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讲稿

第一篇：女权主义讲稿

法国女权主义介绍

在60～70年代，是法国一个「知识典范的转移」的时期。而「知识典范的转移」就是主流的思潮即以沙特为主的人文主义受到结构主义一个很大的冲击。结构主义的范围很广，包含了语言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等。而结构主义一个很明显的特徵是对于人的定义，将人的意识转变到语言。而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则拿西蒙波娃和克丽丝缇娃来当例子。从「人文主义」的西蒙波娃到「结构主义」的克丽丝缇娃亦是一种「现代性」转移。

镜像理论是由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提出的。拉康是一名法国的精神医生，也是最富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拉康认为，意识的确立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期的一个神秘瞬间，此即为“镜像阶段”，之后才进入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阶段。儿童的自我和他完整的自我意识由此开始出现。其对镜像阶段的思考基本上是建立在生理事实上的。当一个6-18个月的婴儿在镜中认出自己的影像时，婴儿尚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动作，还需要旁人的关照与扶持。然而，它却能够认出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完整性。

其具体过程是，刚开始，婴儿认为镜子里的是他人，后来才认识到镜子里的就是自己，在这个阶段，婴儿首次充分认识到自我。而在此之前，婴儿还没有确立一个“自我”意识。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就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了“他人是谁”，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谁”。“他人”的目光也是婴儿认识“自我”的一面镜子，“他人”不断地向“自我”发出约束信号。在他人的目光中，婴儿将镜像内化成为“自我”。

拉康的镜像阶段从婴儿照镜子出发，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

西蒙波娃

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萨特的终身伴侣。又译做西蒙·波娃。波伏娃全名为西蒙·露茜-厄尔奈斯丁-玛丽-波特朗·德·波伏娃，出生于巴黎，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29年通过考试，取得哲学教师资格，并从此成为萨特的终身伴侣。父母均是天主教徒，但她从小就拒绝父母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父亲的律师工作受到影响，全家生活困顿。因此，波伏娃的少女时代是在枯燥闭锁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波伏娃酷爱读书，性格沉稳，14岁时突然对神失去了虔诚的信仰。波伏娃生活和创作的核心建立在令人惊骇的反叛性上。波伏娃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当她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穷教师时就开始写作，决心成为名作家。由此她终身不断努力，勇往直前，沿着成功之路成为了20世纪思想界的巨星。

西蒙娜.德.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如：《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意志、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成为西方女人必读之书。西蒙娜。德。伏娃的《第二性》是人类求索中的女性哲学，向所有的读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提示了当代妇女面临的问题：生命的自由、坠胎、卖淫和两性平等。既是当代妇女问题的探寻，也是历史与永恒的品味。波伏娃还将自己作为 “一种特殊的女性状态 ”，在四卷本回忆录中 “暴露给世人 ”。她用卢梭《忏悔录》式的笔调坦诚率真地剖析自己。尽管《第二性》曾经使她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而诸如 “性贪婪 ”、“性冷淡 ”、“淫妇 ”、“慕雄狂患者 ”、“女同性恋者 ”等恶骂之声仍不绝于耳。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来。1955年9月，也就是波伏娃47岁的时候，她和萨特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了两个月，两年后发表了《长征》一书。波伏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此书被誉为 “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 “圣经”。她以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古代神话和风俗的文化内容为背景，纵论了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中，妇女的处境、地位和权利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女性个体发展史所显示的性别差异。《第二性》实可堪称为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她揭开了妇女文化运动向久远的性别歧视开战的序幕。波伏娃指出，除了天生的生理性别，女性的所有“女性”特征都是社会造成的。男性亦然。这是她这本书的最重要的观点。她在书中提出女人因为体力较差，当生活需要体力时，女人自觉是弱者，对自由感觉恐惧，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来，而女人还是甘心服从。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说的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度是男人重新获取权力，认为历史上女人从没有得到过权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她认为妇女真正的解放必须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并向中性化过度。她这本书的英文译本在美国极度畅销，对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1952年《第二性》译成英文后，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最畅销的书籍，后来又被译成各种文字，为波伏娃赢来了国际声誉。

西蒙波娃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女人是处境造成的，而不是先天造成的。」可解释成「我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成为『可怜的女人』是『处境』造成的。」这也是在「第二性」中不停阐述的重点。而男女关系就像是主奴关系，今天女人这麼可怜是因为主（男人）不停的压迫奴（女人）。今天就要将所有加诸於女人身上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拿掉、推翻，从这个处境跳出来。一旦从这个「处境」跳出来，就可以看清男女关系，那就可以有选择摆脱这样的主奴关系。但西蒙波娃却忽略了外在社会价值的制约力，是可以让女人愿意服从在下。但同时，也让人看清楚「女人」是身处在这样的处境。而她的解决方式是不停的告诉女人，你是一个有意识的主体，一旦你有自己的意识，那你就可以选择离开这样的处境，从第二性变成第一性。但可惜的是，西蒙波娃并没有花多一点的篇幅来解释，为什麼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第二性」的机制出现；为什麼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将女人内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认定自己是一个第二性。而女人是如何被物化的呢？藉由精神分析家奥托、兰克阐明了在神话与梦境及镜子与镜像的关系。女人易於将镜中的映像，内化为页我，进而物化自己。女人因为向内发展的，将外在所有的世界缩为镜中的影像，因而产生自恋的状况，产生物化的过程。

埃莱娜·西苏

埃莱娜·西苏，法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家、戏剧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在法国和英美等国家，她以诸多实验创作和先锋理论而闻名。1967年她发表了第一部小说《上帝的名字》（Le Prénom de Dieu）。1969年，小说《内部》（Dedans；英译本Inside，1986年）出版并获奖。埃莱娜·西苏陆续发表了小说、剧作约50部，以及大量的女性主义方面的著述，其中不少论文，例如《新诞生的青年女子》（La Jeune Née，1975年;英译本The Newly Born Woman, 1986年）、《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 1975年;英译本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6年）、《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的场景》（De la scène de l'inconscient à la scène de l'histoire, 1986年;英译本From the Scene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cene of History, 1989年），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被公认是一位与朱丽娅·克里斯蒂瓦、露西·伊利格瑞并驾齐驱的法国女性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

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生命

1937年6月5日，西苏出生于殖民地时期的阿尔及利亚，父亲是一名犹太人，她的不少亲戚也都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目睹了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残害。童年的经历对她的世界观和写作产生了永久而深刻的影响。童年所遭遇的强权统治和政治恐怖，使她渴望摆脱令人窒息的环境和现实，而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如同黑暗之途上的一束灿烂微光。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对她而言，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在写作的过程中，她获得了自由，找到了生存的价值。西苏的生活经历成就了她的写作，而写作也构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

出于对社会体制中特权问题的敏感，她努力从历史的角度，探索家庭内部以及政治和学术领域里的权力压制和排斥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她大量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西方文学作品。她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研究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流放》（L'Exil de James Joyce ou 1' art du remplacement，1968年；1972年英译本The Exile of James Joyce）。虽然乔伊斯关于语言和音乐对文学的重要性、灵魂与肉体结合等方面的思想对她不无启发，但是她反对乔伊斯的死亡论，她坚持认为虽然死亡是难免的，然而，生命是最重要的——她对生命而非死亡的肯定也是她与许多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地方。在评论弗洛伊德、坡、乔伊斯等人的论文集《无人之名》（Prénoms de personne, 1974年）中，她进一步批评乔伊斯等男性作家将女性与死亡等同，指出这些作家用语言将女性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经济体系”。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她再次指出：“男人们说有两样东西是无法表现的：死亡和女性。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把死亡与女性联结起来。”

妇女解放事业

对不公平社会现象的敏感，促使她积极支持和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尤其是在1975年至1977年间，她发表了一系列以女性写作为中心的论文和著作，探索女性文本、女性气质、女性写与女性解放等诸多女性主义方面的问题。这些论述除了《新诞生的青年女子》（1975）、《美杜莎的笑声》（1975），还包括《阉割还是斩首》（Le Sexe ou la tête?，1976）、《谈谈写作》（La Venue à l'écriture，1977）等。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托里尔·莫瓦评价道：“大部分由于埃莱娜·西苏的努力，„女性写作‟(écriture feminine)问题得以占据70年代法国的政治与文化讨论的中心位置。”

阴性阳性书写

埃莱娜·西苏鼓励女性拿起笔来，书写自己的世界。她将写作分为阴性书写（l‟écriture féminine）和阳性书写（littérature）。女性要打破男性创造的二元对立的菲勒斯逻各斯体系，就要进行“阴性书写”。在西苏的眼中，女人用“白色墨水”书写，她们的文字将如河流般自由流淌，说出了一切未被言说的可能性。女性通过写作，在思想领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以此为跳板逐渐走向自由王国。西苏并不否认她借用了男性的语言，因为别无选择，她只能借用这种她想摧毁的语言。

露丝·伊利格瑞的理论著述主要涉及哲学、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领域,由于她始终关注性别差异,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再现“女人”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她的理论也成为对女性主义文论的重要贡献。长期以来,伊利格瑞建构其理论的前提一直是这样一种认识,即“语言和各再现系统无法„翻译‟女人的欲望”。在她广泛的理论研究和经验调查的背后,有几个主题是女性主义者非常熟悉的,例如,她毫不妥协地公然挑战西方的理性思维传统,强调人们使用的语言能够造成并延续性别不平等现象,一再声称理论抉择都附带实践意义。然而,伊利格瑞又是读起来最艰深的文论家之一,她沉浸于欧洲哲学的论争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她用不完整的句法承载诗意般流淌的思想,这种风格也增添了阅读的难度。此外,北美批评界一些脱离语境而讨论其著作的批评使情况更复杂。很多时候,对伊利格瑞的理解被直截简约为她在女性性征与“女人说”或女性语言之间设立的那个著名的类比,围绕这个类比出现了不少关于本质主义和历史意识的争论。本文认为,理解伊利格瑞,衡量其理论的价值,尤其对女性主义文论的价值,必须深入语境研读她的著述。伊利格瑞对女性语言的构想出自于重塑女性主体性的愿望,这使得她将理论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文章将紧紧抓住伊利格瑞对哲学话语的解构与重建,从“同一性”的批判、“女人说”构想和三种女性主体性模式等方面接近伊利格瑞,展开其理论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维,并希望在此过程中围绕女性再现问题反映其理论价值。

“同一性”的暴力:女人作为被阉割的他者

西方哲学中似乎确实存在着对女性(thefeminine)的殖民化现象。男性哲学家在哲学传统中以言说主体自居,与哲学史自身对话,危急关头,他们可以调动自身被压抑的与“女性”相联系的物质性身体和无意识部分,却拒绝转向女人,不与她们分享主体性。另一方面,如果要成为哲学主体,女人必须经历自我的异化,必须扮成男性,因为哲学的主体是男性的。这一现象在伊利格瑞那里遭到强烈的抵制。为了揭露哲学主体得以安身立命的“同一性”逻辑,她将精神分析学用作探试和认识的工具,重新走进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众多哲学文本,去寻找潜藏在哲学话语中挥之不去的男性幻想。作为在精神分析学学科接受过正规训练的学者,伊利格瑞既受惠于精神分析学,又对它保持着批判距离,她利用它,却不盲从它的基本预设。由于精神分析学往往明言其他文本视为前提、加以默认的种种假定和信条,它成为一种特别相关的揭露性话语,在伊利格瑞手中,就成为分析其他(菲勒斯一逻各斯中心主义)文本的批判工具。

“菲勒斯一逻各斯中心主义”是德里达的词汇,他在文章《风格问题》中把“菲勒斯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糅合到一起,指精神分析话语失于将菲勒斯(阳具、父权制)等同于逻各斯(神言、理性),作为先验的意指基础。这个新词的造就正好契合伊利格瑞的批判意图,因为她看出支撑起精神分析话语的正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相同的哲学假定。

在伊利格瑞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她的批判分析始于弗洛伊德,止于柏拉图,中间囊括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所有重要哲学家。伊利格瑞模仿精神分析疗法进行写作,她与弗洛伊德和柏拉图等人的文字关系是由她发问和间或回答的一场对话,她“用理性的语言给理性设置陷阱,提出理性所不能解答的问题,揭示明显合理的立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德里达破解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模式、暴露其隐秘操纵性的方法,此时成为伊利格瑞探究男,女二元等级制对立关系的有力武器,帮助她揭示男性如何建构父权社会,并用“同一性”原则去诠释女人和世界。伊利格瑞认为,父权制依靠内化的男性形象确立其社会关系,根据男性的自我定义去反观女人,把女人建构成男人的他者和对立面。女人依照男人的标准而存在,她丧失了自主的主体性,只能映照男人,沦为父权制的镜像。西方理论和哲学话语中的这种男性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里表现得尤其明显,所以弗洛伊德首当其冲地成为伊利格瑞批判分析的对象。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介绍新讲座》中,把关于女性特质的陈述建立在差异的可视性上,因此关于性别差异的最基本的事实,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男性拥有凸显的性器,而女性没有。女性因而需要用男性标准的缺失或否定来定义。由此推演出的女性特质只能去补充男性发展,满足男人的需要。换言之,弗洛伊德推出了一种依据单一的男性模式再现不同主体性形式的模型。因此,女性特质的再现总要依赖与这个模型的某种关系,依赖决定男性特质的那些特点的缺失或不在场。伊利格瑞认为,这开创了一种菲勒斯经济,以同一性或者说与男性主体的认同为基础。

以精神分析为底蕴的多种思想资源

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伊利格瑞的独特之处表现在理论视野的开阔性和思想资源的丰富性。其思想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可以说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都受其影响。伊利格瑞初出茅庐时曾经非常想得到波伏娃的理解和支持，她把自己被精神分析学派视为异数的博士论文送给波伏娃，热切期盼回应，尽管并未如愿，但在谈到波伏娃时依然承认她的巨大影响力：“有哪个女人没有读过《第二性》呢？有哪个女人不为之动心呢？又有哪个女人不是因为读了它而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呢？在我们的世纪中，她是最早提醒我们女人所受到的剥削，她使那些有幸读过她的书的每一个女人都感到不那么孤立、感到更需要抗争。”

伊利格瑞对波伏娃思想的接受主要体现在“他者”理论上。波伏娃的“他者”理论不仅有着存在主义的哲学底蕴，而且还有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批判性借鉴。她认为，男人将“男人”命名为自我和主体，而将女人命名为“他者”。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父权制文化和社会制度建构和塑造下后天变成的。女人不应是客体和自在的存在，即第二性，她也是主体和自为的存在。女性应该通过诸如工作、从事精神活动、参加社会变革运动和拒绝异化等实现对第二性的超越。波伏娃把女人看作文化建构的产物，这是富有创见和启示意义的，不仅直接启发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形成，而且他者范畴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伊利格瑞直接承袭了这一范畴，比如她的博士论文《他者女性的反射镜》，并予以拓展，融入了后现代的思考。

在波伏娃那里，他者含有一种贬斥和压迫的意味，认为他者和内在性是消极和应该克服的，但以伊利格瑞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愿意坚守他者立场，并从差异的角度坦然接受，没有将他者视为女性应该超越的困境，而是认为他者性亦是一种存在方式、思考方式，因为它使多样性和差异性成为可能。在伊利格瑞那里，他者范畴被从波伏娃的他者所在的二元论的等级框架中解救出来，放置在差异的语境中，解构二元对立，建构女性主体身份和主体性，并以此为阵地，展开对主流思想和话语的批判。

在解构等级、去除中心这一点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的解构理论不谋而合，解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特里·伊格尔顿曾做过十分准确的评价：“因为在后结构主义企图消除的所有二元对立当中，男女之间的等级对立也许最为严重。当然，这种对立看来是最持久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不是人类的整整一半被作为有缺陷的人和异己的下等人而遭到排斥和压制。这一令人惊愕的事实当然不可能被一种新的理论技巧纠正过来；但是，尽管从历史上说男女之间的冲突再真实不过，但现在却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的思想意识为什么包含着一种先验的错觉。”伊格尔顿所说的“先验错觉”始作俑者即是解构主义所指向的二元对立观。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所秉持的消除中心、标举多元与差异的思维方式，对志在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主义文化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伊里格芮可以说是一个持异见的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而她对精神分析学理论所作的女性主义修正及她的‘女性风格’与德里达的解构论又是密切相关的。” 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反对西方的传统理论和语言模式，认为生活与语言中的秩序都是被强加的结构，明确批判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征，即理性中心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和二元论，认为西方传统哲学对意义的探究都遵循这三种模式。德里达认为这种意义的寻求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单一性的假定，应该从这种中心化和二元对立论中解放思想。对此，德里达自造了“延异”理论，以消除中心化理念的困扰。这种具有颠覆性质的理论对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德里达等人多次提到语言将“女性气质”排除在外的论断，触动了她们的理论思考。德里达从解构的立场出发对女性的论述充满同情：“没有关于女人的本质，因为女人已经脱离，从其自身脱离了出去。从无尽的、无底的深处，她淹没了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同一性、正当性和特征。哲学论述的创始者对此一无所知，就注定了要迅速走向毁灭。没有关于女人的真理，就因为这种和真理的隔若天渊，这种非真理，正是‘真理’。女人是真理的非真理的别名。”“后现代女性主义立即拿来这个新术语为己所用。她们认为，如果说她们同意什么的话，她们同意的是，正是女人、他者、女性，这一切一直没有得到讨论，她们沉默无语，陷入了语言和现实之间的空虚，现在是让她从这一深渊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在各种哲学流派中，对思想、身体和语言之间关系探索得最为彻底的是精神分析学。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精神分析对女性主义有着非常大的启示和理论支持，并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最重要理论来源之一。同时，女性主义对精神分析学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了清醒的批判和摒弃。这在伊利格瑞的理论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如此，伊利格瑞才被拉康无情地驱逐出精神分析学派，并失去巴黎第八大学的教职。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依据，同时也遭到后者最多的攻击。他的理论具有浓郁的男性中心论色彩，被称为“性一元论”(波伏娃语)。在弗洛伊德看来，性欲特征是男性的，女性自幼便有一种阉割情结，天生是欠缺的、被动的，没有进攻性并缺乏创造力，是男性性征的必要补充。对此，伊利格瑞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揭示了某种潜藏的、不为人知的东西，但它的最大局限在于对性差异的漠视，在总体上把妇女重新交给父亲的支配话语，“弗洛伊德与权力结构和父权制意识形态是非常合拍的”，“他毫不迟疑地继承了一种以‘男性’为性范式的‘意识形态’，所有关于欲望的再现无一例外地以这种范式为不可违背的标准”。当然，包括伊利格瑞在内的很多学者体悟到了弗洛伊德并非完全无视女性的潜意识和性欲上的独特性，只是他在当时力不从心，故而发出这样的提问：“女人想要什么？”并将女性的潜意识和性行为视为一个尚待探索的“黑暗的大陆”。

拉康进一步发展了精神分析理论，尽管他并不赞同女权运动，但其理论在客观上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他的主体理论无意中为向菲勒斯中心的知识传统挑战提供了理论支持，因而被西方女性主义视为理论先驱之一。在他看来，“文化指定给主体的位置”，“人能言谈，但那是象征使他成为人”，“主体不是在说话而是被说”。语言是“父亲”的，即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支撑的父权秩序所有。儿童在运用语言过程中进入象征秩序阶段。象征秩序实际上就是父权制下的社会文化秩序，它围绕菲勒斯中心主义构成。拉康的主体理论有着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揭示出主体是语言和文化的构造物，主体性并非与生俱来，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而是他者给予的，进而对性别提出质疑。他认为，所有会说话的生物都必须排列在性别分界线两边，但任何人都可以越界到对立的一边，这在客观上是对女性主义的有力支持。伊利格瑞指出，在现有的象征秩序即父权制文化结构中，女性无法界定自己，在父权制象征秩序中，女性无家可归。她认为，为了女性主义的利益，必须超越现有传统，建立异质结构的语言系统。她的“内视镜”理论直接借鉴了拉康的“镜像”理论，批判性地考察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学说，并挑战整个西方哲学关于女人的定见，是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拉康学说对她的理论建构是决定性的。不管是否被承认，伊利格瑞的确是一位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家。

二、“文化的另一种语法与文法”：性别差异论

伊利格瑞的理论总体都是围绕差异、尤其是性别差异展开的。在她看来，性别差异问题是时代哲学的根本问题：“性别差异问题即便不构成一个时代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进行透彻地思考，性别差异或许就是我们时代的那个能使我们获得‘拯救’的问题。”她赞同以女性书写理论来反抗父权制文化秩序，争取女性自身的权利，但反对一味追求男女平等而忽视差异，从而提出“阳性女性”和“阴性女性”的概念，而阴性女性即性别差异论。

她的女性主义理论始于对精神分析学的反思和质疑，但并未仅限于此，她的批判向纵深开掘，直击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渊薮，即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因为这是所有思想的深层结构和基础，只有对西方传统哲学施以批判，才能从根本上摧毁父权制文化的要害：“毋庸置疑，这个古老的文明不会只有一种语言，一套字母，女人的欲望绝不会像男人的欲望那样只有一种语言，但她的欲望可能被古希腊以来支配西方的逻辑掩盖了。”她在一次访谈中曾鲜明质疑以往哲学话语的权威性：“究竟是什么可以保证其系统性的权力、其聚合的力量、其策略的英明、其法则和价值的普遍适用？换言之，究竟是什么保证了其主宰的地位、其对各种不同历史生产的潜在挪用权？其将所有他者都简化到同一原则、简化进它最大的普遍性中的权力？其将性别差异消灭在‘男性主体’可以自我代表的体系之中的权力？”伊利格瑞还批驳同一性。在她看来，在西方哲学中，同一性特征无处不在，结果是压抑了真实的差异，女性被遮蔽，女性特征被视为匮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符号界)内，女人是缺席的，或者说存在于语言之外。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看来，象征秩序是以菲勒斯为中心的父权制文化体系，而女人是不存在于符号界之中的，因而无法表达自己的存在或性快乐。正如拉康所说：“所有女人都被排除在事物的本性——即词语的本性——之外。这也正是她们现在有诸多不满的原因。只不过她们不知道她们在说些什么，这是她们同我的全部区别之所在。”对此，伊利格瑞批驳道：拉康的话“再清楚不过了。女人处于被排除的位置上。她们对此或许有抱怨之声。„„但话语的规则是由男人制定的，所以只有男人的话语才知道排除的是什么，而且男人的话语对女人的排除是永久化了。对女人来说，逃避排除的希望几乎是不存在的。对女人的排除是内在于某种秩序的——那无非是男人的话语之秩序”。

她认为，男人眼中的女人和女人眼中的女人是不同的。这主要是从拉康的想象期和象征期理论引发的，伊利格瑞同意这种划分法，但不同意拉康对女孩在想象期的阐释。她认为，到目前为出，关于想象期与妇女的一切都来自男性观点，对女性性征的理论表述都是在男性的参数中进行的，我们所知的都是阳性女性，即男人眼中的女人。父权制文化宣称“可以用一种概念形式来表达女性(feminine)就是让自己重新陷入‘男性’的再现体系，妇女在这里落入了为(男性)主体自恋服务的体系或意义的陷阱”。

在伊利格瑞看来，还应该有一种阴性女性，即女人眼中的女人。男人眼中的女人并非真实的女人，因为“男性论述除了把妇女或阴性理解为男人或阳性的反映，从来就没有能力做出不同的解释”。所以，根本不可能在父权制的结构和文化秩序中思考阴性女性，“当男人观看女人时，他看到的根本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的反映、男人的形象或妇女与男人的相似性”。因为女人在想象期的生活并非男人想得那样可悲，而是充满可能性。何谓“阴性女性”？同西苏一样，伊利格瑞认为必须避免通过任何确定的陈述去断言这种女性是什么，以任何一种方式去定义女人都会重蹈覆辙，再造的还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女性。在父权制的象征秩序中，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同样阻碍和禁锢女性的思想。

虽然拒绝为阴性女性下定义，但她还是尽力廓清其特点。首先，她主张重建母性谱系。父权制文化主要依从父子关系诠释文明的演进，而母女关系却一直是顺延父权制思路被演绎，并被严重扭曲和压抑。伊利格瑞称母女关系是“黑暗大陆”中的“黑暗大陆”，她认为，母女关系“构成了我们的社会中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内核。对这一关系的思考和改变会削弱父权制秩序”。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中，女人的社会职能和特质主要被规定为生殖和哺育，即女人只作为母亲被重视，从不作为独立的主体存在于父权文化中。从女儿到母亲囊括了女人身份的全部，没有给女性充分做女人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不能充分做女人则意味着女儿没有了成长为女人的可能性，她日后的身份直接被母亲的身份所替换，成为父权制文化认可的母亲。伊利格瑞认为，女人的正常人生轨迹应该是女儿——女人——母亲，为此，必须建立母亲谱系，创造女人的社会性和自己的文化和象征秩序。对母女关系的彰显，不仅可以确立女性的谱系和确认女人的身份，还能够正确探究有关女人的性与欲望问题。

其次，伊利格瑞从性体验的角度，反驳精神分析学对女性性快乐的误读。她批评弗洛伊德和拉康等只关注看得见的阳具，而无视女人的身体和独特的性体验，认为女人的性快乐是不完整、不正常甚至是不存在的，这种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显然不符合实际，甚至是霸权性的。伊利格瑞认为，女人有独特的性器官和性快乐，女人的性快乐不会像男人一样单一并受到限制：“女人却全身都是性器官。她几乎能随时随地体验快感。„„就说她的快感分布情形吧，远比想象的丰富，比想象的更复杂，更微妙„„”她指出，女性要体验和探索不同的自我，不要把自己当作支配性意识形态的狭窄边缘构架下的“废物或多余”。伊利格瑞主张，无论在同性恋还是在异性恋的关系中，女人应该是自立和自主的，并自由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她明确指出，为了确认女人的谱系和确定女人的地位，“我们必须发现我们的性身份，发现我们的欲望、性自娱、自恋、异性恋和同性恋的独特性。„„我无意让任何人在这些可能性中抉择。但要想发现女人的性身份，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女人有不限于阳具模式的性快乐”。

再次，伊利格瑞还主张创造女性自己的语言。作为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她和拉康一样看重语言符号之于人的重要性，并充分认识到男人因进入符号所建构的象征秩序而成为主体，女人因在符号界之外而成为“黑暗的大陆”。伊利格瑞提出，女人可以被再现于符号界，女人不仅要谈女人，而且要以女人的身份去谈女人。不仅要避开男性的语言，而且也要坚决避开中立语言。寻找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性”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有真正的中立，而且寻找中立在道德上会产生误导，有掩饰自我和胆怯懦弱之嫌。她强调，女性不会在客观性里获得解放，在她看来，“在科学语言里，‘我’、‘你’或‘我们’都不存在”。她号召女性鼓起勇气，用自己积极主动的声音讲述，抛却由非己之声所换来的虚假安全感和最终的不真实。

伊利格瑞在《非“一”之性》中提出了“女人腔”的话语主张，以女性立场套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弗氏认为，男性快感集中在阳物上，是单一的、线性的，故男性话语追求的是理性；女性的快感是多元的、扩散的、包容的，故女性话语是多重的、流动的和无中心的。在理性化的男权社会，女性话语是低等的和被排斥的。伊利格瑞反其道而行之，她认为这种多元的、非中心的“女人腔”正是对抗单一的男性中心话语的有力武器，女性的非理性神秘主义话语本身，就是扰乱和颠覆以语言为基础的父权象征秩序的秘密武器。

三、理想的两性模式：双重主体的共存与飞翔“二人行”

伊利格瑞的批判目的不是建立母权制——那无疑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她的目标是摆脱父权制文化的樊篱，创造女人的社会性，彰显女人的真实存在，即向世界展现阴性女性。因此，她在批驳和颠覆父权制文化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重建两性社会文化秩序的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二人行》提出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倡导建立两性主体相互尊重差异的文化。

《二人行》，顾名思义，就是探讨人与他者如何在世界上共存的问题，该书用散文诗的文体风格和充满诗性哲思的语言，表达对美好的两性关系的期许。她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差异之上的，差异产生意义，产生尊重。性别差异在人类社会中尤其重要：“人类是在两性间实现的。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从诞生之时起，就负担着实现自身性别以及与另一性别共同实现人类的使命。”、“二人行”的“二”，就是肯定性别差异，承认每个人都是主体，因为“性别差异是人身份的一个部分，是人和自我实现的一个特殊领域”。

在《二人行》中，伊利格瑞还批判了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等男性哲学家理论中性别差异视角的缺失。她认为萨特“没有谈及他者的性别”，“没有任何关于性别差异的暗示”，而是“更致力于将他们雷同起来”，这使得“他赋予两性以同一特征，这使得他也赋予两性同一意识”。梅洛—庞蒂现象学理论的本质依然是主客二分法，其结论认为女性是被感知的被动物体，要实现自我的拯救和超越，男人必须远离女人和肉身。这些观点中潜含着西方传统哲学重理性轻感性、重精神轻肉体的价值取向。同样，列维纳斯对总体性理论的思考和构想更是以男性为中心，排除了两性互为主体性的维度，无视性别差异的存在。在伊利格瑞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菲勒斯中心主义宰制的结果是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堕落：“渐渐地，我们失去了看自己，听自己，抚摸自己，感知自己的习惯，我们说着‘我爱你’，人却看着他处，或者呆在黑夜里。”“我们在我们之外寻找不真实的自己，我们渴望拥抱，却相互疏远。”“我们把彼此想象成上帝或魔鬼，天使或妖魔，而不是男人(们)和女人(们)，存在于凡间的、彼此影响的男人和女人。”“存在的他者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的客体、一个人为的存在，一个丧失斗志、理想和精力的机会和同谋。”要克服异化，消除人为的灾祸，重建生命和谐世界，必须建立对他者的正确哲学理解，“关注他者，尊重他的不可见，打开宇宙中的黑洞或亮点。就在我的目光不可企及的地方，开始了世界的重建”。伊利格瑞多次强调，要尊重他者，尊重差异，甚至尊重他者的不可知性，因为不可知保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知道你存在，这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不认识你吗？”“难道不是这种不可知使得我们保持了二者的关系？”“你，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或我的。”“我们间，这永远不会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它是我们的第三维度，我们由此以不同的个体身份交往，不同的肉体，不同的精神。”因此，要保持差异，不被同一，我们与他者之间，即两性之间必须灵肉相对，彼此倾听，也倾听星宿的话语，让他者保持自由与独立甚至神秘，“让他者自由，丝毫不要占有，凝视他如同看一个无法更改的存在，把它视为不可企及的来享受，看着他，听他，抚摸他，同时知道我所感知的并非我拥有的”。

由于受东方文化(主要是瑜伽、佛教文化)的影响，伊利格瑞提倡凝视与静观，倡导人类要学会相互感知，关注身体，休养生息。同时她强调要重建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还要付出爱，通过付出爱，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差异，保持自我。“必须付出很多爱才能具备如此的辩证法。必须有足够的爱，才能创造而不是伤害——把他者作为一个整体去爱，爱他的生活中的他，而不是给予他一种生活。尊重他，把他看作一个从他异性(altérité)涌出的源泉。”

在“二人行”的路上，因为有了爱，因为尊重差异，所以两性不会孤独，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女人可以成为男人的向导”。在爱与差异的引导下，人类可以回归自我，并在爱与差异编织的文化时空下，两性才能相互协作，“回归我，回归你。远离占有的痛苦，异己的渗透”，“让怡人的欢欣在区别中高涨”。这样的“二人行”要求我们在审视差异的时候，“不仅仅从生殖功能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人类繁殖和再繁殖的手段，而且也是为了获得和绽放幸福”。

四、多重意义与价值

除上述方面，伊利格瑞的理论还有着浓厚的生态学意蕴，虽然在此方面没有专著和文章。她认为女性和自然都是在父权制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统治之下，都在同一性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之下，女性和自然是男性文化之下被统治的客体，男人习惯了到自身之外去创造、去征服、去爱，这种行为方式是他们固有的，这招致自然的报复和自我的遗忘，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存，必须予以纠正。我们必须尊重差异及每一种主体。自然作为人类的他者也是主体，同样需要尊重。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她一直在证明那个导向父权制建立和对性差异压抑的、强暴性的‘一’的逻辑，在历史上是如此的与人类主体之否认自然对她的恩惠以及不再尊重其本身的自然等等相伴随的。”她认为，当前人类的灾难和危机本身，如战争、灾荒和饥饿等等，都是“由男性单独建立起来的以牺牲女性、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社会体制之合乎逻辑的历史宿命”。因此必须用差异理论和机制消除这种毁灭性的力量，从而拥抱他者，尊重自然。

有研究者认为，伊利格瑞的理论主张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她拒绝为事物下定义，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只能介入其中。但伊利格瑞并不为此感到困窘，反倒认为自我矛盾恰恰是对菲勒斯中心主义所推崇的逻辑连贯性的一种反叛。因为在伊利格瑞看来，“‘她’是自身里面的无限的另一个。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说她容易激动，说她不可理喻，说她心浮气躁，说她变幻莫测——当然还说她的语言东拉西扯，让‘他’摸不着头绪。对于理性逻辑而言，言辞矛盾似乎是疯话，使用预制好的符码的人是听不进这种语言的”。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伊利格瑞拒绝任何理论的束缚，包括她自己的理论，立誓标举差异性理论，反对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同一性意识形态，努力倡扬真实的女性自我。

伊利格瑞的理论并不完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但她对性别差异视角的哲学阐释和论析对于所有的社会、文化、哲学的理论与实践都有新锐的启示，因为性别差异的确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质，如何看待它就是如何看待人类本身乃至人类的所有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性别之间这最世俗和最普遍的关系现在有可能启发我们去创造一种或具体或抽象、或经验或先验的‘关系文化’，它也有可能使我们以民主的方式进入所有其他的多样性存在。”伊利格瑞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常谈常新的，性别差异问题永远具有革命性意义。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年6月24日），法国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者。1969年，克利斯蒂娃出版其第一本书《Semeiotikè（符号学）》之后，在当今的国际批评分析、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领域开始产生影响。她著述广泛，包括书籍、随笔和建筑意义出版物的序言（译注一），其中包括有关互文性、符号学和屈辱性的见解，覆盖语言学、文学理论及批评、精神分析、传记及自传、政治和文学分析、艺术及艺术史。她的著作在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作为法国女权运动的主要拥护者，克里斯蒂娃对美国和英国的女权运动和女权扩张主义的文学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也影响着同时代的艺术读物。但是她对法国女权主义界及其活动的看法颇有争议。克里斯蒂娃在1993年的《妇女时代》上发表的《论精神新疾病》提出了三种女权运动。实际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很多男女平等的建议来建立“统一的女性语言”。

已经71岁的克里斯蒂娃被认为是继西蒙·德·波伏娃之后最杰出的法国女思想家，她从不避讳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所以她也常常被归入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女性主义越出了以往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范围，而是以女性的“母亲身份”为典范，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揭示人的个体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多元的异质性。于是，她接连为三位杰出女性立传，并收录在《女性天才系列》：《汉娜·阿伦特》、《美拉尼·克莱因》、《柯列特》中。在谈到她的《女性天才系列》时，克里斯蒂娃明白地指出：“诉诸每个男人或女人的天生才资，并不是低估历史的意义，而是试图超越女性的条件，就好像超越一般人的条件那样，超越生物学、社会和命定的界限；这也就是要强调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反抗各种决定因素的规定而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两种倾向大致可以概括为同一性和差异性。但我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两性的存在，这就如中国传统中所说的阴阳，女性身上也有阳，男性身上也有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男女的差异性，人类由男女组成，如果取消性别差异，大家都成为中性人，比如现在生物科技中所做的克隆人，那对人类文化可能是个灾难。文化需要两种性别的存在，需要我们每个构造不同的身体。所以我在那三本书（指阿伦特、克莱因和柯列特的三本传记）中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性别，我是克里斯蒂娃，在我身上大部分是女性特质，但我也有男性特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组成了克里斯蒂娃的性别。每个人的个性性别其实是一种组合，每个人的个性组合都是不同的，这其中就包含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所以我说，将来，我们更多应该去思考每个人的性别组合，而不是绝对地区分男和女，甚至把男女对立起来。

克丽丝缇娃先从「识」的定义来做讨论。经由思考认为「意识」是由语言构成的。例如：父母，主奴，尊卑，经过论述後，认为主跟卑并没有一定的好坏，从「字」上完全改变它的定义。打破二元对立的关系，放进一个第三者的概念。何谓主体？透过母亲将小孩送到父权机构，母亲是一种推动的力量，而小孩也一定会受到社会的压制，成为社会希望的样子。而今天也因为有这样的压抑，也才能有主体的存在。例如：性为一个禁忌，若反抗此机制则成为一个主体。所以压抑和主体是一体两面。而在这样的压制的社会中，该怎麼成为主体？克丽丝缇娃认为人没有独立於社会外在的意识与自由，人天生就是不自由的。要不断的怀疑自己的意识，要不断的怀疑自己所有既定的观念，藉由这样的一个过程成为主体。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自己，亦藉著禁忌来看自己，产生不断的辩证的手段，来成就自己的主体性。是一种自我异化的过程。整个主体建立的过程就是不停的反省、异化、辩证。个人对于女权主义的看法

女权主义，并非是为了否定男权主义，解构男权主义。而是为了改变妇女现存生活状况。最为重要的是妇女在社会不断变革的今天，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女权批评，通过分析妇女的从属地位形成的原因，提高妇女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文化在自我认识中有重大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非常相似的出发点，两者都相信，人一旦从有自身和现实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掌握了真理的武器，就能产生解放自己的力量。马克思说我们必须怀疑一切，女权主义者也同样具有怀疑精神。但是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者在女性史中找出女性文化的根，从而更为积极面对父权制的压制，这一点很值得赞同。如今，女权主义批评深入各个领域，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使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发生的一定的变化，也为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第二篇：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源自西方，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味着妇女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以现代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女性主义的通常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大部分的女性主义者在政治上采取整体观的行动路线。

女性主义在西方社会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影响，当中包括女性投票权；较为平等的工资；提出离婚的主动权，获得大学教育的权利等。女性主义者希望改变语言的运用，并非希望要求女性有平等权利或在政治论述中取得影响。

女性的发展，是在自我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从而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在社会中立足。女性的解放、自由和发展，是女权主义发展的三部曲，归结在女性的发展，创造女性的文化，从而对整个人类走出危机境遇获得广阔的发展前景而做出贡献。Evaluation feminism

Feminism, derived from the west, with the female experience for the source and motivation of the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movement.The word feminism, first appeared in France, means that the women's liberation, then to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gradually popular.In a modern philosophy and social movement point of view, feminist usually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inkers 18 th century for the origin.Feminism in the 19 th century gradually into organized society movement, because when people are more and more believe women in a male in the center of the society by not equal treatment.Most of the female activists in politics take whole to the concept of the action line.Feminism in western society made a lot of important influence, including women suffrage;More equal wages;Divorce the initiative, a college education rights, etc.Feminists wants to change the use of language, is not expected to ask women have equal rights or in the political discussion get influence.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is in the identity and social identity, and thus in the society of the status and deserved in society based on.Women's liberation, freedom and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eminist trilogy, concluded on women's development, create the women's culture, and to the human situation out of crisis for the prospect of and make contribution.

第三篇：浅谈女权主义

浅谈女权主义

摘要：女权主义是西方社会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是近、现代西方妇女运动的意识形态。自第一次女权运动以后，女权主义在政治领域赫然崛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来几经挫折，但由于女权主义在研究对象、思想方法、价值观念、政治观点诸方面始终独树一帜，总体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女权主义以两性关系为政治研究的中心议题，反对性别的歧视、压迫、剥削，追求两性的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以男性为主题的其他各种政治思潮形成了挑战和冲击。

关键词：女权主义；政治。

1女权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女权主义”一词出现于19世纪末，但是女权运动的发端却要早得多，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妇女的处境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断下降。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使得西方妇女愈益无法忍受现实中的两性差别。她们开始以种种方式争取与男子相同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诸如受教育、财产、就业、离婚等方面的权利。

1.1第一次女权运动

世纪中叶兴起的女权运动被称为第一次女权运动，或第一次女权运动高潮。它的高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是妇女争取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法律权利的运动。斗争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国家，指向那些将妇女排斥在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以及其他权利之外的国家法律。

第一次女权运动主要有三个目标:①争取女性选举权。世界各国妇女在争取选举权的过程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例如，美国男权主义者曾宣称:“如果给妇女选举权，你就得在每个县建立疯人院，在每座城镇建立离婚法庭。女人太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不能介入政治。”尽管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妇女运动还是取得了胜利。自1848年7月，美国女权运动发表了《妇女伤感宜言》后，美国女权主义者全力组织妇女参加争取参政权的运动。1917年，美国妇女运动团体“妇女国会同盟”和“妇女党”组织了连续24小时对白宫的示威。192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9号修正案.明确规定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妇女获得了完全的选举权。在英国，妇女的选举权是分两步获得的，在1918年，30岁以上妇女获得选举权，到1928年妇女最终获得同男子同等的选举权。②争取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各国妇女纷纷提出实现受教育的要求，女子学校大量涌现。一些女权主义者们曾就女童的教育内容应不应与男童一样，男女学生的考试内容应不应该相同等间题展开辩论。在1868年，剑桥大学为女生提供了单独的考试。这一做法在女权主义者当中引起激烈的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③争取女性就业权。在 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生育和抚养子女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女人的天职就是留在家里生育和抚养子女。妇女到社会上就业之后，工作和婚姻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已婚女人的就业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希望出来工作的妇女对于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中选择一项感到不公平，她们提出，男人可以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为什么女人就不可以?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应当在劳动市场上与男人平等竞争，同工同酬，这样才能保持经济独立。第一次女权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美不少国家的妇女底得了选举权、财产继承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1.2第二次女权运动

1949年，法国著名作家波伏娃发表了《第二性》，为女权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到来奠定了理论基础。波伏娃在她的书中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种人性，即男性，女人被看作是男性的偏离，因此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她认为“女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人类文化造成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因此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因素不是单纯生理的、心理的或经济的因素，而是社会的。在《第二性》中波伏娃详细地分析了社会文化弱化女性的过程，指出在父制下女性永远是次等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此书被誉为“西方女性解放运动的《圣经》，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高潮提供了理论武器。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高潮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引发这次女权运动的导火索是美国妇女对男性支配的民权运动的失望。20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性运动，以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左派”十分活跃，成为美国当时令人服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他们声援黑人，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反对越南战争，反抗学校当局，猛烈抨击美国的社会制度。这些左翼学生运动激发了妇女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愿望。美国青年妇女纷纷投入这场运动，希望在新社会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事实使她们失望，因为新左派运动中有浓厚的大男子主义。女青年在民权组织中总是做管家和女秘书工作，在重大决策上没有发言权，有些新左派的首领们甚至把妇女当花瓶，或让她们端茶送水做杂务，甚至公开表示“在学生非暴力委员会中，妇女的地位只能如此”，这就激起了“新左派”女性的不满。使公众最为震动的是1968年女权主义者抗议竞选美国小姐的运动。来自加拿大和美国佛罗里达州及东海岸各州的妇女在选美大厅外面的街上进行讽刺表演。她们将一只羊加冕为“美国小姐”，并设了“自由垃圾箱”，将束缚妇女的物品，如束腰、发卷等扔人垃圾箱。这样，第二次女权运动于在美国爆发，而后波及西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68至1970年，英国的新女权运动已遍及全国各地，法国更由于1968年的“五月风暴”的洗礼，新女权运动进人一个新高潮。此外，北欧的丹麦、挪威的新女权运动也蓬勃开展，各种妇女解放组织如雨后春笋。

2女权主义的理论特点

要准确地把握西方女权主义的基本特征非常困难，甚至几乎不可能，学者们基本上无人去尝试。女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男性所主导的其他所有政治思潮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权主义的特征无限多，从而无法充分而恰当地予以归纳，只能就其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作些粗略的描述。

（1）女权主义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思潮，具有明显的性别倾向性。作为一种女性思潮，女权主义不仅在思想观点上代表着女性的利益并为妇女争取权利，而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大多数是女性。因此，女权主义是一种妇女自己的思潮。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虽然也有男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为此而作出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只能成为女权主义的支.持者，而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

(2)女权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而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常常从其他流派吸收理论营养，并与其他政治思想结合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在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绿色政治、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后现代主义等政治思潮的影响下，女权主义内部形成了自由女权主义、社会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心理分析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浪漫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政治价值取向不一致的众多主要流派。他们各执一端，相争而又互补，无一能够代表整个女权主义。女权主义的思想米源多元化与社会民主主义、绿色和平主义颇为相似，甚至比它们走得更远。

(3)女权主义在思想上具有明显的随意性。一方面与传统政治思潮尤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主流思潮相比，女权主义具有极大的随意性，情绪的宣泄远远多于理性的思考。方法论不明确，甚至不讲究;逻辑不清楚，推论时断时续;语言、甚至数据高度夸张，牢骚、乃至咒骂比比皆是;观点(包括结论)自相矛盾，缺乏无可辩驳的说服力。然而另一方面，女权主义的文献直抒胸臆，又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越来越多的女权分子相信，这种模糊思维取决于女人自身的生理条件，因而在心理上势必有别于男人，其直觉往往压倒理性。

(4)女权主义与其他男性理论相比，体现出强烈的温和色彩。无论某些女权流派或者女权分子如何激进，如何呼唤妇女解放、女权革命，甚至大谈性别战争，却从来没有任何女权主义理论代表鼓吹任何形式的暴力革命。即使实践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抗性群体破坏活动，也不过纵火而已。其明显的原因在于暴力不是女性的优势。根本原因在于，就人类的生活和延续而言，两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均有相互依存的一面。因而在斗争的向时，双方还不得不谋求妥协。

3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潮前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仍然十分活跃，涌现出大批理论著作，其中美国妇女B·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起了运动先声的作用，她发起的“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全国妇女组织)后来达到240多万人，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团体。继《女性的奥秘》之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如:理查兹的《怀疑一切的女权主义者》1982,G·斯蒂奈姆的《愤怒的行动和日常的反抗》(1983)欧金的《性别、正义与家庭》1990)等，她们的思想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一)继续坚持男女两性具有相同理性

在人性论这个政治理论的出发点上，自由女权主义认同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即持一种理性至上的信念。传统自由主义主张把人的活动分为理性和感性两个相互冲突的领域，并认为理性高于感性，人类有能力区别于、并且优越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性。但传统自由主义只是将理性的桂冠戴在男人头上，认为男性具有勇敢、自信、开放、进取、宽容等一系列相关的优点，而女性不具有理性，或女性的理性低于男性，女人常常在“冲动(感情用事)”的标签之下，同怯懦、轻浮、琐碎、蝙狭、封闭等一系列缺点联系在一起。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历来不接受这种流行观念，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继续坚持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两性理性无差异”理论，认为两性的本质、尤其理性的基本特征没有太大的区别，男人能够做到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到.社会舆论对两性的不同理解实属男性的产品，甚至就是排挤、压制妇女的借口。正如密尔所说:“现在被称之为妇女的天性明显地是人为的事一一在某些方面是强制压迫的结果，在另一些方面是不自然的刺激的结果。”(二)男女两性应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但西方传统观念出于性别偏见，认为妇女天生软弱无能，仅仅适合有限的特定职业，例如医务、服务、文秘、教师等等。而不能从事投资、政治、传教等工作，更不用说军事、警务等需要高度体能和胆量的行当。在同一个部门或者单位，两性有明确的“分工”，男性员工大多待遇好、地位高，女性员工恰恰相反。即便在所谓适合妇女的领域，两性也有明显的主从之别。例如在医院，院长、科主任和资深医生大多为男性，女性主要充当护士;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哈佛大学，文科的近500名资深教授竟然是清一色的须眉。事实上在就业和竞选活动中，如果男女两名对象或者候选人能力相当，女性一般都会“莫名其妙”地失败。这一切，传统上就连自由派的男子都觉得天经地义，认定女人其实最适合在私人领域持家，而不是在公共领域驰骋。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从更加彻底的理性主义出发，执着地追求性别平等，或者性别正义，因此而得名“平权女权主义”。她们中有些人甚至认为，除了生理构造之外，两性在责任、命运、活动方式等其他方面没有区别，因此，反对对妇女的任何歧视，要求摆脱“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突破家庭这个私人领域的限制，进人在传统上由男人把持的公共领域。渴望享受与男性同样的个人理性选择以及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种人权、待遇和机会，在同样的市场规则下进行公平的、公开的竞争，以取得自我的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例如在教育方面，自山女权派一向反对传统的、带有歧视性的性别隔离制度，要求两性实行内容一致的混合教育，以充分发掘妇女的潜能口“不仅男女两性的德行，而且两性的知识在性质上也应该是相同的，即使在程度上不相等。”在就业方面，强烈要求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对两性一视同仁，绝不能出于性别原因而排斥妇女。她们相信，妇女的解放还能让男人摆脱养家糊口和保卫祖国的重负，从而解放自身。

(三)改革不公正的法律与教育体制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之所以显得不如男性，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因此，妇女应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和相应的法律改革。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美国基本上是遵循对所有人一律给予公平和自由的原则的，只是这种公平和自由还应当进一步扩展到妇女身上。由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及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推动下，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同工同酬法案”,20世纪60年代末，又对民权法案作了修改，把雇佣中禁止性别歧视的内容列人了法案;70年代，美国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全国妇女组织(NOW)又掀起了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的运动，要求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规定“合众国或任何州不得以性别为由，剥夺或限制法律所规定的妇女的平等权利”。迄今为止，美国宪法修正案共有26条，所以“平等权利修正案”又被称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早在1971年和1972年，美国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这项修正案。但是根据规定，宪法修正案还必须得到美国50个州中3/4的州即38个州的批准，才能最终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但是到1978年为止，这项修正案只得到35个州的批准，为此，国会不得不将批准的限期从原来的1979年延长到1982年，但到1982年6月30日为止，支持此修正案的州仍然只有35个，因此这息。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两党的候选人都曾对此项修正案发表看法。虽然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阻力很大，但女权主义者还会继续斗争下去。项修正案只得被废弃。尽管如此，美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从未止.(四)认同现存的政治秋序及价值体系

自山女权主义形成2个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女权运动中最大的流派，并且为异性所领导的主流舆论所接受。这主要是由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立场温和，基本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及其价值体系，承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比较容易同其他利益集团达成妥协。

第四篇：女权主义~

Women throughout the ages have protested the limitations imposed on their lives by 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In the fifth century, Hypatia, an influential Roman scholar, sought a reawakening of female dignity and power;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Christine de Pisan chronicled the achievements of women and instigated a debate across Europe on women’s equality;two centuries later Anna van Schuman, a Dutch woman, wrote books in support of women’s education.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Abigail Adams lobbied her husband, John, to “remember the ladies” 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aged on in the name of equality for all men.Soon after, in England in 1792, Mary Wollstonecraft was writing the feminist trac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But the first wave of modern feminism is usually declared to have begun in 1848, with 100 women and men at 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There, Elizabeth Cady Stanton and Lucretia Mott threw down the gauntlet for women’s suffrage;afterward, feminist Susan B.Anthony joined Stanton to lead the movement.Neither womanas well as long-term active feminists themselves—is bringing an ever-broadening perspective to the bargaining table of women’s rights.These women have been delving into some of the early feminist thoughts on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underlying all moder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s, and they include the problems of racism and classism in their analyses.This generation too, accustomed to contemplating systems(such as ecosystems)and not just the individual factor, is looking at the entire system, from home to work to voting booth to religious institution.Many are questioning why women are expected to adapt to a world created by men.Many are lobbying for an adaptation that goes both ways.And many are rejecting society’s old definitions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woman and replacing them with their own definitions, remembering feminist Mary Daly’s admonition that the right to define is power.In this generation, women are studying at West Point and winning Rhodes scholarships, and they expect to earn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This is the Title IX generation, women who grew up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Little League teams, to play in soccer leagues, and who had access to school basketball and volleyball courts and to softball diamonds.This generation looks out at a world of women surfing alongside men, a powerful third wave.在整个年龄的妇女提出抗议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限制社会、政治和宗教的人们。在第五世纪一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Hypatia罗马学者,找了再度活跃的女性的尊严和力量

在十五世纪克里斯汀·德·刚被记录了女性的贡献和煽动辩论整个欧洲对妇女的平等权利;两百年后安娜·范·舒曼,荷兰的女人,写书支持女子教育。

在美国的殖民地,阿比盖尔·亚当斯游说她丈夫约翰女士“记忆”美国革命名义激烈平等所有的人。不久以后,在英国1792年,玛丽·渥斯通克拉夫特·写辩护道的女性的权利的女人。

但第一波通常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公布,开始于1848年在100女性和男性的塞尼卡福尔斯会议。在那里,伊丽莎白Cady斯坦顿和everglades挑战来丢掉了妇女选举权;后来,女性主义苏姗·b·安东尼加入斯坦顿带领运动

womanas以及也带来了themselves-is长期活跃的女权主义者ever-broadening视角讨价还价桌旁妇女的权利。这些妇女的钻研一些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对男权结构潜在所有现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classism于种族主义和在他们的分析。

这些妇女的钻研一些早期的女权主义思想对男权结构潜在所有现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有classism于种族主义和在他们的分析。这一代太习惯于考虑系统(如生态系统)而不只是人的因素,正在看整个系统,从家到工作要投票摊宗教机构。

许多的问题是为什么女人将适应创造的世界被藐视。许多在游说,改编而成的都是如此的方式。和许多拒绝社会的旧有界定这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女人和替换他们记住他们自己的定义,女性主义玛丽·权利警戒的定义就是力量。在这个世代中,女人是研究并赢得西点罗兹奖学金,而且想要获得同工同酬。这是一代,妇女第九条长大的机会加入,少棒队伍参加足球联盟,他们能够在学校学习篮球和排球法院垒球钻石。看这世代的一个世界的女性与男人一块冲浪,一个强大的第三次浪潮。

第五篇：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批评

从两性文化的意义上说，西方的文化传统是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与男性自古不同。亚里士多德声称，妇女之所以是妇女，乃因她们缺少某些品质。圣托马斯•阿吉纳斯认为，女人是“不完善的男人”。英国诗人多恩写《空气和安琪儿》时也间接提到阿吉纳斯的理论：形式是男性的，物质是女性的；优越感如神的男性理智，将它的形式压印在柔顺的、无自动力的、女性的物质上面。在孟德尔之前，男人视其精子为活动的种子，精子将形式给予等待着的卵子，卵子在接受男性的效应之前没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埃斯库勒斯的三部曲《俄列斯特》里，雅典娜让阿波罗提出的男性的看法胜：母亲不是她孩子的双亲之一。就是说，男性理智原则的胜利，结束了肉感的、女性的复仇女神的统治，确立了男权统治的地位。

这种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正是为了批判和反对这种占据主流的文化传统，女权主义才得以兴起并不断发展。

（一）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

特丽尔·莫伊曾说：“最近十年来，女权主义者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等术语。„„只有清楚地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才能说明当地女权主义

①中真正关键的政治和理论问题。”因此在论述女权主义批评之前，有必要对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这三个术语的概念略加说明。

女权主义（Feminism）是一种政怡观点，指赞成并支持60年代后期新妇女运动所提的目标。因此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话语话，它赞成并支持反对男权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斗争，而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中的性別问題。由于这种政治性质，不论什么方 法或理论，只要适合女权生义的目标，无一不可应用。换言之，一切承认是女权主义的批评和理论，必须与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联系起来。也就是与性或性别政治联系起来。因此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揭露男人对妇女女的统治，这种统治如何构成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以及如何提供它的最基本的权力观念。

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将现行的批评方法政治了；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批评逐渐变成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女权主义者处于与其他激进批评家相似的地位，在学术机构外围，从边缘立场讲话，强调所谓“中性”或“客观”作品中也有政治，在“批评家”一词最广泛的意义上充当文化批评家的角色。

就文学方法和理论选择而言，女权主义是多元化的。如前所说，不论什么形式，只要适用于它的政治目的，无一不为其所用。其实,既然女权主义坚持男权统治的普遍性，它必然是多元化的；因为，既然男权统治普遍存在，就不可能有纯属女权主义或妇女的空间。一切思想，包括女权主义思想，无一例外地要受男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当然，问题不在于某种思想的始源，而在于它的实际运用和效果。就是说，关键不是看一种理论或方法首先由男人或女人提出，而是看它的实际运用和效果是否具有女权主义特征，事实上，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许多女权主义批评家都曾借用他人的思想，例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借用了雅克•德里达的哲学；美国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借用了哈罗德·布鲁斯的文学理论；还有一些人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心理学，解释性別差异和男权社会的性别构成。

由于女权主义是政治性的，所以并非一切妇女都同意女权主义。就是说，女权主义和妇女的槪念不可混淆。妇女写的论妇女作家的著作，并不一定都反对男权思。文学中的某种妇女传统，也不一定就是女权主义传统，正如罗莎琳•考沃徳所说：““决不能说以妇女为中心的著作必然与女权主义有关。以妇女为中心的小 说决不是一种新现象。‘米尔斯和布恩’，出版的浪漫小说由妇女所写，被妇女阅读，为妇女销售，一切都是关于妇女的。然而，以性、种族和阶级服从为基础的幻想，常常构成这些小说的特征，它们最最脱离女杈主义的① 目的。”不过，确实有人将“女权主义的”文本与“妇女的”文本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他们设想描写专属妇女的经验本身就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单从一方面看，这是正确的，既然男权制总是压制妇女并抹杀妇女的经验，那么使人了解并认识这种独特的经验无疑是一种反男权的策略。但另一方面看，妇女的经验也可以以异化的、欺骗的、乃至低下的方式表现出来，描写这种经验的作品并不是为了妇女的解放。因此，决不能把妇女的经验当做女权主义政治的本质。应该说，共同的妇女的经验，本身并不形成对妇女处境的女权主义分析。一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经验，并不一定就与他人结成共同的政治阵线。虽然女权主义重视反男权的妇女经验，但作为一种政治性的理论，它不可能仅仅是那种经验的反映或后果。

确实，女权主义批判大多评论妇女作家；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而不是对女权主义批评的界定。女权主义批评相对统一的原因，不在于它的对象，而在于它的政治观点。女权主义批评家完全可以评论男作家的作品。事实上，不少女权主义者都这样做过，例如，凯特·米莱特在《性的政治》（1969)里就论述了诺曼·梅勒、亨利·米勒和D.H.劳伦斯等男性作家，揭露了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性别歧视。

与“女权主义”和“妇女”的概念相似，“妇女”也不可与“女性”的概念混淆。长期以来，许多女权主义者惯于用“女性”表示“社会构成”(即文化和社会标准所造成的性别特征和行为模式），用“妇女”和“男人”表示纯生物上的性别差异。就是说，“女性”表示修养，“妇女”指自然属性。“女性”是一种文化构成,是后天生成的。从这种观点出发，男权压迫包括把某些社会的女性标准强加于生物性的女人，使人相信那些女性标准是“自然的”或“天生的”，而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妇女便是“非女性的”或“不自然的”。事实上，“女性”和“妇女”两个概念的混淆，恰恰是在男权制的影响下形成的。男权制要求人们相信存在某种妇女的本质——“女性”。因此，女权主义必须澄清这种混淆，明确“妇女”和“ 女性”的差异：妇女都是女的，但并不一定都有“女性”。

不过，女权主义并不想固定“女性”的含义。因为男权制已经确立了一套“女性”的特征（如温柔、怯弱、训从、谦卑等等），如果女权主义再确定一套 “女性”的特征，势必会形成二元对立中的一个方面，重新陷入男权制的陷阱--毕竟一向是男权主义者相信“女性”的品质。例如，如果女权主义者对男人说妇女女是强有力的和富于创造性的，其意识深处仍然是希望得到男人的承认。

按照以上对女权主义、妇女和女性的区分当前西方的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范畴：“妇女”批评和“女性”理论。“妇女”批评指以某种方式集中于妇女的批评，但不注重从政治上研究运女作家和作品，它本身不是女权主义的，但以妇女为其观察研究的客体。不过在男权制的社会环境里，即使对妇女作家和作品的非政治研究，也必然被客观地认为是对女权主义事业的支持，因为它毕竟使妇女受到了注意。当然，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妇女”批评则另当别论。“妇女”批评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批评家。

但是，在女权主义批评领域里，大多数重视“妇女”的批评 家都采取女权主义观点。因此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华尔特提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批评:一种是“女权主义批评”，关注作为读者的妇女；另一种是“女性批评”，论述作为作家的妇女。肖华尔特认为，第一种虽然论述男性作者的作品，但在批评中仍然侧重于妇女，因为它一般要由妇女实现，以妇女的经验为依据，洞穿男性作者歧视妇女的手法。第二种完全集中于妇女的写作，以经验为根据，说明妇女写作的每一个方面,如作品的历史、题材、风格、结构、以及妇女的创作心理等，同时提供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对肖华尔特来说，论述妇女作家本身就是一种女权主义行为，但被论述的作家并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在她看来，认识妇女的创造性比认识作品的政治观点更加重要。

现在再简单地看看“女性”理论。就其最简单的定义而言，它指的是关于女性构成的理论。但构成论者不一定是女权主义者。例如弗洛伊德的理论提供了性别差异的分析基础，强调性特征不是天生的、生物学的本质，而是婴儿进入人类社会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构成，但弗洛伊德非但不是女权丰义者，而且还常常受到女 权主义者的抨击。因此所谓“女性”理论实际是读者或批评家应用的一个范畴，并不是女权主义本质的东西。

1、安·杰弗逊和戴·罗比合编《现代文学理论》（第二版）（新泽西，1986），第204页。

2、伊莱恩·肖华尔特编《新女权主义批评》（纽约，1985），第230页；其中“米尔斯和布恩”为一家出版商的名称。

（二）女权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西方学术界，传统的看法认为理论是男性的。男人的严密谨慎、勇于进取和富于雄心的特征，使他们更适合于理论研究，因此女权主义者经常揭露男性科学中虚伪的客现性，回避理论的固定性和确定性，希望发展一种女性的话语，从观念上摆脱公认的、由男性产生的理论传统。

西蒙.德伏娃在《第二性》(1949)里明确提出了女权主义基本问题。她指出，如果一个妇女想说明自已，她一开始会说“我是一个女人”；但男人是不会这么说的。这个事实说明，“男性”和“女性”决不是对称的。英文“man”(男人）可以泛指所有的人，而“woman”(女人）则不可。（同样，汉语里的“他们”可以包括男和女，而“她们”则只指女人。）在西方，这种不平衡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妇女分散在男人中间，没有独立的历史，没有自然的统一性，也没有像其他被压迫团体那样联合起来。妇女处于与男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中；男人为主，女人为次，或男人第一，女人第二。男人的优势造成了妇女屈从的意识形态，立法者、牧师、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都试图说明妇女的从属地位乃上天的意志，因此保持这种不平等关系对人间有利。德伏娃指出，由于男人相信妇女天生低下，所以才形成妇女应受压迫的观念。虽然抽象的“平等”不绝于耳，但真正的平等却从未实现。因此只有妇女本身才能说明妇女的特征。

大多数对性别差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生物学、经验感受、话语、无意识和社会经济条件。从生物学出发而无视社会生活的观点，主要为男人所用, 他们企图以此维持妇女所处的地位。所谓“妇女只不过是个子宫”的说法，淸楚地概括了这种态度。换言之，妇女的身体就是她的命运，如果怀疑其身体的性的作用，那就是违背自然法则。不过，有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也赞颂妇女的生物学特征，认为那是妇女优越而非低下的源泉。这种辩护常走极端，有时甚至陷入虚幻的女子沙文主义观点。

从经验感受出发，诉诸于妇女的特殊经验，认为它们是艺术和生活中女性价值的源泉，常常构成激进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她们认为，既然只有妇女才经历女人特有的生活经验，如排卵、行经、分挽等，那么也只有她们才能谈妇女的生活。她们强调，妇女有着不同的感觉和情感，妇女观察事物的方式与男人不同，对事物的感觉和看法也不同。这些差异只有在妇女著作里才真正得到体现，因此研究这些差异的文学表现应称之为“女性批评”。

话语是女权主义者最关注的一个方面。这与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的流行相关。她们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基本上是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的压迫。因为，如果接受福柯的理论，承认“真实性”取决于对话语的控制，那么人们就有理由相信，男人对话语的支配已经使妇女陷进了男性的”真理“。从这种观点出发，女作家与男作家争夺对语言的控制便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有些女权主义者也采取相反的观点，如社会语言学家罗宾•拉考夫认为，妇女的语言实际是低劣的，因为它缺乏阳刚之气，包含软弱和不确定的范式，多集中于琐碎、轻浮和不严肃的事物，且过于强调个人情感反应，因此妇女如果想在社会上与男人平等，她们就应该采用男人的话语。然而大多数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已经被强行灌输了这种男权意识形态，必须揭露、批判并与之斗争。

第四个方面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深受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一些女权主义者完全脱离生物论，将”女性“与无意识过程相联系，认为那些过程会暗中破坏男性话语的权威。如她们相信，凡是有助于自由发挥意义的事物都是女性的，因为女性的性特征是革命的、破坏性的、异质的、”开放的“，既无范围限制，也无原型化的危险。所以，即使有什么女性原则，也只能由女人限定，男人是无权过问的。

最后，社会经济条件或社会学方面，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从社会经济条件方面考虑男女差异的形成，在英国女权主义批 中比较突出，也较为大多数普通妇女接受。一般认为，弗吉尼业·吴尔芙最早从这方面对妇女的作品进行了分析。自她以后，一些女权主义者，尤其马克思化义女权主义批评家，一直努力把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两性间的权力关系联系起來，不承认存在什么普遍的女性。

上述五个方面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仍然同属女权主义批评的范畴。因为它们都有一种三重性的信念:揭露男权制的前提和偏见，推进对妇女作家作品的发现和重新评价，详细研究妇女文学和批评的社会文化语境。当然，五个方面”三重性“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一般说，女权主义的文学批评多注意属性而非性别，多 集中于社会和心理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

与三重性的信念相呼应，女权主义批评在第一阶段主要坪击男性的性别歧视，在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妇女作家及其著作，在第三阶段则集中于文学的、批评的、心理社会的和文化的理论。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女权主义在政治和方法论上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或分歧。就文学领域而言，一般认为有以下主要类型：

1.社会女权主义，其兴趣在于妇女的社会作用，主张研究文学作品中描写或表现妇女的方式，注重妇女的形象。

2.符号女权主义，其出发点是符号理论，主张研究表示女性的代码及其分类，通过符号的表达来确定妇女在文学社会中的 作用。这实质上也是一种语言学的方法。

3.心理学女权主义，由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发展而来，强调一种不受男性标准和范畴限制的女性性征，考察文学作品中女性欲望的无意识表现，探索女性欲望受压制的情况。

4.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社会经济地位出发，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情形，强调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对文学作品中妇女人物的分析类似对工人的阶级分析。5.女性同性爱的女权主义，提倡一种”肉体的“写作理论，探索性特征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甚至以阴唇为独特的女性写作 的源泉，反对以男性生殖器为中心的写作神话。

6.黑人女权主义。黑人妇女受多重压迫：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受白人压迫，在家族社会里受男人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 为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她们对只关心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女权主义不满，提出以黑人妇女为出发点的理论设想和审美观念。这种女权主义在美国日益受到重视。综上所述，女权主义不是一个慨念统一的学派，而是一次比较松散的运动，明显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三）政治·妇女写作和女作批评

在女权主义早期，其文学批评一般都侧重于政治，表达对不公正的愤怒，力图提高妇女对男人压迫的政治意识。这种女权主义与其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例如，妇女作为被被压迫的社会群体，可以与工人阶级相提并论，也可以与黑人相提并论。妇女虽然不像工人阶级那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不像黑人那样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但就受压迫而言，他们却可以归为同一个范畴。因此有人说，在西方社会里，最受压迫的就是黑人、工人阶级和妇女。此外，对上述三个被压迫群体的论证，一般也都采取类似的方式。压迫者通过意识形态，如种族歧视、资产阶级思想和父权制，极力有意识地维护其压迫的地位；而每一个被压迫的群体，则千方百计地进行某种政治斗争，以便提高被压迫者的觉悟，进而争取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在文学作品里，每一个被压迫群体都竭力防止其成员的形象受到歪曲。

按照这种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完全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治工具。因此凯特•米莱特认为，意识形态是万能的阴茎棒，各个阶级的男人都用它来敲打妇女；在男人的心目中，妇女只能是软弱的、性受虐狂的。这种肴法有其正确的一面，指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它忽视了“性”形成当中的无意识心理过程，忽视了造成成妇女受压迫的社会和经济原因。

那么,这种所谓的‘性政治’如何影响文学呢？按照早期女权主义的观点，文学价值和文学常规已经由男人决定，因此妇女常常以不适宜的形式，勉强表达自己关心的问题。例如在叙事作中，从文学常规看，关于冒险和爱情的发展，一般都有某种“男性的”动力和目的性。另外，男性作家心目中的读者似乎总是男人，至少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读者。这在大众文化乃至日常生活里很容易找到明显相似的例子。例如我们电视上关于淋浴电热器的广告，常常是一个漂亮的妇女，撩人地脱落浴巾，刚好让观众瞥见她裸露的躯体。不管广告制作者是否有意识，这显然主要是吸引男性，把女性观众徘斥在外。不过，女性观众很可能以“合作“的态度徘斥女性，她们也会像男人那样看这则广告。如果把电视广告改为文学作品，可以说文学作品也排斥女性读者，但女性读者也会以“合作”的方式无意识地被迫像男人那样阅读。

根据这种理解，早期女权主义者强调反对大男子主义和性的暴力。她们从女性读者的观点出发，揭露在男性小说的性描写里，男性统治的情况无处不在。她们似乎认为，男性作家因为自己的性别，必然在小说中再现生活中压迫性的性政治。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有力地批判了男权文化，但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把性别歧视这一局部的意识形态现象，当成了普遍适用的总体意识形态，仿佛所有男性作家无一例外地都推行对女性的压迫。或者说，它把男性统治当成了基本的压迫形式，以性别代替了阶级，或认为性别压迫独立于其他社会和经济形式的压迫。这显然是把一个复杂的过程简单化了。它忽视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组织和与之相应的家庭意识形态，忽视了经济体制和劳动分工，忽视了教育制度和文化发展，一句话，忽视了男权制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针对早期女权主义的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一种唯物主义观点。她们指出，男人和妇女写作的物质条件不同，这必然影响他们写作的形式和内容；因为关于性别程式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它们的历史物质条件相关；所谓妇女解放，不可能单靠文化中的某些变化。她们认为，“性”的意识形态既影响对男、女著作的阅读方式，也影响判断著作的标准；女权主义批评必须考虑文学的虚构性，不能简单地把性别歧视通通归罪于男性作家。在她们看来，文学作品没有固定的意义，解释依赖于读者所处的情境，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也就是依赖于他们本身的物质条件。不过她们承认，妇女不仅可以从文化上界定的描写“|性”的独特方式，而且应该尽可能保持她们的影响。

从早期女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女权主义批评与传统批评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传统批评未能将女性作家作为作家来讨论而不考虑她们的性别；2.传统批评忽视了大量存在的女性作家：3.传统批评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作普遍性的阐述。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华尔特在她的《她们自己的一种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里，从妇女经验论的观点出发,通过考察自勃朗特姊妹以来的英国小说家，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分期,勾勒了妇女文学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1840至1880年为“女性阶段”，这一阶段妇女作家多模仿男性作家，模仿主流文学的小说传统，将居支配地位的文学和社会标准或男性 美学标准内在化。1880至1920年为“女权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开始对主流文学方式提出异议，为女作家的价值和权利进行辩护。1920年以后为“妇女阶段”，其标志是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个性，减少对对立面的依赖。按照肖华尔特的观点，”当我们观察妇女作家群体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富于想象力的连续统一的整体，某些形式、主题、问题和形象一代接一代反复出现。”（3）这就是说，妇女有她们自己的文学，这文学有其独特的历史和传统；以往的文学史忽视妇女作家及其作品，有着严重的局限。

按照肖华尔特的看法，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是弗吉尼亚•吴尔芙。她写了大量关于妇女著作的文章，可以说是现代女权主义批评的先驱。虽然她从未采取女权主义的态度，但却—直考察妇女作家面临的问题。她认为，妇女或者像男人那样写作，或者根据男人对她们的期望写作：“在第一种情况下，她们创作出灵巧地模仿男性风格的作品，但不可能与原风格的作品相提并论；在另一种情况下，她们调制出一种矫揉造作的女性风格，而这只不过是迎合那些认为妇女低下的人的偏见。“（4）妇女要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总会遇到社会和经济的障碍。例如关于妇女多写”流行“作品的看法，有可能长期存在。因为客观的、超性别的批评 主张实际上无法达到，所以妇女便转而争取商业上的成功。在19世纪，小说写作是妇女可以供养自己的少有的方式之一。当时，由萨缪尔•理查逊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所引起的感伤文学有很大市场，但这种文学未能经受住持久价值的考验。评述这种文学的文学史学家没有注意到当时妇女的经济条件，因而很容易认为感伤是女性作家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特征，甚至在当代文学中还继续寻求这种特征，仍然期望着它的出现。

在吴尔芙论妇女作家的著作中，《妇女的职业》一文相当重要。她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妇女作家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像许多19世纪作家那样，她们受到妇女意识形态的束缚：”屋里的安琪儿“的理想，要求妇女楚楚迷人，毫不自私，纯洁无瑕，富于同情；妇女要创造写作的时间和空间，必须运用女性的欺骗和谄媚。另一方面，对表达女性情感的忌讳，又妨碍她们如实倾诉自己的经验，尤其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的经验。这种对女性欲望的压抑，不论在作品还是在生活中都不曾克服。实际上吴尔芙并不相信什么女权主义意识，她认为妇女写作之所以不同，并非因为她们的心理上与男人不同。而是因为她们的社会经验不同，她自已努力写妇女的经验验有意识的，其目的是要找出某种语言方式，描写受限制的妇女生活。吴尔芙相信，一旦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与男人平等，她们的文学拖负就不再遇到障碍——她们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艺术才能。换言之，她认为精神或心理上的雌堆同体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只要同时用”脑子的女性一边和男性一边来写作“（5），雌雄同体的理想就可以实现；只要去掉对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的限制，就可以回到一种自然状态。但是，她最后的自杀表明，她无法实现自已的欲望，这种超越性特征的努力仍然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雌雄同体的理想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分析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丽莲•罗宾逊在她编的《性别、阶级和文化》(1978)一书中指出，文学形式、文学风格和文学史，无一能独立于内容、意识形态和政治；不存在辨断文学作品的客观的审美标准，也不存在孤立的观念领域；形式 主义的观念服务于统治阶级，高级文化系统地排除了妇女、非白人群体和工人阶级；因此女权主义批评必须从更广泛的社会领域研究文学，包括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女权主义批评„„是有目标的批评，是进行参与的批评。„„它必须是意识形态的和道德的批评；它必须是革命性的。”（6）丽莲·罗宾逊认为，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鼓吹理论上的多元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强调孤立的意识形态批评；只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才要求关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参与性的政治批评。

综上所述，女权主义批评的目标大体上可归纳为三点:1反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父权制偏见；2探索妇女文字；3考察意识形态、语言、心理、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力量如何影响生活、文学和批评。肖华尔特把第一点称之为“女权主义的批判”，第二点称之为“女性批评”，第三点称之为“文化批评”。女权主义者普遍认为，这三点以辩证的方式彼此关联。

(四)经验论与理念论

一般说，英美女权主义批评强调妇女的经验和历史，而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则注重语言、哲学、心理分析和其他话语系统中“女性”的构成。由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拉康著作的影响，法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将“女性写作”理论化了，从而打破了西方话语中语言学和形而上学的传统。由于“女性写作”与女性心理的特殊力量相关，所以它还打破了由男性性征体系造成的沉默，以一种激进的“差异”形式呈现出来。因此有些法国女权主义者的风格，常常带有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正如伊莱恩•肖华尔特所指出的，“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实质上是心理分析式的，强调压抑；美国女权主义批评是文本式的，强调表达。”（5）

按照艾丽丝•贾黛恩的看法，美国和法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有三大区别：1.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重视作者的性别；而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则强调“女性写作”，她们追随后结构主义的“自我消亡”，认为以经验为根据的作者只是进行探索的一个所在，因而既不重视作者更不重视其性别。2.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注重研究妇女的形象、性别原型和小说的人物，注重文学模仿的诸种因素；而法国女权主义者则是分析型的，她们摒弃模仿论，认为形象、原型和人物只不过是语言的转义或产生的效果。3.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从文学作品本身或其背景寻求她们的“真理”；而法国女权王义者则认为真实与虚构间的关系无法确定，所谓人义主义的真理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换言之，他们认为历史上表示“其他性”的“女性”与分裂的写作一致，而不是与女性的人一致。（有人认为这种女权主义者是“反女权主义者”,因为女权主义的基本前提依赖于性别特征的区分，即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

70年代后期，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盛行，许多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对法国女权主义批评表现出越来越浓的兴趣，逐渐形成了理念论的一极，与原来的经验论并行不悖。概略地说，女权主义的经验论强调性别对立所造成的女性的特殊经验感受；理念论则追求一种两性融合的形而上的思想。前者政治意图强烈，认为只有修正男性历史的主观意识，才能保障女性意识的存在；后者则要求超越性别经验的藩篱，达致一种无性别意识差异的乌托邦。

经验论的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批判男权与男性神话，推翻正统基督教的男性创造说，消除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男性中心论。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化了男性作者。她们从”作者“(author)一词的词源追溯男权传统所带来的性别歧视。“作者”一词衍生出“权威””(authority),根据牛津英文辞典的解释，兼有“创始”、“增殖“、”对子嗣的控制“和”传权不辍“等意义。（6）由于男性观点一直统治着文学，所以”笔“(pen)可以视为男性生殖器”阴基“(penis)的象征，”男性性征„„实际上是文学权力的本质。诗人之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只在比喻的意义上）就是一个男性生殖器。“（7）。这就暗含着笔为男性所独有，文学是父系的统治。她们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的文学传统强调模仿，仿佛文学创作者是人间的半神，模仿天神的创造行为,以其作品为一个镜中的宇宙，或者像浪漫主义诗人所说的那样，作品是万能上帝永恒创造的回音。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于是，文学创作便被认为是男性居主动地位的文字性行为。

在这种解释当中，创作的作品不仅是作品的实体，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神授的主权和父权。作者（男性）是文学家族中的族长，女性是这个家族的从属，是作者塑造的雕像。正如诺曼•布朗所评论的，“诗是创造的行为，是生命的行为，是基型的性行为。性的特征就是诗。美女是我们的创造物，或者是皮格马利翁的雕像。美女是诗；（佩脱拉克的）劳拉确实就是诗。”(8)按照这种意象，女性被剥夺了行为的能力，同时被赋予了双重的意义：她是性的产物，也是性爱的对象；她是阿拉伯数字中的”0“, 没有内容，没有生命，对人生也没有大的影响。这种看法显然涉及到弗洛伊德的男性中心的看法，就是说，在俄狄浦斯情结时期，女性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没有创造的能力。

吉尔伯特和古芭认为，自古以来，权力和享受是两性性行为对立的原则，分别为男性和女性所有，然而既然男性已经垄断了权力，必然会进一步淫没女性拥有享受原则的生理事实，在文明社会中则会剥夺女性创作的自我。因此女权主义批评要求还女性以本来的面貌，既拒绝被视为妖女，也拒绝被视为天使。丑化与美化都是脱离经验的玄想，因此应该回到不容否认的与自然的联系。（9）这种联系就是她们的生理、家庭与社会的经验，是她们作为女性所特有的自我。乔叟笔下巴斯夫人的”经验就是权威“的观 ,可以说是女权主义经验论者的宗旨。她们主张女性独有的经验是他们自己的躯体，是她们讲述的故事，也是他们创作的题材。他们主张重视性别经验的差异，希望以此使女性读者和作者产生共同的认识，,从而伸张长期遭受压制的女性的权利。

女性主义经验论者常常沿用社会文化批评的概念和术语，主张建立一种被压迫阶级的文化。女权主义者玛丽·戴莉称女权主义批评方法是一种”解放“，并提出要争取”正名“的权力：女性的命名权横遭践踏。我们一直受到限制，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自己、为世界、为上帝命名。古老的命名法不是对话的结果—— 《创世记》故事中的亚当为动物及女人命名，已经在无意中承认了这个事实。女人正逐渐认识到，由男人为天下万物命名是欺人之举，因为这有失公正。”（10）戴莉认为，各种事物的特性都是男人命名的结果，都是男人强加的解释，因此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目的就是修正这种父系传统中的谬误，消除其中的性别歧视，恢复有血有肉的女性的经验，然后从女性的经验出发，解释传统赋予女性的形象，求取女性的真正自我。换言之，原先父系文化的镜子里映出的女性，不是妖女便是天使，现在必须用真正的血肉之躯来取代。女性要走出《白雪公主》童话中的魔镜，扬弃邪恶的继母和天真的公主这种两极的形象，追求实际经验世界中的真正的女性。

经验论基本上是进取性的，志在破除男权的偏执。理念论则主要是防御和改革，希冀艺术能脱离政治，两性能和平共处，携手跨入乌托邦的文明世界。理念论也从权力和性征两方面入手。为肯定女性。理念论者借犹太神秘教对《创世记》作另一种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说：“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犹太神秘教认为，既然男女的原型都是上帝的形象，上帝便兼具雌雄两性，因此雌雄同体方为伊甸园中完美人性的特质。后来这种解释演变为雅各布•波希姆的神秘说，最后又并入保罗《加拉太人书》的第三章第28节所说的情形：“并不分„„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身上，都成为一体。”（11）雌雄同体不仅在神秘宗教中被视为理想，而且在人类学研究中还被推崇为一种形而上的理念。卡洛林•黑尔布伦在她的《走向一种雌雄同体的认识》(1973)中，以这种神话为女权主义理念论的基础引用了俄国神学家伯捷耶夫的论述：“按照人的理念，按照上帝对人的构想，人是完整的、男性化的女性的存在，是太阳的也是地球的，是理念的同时也是宇宙的„„原罪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两性的分离和雌雄同体人的堕落。”（12）女权主义理念论也谈“解放”，但指的是打破性别的分离和对立，达到男女心智的解放。理念论强调心智和精神，“我相信我们未来的救赎，在于规避两性的对立和性别的束缚，在于走向一个能自由选择个人的角色和行为类型的世界。我认为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最好的解释语就是‘雌雄同体'„„男女的性别特征和男女作为人的行为本能，都不应僵硬地进行分派。”③女权主义理念论者认为，男性的勇敢、主动、理性和女性的温柔、内向、感性等可以互相交融，男性可以温柔，女性也可以刚强。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男性主恶，女性主善，只有互相交融才能达致人的完美。这颇像藏传佛教中欢喜佛的象征意义：男主恶，女主善，男女交合，化恶为善。

女权主义理念论者还强调对权力的分享，对性征的讨论限于抽象的层次，因而不争辩实际生理的异同。她们的目标是女性可以分享男权，可以自由地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由此延伸，将女性本质注入父系文明，使其发生质的变化，才是保证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唯一方式。或者说，男女要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分享权力，就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对立，废止男性单方面的统治，建立一种新的、超越矛盾的、中性的和谐。

不论女权主义的经验论还是理念论，在实际批评运作中都注意权力与性的关系，但前者强调权力与性征同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而后者则铺陈“同性生殖”的意象，强调不假外求的理念。当然，两者都强调了西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的理象。由于女权主义理念论常常被怀疑脱离实际，被怀疑有沦为女性自造“天使”形象的危险，所以总的看来经验论比理念论的声势更大一些。

纵观女权主义批评的演变发展，可以明显看出它与妇女运动的联系。60年代中后期，西方出现了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十分激进的主张，要求彻底改变现存的世界，被称为“激进 的女权主义”。后来，尤其到了70年代中期，其主张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与文化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 “文化的女权主义”，波及到各个文化领域，当然也涉及到文学和文学抵评。“激进的女权主义”提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性别问题视为社会政治问题，导致了妇女意识的改变，激发了妇女的社会热情。“文化的女权主义”强调把妇女从”男性价值“的压迫下解故出来。根据”女性价值“创造一种替代性的文化，其本质是一种道德的、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其目的则是改变妇女的形象。女权主义批评虽然受到”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但更多的是从”文化女权主义"发展而来。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呈现出多元的面貌。

（3）伊莱恩?肖华尔特《她们自己的一种文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l977),第 11页

(4)赫伯特?马德《女权主义与艺术:论弗吉尼亚?吴尔芙》（芝加哥，1968），第121页

(5)伊莱恩?肖华尔特《新女权主义批评》（纽约，1985),第249页。(6)参见《阁楼里的疯女人》。（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第4页。作者引用。爱德华·赛义德《开始：意图和方法》。（纽约1975）。第83页的论述并延伸其意

（7）

桑德拉·吉尔伯特《文学的父系》载当代文学批评。（纽约1986）第189页（8）诺曼·O布朗《爱之躯体》（纽约，1968)，第134页。

（9）参见《阁楼里的疯女人》，第15页。

（10）玛丽·戴莉《超越上帝父亲：走向一种妇女解放的哲学》(波士顿，1973)第8页

（11）参见卡洛林·黑尔布伦《走向一种雌雄同体的认识》（纽约，1973），第17页

（12）同上书

（13）同上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