“世界”。一个偏向行动，一个取向理论，二者具有不同的场域逻辑。

一、中华民族教育的历史

中国的民族教育及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民族教育处于开创、奠基和起步阶段。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民族教育遭到了重创。

(三)恢复阶段。1976年~1984年，是中华民族教育的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四)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立阶段。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学科建立的崭新阶段。

二、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历史

（三）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探讨。

1987年，滕星提出“必须创建一门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民族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民族教育学是民族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滕星还就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具体界定，他认为，民族教育学应研究各民族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要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的居住状态来研究民族教育的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方法、教学师资、民族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民族语言与教学等重点问题。在1987年，叶志贞也提出：“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教育研究的深入，创建民族教育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民族教育应该是专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凡旨在提高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统称民族教育。”蔡宝来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前者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民族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它是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现象与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后者研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更大规模和更加规范的学术研究，从而使民族教育学得以在理论上逐步建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化和扩展，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与多元化。1991年，景时春先生主编了新中国后的第一本民族教育学专著，它标志着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初步建立。2002年，王鉴主编了《民族教育学》。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

（二）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实践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是中华民族教育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实践阶段。1999年6月江泽民主席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令以后，国家迅速投入9亿元用于西部152所高校校园网建设，为民族高校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三）中华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10余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中国的民族教育学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也逐步趋于规范化。其标志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了一批学科建设专著，二是创办了全国性、综合性的民族教育刊物，三是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形成了体系，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形成了网络。1993年，中南民族大学建立了教育管理系； 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教育系，2003年有了民族教育学的博士点。

总而言之，民族教育的实践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华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使中国的民族教育实践上升到科学的理论，而且反过来从理论上保证了对中华民族教育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与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是发展民族教育的关键。参考文献：《中华民族教育及其学科的历史回顾、成就与展望》，胡萍、周兴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研究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关系》，王建华，大学教育科学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主体建构性》，朱新梅，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四篇：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范文模版）

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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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于19世纪末、辉耀于20世纪的毛泽东，是一位文韬武略兼备、内圣外王合一的旷古未有的伟人。他洞悉社会发展规律和必然趋势，学习马克思主义真义，吸取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生价值观。

一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人作为价值主体和客体之统一的存在物，他的言论行动既能满足他人、社会以及自身的需要，同时又要求从他人、社会和自身的活动中得到满足。个人对社会群体需要的满足，也是社会对个人行为实践的一种肯定和评价。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和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一个能动的创造价值的过程。

在儒家学派看来，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集合体，每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人无群不能为主，群而无分则发生争斗混乱。为此，便有圣人出来，制礼作乐，明分使群，使社会群体内部的个体分处不同等级，恪守不同分位，克尽不同职责。孔子主张君臣父子的等级隶属关系，孟子首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将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分为五个层次，规定各等级的人应尽的义务和必须恪守的行为规范。同时，儒家承袭宗法血缘关系这一原始社会的文化遗存，由修身齐家向外辐射，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以德为本，以仁为怀，亲亲尊尊，忠恕爱人，博施济众，仁民爱物。

儒家文化在强调整体和谐和奉献价值的同时，着意强调人格的独立及其价值，正是个体的独立人格和自觉的道德意识，才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奠定了坚实而深厚的思想心理基础和道德情感基矗孔子倡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则区别人之作为“天爵”的内在的仁心善性和作为“人爵”的外在的名利禄位，认为前者来自天斌，不可剥夺；后者来自世俗，既可得之，亦可失之。两相比较，“天爵”比“人爵”更为珍贵、更有价值。他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这就是说，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既不可从外面赋予，亦不可用强力夺走。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道德价值和独立不倚的高尚人格的价值。

毛泽东在思考和阐释人的社会价值时，不以先验的人性论和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立论依据，而是从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出发。但他在重视群体的价值和强调个人对于社会的奉献这两点上，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有相通之处。在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比较中，毛泽东重视群体的作用，高扬群体的意义和价值，一贯强调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人相信、依靠、组织、发动群众，领导群众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果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将一事无成。在强调群众和政党的群体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重视个人的价值，认为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洞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富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有高超的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顽强的斗争意志的领袖人物，对于革命的发展和成功关系重大。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注意识别、培养、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发挥干部在群众斗争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比较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无私奉献的社会价值。他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并不能自发地导致共产主义的实现。只有使全体人民自觉追求这一目标，并把努力工作、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内化为自觉的意识，外化为具体的行动，积极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才能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现。为了将来大目标的实现，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付出自己毕生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注意满足人的生存、安全、自尊等方面的需要，注意创造条件，期望人的生存价值的实现。他的一生都在为消灭蔑视人、残害人、剥削人、压迫人、侮辱人、践踏人、奴役人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努力，都在为建立人皆平等、人的各种权利都能得到保障，人的潜在能力可以得到充分发展和发挥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他重视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要求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即使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也要求人民军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肯定个性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个性发展既是民主革命胜利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得以胜利的条件。如果不把千百万农民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不把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不把人们从旧式的家庭伦理关系下解放出来，以谋求人的全面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就无从谈起。他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尊的人格价值，反复告诫党的干部要克服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利益、力量和创造精神，支持人民群众直起腰来，挺起胸来，真正自我主宰，当家作主。他也十分关心人的发展价值的实现，他同情、理解受压抑的小人物，痛恶尸位素餐、压抑人的个性、埋没人才的官僚主义和苛严的社会环境，试图创造一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自我价值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新人层生辈出、健康成长。

二

人的价值之大小和人格之高下固然要视其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之贡献的大小，但主体之心性品格、为社会奉献牺牲的自觉意识和义务观念似乎更本质和更具有决定意义。人生价值选择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自觉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人生总是处在一系列的价值关系之中，面临多种选择，个体必须以自己所确认的价值观念作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和追求，按一定的方向塑造自己，陶冶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素质，这种自觉的价值选择和自觉的自我塑造是一切思维正常的人都会有的，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选择的方向有不同而已。所以，真正自觉的人生是主体不但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知道自己怎样生活才有意义、有价值，从而作出自觉的正确的选择。

孔子曾经明确指出：“君子义以为上”

，“好仁者无以尚之”。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孔子的思想观念中，义的本质和核心内容就是仁。能否明澈和践行仁的精神，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孔子并不否定利的价值，他也要求爱民、裕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只是认为义或道德比物质利益价值更高，并要求人们修养品行，提高思想境界，视仁义为最高价值，把践行仁义作为目的本身，而不是因为行仁义有利，或为了其他目的而行仁义。孟子肯定人人有其固的内在价值，他称之为“天爵”和“良贵”，这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和道德意识的自觉。人作为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有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而应对于形与神、小体与大体兼爱互养。但道德精神的培养和充实，较之形体的养护更为重要。生与义、物质需要和道德精神都是人所追求的，当二者不可兼得时，应舍生而取义；孟子屡屡劝统治者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制民之严，解民倒悬，要求给予老百姓以物质利益。但他反对言必称利，更反对追求私利。孔子和孟子在强调义的价值时，有轻视利的价值的倾向。他们不仅反对追求一己私利，对于天下之公利亦不刻意讲求。这种倾向被以后的一些儒门学者所发挥。儒家学派大都强调和珍视人的内在的道德价值，这是弥足珍贵的思想。然而，他们把这种道德意识看成是人的先验本性，并将这种道德价值的实现看成内在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他们重内省而轻实践，重道德而轻功业。因此，尽管他们中大部分人志向远大，操行坚定，但难免大而无当，迂阔不实。

毛泽东继承了儒家人生哲学中崇尚仁义、重视人的道德价值的合理思想，但又克服了其专注修养、忽视践行的内省倾向，从作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个人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上揭示了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价值。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在于他创造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更在于他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对于社会与他人的责任与义务，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并积极主动地为社会和人民做工作。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向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在这里，毛泽东清楚地向人们道明，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紧密相联，就是说，人的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只是为人们创造价值的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有具备了为社会为他人奉献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卓有成效的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潜在的价值才能转化为现实的价值。是否具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内在价值是人格之优劣和境界之高低的标志。如果能力包孕着个体对他人和社会之贡献大小的可能性，那么，为他人和社会无私奉献的精神则规定着人格的高尚和纯粹，决定着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的转换，决定着自我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价值的实现。而具有自觉道德意识和较高道德价值的人，对于社会人心的典型示范和潜移默化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三

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物在价值关系中永远是被动的客体，它只能满足于人的主体需要，本身不能创造价值，而人在价值关系中却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价值主体，又是价值客体。作为价值主体，他具有对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具有获得物质和精神满足的需求；作为客体，他又必须满足其他价值主体的需要。人在价值关系中的两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生价值的实现是贡献与索取的有机统一，是个人对社会的创造、贡献和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满足的有机统一。但是统一是指有机的过程，二者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更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或者绝对等量的关系，否则认识上的这种形而上学就会在实践上把人推向误区。因此，一种正常的社会，人生价值的实现，必须是这样双向运作的过程。

作为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儒家学说将人类与其他“物”相比较，来认识和阐发人类的价值，论证人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存在物。无论是孔子、荀子，还是其后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无不肯定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确认人之高于其他物类的价值。

在毛泽东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中，处处都能发现传统文化的影子。毛泽东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在毛泽东看来，人是创造理想世界的存在物。理想是对美好未来的想往，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现实是理想的根基，又是为理想所否定、越超的东西。人类正是在观念地批判现实、想往未来和实际地批判现实和追求理想的活动中，亦即在追求理想价值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本质力量，显现出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和意义。毛泽东曾针对党内安于现状、固步自封、信念动尧理想淡雹只追求名利地位和一己私利，忘记远大革命目标和继续革命的思想状况，意味深长地说：解决了吃饭问题，就要搞点共产主义。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只是为了吃饭而活着，就同狗找点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两样。

综上所述，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是民族大我与个体小我的结合体，他的名字已经超出了个人称谓的意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只有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完全认识毛泽东；只有完全认识毛泽东，也才能清晰地认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历史积淀和现实运动。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人生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的关系，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指导和培育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5—2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6.〔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621.

第五篇：“家训”与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在数千年的家庭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浩瀚的文献，其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家训是我们祖先对家庭教育深入思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因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一

家训是指历代家长为教育子孙专门撰写的训导之辞，诸如家诫、家范、家规、家书等等。它是古人向后代传播修身治家、为人处世道理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家长教育子女最基本的形式。

中国家训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著名的“畴人之学”，即家庭世代相传的学问。西周时周公曾诫子伯禽修养德行，礼贤下士。《论语》中也载有孔子教儿子孔鲤“学礼”的故事。不过当时的家训以口头训诫、家书、遗书等形式为主，由后人记载而流传。秦汉以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家训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逐渐繁衍成为全社会乃至全民族教育后代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从先秦到秦汉是家训从萌芽到初步形成阶段的话，那么此后，家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理论越来越系统，种类越来越繁多，影响越来越深远。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家范典》多达116卷，分31部，各又再分5类，辑录了先秦至清初的大量家训资料，真可谓浩如烟海。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三部家训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和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它们分别代表了古代家训的成熟期、繁荣期和广泛推广期三个不同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总结了前人家庭教育理论的成果，对治家修身、求学处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家庭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范畴，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第一部完整的家庭教科书，在家庭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此书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清人王钺在《读书丛残》中也盛赞此书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可见其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训进入繁荣阶段，不仅文献资料数量多，而且在教育理论和思想上也有了大的发展。北宋司马光的《温公家范》等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封建伦理关系、治家方法、身心修养和为人处世的道理，堪称家训中集大成者。此间在理学的影响之下，家训中“礼教”的气氛更为浓重，名分的拘束更为严格。明清时期是传统家训广泛推广的时期。由于家训作用的日益彰显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家训理论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形成了家训教育空前繁盛的局面。明末清初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流传很广，影响巨大。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仅用五百余字，阐述了人生的深刻道理，总结了古代的治家之道，语言平实，脍炙人口，三百年来盛传不衰，成为官宦士绅、书香世家乃至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教子妙方和治家良策。

中国历代家训内容涉及人生的各个方面。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一书的序言中举其要者概述为六端，其一，熔铸光明伟岸的道德人格；其二，重视正确积极的教子方法；其三，培养功业理想和淡泊襟怀；其四，妥善掌握好交友接物之道；其五，明确读书治学的目的和方法；其六，针砭人生各种心理痼疾。[1]1我以为这一概括是较全面准确的。本文拟着重从修身、治家两个方面，探讨家训对传统家庭教育及家内秩序乃至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

中国传统家庭教育最主要的内容是向子孙进行修身教育。修身，谓修养身心，学会做人，塑造品学兼优的完美人格。由于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认为只有做到身修、家齐，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故而古代家训几无例外，以“修身为本”，将修身提到突出的位置。家训中有关修身的内容甚为宽泛，主要包括立志、读书、待人等几个方面。

立志。立志是修身之基，立志是事业成功的第一步。只有确立志向，才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才会克服艰难险阻向着目标前进。要想使子孙自立自强，成为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关键是鼓励他树立人生志向。家训在这方面多有论述。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2]21强调没有志向，就不能成就学业。王守仁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中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3]《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第一条便是“勉君子应立志”。[4]5同书“述立志之重要”条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苦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5]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性。

立志如此重要，那么该树立什么样的志向呢？古人要求子孙要立圣贤之志、立报国之志、立光前裕后之志。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侧然有所感。”[2]23“若志不强毅”，势必永远沦为凡夫俗子。王守仁在《示四侄正思等》中说：“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弟为本，以圣贤自期。务在光前裕后，斯可矣。”[6]94他期望侄子们以仁礼存心，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根本，努力学习圣贤，为前人争光，为后人造福。又如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岳母刺字”的故事，便是家庭教育中教子树立大志，建功立业的典型事例。

人生立志，不能空发誓言，而要落到实处。从道德的角度、从谋生的角度，古代家训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技艺(即谋生手段)的培养。《颜氏家训·勉学》云：“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7]84“有学艺者，触地而安”，[7]82谓有学问有才艺的人，走到哪里都可以站稳脚跟，或入仕，或学问，或农工商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掌握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方可真正自强自立，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南宋袁采在《袁氏世范》中说：“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贫贱而有业，则不至于饥寒；富贵而有业，则不至于为非。凡富贵之子，耽酒色、好博弈、异衣服、饰舆马、与群小为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无业以度日，遂起为非之心。”[8]这些话朴素通俗，但很深刻，阐明了年轻人立大志、务正业，对个人前途和家庭、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性。

读书。在传统家庭教育中，鼓励子弟读书是家训的一大主题。提起读书，人们往往想到“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以为古人读书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做官，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对此，霍松林教授在《中国家训经典》序言中指出：“‘学而优则仕’是孔子为知识分子规定的一种行为模式，旨在学以致用，大济苍生，却并不是说学习好了就只求做官，谋取个人利益。”[1]1这一见解在古代家训中得到了印证。

读书以求仕，并非必然。《袁氏世范·子弟不可废学》中说：“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8]5这里所说“无用之用者”，应解为读书可以学习圣贤的嘉言懿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颜氏家训·勉学》中明确指出：“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7]89人之所以要读书求学，本来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力，以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6]126

不少家训将读书、进德、做好人摆在第一位。《曾国藩家书·教诸弟进德修业》云：“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9]21即读书首先是为了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追求诚实正直修身齐家治天下的道理，以无愧于此生；其次才是将读书作为谋生的手段。郑板桥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二书》中说：“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6]135“明理做个好人”就是要通过读书，作个知书识礼、通情达理，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明代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多次受苦受辱之后，仍能矢志不移，谆谆告诫儿子：“你读书，若中举进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固不可效吾之狂愚，亦不可因吾为忠受祸，遂改心易行，懈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肖之笑。”[6]100许多家训作者都以自己的经验教训，激励子弟勤奋读书，从小养成良好的学风。

应当承认，随着科举盛行，读书入仕成为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捷径，家训中出现一些鼓励子弟应试科举的倾向。如唐代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朝廷用文治，大开官职场。愿尔出门去，取官如驱羊。”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科举趋之若鹜的社会心态。明代王守仁得知子侄学有所成，获居前列，喜而不寐，连夜命笔：“此是家门好消息。继吾书香者，在尔辈矣。勉之，勉之。”[6]94家长望子成龙的企盼与统治者“劝以官禄”的政策，致使后来一些士子埋头八股，孜孜以求，淡忘了读书明理的初衷，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渐趋于单一化和名利化。

待人。待人接物，指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古代家训强调慎于接物、谦让待人、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先秦时周公旦对其子伯禽的一番训导，堪称典范。伯禽封于鲁，赴任前周公以数事相诫：不要怠慢亲戚，不要使大臣埋怨没被信用，不要轻易舍弃故旧，不要对人求全责备。并指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10]即使才能过人，也不要与有专长的人争强斗胜。诚实守信是与人相处的一条原则。古人将诚信作为“正性”、“养心”、“成德”的基础。《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载“曾子杀彘”的故事，给信而勿欺作了最好的注脚。曾子为了给儿子树立守信的榜样，不顾妻子的阻拦毅然杀猪，成为千古教子佳话。豁达大度也很重要。王夫之《姜斋文集·丙寅岁寄弟侄》中说：“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1]611与人相处，应和睦友善，相互谅解，而不是小肚鸡肠，过分计较。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提出，不要藏在心里，积成怨恨。另外，“宁愿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也是一种美德。《曾国藩家书·持家之道》“情愿人占我便益”条致澄侯等三弟信中说：“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八年，不肯轻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告诫诸弟：“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11]

三

传统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向子孙进行“齐家”的教育。齐家，谓和睦家庭，端正门风，垂范后代，即颜之推所谓“整齐门内，提斯子孙”。[7]1《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在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齐家既是修身的目标，又是治国的基础。因而，如何齐家便成为家庭教育的根本追求。在这方面，家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齐家教育应以什么为核心内容？颜之推指出：“礼为教本。”[7]23司马光也认为：“治家莫如礼。”[12]这里所谓的礼，即指制约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为主的各种人伦关系的规范。以礼教来规范人伦，就是向子孙传授孝悌之道。关于齐家的内容，我以为大致应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以及勤俭持家等方面。

首先是父慈子孝。“父慈子孝”出自《礼记·礼运》篇，意为做父亲的应慈爱子女，做子女的应孝敬父母，重点是强调孝道。孝道是传统社会协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表现。对于孝的内涵，可归纳为五层意思：善事父母，养亲敬老；爱护身体，扬名显亲；娶妻生子，传宗接代；顺乎亲意，绝对服从；忠孝合一，移孝忠君。[13]《尔雅》云：“善事父母曰孝。”[14]99何为善事父母？《孝经·纪孝行》讲得很具体：“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察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14]104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图》则用具体的事例，更加生动地展现了孝的内涵。

与传统伦理所倡导的孝道及齐家思想相适应，古代家训普遍强调孝亲敬长、睦亲齐家的重要性。如《颜氏家训·勉学》云：“孝为百行之首。”[7]101北宋范质《戒从子诗》开头就提出：“戒尔学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亲长，不敢生骄易”。[15]唐代柳玭《柳氏家训》曰：“立身以孝悌为基”，“肥家以忍顺”。[1]335明代孙奇逢《孝友堂家训》认为：“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气团结”，[16]是“家道隆昌”的必要条件。清代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指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17]

要治理好一个家庭，家长先要以身作则。古人非常重视身教的作用。《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7]26在生活中很难设想那些虐待自己老人的人能得到孩子的孝敬。司马光《涑水家仪》指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2]201李昌龄《乐善录》云：“为父为师之道者无他，惟严与正而已。”[18]只有家长正身率下，公正不偏，才能使家人和睦融洽，家庭秩序井然。

其次是兄友弟恭。《礼记·礼运》讲“兄良弟悌”，意为兄弟间要团结友爱，相让不争，孔融四岁让梨的故事为儒家所称赞。《颜氏家训》专列“兄弟”篇，论述颇为深刻：“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7]14组成家庭，始于夫妇，夫妇是父子关系的前提。子非一人，就有了兄弟关系。“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7]14许多家训对兄弟关系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认为兄弟乃一母所生，有共同的血缘关系，从小在一起生活、学习、玩耍，关系密切，理应互相友爱，特别是弟弟应向对父亲那样敬事兄长。宋苏洵《安乐铭》曰：“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1]364唐僧人王梵志《世训格言诗》云：“兄弟须和顺，叔侄莫轻欺。财务同箱柜，房中莫蓄私。”[1]273兄弟关系有其特殊性，它牵涉其他多种关系，诸如子侄间关系、妯娌间关系、奴仆间关系等。兄弟不睦，就会淡漠以上各种关系，破坏整个家庭的和谐，甚至造成众叛亲离的局面。正如颜之推所说：“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7]16可见兄友弟恭是十分重要的家庭准则。

与兄弟关系相连的是妯娌间的关系。妯娌不和往往是家庭争斗的导火索。要维护好妯娌关系，重要的是在家庭事务上，家长要秉公、兄弟要礼让、妯娌要以恕道给予谅解之心。按照颜之推所说：“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7]17如果能够本着仁爱之心行事，把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加以爱抚，则这种弊端就不会产生了。

再次是夫义妇顺。《礼记·礼运》讲：“夫义妇听”，意为做丈夫的要处事得当，重点是做妻子的要能随顺。传统家训遵循儒家倡导的“夫为妻纲”、“三从四德”，对妻子提出了一整套顺从丈夫的清规戒律。其中最典型最集中的便是唐代女诗人宋若昭写的《女论语》。它从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等12个方面，要求妻子温柔贞顺、谨慎洁身、勤俭持家、通情达理、礼待亲朋、尊敬长者、善待夫君、关爱儿女。如《事夫章》云：“女子出嫁，夫主为亲”，“将夫比天，其义非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宾。夫有言语，侧耳详听。夫有恶事, 劝谏谆谆。”“夫若发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让，忍气吞声。”“同甘共苦，同富同贫。„„能依此语，和乐瑟琴。如此之女，贤德声闻。”[1]336又如汉代著名女学者班昭在《女戒》中也指出，女子“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1]33-34强调女子修行没有比恭敬更重要的了，避免过于刚强没有比柔顺更重要的了。所以说恭敬柔顺是做女人最大的礼仪了。她在论夫妇关系时说：“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恩义俱废，夫妇离矣。”[1]34作为夫妻，本应以礼义互相亲善和睦，以恩爱相互亲密合作，礼义恩爱都没有了，夫妻也就该离异了。

以上这一套，其中片面要求妻子顺从丈夫、为丈夫保持贞操等男尊女卑的规范，显然是值得批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数千年来，在“夫义妇顺”、“夫和妻柔”、“夫妇和睦”等理论的倡导和实践中，历史上也不乏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事例；贤妻良母助夫成功、教子成才的事例；夫妻同甘共苦，不嫌贫爱富的事例，等等。

第四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是齐家的重要环节。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19]俭成奢败是一条历史规律。不论豪门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其家训中无不谆谆告诫子孙要勤劳节俭。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家训中，列举历史上大量正反两方面的事例，论述了“俭养德，侈招恶”的道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1]392

这些议论真是鞭辟近理，入木三分。一千多年前的古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如诸葛亮《戒子书》要求儿子“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6]30陆游《放翁家训》认为，“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20]唐代韩休训子以俭德为法。韩休官至宰相，生活俭朴，教子甚严。所生七子，皆有父风。如第五子韩湟“性持节俭，志在奉公，衣裘茵衽，十年一易，居处陋薄，才蔽风雨。”为官四十年，“家人资产，未尝在意”。(《旧唐书·韩湟传》)朱伯庐在《治家格言》中教导后代：“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居身务期质朴”。[2]217-218他在《劝言》中论勤俭曰：“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苟取。愚者以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生平行止，于此而丧祖宗家声，于此而坠生理绝矣”。[21]这些勤俭持家的理论，深刻而精辟，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

第五是谈家门的盛衰。在浩瀚的家训中，有许多是从正反两方面来教育子弟，藉以阐发家门盛衰的真谛。魏晋南北朝颜之推，饱经乱世，亲眼目睹梁朝士族子弟不学无术，靠祖上庇荫养尊处优，整曰“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游手好闲。及至遭逢乱离，无一技之长，便陷于穷途末路。他在《勉学》篇中告诫儿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6]47须靠勤学以谋自立，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48北宋黄庭坚在《家戒》中采用对话体，叙述那些豪门富族由“蕃衍盛大”到迅速衰败的景况，申明了家和则兴，不和则败的道理，深有感慨地说：“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1]419崇尚节俭，力戒奢侈，以之齐家则家齐，以之治国则国治。唐太宗晚年作《帝范》时，承认自己：“在位已来，所缺多矣”。[1]286他历数未能节俭等过失后告诫太子：“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1]287

在古代家训中，唐人柳玭的许多高见受到人们的推崇。他在《戒子孙》文中探讨了家业兴衰的缘由。他说：“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1]339他在《柳氏家训》中总结祖上的家教传统，结合自己的经验，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立身以孝悌”(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立身)、“肥家以忍顺”(以忍让、和顺使家庭和睦富足)、“保友以简敬”(以检点和尊敬来保持友情)、“莅官则洁己省事”(以洁身自好、减省繁务为官)。柳玭在罗列了家族子孙不肖的状况后，尖锐地指出败家的五大过失：即“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薄”。“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其三，胜几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其四，崇好漫游，耽嗜曲蕖”。“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所论情辞恳切，具有极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1]3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他的家训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见解。如他在《曾国藩家书·修身之道》写给澄侯等四弟的信中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士宦之家。[4]47

这些议论入情入理，发人深省。他在写给儿子《谕纪鸿》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反俭难。„„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6]149清史专家萧一山在《曾国藩传》中写道：“国藩治家，标其祖德”，归纳为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读书，种菜，养鱼，养猪，谓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早起，扫屋，祭祀祖先，亲睦乡里，因他祖父常说：“人待人无价之宝也”，这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家风了。

由上可以看出，在齐家教育中，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此外，在家训中还有一些内容，像救难济贫，报国恤民，见义勇为，克己奉公，助人为乐，友善乡邻，等等。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古人对子孙的教育是全面的、细致的，而且是严格的。其核心是围绕教子做人、修身治家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和人格塑造，旨在使子孙具备为人处世所需的各种品德和能力，甚至包括了对子女健康心理和良好性格的养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四

应当承认，传统家训多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为了适应当时礼法的要求和统治阶级政治的需要，历代家训中掺杂了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诸如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思想，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思想，以及一些宿命论和庸俗哲学等等。即使在一些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中，也难免交织融合一些消极的东西，可谓是良莠并存，金沙相杂。但就总体而言，它仍无愧是先人留下的一笔丰厚而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更应当看到，数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人生的哲理、处世的德行，熔铸在家训的警句格言中，薪尽火传，绵延不绝，使中华儿女从小在家训的熏陶中，学会做人、处世，培养了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大批名垂千古的人物。其中有创基立业、开国治世的政治家；有叱咤风云、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胸怀大志、目光犀利的思想家；有才智超群、创造无穷的科学家；有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在他们身上凝结着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体现着民族的精神，展示着对民族和世界的贡献。《中国家训经典》一书所选历代二百多位出色的家长，诸如周公、孔子、曹操、诸葛亮、颜之推、李世民、姚崇、颜真卿、杜甫、柳玭、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朱熹、陆游、袁采、王守仁、孙奇逢、史可法、王夫之、朱伯庐、袁枚、章学诚、林则徐、曾国藩、孙中山、鲁迅、陶行知、毛泽东、傅雷，等等，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历史名人，既是著名家训的作者，本身又都是传统家庭教育培养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自己及子孙的实践，验证了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成功。

学习和研究古代家训，使我们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和启发。我想至少应当认识到这样两点：

其一，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是传统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精辟的阐明了家庭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对“家国一体”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宋代朱熹讲得更为具体：“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无怨，子孙世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国与天下之政理„„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事乎？”[22]作为一个治国的人才，首先必须具备好的道德修养(修身)、能够把家庭治理好(齐家)，然后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和天下。

家国一体的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盘根错节的家族社会和宗法制度。宗法家族制度的形式是同居共财，聚族而居。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一家之亲，只有父子、兄弟、夫妇三种关系，“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7]14以家族为本，由“三亲”而“九族”的宗法血缘关系，是维系我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每个家族如同一个小社会。为了维护宗法家族内部的和睦，逐渐形成了宗法精神，宗法精神的核心是孝(子女对父母)、悌(兄弟之间)、贞(妻对夫)、顺(媳妇对公婆)，其中“孝”又是核心的核心。

前述孝道的内涵之一是“忠孝合一，移孝忠君”。《孝经》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23]就是说，孝行是从事亲开始，事君为中。只有做到孝亲和忠君，才能得到高官厚禄，立身扬名。孝亲本系家庭内的道德规范，与忠君初无直接关系。传统社会把宗族的组织形式用于统治国家，也就把协调父子关系的孝移用到君臣关系上来，即所谓“移孝忠君”。早在周朝，统治者已认识到，国家的稳定，首先是家庭、家族的稳定。而推行孝道，则是稳定家庭、家族生活最有效的手段。正如《论语·学而》所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4]历代统治者注意到“孝道”对巩固、稳定封建秩序的社会作用，出于当时统治的需要，曾大力予以提倡。封建思想家进而宣扬孝是忠的缩小，忠是孝的扩大。“忠臣出孝门”，在家能孝，于国则忠。他们极力把忠孝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且看三国时两则老母戒子的家训。一则是虞潭母孙氏，当儿子兴兵讨贼时临别训诫：“吾闻忠臣出孝子之门。汝当舍生取义，勿以吾老为累也。”另一则是魏国妇人辛宪英在儿子出征时的赠语：“古之君子，入则致孝于亲，出则致节于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不遗父母忧患而已。”意为古时的君子，在家孝顺父母，出仕则为国尽忠，在位想着所负的职责，遇事想着所采取的方法，为的是不给父母增加忧患。于此可见忠孝观念之深入人心。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多因为他们在家庭和社会都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能从“孝于亲”，“忠于国”的目的出发，勇于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扬了堂堂凛凛的民族正气。

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的组成部分。每个家庭有了好的家教、家风，可以影响社会的风尚。在移孝忠君的同时，将家庭内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扩而大之，推己及人，兼顾别人的老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便成为整个社会的敬老风尚。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形成的敬老风尚，堪称举世无双的传统美德。[25]

很显然，在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国家的稳定和谐，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二者的相辅相成，是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重要因素。

其二，家训是一种极好的家庭教育形式，应当继承、发扬光大。如前所述，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所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它浓缩了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饱含着深厚的爱子之情，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教育意义。由于它包罗广泛，情感真挚，言简意赅，说理透辟，针对性强，便于践行，所以深得世人称许。

然而曾几何时，在某种特定的背景下，社会上展开对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的批判，古代“家训”自然被列入“横扫”之列，致使一段时期人们对一些文化遗产讳莫如深，更不消说拿家训来教育孩子了。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走上正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研究儒家思想和古代文化，我们深切地感到：传统家庭教育功不可没。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极其灿烂辉煌的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精神，是与传统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而传统家庭教育中的家训，又堪称古代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家训中充满了治理国家、安定社会、修养品德和成就事业的至理名言。我们在剔除、摒弃其糟粕时，更重要的是探寻、发掘其精华，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汲取，结合时代的发展，赋予其新的内容和新的理解，使其更加充实完善，在当今社会的家庭教育中更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翟博.中国家训经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2]汪双久著.余秉颐，李季林编.家训金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21.[3]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编辑部.王阳明传习录及大学问[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193.[4](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5](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88.[6]史孝贵.古今家训新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7](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99.[8](南宋)袁采.袁氏示范[M].北京：中华书局，1985：5.[9](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陈良煜，译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21.[10]陆林.中国家训大观[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1.[11](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54.[12]宋涛.中国传世家训(上)[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327.[13]牛志平.唐代孝道研究[A]//黄约瑟，刘健明.隋唐史论集[C].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14]张明亮.中华美德名言[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99.[15]包东波.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萃[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112.[16]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孙子遗书之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7](清)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6.[18]程钧，葛玲.中国家教古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63.[19]邓丹，陈芝国.李商隐诗赏读[M].北京：线装书局，2007：35.[20](南宋)陆游.放翁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1]周秀才.中国历代家训大观(下)[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7：638.[22]宁业高，等.中国孝文化漫谈[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54.[23]史仲文.儒学经典(1)[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21.[24]论语[M].陈国庆，王翼成，注评.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3.[25]牛志平.唐代的敬老风尚[A]//韩金科.’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