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兄弟姐妹关系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反映

第一篇：《诗经》中的兄弟姐妹关系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反映

《诗经》中的兄弟姐妹关系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反映

摘 要：《诗经》是一部百科全书，许多传统伦理都自《诗经》始。兄弟姐妹关系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诗经》中兄弟姐妹关系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反映，分析其在后世的传承，能够揭示传统伦理对汉民族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诗经》；儒家伦理思想

一、兄妹关系及其对后世的传承

《诗经》中，兄妹关系表现为亲密和对立两种。

（一）亲密关系

《邶风?燕燕》是表现《诗经》中兄妹关系亲密的一个代表。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飞，颉之颃之。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①

长兄面对自己即将出嫁的二妹，满是牵挂和不舍。根据诗的内容，可以判断出作者是王室贵族。这是发自内心的创作，绝无矫揉造作之意，兄妹之间的深情让人感动。但是，《诗经》中兄妹关系并不都这样和谐亲密，而且为数不多的几篇兄妹关系的诗歌中，对立关系还是占多数。

（二）对立关系

兄妹关系对立的诗篇中，《卫风?氓》是其中一个代表：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A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②

这是弃妇的控诉，遇人不淑，遭遇凄惨，曾经信誓旦旦的人对自己这般无情无义，从小一起长大的娘家兄弟也冷眼旁观，作为兄长，不但不出手相助，还将这视为茶余饭后的笑谈，只剩姑娘孑然一身，无依无靠，遍尝人间冷暖。一句“兄弟不知，?A其笑也”，把个铁石心肠，面目可憎的大哥形象塑造的活灵活现。还例如《邶风?柏舟》“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澹?逢彼之怒”，长兄见出嫁的妹妹回来，一味迁怒于她，认为是妹妹不懂规矩，丝毫不听她的解释。严厉冷酷，不通情理的大哥形象跃然纸上。

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同为大哥，为何对待妹妹的态度会如此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这样的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古代妇女地位的低下，经济不能独立

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风俗可谓人尽皆知，妇女经济不能独立。出嫁女子的生活费用该由婆家承担，女子娘家该准备家中男孩娶妻生子等费用，这是一个相对平衡。出嫁的女子回来，会增加娘家的经济负担，对于平民百姓的家庭来说的确是一份不小的开支。从这个层面讲，《柏舟》中长兄对妹妹横眉冷对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而《燕燕》中，妹妹的婚姻属于政治联姻，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这样一来，兄妹之间深厚的感情自然会真情流露。

2.封建礼教对于亲情的削弱

古代讲究“三从”，女子地位低于男子；同时，“长幼有序”，当父亲去世，女子理应听从长兄的安排。封建礼教对女子要求严苛，一般说来，女子出嫁便不会回来，一旦回来便是犯了“七出”中的大错，对娘家的名誉造成极大影响，整个家庭甚至无法生存，这必然会削弱兄妹之间的亲情。这时候，长兄便成了面目可憎的封建代表，也成了饱受不幸婚姻煎熬的女性心中的伤痛。

在研究《诗经》中的姐妹关系时，我们发现在《邶风?泉水》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出嫁的女子有归宁念头时，首先想到的是卫国的同姓姐妹，接下来才提到父母兄弟。王室贵族兄妹间深切的情感固然让人感动，但姐妹情谊由此可以窥见一斑。短短的八个字，淋漓尽致的写出独属于姐妹之间天各一方却相互惦念的细腻心思。

《诗经》中的两种兄妹关系在后世是有所传承的。后世礼教渐严，家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重，对立的兄妹关系比比皆是，《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哥哥，急于将妹妹再嫁出去以获得聘礼，最终间接地将兰芝逼死，他身上没有丝毫亲情，只是将妹妹当做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但是亲密的兄妹关系，后世也有传承。袁枚《祭妹文》，虽然描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但平淡之处见真情，足见作者的痛惜之情。文章最后，“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二、兄弟关系及其对后世的传承

与兄妹关系相比较，《诗经》中的兄弟关系要单纯的多，多数是表达兄弟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感人诗篇。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作为“五伦”中的一环，兄弟关系在各种典籍中都有所体现，《孝经》“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弟子规》“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如此等等。理想的兄弟关系追溯到《诗经》，则以《小雅?鹿鸣之什》中《棠棣》为代表：

棠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③

这首诗历来被看作兄弟之间深情厚谊的代表。一句“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简短有力，足见古人对兄弟的重视程度。兄弟关系在《诗经》中分为以下几类：

（一）兄弟关系在《诗经》中作为歌辞和祝辞为人传诵

《诗经》中关于兄弟关系的祝辞不在少数，比较典型的是《小雅?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④

这是一首祝贺西周奴隶主宫室落成的歌辞，诗中提到对兄弟和睦，团结友好的美好祈愿，兄弟作为重要的伦理关系，已经广泛被国家所重视。相应的，民间关于兄弟关系的诗篇也是如此，《唐风??m牡》中“人无兄弟，胡不?柩桑俊蓖ü?描写身在外乡的举目无亲，揭示了羁旅之人对于家乡父兄的思念之情，令人动容。

（二）“长兄”形象是兄弟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哥如父亲一样尽心尽力，教导弟妹，支撑家庭。《诗经》中的“大哥”形象通常是认真负责的一家之长，让人心生敬佩。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小雅?小宛》：

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

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⑤

这是长兄对弟弟的劝诫教诲，字里行间足见一片真心。希望弟弟为人谦恭，辛勤劳作，谨言慎行，不做有辱家族荣光的事情。每一句叮嘱都发自内心，如父亲一样威严亲切，周全考虑，生怕弟弟错踏一步。

（三）血缘关系在兄弟关系中尤为重要

《诗经》中的兄弟关系一般是指同姓宗族之间的兄弟关系，注重血缘宗族的兄弟关系较为典型的是《大雅?皇矣》，其中有这样一句：

帝谓文王：?_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⑥

这正体现对于血缘的重视，诠释了同姓宗族兄弟应该联合合作，方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道理。另外，在民间的许多诗歌中，对于同姓兄弟，也有着别样的情怀。例如《王风?葛?》中这样一句话：“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远离父母兄弟，认他人为兄，可是却徒有个“兄”的名头，只能怀念故乡，黯然神伤。

《诗经》中反映的兄弟关系在后世也是有所传承的，同样不在少数。大家广为熟知的《水调歌头》，便是苏轼在怀念弟弟的诗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被后人传颂甚广，兄弟天各一方，同望一轮明月，尽显兄弟深情。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同样也是在佳节怀念身在异乡的兄弟。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传统伦理是一脉相承的，《诗经》中兄弟姐妹关系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反映自然有所传承。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任何现象都有其过去的追溯和未来的传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现象，在追根溯源的同时，更能感觉到独属于传统经典著作的迷人魅力。经典从不过时，从未褪色，有的只是随着时间越来越深厚的积淀。

注释：

①王秀梅译注.《诗经》[M].中华书局，2006年9月北京第一版 第34页.②王秀梅译注.《诗经》[M].中华书局，2006年9月北京第一版 第81页.③王秀梅译注.《诗经》[M].中华书局，2006年9月北京第一版 第238页.④叶春林校译.《诗经》[M].崇文书局，2012年9月第一版 第137页.⑤叶春林校译.《诗经》[M].崇文书局，2012年9月第一版 第149页.⑥叶春林校译.《诗经》[M].崇文书局，2012年9月第一版 第196页.参考文献：

[1]王秀梅译注.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6，9（第1版）.[2]叶春林校译.诗经[M].武汉：崇文书局，2012，9（第1版）.[3]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第1版）.

第二篇：诗经中反映周代战争的诗篇

中华民族由于是农耕民族，有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和深厚的爱国情感。这在《诗经》中反映的是特别突出的，而且对此后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的形成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卫国豪情

周族创造的是农业文明，周人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活环境。因此，保家卫国是周人最为看重的，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诗经》中有不少描写战争的篇子，表现了对保家卫国的强烈的责任心和自豪感。如《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这是秦地军中战歌。史书说秦俗尚武，这首诗反映出士卒保家卫国慷慨从军的壮志豪情和昂扬的精神风貌。全诗三章，换字不多，重章叠唱，意思层层深入，突出将士团结一心，同仇敌汽，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热情，这是一种不可遏止的豪情。士卒们激情奋发地唱着：谁说没有衣裳？我和你同穿一领战袍。国家出兵打仗，把我的兵器修好。我和你对付共同的敌人。谁说没有衣裳？我和你同穿一领汗衫。国家出兵打仗，把我的兵器修好。我和你对付共同的敌人。谁说没有衣裳？我的衣裳就是你的衣裳。国家出兵打仗，赶快修好甲胄。你我一块儿走向战场。每当国难当头之时，人民群众总是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以及英勇献身精神，无论古往今来，这都是一个民族不被灭亡的根本力量所在。《秦风·无衣》这篇作品不仅真实表现出士卒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而且也标着着中华民族从一开始就有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再如《小雅·出车》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这首诗一共六章，前三章写大将南仲带领士卒抵御玁狁，勤劳王事，克敌有功。诗的大意是说：“ 开出我的车子，车子走向牧地。打从天子所在，奉命来到这里。召集御车的武士，叫他们装载武器。如今国家多难，国难已是紧急。

开出我的车子，车子走向郊野。龟蛇旗子高举，竿上牛尾挂起。问那些龟蛇鸟旗，为何不飘扬翻飞？我的心惶惶不安，仆夫们面容憔悴。

天子命令南仲，到朔方筑起城墙。车马浩浩荡荡，旌旗一片辉煌。天子命我南仲，把城堡筑在朔方。威名远扬的南仲，把玁狁彻底扫荡。[余冠英今译] 诗中描写了将士从都城出发，经过牧场走向战场，辛苦转战，不得休息的紧张战斗情况。

再如《大雅·江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

江汉汤汤，武夫洸洸。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

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这首诗歌主要是写宣王命令召虎领兵讨伐淮夷，很快平定了淮夷的战斗情况以及战后奖赏。尤其是前三章写召虎受命征伐淮夷叛乱。诗人以长江、汉水的波涛翻滚比喻士气的旺盛，江汉之水浪滔滔，将士东征士气高。不是闲游图安逸，要把淮夷来征讨。战车已经出动，彩旗高高飘扬。不敢贪图安逸和舒适，讨伐淮夷是急务。在那江汉水草边，周王令令召伯虎：开疆拓土辟四方，精心治理好土疆。不扰民来不求急，王国楷模美名扬。划定疆界理田地，一直到达南海旁。这是表达为国家平定叛乱，开疆拓土的自豪情怀的诗歌。

再如《大雅·常武》：“整我六师，以修我戎；……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濆，仍执丑虏。……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诗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如第七章写王师行进迅猛异常，势不可挡，用一连串的比喻，“如震如怒”、“ 阚如虓虎”、“仍执丑虏”，“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将王师的声威、气概形象具体地表现了出来。《诗经》中的战争描写通常不独立成篇，多集中在一首诗中的一些章节，也不象《左传》一样重视描写细节，而大多是表现雄壮整肃的军容声势，场面宏大，气势不凡。如《长发》第三章专述商汤伐桀“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易。”《殷武》首章追述殷商军队攻打荆楚的过程:“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人其阻，衰荆之旅。”也都表现殷师强大威武，深人险阻之地，大获全胜的战斗情景。

通过《诗经》中这些诗歌，我们可以看出周代士卒爱国的情怀，同时也正是《诗经》表达出的爱国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

二、周公东征平叛

周公，名旦（约公元前1179年——1110年），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是我国西周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文王在世时，曾仗斧钺随姜尚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武王继位，他赤心辅佐武王，牧野之战，他冲锋在前，进殷都朝歌时，他手执大钺冲入纣宫，召集殷众，宣告纣的罪状，释放被纣囚禁的贤人萁子和所有囚犯。灭纣四年，武王病逝，太子诵，在襁褓中继皇帝位，即后来的成王，周公鉴于成王年幼，国家多难，担心诸侯叛周，所以不就封地鲁，而留在成王身边辅政。这时心怀背叛之心的胞兄管叔煽动另外两个弟弟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说周公不就封，留在中央对幼主不利，一时朝野内外，议论纷纷。周公无奈只好暂避到洛水隐居。在《豳风·九罭》篇中描写了东人对周公的留恋：“九罭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诗文抒发了周公忠而遭流言见疑，被迫避难，不能在朝辅佐成王，以及离别避地人民，人民难舍难分的留恋情怀。关于这段历史，史书多有记载，如《尚书·周书·金滕》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史记·周本纪》也说：“武王病，天下未集，髃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髃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从这些史料看，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建立不久，继位的君王年龄又小，殷商余孽蠢蠢欲动，作为武王之弟的周公，在灭商中建有殊功，且又深懂政治，由周公辅政将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而当时三叔勾结纣王之子发生叛乱，周公不得不带兵东征平息叛乱。

当时三叔挟纣子（武庚）禄父，以徐淮之众公开叛乱向新建立起来的周朝发起进攻，并且号召武王克商后安迁于洛汭的殷遗民，共同反叛朝廷。刚建立的周王朝，处于严重的危难之中。叛乱者又是成王的三位叔伯，成王幼小，国内不稳，天下未集，朝野上下意见不一。“肆予告我友邦君，赵尹氏庶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回。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尚书·大诰》）战与不战，举棋不定。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写了《大诰》檄文，布告天下，首先肯定了三叔武庚等叛乱的反动实质和利害关系，指出如让反叛蔓延，将“允蠢鳏寡，哀哉。”（《书·大诰》）他清晰的料到这次反叛将给人民造成灾难，使无数人死亡，“伤人之妻，寡人之妇，伤人之子，亡人之父”，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情景啊！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曾评论说：“率土之滨而有二天子，害且无穷，而岂天理之正哉？故武王克殷，不更推戴禄父（纣王武庚），亦以奉天下之公理，不得复守一己之私义。（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其次他以当时是神权统治的时代，机智的以“朕（成王）卜并吉”（《书·大诰》）号召朝野上下，说武王在世时宝龟卜兆曾“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现在果然蠢动，“今蠢今翼日，民献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宁武图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书·大诰》）坚定了朝野上下平息叛乱的信心和决心。

周公严厉指出三叔之乱是“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周公严厉指出三叔之乱是“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在征得成王同意后，周公果断的亲自带兵东征。《诗经》中《豳风·破斧》、《豳风·东山》、《小雅·采薇》等诗歌都记述了周公东征的真实情况。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诗歌来看，周公东征是在“杨柳依依”豌豆开花的仲春时节，带兵踏上东征平叛的征途的。当时的形势是管叔鲜串通纣王子武庚禄父挟蔡叔度、霍叔处等联合淮夷、徐戎进行叛乱。因牵扯到三叔，朝野或也有支持三叔而不真心响应平叛的；同时在殷纣子武庚一方，尚有殷复旧势力为之响应，因此这场平叛的战争足足进行了三年之久，而且涉及洛阳以东大半个国家。战争进行的异常激烈和残酷。自周都城镐直到洛阳以东修了周行大道以运军粮，按井田制编制了丁壮，全国青年踊跃服兵役。当时周公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杀害、不虐待战俘，不调戏妇女，不抢人马牛、财物，严格执行命令。在战略上对敌瓦解分化，歼其巨魁，胁从不问，以主谋管叔、武庚为重点打击对象，各个击破。从《诗经》中的《豳风·破斧》篇可以看出战争的激烈，以及战士对这场战争的拥护。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东征，四国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诗歌三章运用重章叠唱的方式，记述了东征之战的艰苦，在赞美周公功德的同时，也庆幸自己能够得以生还。战争不管是正义的或是非正义的，都是残酷的，从《诗经》中反映战争的诗篇来看，即便周公东征，虽然拯救了新建立的周王朝，也拯救了四国人民，使国家避免了分裂，赢得了长久的和平，但毕竟牺牲了许多人，给这些为国牺牲的士卒的家属带来极大的不幸和痛苦。即便当时参战的士卒，在这方面，他们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每当他们回想起牺牲的战友就心中无比难过，但他们也深知战争的胜利给后代带来了幸福。正是因此，诗人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 四国是吪”、“ 四国是遒”来歌颂，用“亦孔之将”、“亦孔之嘉”、“亦孔之休”来赞美。“四国是皇”，《毛传》解为“四国，管蔡商奄是也。皇，匡也。”。“ 四国是吪”，《毛传》解“吪，化也。”“ 四国是遒”，《毛传》解为： “遒，固也。” 《传疏》引《鲁语》韦注：“固，安也。”但三年平叛战争也确实给人民带来生离死别之苦。田园荒芜，战士渴望统一的安定生活。《诗经》中的《采薇》、《东山》等诗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从《豳风·东山》和《豳风·破斧》等诗歌记述来看，这次东征时间是比较长的，战争进行的也是很激烈的。战争结果是淮、徐退出，管、蔡、武庚投降，平叛彻底胜利，诛杀了管叔和武庚、禄父，囚禁蔡叔，降霍叔为庶人，周朝局势得以稳定。

三 崇尚武功和赞美戎装华贵

《诗经》中有些战争诗，从正面描写了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不直接具体描写战斗场面，而是侧重赞美武功，突出表现军队的军事威势。

西周至春秋时代，人们普遍崇尚武功，尚武之风很重，尤其是齐地和秦地君臣上下莫不尚武。经周文王苦苦寻访终于渭水之滨得遇的贤人姜太公是周初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奇计与韬略成为中国古代谋略智慧的典范。作为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因“功冠群公，缪权于幽”，(《史记·太史公自序》)，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姜太公)为首封”。(《史记·周本纪》)齐桓公、管仲更是以“有拳勇股肪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作为国之栋梁之一，认为“武勇者长，此为天之道，天之情”。(《管子·君臣下》)认为人有“巧伎勇力”(《管子·制分》)方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管子·兵法》)。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晏子春秋·外篇第十九》)。《公孙龙子·迹府》记载说，齐滑王好勇，选臣用士要看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敢不敢与人搏斗，如果“见辱而不斗”，则不为所用。由于齐国的尚武习俗为君臣上下所倚重，不仅出现了孙武那样的被尊为兵圣的军事家，至战国代的孙膑和田穰且等军事家。不独统治者崇尚武功，即便普通百姓也都深受影响，“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五辅》)先后出现了像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那样的“以勇力搏虎闻”、“仗兵而却三军者再”的勇士。齐国正是有重战尚武之习俗，军事实力不断得到加强，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所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同书《苏秦列传》亦说:“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齐之强，天下莫能当。”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终成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之大业，与齐国的尚武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尚武传统为齐国兵学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初至春秋，民风多崇尚武功，在《诗经》中多有放映。如《大雅·皇矣》记载文王攻伐崇国的情况，主要突出军队的声威和武器装备。诗的最后两章写道：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这里不仅写到周人攻城时使用的武器“钩援”、“临冲” 都是当时的攻城器具。《毛传》：“钩，钩梯也，所以钩引上城者。临，临车也。墉，城也。”“临冲闲闲，崇墉言言。”“临冲茀茀，崇墉仡仡。”说明密国城墙十分坚固，进攻的车子一次次的猛冲直撞，城墙依然是巍然屹立，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虽杀死了不少敌军士兵，而城仍没有被攻下。但可以看出这时的周军武器装备精良，不仅有强弩、大才扶胥车，用于设防的行马木，攻城大车临冲、云梯、飞楼、武冲、大橹、云火万炬、鸣笳等，军威壮盛。再如《小雅·采芑》 “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乘其四骐，四骐翼翼。路车有奭，簟茀鱼服，钩膺鞗革。……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约軧错衡，八鸾玱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其车三千，师干之试。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诗歌写周宣王大臣方叔讨伐荆蛮的战事，重点突出方叔所率队伍车马之威，军容之盛，号令严明，赏罚有信，雄才大略，指挥若定，北伐玁狁，高扬国威，挥师南讨，荆蛮闻风丧胆，不战而求臣服。可以看出周人是崇尚武功的。

《小雅·六月》则是写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事迹。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薄伐玁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玁狁入侵，形势危急。周王命尹吉甫率师出征，驱逐玁狁。玁狁（险允xiǎn yǔn）：一作“猃狁”，种族名。到春秋时代称为狄，战国、秦、汉称匈奴。玁狁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居住在周之北方。据《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列传》载:验犹“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票l悍好斗，长期以来侵扰周边地，对内地威胁极大.侵略内地的事时有发生。由于玁狁六月来犯，人心惶惶不安，大臣尹吉甫奉宣王之命，准备率师出征抗击玁狁，将士们积极地修整兵车武器，戎装也已经备好，将士士气旺盛，出征出日行卅里，达到战场之后，人人供职军旅，严明军纪戍守边防。玁狁猖狂成性，集兵焦获又侵占镐地和朔方，甚至深入到泾阳边界。周军上下为保家卫国，人人气愤填膺，誓死报效国家。周军旌旗上绣着鹰隼，白绸飘带映照长空，大型兵车几十辆，一齐开动，奔赴战场，坚决打退玁狁进犯中原的嚣张气焰。

以上这些诗都很少象《左传》写战争那样，着重写战争场面或细节，而是重点突出赞美军威声势。

《诗经》中的战争诗多数是通过士卒的眼睛来描写周人戎装华美。如《小雅·采薇》中间的两章：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这里突出了将军的战车是有四匹雄壮的马拉车，高大的战车泡在大路上，弓两端受弦的地方用象牙制成，盛箭的器具用沙鱼皮制成，突出戎装的华贵，士卒不得不天天警戒，因为那玁狁实在猖狂。诗歌不仅写了戎装的华贵，而且写出了士卒抗击敌人的豪情壮志。《秦风·小戎》则是通过一位戍卒的妻子之口写出周人戎装的华贵。

小戎俴收，五楘梁辀.游环胁驱，阴靷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騧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

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闭绲縢。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小戎，是一种轻装兵车。《毛传》：“小戎，兵车也。“这是一位秦国妇女想象远征西戎的丈夫，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军容的壮盛和戎装的华美。小小的兵车却是五道皮条缠辕，控骖马套的是银环圈，驾车的马儿雄壮又高大，中间是黄马，两边是黑马，车上载满精美的武器，画龙盾牌，虎皮弓袋。诗歌通过思妇的想象写出了周人士卒戎装的华贵。

四、士卒久征不归厌战思乡

作为农业起家的周人希望过稳定的农居生活，一些诗歌表现出士卒对战争的厌倦，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出车》的第四和第六章写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当初从军打仗，高粱穗花儿才吐；如今走向家乡，雪花飞泥水满路。只为了国家多难，不曾有片刻闲住。难道不怀念乡土？担心那告急的文书。……春天的日子漫长，春天的草木茁壮。黄莺儿到处歌唱，采蘩的满载满装。审问过俘虏报过了杀伤，凯旋的将士归还家乡。南仲啊威名远扬，那玁狁再不能猖狂。[余冠英今译] 诗歌在前几章称赞大将南仲带兵抵御玁狁，勤劳王事，克敌有功的同时，也在后部分反映了将士辛苦转战，不得休息以及对家乡亲人的眷恋怀念之情。反映这方面最好的篇子是《小雅·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归曰归，心亦忧止。忧心烈烈，载饥载渴。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曰归曰归，岁亦阳止。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是出征玁狁的士兵在归途中所唱的歌，全诗六章，这里选录的是前三章和最后一章。前三章主要是写远征的士卒久别家室，多年不归，思念家乡，饥渴劳苦。末章则通过归途遭遇雨雪，道路泥泞，饥渴劳累而又孤独无依的苦楚现实回忆到到自己出征之时正逢豌豆开花，杨柳依依的仲春季节，亲人手攀车辕，依依不舍的送别场面，往昔出征时的亲人送别“杨柳依依”和今日归来的孤独无依“雨雪霏霏”形成鲜明对照，诗人痛定思痛，既有对玁狁入侵的仇恨，也有对统治者无力抗边的不满，更有对自己命运悲惨的哀叹，表达出戍卒思乡厌战的复杂情怀。再如《小雅·小明》前三章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念我独兮，我事孔庶。心之忧矣，惮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怀顾。岂不怀归？畏此谴怒。

诗歌小官吏适逢反映世乱久役不归，思念亲人，忧苦哀怨，最后虽以处世勤苦之道相勉励，但诗歌主体部分表达了征人久役在外的怨恨和思归情怀。再如《小雅·四牡》

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

四牡騑騑，啴啴骆马。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翩翩者鵻，载飞载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将母。

驾彼四骆，载骤骎骎。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这是出使服役官员自述奔波之苦的诗。他悲叹“王事靡盬”，没完没了的差役，使自己长期奔波在外，辛苦自不待言，更使自己痛苦的是不能回家供养父母。他觉得自己就像那鹁鸪鸟，总是不停的飞，有时落在丛生栎树上，没有固定的居处，更不能回家侍奉父母。表达出征人对王室徭役的强烈不满。

这方面好的作品还有如上文举到的《豳风·东山》。《东山》突出反映士卒久戍在外厌战思乡的情怀。全诗一共四章，首章写诗人在细雨濛濛的路上，想象着归家园后从事田耕的喜悦；接下来第二章自己久盼得家园可能已经荒废的不成样了，觉得又可怕，但又可怀恋；第三章则想象自己的妻子也许正在为思念自己而悲叹；最后一章由对妻子的思念很自然地回忆起三年前新婚光景，那时是多么的美好啊！可是自己出征这么多年，现在妻子怎样呢？也许妻子已经改嫁他人，那么“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人自然快乐幸福，可是我这个原来的丈夫该怎么办呢！久离故乡究竟家里情况怎样呢？种种设想，种种猜测，结果是不得而知。这个东征多年的士卒就这样一路思绪万千，既有对归家后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憧憬，也有对前途未卜的担忧。整首诗把现实和诗人的想象、回忆结合在一起，极为细腻地抒写了征人多年征战在外，远离家乡不得音信，一旦得以生还，他的的兴奋、伤感、欢欣、忧虑等多种情感便一齐涌上心头，既表现了征役时间之长久，同时表现出征人复杂的思想情感。

五、徭役沉重，民不堪重负

《诗经》中除了反映战争的一些优秀诗歌外，还有大量反映沉重徭役负担的诗。无论是大夫为天子、诸侯服役，还是下层人民为国君服役，都表现出服役者对繁重徭役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如《小雅·杕杜》

有杕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叶萋萋。王事靡盬，我心伤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归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檀车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远。

匪载匪来，忧心孔疚。斯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杜：棠梨树。杕（第dì），孤独貌。这是长期服徭役在外的士卒思念乡亲人的诗。全诗四章，每章七句，上四句写征夫，下三句写思妇。首章写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征夫行役在外，如同路边孤零零的棠梨树，王室的差事无穷尽，棠梨树从开花到叶子枯黄，年复一年总是不能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由于思念家乡亲人，天天爬上山坡，眺望父母之乡，以至于“忧心孔疚，”象得了重病一样，不能释怀。思乡情怀溢于言表。《盐铁论》曰：“古者行役不逾时，春行秋返，秋行春返。”“春行秋返，秋行春返。”这大概还是时间比较短的行役，恐怕一般都的几年。《唐风·鸨羽》也反映了征夫“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的愤慨。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梁。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这诗是农民在徭役重压下的呻吟。肃肃：鸨羽之声。鸨（保bǎo）：是形状像雁的大鸟。属涉禽类。一名野雁。鸨羽，犹“鸨翼”。《集传》：“鸨，鸟名，似雁而大，无后趾。”因鸨的脚上没有后趾，在树上息不稳，所以颤动羽翼，肃肃有声。这里以鸨栖树之苦，比况从事徭役之人在劳役中的艰辛和生活的不稳定。由于农民劳于“王事”，不能兼顾耕种，使父母的生活失掉保障，而王事又是永远没有完的，什么时候才能安居乐业，只能去问那“悠悠苍天”。诗歌通过对自己常年征战服役在外，不能种庄稼，以致田地荒芜，没有粮食收成，年老体弱的父母如何生存，谁来养活。诗人借助于鸨鸟因缺后趾，在树上站立不稳，说明了当时下层民众生存的不易，揭示出了战争的频繁和徭役的繁重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魏风·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这是一首典型的描写征人望乡的诗歌。陟（致zhì）：登高。岵（户hù）：有草木的山。《毛传》曰：“山无草木曰岵。”诗人久役在外，思念家乡父母兄弟。当他登上高坡望乡的时候，想象着家里的人也正在惦着他，念叨着他，同情他的辛苦，希望他保重，盼望他早日回家。诗歌时而写自己对家乡亲人的想望，时而写家里亲人对自己的思念和盼望，表达出征人对长期在外服徭役不得与父母亲人团聚的强烈不满。再如《小雅·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这首诗歌大概是小官言苦道怨的心声。苦的是“王事鞅掌”，怨的是劳逸不均。前三第首言久役贻父母之忧。次言役使不均。再言自己日夜操劳，奔走四方。他凄伤地唱着：登上北山头，为把枸杞采。强干的士子，早晚都当差。王家的事儿无穷无尽，带累我的父母难解忧怀。再如《桧风·匪风》 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匪风飘兮，匪车嘌兮。顾瞻周道，中心吊兮。

谁能亨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

这是一首旅客怀乡的诗。诗人离国东去，他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离家渐行渐远的官路古道上，耳边风儿发发地响，一路风尘仆仆，当他看见官道上车马急驰而过时，想到自己有家归不得，甚至离家日趋远，止不住惆怅伤感起来。这时，他希望遇着一个西归的故人，好托他给家人捎个话，报个平安。在《小雅·何草不黄》中征人甚至觉得自己如同野兽，整天奔走于荒野，不得安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这是一首在远方从事徭役的士卒怨诉辛劳苦痛的诗歌。从役的士卒在行徭役期间，从春到夏，无草常青不枯黄！可是自己却没有一天不在路上！东西南北四处奔走，虽然不是老虎也不是野牛，可总是在旷野里东奔西走，哀伤自己过着非人的生活。以上这些诗歌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周代徭役繁重给人们带来的家室分离不得过正常人生活的痛苦和哀伤。

沉重的徭役负担使人们不堪其苦，人们普遍感受到生活的重压，甚至还不如小草，没有忧愁痛苦，人不是兽却如同兽，整天在野外奔走操劳，过着生不如死的痛苦生活，充满了贫苦农民对统治者徭役繁重的强烈不满。

六、思妇情结

外有征夫，内就必有思妇。《诗经》中还有不少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邶风·雄雉》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这是一首妻子思念行役在外远出不归的丈夫的诗歌。她看到雄雉比翼，双双翱翔于蓝天之上，是那样的自由和欢快，而自己则孤独无依，心上人久役在外何时是归期？丈夫是那样好的一个人，忠厚诚实又善良，不忌恨不贪求，怎么就没有好运呢？朱熹解释末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为：“凡尔君子岂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贪求，则何所为而不善哉？忧其远行之犯患，冀其善处而得全也。”（见光绪乙巳新镌《奎壁诗经·邶风·雄雉》登郡文成生梓行）诗歌通过思妇的口味表达了世人对行役在外忧患难料的一种担忧心情。

再如《召南·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侧。何斯违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违斯，莫或遑处？振振君子，归哉归哉！

朱熹解释这首诗的题意说：“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言殷殷然雷声则在南山之阳矣。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见光绪乙巳新镌《奎壁诗经·召南·殷其雷》登郡文成生梓行）诗歌三章只是中间切换几个字，重叠用“莫敢或遑？”“莫敢遑息？”“莫或遑处？”连续用相同的文字，一篇之中三致意，反复咏叹“振振君子，归哉归哉！”可见思妇对行役在外之人的深沉思念。

《卫风·有狐》则更是妻子怀念在外的丈夫，担心他无衣无裳。她反复唱着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担心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这方面写的最感人的作品当属《卫风·伯兮》和《王风·君子于役》了。如《卫风·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適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诗写一个妇人思念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她想象丈夫执殳前躯，气概英武，颇有一些骄傲之感，但别后刻骨的相思却是够受的。在她寂寞无聊的生活里，那相思不但丢不开，甚至倒成为她宁愿不丢开的东西了。她对丈夫情深意厚，感情无比真挚，以致于“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不在面前，梳妆打扮还有什么意义呢？朱熹解释这几句说：“言我发乱如此，非无膏沐可以为容，所以不为者，君子行役，无所主而为之故也。”这里用“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极其率真质朴地写出了思妇对丈夫真挚无二的深爱。诗歌就是这样通过相爱夫妻的痛苦分离写出那个时代战争徭役给无数家庭带来的不幸。《王风·君子于役》更是通过日暮黄昏鸡儿上窠，牛羊下山而征人却不知归期的眼前景写出思妇对丈夫的刻骨思念。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埘”，在墙上凿洞做成鸡窝。朱熹解释说：“埘（时shí）：凿墙而栖曰埘。”余冠英先生翻译这首诗很有民歌情味：丈夫当兵去远方，谁知还有几年当。哪天哪月回家乡？鸡儿上窠，西山落太阳，羊儿牛儿下了冈。丈夫当兵去远方，要不想怎么能不想！丈夫当兵去得远，多少月呀多少天。几时团来几时圆？鸡儿上窠，太阳落了山，羊儿牛儿进了栏。丈夫当兵去得远，但愿他粗茶淡饭不为难。[（见余冠英《诗经选译·豳风·东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关于这首诗的题意《毛诗序》说：“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役无期度，大夫思及危难以讽矣。”这是说这首诗的作者是位大夫，诗的主旨是讽刺周平王徭役繁重。但从诗歌内容来看，字里行间只有“思”之情，而并无“刺”之意。本人倒是觉得主熹对题意的解释还比较客观。他说“妇人目其夫之辞。凿墙而栖曰埘。日夕则羊先归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返还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鸡栖于埘矣，日则夕矣，牛羊则下来矣。是则畜产出入，尚有旦暮之节，而行役之君子乃无休息之时，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见光绪乙巳新镌《奎壁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登郡文成生梓行）朱熹的分析应该说比毛诗序解释的比较合乎诗歌愿意。这首诗最为感人之处便是那思妇独自倚门翘首盼望行役之人归来时看到的景象:“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这是一种日落怀人的刻骨思念。方玉润称之为是“言情写景，可谓真实朴至。”（《诗经原始》）这种以日落怀人取眼前景而表心中情的诗歌表现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直接开辟了唐代“闺怨”诗的先河。钱钟书先生《管锥篇·毛诗正义》曾引许瑶光《雪门诗抄》卷一《再读〈诗经〉四十二首》第十四首诗解：““鸡栖于桀下牛羊，饥渴萦怀对夕阳。已启唐人闺怨句，最难消遣是昏黄。”钱钟书先生对许瑶光对该诗的解释很是赞赏。同时还引白居易诗《闺妇》：“斜凭锈床愁不动，红绡带缓绿鬟低。辽阳春尽无消息,夜合花前日又西。”司马相如《长门赋》：“日黄昏而绝望兮,怅独托于空堂。”潘岳《寡妇赋》：“时嗳嗳而向昏兮时暧暧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群飞而赴楹兮，鸡登栖而敛翼。归空馆而自怜兮，抚衾以叹息。”韩偓《夕阳》：“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钱钟书先生在其《管锥篇》中引评众多诗家歌咏与日落怀人的诗作，旨在说明人生死别生离，伤逝怀远，皆于黄昏时分，情最难消遣。而且这些诗大都应是取《诗经》中这篇《君子于役》之遗意。

《周南·卷耳》也是思妇抒发思君情怀的诗。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朱熹解释题意说：“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拖延託言方采卷耳未满倾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毛传也以为述后妃之志之作。后世学者也有以为此诗乃一般思妇，与后妃无关。笔者则比较赞同毛诗及朱熹之说，以为《卷耳》为文王被纣王囚于朝歌之时，其妃大姒思念文王之作。其理由：一是诗有“置彼周行”句，“周行”即周之官路，一般平民是没有资格走周道的。二是诗中从思妇想象行人饮酒的器具“金罍”、“兕觥”看也决非一般人所可以用的器具。三是诗还写到“仆”，既有仆人相随，想必也决非一般行役之人。四是感情的细腻，文辞的优雅、态度的雍容也必为具有一定文化修养之贵族女子所作。因此，本人内心深觉《卷耳》之诗应是文王之妃大姒所作。文王受纣王诏命赴朝歌朝见，不想以言语之祸被纣王囚禁，这对西屺来说是一件震惊上下的大事，作为来自殷商诸侯之女的大姒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她不独了解纣王残暴之性情，更知周之东向发展之意图，而且此意图已为纣王察觉。这次夫君被囚恐是难有生还之希望了。也正是因此，她借采卷耳去到周道边，排遣心中思念的愁苦。她在周道边采卷耳，本为怀人而不为采卷耳，所以采来采去总不能盈顷筐，于是干脆不采了，把筐子搁置在周道边，她望着伸向东方的周道，追忆着当初自己的君子就是从这里走的，那么现在君子在哪里呢，境遇又怎么样呢？她一会儿想象着君子骑马上山，一会儿又想象着君子骑马上岗，还猜测由于路途艰险，不停地登山，上岗，人乏了，仆困了，马也累病了，君子思念家乡，不得回归，只好借酒浇愁。她就这样想着念着，不由地反复唱着：东采西采采卷耳，卷耳不满斜口筐。一心想我出门人，搁下筐儿大路旁。行人上山高又险，我的马儿腿发软。且把酒壶来斟满，好让心儿宽一宽。行人过岗高难爬，我的马儿眼发花。牛角杯儿斟满它，喝一杯儿莫想家。行人上山石头峭，我的马儿晃摇摇。我的伙计快累倒，这份忧愁怎得了！深深的思念，厚重的情谊就在这反复吟唱中表达地淋漓尽致。

《诗经》战争徭役诗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无论是颂记战功，叙写军威，还是征夫厌战，思妇闺怨，都对后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而且通过这些诗歌可以了解西周至春秋时代社会风貌以及当时的战争徭役情况和人们的切身感受。

第三篇：中国传统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传统园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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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胡碧琳 赵军 来源：互联网中国园林景观建设不仅是哲学思想对它的反射，溯其源泉，中国人造景的自然

观也源自中国人生存的自然观，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和对自然的深切感悟。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们一方面表现着积极的入世情结可另一方面从内心深入又崇尚隐于山林的乐趣，他们愿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寄情山水，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种种的不顺心，每当此时，文人们都借以歌咏山水寄托情感，这样的一种心理情结深深的影响了园林设计者的灵感。他们按照本于自然、建筑融于自然的原则，追

求一种意境，在真实的山水画中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处处体现了“热爱自然，崇尚自然”的情感指向，如孟子的“上下与天坁同流”；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道德经》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都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代表。古代很多思想家都把自然（包括人化的自然）、万物和人联系起来，中国历代的文人雅士也都探求自然，亲近自然，从而启发人们去寄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景，既可明心见性，抒发“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宁静淡泊桃源情怀，又可直抒胸怀写意“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的梦想画卷，还可借“留得残荷听雨声”来排谴“欲黄昏，雨打芭蕉深闭门，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人生无奈憾想。甚至连一统天下的秦始皇也在长安城上林苑中昆明湖内，离池堆山三座，象征着传说中海上蓬莱、方丈、瀛台三座仙山，藉此体现征服四海的气度。可见，中国人造景的自然观是从哲学思辩的理发演绎，落实为饱含人格魅力的文化意蕴

和审美趣旨的阐释。

中国人的自然观对中国人造园理念和审美观产生了直接影响，无论是小巧精制的江南文人园林，还是气势恢宏的北方皇家园林，无论是传统的深宅大院或是神圣的洞天禅林，凡成功的作品在创作中注重的都是意境、是趣味、是别具一格、是物质世界中的精神世界，在园林审美中注重的也是情绪，是寄托，是人与自然的交融，是在有限物质世界中无限心灵体验，也是对自然世界的心灵依偎，故常以意境格调为上，景物优美仅居其次。在表现形式上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着眼于几何美和人工美不同，强调自然美，并将人工美与自然美高度结合，以自然变化、曲折为特点，形成了自然式山水风景园的独特风格，同时强调人的“可参与”

性，构建“可探索”的互动空间特征。

早在1685年，英国人坦柏尔伯爵便在《论造园艺术》一文中称赞中国的园林如同大自然的一个单元，它布局的均衡性是隐而不显，同时谋求“人与自然的完整”。而大多数西方园林，构图宏阔严谨，富于图案式的规则、整齐、华丽，事实上造成了的将人排斥在环境场所之外。人们只可在旁欣赏，一旦步入其中，人的存在与活动则会破坏景观构图的完美。中国园林虚实相生，小中见大，有起有伏，或藏或露，或浅或深，移步易景，回环曲折，在组景手法上，有分景、隔景、对景、借景、框景、障景、引景、漏景等，据说组景手法有18种之多，如不置身其中，便难解其中之妙。游览过程形成了流动的空间，观者也成了其中一景。

有了心灵的参与，有了主观的互动，景观才构成了完整体系。

第四篇：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我国NGO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我国NGO发展的影响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王松55000

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NGO在我国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关注NGO的发展，不少学者对NGO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NGO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发展相当缓慢。这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等原因，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入手，剖析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体系NGO问题原因

【正文】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英文缩写NGO）是最近几年才在我国开始兴起的，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NGO的发展现阶段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1]。关于NGO存在的问题现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出发，试图找出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NGO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除了政府部门以外提供公共或准公共物品的重要组织。在美国，NGO每年的支出大约占GDP的7%，支薪职员占非农就业人口的7.8%，占服务业就业的16.5%，占政府公共部门就业的46.7%。在英国，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150万人，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约

6.5%[2]。而在我国，根据国家民政部的资料，截至2005年3月，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28万余家，其中社会团体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2万家，基金会不足千家[3]。虽然从数字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区别，[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5甚至在绝对数量上我们仿佛还比其他国家要多，但是请大家注意，我国NGO的数量是建立在我国13亿人口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人均数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我国大多数NGO都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几乎不能承担相应的职能，与发达国家的NGO相比，我国NGO无论从规模实力、活跃程度、社会影响、独立程度都远逊于发达国家。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结构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和西方伦理体系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结社的热情和接受程度远低于西方人，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我国NGO现阶段的种种困境。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在儒家文化里，“仁” 和“礼”是文化的核心。所谓“仁”，即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所谓“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在儒家文化里，“仁”、“礼”是结合起来的，“礼”是道德规范，“仁”是必须遵守道德规范。那么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呢？儒家提出了“义”、提出了“知命”。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说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人是有等级的，一个人的命运天生就已经注定了，你是农民的儿子，那么你一辈子就是个农民；而你是皇帝的儿子，那么你生下来就是皇帝（当然皇帝不止一个儿子，所以中国历史上太子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把中国人变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从“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思想里不断灌输的社会等级观念。在这样的等级观念里，皇帝作为“天子”，权力具有天然合法性，经由种种与天或者神的关联，“天子”获得天赋君权的最终合法性来源，这是所有社会规则建立的前提。君成为“国”和“天下”的象征，它和其他所有治理者的关系都是君臣关系，这是第一位重要的伦理等级，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官代表国家的治理者，它与社会构成了官民关系。官的合法性来自于君的授权，从而是天然合法性的延伸，官民之间作为国家与社会（或者民众）的关系，便构成了第二位的伦理等级。这样，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就在伦理格局上从属于“官”治，继而从属于“君”。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公”、“官”、“国”、“君”等词汇在范畴上没有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体系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被禁锢，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人们学会了逆来顺受，生活只要有一点点希望，老百姓是不愿意加以改变的。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大力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外，还严防禁止群众聚党结社。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国的“社会”一词。中国“社会”一词的发生起源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早在殷商，已经形成有计划的人为规度的居住聚集点，即“邑聚”，在采邑制的居住单位之上普遍立有“社”，商王在立邑的时候便有“祭社”之举，每年定期祭祀社神的日子，人们聚会、庆典，逐渐固定为“社会”。唐以后在社祭活动发展的同时，逐渐演化出其他多种内容的“会”、“社”，前者以联通共同兴趣为主，如秋千会、茶山会、斗鸡会；后者是一些旨趣相投的聚徒结会的团体，如文社、诗社，以及行业性团体等。

可见，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在理论是至高无上、没有权界的“王权”之下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体现了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点。这种“社会”空间的最大特点是权利主要不是通过正式制度得以界定和保障，而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获得的，有较大弹性。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对群众结社还能容忍，而大部分统治者对群众结社都持打压态度，最大限度地限制群众的结社活动。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什么对群众结社如此压制？在我看来，仍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作为个体是没有力量与统治者进行对抗的，而作为群体就能够更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促使统治阶级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在封建社会，老百姓作为个体，就算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最多发发牢骚而已；而如果一个群体对社会产生不满，那么很可能就会采取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进行反抗，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历史上的黄巾起义、红巾军起义均是由民间团体逐渐坐大后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反抗，而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封建儒家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最有力的宣战。在“结社就会造反”的认识前提下，封建的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地阻止群众性结社，就算要结社也必须在政府官员的监督管理下进行，时刻注意着群众团体的一举一动，稍有越界，立刻进

行打击，绝不手软。

在封建儒家伦理体系的思想束缚下，在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的严防死守下，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不得随意结社的社会禁令。在西方文明里最常见的三种群众结社方式中，政治性结社在中国是属于高层建筑，如太子党、文官党、阉党等，民间政治性结社是被严令禁止的，被视为造反的组织；文化学术性结社在中国较为普遍，但是基本是限制在文人之间对科举文化的交流，是有固定模式的，思想局限性很大；而第三种经济互助性结社，如商会行业协会等，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封建社会对商人是相当鄙视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商人之间的结社非常少，就算有，社会影响力也很小。

综上所诉，由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影响，我国民众对民间结社的热情是相当低的，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德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理很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辆车坏在路上引发严重交通堵塞，所有司机都坐在车上不停按喇叭，但最终却一定要交警甚至拖车来到现场才能解决问题。而在美国，遇到这种情况，司机们一定自发地马上形成一个团体，或推或抬把坏掉的车辆移到路边，保证大家都能尽快通过。这不能说是国民素质问题，我认为是不同的道德观念造成的差异。在这样的道德体系下，以“志愿、无私、奉献”为宗旨的NGO组织在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是缺乏群众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NGO发展较为缓慢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4、刘培峰.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J].学海，2005（5）

第五篇：浅谈《白鹿原》中人物命运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

综 述

陈忠实耗时四年的长篇巨著《白鹿原》是一部被称为“反映民族秘史”的大作，它在宗族的兴衰和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揭示了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以及民族生存的奥秘。在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白鹿原以其狭小的地界、持久的变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过去的形态以及其统治下人们的行为及命运，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1.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

《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史，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原上人们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的，特别是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与执行者，其内涵在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白鹿原真正的统治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清晰。

首先，儒家文化的 “仁义”思想在白鹿原上表现得很明显且在维护白鹿原秩序方面发挥了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嘉轩仁义对待长工鹿三，善心周济村民感动县长；朱先生驾牛车铲毁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冷先生不以门第等级作为给人看病的标准，都显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仁义”思想。

其次，儒家“修身治国” 理念在白鹿原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儒家文化教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不断追求的理念，已深深地印在了白鹿原上人们的心里，无论是白家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治家方略，还是朱先生发表抗日宣言亲赴前线的兼济天下的精神，都是儒家“修身治国” 理念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实践又使得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于动荡不堪的时代纷争下，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在儒家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法伦理观念，在白鹿原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象征宗法的祠堂，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白鹿原上最有影响力和决断力的地方，同时族长成为“权倾一方”的宗族事物的裁决者，拥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权力。宗族在“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凝聚人心，给人生存力量的重要法宝，白嘉轩领导全村人民抗击“白狼”入侵、带领全村人民舍身求降水、力排众议抗击瘟疫等等。但是，在展示自己强大而又有凝聚力的 同时，也暴露出自身赤裸裸的残忍与残暴，白嘉轩宗法严惩烟鬼和赌徒、狗蛋与小娥，毫不留情地惩治儿子白孝文；鹿三杀死小娥，白嘉轩与朱先生联手镇压鬼魅小娥，让她做鬼都不成；鹿子霖与冷先生毁掉鹿冷氏的一生，并联手将淫疯的她送出人间。

2．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命运悲剧

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占据统治地位，原上的人们都已基本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子民”，但是在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对传统儒家文化形成挑战，原上的人们逐渐开始分化，有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形象，也有以黑娃和白灵为代表的背叛者形象，但细细分析他们的命运都是以悲剧结束的。同时，还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终极受害者、牺牲品——以小娥和鹿冷氏为代表的两种生存方式的女性的命运悲剧。

首先，在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作为所谓的正统文化，被以白嘉轩和朱先生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坚决维护，在白嘉轩与朱先生身上表现出很强的儒家文化的正面效应，朱先生“白鹿精魂”般的充满神秘色彩，白嘉轩以自己的坚守把腰杆挺得又硬又直，但是在当时动荡变革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的没落已成必然，神话般的朱先生只能在没落中化作白鹿归去，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也被打断。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饰演了自己“有心却无力回天”的命运悲剧。

其次，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背叛者，黑娃与白孝文所走的人生道路是完全相反的，黑娃从“背叛”到“皈依”，而白孝文是由“皈依”到“背叛”。黑娃从背叛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起家，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学习中皈依，但最终却没有逃过被枪杀的悲剧命运；白孝文从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守与执行中起家，却在传统儒家文化禁忌的性放纵面前选择背叛，其后又深深地掉入政治生活的漩涡，凭借自己的无情与残忍，不遗余力地清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完完全全成为政治的奴隶。白灵背叛传统儒家文化最为彻底，但在缺失儒家仁义道德的政治生活中，白灵成为了白鹿原上冤死的白鹿。

另外，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统治下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女性终成为了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受害者与牺牲品，她们无论以任何方式生存，其命运结果都只能是悲剧。小娥为了反抗不公平的社会，用传统儒家文化最禁忌的“性”来报复社会，她先与黑娃勾好，后又迫于无奈委身于鹿子霖，其后又勾引成功白孝文，几乎无所终止的 “性放纵”终惹来杀身之祸，最后连做鬼都不成。鹿冷氏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教育，在不公平的社会面前，她选择了顺从，但在强烈的天然本能“性欲望”面前，她却得不到来自任何形式的基本需求满足，她依然是贞妇，却变得异常淫疯。

3.人物命运诠释出的文化意蕴

白鹿原上，不同系列的人物形象却都有着悲剧的人生命运，通过他们的悲剧的人生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诠释出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意蕴。

首先，传统儒家文化具有难以比拟的优势。其自孔子创立算起，距民国年间，已经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同时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先接触的也便是儒家文化，无论是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个人历史说，传统儒家文化都具有深厚的基础。另外，传统儒家文化注重对人人格的培养，无论是“仁义”，还是“修身治国”，在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者——白嘉轩和朱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仁义、宽容、自强不息、敢于为人民民族利益牺牲的人格品质与精神。

但是，传统儒家文化在时代动荡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下，终显现暴露出自己的劣性。作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在新时代到来面前，终显现出自己的滞后性。同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牵涉到统治阶级利益时，总显现出自己的虚伪性，在统治人民言行举止方面更是暴露出其残忍性和残暴性。

传统儒家文化已深度面临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其内部，也来自外部时代的变革，新文化新思想的渗入。静看挑战，作者向我们展现出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辩证批判地继承。但是从传统儒家文化走出后，却是前进无所路途，回归的路却又在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的绞杀的无奈与困惑。当代文化的建设迫在眉睫。总之，《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史，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造成了白鹿原上主要人物的命运悲剧，同时，反过来人物的命运又诠释出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意蕴。传统儒家文化有优势，有劣势，我们需要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辩证对待传统儒家文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浅论《白鹿原》中的人物命运与中国

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

作者：陈鑫 指导教师：徐静

（山东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泰安20074729）

【摘 要】陈忠实的《白鹿原》是着眼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的，他站在时代与文化的高度，采取以初级社会群体映现整个社会的方法，真实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的生存与变迁以及生活在原上的人们的行为、心理和命运，使我们对白鹿原上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和传统儒家文化的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传统儒家文化是他们命运悲剧产生的主导，同时，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关键词】 《白鹿原》 传统儒家文化 人物命运 关系

Shallow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fate of “White Deer Plain“ 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of Chinese

Chen xin（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s,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Shandong20074729，China)

Abstract：Chenzhongshi's ”White Deer Plain“ is the focus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he stood on the height of the era and culture ,taking to the way of the lower social groups as a whole society imaged，truly Describing the survival and changes in White Deer Plain under the care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behavioural, mental and fate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plain in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making our have a more clear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White Deer Plain an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is mainly leading them to the fate of Tragedy,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fat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profoundly reflecting the inherent 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feriority.Key Words: ”White Deer Plai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the fate of the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陈忠实耗时四年的长篇巨著《白鹿原》是一部被称为“反映民族秘史”的大作，它在宗族的兴衰和人物命运的起落中，揭示了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以及民族生存的奥秘。在从清末民初到建国前夕的半个多世纪里，白鹿原以其狭小的地界、持久的变迁，较为完整地展现了传统儒家文化过去的形态以及其统治下人们的行为及命运，同时，又反过来，通过主要人物的命运，深刻地反映出传统儒家文化本身蕴含的优势与存在的劣性。

1.传统儒家文化关照下的白鹿原

陈忠实为了全面真实地展现传统儒家文化，精心选择了白鹿原。这不仅因为白鹿原是他的故乡，是他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他对这片土地，对这里的人民无比的熟悉，包含着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因为白鹿原所在的关中，是中华古代文明兴起与辉煌的地方，由于历代王朝的重视，在这片天子脚下的畿土，打下了很深的儒家文化的烙印。“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这文化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在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倡导与大力推行下，它已深深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深刻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白鹿原》聚焦的是白鹿原上的村民，表现他们在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生活，而通过白鹿原上人物的言行举止，我们又能窥视到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内涵。1.1“仁义”思想

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孔子说：“仁者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人而达人”；另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必须“言忠信，行笃敬”。孟子在“仁学”理论上又补充提出了“义”，这就构成了孔孟的“仁义”。

在白鹿原上，最能体现儒家“仁义”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人物是白嘉轩。他与鹿三情同手足，对他从来以“三哥”相称，他们同吃饭同劳动，时常同炕同被睡在鹿三看管牲畜的马号。他从不克扣和拖延鹿三的工钱及粮物，饥荒年月，各家纷 1李景钢，《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西北大学学报，2006年 纷辞退长工以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白嘉轩动情挽留鹿三：“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小心也就要大，年馑大心要小就更遭罪了.””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了顿揭不开锅了，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白嘉轩把两个儿子随鹿三步行七天从山里换回的第一批粮食，全部送到鹿三家，解其饥荒。小娥事件以后，鹿三精神恍惚，兔娃、孝武、孝义开始轻视他，白嘉轩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他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鹿三，并训导兔娃及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尊敬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如果自己走在鹿三之前，必须要“照看好你三伯”。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主仆雇佣关系，他们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共同劳作，相互尊重，情感愈深，从而进入互助共生层面的谐调关系，在他们之间，我们可谓真正看到了“义交”。

一个小伙子因父亲赌博输光了家当，想卖给白嘉轩半亩土地，白嘉轩在中人传递了地价后，当即“再加三斗”，这种豁达仁义的慈心善举受到村民的赞颂。后来一位李寡妇经中人卖给白嘉轩六分地，白嘉轩慷慨的“加上五斗”，表现出同情贫弱的仁义心肠。然而在白嘉轩不知情的情况下，李寡妇已答应鹿子霖用土地抵押借款，从而引发鹿子霖与白嘉轩两家纠纷，经朱先生和冷先生的调解，白嘉轩、鹿子霖二人当面毁掉契约，退还李寡妇田地，并周济李寡妇粮食和银元。这一扶贫极弱的善举震动乡原，感动县长，县长亲自为白鹿村树立“仁义白鹿村”石碑，白鹿村从此被人称为“仁义庄”。

另外，白鹿原上的儒家“圣贤”朱先生一生的大事也都充溢着“仁义”，驾牛车铲毁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等都向我们展示了朱先生的“仁义”。冷先生给人看病从不看家庭状况，“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家给他的封金赏银他照收不拒，穷的一时拿不出钱的人他不逼不索甚至连问也不问”。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儒家“仁义” 思想。1.2 修身治国理念

儒家自孔子创立以来，便主张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 2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90页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页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修身”是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发展，是目的。在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中，这种理念深深影响着时代的正统们，并成为他们身体力行的准则。

白嘉轩上溯六代祖先白修身，通过自己的奋斗使家道兴盛，其后虽因白家老大纨绔败家，但在白家老二的艰苦努力下实现家道中兴，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木匣子”的故事成为白家乃至全村人励志育后的典范。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在他的门楼上就镌刻着这四个大字，在两根明柱上还有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实际上便是对“耕读传家”的诠释。耕为养生之本，读书是为明理，明理方能成为好人，这种带有田园牧歌情调的农耕方式，显然是儒家文化的生活模式。他淡漠功利，不羡慕高官厚禄，用一种近似哲人的的眼光冷静地洞察着这个喧嚣骚动的世界。他把“仁、义、理、智、信”完全融化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竖起一个楷模。他真诚待人，广施善举，没有丝毫的矫情，也不图有任何回报。他关注着村民的疾苦，一旦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便挺身而出；面对苛捐杂税，他利用鸡毛传帖的号召方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交农运动。他胸怀宽广，遵从儒家恕道，做到“以德报怨，以正祛邪”；他不仅营救老和尚与贺家兄弟，甚至与他一直暗中为敌的鹿子霖落难，他也不计前嫌，热情相助。他待黑娃如同亲生儿子，黑娃落草后却洗劫白家，并打断了他具有象征意义的挺直的腰杆，尽管如此，白嘉轩仍以宽广为怀，亲自迎接黑娃回乡祭祖，在得知黑娃被捕的消息后，更是到县上探狱并设法营救，表现出很高的个人修养。在白嘉轩的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坎坷、风雨险阻，无论是祠堂《乡约》被毁、腰杆砸断，还是大儿子白孝文的堕落、白灵的出走都足以让白嘉轩遭受严酷的打击，但他在无数的打击面前表现出顽强的意志，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个人人格修养之上，白嘉轩不愧为完美的“君子”形象。

朱先生在白鹿原人的心目中，是“神”，他具有丰富的学识与素养，是儒家典 44金元浦，中国文化概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89页 型“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精神的身体力行者。朱先生十六岁得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得头名文举人，但朱先生没有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因为他的心中盛载的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兼济天下”的豁达与远大理想。因种植罂粟而获得暴利重振家业的白家，成为白鹿原人们“致富”的榜样，以致罂粟的种植屡禁不止。朱先生奉县令指示前来查禁烟苗，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徇私情，首先从妻弟白嘉轩下手。不到十天时间川原上的罂粟全被犁毁。

另外，朱先生的身上具有敢为黎民百姓、国家民族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辛亥革命爆发，西安的革命派起而响应，为扑灭起义，方巡抚率清军大兵压境，张总督请张先生说服方巡抚退兵，他不要一兵一卒，含泪吟诵“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的诗句，从容迈步走向方巡抚的清军驻地。朱先生面对着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巡抚方大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只身一人说服方巡抚带领二十万大军撤离姑婆坟，使三秦父老免遭涂炭。

饥馑之年，县长唯恐宵小之徒从中克扣，使百姓雪上加霜，力排众议，委任朱先生为赈灾副总监。朱先生心系黎民百姓，亲自召集各仓总乡约联席会议，核对人丁数目，发放赈济粮食，他亲临本县各原区，监督检查发放舍饭情况，力主灾粮一粒不少的发到灾民手中，堵塞营私舞弊的漏洞。朱先生甚至一身布衣，与饥民一起共食舍饭。

朱先生在鹿兆海牺牲后，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书院八君子群起而响应，并在鹿兆海的公祭大会上，发表了抗击倭寇的宣言，共赴前线，虽最终因国军遣返而未成，但朱先生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难能可贵。1.3 宗法伦理观念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立基于宗法制度，以血缘关系的氏族、宗族、家族为社会整合的纽带。儒家伦理即以此宗法性社会结构为基础，由承袭周礼之以父权与君权为轴心的宗法封建伦理发展而来。在孔子仁体礼用的儒学体系中。“仁”为人格完成的德性理想，“礼”则为涵养德性的伦理秩序，二者构成了一个君子型的伦理道德体系。但随着汉后儒学的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儒家礼教的宗法封建性伦理得以强化，逐渐演变为以三纲五伦为主轴的权威主义的封建伦理制度，宗族以及族长的权力愈加膨胀，成为判别宗族内事物是非，人员生死的“法官”。白嘉轩作为族长，始终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威慑着人们，而这种力量源于他恪守的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人伦标准、处世原则。“他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合理的依据。作为有着这一传统价值观念的封建族长，他有着强烈的维护传统文化秩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白嘉轩当上族长第一件事便是修葺祠堂，他借助修缮祠堂的机会，向族人充分显示了自己作为一族之长的实力，同时又借助祠堂的神圣地位和象征意义使作为族长的他也笼罩在这种神秘、庄重的氛围里。祠堂的所在，不仅使位居族长的白嘉轩更加神圣、不容亵渎，也使得白鹿原上的人们有了一个精神和心灵的归宿。当“白狼”的谣言遍布白鹿原上下，白嘉轩当即组织族人修补村庄的围墙，这一英明而及时的举措，不仅得到村里人的一致响应，同时再一次显现出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权威与号召力。

白鹿原上的宗法伦理是建立在以祠堂为中心之上，其牵系下的宗族虽显强大和很强的凝聚力，但权威的建立始终没有离开强权与残忍。作为宗法家族权威忠实的拥戴者和严格的执行者，白嘉轩一生之中的“辉煌时期”总是在祠堂里，他在这里惩治烟鬼和赌徒，用残忍且又令人作呕的方法终使他们得以改邪归正；惩治小娥与狗蛋，用残忍而又残酷的“族刑”“杀鸡给猴看”以正权威。而最能体现他宗族权威的莫过于在祠堂里惩治儿子白孝文，“白嘉轩从椅子上下来，跷下台阶，从族人让出的夹道里走过去，双手背抄在佝偻着的腰背上。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刷，这当儿有三四个人在他面前扑通扑通跪倒了，白嘉轩知道他们跪下想弄啥，毫不理睬，转过身就把刺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

65一场不同寻常的干旱降临到白鹿原上，导致了罕见的饥馑。白嘉轩以残疾之身忍受着正常人也难以忍受的身体伤害，亲自饰演马角，率领村民伐神取水，“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的大吼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这种带有 56

7董炜，《白鹿原》人物悲剧命运研究，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76页

7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86页 神秘色彩而一直流传下来的迷信活动虽彰显着祖先自强不息的精神，但建立在迷信与血腥残忍的身体伤害上只不过换来心理上的安慰，不免有点愚昧与残忍。

2．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人物命运悲剧

鲁迅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也是一部人物命运悲剧史，全书共涉及二十多个人物，但他们大部分结果都是悲剧的，虽说悲剧的产生因由不只一二，但在传统儒家文化覆盖以及浸透的白鹿原上，人物的悲剧命运终没有逃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根因。2.1传统儒家文化卫护者的悲剧

白鹿原上，儒家文化的从无形到有形，从虚幻到实际，是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所谓的正人君子的言行得以表现的，他们从祖先那里遗传得来传统儒家文化的细胞，更是在平时的生活中努力学习并实践着儒家文化的思想。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他们在风暴的岁月中却导演着自己的悲剧。2.1.1 没落的神话—— 朱先生

朱先生从小便学习并接受儒家文化的思想，他十六岁得中秀才，二十二岁中得头名文举人，可谓真正是从儒家文化中走出的精英。他一生中有许多辉煌且令人铭记的时刻，在白鹿原人们的心中，他是“神”，他的言行也确为神乎其神。日头如天，万里无云，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走，提醒晾晒新麦的村民，即将大雨如注，午后，确实天空密云，大雨倾盆；朱先生仰望满天星河，脱口说出“今年成豆”，果真耐旱的豆类抗住了伏天里旷日持久的干旱而喜获得丰收。他亲驾牛车铲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预知未来除鬼患等等。更为令人称奇的是，朱先生就是白鹿原上的“白鹿”，他死时，朱白氏“忽然看见前院里忽然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

但朱先生究其一生终是个悲剧人物，他为维护乱世中白鹿原的旧秩序亲制定的《乡约》被土匪砸碎；他努力实现的“仁义白鹿村”却成为不间断纷争的“鏊子”；他发表抗日宣言亲自赶赴前线却得知“抗日英雄”死在中国人手里；他十年如一日编修县志，最后却连版印的资金都无法得到支持。在白鹿原上，他满怀雄心壮志却无法充分施展，传统儒家文化没落的趋势没有因他的推崇与维护而有所改变，反而 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86页

810 为他自己增添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和走向悲剧的砝码。“他时时处处想以自己的学说、道德与知识影响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秩序，但它不仅在生活方式上与世人隔离，而且在各个方面都与社会隔绝。他的一切举措对这个充满了斗争，充满了折腾的社会的影响实在是微乎其微的。人们仍在种鸦片，人们仍然在挨饿，人们任然在天灾人祸中挣扎，他的请缨抗日只有不了了之，他的地方志也无从出版„„他是长空的一只孤雁”

2.1.2 折断的“腰杆”——白嘉轩

白嘉轩是“一个从历史文化背景中走出来的族长形象”。作为白鹿两家无可争议的族长，他是统领全书的核心人物。何启治说过：“白嘉轩，是作者着意刻画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寄托着某种理想观念的农村族长形象。„„作为代表着传统仁义道德的、既讲原则又能身体力行的倔强正直的族长形象，白嘉轩是典型的，是成功的。”但作为白鹿原上另一位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并时时刻科坚守着它的典型形象，在时代变革和历史进步潮流面前，白嘉轩作为阻碍者，所饰演及充当的只能是悲剧人物。

在白嘉轩身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挺得笔直”的腰杆，以致黑娃都嫌他“腰挺得太硬太直”。作为白鹿两家的族长，也作为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及忠实卫护者，白嘉轩笔直的腰杆不仅象征着自己作为族长的权威，更是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绝对正统地位，无论是白嘉轩的“仁义善施”，还是他的“秉公执法”都在向人们宣告着传统儒家文化在原上的运行及统治。

在一次土匪洗劫白鹿村行动中，黑娃嘱咐弟兄们打断了白嘉轩“挺得太硬太直的”“ 腰杆儿”，神圣而高大的祠堂也惨遭肆虐，稳定人心、维持秩序的《乡约》被砸得粉碎。虽说此次行动是黑娃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上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但却宣示着白嘉轩卫护传统儒家文化的最大失败。虽在其后的家庭、宗族大事中，白嘉轩依然佝偻着身板继续着自己作为族长的权威，无论是惩治白孝文和小娥，还是向天求水、驱除瘟疫，但一切在力量不断强盛的新的社会事物冲击下，已越来越淡漠，且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难免灭亡。

9王仲生，《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小说评论，1993,4109

10何启治，从《古船》到《白鹿原》.艺海双桨——名作家与名编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白嘉轩是旧制度的体现，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面对新时代的除陈布新的浪潮，他自认为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并顽强、偏执地追寻着心中的理想和卫护着自己的思想。但时代的预言见证在白嘉轩身上，并告诉着我们，时代的阻碍者要么灭亡，要么凭借着自身修炼的在新时代看来仍有价值的东西佝偻地存活于世。2.1.3 可悲的“工具”——鹿三

鹿三在《白鹿原》中是白家的长工，属于被剥削阶级。按常规而讲，鹿三是反对支持着阶级剥削的传统儒家文化的最有力抨击者，但他却成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而且那么自尊、刚强。按照马斯洛的生存需要层次理论进行分析，鹿三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儒家文化的，正是白家满足了他的生存需要，而且给了他足够的尊重，使他把在白家做一个好长工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白嘉轩与他称兄道弟，还时时告诫家人，要尊重鹿三，把他当自己人看待。他父亲白秉德帮助鹿三娶亲，他送黑娃进学堂，还帮助他埋葬了去世的妻子。鹿三自然对白家格外感激，所以虽然鹿三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思想的教育，但儒家文化中的“忠义”却深深印记在他的脑子里。为了回报白家的信任与尊重，鹿三更是竭尽全力地为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完全能够站在白嘉轩的立场想和做，例如当他得知黑娃、孝文背着徐先生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时。便不再让黑娃继续念书，担心引坏孝文。同样，鹿三一生中的两次壮举也都是为了白家。而也正是这两件事，使鹿三悖逆了逆来顺受的天性，走向了自己生命的悲剧。第一次“交农事件”。当白嘉轩暗传鸡毛信，发动交农事件，但在到了约定时间却被鹿子霖缠住不能脱身时，他挺身而出，领导四里八乡的人们浩浩荡荡地涌向县城，成就了一件壮举。第二次是“杀死儿媳小娥”。“鹿三杀死儿媳妇小娥的准确时间，是在土壕里撞见白孝文的那天晚上。鹿三看着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着地白孝文的那一刻，脑子里猛然噼啪一声闪电亮出了那把祖传的梭镖。”可以说，如果小娥勾引的不是白孝文，或者被勾引的白孝文不是白嘉轩的儿子，鹿三绝不会为了一 11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24页

个辱没祖宗的逆子而刺杀小娥。老实本分的鹿三能够狠下心来刺杀小娥，也绝不只是因为这个烂货勾引了自己的儿子，丢了自己的脸，羞了自己的先人，更大程度是因为正是这个婊子、烂货把白嘉轩的儿子、白鹿两家新一任族长白孝文拉下了水，揭了白嘉轩的脸皮，让白嘉轩受难，让白家蒙羞。鹿三刺杀小娥以后，黑娃找到白嘉轩索命，面对鹿三的敢于承认，白嘉轩将整件事推诿得一干二净，“凡我做下的事，有哪一件是悄悄摸摸弄下的？„„”，同时又借鹿三这样见不得人的行径表现自己的光明磊落。“后悔是坚决不能后悔。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值得后悔，只不过不该由你动手。你不后悔很好。你要是后悔了，那就是个大麻烦„„”，这席话白嘉轩既对鹿三的行为持完全否定态度，又不许鹿三后悔愧疚，以致全部压力都压在了鹿三一个人身上，使本来已经开始幻听、产生幻觉的鹿三无法承受良心和道义的谴责，再加上后来被小娥附体，吸了精血，日渐萎靡，终于在一个晚上“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鹿三在白鹿原上，我们能够看到他具有儒家文化熏陶下劳动人民的正面人格，但在当时仍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里，他更是一个被剥削者，那种温情脉脉的宗法关系虽使人温暖，但掩盖不了剥削的事实，虽然他自己不觉得自己只是个长工，参与白嘉轩的家事，当看到白孝文堕落时，他更是无情地训斥他，但在关乎个人安危及财产利益时，剥削阶级终会露出自己虚伪却也真实的一面，无论鹿三如何做，做的如何对，都只是白嘉轩得以维护自己形象和利益的工具，而被剥削阶级的结果只能是可悲的。

2.2传统儒家文化背叛者的悲剧

白鹿原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世界，占据正统地位的传统儒家文化用其正义和残酷的方法统治着原上的人们，但外面世界的变革与风暴照样可以吹到白鹿原，在外面世界的影响下，统一声调的白鹿原内部出现了背叛者，他们不再情愿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控制，选择走与传统儒家文化给他们早已定好的路途相背的人生路线，本欲可以找到新生，但其结果却仍未逃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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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35页 1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50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34页 2.2.1 虔诚的皈依——黑娃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与恭顺温厚的老子不同，他从小就表现出强烈的叛逆个性和反抗精神。黑娃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既不是白孝文，也不是鹿兆鹏，他只是一个有二亩薄地的长工的儿子。这种不同,实际上是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使她时时处处感到自卑和羞辱。黑娃不愿意去祠堂，也不愿意读书，似乎可以被看做是对象征着宗族权威的白家以及传统文化的不自觉的反抗。渴望摆脱精神物质双重压迫的简单的冲动，成为黑娃反叛传统道德的起点和主动力。

黑娃到了成年，借口白嘉轩的腰杆挺得太直太硬而拒绝去白家扛活，实际上是他自卑心理的驱使，也是“对传统文化作为支撑的人格形象的下意识畏惧，是对其在精神上控制自己感到的愤恨。”他后与小娥结识，并与她发生爱情，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具有向封建传统道德挑战的性质，而且他们反抗的不仅是压制爱情自由的宗法家长制，更是整个粗暴践踏人的爱情权利和妇女做人权利的愚昧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但当他与小娥回到白鹿原，他们不被承认的爱情婚姻铸就了在白鹿原的耻辱，也在潜层次里让黑娃重温儿时的屈辱，这深深刺激了黑娃的心灵。但这犹如分娩前的阵痛，却因鹿兆鹏的出现，改变了黑娃一生。

鹿兆鹏首先从黑娃与小娥不得入祠堂拜不得祖宗的事说起，激起黑娃的耻辱和叛逆心理，继而，又从自由恋爱开始，向他灌输一些革命思想，并一同策划了火烧粮台一事。这两件事对黑娃来说意义非凡，一方面，让黑娃重温耻辱，反叛心理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又为黑娃树立了信心，激励他更加深入彻底地参加革命战斗。而后，在鹿兆鹏的劝导下，黑娃参加了“农讲所”培训，回来后在白鹿原上成功掀起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运动，成立农民协会。随后，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白鹿原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白鹿村，并在白鹿村成立了农民协会总部，并将农民协会办公室设在白鹿原所谓最神圣不可侵犯、极具象征意义的祠堂内。白鹿原上“风搅雪”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待祠堂的愤恨没有哪一个村民能像黑娃一样如此深刻，也没有哪一个人在传统儒家文化依旧占据统治的情况下拥有如此强烈的反抗精神。

1516公炎冰，踏过泥泞五十秋——陈忠实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6

5陈思广，谁是《白鹿原》中的关唳——黑娃形象的叙述学研究.小说评论，1993,4 然而，田福贤等人的反攻倒算使得声势浩大的“风搅雪”运动夭折了，迫使黑娃逃跑，几经周折，走投无路的黑娃上山做了土匪，并很快坐上匪帮二头目，策划实施了洗劫白鹿村的行动，指示弟兄打断了白嘉轩极具象征意义的“挺得太硬太直”的腰杆。在得知小娥死后，黑娃本想一心一意做“二拇指”，但“大拇指”的遇害却让他，乃至整个山寨面临着分崩离析的灭顶之灾，而此时，白孝文恰到好处地出现在山寨，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力劝众土匪受降招安，整编为新成立的保安团炮营，黑娃担任营长。

黑娃顺从白孝文之意，受降招安，是他性格发展中从反叛到皈依的转折点。尽管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有很多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也或许是万般无奈不得已而为之，但不可否认的是，原来那个处处与人作对、锋芒毕露的黑娃已渐行渐远，反而在走向皈依的道路上越走越长。此后，黑娃又顺应了白孝文的好意，娶了老秀才知书达礼的女儿高玉凤为妻，开始告别那段曾经引以为豪的过去，重新做“人”。第一步便是“开始念书”。从小便厌恶读书，惧怕学堂的黑娃，虔诚的走进白鹿书院，拜朱先生为师。真心实意学为好人的黑娃成为朱先生最后一位也是最好的以为弟子。其后，他在征得朱先生的同意后，决定回乡祭祖。那个曾经蔑视祠堂、乡约族规的黑娃，如今却为自己被自己毁坏的乡约石碑感到愧疚；那个曾今最看不惯白嘉轩挺直腰杆的黑娃，现在却在白嘉轩佝偻着的身影里感到自己的无知与狂妄„„黑娃一连串涕泪俱下满含诚意的忏悔终为族人所接纳，他终于回到了白鹿原主流社会的中心，实现了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皈依。

然而，当黑娃最后真正实现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皈依时，精神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萎缩，成为一句道德文化的空壳，盛载着传统儒家文化行尸走肉般的存活。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前夕，黑娃慧眼识时务，毅然率部起义，为解放滋水县立下了汗马功劳，新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副县长。然而，仅半年以后，这个已成为真正的好人——黑娃却遭投机革命的阴谋家白孝文暗算，被冠以种种罪名，与岳维山、田福贤等国民党反动派一起枪决，使得黑娃叛逆皈依的一生以如此悲剧结束。

从背叛传统儒家文化起家，成就辉煌，到跪倒在祠堂，虔诚皈依传统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文化虽“拯救”了黑娃的“生”，但终没有“拯救”他的“命”，黑娃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终成为富有戏剧性的悲剧。2.2.2 虚伪的偷生——白孝文 白孝文所走的人生路途与黑娃大致是完全相反的，黑娃是先有“背叛”，再到“皈依”，而白孝文是从“皈依”到“背叛”。纵观白孝文的一生，我们也可看到此人物人生的悲剧。

白孝文似乎自来到这个世界便注定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人，白嘉轩很早便从各方面培养他，让他进学堂读圣贤书，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和圣贤的做人之道，又耳濡目染的对他进行家史教育，让他牢记“耕读传家，本分做人”。白孝文也很有出息，在各方面的才干都超过了而他的父亲。白嘉轩安排他代替自己履行组长的义务，于是“白孝文开始代替父亲到那些弟兄们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里去主持分家事宜，到那些为墙根为猪攻为鸡刨打得头破血流的族人家里去调解纠纷。”“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厚，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刚刚出山的太阳。”如此发展下去，白家在白鹿村地位将不可动摇。但白孝文与他父亲的差别还是巨大的，他没有白嘉轩修身齐家的理想，只是在父亲的教诲下，履行族长的职责，按照父亲已经为他规划好的路途前进，所以儒家文化在他头脑中的根基并不牢固。终于，在鹿子霖下作手段的实施下，白孝文成为了小娥的性俘虏。在得知父亲白嘉轩知道自己的丑行后，白孝文战战兢兢，极度恐惧，但当在祠堂被严刑毒打后，已经颜面扫地无法正常活人的他索性彻底脱落。而这也成为白孝文有坚守传统儒家文化走向背叛的转折点。

在那个大饥馑的年代，小娥的那孔破窑成了白孝文的安乐窝，全然不管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挨冻受饿，致使那个健康善良的女人被活活饿死。而抽烟做爱却成了他生活的全部，直到将他分到的房屋田产全部卖光，彻底沦落街头。穷途末路的他碰到了鹿子霖，鹿子霖为了进一步打击白嘉轩，故意将白孝文引向污浊的官场，因为他知道白嘉轩主张“耕读传家”，最厌恶官场。但是，他意想不到的是，这竟成为了白孝文人生事业中的转折点，进而走向飞黄腾达的起点。白孝文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受到张团长的赏识，很快升迁为保安团的营长，他一改从前生活的堕落，成为儒雅的军人，另娶了媳妇，置办了宅院，并特意带着妻子，风风光光地衣锦还乡，回祠堂祭祖。此举既是为了显耀自己的权威，也是在表示自己对乡约族规的认同，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回归。但临走时“冷不丁地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 17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47页都没出息。”却充分暴露出他回乡祭祖的虚伪，实质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获取更大的资本与筹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白孝文在黑娃的说服下参与起义，但他不念及张团长的知遇之恩及相交之情，毫不留情地将其打死，其后又将滋水县保安团起义一事据为己利，努力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路。当上新政府的县长之后，白孝文仍没有罢手，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同为新政府领导成员的副县长鹿兆谦抓捕，并将其与岳维山、田福贤一起枪决，努力清除自己政治前途的障碍。

白孝文从继承和延续传统儒家文化的族长接班人，到为人不齿的败家子，再到保安团的营长、新政府的第一任县长，可谓经历了地位的天地之别的变化。虽然白孝文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但他是以背叛和全盘抛弃传统儒家文化为代价的。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和前途，将传统儒家文化中最基本的“仁义”道德都一并抛弃，完全成为了政治的奴隶，一副臭皮囊苟且偷生于这个世上，不得不说白孝文也是个悲剧。

2.2.3 跳出的亡灵——白灵

在白鹿原上，最具有反抗精神并将其付诸实施的人物莫过于白灵。白灵天资聪明，从小便表现出极强的反抗精神，他说服父亲白嘉轩将她送到城里读书。在那里，她接受了新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当白嘉轩企图决定她的婚姻时，她果断地拒绝，被“囚禁”后，她把墙挖了个洞，逃跑了，临走时还在墙上留了一行字：谁敢阻挡革命就把他踏倒。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向自己的父亲、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白嘉轩。逃出后，她还给王家写去一封信，“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将自己的反抗表现得彻彻底底，与传统儒家文化彻底决裂，而且对自己的反抗没有丝毫的内疚，同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但是跳出了传统儒家文化束缚的白灵，最后却在红军内部的肃反中，被自己人当做叛徒活埋。而在处于没有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的政治生活中，白灵的死不得不言是个悲剧。2.3传统儒家文化的终极牺牲品

传统儒家文化宣扬妇女“三从四德”，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1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78页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妇女的身份及地位只能依附于男人，她们要么是供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要么是维系人类生存繁衍的传宗接代的符号。女人的存在，也只有在她们成为泄欲工具或是生殖工具时才有意义。而在这种思想及文化的统治下，女人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终极牺牲品。2.3.1 复仇的女鬼——田小娥

田小娥是清末穷秀才家的姣好女子，却嫁给了一个六七十岁的武举人做小妾，虽说为妾，但地位连只猫都不如。郭举人娶她，不是为了睡觉要娃，却专意为了养生，田小娥实际上就是泡枣工具。而她却不甘心逆来顺受，先是用尿给郭举人泡枣，借以泄恨，后又勾引了黑娃，反抗性压抑，寻求性解放。但是好景不长，奸情败露，黑娃被打发，田小娥被休，回到娘家。在那样的年代里，因不守贞而被休回娘家的女子将是什么样的境遇可想而知。要脸顾面子的田秀才羞愤地气倒在炕上，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锨铲除拉在庭院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因而，当黑娃提出娶小娥时，田秀才不仅不要彩礼，反倒贴给他两摞子银元，让他们买房置地过日子。

然而，更为坎坷的遭遇接踵而至。首先是回到白鹿原，父亲鹿三因为田小娥不清白的身份，入不得祠堂，拜拜不得祖宗，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不能接受这样的儿媳，黑娃只好带着小娥在村头一孔破窑洞安家。此时的黑娃小娥，已从最初沉迷于性感官享受到萌生了真挚的感情，小娥死心塌地地跟着黑娃好好过日子她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虽然不能得到父母乡亲的承认，但两情相悦的生活，成了小娥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随后黑娃追随鹿兆鹏，在白鹿原上掀起“风搅雪”运动，小娥的自由和幸福也开始加速迈向结束。行动后来失败，黑娃出逃，直接促使孤立无助的小娥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

鹿子霖的阴险与歹毒在他对田小娥的利用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田小娥是他泄欲的工具，却被冠以保护的美名；另一方面，田小娥又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是鹿子霖对付白家的工具。

“她本是一个受侮辱、被损害的个体，然而她的盲目报复却也曾害过人。她是为着拯救他人而走向自身沦落的，为着反抗不公正而滑向深渊的，她是为着善而沉 19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35页19 入恶的，是从受害者转向自己的反面的。”当她受鹿子霖唆使，将报复的怒火发泄到白孝文身上时，他不但没有享受到报复的快感与愉悦，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当她意识到被鹿子霖利用而成了斗争的工具的时候，又将反抗的矛头直指鹿子霖，尿了鹿乡约一脸，借以泄恨。如同当年用尿给武举人泡枣一样，她的反抗是独特的，反抗精神也是贯穿始终的。从她的反抗我们能够看出，这个弱女子在为争取做一个“人”而走的每一步都如此无奈而艰难。她一无所有，唯一的反抗工具就是性，在那个性禁锢的时代，性是她唯一也是最好的武器。然而她的悲剧就在于，她没有能力掌握已经获得的、来之不易的自由；也没有能力控制勃发的欲望，从而成为欲望的奴隶，最终在性放纵的苦涩中走向沉沦的深渊。

她的勾引白孝文堕落直接促使公公鹿三以祖传的梭镖结束了她不光彩的一生。然而，小娥是无辜的，她是男权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一个屈死的冤魂，开始伸冤和复仇的行动。

她告诉婆婆鹿惠氏，公公鹿三是怎么拿梭镖杀了她；又给族长媳妇仙草看她身上的伤口；然后，她附身于公公，借他的嘴来讲述自己的冤屈，为自己申辩；也对白嘉轩进行嘲弄，讽刺那个没有人性、真情的虚伪的世界。“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揉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子。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把蒿子棒捧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这声泪俱下的控诉，怎能不让人同情？走投无路、与人无害的小娥，被老实本分的公公鹿三所杀，她的丑恶，甚至连鹿三都不见容，足见女人，作为封建礼教的指向所在，无论如何不会被男权社会所接纳，同时也透露出封建礼教残忍的吃人的本质。

小娥死后，她不屈的灵魂化作千万只小蛾，飞翔在白鹿原上空，并引发了一场 2021权海帆，仁义的追求与失败——长篇小说《白鹿原》文化底蕴一解.小说评论，1993,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32页

2120 罕见的大瘟疫。这一次，白嘉轩又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族长的权威性与不可抗拒性。他力排众议，与姐夫朱先生一起谋划镇压田小娥的举措：“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

田小娥就这样彻底结束了她人和鬼的一生，尽管她反抗过，呐喊过，然而她的抗争和呐喊在如此强大的传统儒家文化面前，无异于以卵击石，连做鬼的权利都被剥夺。无论生，还是死，她都是这出悲剧的主角。2.3.2 淫疯的“贞妇”——鹿冷氏

鹿冷氏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到鹿家成为鹿兆鹏三媒六证的媳妇。起初，“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稼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2

322。因此可以说，鹿冷氏和白冷氏是冷先生为图在白鹿原上站稳脚跟而与鹿家和白家结下的带有纯粹的功利性质的婚姻的牺牲品，冷先生以自己的亲生女儿做砝码以图长久立足于白鹿原上，而他断送的却不仅仅是女儿的婚姻幸福，更是年轻多姿的生命。

鹿冷氏直到死都不知道，鹿兆鹏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记耳光抽搧的结果。在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时的鹿冷氏，一直在苦苦的等待中备受煎熬，以至于嫉妒起那个能和黑娃夜夜厮守的烂脏女人田小娥，甚至在梦中开始出现性幻想。“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连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一天胜似一天的思念和幻想，加上公公鹿子霖醉酒后无意识地挑逗，终于把鹿冷氏逼近了死胡同。这时的鹿冷氏可谓进退两难。一方面，她深知女人应该从一而终，乱伦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他拒绝；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无法得到夫妻之爱的 2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439页 2324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49页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05页 年轻女人，她渴望。他以麦草做试探。实际也缘于这两方面的摇摆不定，也许她潜意识里觉得淫荡不羁的公公可能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但当她暗示公公是畜牲却又被公公反诬为畜牲之后，在侮辱和绝望中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癫。

鹿冷氏，这个尊崇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传统女性，最终只能在性的幻想中，以疯癫的形式羞涩而悲惨地离开这个没有爱的残忍世界。

3.人物命运诠释出的文化意蕴

通过对白鹿原上主要人物的行为活动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卫护者，还是背叛者，而且处在传统儒家文化统治下的女人们，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而这种悲剧的产生，根由正是源自传统儒家文化。也正从不同系列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我们探讨出其中所含射的传统儒家文化优与劣。3.1传统儒家文化的优势

在白鹿原上，虽然时代的动荡、新的斗争思想冲击了这片本自宁静的世园，但占据统治地位的仍是以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这足以证明传统儒家文化拥有无法取代和抛弃的优秀成分，其在中国历史上已延续上千年，并仍将持续下去。

3.1.1具有深厚基础

儒家文化自孔子创立算起，距民国年间，已经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自汉朝建立其在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至民国年间，也有两年多年的历史。漫长的历史潮流中，儒家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家文化的有益成分，并注意到与政治文化的交流与结合，终于在中国历史上以及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最先接触的教育便是儒家文化，人们从小便在头脑中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根基。

白嘉轩从小便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并时时受白鹿原上儒家文化的最高代表——朱先生请教，更越发坚定了自己头脑中传统儒家文化思想额地位。另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及村里其他孩子“识字念书晓礼义”，白嘉轩整修祠堂作为学堂。这使得孩子从小便在头脑中植入了儒家文化的思想，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一个人的一生及下一代。

3.1.2注重人格培养

儒家文化非常注重对人们人格的培养，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在白鹿原上，朱先生以自己无与伦比的完美人格真正达到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说，虽然朱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在他身上，以及在他熏陶下的白嘉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仁义”、“自强不息”、“刚强”的部分。白嘉轩接连娶过六房女人，但都不幸英年早逝，在沉重的现实打击下，白嘉轩还要承受无比巨大和艰难的心理压力，但白嘉轩没有向命运低头，终于娶到了陪伴自己走完大半生的仙草。另外，《乡约》的被毁、祠堂的被洗劫、自己的腰杆被打断、白孝文的堕落、白灵的离家出走、瘟疫的在原上肆虐„„几乎任何一件都可以令白嘉轩走向毁灭，但他却依然佝偻着身板坚强的走了过来。

朱先生亲驾牛车铲罂粟、步行千里退清兵、事必躬亲做赈济、监造六棱塔灭瘟疫、发表宣言亲抗日、勤恳无私编县志„„，在朱先生身上，作者本来所寄望的便是一种大公无私、兼济天下、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华民族最为高尚的人格品质。

3.2传统儒家文化的劣性

背叛者的悲剧与白鹿原上的女人们的悲剧，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与时代新的思想斗争冲突中产生的，时代新的思想浸入白鹿原以及这些悲剧命运的产生使得传统儒家文化的劣性暴露无遗。3.2.1传统儒家文化的滞后性

在当时动荡不堪的社会里，白鹿原上的权威者企图仍以封建保守、力求保稳的传统儒家文化统治白鹿原。在“没了皇帝咋办”之时，朱先生起草一纸《乡约》努力实现“有皇帝时”的日子，虽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但在一场“风搅雪”的农民运动中，神圣的祠堂被洗劫，《乡约》石碑被砸得粉碎。传统儒家文化在新时代面前已全然成为了阻碍。

特别是朱先生和白嘉轩对于白鹿原上发生的任何外斗，无论是农协批斗恶绅，还是鹿兆鹏批斗田福贤、鹿子霖，他们都采取了“不参与，不干涉”的态度，朱先 25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86页2

522 生更是站在旁观者地角度提出了“鏊子”理论。虽然此理论是朱先生站在以儒家“仁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基本立场超然党派之外，以批判的态度提出的，但是仍作为社会正统思想的传统儒家文化，已经在时代的进步中充当了旁观者，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

3.2.2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性

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和实施者——白嘉轩的悲剧命运中便可一见。而这种虚伪性正是在涉及自我利益面前得以现形的。

白嘉轩的“仁义”是原上远近闻名的，但是在当时仍存在阶级的封建剥削社会，白嘉轩的“仁义”是建立在阶级分化、对立的基础上的，他的所谓“仁义”只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地位和利益的一种方式和手段，而绝非阶级平等的真仁真义，而且，他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学为好人，他在命运不济、穷途末路时，曾经用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巧取风水地、托梦迁坟、“正大光明”种罂粟，换来了白家的人财两旺。

另外，当白嘉轩得知孝义生育功能有问题时，他对“冷先生出的主意闷声不语。”而他自己却“在心里构思完成了一个比冷先生说的更周密的方案”，他与母亲白赵氏联手上演了一场为孝义媳妇“借种”的“好戏”。女人的贞洁本是传统儒家文化中最看重的一部分之一，女人一旦失去了贞洁便像掉进了万恶深渊，结果只能像小娥那样求生难，做鬼也难。但白嘉轩却为了实现所谓的传宗接代，无耻地选择了用“贞洁”换“利益”。

白嘉轩在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违背自己坚守的传统儒家文化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和实施者，直接地将传统儒家文化的虚伪暴露无遗。3.2.3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

文化残暴性的体现，总是在人与人之间完成，而这两种人之间却是不平等的，文化在两种人之间的对抗中体现其残暴性。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主要是通过族长白嘉轩的治族以及白鹿原上的女人们的悲剧命运体现的。

白嘉轩为正《乡约》，严刑惩治赌徒与烟徒，“赌钱掷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烟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们来给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们就给 26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569页他治嘴”“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的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毛病害在嘴上，得治嘴。我给你俩买下一副良药，专治大烟瘾，端来——。良药尚未端进门来，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已经传进祠堂庭院，众人哗然„„”；为正权威，严刑惩治“偷奸”的小娥与狗蛋，“小娥被人从东边的厢房里推出来，双手系在一根皮绳上，皮绳的另一端绕过槐树上一根粗股，几个人一抽皮条，小娥的脚就被吊离地面。白狗蛋从西边的厢房推出来时，一条腿还跛着，吊到槐树的另一根粗股上，被撕开了污脏的对襟汗褂儿露出紫红的皮肉。”；随后，又在祠堂里毫不留情地惩治了自己的儿子白孝文。白嘉轩就这样为了所谓的传统儒家文化和自己作为族长的纯虚的权威，将孔子言讲的“仁义”人道主义抛之脑后，用残暴的刑具卫护着传统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却正好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

另外，田小娥和鹿冷氏的悲剧命运将传统儒家文化的残暴性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田小娥选择了用“性”来反抗世事的不公，她先与黑娃结合，其后迫于无奈与鹿子霖鬼混在一起，后来又把白孝文拉下水。她在用“性”反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越走越出格，终于招致杀祸。她死后，仍化作女鬼进行反抗式的申诉，但最终仍被六棱塔镇压，彻底结束了自己反抗而悲剧的一生。鹿冷氏所走的路与田小娥正相反，在世事不公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沉默”遵守着传统儒家文化对女人的要求，但她终没有逃离出自己强烈性欲望的天性，在从最有可能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公公鹿子霖身上受到训斥后，她彻底的绝望而疯了，最终在父亲冷先生和公公鹿子霖的大剂量药剂作用下，走完了自己顺从却也是悲剧的一生。

在传统儒家文化规定着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女人的一生只能是悲剧，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充分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强烈的残暴性。3.3传统儒家文化面临的挑战

《白鹿原》是一部文化史，虽然在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依旧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对其在白鹿原上的统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传统儒家文化内部与外来新文化、新思想。

2728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02-103页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242页

28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忠实卫护者，朱先生与白嘉轩身上都表现出中华民族优良的精神品质，不论是儒家“仁义”思想，还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共同致力于白鹿原达到儒家所宣称的“仁义和谐”局面，但这种局面的达成是建立在除统治阶级仁义以外的残忍且残酷的暴行、使广大贫民大众继续做“奴隶”之上的。这种奢想在当时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必然遭到失败。白嘉轩一心培养起来的未来族长——白孝文，知书达理、比他更会处理家族事务，但在传统儒家文化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本为天性的“性”诱惑下，走向了不归路，成为传统儒家文化的背叛者，“一句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道出了对传统儒家文化残忍压制的反抗。田小娥作为男权社会里毫无地位的一名女性，她用自己最本能的、也是传统儒家文化最忌讳反对的“性”来表达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和报复，而这种虽然有悖于道德的性放纵式反抗却真真切切地暴露出传统儒家文化内部自身所具有的“伤疤”。

白灵作为白鹿原上新时代新思想的代表者，与鹿兆鹏一起形成了与白鹿原上保守、落后的传统儒家文化忠实卫护者的对峙，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成为后来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他们从白鹿原上传统儒家文化的黑洞中跳出，深知传统儒家文化的落后性以及残暴性，她们作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坚决不会让落后文化长久维持下去，他们领导支持者将传统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的大本营——白鹿村进行了疯狂的斗争，并给予其很深的打击。

通过分析作品中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不同系列人物的个人命运，可以从中看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命运以及作者陈忠实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作者着眼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反思，并力求上升到民族文化的重建，但在越来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像白嘉轩那样挺直那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腰杆，我们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文化中，但是作为中华民族深厚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文化所占据的地位又是无法取代的，我们必须对传统儒家文化进行公正性的评价，批判性的继承，对于其糟粕要毫不留情地革除，而对于其精华要加以继承与传播。作者在作品中就如何从传统文化中走来，进行我们当代文化的建设，并没有给出我们明显的答案，反而出现了一种回归的意向，却也在时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被无情的绞杀，从传统儒家文化走出又何去何从„„，当代文化的建设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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