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治理与政协功能看协商民主

第一篇：从国家治理与政协功能看协商民主

从国家治理与政协功能看协商民主

叶小文 袁廷华 《 光明日报 》（2014年09月21日 01 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全面深入推进协商民主。

现代治理和协商民主，内里相通、相辅相成。现代治理不同于传统控制、管理和统治的紧要处在于，治理的权威既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其他相关社会主体；治理不仅是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命令——服从，而是由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彼此互动、相辅相成。因此，治理本身即内涵了对于协商民主的要求。现代治理和协商民主都依托于民主的深化，都遵循“官民”合作与共治的相同逻辑，两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如影随形的关系。协商民主离不开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也离不开协商民主。没有协商民主，就不会有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就不会有持续互动的沟通对话，就不会有广泛的共识、科学的决策，政府因此而缺乏必要的权威，那自然就谈不上有效的治理，更遑论善治。

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在于确立和完善各领域的基本制度，保障这些制度良性运转，以维护由核心利益关系、核心价值观共同搭建起来的基本的社会秩序。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完善？治理能力从何而来？答案是，既要坚持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又要依靠社会各个方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我国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我们的国家治理必须走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就是要努力实现共产党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具体落实，是实行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的人民民主。协商民主汇集和依靠群众智慧，形成和尊重人民意志，致力于有效参与和有效治理的有机统一，因而是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质言之，协商民主以尊重差异、多 元兼容为前提，以理性平和的对话协商为方式，以化解矛盾、规避风险、增进共识、促进和谐为目的。因此，协商民主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结构合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体系，有助于开启民智、汇聚民意、凝聚民力，促进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提高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有益于保障人民群众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协调社会关系，增进社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协商民主既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有效途径，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载体。

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单位等渠道，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广泛协商，以求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拓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工作机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化体系，渗透到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以及基本单位政治生活中，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协商，即：政治协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以及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国家重大事务进行协商）、社会协商（执政党、人大、政府等国家权力中枢与社会公众、社会组织就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进行协商对话）、基层协商（基层领导机构与基层广大群众之间进行的一种协商议事和对话的制度）。其中，人民政协以其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功能，成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载体。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地位体现在：

其一，人民政协由各政党、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各方面的代表性人士组成，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包容性，能够比较全面、系统、综合地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诉求，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成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外又一重要的民意吸纳、提取的制度机制。

其二，人民政协是我国特有的专事协商的政治组织，有着民主协商的优良传统和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着人才荟萃、智力雄厚、位置超脱、下通上达的优势和特点。人民政协的协商，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实现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机结合，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其三，人民政协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最大的体制组织。人民政协将国家权威与各方面、各领域的社会精英联系起来，并通过社会精英的代表性功能的发挥，将国家权威与社会公众连接起来。通过协商与合作，国家权威被自觉认可并获得稳定的支持来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也有序参与到政策形成过程中，从而建立起国家与社会的密切合作与良性互动关系。在社会多元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通过人民政协的改革和完善，能够架构起一座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桥梁。

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态，其功能主要有以下方面：

——价值引领、导向功能。政治协商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党的领导、推进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利益表达、协调功能。面对社会和利益多元化，通过协商进行利益表达，求同存异，协调关系。

——决策协商、咨询功能。政协委员中人才众多，分布层面广，知识层次高，社会联系广泛，他们通过协商和咨询，对决策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提供决策参考信息和政策选择方案，推进决策科学化，降低决策失误导致的政策风险和社会问题，使决策更能够全面反映各个方面的利益和要求。

——社会疏导、稳定功能。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制度化、组织化的政治参与路径，使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维护有了合法的代表，公众意愿的上达有了制度化的方式，从而有利于避免或减少无序的、非理性的、抗争性的政治参与，保持社会的稳定。

——凝聚共识、整合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权力中枢，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各政治主体通过民主的、平等的、真诚的协商来讨论公共事务，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增强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政治协商使决策更加符合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要求，从而能够得到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与支持。协商和讨论，使参与者体验到决策是共同做出的，增强执行政策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推动政策的输出和执行，更加自觉履行服从国家权威的义务，更加主动地参与和维护政治体系。

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制度建设，使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得到切实有效的发挥。

一是进一步明确人民政协的法律地位，增强人民政协制度效力。

二是加强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切实提高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有效性。三是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调整和充实政协协商的主体。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时代条件下，着眼于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认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的合理设置和调整问题，最大限度地把新的社会力量和各个方面的代表人士吸纳到人民政协中来。

四是完善人民政协的界别组成机制。人民政协是由界别组成的统一战线重要工作机构，界别不仅体现为政协参与单位的广泛性，而且体现为不同特色政治力量的代表。

五是进一步完善人民政协的协商形式。当前人民政协的协商形式主要包括议事协商（全体会议、常委会议和主席会议对国家和地方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协商）、资政协商（政协及政协委员与党政等权力部门之间的协商如专题协商、对口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政协内部协商（界别协商、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一要进一步完善议事协商，关键是党和国家以及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要进入人民政协协商程序。二要进一步完善资政协商，关键是强化人民政协与国家权力部门的良性互动，使民意能够迅速、准确地反映到党和政府政策制定和完善过程中，使人民政协在资政、监督方面发挥更加切实有效的作用。三要进一步完善政协内部协商，关键是要更加充分地开掘人民政协人才、智力积聚优势，汇聚各界别的智慧和力量。此外，还要探索政协委员与社会公众的协商和对话制度等各种新的协商形式，如政协信息公开制度、政协委员与社会公众对话制度、公众旁听和评议制度、应急协商制度等，搭建人民政协与社会公众联系的桥梁，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叶小文，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袁廷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第二篇：从文学功能看《诗经》

从文学功能看《诗经》

文学功能是文学价值属性的实际反映和体现。文学的价值是文学功能存在的内在依据。文学的功能是有很多的，最基本的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此外还有凝聚功能、益智功能等。文学的功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功能都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具有整体性，体现在文学对人的情感、理想、信念、道德、人格等方面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对于陶冶情操、鼓舞士气、提升境界是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的。

《诗经》是我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是周代礼乐文化中产生的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部文学作品具有帮助人获得社会和人生知识、加深对人和社会理解的认识功能。《诗经》中的《七月》这首叙事诗，它虽然是一首用于祭祀活动的诗歌，但却较为全面地描写了西周初期的社会风貌，通过描写农民一年的劳动过程，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阶级关系的真实情况。还有《将仲子》这一篇章，诗中描写了一个女子因家庭与社会的压力和干涉，而不能与自己的恋人相会的痛苦心情和矛盾心理。这首诗通过对人物矛盾心理的描写反映在旧礼教的桎梏下恋爱不自由的主题。在《诗经》中还有很多篇章能帮助我们加深对人和社会的理解，可以让我们观风俗、晓人情，从这些诗的内容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一些关于古代的人的一些生活方式，社会环境和在这个环境下人的命运等，从而引发我们思考。

文学作品包含着一定的政治、道德、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中渗透着作家爱憎赞否等思想感情倾向，作者所表达的自己的情感会引发读者的一些共鸣，也会在这些方面对读者起到一个启蒙和教化功能。在《诗经》中，《新台》这首诗是卫国人假托齐女的口吻来讽刺卫宣公本来是为儿子娶妻，最后却占齐女为己有的不道德的行为，揭露了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虚伪和生活的腐朽。《载驰》一篇内容是许穆夫人听到卫国被灭的消息，决定到曹地慰问卫君，并计划向大国求援但却遭到拒绝。这首诗通过对诗人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活动的描写，真实地刻画了抒情主人公真挚热烈、沉郁悲壮而又缠绵悱恻的爱国情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关切故国命运而又有远见卓识的爱国者形象。诗中洋溢着的爱国情感也常常能让读者产生强烈的爱国之情。《诗经》中的《氓》是一首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无端抛弃的女子的自伤之诗。全诗通过回忆倒叙的手法，叙述了女主人公婚姻悲剧的全过程，成功塑造了一个忠于爱情、吃苦耐劳、性格刚强的中国古代妇女形象，同写爱情的还有《柏舟》一篇，塑造了一个感情炽烈、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妇女形象。这些诗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古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坚强不屈的精神和追求人性自由的勇敢行为，这在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是具有震撼人心的教育力度的。《诗经》中的许多诗对读者都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功能，对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还增强了他们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也促使了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文学作品中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很重要，但却不能一味地强调认识和教育功能，因为文学作品中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都是通过读者不同程度的审美体验才得以实现的，所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也很重要。文学的审美功能是指文学具有沟通文学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美感和情感需求，使人获得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实现审美理想，推动促进个性和才能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在《硕鼠》这首怨刺诗中，诗人把统治者比做贪婪凶残、人人厌憎的大老鼠，是一首带有控诉性质、体现了强烈底层意识和愿望的诗作，也正是这种坦率、真诚的控诉，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社会公正和美好生活的渴望，从而在读者心中形成巨大的情感张力，使这首诗在审美上的力度得到了加强。《芣苢》一篇用了“采”、“有”、“掇”、“捋”等六个动词，就把妇女们采摘芣苢时的欢愉之情流露出来，语言质朴无华，和谐自然。而且会让读者在欣赏这首诗时的同时不禁想象出古代妇女们劳动的样子。在文学作品中，文学的审美功能会让读者更好地把握文学形象及思想内涵，这也是将作家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转化为读者精神财富的必经之路。

文学作品有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也有娱乐功能。文学的娱乐功能指的是文学可以给人带来身体快适、心情愉悦、精神自由的功能。《诗经》中的诗大多采用了赋、比、兴的写作手法，《诗经》的篇章整齐，回环往复，富于音乐美，诗句以四言为主，排列划一有序，分章明显，章与章之间讲求平衡、匀称、有节。如《月出》一诗重视声韵效果，多用双声、叠韵字，表现出了宛转的情思和优美的音节，为读者描绘出了月下美人绰约风姿和诗人劳心幽思的动人形象。《静女》一篇，诗人通过细节描写、双关语及移情于物的手法的运用，把一对恋人的约会场面写得生动、活泼，充满欢愉而幽默的情趣。同时，姑娘天真活泼和小伙子淳朴憨厚的性格，也在这富于戏剧性的场面中得到充分的展示。文学作品中的娱乐功能能够让读者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快乐感，寓教于乐，能更好地把《诗经》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发挥出来。

《诗经》是一部既优秀又伟大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把文学的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这些基本的功能巧妙地融合在作品中，当读者欣赏这部作品时，这些功能充分地发挥了出来，让读者受益匪浅。

第三篇：发挥政协优势推进协商民主

马克思主义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2006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

次提出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重的论断，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选举＋协商”的民主，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与人大的选举民主并重且互为补充。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创新，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命题，要求“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进一步明确协商民主的重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优势所在，也是新世纪现阶段必须肩负的重要责任。

一、推进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选择民主政治最初产生于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国家，指多数人的统治，与贵族政治、寡头政治相对立。西方资产阶级扩大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础，确立了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照搬这种民主制度，结果水土不服，导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经济衰退，后患无穷。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认识到，要使中国彻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就必须发展和加强革命统一战线，把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就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政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政治组织，逐步形成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基本框架。1949年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协商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这是运用协商民主形式的最初尝试和成功实践。可见，人民政协本身就是协商民主的产物，现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发端于中国，是由中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建国初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度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协商民主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形式。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时，毛泽东针对“政协还要不要存在”、“协商还有没有必要”的疑问，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确立了人民政协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10多年里，人民政协团结各族人民和各界爱国力量，活跃在国家政治生活舞台上，发扬人民民主，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已不存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应随之转型，必须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代表各种利益主体的政治形式，实现有效的政治整合，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新的政治形态就是协商民主型政治形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颁布，反映了当代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政治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政治制度趋于完善。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共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一道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荣辱与共，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合作协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并不适合中国，推进协商民主，为社会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载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选择，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也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二、人民政协在推进协商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自身独特优势协商式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投票表决的局限性，从而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真实的涵义上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政协责无旁贷。这是因为人民政协的性质与职能同协商民主一脉相承，在协商民主建设中拥有自身的独特优势。第一，人民政协在政治上具有的广泛主体性是推进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人民政协的广泛的主体结构，与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从而产生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人民政协涵盖了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凝聚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说凡属于人民范畴的都可以涵盖在人民政协的构成之中。因此，人民政协既是广泛团结的产物，也是实现广泛团结的组织，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体现协商民主范围广泛的特点。

随着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发展壮大，参加政协的界别也不断调整扩大，人民政协的主体性也在相应扩大。第二，人民政协在政治上具有的巨大包容性是推进协商民主的另一优势。作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坚持合作、参与、协商、包容的精神，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实现

政协委员、各界人士政治上的有序参与。社会各界人士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自由发表意见，在充分、民主、平等、真诚的协商讨论中达成一致，从而把社会上各阶层、各群体、各族各界代表人士愿望的表达、诉求的提出、关系的协调、矛盾的化解，纳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避免无序的、非常规的“大民主”状态。这是我国最广泛、最充分、最有效、最安全的民主形式和渠道。第三，人民政协能够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协调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政协的“基本属性、主要职能、组织构成、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人民政协代表广泛的利益主体，能够包容各种利益诉求，位置相对比较特殊，工作形式比较灵活，是执政党和政府整合社会资源、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实现社会管理和调控、构建和谐社会的独特纽带。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深入群众，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及时准确地反映基层和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通过提案、专题调研和反映社情民意等工作，提供表达途径和参与平台，从而实现减少对立面、消减冲撞、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成为最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铺平道路。第四，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优势所在。在协商民主中，协商是形式，民主是目的，人民政协的三项职能都体现了协商式民主的优势，都蕴涵了协商式民主的本质。近年来，石乔口区政协在履职中充分体现协商民主的优势，做了积极探索和实践。在政治协商领域，通过搭建平台，建立协商机制，充分利用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和主席会议，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协商和重点协商，为区委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在民主监督领域，坚持以建言献策为主要手段，以弘扬团结民主为着力点，通过建立专项视察制度，督办提案制度，情况通报制度等多种形式履行监督职能，畅通了民主监督渠道。在参政议政领域，通过课题调研引导委员积极参与，通过界别活动引导委员有序参与，通过建立机制引导委员有效参与，从而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质量。

三、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商程序，确保协商民主落到实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方向，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前提。在思想上，我们要继续深刻认识在开展协商民主中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坚持党对协商民主建设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在实践中，我们要积极探索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既要体现党委和政府在开展协商式民主中的主导性，又要体现政协在履行职能中的主动性，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履行政协职能的程序、机制等具体规定，在避免随意性、增强实效性上下功夫，真正使协商民主成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有效环节，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建立科学、完备的协商程序，是确保协商民主落到实处的重要条件。中共中央对政治协商程序化建设非常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近年来，政协工作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但在实际工作中，政治协商制度的落实，往往取决于党政一把手的个人民主意识，政治协商缺乏刚性规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容易流于形式。因此，必须加强政治协商程序化建设，坚持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党委对政协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真正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将遵守协商程序的情况作为组织部门考核领导干部政治水平、民主作风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颁布以来，各地对强化民主协商程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可以学习借鉴。一是坚持“三在前”、“三在先”的做法。重大问题协商在党委决策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先协商后决策，对重要人事安排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先协商后决定，在制定重要的地方决策性规范文件时先协商后提请审议。二是实施听证制度。十七大报告要求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要公开听取意见，经过公开、公正的听证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群众理解和接受，保证政策推行的效果。三是建立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在决策前邀请专家学者进行咨询论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将专家提供的信息咨询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和风险。四是公示重大事项。党委、政府建立重大决策协商信息公示制度，把民主协商过程、协商结果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推动协商成果的落实和转化。五是坚持互动协商，提高协商实效。党委、政府积极拓展协商平台，进一步畅通协商渠道，实现协商的双向互动，增强参与协商的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民主协商的质量和效果。

第四篇：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完善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完善

摘要：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有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层面形成的政党协商、立法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领域协商等多样化的实践形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我们应当直面现实，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康发展。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健全完善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6-00012-04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水平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我国治理水平，要求我们必须在时代变化中及时更新治理理念，在不断深入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实现党、国家和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各项事务的治理。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路径。从“实践形式”的视角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探研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间互动的内在关系，对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它主要由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部分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法治化和高效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制度执行能力现代化，反映的是国家治理行为的水平和质量，是对国家治理模式稳定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直观度量。[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是同一个政治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2]协商民主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民主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它内在地要求所有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的实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是当代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动力。早在2006年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看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3]选举民主是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竞争性的选举活动，其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侧重于投票表决结果。协商民主是指政治共同体中的自由、平等公民通过参与立法和决策等政治过程，赋予立法和决策以合法性的治理形式。协商民主的本质是着眼于协商，侧重于理性的讨论过程，是广泛性与代表性的结合，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4]协商民主为国家权力中枢机构与社会公众之间顺畅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国家权力结构组成更加合理，国家政治体系的开放性进一步增强，能够广泛听取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的不同意见，既体现多数原则，也尊重少数意见，代表和维护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最终的决策达到共赢的结果。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健全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指向和追求。

其次，协商民主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协商民主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公民参与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强调公民要积极参与到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使公民个人、团体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在国家决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其重要作用是弥补选举民主所导致的公民在选举投票后出现的政治参与不足的缺陷，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使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5]协商民主强调的政治参与是一种温和理性的有序参与，协商民主治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是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互相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理由。这些意见和理由必须是参与协商的各方可以理解并接受，不能使用暴力恐吓等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意见，以此来决定决策的正当性。在强调多元性、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时代，协商民主强调利益各方通过协商、交流和对话，在力求照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合法利益与要求的基础上，使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基础和合作关系，使社会各方面利益群体之间互相包容、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互惠互利、实现多赢。因此，发展协商民主，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让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有效地参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的决策与管理，开展广泛的民主协商，集中反映民意，实现人民对国家各项事务进行管理的目的，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保障。化解矛盾、形成共识、促进和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功能和目标追求。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各方面日益严重的矛盾冲突的聚集已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如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问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因利益冲突、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农民工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食品安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问题等等，都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协商民主是一种兼具效率与公平、民主与集中的理性民主，具有覆盖面广、凝聚力强、在求同存异和互相包容中追求互惠互利共赢的特点。它有助于各党派、各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及其广大人民群众在民主协商中达成共识，在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和谐中实现国家治理效率的最大化。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为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各类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二、当前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及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协商民主发轫于抗日战争时期，“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曾是协商民主的典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在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层面已经形成的政党协商、立法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领域协商等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

首先，政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协商合作关系。政党协商就是以人民政协、政府部门、人民代表大会等机构作为协商的渠道和平台，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让各民主党派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中来，充分行使其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在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的基础上，集思广益、求同存异，以各党派之间的精诚合作代替冲突和竞争，建立和谐的政党关系，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精髓。目前，我国政党协商民主已拥有较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但在具体的政党协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实际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二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组织规模、社会影响等各方面都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再加上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机制尚不完善，参政议政途径较少等缺陷，使得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政党协商功能的优势还难以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其次，立法协商是我国近年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人大立法协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重要决策之前执政党与政协、人大的协商，一种是立法机构自身的立法听证等协商实践。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最常用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就是立法论证和立法听证。立法论证是我国立法程序民主化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按照规定的程序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问题、专业性问题进行论述并证明的活动。立法听证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形式，在立法听证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群体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从各自角度出发，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发表意见，引起各方面的正面交锋，在对话、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共识，而立法主体也可以从这些正面矛盾冲突中了解各相关方面的意愿。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立法论证制度和立法听证制度，人大在多部法律的立法决策过程中都采用了立法听证的民主协商形式。但在人大立法协商民主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现有《立法法》对听证范围的规定不明确；二是对听证陈述人的意见和听证结果如何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则程序。现实操作中经常出现的“随意立法”、“听而不证”、“听而罔闻”等现象，不但挫伤了群众参与立法的热情，更损害了立法的质量和权威。

第三，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我国目前发展最完备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人民政协是各党派、各民族、社会各界参政议政、共同协商国家大事，进行民主监督的重要机构。我国法律规定，来自各个界别的政协委员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即使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是通过政协的各种会议以提案、发言、考察调研等方式进行，以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形式进行民主协商。[7]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优势在于协商主体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覆盖面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各界的意志和利益，使来自各界的政协委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各抒己见，自由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理性讨论和共同协商的基础上，最终做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决策。经过六十多年发展，目前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已经成为我国最完备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但目前仍存在两类突出的问题，影响着我国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实践：一是相关立法不够健全，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政协章程》规定：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进行协商。但究竟哪些问题属于重要问题的范畴，没有具体规定，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也没有具体法律规范来约束，这导致在实践中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缺乏法律制度约束，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二是政治协商民主实践参与主体的范围较窄。我国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而各民主党派代表、无党派人士代表，政协委员多是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普通民众很难有机会参与。

第四，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实现农村和城市基层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村民探索创造了民主恳谈会、民情恳谈会、民主理财会等多种民主治理实践形式，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民主恳谈会由党委政府主导，各级领导和专家推动，人民群众作为民主恳谈活动的主体积极参与。村民在民主恳谈会上通过充分对话、沟通、达成共识，使农村基层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做出科学、民主的决策。在城市基层民主实践中，社区成为居民自治的一个重要平台。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居民议事会、社区论坛等方式，协调沟通居民、社区、物业、开发商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协商、沟通、对话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与问题。目前，全国60多万个村委会，普遍建立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种种制度和规定。城市居民自治也取得一定成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区管理体制。但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基层民主自治中的行政化倾向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但在实际工作中，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异化为领导关系。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不是向群众负责，而是向乡镇政府负责，成为乡镇政府的附属行政机构。乡镇政府随意对基层自治组织发号施令，干涉属于村委会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随意调动、任免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干部，使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就村民自治而言，也是乱象丛生。这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选举上，有些乡镇政府，无视《村组法》规定的选举程序，不进行选民登记，不召开村民选举会议，暗箱操作，由乡镇党委、政府、村党组织直接提出候选人，等等，严重阻碍了村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影响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公正性。[8]

第五，社会领域协商民主是我国公民参与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实践形式。社会领域民主协商实践的内容主要是公共事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财政投入、公共突发事件等领域。这些领域的问题都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涉及不同群体的利益，往往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总的看，近10年来协商民主理论已经广泛运用于社会领域，形成了多种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如公共政策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网络民主、三方协调机制等。[9]通过召开电价听证会、水价听证会等各种公共政策听证会，让更多普通百姓积极参与到各种社会事务中来，就居民关心的环境卫生、治安、城管、教育等问题表达意见，让相关政府部门与居民进行面对面的沟通。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公民自由真实表达自我的渠道，并对政府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社会领域协商民主实践中也存在着民主协商的内容与形式单

一、公共政策听证制度不完善、听证人的遴选不科学、听证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充分保护等问题，说明目前我国的社会协商尚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影响甚至控制各种公共政策听证会的现象，更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路径

完备的协商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也制约影响着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进程。我们应当直面现实，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采取有效举措，进一步健全完善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发展。

1.坚持党的领导，努力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协商能力和治理水平。我国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发展和完善的。早在1941年，党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开协商民主之先河。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明确规定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完善协商民主的形式、制度体系等，使协商民主在全国范围内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广泛运用。因此，坚持党在基本原则、发展方向、国家大政方针等方面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协商民主实践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还要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领导能力，确保协商民主实践的不断发展完善。

2.加强民主党派自身素质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拓宽参政议政的路径。民主党派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开阔视野，打破过时的条条框框，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纳入自己的联系范围，将“海归”等更多中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发展对象，吸收更多社会成员加入，增加民主党派的数量。通过教育培训、政治实践等方式提高民主党派的综合素质，使其有能力真正行使自己参政议政的权利，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政治地位平等、参与协商机会平等、对协商结果影响平等。同时，必须完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机制，扩大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范围与路径，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深度，使民主党派不但能参与到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而且有职有权，真正行使参政议政的职能。

3.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议制定专门的《政治协商法》，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人民政协政治协商的内容，明确“重大问题”的具体范围，将政治协商的内容进一步细化。“重大问题”类型多，数量大，可以在重大问题之前加上明确的限定词，如“事关当地民生的”“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本地区发展重大变动、牵连面较广以及可能产生矛盾的”或“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热点问题”。[10]明确政治协商的程序、方式、期限、职责、权限等。进一步完善《立法法》，明确人大立法听证的范围、程序、听证人遴选规则等，使这些领域的协商民主实践落到实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程序化、制度化建设，完善信息反馈机制、民主监督机制、协商结果保障机制等各种具体的协商民主实践运行机制。

4.扩大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范围，丰富协商民主实践内容，探索创新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协商民主实践架构。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范围不应局限于精英群体，将更多的底层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代表吸纳其中。协商民主实践的内容，不应局限于政治领域，尽量向社会公共事务领域倾斜，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协商的主要内容。借鉴西方协商民主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在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基础上，继续探索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政协组织、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多种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多种类型的协商，构建程序完备、多样并举的协商民主实践体系。[11]

5.推进基层民主自治的进程，加强对基层选举的监督与管理。在农村基层民主实践中，要解决基层自治组织的附属行政化问题，首先要端正乡镇政府对其与村委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二者之间只能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是由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依法享有自治权利的性质决定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不应也不能被定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次，要转变基层政府对农村的治理方式，除必要的行政管理手段外，乡镇政府应更多地运用法律、经济和教育等管理手段，保证基层自治组织的相对独立性，尊重村民的自主权，实现对农村基层组织的有效管理。最后，要完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修订完善《村组法》，细化基层民主选举的具体办法，广泛深入地宣传《村组法》的条款与精神，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增强自治能力。与此同时，要加强上级政府与村民对基层选举的管理与监督，逐步规范选举程序和标准，使基层民主选举真正实现民主、平等、公开、合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2]杨雪冬，张萌萌.大国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6-03-02.[4]陈家刚.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中国深化改革的新路向新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5]孙存良.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N].人民日报，2014-07-05.[6]李君如.发挥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作用[N].人民政协报，2012-12-18.[7]贾庆林.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泛凝聚智慧和力量[J].求是，2012，（23）.[8]陈家刚.基层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丛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9]辛刚国.近十年来协商民主理论在社会领域的成功实践[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1）.[10]邵鸿.发展完善人民政协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11]陈叶军.以协商民主制度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2-28.【责任编辑：黎峰】

第五篇：从大众传媒的音乐教育功能看提高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从大众传媒的音乐教育功能看提高媒介素养的必要性

■ 张力元

[摘 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大众传媒所具有的音乐教育功能，以及这种教育功能所具有的潜隐性，进而通过分析国内目前的媒介生态环境阐明了提高媒介素养以进一步完善音乐教育的必要性。

[关键词] 大众传媒 音乐教育 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素养

当代社会学家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把“大众传媒”定义为：“对以大规模的方式运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能够触及并影响社会中每一个人的传播方式的简称”。回顾历史，人类社会始终处于被传播媒介包围着的世界中。从原始人类以声音、烽火、岩画等方式传播信息，到文字的发明，尤其是以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发明为标志的印刷业的兴起，更是直接推动了传媒的大众化趋势；电的发现以及无线电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十九世纪末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更是极大地促进了传媒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报纸的普及和电影技术的发展使传媒开始从真正意义上向“大众”化转变。随着西方国家传媒业的发展，作为传播媒介的大众传媒在其原有的物质属性上逐渐兼具了一定的社会属性，“大众传媒”一词也从原来的报刊、书籍、电影、电视、网络等具体的媒介物质信息载体指向以社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等公开信息载体和传媒组织及机构。

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使媒体对人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各种音乐信息充斥于人们的视听空间，同时也在悄无声息中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发展。

一、大众传媒的音乐教育功能

普通学校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教育是中国音乐教育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音乐教育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专业音乐教育的受教群体相对较小，仅为一小部分具有特殊天赋的音乐人才。学校音乐教育覆盖面虽然非常宽广，但它有着特定的范围，一般要在特定的场所和特定的时间内才能开展。与这两者相比，社会音乐教育具有形式灵活多样、受教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力大等特点，开展范围极为宽广，几乎散布在文化、教育机构的各种活动当中。其中社会音乐培训、音乐考级和大众传媒是目前中国开展社会音乐教育最主要的三个途径。作为社会音乐教育开展主要途径之一的大众传媒，……

……

（全文见《音乐传播》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