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冶银河债务风险化解的实践与启示

第一篇：中冶银河债务风险化解的实践与启示

中冶银河债务风险化解的实践与启示

一、基本情况

2013年初，中国诚通对中冶纸业的子公司中冶银河进行重组，重组方案中包含逃废银行债务内容，致使原本正常经营的中冶银河银行授信面临重大风险。对此，在国务院和银监会的领导下，山东局组织协调债权银行及有关方面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局面，积极推进风险化解。今年3月，债权银行委员会与中国诚通达成《中冶银河银行债务重组实施方案》，对涉及的37.8亿元金融债务，通过中国诚通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承接后转正常贷款25.2亿元，原公司保留挂账债务12.6亿元，并分离出优质资产成立新公司瑞雪纸业恢复生产并承担对债务的担保责任和挂账债务的远期偿还责任，争取八年内偿还挂账贷款。目前，中冶银河基本恢复正常经营，风险基本化解。

二、山东银监局主要做法

（一）迅速反应，第一时间启动风险处置。第一时间核实风险，掌握中国诚通转移资产情况，奠定日后谈判基础。第一时间向地方政府和银监会报告，取得有力指导。第一时间确定“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维护银行金融债权、维护良好金融环境”的处置工作目标和“积极参与、协调一致、汇报沟通、内紧外松、全力维权”的风险处置原则。

（二）协调行动，上下联合争取最大支持。按照“机构在先，协会在中，监管在后”的协调处置机制，通过银行业协会组织成立债权银行委员会，健全议事规则，针对中国诚通先后六份《中冶银河重组发展方案（草案）》积极研究应对措施，协调推进维权工作。在银监会支持下，争取各行总行层面支持，克服基层银行与央企沟通难、协调难等问题，实现了在中冶纸业框架下优先解决中冶银河债权问题。

（三）依靠政府，持之以恒推动风险化解。确立了紧紧依靠党委政府开展维权的工作思路，向当地市政府、省政府进行专题报告并推动省政府向国资委发函，表达维护银行合法权益、妥善重组的明确意见。各级政府的协调支持，为维权工作最终取得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内紧外松，注重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引导各行树立全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维护企业正常生产，保住了6000名职工岗位，稳定了社会舆论情绪。针对中冶银河有技术有市场但存在部分落后产能的情况，用发展的思路研究风险化解措施，引导银行做出较为灵活务实的让步，并对中冶银河下一步改造升级积极给予支持。

三、几点启示

（一）加强管理，提高央企授信风险敏感程度。央企属性往往使银行放松风险管控，如针对中冶银河划入中国诚通等重大情况，银行未及时做出正确风险判断，丧失了提前介入并主动采取措施的先机。

（二）强化协调，推进大额授信联合管理机制。实践已证明这一机制在防控信用风险特别是在处置已暴露风险过程中的良好作用，应不断完善此机制，进一步发挥抱团发展、支持需求、防化风险的作用。

（三）立足长远，因地制宜推动风险化解。中冶银河风险负面影响严重，但山东局考虑到企业尚具备正常生产经营条件，引导各行既坚决主张权益又避免简单粗暴维权，为最终维权成功创造了条件。

（四）争取支持，凝聚合力推动风险化解。应引导各行树立全局意识，在摸清实情基础上尽快达成共识，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争取协调支持，及时向总行争取政策支持，在稳定局势基础上推进风险化解。（山东银监局副局长解晓非）

第二篇：“六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六招”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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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地方政府负债余额大,有资料估计约为4.1万亿元,其中地级市与区、县两级占61%,约2.4万亿元。这是不是个准确数据,还说不清,因此,要准确地反映,还需要进行一次普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是在30年的经济体制转轨中逐渐积累形成的,既有地方政府举借和担保产生的直接债务,又有经济、社会中公共风险可能向政府转嫁而形成的债务。二是政府债务统计主要包括直接债务,未涵盖全部债务。三是由于政府任期制,有些债务当期难以反映出来。

债务的缘起

那么,导致一些省市财政收支难以平衡的原因是什么?按照1994年3月22日通过的《预算法》第28条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列,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地方政府是不存在收支失衡的,也就是说从财政账面上看是没有财政赤字的。那么,为什么又形成地方政府债务呢?主要是地方政府靠借债搞建设,债权落空或者超过还款能力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是对后续财力的透支,这种透支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引发财政风险。

中部某省某地级市,市直政府目前债务总额达30.62亿元,相当于2007年市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7倍之多,即便市直可用财力即使全部用来还债,也需要7年才能还清。如果按城区人口70万人计算,平摊到每人的政府债务约4400元;如果按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在职人员2.6万人(即行政在编人数)计算,人均债务近11.8万元,若按人均年工资2万元计算,需要6年不发工资才能还清政府债务。由于政府债务拖欠,上级财政通过国库扣款和加收罚金的方式对所欠债务予以清收。到2006年底,该市世界银行贷款中等城市项目已累计扣款23698万元,水资源项目扣款551万元,教育项目扣款518万元。2006年,下达罚款、加收滞纳金1432万元;先后8次罚款2800万元。归还政府债务一靠收贷还款,二靠财政资金垫还。由于收贷艰难,财政垫还资金占了应还款额67%,其结果直接危及财政保工资、保运转。债务利息作为政府债务的衍生物,更使沉重的债务负担雪上加霜。每年市直政府仅世界银行贷款债务利息就达2833万元。2007年,该市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4.1亿元,而当年到期的各项政府债务达2亿元,占市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0%,政府债务的还款压力已严重影响国库资金调度,严重影响财政预算支付,严重影响财政正常运转,严重影响市政府形象,降低了政府信誉,对该市的长远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债务的两大构成地方政府债务按表现状态可分为直接债务(显性债务)、间接债务(隐性债务)。政府显性债务是以政府名义签定合同、可以直接用货币度量的政府债务,主要包括外国政府与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国债转贷资金、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等。政府隐性债务包括地方政府担保债务,如担保的外债、以人大立法的形式为建设项目提供的担保,地方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以及政策性增支缺口等等。

以中部地区某市为例:目前市直政府债务总额达30.62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债务9.76亿元,政府担保债务20.86亿元,主要包括6个方面:

一是外国政府贷款6.35亿元。

二是世界银行贷款4.1亿元。市直世界银行贷款项目8个,包括中等城市项目某市分项目、长江水资源项目、地方病防治项目、长江上中游农业开发项目、农村改水项目、森林资源与保护项目、教育发展项目、长江水灾紧急恢复项目。项目涵盖了农业、水利、教育、卫生等方面。目前大部分已进入还款高峰期。

三是国债转贷5.19亿元。

四是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城投公司项目14.51亿元。

五是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190万元。

六是企业改制贷款4500万元。

在其他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大量的粮食经营亏损挂账、拖欠的应发工资、企业基本养老金、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等等。

六大化解路径

如何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笔者认为有以下路径可供选择。

对政府债务进行归口管理,克服目前政府债务多头管理、债务规模与债务资金使用及偿债能力不清的现状,由专门的部门统一管理政府债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清理、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对不应由财政承担的支出项目应彻底“断奶”,腾出部分资金用于偿债。

推行债务信用评级制度。运用负债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对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行早期预警,并规定合理的债务安全线。

对借款单位拖欠行为进行制约。对有钱不还的单位,实施跟踪监督。并严格限制其支出行为。对有欠款的单位包括企事业单位不准更新车辆,不准出国考察,不准新上项目,不准再贷款(贷款还债除外)等。

不断完善政府债务管理的法律框架,规范政府举债行为,防止产生新的债务。要以政府名义发文,对政府债务的借、用、还全过程进行管理,明确举债目的,规范举债决策程序。

修订《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债务发行的一定权限。地方政府应当成为独立的财政主体,有明确的财政支出范围和收入来源。为了防范风险,应当制定《财政收支划分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和《公债法》。在《公债法》中分设“地方政府债务”专章,规定发行地方债券的条件、资金用途、信息公开等事项。

上级政府要建立地方政府债务政策激励机制,完善财政体制和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帮扶减债,采取措施减少债务负担,对国债转贷资金,属公益性建设的,建议中央财政给予豁免。对愈期债务和不良债务给予减免。

我国政府债务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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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债务的发展在20世纪经历了“50年代的发展,60年代的低落,70年代的复苏,80-90年代的兴起”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政府先后发行了总价值约为302亿元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和大约3546亿元的“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这一时期我国政府还通过向国外借款筹措资金,外债金额大约为51.62亿元。到了1958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国不仅完全否定了利用外资的意义,拒绝接受外援,而且也全盘否定了内债。从1959年到1980长达22年中,我国没有发行过任何内债,并以罕见的速度在1964年提前还清全部外债,1968年全部还清内债,使我国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使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无法满足财政支出的要求,财政开始出现赤字。政府为改变财政困难局面,决定重新向国内外发行政府债券。1993年以前,我国政府发行债券的规模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发债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和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1994年国家为理顺财政与银行关系,根除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直接联系,正式规定了财政部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借款,政府入不敷出的差额只能通过发行公债弥补。从此,发行公债就成为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由此导致公债发行规模的迅速扩大,1994年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发行额为1028.57亿元,2001年公债发行规模已达4483.53亿元。

按照我国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统计口径的测算,2008年我国赤字率约为0.6%。债务依存度和债务负担率均在国际约束线内。从总体上看,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约为20%,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预计在3%以内,我国的综合国力能够承受。

第三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xiexiebang推荐）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2011-10-02 17:13:03本文来源于：作者：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 黄瑞峰编辑：

地方债、金融风险

在西方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难以自拔的形式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已成为国内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那么，地方政府和银行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呢？ 0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欧元地区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浮出水面，风险骤然增大，美国公债风险警报也频频拉响。在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引发了业内人士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普遍关注，也引起了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会造成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警觉和担忧。在重新审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同时，如何未雨绸缪，前瞻性地寻求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有效措施，已显得刻不容缓。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巨大。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数额究竟有多少？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公布了由总署、省、市、县四级审计机关4万多名审计人员按照“见账、见人、见物、逐笔、逐项”审核的原则，对所有涉及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373805个项目和1873683笔债务审核的权威结果，数据显示，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量达到10.72万亿元,其中80%的资金由商业银行提供，占当期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16%。按照欧盟《马约》的规定，一个国家的债务率不得超过该国国内生产总值60%的警戒线，我国10万多亿元的债务目前虽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但是数额的绝对值仍然十分巨大，一旦这些巨量债务产生违约风险,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银行体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及造成的巨大冲击不言而喻。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风险隐患。根据审计结果，至2010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包括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转化为偿债责任计算）为70.45%。审计发现，一些地区和行业存在着举债缺乏规范、债务规模较大、债务负担较重、违规取得和使用债务资金等问题。近年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增速超过了固定资产中国内贷款的增速。地方政府债务50%以上的部分将于2011年至2013年逐步进入还本高峰期, 还债压力明显。一些贷款存在着借新还旧问题,部分债务违约已经显现，贷款坏账将不可避免。例如，有媒体报道，某省高速公路开发公司总资产为1314亿元，负债1015亿元，成立5年来仅实现8亿元利润，根据测算,即使到“十二五”末也仅能实现利润10亿元，而该公司的负债大多为银行贷款，这一事例也许仅暴露了债务风险的冰山一角。中银国际的研究显示，假定在较坏的情况下，3年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良贷款率上升到30%，则我国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将由目前的1.16%上升到3.9%，同时,银行的净利润较2010年将下降55%，银行首当其冲会受到较大损失。因此,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隐患不容轻视。

如何防范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清理排查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进行详细分类和科学的风险评估。近一年来，我国政府和银行业监管部门对地方政府贷款给予了高度关注，频频出台相关政策进行指导。2011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公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对债务进行全面清理规范，有效化解债务风险。银监会也多次提示风险状况。商业银行应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十六字方针，对贷款进行摸底排查，按照“分解数据、四方对账、分析定性、汇总报表、统一会谈、补正检查”的六个步骤，按照现金流覆盖情况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分类处置，查清债务总量、贷款期限和结构，明确偿债主体，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使隐性风险显性化，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一些没有现金流的项目或者预期利润极低的项目，应增加抵押担保等风险缓释手段，密切关注贷款的还款能力以及还款收入来源，堵塞漏洞，认真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的后继融资问题。

压缩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鉴于我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地方政府贷款数额较大、且存在风险隐患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及时启动调控措施，除了保障房建设等一些特殊用途的贷款外，暂停发放新的地方政府贷款。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取得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对新发放的贷款以及之前项目的后继贷款，应实行贷款权限上收、严格落实借款人准入条件、建立名单制、由商业银行总行进行集中审批等制度，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得到有效控制。

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管理。商业银行对发放的贷款要强化贷后检查和监督，关注贷款的还款能力及项目收入来源，建立并完善风险评估和资金使用控制管理制度。地方政府融资项目多属于中长期贷款，还款周期长，存在着还款期集中、还款压力大、贷款到期与长期投资回报不相匹配等问题，商业银行应积极采取措施，对债务进行重组，合理安排债务偿还期限，强化贷后资金流向的监控，要按照银监会发布的《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加强流动性管理，对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资金，采用受托支付方式，严密监控资金流向。

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实行有效金融监管。银行业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是保障地方政府贷款持续健康安全运行的重要手段，监管要从监管范围、监管手段、监管内容、监管模式、监管体系等方面适应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建立全方位、多角度、全过程、现场和非现场监管紧密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经济金融安全运行动态监测体系，加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政府债务绩效的执行监测、分析和信息反馈，增强对经济金融运行状态的预见性和把握能力。监管机 构要高度关注政府债务风险问题，深入分析研究，认真总结监管经验，提高监管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二是落实辖区及行业监管责任制，严格查处金融机构违规操作行为，对违规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实行双线问责制，严格责任追究。三是完善金融调控手段，制定和运用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的金融调控政策，及时协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四是建立地方政府债务监测分析体系、最后贷款人救助机制等，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危机扩散和风险蔓延的有效防控手段。一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往往在多家银行开户，给商业银行加强资金监管增加了难度，要发挥人民银行征信数据平台的作用，紧密跟踪监测，及时更新数据，实现信息共享，为防范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政府和银行积极采取措施，处置风险贷款。坚持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由地方政府自身解决的原则，即：“谁举债，谁负责偿还”的原则。审计署建议，地方政府应对已形成的债务进行清查，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管理和清理，纠正债务资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竞争性项目和有经营收益项目形成的债务，应剥离政府偿债责任，对无经营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形成的债务，地方政府应统筹制定还款计划，主要通过安排预算，以财政方式解决。为化解债务危机，政府应紧缩开支，开源节流，树立预算硬约束，严肃财政纪律，预防道德风险。立足于地方政府解决自身债务问题，有利于养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量力而为、更加理性务实的意识，能够避免一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实际，滥用信用、过度借债，大干快上的急功近利做法。

在融资平台贷款出现风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采取多种方法化解风险，例如，可通过变卖部分资产、减持部分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股权、使用土地出让金等偿还银行债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向中央政府申请发行地方特别债券，通过适度举债以偿还银行贷款。举债要经过国务院批准，纳入地方预算管理，报同级人大审批同意。要制定相关制度和办法，对发债募集的资金使用加强引导和监督，保证资金专款专用。商业银行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具体做法有：一是进行核销，利用拨备对一些坏账进行核销，坏账核销应进行严格审查，并经有权部门批准后实施。二是实行资产证券化。银行可将一些贷款打包作为证券向市场销售，从社会上获取部分资金，有助于部分解决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问题，但证券资产在市场上可能存在打折销售情况，不仅会给银行带来损失，而且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信用风险。三是实行债转股。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不允许银行向企业投资，对此，可采取变通的方法，例如以商业银行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将银行债权转为股权，基金公司通过阶段性持股，成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或项目的股东并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实施债转股的目的和作用就是把地方政府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实施债转股后，原来的地方政府与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就变成了基金管理公司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持股与被持股或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平台公司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这一重大转变将使得基金管理公司能够名正言顺地参与平台公司的经营决策，增强对债务公司的约束力。一旦项目出现生机，经营状况好转后，基金公司可将所持股份按规定向国内外投资者（例如上市公司、民营企业，外资和个人投资者）转让出售、推荐公司上市、或由地方政府依法回购，最终收回资金。3 四是对债务进行重新组合，调整延长贷款还款期限，以“时间换取空间”，逐步、分期消化债务风险。

建立中央政府救助机制。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速，政府财政税收收入稳定，且拥有巨额外汇资产，国家具有负债比率可控的优势。建立中央政府救助机制，有利于发挥中央政府强大的国家信誉作用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其债务问题，有利于避免债务问题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冲击及使商业银行陷入危机，有利于提振社会信心，维护社会稳定。当然，中央政府实行救助并非是“免费的午餐”，具体做法上，中央政府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或由财政拨付专款筹集资金，向一些地方政府提供阶段性援助。必须事先研究制定一整套中央救助机制的制度办法，实行严格的审查、借款、还款制度。对于地方政府融资中产生的流动性困难，可为其提供部分借款，并订立借款协议，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偿还本息。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中产生的实质性损失，中央提供的借款必须与地方政府今后的转移支付进行挂钩，在以后转移支付中分期抵扣。

第四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化解方案探析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与化解方案探析

摘 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着力防控债务风险是2014年的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8月份，《预算法》修正案审查通过，9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文件，以下简称《意见》），随着二者的出台，中央政府对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部署。本文主要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地方性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的分析，并结合当前的风险、政策给出具体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地方性债务；风险分析；政策建议

一、当前我国地方性政府债务的风险分析

（一）规模增长过快造成地方性债务偿债压力增大。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发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年底，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3.09%；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为2.6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22%；政府可能承担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4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5.12%。以上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速度过快、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等原因导致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加大以及地方政府通过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融资等现象突出。

（二）债务公开不透明，难以掌握政府债务真实情况。据数据显示，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公开上，只有14个城市公开了相关数据，占城市总数的4.2%，政府债务普遍存在债务透明度偏低、监管口径不统一、专业性差、统计信息缺失和管理不集中等问题，因而无法对政府的债务作出常规的测评和监管，更难以全面掌握政府债务的真实情况。

（三）期限配置不合理，增加贷款违约风险。2014～2015年是地方偿债的高峰期。根据统计表明，4.2万亿元地方债即将到期，地方政府面临着大批量债务集中到期的巨大再融资压力。政府贷款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建设，投资数额大，但是这些项目修建期限长，建成后收益率低，债务偿还往往只能通过再融资来解决，长期下来，负债逐渐增多。当前地方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债务的防范预警机制、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力度、削减财政预算等，但成效不显著。

（四）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来源，政府债务风险加大。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地方债务总额为17.89万亿元，其中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和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从构成地方债务的主体来看，其中有6.96万亿元来自于地方融资平台，而地方政府对这其中的58.47%的债务负有直接偿还的责任，总量约合4.08万亿元。从地方融资平台的运营结构方面来看，地方融资平台存在政企不分、公司治理落后、资本金虚增、资产负债率高且偿还能力弱等问题可能加大政府债务的风险。

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债务结构，保证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合理增长。防止地方性债务的持续走高和风险积累，关键是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的结构。当前我国城镇化、基础设施改善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需求较大，因此我国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融资过程中需要有效甄别，建立合理的债务模式，避免不必要的地方债务，有效控制债务总量的同时，保证地方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落实政府性债务监督体系，防范债务风险。严格按照《意见》要求，规范地方政府债务行为，划清企业和政府的债务界限，设立一套控制有度、管理有方、监督有力的监管体系，公开债务发行和偿还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把隐性债务显性化，接受社会监督。

（三）加强对存量债务的管理，解决资金期限错配风险。一是规范政府融资平台。各部门要对高成本的存量债务进行有效的分类处理，优化债务的期限结构，有效化解地方的债务风险；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贷后管理工作；财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金融机构等要加强对融资平台募集资金引流、监管，建立政府地方债务融资平台的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二是建立期限债务的清理偿还机制。综合考虑政府的财政、项目收益、债务主体、债务用途等各方面因素，依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原则，分门别类处理政府的债务。三是建立政府债务的总体规划，做到科学借债与有序还债。根据债务风险预警的情况，一方面政府要作出债务总规模和债务结构的中长期规划，根据大环境经济形势、政府建设项目的收益状况及政府财政承受能力，建立起政府债务的总体筹资规划。政府债务的总体筹资规划要做到高瞻远瞩，要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安全性、可行性。确保政府债务借得恰当、用得正确、还得舒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制定债务的偿还计划，安排好偿还来源，让债务处于一个合理的负担水平。

（四）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为了有效防止风险聚集，地方政府应积极寻找多种融资模式，一是积极推广使用PPP融资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PPP模式更多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激发市场活力；二是鼓励企业通过银行贷款、企业债、中期票据等市场化融资方式参与公益性项目建设；三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改革，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推动中国金融机构格局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王娜.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成因及其法律规制[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2（05）

[2] 赵?B.关于加强我国地方债管理的政策研究[J].金融纵横.2013（02）

第五篇：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众生相

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众生相 当前阶段资金利率处于低位的环境下，地方政府迎来主动进行债务置换、降低融资成本、化解债务危机的绝佳时机，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市场观感不好的那些地区，这种动机显得尤为强烈。事实上，和未来新一轮不良资产处置浪潮一样，这些均属于化解金融风险的内在主旨，而化解金融风险近年来已经明显成为政府及政策部门的主要考量，所谓严监管实际上是为了防风险，而防风险的本质则为了优化债务融资结构、降债务融资成本。

一、财政部明确了六种常见隐性债务化解举措 （一）财政部《地方全口径债务清查统计填报说明》中第十五条“债务化解计划”提到了六条常见的债务化解举措，分别为（1）安排财政资金偿还；（2）出让政府股权以及经营性国有资产权益偿还；（3）利用项目结转资金、经营收入偿还；（4）合规转化为企业经营性债务；（5）通过借新还旧、展期等方式偿还；（6）采取破产重整或清算方式化解。

可以看出，以上六种债务化解措施中，财政预算拨付、转为经营性债务、资产转让以及借新还旧等是比较常见的化解方式，其中最主要的路径便是将短期债务置换成政策性银行的低息长期债务、将非标融资置换成低成本的债券融资和银行贷款融资。破产重整由于会对地方政府信用以及其它城投平台造成冲击，因此对该方式一般会比较谨慎。但即便如此从长期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兼并重组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方向，事实上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对此便有明示，近期也有部分地区提及了这一举措。

二、国开行参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尝试简析 国开行在融资平台的产生以及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经济下行和风险化解阶段均有其身影（详见 2019 年 9月 30 日的报告政策性银行再次被寄予厚望）。

（一）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国开行所开创的“地方融资平台+捆绑贷款+先贷款后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不仅为地方政府融资拓宽了思路，也打开了地方政府开启基建浪潮的大门。2015 年经济低迷时，国开行主导的棚改项目亦成为一剂猛药。

（二）这两年来国开行也在尝试帮助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事实上，化解债务风险本身便是一种融资方式，如此债券压力减轻的地方政府将更有动力去进行融资，同时在低利率环境下，国开行本身也有动力去这样做。国开行的参与方式主要是前面提及六种化解举措中的借新还旧或展期等。目前关于国开行参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区域主要有江苏镇江、湖南湘潭、湖南常德、湖北、山西、青海、贵州遵义以及湖南永州等地区，虽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对于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国开行的确在积极参与，且有重要作用。

三、部分地区政府债务化解路径汇总分析

（一）

云南省：利率高于 6.50% 的融资必须置换掉、限制非标融资 云南省的做法是要求（1）云南省属国企应降低杠杆率；（2）将高成本融资、非标融资全部置换或还掉；（3）省属国企之间不得相互借款、担保；（4）省属国企业不能向私企贷款、担保。2020 年 6 月 16 日，云南省国资委印发《宗国英常务副省

长在<云南省国资委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抄清 》，云南省宗国英常务副省长 6 月 11 日在省国资委《关于省属企业到期债务情况的报告》批示如下：1、所有国企都必须牢记严控新增债务，特别是云投（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城投（云南城投置业）、建投（云南建设投资控股集团）和云天化（云天化集团）。其中云天化（600096.SH）、云南城投（600239.SH）均为上市公司。2、所有高于 6.50%的利率必须千方百计换掉，并严禁再有类似。3、所有信托、资管及其他类的都要全部置换或还掉。4、所有省国企之间今后严禁相互借款、担保，更不能向私企借款、担保，违者依规严处。5、择日召开省国企领导人会，安排部署这些意见。可以看出，这里面仅说置换，但置换的路径并未提及，实际上贵州省的一些做法可能会成为示范，即通过资本市场和政策性银行的低成本资金来进行置换，在此其中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也有望成为云南省非标融资的替代选择。

（二）贵州省：政府债务维稳成政治任务，中长期通过资本市场化解 贵州省的政府债务问题可能不会比云南好到哪里去，2015 年之后贵州省的政府债务压力不断增大，而近年来贵州省政府债务风险的持续暴露更是加大了贵州当地各类企业特别是城投平台的融资难度。2017 年 12 月 22 日，财政部还通报了江苏和贵州两省的多起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可以说对于贵州地区而言，债务“维稳”已经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而中长期内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债务风险也已成为贵州省比较明确的方向。、2015 年便提出新增债务综合融资成本不得高于 10%、低息债务置换 早在 2015 年，贵州省政府便出台了《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以下几点：（1）政府债务只能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举借，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等举借；（2）债务高风险地区新增政府性债务必须减少相应的存量债务；（3）市县两级政府对其举借债务负有偿还责任，省政府实行不救助原则；（4）在建项目原则上不得举借综合融资成本高于 10%的债务，禁止举借综合融资成本高于 15%的债务。、贵州省近年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及政府债务化解问题 2015-2020 年的贵州政府工作报告对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均有所提及。例如，2020 年 1 月 15 日，贵州省省长谌贻琴在贵州省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严格

落实债务管理‘七严禁’、‘八个一批’和 14 条措施，用好债务风险应急资金池，组建省级国有资本运营管理公司，积极推进债务展期重组，有力化解隐性债务……推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推出债务维稳举措和争取国开行化解试点（1）2019 年 4 月 11 日，贵州遵义市市长魏树旺在拜会国开行贵州省分行行长李刚时表示，希望国开行能将遵义作为参与地方发展和债务化解的试点城市。（2）2019 年 10 月 18 日，为重拾市场对投资贵州地区企业债券的信心，贵州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上交所举办贵州省债券市场投资者恳谈会，贵州省副省长谭炯（前工行副行长）表态称“会进一步利用省级资本运营公司，助力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省级债务风险化解周转资金将重点用于融资平台公司偿还到期债务，推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融资平台到期的债务进行收购重组、整体化解”。2019 年 12 月 25 日，茅台公司便发布公告称“拟通过无偿划转方式将持有的公司 4%股份（市值约 550 亿元）划至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成立2014年、注册资本600亿元、股东为贵州金控）”，这里的省国资运营公司与 10 月 18 日贵州省副省长的讲话刚好相对应。要知道贵州省国资运营公司既可以成立风险基金，亦可以成为债转股实施机构，还可以借助金融机构加杠杆，可以说以茅台一己之力化解盘活整个贵州省隐性债务的路径已十分清晰。、中长期力求通过资本市场化解 2020 年 1 月 9 日，贵州省发布《关于促进贵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尽快目前还处于初步实践中，且成效上可能要打很大折扣，但从中长期角度考虑到利用资本市场化解债务风险，这一举措很可能会成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值得借鉴且必须选择的一个方向，考虑到资本市场已成为国家战略，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债务风险理应成为共识。有鉴于此，贵州省在意见中推出以下几条相应举措：（1）力争在十四五规划底，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和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达 100 家以上，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新增挂牌企业 1000 家以上，推动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等各类投资基金规模翻一番。（2）通过增加中长期债务比例、降低短期债务比例来优化债务期限结构。（3）通过合并、划转、并购等多种方式进行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形成一批公开市场信用高评级企业。（4）、向平台公司注入能够变现或有稳定

收益的资产，并及时给予确权，通过作价入股、转让出售等多种形式提升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债权融资资信，并探索将费用性支出转换成资本性支出。（5）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境外发债和融资，鼓励在黔各金融机构加大对省内各类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认购力度。（6）发行用于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债券，支持能源、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重点国有企业率先开展债转股试点，积极培育债转股企业通过 IPO、定增、并购、新三板转让等方式提升资产价值。

（三）江苏省：严控融资成本和担保范围、出清高成本债务和限制非标融资 1、盐城：清退成本 超过 8% 的债务融资 2020 年 3 月 20 日，盐城市政府要求各市属企业开展融资情况自查自纠工作，并制定成本 8%以上融资清退工作方案、要求清退工作要在 2020 年底完成。实践中，盐城一些优质的市级国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最高不超过 6.50%。而在盐城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的方案中，还包括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出让城市经营性土地、统筹土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收入、处置有效资产化债等路径以及“新增财力 20%、土地出让收入 20%、土地指标交易收入 20%”的硬性要求。、泰州：限制国企担保范围、控制国企新增债务融资成本 2020 年 4 月 2 日，泰州市财政局和国资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金出借、融资担保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国有企业的对外担保、出借资金以及融资资金成本等给予明确限制，具体如下：（1）全市各级国企原则上仅能向各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企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出借资金或提供担保。（2）国企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对非公有制企业担保所发生的代偿，必须及时通过法律等途径追偿，保全资产。（3）市级国企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 6%以内，市（区）级国企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 7%以内，各市（区）级下属园区国企每笔新增债务年化成本原则上控制在 8%以内。、常州：严控债务融资成本上限、出清高成本债务、限制非标融资 2020 年 4 月 8 日，常州市政府拟定了《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融资成本管控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以下几点要求：（1）推动国有平台主体信用升级，增强直接融资能力。（2）从严控制新增债务融资成本上限。（3）用好用足中央和省支持政

策，运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工具，做好到期债务的展期、接续，严格限制使用信托、融资租赁等非标类融资工具。（4）抓住当前成本持续稳步下行的有利窗口期，优化调整存量债务结构。（5）市级年内 7%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辖市区年内对 8%以上的高成本债务全部置换出清。（6）市本级平台公司 2020 年新增五年期以上各类融资工具成本最高不得超过同期同档 LPR 报价上浮 15%（目前 5 年期以上 LPR 为 4.65%、意味着最高不能超过 5.35%。各辖市区自行制定债务融资成本管控政策，但原则上不得高于同期同档 LPR 上浮 20%（1 年期不超过 4.62%以及 5 年期以上最高不超过 5.58%）。

（四）重庆市：两轮政府债务的化解具有一定代表性，但过程并未结束 重庆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化解在中国具有代表性。自 2014 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成为国家主要政策导向以来，重庆地区大致是经历了两轮政府债务化解的过程，即 2014-2015 年以及 2019 年至现在。、2014-2015 年：重庆地区政府债务化解的小试牛刀（1）2002-2006 年期间（黄奇帆 2001 年入主重庆），重庆市政府着手整合政府资产，形成了市场上所熟知的“八大投资平台”和一家地方 AMC，即重庆市高速公路发展、重庆市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重庆市建设投资、重庆市水利投资、重庆市水务集团、重庆市开发投资、重庆市地产集团和重庆渝富资产经营。（2）经过一系列整合、确权以及资金注入的过程后，重庆八大投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及各地推出的大规模的基建投资计划，使得各地城投平台债务率大幅上升，重庆也不例外。2010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 号），明确提出严禁地方政府提供违规隐性担保，意味着政府融资平台开始需要谋求转型。（3）2012 年上半年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黄奇帆提出将重庆八大投资平台整合成五大投资平台（每个平台几乎均有较多的土地储备和非常可观的土地出让收入），具体为重庆市高速公路集团、重庆市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市建设投资集团和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4）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标志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清理工作正式开始，重庆在期间也采取诸如发行期限长和成本低的地方政府置换债务、提高土地出让收

入对市政府财力的支持、通过 PPP 模式和政府购买服务降低政府债务等多项措施。根据黄奇帆当时多次讲话内容来看，2014 年重庆推出了 1300 亿元的 PPP 项目、并减少了 1000 亿元的债务，这其中数字上的巧合想来并非偶然，重庆市的债务率也从2012 年底的 92.75%降至 2014 年底的 77%。、2019 年-至今：重走回头路 2014-2015 年的政府债务化解之路并非终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府债务风险的爆发，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债务消除，因此进入 2019 年以来重庆地区的政府债务化解仍是一段漫长的道路。（1）此时的重庆除拥有五大投资集团之外，还拥有两家地方 AMC（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和渝康资产经营管理）以及重庆国际信托、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重庆三峡银行、富民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实力相对以前更强、债务压力也更重。其中两家地方 AMC 预计将在重庆市政府债务化解的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2）2018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 号），随后各地区纷纷印发《实施意见》，重庆也不例外，并开启新一轮隐性政府债务化解的进程，但大都是重复 2014-2015 年。、最新举措：推动区县级投融资平台转型 2019 年 11 月 6 日，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深化区县国企国资改革的指导意见》，以规范区县级投融资平台的融资行为，可以视为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举措。但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举措短期内应不具有实操性，而只是中长期方向。（1）推进区县国企市场化专业化重组，推动各区县所属同质或关联企业横向联合、纵向整合，进行专业化重组。其中区县国企实际管理层级原则上控制在 2 级以内，最多不超过 3 级。并强化国企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重管控。（2）对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一般市场竞争性领域的企业，采取改制转制、兼并重组、资产转让、股权转让等市场化方式改革重组。（3）对长期未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以及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严重亏损企业，依法关闭、退出。（4）全面清理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类型、成本、期限结构，制定并落实全口径债务化解方案，分类妥善处置（按合同协议约定或筹集资金偿还）。（5）区县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不得为平台公司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和承诺，不得安排任何单位为平台公司“借壳”融资，不得利用公益性资产和储备土地融资，不得将预期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平台公司偿债资金来源。

（6）平台公司不得利用没有收益的公益性资产、不具有合法合规产权的经营性资产进行抵押质押贷款或发行信托、债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各类金融产品，不得重复利用各类资产担保融资，不得与政府信用挂钩。（7）对区县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注入的公益性资产，依照规定直接划转收回；对存量区县政府债务形成的公益性资产，在发行政府债券置换存量政府债务后收回；对平台公司其他公益性资产，通过注入有经营性收入资产置换等方式逐步收回。（8）推动区县平台公司重组整合，每个区县确定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单位最多不超过 3 家。清理空壳类平台公司，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撤销。（9）实体类平台公司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后，通过兼并重组、整合归并同类业务等方式，转型为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城市运营等领域市场化运作的国有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全市及各区县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四、为何各地频频限制非标融资？ （一）非标融资成本较高 从云南省、江苏省今年以来的动作来看，化解债务风险的首要任务便是严格限制和压降信托、资管计划、融资租赁等非标融资，其背后的原因便是非标融资成本较高且链条往往较好、风险较大。多数非标融资渠道穿透后的资金来源为商业银行，这无形中拉长了融资链条、加大了风险排解难度，而正是由于链条较长、风险较大，且多是为了规避监管，意味着非标融资的成本实际上非常高。因此限制非标融资实际上是为了降低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成本。那么非标融资的成本究竟有多高呢？我们这里以两组数据进行说明。

（二）2017 年信托与融资租赁平均利率分别高出银行贷款 2018 年 2 月 1 日，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财经头条和企商在线（北京）网络等机构联合发起的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研究项目披露了中国社会融资成本指数，2017 年信托和融资租赁的融资成本分别高达 9.25%和 10.70%，较银行贷款分别高出 265 个 BP 和 410 个 BP。虽然相较于 2017 年，目前市场利率水平已经处于相对低位，但考虑到银行贷款利率平均在 5.50%左右，按照相近的利差空间，预计信托和融资租赁的融资成本至少也分别在 7%以上。

可以看出 2017 年以来监管部门着力打击的对象大都是融资成本较高的领域，如小贷公司、P2P、保理、融资租赁、信托等等，实际上严监管的目的表面上看是为了防风险，防风险的目的则是为了降社会融资成本。

（三）2019 年以来，信托与银行贷款的利差空间稳定在 150BP 以上 今年一季度，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新发行信托产品平均利率分别为 7.29%和 5.48%，相差 181 个 BP。而从历史平均水平来看，信托融资成本与贷款利率的利差空间在 60BP-247BP 之间，平均为 133BP，但近期稳定在 150BP 以上。特别是 2019 年以来，新发行信托产品收益率已由 2018 年底的 8.10%左右降至目前的7.30%左右（下降 80BP），而一般贷款平均利率则由 2018 年底的 6.19%降至目前的5.48%（下降 71BP）。可以看出二者的下降幅度较为接近，利差空间也比较稳定。

五、主要结论

（一）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各地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的路径大都相似，很难超出财政部例举的 6 个常规措施，但是在当前市场利率处于相对低位的情况下，通过债券市场、银行贷款来置换高成本的非标融资并限制融资成本以及限制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借款和担保成为普遍选择。

（二）以上事实能够直接表明当前阶段，非标业务受到严格监管，且在资产端层面也受到明显约束，信托行业、融资租赁与保理行业的生存空间会受到明显挤压，但债务并不会凭空消失，在非标融资空间被挤压且债券市场短期内亦难以明显放量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自然而然会挤身其中，成为最为重要的替代选择，这对商业银行而言应是一个业务机会，即置换融资类业务。

（三）考虑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较为庞大（根据我们的估算、大致为 40万亿左右），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的化解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前的化解手法大多也只是延缓而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在政府债务化解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博弈过程，其中必然会蕴含着很多业务机会。

（四）平台公司的整合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化解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其中在涉及该类业务时，应严格遵照《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中发（2018）27 号）的要求，这是总纲领和中长期方向。

（五）通过资本市场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虽然在短期内不会成为主选项，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却是必要路径（这就像当年通过资本市场化解国有企业危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