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音乐类“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试析[5篇材料]

第一篇：政府在音乐类“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试析

政府在音乐类“非遗”保护中的主导作用试

析

摘 要：我国拥有众多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们同时面临着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濒危局面，政府对其保护必须提到文化战略的高度，发挥主导作用。

关键词：音乐类“非遗” 政府主导作用 民众自觉意识

一、音乐类“非遗”保护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迄今为止，我国先后有469项成功申报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以口传身授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的，是“活”的文化、是“民族记忆的背影”。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对于人类社会乃至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认同以及民族精神的承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艰难，濒临灭绝，即使列入“代表作”的现状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一些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被世界所注目；忧的是凡被列入遗产代表作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抵是现状不乐观，面临困境，有的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保护，应该提升至文化战略的高度。音乐非遗的保护中，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而实现全民族的自觉和全社会的自觉，需要有政府、文化事业单位、专家、学者、高校、现代传媒、民众的参与，共同做好普及提高认识工作，使大家真正深刻的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如有学者提出“官产学研究”一体化的保护发展体系，即“政府重视，产业化发展，强化教育力度，加大科学研究，提高配套服务能力”相结合，可见，音乐类“非遗”的保护，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二、政府的主导作用

音乐类非遗保护必须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在政策、经济等方面的作用。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政府应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党政的重要工作日程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规划上来，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工作而加以重视，加强分类保护的研究和政策支持。政府部门应加强和学术界、和各地族群人士的合作关系；地方不应将传统音乐从它的文化中剥离出来，作为纯表演艺术独立申报遗产项目。完善保护与传承队伍，加强学术研究，提高研究层次。

其次，政策实施重在落实。政府应根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民间性的特点，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采取政府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的方式，对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与整理，建立贯穿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非遗保护中心，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政府应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主动地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的作用，在非遗项目的认定、申遗材料的编写、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护工作的监督等方面多请教有关专家，请内行人来把关。

第三，资金设施保障有力。政府应加大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确保用于项目的保护，传承人的扶持，鼓励年轻人积极投入到传统音乐的学习与传承，民间音乐进校园，数据库、网站的建立，申遗事项的联络等工作的需要，督促在农村和城镇建设一批适合音乐类民间艺术表演的剧场，提供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演出设备、排练场所、表演的舞台等硬件条件，通畅传播途径。政府应加大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数字化的政策和资金扶持，重视培养数字化技术与复合型人才，加强机构合作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多元化运作模式等策略，以便推进我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数字化的保护与服务工作。

第四，组织宣传务实有效。政府应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培育公众的保护意识，形成多层次的保护主体，发挥民间组织、学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用。政府还可采取授予牌匾等多种方式来激励地方乐种的保护和传承。

第五，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法律层面应有所依据。

政府实施地方文化发展重大工程，部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地方性法规政策，增强社会各界对音乐类非遗的认知；采取执法手段，对肆意毁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进行治理。从法理学视角来看，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受法律保护具有正当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品因具有丰富的文化经济价值，面临着各个利益团体对其的争夺。同时，音乐类非遗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技术文明”剧烈的冲击，音乐类非遗作品越来越稀缺，作品亟待保护。在目前国家制定的具有统一标准，带有指导性的纲领性法律的基础上，各省市和地区都要根据本土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符合地方文化传承的、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具体抢救措施、方法和程序，明确其知识产权的归属。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现实困境需要法律的支撑。从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保护音乐类非遗的准着作权保护问题是一个新课题，其原因包括：音乐类遗产是半公共财产，集体享有，但没有垄断权；从时间看，遗产价值是永恒的，不能限于50年；从创作主体看，遗产是群体创作的，但又有公益性、开放性。因此只能从着作权法中延伸出新的保护法。有必要建立权力主体家族传承式，集体传承式，国家传承式三大类；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监护人个人或单位，不享有所有权，但承担保护职责。明确权力、义务，主体应受到限制，不能垄断。保护期限的设置，遗产价值有永久性，保护也应有永久性。

第六，文化部门音乐类非遗保护工作需要“ 雪中送炭” 的情怀，少些“锦上添花”的浮躁。文化部门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设立自上而下的专门保护机构，做到有办公场所、有专门人才、有资金保障。保护机构通过抢救、搜集、挖掘、保存、整理、宣传、教育、调查、研究、出版、推广、弘扬、申遗等，全面而科学的采集文化作品，忠实的记录下各种民俗文化现象，对现在存活的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作品、传承人、历史与现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采录，然后进行登记、建档，并按照我国统一的编码进行分级建档，从而全面了解和掌握音乐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科学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体制。

文化部门应与各相关部门组织各类文化单位、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专家学者对“音乐类非物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在科学研究、论证基础上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此外还应广泛吸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音乐类非物遗”的保护工作。文化部门也应建立各地定期或不定期举行音乐遗产演示的活动，扩大其生存的文化空间，把政府、社会、个人的才智和力量有机结合起来保护和发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

三、结语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据有重要地位，但当下其处境艰难，濒临灭绝，保护工作刻不容缓，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全面唤醒民众的自觉意识，实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保护传承。

参考文献：

[1]杨美嫒.“2010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徐州论坛”综述[J].人民音乐，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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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安平，姚刚应.浅析民间音乐作品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以法理学视角为中心[A].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西南大学，2008年．

第二篇：非遗保护冷热两极（范文模版）

非遗保护冷热两极：

撬开市场方“火” 养在深闺难“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纵深记忆。同为非遗项目，其生存状况却存在冰火两重天的现象。有些非遗可以发展得红火，东莞的麒麟舞、赛龙舟、卖身节，群众参与面广，不愁人气。政府再力推一把，想不火都难。他们面临的是如何继续创新，进一步占领市场的问题。而有些非遗却遇冷甚至难以为继。东莞的千角灯、木鱼歌、佛山木雕，从文化价值来说，绝对是非遗项目中的“高富帅”，但它们却后继乏人、日渐衰落。如何改变经营路子，走下神坛，接些地气，成为最大难题。

专家指出，让非遗回到自身的生产中，是确保其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无法靠市场来保护和传承的非遗，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政府是不现实的。非遗保护，如何做活，而不是到最后只剩“文物”价值，政府不能是孤独的“主力”。

热

东莞非遗项目，由于市场化不足，能红火最关键一点是能否顺应现代民风民俗，再加上政府的扶持。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推动力。两者均不可缺少。麒麟舞和卖身节均是如此。

麒麟舞 政府力挺“薪火”旺盛

“乌鸦扇翼！”麒麟头高高昂着，张开双臂一合一扇就像鸟在飞翔；“麒麟引青！”采、引、提、吃、吐，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这是樟木头麒麟舞传承人蔡玉财的两招绝技。10岁那年，当蔡玉财捧起茶杯拜师学麒麟舞时，他没有想到30多年后自己的命运由此改变。他带领着樟木头麒麟舞舞出东莞，舞出广东，让麒麟舞名满天下。

岭南麒麟，从泥坡村舞起

在民国版宣统辛亥年间《东莞县志》中有记载：“樟木头位于东莞市东南部，是东莞市唯一的纯客家镇，客家舞麒麟是明末清初由客家人从北往南带来的，距今有450多年的历史。”据此推断，舞麒麟在樟木头的历史已有500多年。

蔡玉财出生在泥坡村一个“麒麟世家”里，爷爷蔡蛇发是樟木头蔡氏麒麟舞的第五代传承人。由于训练只能在农闲进行，不管是走路还是吃饭，他总是口诀不离口。蔡玉财甚至天天在灯光下对着自己的影子进行训练。蔡玉财出师后第一次出去见“世面”的时间是1984年。1984至1986年3年间，他将麒麟舞出了自己的村子，几乎走遍全市乡村进行舞麒麟表演，还到过惠州、深圳巡回“演出”，引起了轰动。2001年，蔡玉财带队参加广东首届麒麟舞大赛，一举拿下了金奖。两年后，在樟木头举行的中国麒麟舞大赛再夺得两块金牌。当年，樟木头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艺——— 麒麟之乡”。

蔡玉财的命运也由此发生了改变。这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担任了樟木头麒麟队队长，成了樟木头舞麒麟的灵魂人物，并被樟木头镇文化广电服务中心聘为舞麒麟师傅，每月有工资拿了。

从2003年开始，樟木头全镇近60个队，在蔡玉财带领下，樟木头先后参加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国庆天安门广场展演等重要表演活动，盛况空前。

全镇参与 打破同族传承

让蔡玉财欣慰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大儿子蔡育明和小儿子蔡育邦早在10多岁的时候对麒麟舞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后也成了蔡氏麒麟舞第八代传承人。

从1996年开始，蔡玉财开始收教徒弟。他一边表演一边传授技艺。蔡玉财说十几年间到底收了多少徒弟自己也记不清。粗略计算不下600人，而徒弟中，老、中、青三代的都有。

历史上，樟木头麒麟舞的传承大都是同族同宗之中以师带徒方式培养“麒麟子”。如今已打破了这个规定。从2005年左右起，先后建立了以樟木头中学、中心小学和实验小学为主体的三个舞麒麟培训基地。此外，每年还投入资金50万元以上扶持舞麒麟艺术的发展。

目前樟木头全镇有21支麒麟队，遍布9个社区、自然村和各公办中、小学，队员多达1500多人。这其中，一支队伍队员最多有60多人，他们的身份也不再是以前的纯村民，有在政府上班的、有在校学生、有老板、有的士司机，也有打工者。近30年来，樟木头镇麒麟队参加各种表演活动达2000多场，参与演员达10000人次。

经验

受众面广 市场认可 政府重视

在东莞，舞麒麟的活动在许多镇区流行，包括樟木头和清溪。目前清溪有麒麟舞和麒麟制作均为省级非遗项目。曾有传言，以前，清溪的麒麟舞比樟木头的更有实力。但因为樟木头政府的重视，举办全国性的比赛，并拿了金奖。最终樟木头麒麟舞拿到了国家非遗名号。传闻真假不说，但可见政府重视对非遗推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种流传下来的民俗习惯，受众面广，是樟木头麒麟舞红火的主要原因，因为喜欢的人多，政府扶持也成了必然。”樟木头文化中心副主任赖业伟表示，一个项目，如果没有人喜欢，没有市场，政府也不会花那么大力气去扶持，不但投入资金，还大力在中小学推广。有了政府的扶持推广，这个项目更出名。加上舞麒麟本身可以强身健体，受到了学员的喜爱。并且与木鱼歌等项目相比，麒麟舞通过创新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一些公司开业或者私人嫁娶等，都会邀请舞麒麟。

东坑卖身节 传统节日全新包装

若说东莞数十个非遗项目中，最“热闹”、最“红火”的，非东坑“卖身节”莫属。

曾经“卖身节”变身“文化牌”

农历二月初二，是东坑镇的“狂欢节”。电视、报纸、微博都在预告着这场狂欢。年轻人加入“泼水”队伍，水枪互相“追打”不亦乐乎；年老者爱特色巡游，外地人来了逛逛美食街。

这个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节日，有着浓厚的群众基础，而此时东坑镇政府又推了一把，打起了“文化牌”，将“卖身节”这样一个静态的节日，做“活”了，市民可参与，“火”成了必然。

钟阿婆的家就在如今的镇政府附近。于她来说印象最深的“卖身节”还是2002年二月初二。以前的“卖身节”都不过是纯粹的“赶集日”，而那一天，钟阿婆走进人群，惊讶地看到巡游队伍一群年轻人穿着明清时期的服装，或头戴斗笠、肩搭蒙巾，或手拿担挑、竹篮组成若干方阵。

正是那一年，东坑镇政府开始介入对“卖身节”进行包装、策划，试图将“卖身节”办成一场集文艺表演、美食汇聚、文物展览等为一体的“系列活动”。这让百姓眼前为之一亮，尤其是像钟阿婆一类上了年纪的老人，对这一环节颇感惊喜，她说，难为今天人们还记得过去的样子，“人不能忘本啊”。

从2002年开始，“卖身节”变成一张“文化牌”，并一举打响。从此，每年都会新增特色环节，丰富节日内涵。东坑镇文化站负责人刘城表示，“卖身节”就希望市民在二月初二这天，放下所有事情，痛快地玩。

官方策划 在磨合中完善

如今的卖身节成了“万民同乐”的狂欢日。这样的热闹，谁还能想到它有一个并不那么“快乐”的历史。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坑镇塘唇村大户卢同锦需雇长工耕作，人们闻之前来受雇。来的人多，其他大户亦前来雇工。后逐渐形成村规。每年农历二月二月开耕节前，一群群贫苦农民头戴竹笠，肩披布巾，坐在塘唇围前的围篱下，等待“卖身”受雇。挑中以后，便带雇工到茶楼去饱吃一餐，作为定身。这样买卖双方便形成一种默契，随着市场不断地扩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卖身节”。后来逐渐形成热闹兴旺的集市。因此，“卖身节”如今的“热”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与积淀，用东坑镇文化站副站长刘城的话说，“政府是在适当的时候推了一把，在此之前，都是老百姓自发的，政府没有介入，也办得很热闹”。有着这样的民间基础，加之东坑镇政府适时的推动，“卖身节”人气高涨自然是题中之义。

东坑镇文化站负责人刘城表示，政府的各种策划、包装办法并不是一开始就奏效，更多是通过每年的活动效果，来判定是否有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刘城说，他很庆幸看到，东坑镇政府与“卖身节”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双方都在看，哪些东西是可以附加在“卖身节”之上的，哪些加上去了，就变味了。

经验

创新包装 历史节日注入现代元素

曾一度，东坑镇政府尝试将“卖身节”由一天延长至两天甚至三天，觉得时间延长些经济效益也能增长，能通过“卖身节”推动一些企业大项目的签约，后来效果同样不好，“不可能一天时间就促成签约”，更重要的是，刘城认为，加入这些元素，“卖身节”就走得太远，市民会觉得变味了。

于是，东坑镇政府对此不再强求。用刘城的话说，对非遗的保护应该是在与非遗的“互相磨合”中前进，找到一条既能保证“卖身节”的原汁原味，又能加入现代元素的道路，丰富其内涵。

冷

与那些红火的非遗项目相比，遇冷的非遗通常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自身丧失了造血功能，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被当代人接受，所以有价值却没市场；二是由于缺少外界的支持，即使自身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但苦于没有政策和资金的推动，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木鱼歌和茶山公仔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

木鱼歌 有价无市古韵难续

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东坑鹰岭公园的少儿木鱼歌传习所内，都会传来阵阵莞话童音，4个十三四岁的中学生一边弹着三弦，一边唱着木鱼歌。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木鱼歌”曾在东莞盛极一时。自明代起“木鱼书”在东莞流传，书中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演义小说，人们借此传递信息，获取知识。重要的是，那是用纯东莞话演唱，演唱者无需化妆、布景，一人一琴即可演唱，曾风靡一时。然而，今天的“木鱼歌”敌不过任何流行歌曲，政府有意保护，并努力寻找其生存之道，但颇为艰难。去年9月份，东坑文化站成立了木鱼歌少儿传习所，65岁的木鱼歌传承人李仲球(现任东坑镇文化站顾问)挑了4个孩子，进行重点培养，为木鱼歌的传承做准备。李仲球每周给孩子上2个小时的课，教他们作词唱曲，以及弹奏三弦。三弦是李仲球赠送给这些孩子的，“这4个孩子中有一个学好了，能把木鱼歌传承下去，我就心满意足了”。说起木鱼歌的传承问题，李仲球坦言不敢奢望过多。

在学生中普及木鱼歌，是东坑镇推广木鱼歌的第一步。但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2008年，东莞市群艺馆木鱼歌培训基地挂牌成立，李仲球把木鱼歌的课堂带进了初一和初二所有班级中。几年的授课，李仲球深切地感受到，普及木鱼歌并非易事。“木鱼歌是用我们东莞方言唱的，班里一半以上学生都是外地人，粤语都听不懂，更别说本地方言，教起来很难。”

木鱼歌的文化价值在圈内是比较被认可的，很多专家学者慕名而来调研，“像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很多高校，经常有老师和学生来东坑，他们想研究木鱼歌，我就跟他们聊聊。”

可李仲球不希望，木鱼歌发展到最后只剩研究价值，那曾是来自于民间的智慧，若最终只能在纸面上看到，是多大的遗憾。

现在，李仲球只要一没事，就对着录音机弹唱，他说他已经用坏了3台机子，录制出了几十张磁带，“我孩子他们都不喜欢木鱼歌，录点磁带放在那里，也是另一种传承吧。”

析因

缺少创新 难吸引年轻人兴趣

面对木鱼歌“有价无市”的局面，一直在不遗余力做推广工作的东坑镇政府也颇感无奈。东坑文化站副站长刘城坦言，木鱼歌的曲调单

一、节奏缓慢，不适合现代人的审美，和流行歌曲比起来，更没有吸引力，要在群众中推广很难。

近几年，东坑政府开始对木鱼歌进行创新，把木鱼歌搬上了舞台，添加伴奏和配乐，并录制木鱼歌M V。在刘城看来，木鱼歌的保护一定要走创新的路子，“要在传承上创新，在创新上传承。不创新，跟不上时代，没人喜欢，怎么传承？”

茶山公仔 有市无价一人苦守

和木鱼歌相反，茶山公仔有一定的市场，但却苦于售价低廉，没有多少收入。“茶山公仔”的传承同样面临困境。

茶山公仔的盛行，与东莞当地的“开灯”习俗有关，谁家生了男孩，第二年正月十五之前，挑个良辰吉日，给孩子点灯摆宴。茶山公仔就是“开灯”宴上的必备装点物。现在“开灯”虽然不似以前那么流行，但在有些人家，尤其是村镇里还是保留了下来。打八岁开始，林暖钦做公仔已经做了64年了，如今他已72岁。过去包括父母、姐姐在内，林暖钦全家都以制作公仔为生。这种做公仔的家庭作坊，在当时的茶山有很多个。现在整个东莞，只有他一这一处还在制作公仔。逢年过节，不时有老客户登门拜访来买他的公仔。春节前夕，周边的村镇，整个村子都出动，放着鞭炮、舞着龙灯来到他家，整箱的预订购买。“一年的年末是最忙的，那几天客人会很多，我让几个儿子和孙子都回来帮忙照应。”

但公仔价格不高，林暖钦忙忙碌碌一年也就几千块钱的收入。早年，他把手艺全都传给了子女，带着三个儿子和儿媳在家做公仔。但苦于每年销售的数量有限，价格低廉，赚的钱还不够一家子吃住。无奈，儿子们都纷纷改行，宁愿打工，也不想再以做公仔为生。

但家庭作坊的模式影响力太小，林暖钦想给茶山公仔做宣传，把公仔推向市场去卖。他还曾考虑，增加一套机器设备，给泥人公仔增加烤瓷技术，提升它们的色泽和韧性。因为自己年事已高，再加上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这些都只能是空想。

父辈们的心血，儿子也明白。林暖钦的大儿子林伟强已转做个体户很多年，他说，自己有老婆孩子，在作坊忙活一年赚的几千块钱根本不够家用，改行他也是不得已。多次劝老父亲不要操劳，老人家都听不进，林伟强只好告诉父亲，将来会和兄弟几个商量，看看能否专门推出做公仔的作坊。

析因

缺乏市场运作 扶持资金缺位

其实，在林伟强心里，父亲很多关于公仔的想法，他也是认可的。他认为东莞毕竟还保留有开灯的习俗，公仔有一定的潜在市场，只是因为自家的作坊规模太小，很少被人知道。他也认同父亲改进公仔的技术，如果对公仔的外形和包装进行创新，市场会更大。只是他和父亲一样，也拿不出资金来扶持这项家族事业，不得已才转行。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但缺乏市场化操作的东莞，非遗项目的扶持资金大多来自政府。但从东坑卖身节、麒麟舞红火的例子来看，受众面广的活动，更能得到政府的青睐。更适合推向市场的茶山公仔这种手工艺品，缺的是企业的运作。

建议

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邹兴华：非遗并非政府说了算

非遗并非政府说了算，非遗是市民的不是政府的，市民不愿意保护政府也没有办法。毕竟我们不能干预市场的运作，对于无法传承下去的东西，政府没办法，花市民的钱在养老师傅，要征求本地纳税人的同意，看他们愿不愿意花钱去养活。

江门市“非遗中心”专职副主任王文瑛：“非遗”投入资金应先考虑效益 政府对“非遗”项目投入资金的倾斜度往往与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和自身造血能力相关，首先考虑的是经济问题，作为一种商品，它能否产生效益，如果它要死了我们还保护它干吗呢？非遗必须与现在的生活仍紧密相连，所以日渐衰落的开平泥鸡最好的归宿便是“存进博物馆”，待有人想起它的时候可以去看上一眼。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叶春生：借助市场和经济挂钩

能不能把最好的千角灯挂在黄旗山的灯笼那里？东莞人对黄旗山的灯笼还是比较迷信的，可以让人们去那里“请灯”；寮步的香市，依然摆在地摊上卖，是否可制作精美的香包、香炉，让它登堂入室；以前卖身节卖的是劳力，现在我建议卖脑力，拿一些项目出来卖，把文化特色和经济挂钩起来，说不定也可以得到智通人才市场的支持。

众说

“我一定会把外婆教我的剪纸，再教给我的小孙女儿。这算是保护非遗从我做起吗？”

———新浪微博网友@E ven-_-M a “千角灯的制作艺术比较复杂，现代制造技术能够造出灯支架，但灯的外观表糊工艺还得靠人工。显然，民间工艺还得需要保护传人。”

——— 民俗专家张铁文

假如我中了双色球大奖，我一定成立一个公司，致力发展东莞的非遗项目———土法凉茶“春明茶”。都是凉茶，都能下火，凭什么就他王老吉红火！看我们“春明”这个名字，本来就是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缩写，推广时连广告费都免了。

——— 新浪微博网友D G龙少

统筹：南都记者 关春瑜 林劲松 郑子龙

采写：南都记者 黄其 郑子龙 洪灵芝 童思娜 通讯员 陈剑锋

南都漫画：邝飚

鸣谢：东莞文化馆

第三篇：非遗保护专题调研提纲（精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提纲

【调研目的】：通过调研本省具有特色的民间文化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探索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模式及具体措施，如何使其避免失传、灭绝，使能够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利用，保持 文化多样性，发扬光大优秀的民间文化。通过研究民间文化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相关立法及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调研内容】：

一、民间文化、传统知识的表现形式（种类）、生存状况、传承及保护中遇到的问题。

民间文化分两大类：一类是可以开发利用，能产生一定经济效益，并能够可持续利用的；另一类是濒临灭失、后继乏人、无人传承的、不可再生的，为了能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二、特色民间文化（一般是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特殊保护措施（当地采取的）有哪些？濒临灭绝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的抢救措施有那些？（需要访问本地文化部门、民间文艺团体、民间艺人等）

三、如何 处理 “利用” 与“保存”的关系?商业开发与保持原生态的矛盾（保持民间文化的原汁原味）如何解决?

四、传统知识（主要是中医药）、民间文化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享？ 原生地及其以外的人利用 传统知识、民间文化谋取经济 利益如何分享？区域以外的人使用的付费问题。

五、传统知识、民间文化的主体归属？

六、保护的主体应当是谁？某种民间文化目前的管理机构？

七、民间文化传承、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如生存状况、活动经费来源等。

八、当地保护民间文化及传统知识的立法及政策等措施。

九、其他你认为应当调研的内容。

十、知识产权保护的局限性与理论上的障碍（垄断性保护是否适用、具体的保护方式等）。【有关事项的说明】：

1、调研的机构应当是当地文化部门（文化厅、局、文化馆、民族事务委员会等）。

2、调研、访谈的对象应当是民间艺人、民间艺术等团体。

3、问卷调查的对象应当包含各层面，包括各年龄结构、各行业，尽可能覆盖面要宽，资料的代表性要强。当然也可以与上述调研、访谈对象交叉。

4、相关知识的储备大家可以查看有关资料，通过上网搜索。

5、调研内容及问卷设计不局限与所列内容，个人也可以补充相关内容，问卷调查需要根据所在的省分再详细补充、设计，让答题者易于理解并且容易选择。

6、希望同学们认真对待，返校后交一份满意的调研报告，并且可以此写作论文。另外开学后还有一些外出调研根据情况吸收你们参加，以便对此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这项课题是近年来法学领域的热点之一）。

7、最后祝大家顺利完成任务，春节愉快！

第四篇：“非遗”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非遗”保护工作情况汇报

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于2006年，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两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仪征市资料汇编》，调查整理了120个“非遗”线索资料，建立了37个县级“非遗”名录，命名了34个项目38个代表性传承人，32个项目列入扬州市级“非遗”名录，2个项目列入省级“非遗”名录，还有2个项目正在申报省级项目之中。“非遗”保护工作在扬州各县市处于领先地位。

回顾几年来的工作，我市“非遗”保护的主要做法是：

一是普遍发动，全面普查。举办“非遗”普查员培训班，掌握普查知识和具体业务，专门召开“非遗”普查动员会议，发动各乡镇专门组织人员逐村逐组普查。经过努力全市共普查出“非遗”线索241条。这些线索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传统技艺、民间习俗等方面。

二是明确重点，全面整理。在我们搜集的241条线索里，其价值有高有低，我们对其进行了认真梳理，梳理后，又组织老教师、老群文、老专家和基层文化干部，重新开展田野调查，全面搜集了解每个项目的情况，整理出比较全面完整的项目资料。共形成记录文稿54.56万字，录音17.5小时，文献资料180多册，基本摸清了全市“非遗”项目家底。

三是逐级申报，建立名录。我们采取边普查边申报边建立名录的办法，努力做好项目申报工作。2007年我们首报扬州市级项目13个，全部获得通过，2008年，我市在上级的统一部署下，首次建立县级 1

名录，当年建立名录20个，同时成功申报两个省级项目，即：《胥浦农歌》、《朴席制作技艺》。“非遗”申报工作是2年为一个申报期，2010年，我们又新增县级项目17个，新增扬州项目19个，合计县级项目37个，扬州市级32个。这些项目主要是：民间文学类《伍子胥的传说》、《大仪大捷的故事》、《捺山的传说》、《小秦王赶山填海到龙山的传说》、《二度梅口头文学》等，传统音乐类《胥浦农歌》、《月塘民歌》、《大仪民歌号子》等，传统舞蹈及体育类《新集跑驴舞》、《月塘舞镗叉》、《月塘玩石锁》等，传统技艺类《萧美人糕制作技艺》、《十二圩茶干制作技艺》、《大仪全牛席烹饪技艺》、《谢集臭干制作技艺》、《仪征绿杨春茶制作技艺》、《史家香制作技艺》、《周氏铁具制作技艺》等，传统医药类《“臣”字门儿科中医术》、《新城姚氏肝胃中医诊疗法》、《大仪王氏妇科中医术》、《牛角山张氏祖传中医术》等。

四是加强保护，传承再现。我们克服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做好有关项目的保护再现工作。对一些传统技艺类项目，我们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对文艺类项目通过开展特色文化团队创建、乡镇文艺汇演、重大节庆活动等进行排练、加工，使之得到再现。几年来，我们先后再现了《新集跑驴舞》、《月塘舞镗叉》、《大仪民歌号子》、《胥浦农歌》、《月塘民歌》，有的项目还走进了扬州电视台，参加了扬州电视台《大地飞歌》栏目表演，与高邮民歌进行PK对唱，民间文化得到了交流和传扬。

我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保护经费捉襟见肘。今年我们打算建立“非遗”展示厅，预计需要资金40万元；在37个项目中需要进行录像的约有30多个，目前，有录像资料的只有4个项目，其它项目尚无；照片资料有一半以上因为缺少设备，像素达不到，画面质量差，不能作为宣传使用。代表性传承人命名后，无个人经费补助待遇；用于项目保护的相关设备缺乏，如：摄像机、资料硬盘、电脑、打印机、放映设备等；项目再现的资金，如：服装、道具、音乐制作、演员排练费等等。省市级“非遗”项目申报需要不少资金。这些资金均无处着落。

二是高端项目尚待挖掘。我市“非遗”项目数量不少，但能冲刺省级乃至国家级的较少，多半“非遗”项目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个性不够鲜明，影响力大的项目少，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

建议：

一是政府加大对“非遗”资金的投入力度。设立专项资金，年安排经费不低于10元。

二是要敦促乡镇政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非遗”项目都在各乡镇，他们不重视，仅仅靠基层文化干部无力承担保护责任，使一些项目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日

第五篇：苏州非遗保护交流稿(2014.7)（定稿）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交流材料

（交流参考稿）

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3年、2004年），苏州市作为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城市的保护工作实践。

2003年10月，文化部正式启动“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至2004年4月１３日文化部先后公布了两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40个试点（34个试点项目，6个综合性试点省或市），苏州市于2004年4月１３日被列为第二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城市。“中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工程”,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身。

苏州市被列为第二批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城市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

2004年5月18日，苏州市人民政府了颁布《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这是全国地级市中第一部旨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政府规章。

2004年5月23日，苏州市文广局、财政局发布《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苏州市综合性试点总体实施方案》

2004年10月，建立了苏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

第二阶段（主要是“十一五”期间），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率先实践与理论探索。

苏州市在“十一五”时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探索实践中，初步形成了政策性扶持与生产性保护相结合、项目性保护与生态性建设相结合的保护工作思路与基本格局。

1、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性扶持的确立

一是建立了政策保障体系。在实施《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的基础上，2006年6月苏州市人大会议通过了《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的地方法规。近年来，我市还先后制定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与管理办法》、《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资助暂行办法》、《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命名与奖励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全面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

二是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根据《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后改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从2005年起市级财政每年拨款专项资金300万元，用于全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苏州市是全国同类城市中最早设立的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从2008年起，总结我市非遗保护工作实践，又对该项资金的使用采用了三个“三分之一”的模式，即：三分之一用于名录项目抢救保护经费；三分之一用于传承人专项经费（分为项目传承资助经费和传承人补助经费）；还有三分之一用于非遗保护基础性建设经费（包括非遗普查、各级名录与传承人申报、基地建设、培训普及、宣传传播和保护工作奖励等）。从2010起，明确要求获得专项资金的传统技艺与传统美术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传承人制作能体现当前技艺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并纳入项目责任书。作品完成后交由资金下达部门集中保管，并计划今后苏州市非遗展示馆建成后收藏、展示。同时，为进一步规范该专项资金的使用，提高项目保护单位和传承人的积极性，为了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我们还实行了名录项目抢救保护经费和项目传承资助经费申报制度，并要求获得专项资金 的单位和传承人与资金下达部门签订项目责任书。同时，建立了跟踪考核机制，邀请相关行业协会一起参与项目申报、审核与考核验收。

从2012年起，我市又增加了传统戏曲专项保护资金，每年500万元。今年非遗专项资金又增加为500万元。这些，都有力推动了我市非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三是完善了一套工作机制。建立了以市政府分管市长为主任、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参加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广新局；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改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建立并逐步完善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在非遗保护的咨询、评审、研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机构的建立广泛调动了各部门、社会各界的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机制保障。

2、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性保护的落实

“十一五”期间，苏州市非遗保护以项目性保护为基础，主要做好三个层面工作：

一是开展普查，摸清家底。这是我们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最基础的工作。如果家底不清，抢救、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都无从谈起。

我市从2005年底启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历时3年半，到2009年6月全面完成。全市共新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2094条，全市分布非遗项目2938个。

二是建立名录，重点保护。在摸清“非遗”资源家底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来有计划且更有效地对杰出的、濒危的和具有典型意义的项目进行抢救、保护和传承。

苏州市是全国最早建立非遗名录的地级市。2005年6月，苏州市就在全国地级市中率先公布了首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2项。苏州市已建立了国家、省、市和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到2014年6月，苏州市拥有国家级名录项目29项、省级名录项目79项、市级名录项目159项，各市、区的县级名录项目498项目。

三是认定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各级非遗项目名录并非最终目的，目的是要把保护传承落到实处。非遗的传承是最体现以人为本的，这就必须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通过一定的传承方式来实现。

苏州已经形成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保护机制。至2014年6月，苏州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9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5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34人，所属各市、区也认定了各自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34人。

3、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的政策性扶持，特别是对一些濒危项目的抢救与传承，但这只是“输血”。那么，要深化保护工作就必须培育“造血”机能。特别是对能够融入当下社会生产生活、有一定市场、存续状态较好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项目，更适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生产性保护。“十一五”期间，苏州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发展适应了市场发展规律，同时也注重发掘项目优势，培育项目市场，打下来生产性保护的良好基础。

全市现有工艺美术企业和个体作坊6128家，相关就业总人数达到15万。2013年，苏州手工艺行业的总产值超过160亿元。主要的项目产业有：苏绣，年产值30亿元；玉雕，超过50亿元；明清红木家具，近50亿元。

镇湖街道在“十一五”期间，就形成了苏绣产业基地，目前相关从业人员

有绣娘8000人、辅助工4000人，占镇湖总人口的67％，2013年年产值达13亿元。一条长三里多汇集376家经营作坊和工作室的刺绣街，成为集刺绣设计、制作和销售为一体的特色街。今年4月，镇湖街道以苏绣项目生产性保护实践成果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吴中区香山街道舟山村一个村的核雕从业人员原有100多人，拥有各级工艺美术师50余人。“十一五”期间逐渐形成集聚效应，现在已吸引到舟山村的学艺者3000余人。2013年该村核雕产值达1.5亿多元，核雕收入占当地农民家庭收入的70%-80%。

4、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建设的探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性保护，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重要构造与特征的生态完整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基本特征之一；二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周边自然、文化环境的生态完整性，这是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特性所决定的。

苏州市对昆曲遗产的保护，就是自身生态性保护的一个成功实例。自2000年以来，我市创新思路、大胆实践，构筑对昆曲遗产两个“五位一体”保护工作体系：形成了以“中国昆剧艺术节和虎丘曲会、中国昆曲博物馆、苏州昆剧传习所、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一批昆曲演出场所”以及“建立中国昆曲研究中心，办好苏州昆曲学校，打造昆曲之乡和活跃曲社活动，做优昆曲电视专场和建立昆曲网站以及昆曲演出传播、海外交流中介机构，制定昆曲保护法规”这两个“五位一体”为支点的，内部充分交流与外部衍伸开放的“生态型”、“基地型”网络化系统，取得了阶段性良好成果。

在昆曲的生态性建设中，“走出去”战略开展得有声有色。以青春版《牡丹亭》和经典版《长生殿》的推出为契机，推动昆曲艺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行”、“全国著名高校行”。青春版《牡丹亭》就已经在海内外演出220多场次，在30余所大学演出，大学生观众超过30万人。形成轰动一时的“苏州昆曲现象”。苏州昆曲的足迹踏遍祖国各地，远渡东亚、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地区，实现了走向全国、走向年轻人和走向国际舞台的三大突破。

“十一五”期间，我们总结昆曲遗产生态性建设的实践经验，对苏州评弹传承保护以“光前裕后，传承创新”为宗旨，通过“五管齐下”从本体、主体和客体三个方面重视培育项目土壤，探索传承保护工作。本体，即抓好传统书目的抢救、传承，已抢救、传承优秀长篇书目近百部、中篇书目30多部和短篇书目260多部。主体，即抓好传承人、培养演员队伍，已逐步形成了4位国家级传承人与15位市级以上传承人为主的传承人群体，投资1.6亿建成苏州评弹学校新校址每年招收60名苏州评弹学员。客体，即受众培养，“十一五”期间按每个乡镇都建一个书场的要求，目前全市有乡镇书场55家，加上民间书场共128家。近年来，全市评弹演出每年都在1万场次以上。

第三阶段（进入“十二五”以后），苏州市适应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考、新实践。

（一）、苏州市“十二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精神，结合苏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新特点、新要求，紧扣科学保护、有效传承、合理利用的主题，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苏州模式”，深入推进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十二五”期间，苏州市非遗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十分明显，挑战也相当严峻。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三位一体”主题中，科学保护是基础，有效传承是核心，合理利用是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立法保护。

“十二五”时期的苏州市非遗保护工作，要解决的两个主要问题是:

1、要解决好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问题。苏州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厚，目前拥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位居全国首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名列全国前茅，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苏州又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2013年，苏州经济总量（GDP）达到1.3万亿元，位列全国各城市第六。特别是苏州于2008年9月被确定为江苏省唯一的城乡一体化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今年3月又被国家发改委列为全国城乡一体化深化改革试点城市。根据规划：“十二五”期末，苏州市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5%；“十三五”期末将达到85%。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势必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推进而发生改变，作为农耕文明产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依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也会随之变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延续传承所产生的碰撞，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苏州如何科学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2、要解决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后继乏人的问题。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凸现，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问题已刻不容缓。苏州现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已经超过65岁，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更已超过72岁。如果不及时进行科学保护和有效传承，我市的许多非遗项目将面临传承链条断裂、人亡艺绝的危境，也将严重影响到我市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三）、立法保护——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苏州模式”。

2012年12月5日，苏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苏州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列入2013年市人大立法计划项目。

2013年8月26日，苏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9月27日，江苏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条例》，已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苏州，成为全国17个有地方立法权的同类较大城市中第一个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城市。

在《条例》起草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这个非遗保护地方法规要具备指导性、创新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四大原则，目的在于不断完善保护工作体系，创建“政府有限主导、部门密切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大格局，以更好地体现苏州实际、具有苏州个性、用足苏州空间。具体的经验和创新做法体现在：保护规划、分级保护、分类保护、文化生态保护扶持机制、珍稀天然原材料的保护、对列入濒临消失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学艺者的扶持政策、培养非遗保护后续力量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非遗保护工作、禁止性规定等方面。

“分类保护”是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一大亮点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十三条提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特点和现状，可以采取抢救性保护、记忆性保护、生产性保护和区域性整体保护等方法实行分类保护。

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重点加强对濒临消失、没有市场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对生产性保护项目，应当积极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市场调节中的作用。

1、抢救性保护。《条例》十四条：对存续状态受到威胁、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施抢救性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列入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制定专门抢救保护方案，优先安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扶持，记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和实物，修缮建（构）筑物和场所，提供或者改善相应的传承条件，安排或者招募人员学艺。

《条例》十九条：鼓励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传承班，以及与相关单位联合办学、办班等途径，培养专门人才和理论研究人才。有条件的院校可以采取减免学费或者给予助学金、奖学金等措施，鼓励学习传统技艺。

《条例》二十条：对列入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学艺者予以扶持。取得初级职称、国家四级职业资格（中级工）或者达到同等技艺水平的学艺者，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给予专项资助。取得中级职称、国家三级职业资格（高级工）或者达到同等技艺水平的非本市户籍的学艺者需要加入本市户籍的，参照引进紧缺人才的户籍准入办法执行。

《条例》第二十一条还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文化主管部门编写有地方特色的读本，并支持中小学校开发校本教材，将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列为特色教育的重要内容。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应当通过走进学校、社区等形式，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2、记忆性保护。《条例》第十五条：对丧失传承人、客观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记忆性保护。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有关

单位对列入记忆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时开展调查工作，收集与项目有关的资料和实物，形成系统完整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并通过建立数据库、档案库。

《条例》对“分类保护”首先明确了要建立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这是针对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亟需抓紧做好抢救与保存工作的重要举措。

《条例》从今年1月1日起施行后，我们首先启动的就是建立《苏州市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和《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调研，完成初稿。经过论证修改后，计划于今年9月底前，将与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联合制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保护管理办法》和《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保护管理办法》，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制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项目扶持办法》。在此基础上，经过专家论证、公示和领导小组审核等程序，将在今年年内公布首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项目和首批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项目。这两个名录项目，考虑原则上不采取申报的形式，而是从已有的代表性项目名录中评审认定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根据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认定一批记忆名录保护项目。

3、生产性保护。《条例》第十六条：对存续状态较好、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有效传承其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通过培育和开发市场、完善和创新产品或者服务等形式，实施生产性保护。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并可以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

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文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督管理。

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产性保护项目现状、市场情况，制定扶持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对实施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对这一类项目保护的落脚点，是在利用这些非遗项目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时，要以保持和有效传承其“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为前提来开发。这应该是个合理利用的过程，所谓合理利用，就是不能因为发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复制性”而丢掉了非遗核心技艺的“唯一性”。我们非遗保护工作者要做的是传承“唯一性”，发展“复制性”的事让文化产业去做。我个人认为：传承“唯一性”与发展“复制性”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非遗生产性保护要把握好的是这样的三要素：保护它的生产、完善它的产品、刺激它的需求。保护它的生产是前提，就是要保护传承“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这个传统工艺流程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真实性自然应该有个“度”。（日本于1974年《传统手工艺品产业振兴法》，规定了创新部分不能超过20%。）完善它的产品，是非遗项目要在当下较好存续所决定的。非遗项目要保持它的活力，就必须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变化中稳定它的民众基础。刺激它的需求，诚如刚才我分析的非遗项目生态链的关系，非遗项目要得到一定的存续发展，不能缺少一定的社会需求，形成一定的市场，这其中可以通过其延伸产品的产业化市场来支撑，同时也应该对传统核心技艺自身作品运用现代营销手段来刺激市场需求。

4、区域性整体保护。《条例》第十七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好的传统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特定区域，设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并逐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扶持机制。

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保持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居环境。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的，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协调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这其中提出了两个新的观点：一个是苏州提出区域性整体保护，首先从立法层面上提出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镇”加以保护，是将国家法、省条例所提出的区域性整体保护结合苏州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实际的细化与延伸。在对“村落”单元抢救与保护的基础上，根据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区域内资源类别相对集聚、特色明显、形成不同分布区的特点，有条件的再以古镇古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为基础，设立有代表性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其次是提出了要“逐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扶持机制”。作为去年苏州市人大三个立法计划项目之一，《苏州市生态保护补偿条例》也已于今年通过施行。条例对自然生态保护的补偿方式、对象、资金统筹和使用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这两个条例的同时施行，就为以自然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为基础，进一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的扶持机制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苏州市对非遗立法保护的同时，苏州市委、市政府启动了两项工程：一是2013年1月10日，苏州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有效保护“四个百万亩”，进一步提升苏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决定》；二是于2013年6月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美丽镇村建设”工程。

苏州市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农业“四个百万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四个百万亩”的具体目标。即：规划保护百万亩优质粮油工

程（优质水稻110.56万亩）、百万亩高效园艺工程（其中蔬菜面积50万亩）、百万亩特种水产工程、百万亩生态林地工程，总面积不低于410.56万亩。这一规划目标将数据细化到村级单位，已经于2013年10月全部“落地上图”。苏州市有效保护“四个百万亩”的举措，旨在为后代留下广阔的发展空间，以持久展现江南“鱼米之乡”风貌，同时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保留了一定的资源空间。吴中区甪直镇已经着手依托25平方公里的澄湖科技生态农业示范园（特别是3500亩水生蔬菜基地核心区），规划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南水乡妇女服饰项目的就近“流存”。

在苏州市美丽村庄建设办公室于2013年9月制定的《苏州市美丽村庄建设责任分解方案》中，融入了“根据村庄不同的自然肌理、建筑风貌、地理环境、社区形态和乡风民俗，规范管理村庄建筑物，引导民宅等各类建筑物和生态建设与村庄整体风貌相协调，充分体现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特征，传承历史文脉，彰显生态韵味，展示具有江南水乡农村独特的山水风光、田园风光等不同特色。”和“有条件的地方，要充分挖掘村庄历史文化、乡土风情”等内容。在首批确定的16个“美丽城镇”和71个“美丽村庄”示范点中，有部分是保留了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村落，纳入社区体制管理的。这是苏州市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对于“三集中”规划所作的科学完善，是适合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街区结合起来保护的。

《苏州市美丽村庄建设责任分解方案》中就提出“有一定传统工艺特色村庄，做精做细工艺文章，扩大村庄从业人员，提高工艺品加工知名度，形成工艺文化特色村。”将切实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从业者解决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作坊空间”保护、“安居”且“乐业”等问题。现在市规划部门已经对原来城乡一体化的“三集中”路径作了修改：市

区现有5000多个自然村，规划保留自然村1380个，其中古村落14个，传统手工业村庄68个，其它村庄1298个。

在今年6月底刚刚出台的《苏州市城乡发展一体化综合改革试点三年实施计划（2014-2016年）》中，已明确这三年内要“设立3-5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申报建设1-2个江苏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条例》还有专门条款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鼓励、支持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资助、奖励、提供商业保险、设立基金等形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做出显著成绩者，由市、县级市（区）和镇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引导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在我市的非遗保护实践中，我们看到民间保护力量的巨大潜力与不断增长，对此应予以大力的鼓励与扶持。坚持政府保护与民间保护相结合，财政投入与社会资金投入相结合，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保护工作。2012年、2013年，江苏东吴保险经纪有限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苏州分公司向我市279位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赠送保额高达8080万元的意外保险，这也是我市非遗保护工作机制中的一个创新和探索。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 201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