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朱先生说起——陈忠实《白鹿原》读书报告
孔令钰:从朱先生说起
——陈忠实《白鹿原》读书报告
孔令钰
朱先生是个神一样的人物。
“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问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癖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轶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
直到他死后多年,红卫兵扛着红旗掀起了批林批孔的运动,四五十个男女学生挖开了朱先生的墓室,发现了朱先生生前用纸包好不肯示人的砖头,两面都刻着字,师生们一看,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是“自作孽,不可活”。
一男生愤而摔砖头,“那砖头没有折断却分开为两层,原来是两块磨薄了的砖头贴合成一起的,中间有一对公茅和母卯嵌接在一起,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
折腾到何日为止
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
读《白鹿原》,情绪总是随着书中人物的起落而波动,时而愤恨,时而叹息,有时竟忍不住要落泪。但只要逢着朱先生出场,心里便既安定又舒坦,仿佛有了个依靠,天塌下来都不怕了。
朱先生就是个“根”,是白鹿原的精神之梁,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明的“根”。他拟《乡约》,开书院。清政府垮了,土匪哄闹,国共相斗„„这些他都淡淡地看在眼里,真正牵挂的还是手头的县志。他无论如何也要把县志修成。个中滋味很耐人寻味。他起初写“共匪”,后写“共军”,同仁提出字有差错,他说就让这个错误保留吧。
简单一个字,并不代表了他倾向、同情共产党,更不能说明他有共产主义信念。朱先生不过是一个儒生,几千年过去了,这个人骨子里还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有意思的是,和朱先生一介儒生相比,成千上万的国军共军竟变得轻飘飘的,失了分量。文中一个情节很有趣,鹿兆鹏躲在朱先生家里,正碰上岳维山和白孝文,狭路相逢,鹿兆鹏险逃,岳维山和白孝文情急追了上去。而朱先生“没有动身,用铁杆儿拨一拨油灯捻子,站起身背着手说:‘看来都不是君子’!”
他管不得你是国是共,在他眼里,论的是“君子”二字。
《白鹿原》有两条线,一个是新潮乱世,一个是一点点碎裂掉的古中国,比如祠堂、家族制、孔孟之道。前者的代表是鹿家,后者则是白家。
就说白嘉轩这个人,黑娃三十六兄弟在院上杀了碗客,闹的人心惶惶„„亲族朋人都劝他缓一缓,缓过了眼下的乱世再办,但他却一口咬定不改初衷:“他闹他的革命,咱办咱的婚事,两不相干喀!农协没说不准男人娶媳妇吧!”
甚至还有些情节,在今天看来,肯定被斥作“封建迷信”,比如白嘉轩带领族人悲壮的祈雨过程,白孝武补续族谱得到嘉轩的激赏,“总不能叫牛车老窝在坑里,得让车轮子上路滚起来嘛!”
而白嘉轩思索整个家族的兴衰史时,他的结论是“形成家庭这种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基本稳定状态的原因,除了天灾匪祸瘟疫以及父母官的贪廉诸种因素之外,根本的原由在于文举人老爷爷创立的族规纲纪”。
根本的原因竟然是“族规纲纪”!
这四个字令我着实沉思好久。想起了姑父前些日子修订家谱的事情,我回老家,一进大姑家的院子,整个一面墙都挂着一张长三四米高两米的白布,密密地写了一串串名字,就像千年老树上结下的累累果子,风干在上面。
姑父当过乡长,现在是个企业家,到老了最关心也最着迷的还是修家谱。
黑娃少小痛恨学堂生活,饱经风浪,最终却是要拜朱先生为师,从《论语》开始学起。他加入农协,捣毁祠堂,最后还是急切地要回原上祭祖。
白孝文发誓和父亲决裂,但到了保安团,出人头地了,也是一定要回到祠堂祭祖去。
书中的世事纠缠不清,有一条线却始终明晰,就是古老传统的血脉。国民党和共产党咬的你死我活,我扯远了说,新文化运动,说要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及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恨不得砸碎了这条血脉,给灌进新鲜的血液进去。
但是否究竟行得通?想到这里我便痛心,难以言表。其实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都还是古中国文化的基因。我想到了鲁迅的“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周易、孔孟之道、祠堂,甚至文言文、三纲五常,都曾经被狠狠地踩在脚下。我们对西方的各种科学各种主义奉若神明,却不曾想过祖宗留下的旧东西里蕴含着更深的科学和更淳厚精微的天地之道。
“迷信”的生成和存在,自是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存在土壤。现代人还来不及深思就要一棒子敲死这些迷信们。但时至今日,这些所谓“迷信”还是活在我们体内,政府要盖大楼,第一步还是请人看风水。这些举动背后,隐隐连结着几千年的血脉和阴晴云雨。
钱穆一生要“为故国招魂”,陈寅恪至死都不信奉共产主义。这些人,都是朱先生。可惜,今人在滚滚西潮中早已迷失了自己。很多学者亦纠缠在各种舶来的概念、符号、主义当中。对于这些人,我想,非得让他们去中国的黄土地里走上几遭,读读孔孟春秋史记,哪怕就是看一看自己的家谱,也好,才照得见自己称的上几斤几两,才认得出自己到底是谁。
第二篇:从朱先生的死说起——对《白鹿原》的一点评析
从朱先生的死说起——对《白鹿原》的一点评析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在文学界受到广泛的好评,我通读该书几遍后,也认为它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难得的佳作,但同时我也认为该书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因此我一直想就该书做一些分析评论。但我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大部头做出详细而周到的中肯评析于我而言并非易事,是以虽接触该书多年,仍未敢轻易动笔。前几天看了一篇该书读后感,让我受了启发,决定从书中的一个片段出发做一些评析。
在看《白鹿原》的时候有种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该书后半部分比不上前半部分精彩,虽然这种情况是中国长篇小说的通病,但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我们不能拿通病一词一笔带过而不去追究分析《白鹿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该书中的一个片段让我找出了这原因的根本所在,这个片段其实只是白嘉轩在朱先生死时的一句话。书中原文如下:
“白嘉轩拄着拐杖佝着腰在庭院里急匆匆走着,几次跌滑倒地,爬起来奔到灵堂前,顾不得上香,就跌扑在灵桌下,巨大的哭吼声震得房上的屑土纷纷洒落下来,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而在朱先生被下葬后,白嘉轩“忍不住对众人又一次大声慨叹:‘世上肯定再也不出了这样的先生罗!’”
虽然说一个作者在小说中写某件事或某个人不代表他赞成此事和人,但通过作者对书中人事的整体的倾向判断,仍可以看出作者对书中所写的人和事及其所代表象征的东西所持的态度,这实际上就是文如其人的朴素真理。纵观陈忠实在《白鹿原》一书中对朱先生及白嘉轩的态度,可以判断出白嘉轩在朱先生死时所说并两次强调的这句话是代表了作者的态度的。亦即:陈忠实认为,在朱先生死后,白鹿原乃至整个中国(世上)再也出了象他一样好乃至比他更好的先生了。
通观白鹿原全书,作者陈忠实在本质上是把朱先生作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象征来写的。因此,陈忠实对朱先生的死所采取的态度乃至对他死之后的判断与预测,就至少体现了陈忠实对他所理解的这一传统文化内核在白鹿原和中国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命运的判断与推测。而这样的判断和推测是否符合,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就会从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创作——在这里是《白鹿原》——所取得的成就。
我在前面说《白鹿原》的后半部分比不上前半部分精彩,事实上我认为《白鹿原》的前半部分是写的相当好的。这其中就包括对作者陈忠实的通过朱先生这一形象象征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是《白鹿原》中所写的白嘉轩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撑的观点的认同,而且我更进一步地认为这一支撑在中国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最根本的。
很明显,朱先生的死在作者陈忠实那里代表着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在白鹿原乃至中国社会的消亡;不能再出一个象朱先生一样好的先生的判断代表着作者陈忠实认为这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在以后再也不可能恢复。这一看法是建立在朱先生的死的确切性的基础上的,意即在朱先生死去的那个时代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真正而且彻底的在白鹿原乃至中国消亡了;而不能出现一个比朱先生更好的先生的判断代表着作者陈忠实认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在消亡后,中国再也不能出现一种比其更优秀的文化内核,更谈不上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同时也是更坚定牢靠的根本的精神支柱了,这同样是建立在朱先生的死的确切性的基础上的。我对作者陈忠实的朱先生的死及其死后白鹿原乃至整个中国都再也不了象其一样好乃至更好的先生的这三个判断都是从根本上不同意的。
虽然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但是既然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内核的消亡的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那就是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讲,除非全面彻底的成功改造,以几十年里时间里的一些变化为论据来谈论其文化内核的消亡甚至彻底消亡是可笑的事情,一个国家民族的根本支撑,若是如此容易就能消亡,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持续几百上千年的国家民族,更不用说还会有诞生几千年后依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了。
上面说了,在陈忠实的这三个判断中,第一个判断是后两个的基础。那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这基础是否是事实。在朱先生死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虽有着许多丧失民族尊严的汉奸卖国贼,也有着为数不少的应乱世而生的流氓无赖;但是面临国破家亡的威胁,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选择的是绝不屈服的奋起反抗。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更主要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着艰苦的抗战与促进巩固统一战线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抵制内战,一致对外的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的重要动力和支撑,这对根据地以外的广大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尤其如此。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严酷形势下,中国的文化内核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让中华民族一扫数百年的颓势,万众一心,最终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所以说,朱先生的死根本就不能代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消亡,而恰恰相反是这一传统文化内核的新的振奋。这就表明作者陈忠实对此的判断的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而这个判断又是他后面两个推断的基础,因此这两个推断也就是不攻自破了。不过这只代表着作者陈忠实的两个不能是错误的,却不能推断出他所做出的第二个不能——即不管通过什么途径,都不能出现一种比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更先进的文化内核——是必然能的这相反的结论来。这必然能是否正确呢?事实上我以为这是已经出现过的事实,不再有什么是否必然能的问题了。
在前面我曾说过我认为《白鹿原》的前半部分相当好,但这不表示我对其完全肯定,事实上完美的作品也并不不存在。我说过我认同作者陈忠实的通过朱先生这一形象象征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是《白鹿原》中所写的白嘉轩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撑的观点,这一认同的对象只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是《白鹿原》中所写的白嘉轩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撑”这一观点,而不包括作者陈忠实的朱先生是最好的先生这一说法,事实上,对这一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当然,若只是说朱先生是当时的白鹿原最好的先生,那我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一认同与不同意表明我和作者陈忠实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文化传统内核理解不完全一致:作者认为朱先生是这一传统文化内核集中而全面的象征,而我认为这象征至少不是全面的,这一点我在前面的关于朱先生死前死后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浅显的分析已经说明了。由此可见《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文化传统内核的理解是不完全准确的。
正是因为这不准确,让陈忠实错误地认为朱先生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象征是全面的,也才让他作出了朱先生的死代表传统文化内核消亡的错误看法。而这些错误就严重影响了《白鹿原》一书所取得的成就,在前半部分是,在后半部分尤其是。
在搞清楚了朱先生并不是传统文化内核全面的象征这一问题后,我们才能继续上面所提到的朱先生死后在中国必然能出现——其实是已经出现过——更好的先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普适的,但之所以会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在发展,理论多面对的社会实际发生了变化;另一个也很重要的因素是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上。所以,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理论进入中华民族时,就必然要象当年佛教文化进入中华民族时一样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内核发生相互作用,进行整合,不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毛泽东——对二者的整合产生出的毛泽东思想才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生了根,并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整合,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内核的逐渐形成,并在建国后不久就以事实说明了这新的尚未完全完成的文化内核的优越性——全国几乎是全部的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万众一心的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就说明,在朱先生死后不久,一个更好的先生在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了。
但仅仅比朱先生更好还不能说明太多,毕竟朱先生并不是全面的传统文化内核的象征,而仅仅在经济层面上的建设和改造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精神文化层次的提高,在经济层面上的建设和改造也得不到保障,这一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拥有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同志的逝世后中国大地上的一些变化,已经用事实做出了说明。所以整合必须继续,直至一种新的文化内核的完全完成,让中华民族不但在物质层面上,也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正是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建国后近三十年历史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因素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影响,这种整合虽然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不少进步,更在最后十年里发起一次全面冲锋,仍然没能最后完成。可惜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后,这种整合不但没有继续,就连已取得的成果也被抛弃,而被一种庸俗的物质至上的观念所逐步替代——资产阶级正在复辟。而这,大概也是错误的把朱先生当作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内核集中而全面的象征的《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会有在其死后再也不会有象其一样乃至更好的先生了的判断的原因吧。然而,形成这样的判断还需要另外一个基础,那就是作者陈忠实对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至少不比他对传统文化内核的认识更高明,而他对建国后三十年的这种整合,即使不是反对,那也至少是视而不见的。
虽然这只是从一个片段引出的对《白鹿原》的一点浅显的评析,但我以为,只要理解这些东西,那对《白鹿原》其他方方面面的理解乃至对整部作品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都不会再是件难事。
第三篇:从读书说起
泥土如是说之一: 从“读书”说起
同学们
作为一个快退休的老师,我有很多话想对你们说,我很想把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识和经验更多的告诉你们,如果能对你们的学习或今后的人生有那么一点帮助,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那我们就从“读书”说起吧。
“读书”,是我们接触最多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可有多少人认真思考或玩味过这个词语呢?比如“读书”到底有哪些含义,可以从哪些方面去理解,与我们的生活或人生有些什么关系,与我们人类或文明有些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思考过没有?这是大的方面。小的方面,读什么书,怎么读,读来有什么用,这些直接关系我们当前生活的问题,大家去认真琢磨过没有?我们很小就被大人送到学校去读书,直到今天,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也可能说我在读书,(我还没工作),那么泥土老师我呢,我已经苍颜白发快退休了,有人问我这段时间在做什么,我也可能会回答我在读书,同样说“读书”,可它们的意思一致吗?这些问题也值得玩味。
当然,读书也不是个多艰深多玄奥的话题,更不是个陌生的话题。有关它的格言警句名人典故我想各位只需眉头一皱就会背出一大串,你看我们教室、走廊,哪里没有林林种种关于读书的箴言?这里我就不想再浪费时间去说那些正确的废话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能引起大家更具体更深入思考的东西,或一些似是而非容易让人犯糊涂的问题。
读书到底有没有用?还用问?怎么会没用呢?这简直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可是,在我这短短的几十年中,就实实在在经历了或见证了3次读书无用的思潮。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那是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上弥漫着读书无用的情绪。在人们的言谈中,经常可以听到“读书用啥用?越读越倒霉”这样的话语。所谓思潮,就是说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多人这样想;不光是这样想,而是真真实实的这样认同。任何现象都有产生它的原因。当时的社会的的确确有大量的事实明摆着,你不得不那样想。在一般情况下,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不说大的远的,就在我生活的周遭,凡是称得上“读书人”的,几乎都活得狼狈,而且其狼狈的程度几乎都与读书的程度成正比。那时候活得最风光最荣耀的是“工、农、兵”,在农村,自然就是贫下中农,“知识分子”已经近乎一个蔑称,人们用它的时候习惯性的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臭”字。那时最遭歧视的有五类人,叫“地富反坏右”,本来在“地富反坏”中就包含了很多“读书人”,而“右”中就全是读书人了,或者是真正的读书人了。这些人随时可能被传唤,随时可能被五花大绑拉上台去挨批斗,喊站起不敢坐下,生老病死听天由命。那时最吃香的一是屠夫,一是车夫,提刀的和握盘子的,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你想想,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所谓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普遍的缺衣少食,人际间会发生什么关系,考考你们的想象力。吃香的其次是“机关干部”,也叫“国家干部”,包括食品站,粮站,百货店,乃至理发店的“工作人员”,这个概念的外延很大,不要与今天的“公务员”相混淆。他们为什么也吃香呢,因为他们属于“非农业人口”,几十年前,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差异之大,也考考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不出的,回去问问你们的爷爷奶奶或者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当然,教师也基本属于机关干部,他们的生活比号称国家主人的广大贫下中农要优越些,这是事实。但他们中,一般情况下,谁学问最深,谁就最可能遭受打击。我们学校的研究员级别的数学陈老师,实验中学的特级数学何老师(均已退休),他俩都是文革前华东师大的毕业生,上海人,当年他们都被分配到我们这里来工作,今天看来,他们是多么宝贵的人才呀,可你们知道他们在那时来干什么?一个在农具厂打铁,一个在涪陵中学(涪高中)饲养场喂猪。
这些是我的亲眼所见。把眼睛抬高一点,视野放宽一点,那就更让人触目惊心了。老舍是怎么死的,傅雷夫妇是怎么死的,翦伯赞夫妇是怎么死的,顾准是怎么死的,那时钱钟书夫妇在做什么,沈从文在做什么,聂绀弩在做什么,高尔泰在做什么,整个中国大陆文化知识界的精英们形形色色的遭遇,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读书多么可怕,做学问多么可怕,做知识分子多么可悲,读书岂止无用,简直是引祸速罪啊!
一是读书无用,一是你即使想读书也没有书读。那时允许读的只有一种,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当然,还有马克思列宁等人的书,可是太高深,很难读懂。还可以读鲁迅,但由于没有其他的书参照,只读鲁迅的也难真正读懂。而大多数的书被宣布为“大毒草”,“封资修”的东西,说这些书会越读越坏,甚至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对一般人来说,避之唯恐不及,谁还敢去读?
这是我所亲历的最严重的一次读书无用论思潮。当然,文革嘛,中华乃至人类历史上最荒唐的10年,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不然何以称为“浩劫”呢?
第二次读书无用思潮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11届3中全会已经召开,文革被正式宣告结束,改革开放思路正在形成,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指导下的中国经济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们的祖国百废俱兴,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种形势下,忽然知识有用了,知识分子宝贵了,大量挺过来的读书人从牢房、农场和作坊里被解放或解救了出来,成了“非农业人口”,成了“工人阶级”即领导阶级的一部分,非但不臭,倒成了世俗眼中的“香馍馍”。大量读过一点书的人能够公平地坐在考场上接受国家的挑选,得以迈进各级各类学校去读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多么令人激动和温暖的话语啊!我本人就是侥幸借此春风骄阳得以拉着时代的尾巴进入了学校读到了书从而改变了个人命运的。那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年代啊!按理说,在这种形势下,读书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多么明智的选择,可是怎么还会产生读书无用的思潮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具体情况说起。体制的转型有一个过程,在我国这个过程特别漫长,今天也还远未完成,不像俄罗斯,他们用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强调的是“特色”。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自由贸易,这就出现了私营经济,出现了“个体户”,为了尽快挽救文革造成的经济危机(灾难),国家不但认可私营经济的合法,还从政策上予以扶持。这些个体户自主抉择,自负盈亏,不但没给国家造成负担,反而带来巨大的利润,使社会产生出巨大的活力,当然,绝大多数个体户也似乎一夜之间就暴发了,所以当时就有了个新名词叫“暴发户”。而相当多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还在体制之内,他们战战兢兢的还在余悸中呢,还在为自己终于回到了体制中,终于端上了铁饭碗,终于得到了尊重而沾沾自喜谢主隆恩呢,哪晓得抬头一看,别人早赚得盆盆罐罐都溢出来了!再仔细看,他们读过多少书?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技术?不过是“胆大妄为”而已,于是心里不平衡了。那时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还有什么用?于是不少人从学校、医院、研究所和党政机关跳出来,主动放弃铁饭碗,一头扎进市场,名之曰“下海”。这些人少数取得了成功,成了今天的富翁,多数人被碰得头破血流后又回到了体制内,这是后话。
第三次读书无用思潮就发生在当下,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着,如果你关心时事并比较敏感的话,你就能清楚的感受到。不知道同学们听说过“教育产业化”这个词没有,这个词有很多高深的解释或理论,但若用一句大白话来解释,就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这个概念大概在世纪之交提出的,当时当局有高官提出,学术界和民间也热烈讨论过,后来不大提了,当局也回避或否认,但事实上在搞。它的实际结果就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增多了,就业压力加大,矛盾凸出,相关的问题是家长的钱袋掏空了,一些贫困家庭为供子女读书而倾家荡产,个别家长甚至为此而轻生;年轻人中生出了两个新族类,一个叫飘族,一个叫啃老族。在这种情形下,新的读书无用论悄然而来就不足为怪。这次读书无用思潮产生的原因似乎有点特别,表面看来,好像是读书人太多,读书贬值,人才过剩!而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仍然是太缺人才了,常说的人才奇缺这种现状根本就没有得到改变。这里面的问题才真是有点复杂,难得理清。比如说大学生数量增多了,但质量呢?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如何?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给这些大学生们提供较多的创业机会或出路?如果同学们爱思考,在你们“读书”之余去认真琢磨琢磨,想通了,或许会对你的人生选择大有裨益的。
纵观这三次读书无用思潮,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对某种制度或政策的社会反应。反应有正有负,读书怎么会无用?这不合常识常理,可见它是一种负面反应,结果是人才的浪费,是一个国家智力资源的浪费。它不但危害了个人的福祉,糟蹋了人的生命,而且扼制了社会的进步,你们想想,是不是?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读书到底有不有用,我们先不要简单下结论。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提供教训,以便我们在当下抉择中尽量减少或杜绝失误。显然,片面的被歪曲的所谓历史必定会让人得出错误的认识,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抹杀和歪曲历史简直罪大恶极,轻视和无视历史也可以说是愚不可救。扯远了,言归正题。读书有不有用,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段历史的另一些事实或另一个剖面。
进入新世纪的10年来我觉得自己与过去相比活得最好,最幸福,真的,我时常暗自庆幸:终于没有枉来这世上一遭!这个幸福不是指所谓的日子过得好,什么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不是的,如果那样看,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不但物价低,又比较稳定,更重要的是安全,吃的放心喝的放心呼吸的放心,不像现在,哪样能让你放心?随时都可能遭遇不测,你得有这个思想准备。我说的幸福,是说我自己终于有所醒悟,活得有几分明白了!你被注射了麻醉药,或者你成了植物人,就算天天有人喂你养你而且喂养得很不错,你是不是很幸福?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苛,温饱足矣。我更看重精神生活,我不愿像猪那样活着。今天主张价值多元,这是对的,各人有各人的诉求,不该强求一律。有人就公然宣称他就喜欢像猪那样活着,那是他的事,可我不愿。又扯远了。我之所以能得到幸福,是缘于我遭遇到网络,得以读到了我认为真正的好书,是这些书唤醒了我的精神生命,使我不至于老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而终至沉沦。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那份因幸福而激动的感言,我终于真切感受到了,而且我知道,好多好多人他们压根儿就不能享受到,因为他们不读书。
但是我内心也有较沉的伤悲和悔恨,而这伤悲悔恨也是因了读书。这是一种特有的感伤,是因读书而产生的。我读托尔斯泰和雨果,没有这种感伤,那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级的大文豪;我读康德和卢梭,没有这种感伤,那是因为他们是世界级的大思想家;我读钱钟书和袁伟时,也没有这种感伤,因为他们比我老,是前辈。可当我读到秦晖和朱学勤,(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像刘小枫王小波吴思陈丹青这些人)这种感伤就产生了!因为我发现,他们竟是我同时代出生的人,他们中有的人还稍稍小于我,都属于50后,都经历了同样的折腾和磨难,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那么富有学问富有思想,那么卓有成效,他们的人生为什么那么精彩,生命那么富有质量!相比之下,我却是如此的愚昧无知,如此的贫瘠萎靡!对他们这些人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我知道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读书。在那我说的第一次读书无用论泛滥的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们或因了家庭,因了朋友,因了和当时的某位“坏人”偶然相遇,当然也因了他们自身的警觉和聪慧,他们得到了或拿起了“禁书”“毒草”,在别人兴高采烈唱红歌跳红舞竭斯底里呼口号搞运动的时候,他们却躲到僻静之处静静的读书,默默的思考,殷殷的营建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当冬去春来,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们顺理成章的一步就迈进了北大清华复旦南开,成了新时期最早或较早的学士、硕士或博士;而像我,则只能因为勉强的初中学力考上个中等师范。你们说,差距是怎么产生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如果……,可惜,逝去的生命没有“如果”啊!
当然,我也有我暗自庆幸的。那就是在我的周遭,在我的同学或伙伴中,自己觉得又是幸运者了。别的不说,就说能读到上面我所列举的这些人的书,能与他们直接的或间接的对话,那我就是我同学或伙伴中唯一的一个了。不是可以的问题,而是能够的问题,只有我才能够。至于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我自认为比他们优越多了。我回家乡,见着几十年前的同学或伙伴,自然产生的就是鲁迅《故乡》中的迅哥儿见到中年闰土的那种感情。这种差别,我认为主要就缘于我的读书。常言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来还真是那个理。
我的小学刚好于文革开始的时候完成,幸运的是此时我已经完成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阅读了解。文革中,由于小学的阅读激起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尽管这样不许读那样不许读,但我还是偷偷的千方百计觅书来读,管他毒草不毒草,管他完整不完整,只要是书就行,所读到的书大多没有了封面,很多只有半本小半本,有的简直就是所说的烂油渣,上坡(上工干活)时就别在背后的腰带上,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这样竟读了四五十本小说,遗憾的是很少接触到真正的名著,多是《红岩》《红日》《红旗谱》之类(就这些本来是宣传品的东西当时都属于大毒草,是不准读的)。有人说教育往往是一次次偶然的相遇,我赞同。是的,真正对我的灵魂、智慧和趣味有所触动的就是一些偶然的相遇。记得我读农中时,遇到一个“右派分子”来给我们代几天课,很多同学都嫌弃他,但我们几个却喜欢和他聊天。一天,我突然听到他说了句“其实我们出生后就一直奔向死亡的”,我轰然一懔,这到是从来没听过的话,我当时只知道我们正奔向灿烂辉煌的明天呢,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就觉得这老师不简单,下课或放学后就爱和他厮混,就这样我在他那里得到最早的哲学启蒙,开始不满足读小说了,试着啃一些哲学和经济学书籍,像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后来还硬着头皮啃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书,我想,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能得到些许思维的逻辑的习染,那么这次偶然不能不暗自庆幸。我还有一位前辈也是右派,他给我的影响就是读唐诗。他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有机会见面则能听他吟诵和讲解。记得一年的中秋节晚上,在他那小茅屋的小坝子上,他一面吟诵李白的《月下独酌》,一面手舞足蹈表演,还不时的解释玩味,什么叫“无情游”,“邈”字什么意思,他耐心的讲给我听,他说话结巴。看他吃力的样子,口里老是流着涎水,我是又好笑又感动,彼景彼情,至今历历在目。他家离我家百里外,去他那里坐车坐船外还要走一两个小时荒山小路,但我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去拜访他,为的是能和他吹一晚上的牛。后来他把诗集送给了我,我竟然独立地读懂了好多首。须知那时可没有什么详释、鉴赏之类工具书,连字典都没有。记得我独立读懂了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和王维的《渭川田家》(现在看来其实并没真正读懂),到他家去讲给他听并得到首肯后,心里那个高兴得意啊!他还给我吹陶渊明,讲“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没有书,可我听得津津有味。什么叫教育?那才是教育哦!(今天的你们我知道可以背出很多诗歌,但你们心灵里到底有没有诗啊?有没有让你融身其境反复吟哦的古诗啊?你们自己可以扪心自检一下。一个人如果只是口中有诗而心中无诗,那是很可悲的。你们慢慢去体会我这句话。)但他不懂哲学(当时我这样认为),不关心我学哲学,还泼冷水,还讨厌我给他吹的那种哲学。他就喜欢文学。
我想我与我儿时伙伴的命运不同,人生轨迹不同,就在于相同时代中,我们却有着不同的个人选择和际遇;而我和刘小枫朱学勤他们相比,看起来大家都读了书,但书的档次不同,思考的起点不同,读书的自觉程度不同,结果相差就那么悬殊。那么你们想想,归根结柢读书有没有用?
琢磨一下人们在使用“读书”这个词语交流的时候,实际的含义是大相径庭的。通常所说的读书,指的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即就业前的准备阶段,也叫受教育阶段(学生时代),你们现正好就在这阶段。人,要社会化,要获取谋生的基本知识、能力和技能,要懂得遵守社会的基本秩序或规范,还要能传承人类文明并能有所创造,这些都离不了读书。这个意义上,读书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就是其基本任务或者义务,是应该也必须完成的。但是这种读书又容易给人感觉是一种外在的要求或者压力,往往成为被动的事情,这就容易与人的志趣、爱好等发生冲突,读书成了苦差事,尤其如果不幸遭遇不好的教育的话,读书竟让人苦不堪言,或者徒劳无益。不仅如此,不当的教育甚至会让读书来扼杀人的天生兴趣(比如越读越不爱读书,厌恶读书),扭曲人性,扭曲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读书的意义。读书也可能毁人,不能不慎。
上面所说的读书说白了就是谋生的一块敲门砖,门开了,砖就会随手丢掉。可惜呀,多数人就是这样理解和处理读书的,读书和他的人生就发生这么一点点关系。但是,如果你遇上好的教育,你的读书走上了好的路子,你会发觉读书是件很令人快乐的事儿。读书会让你发现自然是那么美丽,宇宙是那么奇妙,其间的人类是那么独特——形体,智慧,情感,劳动与运动着的世界,真善美与假恶丑,创造与毁灭……而你自己是人类的一员:生命的意义,理想与现实,幸福与悲惨,灵魂与肉体,生与死,自我期许与路径选择……随着读书,这些东西就会在你的脑海里出现,展开,就会铺就出一条柳暗花明的精神旅途,让你在跋涉中唏嘘感叹,激动不已。于是,读书的神奇作用发生了:读书再不是苦差事,而是享受,是幸福,是权利;再不是外来的要求,而是内在的需要;再不是敲门砖,而是生活方式,是心之路,将伴随你整个生命的完成。
什么是生命的完成呢?得先谈谈对生命的理解。就人来说,一颗完整的生命应该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本质应该在精神上,因为精神生命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而人与人之间的千差万别,根本上还是精神上的差别。考诸实际,我们会遗憾的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的精神生命是干瘪的,萎缩的,他们还没有发育健全可物质生命就已经到尽头了!所以世间多有虚度一生的喟叹。那么,生命的完成就是使自己的生命的两个方面都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就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和品位。
如果生命是上帝给予的,那么他给你这颗生命应该与给予别人的大致同等吧,因为他应该是公平的,不然何以称为上帝呢?那么后来的生命的形形色色千差万别还是应该由生命的拥有者自己负责。一般人与所谓的贤人圣人的不同,就在于一般人自己的精神生命中很多优秀的潜质没有得到开发或激活,如此而已。人由于自身固有的局限,他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只能看到(感受到)他能够看到的东西,要想克服这个局限就只能靠读书。读书就是与高贵的灵魂对话交流,从而唤醒和激活自身同样高贵的潜质,使其健康、完整而富有活力,甚至使其不朽——精神生命得以万世传承。从这个高度上认识读书,恐怕才到位啊!
有人可能会嘀咕,你说得多有诗意啊,可是我首先要吃饭,像几十年去前人们常说的“一切都是假的,肚子饿了才是真的”。是啊,在人处于绝对贫困的时候,这简直就是绝对真理。贫穷让我们低俗、愚昧、野蛮、贪婪、急功近利……穷出来的见识!但是,在正常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不会遭致这样的,还莫说现代,就是古代也不会,如果今天的人们还整天战战兢兢于自己的饭碗,那还有什么人的尊严?还配“人”这个称谓么?问题在于,如果实实在在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呢?我们总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呀?那么请你相信,在你真正的如上所述诗意地对待读书的话,你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你的饭碗问题也自然会得到解决的,你的物质生活会让你满意的。我所说的一系列的变化,是说随着读书,你的观念的变化,视野的变化,个人世界的变化,人格的变化,人生格局的变化,人生轨迹(身份、地位和境界)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必然的,只是时空或具体的方式不同而已。要证明还是靠读书,不信你们去读读一些真实人物的传记,如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英-甘地、赫尔岑等人的传记或回忆录。
读书是一个大话题啊,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管中窥豹罢了!那么关于读书,同学们你们有哪些经验,哪些困惑,哪些思考,可以挖掘出哪些话题呢?大家放开拘束,大胆思考,交流,相互砥砺,这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场面。
读书吧,读书会改变你的命运!(留下个问题:怎样读书?)2010/9/14 下讲预告:说“你”
第四篇:《白鹿原》读书报告
对《白鹿原》中女性命运的探讨
——读《白鹿原》有感
一、作者简介
本文大致从两个方面对作者进行简介,其一是作者的生平简介。作者陈忠实,男,汉族,一九四二年六月出生,陕西西安市灞桥区人。一九六二年九月参加工作,高中学历,曾任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文化馆副馆长等职务。一九八二年成为陕西省作协专业作家,二零零一年至今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西安石油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西安工业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等多种职务。
其二是作者创作简介。陈忠实于一九六五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七九年加入中国作协以来,已累计发表中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八十余篇,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创作漫谈五十余篇。其中九部(篇)作品获全国及各大刊物奖。已出版短篇小说集《乡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以及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陈忠实小说自选集》(3卷)《陈忠实文集》(5卷),散文集《告别白鸽》等。
其中短篇小说《信任》获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获上海首届小说界文学奖,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获全国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一年报告文学奖,长篇小说《白鹿原》获一九九三年陕西双五文学奖,一九九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炎黄杯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上作品只是其获奖作品中的一部分,此外,他还有一篇作品《青海高原一株柳》被改写选录于
苏教版国标本。
二、内容概括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作者在小说开篇即引用巴尔扎克的这一句话,可见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宏愿与艺术追求。《白鹿原》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主人公六娶六丧,神秘的序曲预示着不详。一个家庭两代子孙,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代代斗争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巧夺风水地、饿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白鹿原翻云覆雨、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交错缠结,冤冤相报,代代不已„„古老的土地在新生的阵痛中颤栗。
在小说第一章作者即说白嘉轩这一生最引以为豪的事就是他这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从十六岁那年他娶了头房夫人起,几年间,白嘉轩六娶六丧,几乎耗尽了家产,在他去请阴阳先生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鹿子霖的地里有一株奇形珍草,他向姐夫朱先生请教,朱先生告诉他那就是白鹿原古老传说中那只能带来吉祥的白鹿。此后,白嘉轩设计夺得了那块宝地,还把祖坟迁到了这块宝地上,又进山娶了做药材生意的吴长贵的五女仙草为妻,还从丈人那里带回来了罂粟种子。从此,白家开始人财两旺。
不久,白鹿两家因为争夺一块土地而大打出手,后在冷先生和朱先生的劝解下重归于好。此事为白鹿村赢得了“仁义白鹿村”的美誉。白嘉轩决定重修祠堂,此事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不久就竣工
了,并且在祠堂里开设了学堂,让村子了里的孩子都去读书。
几年后,白嘉轩的女儿百灵出生,在百灵满月后的一天夜里,冷先生从城里带回了革命党造反的消息,这使白鹿原陷入恐慌之中。之后,鹿子霖就任乡约,并向原上人征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在白嘉轩的带领下发生了“交农”事件,此后,白鹿两家裂痕渐深。
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百灵、鹿兆鹏成为革命党骨干,鹿兆海加入国民革命军,白孝文、鹿兆谦成为保安团营长。百灵组织组织学生大闹会场,还用砖头砸伤了给学生训话的中央教育部陶部长,成了被通缉的首犯,鹿兆海利用自己的身份把百灵送出城。她到了根据地,后来在清党肃反中被活埋。差不多与此同时,鹿兆海在中山条抗日牺牲的消息也传到了白鹿原。
日本人投降以后,国民党的政策引起了原上人们的不满,鹿子霖因此入狱,几经周折,终于出狱,但出狱后心灰意冷。朱先生编完县志后辞世,化作一只白鹿,在原上消失。鹿兆鹏策动滋水县起义成功,白孝文、鹿兆谦因领导起义有功被授予重职,半年后,鹿兆谦被县长当做反革命镇压,并与田福贤、维岳山一同杀害,在台下陪斗的鹿子霖受到刺激,从此痴呆。白嘉轩想起施计夺取鹿子霖的坡地做坟园的事,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三、评论
读完《白鹿原》不久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了一本关于作家笔下女性命运的书《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这本书给我以启发,于是,我打算探讨一下《白鹿原》中女性的命运,希望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书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形象,按家族分,白氏家族有白嘉轩之妻吴仙草、百灵,鹿氏家族有鹿子霖之妻、鹿兆鹏之妻、鹿兆海之妻、鹿兆谦之妻等,还有一个特殊女性田小娥,这些女性有的是一辈子都在遵从封建礼教,有的却冲破了封建牢笼,接受了先进的思想。看完此书后,我想给人印象最深的女性应该是百灵和田小娥了吧,因为他、她们都有自己的个性。百灵——美与善的化身
百灵是白嘉轩的小女儿,从小就表现出了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就连她的出生也极富有传奇色彩。在她出生的时候有百灵子叫,故取名为百灵。百灵鸟在我国民间寓意深刻,自古就被认为是最美的鸟、吉祥的鸟,所以百灵在作品中也是美的化身、正义的化身。
她活波聪明、招人喜爱,在学校里可以和男孩子一争高下,她“几乎是过目不忘,一篇成诵,尤其是那毛笔字写得极好”,用徐先生的话说就是“这是个才女”;她果断勇敢,富于反叛精神,在得知城市里开设了新式学堂之后,她就大胆的提出要去念书,还要去城里念书,家里人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她到徐先生念书。谁知后来她又提出了要进城念新式学堂,这回家里人坚决反对,她的两个哥哥屈从了家里,而她却愤然离家出走,并对家里人说“你要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为此,她和家里人反目了;她有责任心,有爱国情怀,在城里她不顾个人的安全、劳累,义务搬运尸体;她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冲出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在与鹿兆海的相处中他们彼此擦出了火花,为了维护这份爱情,她果断的拒绝了家里人为她
安排的婚事,并与家里人发生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种种事情的发生,她心智更加成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鹿兆鹏,于是她果断的拒绝了鹿兆海的追求并向鹿兆鹏表达爱意;她有自己的革命信仰,有坚实的信念,她始终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成功的,并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为了这一份信仰,她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诚然,每一个人并不都是完美的,她也有自己的缺点。在初期,她的信仰并不明确,只空有一腔爱国热情,并用掷硬币的方式决定加入哪一个党派,既天真又幼稚。
整体看来,作品对于百灵的塑造还是比较成功的,但从深层次上看,我感觉她属于“天使型女性”,所谓的“天使型女性”在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中的注解是这样的:书中女性不仅具有美貌、忠贞、温驯、富于献身精神等特征,而且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启蒙、革命思想框架中,从属于反叛的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隶属于进步的思想阵营,过得了某种新的因而也是符合历史进步必然性的身份标签。
在李玲看来,“天使型女性”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形象美,二是奉行奴性化的爱的哲学,即女性为男性爱人无条件的忠诚、无私奉献的封建女道德规范。这并不会表露出来而是深根于人物内心,体现在她的举手投足间,像百灵倾心于鹿兆鹏之后便凡事都服从于他,为他做了很多的零碎工作,转变为他的得力助手,大概就是所谓的“贤内助”了吧,因此,百灵也没有逃脱“妇人,伏于人者也”的封建旧制。三是他们的结局是死亡或新生。百灵最后在根据地的清党肃反中
被活埋,她死亡的原因作者并没有追溯到他的爱人鹿兆鹏身上,而是归咎于党内矛盾。
由此可见,陈忠实笔下的百灵也没有实现真正的主体觉醒,仍旧是作者塑造的辅助男性的一个人物。
第五篇:《白鹿原》读书报告
鲁红杰:《白鹿原》读书报告
鲁红杰
《白鹿原》的扉页写着这么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诚然,一个民族的许多秘密都在小说中佝偻着。它们太小了,却又太重要了。就像书中的一样,秘密无处不在。他隐藏在白嘉轩佝偻却又挺拔的身影里,他隐藏在朱先生精明睿智的脑海里,隐藏在鹿子麟精明的算计里,他隐藏在白家那只只出钱不进钱的盒子里,他隐藏在或是白赵氏或是鹿贺式或是朱白氏忙碌的身影中里,隐藏在白灵或者鹿兆鹏革命的新思想里,更隐藏在跳跃在原上的白鹿中„„
那么隐藏在这部小说中的中华民族的秘史究竟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抛开这个暂且不谈,还是先把整个故事的脉络回顾一遍。最初的白鹿原,像是中国闭关锁国的一个小小缩影,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人们和他们的父辈过着相同的生活。随着白孝文、陆兆鹏这一代长大,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尽管这白鹿原深居内陆远离了战火,但时代的洪流还是冲击到了原上,国共合作的旗帜也插到了原上,随后进行的大革命,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的大清洗以及后来的八年抗战,三年的解放战争,都一再地冲击着白鹿原。可以说,白鹿原绝不仅仅是关中的一个地方而已。他的身上被时代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更是对历史的一种印证。
对白嘉轩总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熟悉感觉,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来源,恰如来自于血脉。嘉轩一生秉承着一种信仰:正直为人、“耕读传家”。书中曾多次提到过白嘉轩挺直的腰板,这似乎又是在隐喻着什么,而当白嘉轩的腰被黑娃的兄弟们打断以后,书里又多次说他佝偻着腰像狗一样,这种前后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前者。在白嘉轩佝偻着腰像狗一样出场的时候,往往就是有什么难以解决的事情出现的时候,而当他毫无纰漏地处理完事情在人们带着敬畏的目光中离开的时候,这种佝偻毫无意外地是对那挺直的腰板的衬托。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嘉轩,当然也包括朱先生,他们身上有着中国古人的“君子”品德,只不过在朱先生的身上这种品格体现的更为纯粹。从上述不难看出,白嘉轩的血脉、灵魂深处,早已被烙上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印记,他的一言一行都遵循着千百年来中国农民所积筛选、积累下来的民族性格。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却有着坚强、刚正、光明磊落等巨大的人格魅力。然而,我在开始时所说的熟悉,却和这些没有关系,或许是来自农村的原因,我对白嘉轩总是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怀。回过头来再看一遍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这种源自于血脉的熟悉感来自于那里——是那骨子里难以磨灭的农民性格。再来看一下当白嘉轩发现“白鹿精灵”时候的情形:“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湿土回填进去,把周围的积雪踢刮过来伪装现场,又蹲下来挣着屁股挤出一泡屎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儿的凌乱了。”这句描述把中国农民骨子里的那种朴实、贪利而又有点小聪明的的性格描述的惟妙惟肖。
而与白嘉轩对立的典型人物这则是白灵以及鹿兆鹏。白鹿原上的荠菜水饭生养了白嘉轩这样的人,也生出了百灵这些勇于接受新思想的人。从百灵走出那个四合院的时候,她就注定要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她的胆识与气魄胜过男人,在封建气息那么浓厚的原上,出现她这
么一个女子,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勇敢,坚强,不畏惧,不低头,总是乐观而坚定,那么美丽。鹿兆鹏很早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始在原上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促进国共合作,坚持抗日„„如果说白嘉轩是这本书的主干,其余的人物是细枝末节,那么鹿兆鹏就是一根红线,他把这些细枝末节串接起来,成为另一条主干。白嘉轩这条主干主要反映了这段历史时期里封建式的中国生活,而鹿兆鹏这条主干则是表现了这段斗争的历史,折射出整个历史阶段里共产党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
传统文化的兴衰所对应着的是新思想、新文化的衰与兴。最终的结果无需多言,而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传统文化最终衰败下去之后,我们所剩下的究竟是什么?或许在当时看来,我们取得的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背后,却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打破了封建桎梏,也抛弃了传统文化,打破了自己的精神信仰,开始对西方人、对西方的思想顶礼膜拜。今天的中国,从国家宪政制度到国民思想观念,从国家经济管理到民众日常生活,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民国时代的中国还采用王朝时代的纪年方式,而新中国从建立起就改用了西式公元纪年;中国国民深受西方的只有、民主、平等、人权、主权等思想影响,议会政治、政党政治、选票选举等,都是西方民主思想基础上的中国化设计;中国政府的国家化管理,也基本照搬了西方模式;中国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哈佛、MBA的流行表明,中国的教育理念也越来越西方化,圣诞节、情人节、西餐、歌星影星球星、流行音乐、影视选秀,中国年轻人总是撇开大众眼光而特立独行,前卫程度与西方青年没什么两样;甚至于中国高楼的样式、婚嫁习俗也都在向西方看齐。事实上,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似乎已经到了一个瓶颈。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果也让人相当无语: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可能是一副好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