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10至1956.9)

第一篇：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10至1956.9)

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统一战线（1949.10至

1956.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阶段

《共同纲领》是中国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是中国有史以来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大宪章，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为此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最低纲领，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共同奋斗的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外交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任务，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基本内容是：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二）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及其组织成分

《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正如刘少奇同志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成为我国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基本的行动准则。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形势

建国伊始，新中国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在军事上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的军队残留在西南、华南等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的地区进行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对我进行捣乱破坏，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经济上，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全面崩溃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国民党政府的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从而在政治上站稳脚根，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在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妄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要求在新的任务面前学会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糖弹面前”不“打败仗”。这是党中央领导十分担心的，也是我们的党外朋友十分关切的。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共同奋斗。

（二）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

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党内一部分人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看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安排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领导职务不服气，发牢骚，讲怪话；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强调斗争和限制，要求提前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瞧不起统战工作，说什么“统战路线，地主路线；民主观点，糊涂观点。”同时在少数同志中存在着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倾向。因此，提高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克服和纠正“左”的倾向，成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统一战线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于1950年3月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各中央局、分局、部分省、市委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内的中共党组的负责干部，共93人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就建国初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政策作了明确的阐述，其主要内容是：

1.指明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为着稳步地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

2.阐述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对中间阶级、中间力量的基本政策。指出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民族资产阶级都必须执行既团结又斗争，斗争为了团结的方针。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同民族资产阶级搞好经济上的合作，以巩固政治上的合作。

3.阐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民族关系已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转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但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解决民族间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4.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作用和中共对民主党派的基本方针政。各民主党派都是阶级联盟的性质，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中共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他们共同奋斗，同时又必须在组织上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与他们诚恳地协商、建议和说理，必要时进行适当的批评，而不是从组织上去控制它们。

5.阐明了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和协商机关统战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正确关系，一要同党外人士沟通政策思想，二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6.提出要在全党加强统战政策的宣传教育，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

与会同志根据李维汉的报告，联系本地区统战工作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会议期间，周恩来到会作了两次报告，就大家在讨论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作了回答。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问题，他指出：“今天我们中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同他们合作。”关于对民主党派的问题，他又指出：“各个民主党派，不论名称叫什么，仍然是政党。政党都有一定代表性。但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衡量他们，他们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民主党派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听取了会议的汇报，针对会议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第二，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他还指出，从整体看，从长远看，必须要民主党派，要把民主党派的干部看成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我们对民主党派在抗战时有“团结、抗战、进步”的口号，今天应是“团结、建设、进步”。毛泽东还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单求得自己的解放不行，必须求得四个阶级的共同解放。毛泽东这段话，把统战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战略的高度。

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了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务以及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提高了全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纠正了“左”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了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危害，为统战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和平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 中央确定和平解放西藏方针

西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13世纪，就成为中央政权直接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到了清代，西藏同祖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清政府设置驻藏大臣，代表清廷督办西藏事务。到了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后，给帝国主义觊觎西藏以可乘之机，他们唆使地方统治集团中的亲帝国主义分子，以“独立”、“完全自治”为名，阴谋将西藏从祖国分割出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联合政策。西藏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奔走呼吁中央人民政府驱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还西藏一个清平世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巩固边疆，保卫国防，使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并结合西藏的历史状况和当时的综合因素，决定采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这一方针，受到西藏广大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

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能否实现，取决于西藏地方当局是否接受这个方针。因此，中央决定一方面积极做好进军西藏的军事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发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作用，对西藏上层集团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破坏我军和平解放西藏。他们甚至把藏军主力集中在昌都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而且杀害了主张祖国统一、和平解放西藏的爱国**格达•洛桑丹增。1950年10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鉴于先后对西藏当局函电晓谕和派人劝说均未获结果，决定命令解放军向昌都进军，给西藏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10月24日，昌都战役全部结束，藏军主力被消灭。这一战役为进一步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谈判，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内部急剧分化，爱国力量增长，对达札不满情绪日渐增大，纷纷要求**亲政。在这种形势下，**于1950年11月14日提前亲政，达札下台。1951年1月27日，**感到若战不能，“独立”无望，只有谈判才是出路时，提出于1951年4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全权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以李维汉为全权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开始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始终注意把坚定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在维护祖国统一、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国防，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宜等根本原则问题上，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耐心说服西藏代表按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而在一些事务性、技术性问题上，则充分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与要求，做出必要的、适当的妥协和让步。从4月29日开始，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谈判，终于在5月23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该《协议》包括一个序言和17条，所以又称“十七条协议”。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协商制定的一个具有现实法律效力，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文件，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对西藏的发展、进步，都有深远的意义。

执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斗争

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于1951年8月8日抵达拉萨，10日，西藏和平解放，开始执行协议。

围绕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经历了三场大的斗争：

1.争取**返回拉萨的问题。1951年1月2日**被亲帝分离主义势力裹胁到亚东后，一直滞留不回拉萨。因此，争取他尽快返回拉萨，表明拥护协议的态度，成为稳定西藏局势，安定西藏人心的关键，也是维护执行协议的首要步骤。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张经武将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亲赴亚东，会见**。经武向**面交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的副本，并向**解释了《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性，阐明了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说服他早日返回拉萨。经过张经武耐心的教育、争取和**随行官员中爱国人士的劝说、推动，在三大寺及广大僧俗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喇嘛随行噶厦等官员于1951年8月17日返抵拉萨。同年10月24日，**喇嘛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

2.争取滞留在青海的**返回西藏的问题。自第九世**与十三世**失和后，第十世**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长期滞留在青海。争取他返回西藏，与十三世**和好，成为执行协议的又一个重要步骤。经过中央代表的工作，**承认十世**“确是前辈**化身”，并向**发出在拉萨“友好相见，畅叙旧情”的电函。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行辕代表办公室的筹备、护送下，**一行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52年4月28日平安到达拉萨。按照《十七条协议》的原则规定，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的协调帮助下，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布会议厅就恢复**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比较顺利，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双方之间的历史积怨，增进了团结。**一行于6月9日离开拉萨，23日到达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为了广泛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团结绝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央代表张经武和进藏部队领导人张国华、谭冠

三、范明等，分别登门拜访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各大寺庙的大**、堪布和在野的贵族知名人士等，向他们赠送《十七条协议》，宣传解释《十七条协议》和《共同纲领》精神，揭露帝国主义造谣诬蔑共产党，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经过中央驻藏代表、进藏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争取了大多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反帝爱国为共同政治基础，以《十七条协议》为纲领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在西藏开始形成。

3.对“人民会议”事件的处理。帝国主义和西藏少数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在拉萨制造了伪“人民会议”事件。1952年3、4月间，流亡国外和在西藏的亲帝分离主义分子暗中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成立了伪“人民会议”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驻地和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反对《十七条协议》，企图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经过中央代表和驻藏部队领导机关“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喇嘛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撤销了暗中策动、支持伪“人民会议”的鲁康娃和洛桑扎希两个司曹的职务。

从争取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和平谈判、签订“十七条协议”到执行《十七条协议》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严格遵照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指示，立足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逐步推动社会改革，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为实现《共同纲领》，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当时经济的基本状况是：现代工业占17％，农业和手工业占83％。而资本主义工业占全部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的63．3％。私营商业，占全国商业总户数的98％，商业机构批发额的76％，零售额的84％。因此，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出发，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向前发展。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民族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又不能不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发生矛盾，决不能让其自由发展，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必须加以限制。

基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发展资本主义愿望的一面，又有拥护《共同纲领》和国家宪法的一面，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许多私营工商业在经营中感到不少困难。他们虽然对推翻“三座大山”感到扬眉吐气，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担心被“共产”、被“清除”。“挂红旗，五星(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就是他们当时心境的生动描写与真实吐露。因此，一度出现私营企业开工严重不足，一些大资本家出走香港、国外。针对这种情况，在积极开展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又在发放工商贷款、提供原料、收购成品、委托加工等方面大力扶持民族资本，并且积极安排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政协会议及其他领导职务，以调动他们各方面的积极性。

在大力扶持民族资本的同时，党和政府坚决地打击了投机资本。国内的投机资本利用当时的财政经济形势困难的局面，套购重要物资，囤积居奇，扰乱金融，扰乱市场，造成工农业生产滑坡和人民生活困难。为此，党和政府进行了打击投机资本、统一财经的两项重大工作。人民政府封闭了在上海的金银、外币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取缔银店、黄金、美钞的投机活动，公布了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同时，在全国调集了粮食等重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给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以毁灭性打击。之后，党和政府又实行了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的办法，使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支出相对减少。l950年4月，全国财政状况基本好转，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方针和合理调整工商业

全国财经统一后，投机资本受到重创，虚假的购买力消失了，继而出现许多私营企业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不灵，生产减缩，关店歇业增多，1950年5月，全国失业工人达110万人。此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惶惶不可终日，与共产党关系又趋于紧张。

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所必须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向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全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报告中把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个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1950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指示精神，开展了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包括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调整公私关系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包销。随着加工、订货范围的迅速扩大，使私营企业上半年的萎缩局面很快得到扭转。(2)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调整价格。国营商业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批发上，以调节市场，稳定物价。国营商店让出30％左右的零售业务。(3)对私营工商业进一步发放贷款。(4)调整税赋，对部分工业产品减税，裁减税种、税目，提高所得税起征点。

调整劳资关系方面，资方要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积极改善经营管理；劳方为维持生产，可暂时降低工资福利，轮流歇工，共渡难关。劳资纠纷由劳资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

调整产销关系，逐步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根据统筹兼顾的方针，通过调整，实现产销平衡。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了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战略策略方针，通过对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不仅使一度呈现的私营企业生产经营萎缩的态势得到迅速扭转，而且使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正如陈云所说的：统一财经管理，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抗美援朝、土地制度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统战工作

（一）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美国提案，断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侵略者”。美国政府有恃无恐，不但悍然出兵朝鲜，而且将战火燃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严重威胁我国的和平与安全。9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美国：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中共中央在作出出兵朝鲜的重大决策前，及时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进行座谈协商，消除他们的顾虑并征求他们的意见。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10月24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专题讨论抗美援朝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新民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表示中国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抗美援朝的决心。

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捐钱、捐物，积极支援抗美援朝

第二篇：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重点

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和演变

1949年建国初期，我国各地税收制度很不统一。在一些老解放区，仍沿用革命根据地时期各自制定的征税制度。在新解放区，为了及时开展城市税收工作，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则，除了将旧政权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服务的征税规定加以废除外，一般暂时沿用旧税法。因此，当时全国各地实行的税种不统一，同一税种的税率差别也非常大。如面粉税，东北为8%，华东为25%；卷烟税，华东为40%，华北为10%，东北为60%；烟叶在华北不征税，而华东、中南都要征税。至于各地区的完税凭证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门，很不一致。这种情况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很不适应。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首届全国税务会议，讨论研究统一全国税政，建立新税制和加强税务工作。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有关财政税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于1950年1月由政务院发布施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了统一全国税收的要求，规定了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和税收立法权限，提出了加强税收工作的制度措施。与此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和《全国各级税务机关暂行组织规程》。这标志着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税收制度迅速建立起来。

随着新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和贯彻执行，城市工商税收收入也开始迅速增长。1950年上半年就达到了与公粮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变了以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村公粮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针对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调整了工商税收，简化合并了一部分税种、税目，调整了部分税率，改进了征收方法，并在调整的基础上修正了货物税、工商业税等主要税种的暂行条例，同时由财政部公布了这些暂行条例的施行细则，从而使我国新的工商税收制度逐步趋于完备。

我国工商税收制度建立以后，曾进行了多次调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税制修正；1958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统一税；1963年所得税制的调整；以及1973年税制改革，试行工商税。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税负的基础上，实行简并税种、税目，调整税率，简化征收办法，使原来以“多种税、多次征”为特点的工商税

收制度逐步变为一种极为简单的税制。通过这几次改革以后，我国国有企业只缴纳一种工商税，集体企业只缴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两种税收。

1978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从1980年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税法。为了配合经济体制改革，从1983年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了国有企业利改税，并改革了工商税制。这次改革，是比过去历次税制改革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经历的时间也长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税制改革。

经过10年税制改革的探索，从1994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新的工商税制。新税制遵循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在流转税方面，以增值税为核心，辅之以对非商品经营课征营业税，对少数产品交叉课征消费税。在所得税方面，统一了不同经济性质的内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了内外个人所得税。此外，新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合

并、废止和调整了其他一些税种。与此同时，把中央与地方之间原有财政包干的收入分配体制，改变为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以更好地调动两个积极性。新的工商税制，为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合的税收环境。

第三篇：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条件

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条件

① 新中国的成立和经济建设的展开，民主政治建设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②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积累。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抗击日军的同时，积极进行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三三制”，调动了各阶级、阶层抗日的积极性。解放战争中，在解放区农村建立由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满足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也为后来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经验。

第四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观《伟大的旗帜—伟大创举》有感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我国在转轨时期所面临的失业问题，远比当今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更加严重，三种“转轨”叠合在一起的复杂情况，使得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第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是帷独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以奋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上；第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相结合，其关健点和难点不在于非公经济部门，而在于公有制主体部分；第三，政府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职能，成了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政经不分”这个症结的体制根源；第四，实行“政企分开、政经分开”，要点是政府充分履行作为政治实体职能，按照成本或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公众提供产品和公共服务。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探索着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正处于完善这一新体制的进程中。中国则坚定地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航道上，披荆斩棘，进行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这一范畴讲有相通之处，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世界新兴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建立与成长贯穿于中国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的“转轨”时期。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它才萌发于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30年前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经济推进了复杂的、艰巨的“转轨时期”。这个“转轨时期”的复杂性、艰巨性，集中表现在它由三种“转轨”交织在一起：一是经济体制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二是经济结构上从“二元经济”转向现代化工业经济；三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特别是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可持续型。

（二）政府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主导作用。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像同属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属于“赶超型”经济。为了“赶超”西方早已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对中国来讲，无论是实现工业化还是建设成熟的市场经济，都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国家过去花数百年才完成的事业，这就要求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实现赶超。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经济，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各种机制和制度工具处于“发育”、“不成熟”或“夹生”过程之中，而且各种市场机制、制度工具“发育”程度不同，相互之间还需“匹配”或“配套”和“协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跟发展市场结合起来”，这是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这个“结合”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方向与道路提出的。社会主义的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其核心部分是“公有制为主体”，没有这个核心部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仅有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那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非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从经济体制上讲毫不困难，因为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其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它的核心部分——作为经济主体的公有制经济跟市场经济相结合，而要实现这个结合，就必须在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为市场经济所须臾不可缺的微观经济基础，而这是旷古以来的历史性创举。

总之，30 年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的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十分珍惜，也值得国人引以为豪。所有这些，都是根据我国“转轨”时期的具体国情总结出的成功经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无法也不可能提供的。我们应十分珍惜自己的实践经验及成果，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深化及理论化，在此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同时，我们也看到西方经济学虽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奉为圭臬，但它毕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结晶，是世界人类文化成果的一部分，它所研究的每种市场形式、市场机制、市场产品及法规，对于我们有重大的参考、借鉴意义。我们固不可盲从，但也切忌历史虚无主义，要认真吸收、借鉴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

第五篇：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读《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感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一首歌颂毛主席的民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我看来，这些贡献又突出表现在几个转折点上，尤其是民主革命的转变和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毛泽东建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亦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思想，逐渐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第二阶段：党的七大，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确立阶段

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是资本主义太少了；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建立包括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

第三阶段：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

革命转变也是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

革命转变也包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1953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言之就是“一化三改造”。

此后，中国人民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致力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实现了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梦想，还增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一直在想：中国人民经过努力、奋斗，往后不更使得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吗?我渴望那一天尽快到来。但是，过渡时期总路线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依然缺乏经验，因此形成了一些错误的领导理论观点，即认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并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今天，距离过渡时期总路线又过去了40余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比40年前清晰、深刻和准确得多了。我们当然不会拿今天的认识去构想40年前的蓝图，而是将过去发生的事情、前辈门的种种实践作为形成今天认识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