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东宝区PPP的现状和发展

第一篇：浅议东宝区PPP的现状和发展

浅议PPP工作现状和发展前景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财政局 王 勇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以来，PPP模式便作为落实国家战略的一项重要工具正式进入大众视线。2016年以来，在省、市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东宝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把推广运用PPP模式作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作为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有益实践，扎实推动和实施了一批PPP项目，有效解决了因区级财力不足导致公共服务缺位的问题，开创了“政府+社会资本”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下面以东宝区为例，对当前PPP工作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对PPP发展前景提出初浅建议。

一、东宝区PPP发展现状

（一）PPP项目基本情况

2016年，荆门在湖北省赢得“六个第一”，其中就包含落地PPP项目数量在全省第一，在2016年湖北省财政厅公布的湖北省第一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中荆门市入围6个，仅东宝区就有2个PPP项目成功入围，即荆门市东宝区文化体育中心项目和东宝区电路板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2016年东宝区PPP项目主要集中在文体场馆和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2017年，东宝区拟实施PPP项目四个，分别为圣境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游泳馆项目、龙凤山公园项目、襄荆古道

道路项目，项目涵盖范围不仅包括2016年涉及到的文体场馆类，还覆盖了旅游基础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相比于2016年，项目数量翻一倍，项目类型更宽广。

（二）PPP项目实施情况

荆门市东宝区文化体育中心项目于2016年9月进行资格预审，于2016年10月采用竞争性磋商的采购方式选择社会资本，并通过多轮谈判和公示程序，于2016年11月最终由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为中标社会资本，2016年12月通过增资扩股设立专有账户的的方式采用荆门荆冶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2016年12月，项目进入正式施工阶段。

东宝区电路板产业园污水处理厂项目于2016年7月进行资格预审，于2016年8月进行竞争性磋商，2016年8月确定武汉森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为中标社会资本，于2016年9月签订PPP项目合同。2016年10月项目正式进入施工阶段，并于2017年初投入使用。

从2016年完成情况来看，项目不分类型，采购程序从资格预审到竞争性磋商采购谈判完成基本耗时长达3个月。通过上述因素综合考量2017年度项目，目前，圣境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已落地，中标社会资本为东方园林、中邦建设、东方利禾联合体，有望在10月开工建设。其他三个项目均已完成一案二评的评审、论证和审批工作，8月中旬进入了采购、发布预审公告阶段，有望在12月前落地开工。

（三）PPP项目年度对比情况

综合对比，东宝区2017年度PPP项目发展得有条不紊。2017年项目数量较2016年翻倍；项目推进计划较2016年时

间稍长，但仍能稳步推进；2017年度四个项目涉及3个领域，较2016年度项目类型更为广泛；2017年度项目投资额高达16亿，远高于2016年项目投资总额。整体上，东宝区2017年度PPP项目发展较2016年度有一定的进步，2016年度东宝区实施两个PPP项目均顺利申报湖北省示范项目，东宝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秉承在学习中稳步前进、在实操中同步规范的原则，积极学习最新相关政策文件以查漏补缺，为规范推动2017年度PPP项目奠定了基础。

二、东宝区PPP发展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存在一定过程，东宝区各部门对PPP业务的理解还存在一定差异，在统一认识的过程中，以及业务操作当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经过总结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入库和储备项目较多，但落地项目较少。目前，我区储备项目有35个，但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仅有6个。目前我区PPP工作主要短板在于项目实施。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PPP中心人员较少，操作层面对PPP项目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在于各部门对PPP项目的认知仍较为粗浅，在实际工作中或者项目包装上对PPP项目的投入仍然较少。第三，目前国内从事PPP项目咨询和包装的咨询公司良莠不齐且收费较高，而我区的PPP项目普遍总投资偏低，实施难度较大。

（二）第三方机构服务不够。在PPP的推进中，第三方咨询机构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但从调研了解的情况看，咨询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有时为了迎合实施机构的需要，规避必要程序。其一，特许经营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形成契约的形

式之一，但并非所有PPP项目所必需。其适用范围必须在经营性领域，且必须在明确的政府行政许可清单之内。如果无谓地泛化特许经营，无异于强化了行政审批，而不能推而广之。其二，PPP项目中，工程性和服务性政府采购合一。只有理顺招投标管理和政府采购管理，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招投标法依据特殊法优于普通法这一法律准则，需获得优先执行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采购法需对PPP实现完整覆盖。在实际招标过程中，这一问题始终困扰政府方和社会资本方，如何理顺这一关系对今后PPP项目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对融资支持的理解和运用不够，无法确保PPP项目在我区形成长期健康发展的机制。为推进PPP项目的实施，我区正在讨论设立PPP融资支持基金，但这实际上更适合集中运用、择优支持，不宜成为一种普惠性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根据正在讨论的基金方案，如果以普遍受益的思路对项目进行支持，按基金当前规划的规模，对比项目增长态势来看，势必会使资金分散运用，其所带来的有限的资本充实和融资支持效应反而并非优质项目所亟需。同时，基金参与的项目中，社会资本同时面对中央、地方多级政府和更加复杂的博弈局面，需要更强的谈判和约束政府方履行契约的能力，这样会屏蔽掉许多潜在的社会资本合作方。

三、对PPP发展几点建议

（一）加大督导力度，着力推动项目落地实施。PPP项目推进绝非单个部门可以较好完成的，需要从政府的层面强力推进。建议政府将推进PPP项目列入年度综合目标责任制

考核内容，年底根据实际考核结果予以奖惩。同时，要进一步健全督导工作机制，建立PPP项目台账，将国家示范项目和省级推介项目统一纳入台账管理，及时跟踪并定期通报项目具体进展情况。要继续通过召开PPP工作片区推进会、组织项目现场观摩等多种形式，加强督导，及时总结交流好的经验做法，研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示范项目按要求期限推进落地。要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扎实做好项目立项、环评、规划选址和土地预审等前期基础性工作，严格按照项目操作流程规范运作，力促项目早日落地，避免项目“走偏”和“变异”。

（二）加强宣传和培训，提高PPP工作水平。一是要加强宣传。要通过各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在政府门户网站、报刊杂志大力宣传PPP理念、政策，介绍项目情况，进一步增进各级政府部门、社会资本共识，提高公众对PPP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二是要加强培训。要将PPP的培训纳入各级党委、各行业主管部门党组的中心组学习内容，同时要组织财政、各行业主管部门具体负责人员的学习培训，并组织PPP业务知识考试，不过关者不得上岗。三是要加强第三方机构管理。要组织对咨询机构的培训，并对咨询机构的从业人员进行考核。

（三）发挥财政职能，促进PPP工作规范管理。从财政角度而言，财政部门应立足于职责领域，规范PPP管理。一是把好实施方案关键环节、关键节点的审核窗口。在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价方面，打造自身模式，提高自身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做好PPP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为政府

付费项目统筹安排，为政府决策做好服务。二是理顺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制度关系，在推进工作中发挥好财政部门作用，特别是在合作环节中资金拨付的各个环节，保证合同履行。三是积极筹建区级基础设施建设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我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发挥好财政部门在资金管理方面的优势，配合政府做好投融资改革工作，推进项目开展。

PPP

第二篇：PPP的发展及相关政策

一、PPP的发展及相关政策

（一）前期筹备阶段，基层试点为主

（二）初期探索阶段，部委推动为主

（三）加速爆发阶段，中央顶层推动

（四）项目大潮来袭：发改委推出PPP项目库

（五）攻坚落地阶段，财政部主导

二、PPP项目的工作机制和机构

一、PPP的发展及相关政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之后，PPP才一步步重获新生，政府对PPP的支持政策不断升级。从统计的PPP签约情况来看，这一轮PPP热潮是从2014年四季度开始初露锋芒，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明显加速，在四季度达到顶峰。用时间的形式可以系统梳理如下：

（一）前期筹备阶段，基层试点为主

2013年11月—2014年9月，前期筹备阶段，基层试点为主。

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明确提出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概念，只是提出“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在那之后，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财政部开始着手落实。

最初阶段，财政部主要是和亚洲开发银行一起合作。2014年3月，财政部和亚开行合作举办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培训班，表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个说法已经在财政部内部开始使用。与此同时，PPP试点也悄然在各地展开。在亚开行的支持下，财政部选取洛阳和哈尔滨两个城市展开PPP试点，其中洛阳市的项目是市政路桥和污水处理打包项目。而哈尔滨项目则是黑龙江省在年初与亚开行合作实施的“PPP领导力建设项目”基础上申报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控制”、“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等PPP类项目。试点项目的规模都不大，总计也就3-4个亿。

但出乎意料的是，2014年7月这两个项目被叫停。综合各方信息来看，停摆的原因一是流程繁琐导致签约工作缓慢，而亚开行要求如果年底无法完全签约就需要中方提供主权担保，发改委未予批准，导致贷款取消。二是地方政府、亚开行、财政部三个合作方对彼此的工作流程不够了解，前期准备工作不足。

总而言之，从2013年11月到2014年9月这接近一年的时间里PPP并没有太多实质进展。主要是因为各方还没有

对PPP形成统一的共识，甚至很多媒体还在以“公私合作”、“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来进行报道，中间和亚开行分道扬镳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插曲，为后续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二）初期探索阶段，部委推动为主

2014年9月—2015年4月，初期探索阶段，部委推动为主。

从签约量来看，PPP的第一次爆发是从2014年9月开始的。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有两个：第一，PPP的概念被正式提出。第二，财政部和发改委开始从部委层级进行推动。第三，财政部43号文倒逼地方政府投融资转型。

（1）提出概念：首次从部委层面明确模式定义。2014年9月财政部下发《财政部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76号文），这是部委级别首次正式提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标准说法，也是首次专门就PPP模式发布的框架性指导意见，对PPP模式进行了详细明确的界定，部署了PPP推广事宜。

（2）点燃热情：43号文倒逼地方寻找出路。2014年10月财政部发布“43号文”，明确提出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提出“推广使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投资和运营。”过去地方政

府的投融资需求很大，但大家并没有动力去推动PPP，核心原因就是城投公司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把融资问题解决了，地方政府借由这个“影子”突破了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轻松加杠杆。但43号文把这些“歪门”给堵死了，“正门”（地方政府债券）还没有完全打开，地方政府自然有动力去寻找新的融资渠道，这实际上为PPP模式的起飞埋下了最重要的种子，当然也为日后PPP的变味埋下了隐患。

随后的新预算法为PPP推波助澜。2015年1月1日，预算法新规开始执行，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切断了隶属于政府的融资平台公司特别是城投公司依靠土地和政府及财政信用融资的渠道，进一步强化了43号文件促进PPP模式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运营的精神，进一步为PPP推波助澜。另外，预算法新规注重绩效，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对社会资本的运营能力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并且，PPP项目中涉及财政性资金支付的，均应依法纳入预算，并应经人大审批，规范财政资金使用流程，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3）财政部推动：颁布指南，成立PPP中心，推出示范项目。

2014年11月和12月，财政部和发改委分别颁布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和《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从项目操作流程、创新金融支持等多层次多角度指导PPP项目运作实施，标志着PPP正从理论走向实践。2014年12月，财政部成立PPP中心，着手PPP工作的政策研究、咨询培训、信息统计和国际交流等，并公布首批示范项目，共计30个，总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示范项目是由各省财政部门推荐，财政部组织专家评审选出的，涉及轨道交通、供水供暖、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多个方面，以存量项目为主，且多已投入运行。

2015年4月，财政部印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要求财政部门在识别和测算PPP项目全生命周期过程的财政支出责任后，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通过论证”的项目，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编制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时，将项目财政支出责任纳入预算统筹安排。“未通过论证”的项目，则不宜采用PPP模式。希望借助于此，规范PPP项目财政支出管理，有序推进项目实施，有效防范和控制财政风险，实现PPP可持续发展。

（4）发改委推动：联合国开行引导开发性金融支持PPP。2015年3月，发改委联合国开行发布《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强

与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合作，及时共享PPP信息，协调解决项目融资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旨在充分发挥好开发性金融在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充分利用开发性金融的引导示范效应，为融资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

总体来看，新PPP在这个阶段真正的出生了，签约量从无到有，边际改善很大，与此同时，各地也开始大规模的收集汇总PPP项目，为下一步的发改委项目库做准备。但这个阶段主要还是发改委和财政部从部委层面各自为战，中间产生了很多部门协调的问题，也直接触发了接下来政策的进一步升级。

（三）加速爆发阶段，中央顶层推动

2015年5月到2015年11月，加速爆发阶段，中央顶层推动。

2015年5月是近几年中国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拐点。4月底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判断发生重要变化，首次提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整个宏观政策的重心开始从供给收缩向需求扩张转移，稳增长的权重明显上升。从5月开始，国务院各部委开始积极落实中央的稳增长要求，而PPP作为43号文之后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自然不可能缺席这场稳增长盛宴。

（1）PPP小“基本法”：六部委联合发布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2015年4月，财政部、发改委、住建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于2015年6月1日起施行，是现有PPP立法中效力层级较高的。《办法》明确界定了特许经营的定义、适用范围、合作形式和期限，重点强调了财政预算制度对于特许经营活动的约束、项目前期融资方案的制定和创新融资渠道，并规定绩效评价强化对项目运营的监管。在特许经营与PPP的关系上，官方的解释是特许经营只是PPP的一种模式，大家虽然把这个《办法》称为PPP基本法，但严格意义上讲，这只能算是一个PPP小基本法。

（2）首次登上常务会：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广PPP 2015年5月1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广PPP模式时明确表示，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推广PPP模式，是当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重要举措，也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有效手段。并特别提出支持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共同设立基金，用好税收优惠、奖励资金、转移支付等手段，多措并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产品和服务项目的投资与运营管理，自此，PPP成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着力点。

（3）“里程碑”文件：三部委齐推PPP指导意见，放开融资平台限制。

2015年5月，财政部、发改委、人民银行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并由国务院转发，这是中央层面专门针对PPP出台第一份重磅文件，这成为触发PPP加速爆发的一个里程碑式文件。

《意见》是继财政2014年底发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财金【2014】113号）（下称“113号文”），4月14日发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指引》（后简称《指引》）后，中央再次就PPP模式提出纲领性文件，这不仅仅是将视PPP模式为新常态下政府启动稳增长引擎、开启政府投融资体制转型重要抓手，而且把PPP模式提高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高度。

《意见》主要是系统阐释了推广PPP的重大意义，并对实施过程中的总体要求、制度体系、实施路径、政策保障、组织实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便于统筹协调PPP项目推广实施。《意见》放开了融资平台参与地方政府PPP项目的限制，规定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融资平台公司，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方式，明确责权利关系。

《意见》是对“113号文”的修正，《意见》指出：大力推动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脱钩，进行市场化改制，健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在其承担的地方政府债务已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得到妥善处置并明确公告今后不再承担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职能的前提下，可作为社会资本参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方式，明确责权利关系。

参与实体受限制约PPP模式开展。根据媒体统计，全国各地公布试点的PPP项目进展参差不齐，仅有少部分签约，更多的PPP项目前期投资已开始做，但距离落地还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实际情况，如果完全禁止平台公司参与本级PPP项目，短期内部分项目难觅适合的社会资本参与，不利于推广PPP模式落地。

《意见》相比“113号文”对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参与PPP项目有所放宽，允许合格平台公司作为社会资本，给了融资平台公司一条出路。我们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平台公司的社会资本化改造将呈现爆炸式发展，PPP缺乏有运营实力、能力的社会资本的问题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意见》是《指引》的升级版，《指引》的核心目的是抑制地方政府盲目的融资冲动，保证政府兑付其承诺的资本投入和“财政补贴”。《指引》中明确PPP项目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不超过10%。这能抑制地方借各种“PPP神通”

盲目融资上项目，倒逼地方政府有效利用财政资金，优先发展较为紧迫、质量较高的项目，减少社会一直担心的无效投资。

同时，《指引》规定每年全部PPP项目全部纳入预算。这就意味着，PPP项目还款都会进入一般公共预算的盘子里，对于PPP的投资者来说可以说发了一颗“定心丸”。同时，将PPP项目支出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意味着接受人大监督，PPP项目运营过程的透明性得以提升。同时也考虑到了项目的外部性和不可控风险因素，并且给出了在风险发生的情况下仍然保证“合理利润”的财政支出计算指导公式，意味着政府将保证承担这些风险。《意见》再次明确PPP模式需要坚持市场化原则，严禁融资平台公司通过保底承诺等方式参与PPP项目，进行变相融资。

（四）项目大潮来袭：发改委推出PPP项目库 2015年5月，发改委在其门户网站上开辟PPP项目库专栏，公布首批推介项目，共计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多个领域。如果说半年前，财政部的示范项目是试水，那发改委便开始大刀阔斧推广PPP，明确标明项目所在地、所属行业、建设内容及规模、政府参与方式、拟采用的PPP模式、责任人及联系方式等信息，吸引社会资本联系参与。

值得注意的是，在让地方上报PPP项目库的过程中，被43号文憋坏了的地方政府开始疯狂的包装PPP项目。很多地方把很多过去的难点项目包装成PPP混入项目库，各地一时掀起了PPP推介的浪潮，PPP开始异化为一种融资模式。

总体来看，从2015年5月中央的顶层设计明确之后，地方掀起了一阵PPP热潮。第一，几个代表性的省市先后召开PPP签约大会进行集中推介、招标和签约，签约规模急剧攀升。第二，签约的好项目越来越多，一些经典项目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形成良性循环，加快了签约速度。第三，一些地方开始成立地方性的PPP引导基金，真金白银的刺激了PPP发展。总体来看，由于政策陆续突破，前期积累的好项目多，而且问题还未充分暴露，PPP各方还处于蜜月期，所以PPP经历了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

（1）好项目落地：

首单PPP城际高铁项目签约，济青高铁潍坊段PPP招标大获成功

2015年6月8日，作为中国高铁首单、潍坊首次PPP项目，济青高铁潍坊段沿线土地征收拆迁43亿元PPP项目，在招标阶段成功吸引到400亿社会资本投标，为PPP项目的推广打响了头炮。最终，成功通过竞争性磋商方式，在11家社会资本中选定了一家社会资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其

合作资本方成功中标，复星、中信民营资本败走首单高铁项目。

（2）地方集中推广：

重庆市敢为人先，集中签约1300亿PPP项目，改革全面推开

重庆作为改革的先行者，一直敢为人先。在PPP项目的推广上也不例外，按照黄奇帆的计划：2015年到2020年由政府导向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有18000亿元，其中8000亿元以PPP模式实施，也就是从2015年到2020年的6年期间，平均每年有1300亿元的PPP项目推出。

2015年7月27日，重庆市已完成2015年33个总金额为1300亿元的PPP项目集中签约。其中重庆中国建筑[1.08% 资金 研报]集团有5个PPP合作项目与重庆市政府达成意向协议，分别是轨道交通九号线、重庆沙坪坝铁路枢纽综合改造工程、曾家岩嘉陵江大桥、白居寺长江大桥、郭家沱长江大桥。由此可见，基建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依然是PPP项目的主力军。

（3）资金引导：

首只地方PPP基金，发改委批复河南1000亿PPP发展投资基金

2015年7月，发改委批复河南投资集团筹备PPP发展投资基金，总规模1000亿元，这是全国第一只获得国家批复的PPP基金。1000亿元PPP发展投资基金是母基金，以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依据《河南省PPP开发性基金设立方案》，基金将按照优惠的资金成本给PPP项目提供资本支持。对于新增项目，基金按照项目公司中政府出资部分的30%给予资本金支持，总投资在10亿元以下(含)的单个项目最高支持2000万元，总投资超过10亿元的项目最高支持5000万元;对于存量项目采用PPP模式改造的，基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5%～10%给予支持，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基金采用股权为主的方式投入PPP项目。

在此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地方性的PPP基金。（4）融资破题：

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指导案例判定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可以质押。

PPP项目公司没有资产所有权和土地的质押权，特许经营权抵押融资一直是个国际通行的方式，但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2015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3号的判决结果明确显示特许经营权的收益权可作为应收账款予以质押，至此，对于PPP项目，特许经营权能否质押的争议终于得以解决，特许经营权质押破题，有利于解决对特定项目的特许经营权能否质押及收益权质押实现方式的争议，统一裁判标准，对规范金融机构特许经营权的质押贷款业务并促进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有积极指导意义。

（五）攻坚落地阶段，财政部主导

2015年12月至今，攻坚落地阶段，财政部主导，提质增效为主。

2015年下半年PPP疯狂签约近万亿，2016年一季度，PPP签约速度出现一定回落，大概签约3000多亿，主要是经过前期PPP模式的快速发展和项目的逐步落地，一些现实问题开始逐步显现：

第一，财政部和发改委之间的机构冲突，双方都有一套PPP的班子和项目库，都希望主导政策的制定。

第二，招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的冲突，有些政府付费或部分付费的PPP工程项目同时适用这两部法律，而这两部法律在“两标合一标”等核心问题上存在冲突，目前没有上位法的情况下，无法裁决。

第三，地方政府信用缺失，把乱七八糟的项目都包装成PPP，而且招标的条件十分苛刻，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高。

第四，PPP项目质量不高，重融资而轻运营，大部分是走老路，按照明股实债的方式来吸引社会资本，并没有在运营环节实现效率提升。如果只是追求投资收益，PPP项目对社会资本自然没有吸引力。

第五，社会资本参与主体不够丰富，国外主要以保险资金、养老资金等长期资金为主，而我们主要拿银行理财等短期资金对接，存在期限错配。

随着这些问题的凸显，中央和地方在这个阶段都开始陆续出台一些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来克服PPP落地的瓶颈，提高PPP的项目质量。

（1）以奖代补，支持规范运作，保障项目质量 2015年1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以奖代补政策的通知》，出台示范项目以奖代补政策，具体标准如下：（1）新建项目，确定社会资本合作方后，按照项目投资规模给予一定奖励。其中，投资规模3亿元以下的项目奖励300万元，3亿元（含3亿元）至10亿元的项目奖励500万元，10亿元以上（含10亿元）的项目奖励800万元。（2）对符合条件、规范实施的转型为PPP项目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财政部将在择优评选后，按照项目转型实际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规模的2%给予奖励。希望通过以奖代补政策，规范PPP项目运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开展物有所值评价，提升项目的操作效率和质量 2015年12月，关于印发《PPP物有所值评价指引（试行）》的通知，规定拟采用PPP模式实施的项目应在项目识别或准备阶段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现阶段以定性评价为主，鼓励开展定量评价。“通过”的项目，可进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未通过”的项目，可在调整实施方案后重新评价，仍未通过的不宜采用PPP模式。通

过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可充分论证采用PPP模式的可行性，避免政府盲目无效推广PPP，提升项目的操作效率和质量。

（3）政府推广综合信息平台，项目撮合更加方便 2016年3月，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正式启用，披露了入库项目的名称、所在地区、所属行业、投资金额、实施阶段、合作年限、运作方式、回报机制、发起时间、发起类型、项目概况、联系方式、项目级别等基本信息，PPP项目的相关信息得以公开透明。这是我国首次公开对外发布PPP大数据，也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完整、最实用的官方PPP信息平台和数据库，便于对PPP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监管，有利于建立统一、规范、透明的PPP市场，项目撮合更加方便。

（4）首只国家级引导基金成立，真金白银突破PPP瓶颈

2016年3月，中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融资支持基金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成功在京召开，首只国家级PPP引导基金崭露头角可谓是PPP的一大利好。1800亿的PPP引导基金由财政部发起，参与方均为大型金融、投资机构，具有良好的信用基础，作为社会资本方支持公共服务领域PPP项目发展，可为投资的PPP项目増信。首先，提高项目融资的可获得性，撬动社会资本进入PPP领域；其次，降低项目贷款利率，节省融资成本；最后，发挥引导示范作用，规范基

金运作。总之，PPP引导基金将强化杠杆和导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基金参与PPP项目，保障政府和社会资本共享万亿PPP盛宴。

（5）补充第三方中介机构信息，规范咨询服务，改进PPP项目设计

2016年4月，财政部发布紧急通知，要求相关部门对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已进入准备、采购、执行等阶段的1000多个项目补充第三方中介机构信息。该通知主要是为了规范咨询机构，以进一步规范PPP综合信息平台中项目的基本信息，使其更加完备齐全，也从侧面表明入库项目必须有专业的咨询机构提供咨询服务，PPP项目操作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必将更加规范。同时，为建立全国PPP咨询机构库做准备工作。

总体来看，这段时间PPP签约的速度虽然慢下来了，但逐步开始有一些项目开工建设，落地生根。而且在中央强力推动PPP的坚定导向下，财政部为主的PPP主管机构也开始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进行调整和优化。

二、PPP项目的机构和工作机制

1.发改委：项目储备-项目遴选-伙伴选择-合同管理-绩效评价-退出机制。(发改投资[2014]2724号)2.财政部：项目识别-项目准备-项目采购-项目执行-项目移交。(财金〔2014〕113号)

第三篇：东宝区学校德育管理办法

东宝区中小学校德育常规管理办法(草稿)

德育是中小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和学生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在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之中，对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学校工作全面优化起着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我区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不断增强学校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德育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特定本《办法》。

一、德育计划

第一条

成立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德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校长任组长，党支部、工会、政教处（室）、共青团、少先队、家长委员会等相关组织机构负责人及德育课程教师、心理健康辅导教师和优秀班主任、辅导员为成员。学校校长要主持制定切实可行的德育工作计划，组织全体教师、职工，通过校内外、课内外各种教育途径，实施《中小学德育大纲》。领导小组每学期至少要召开三次（开学、期中、期末）德育工作会议。

第二条

制定德育工作计划。学校要根据党和国家教育方针，按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德育工作要求，结合学校德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制定德育计划。德育计划包括政教处工作计划、团（队）工作计划、学生会工作计划和班主任工作计划。政教处、团（队）、学生会和班主任工作计划应围绕学校德育工作总体规划制定，体现整体性。德育工作应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实施。

第三条

德育计划要指导思想鲜明、目标明确、内容具体、格式规范、操作性强。内容包括指导思想、工作目标、主要工作、具体措施、活动安排等要素。目标、措施及活动安排顺应社会发展，具有时代性；贴近学生实际，具有生活性；符合学校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二、德育队伍

第四条

健全学校德育工作机构。设立政教处（室），完善少先队、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明确一名副校长分管德育工作，政教处（室）主任具体负责学校日常德育工作。政教处（室）应协调各组织做好学校德育活动的指导、检查、考核、评价、总结、表彰等工作,并积极潜心研究学校德育工作现状及发展趋势。

第五条

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推行班主任持证竞聘上岗，依照《东宝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考核细则》建立和健全班主任选拔聘任、培养培训和考评激励机制。认真做好“优秀班主任”评选、推荐和事迹宣传工作，使班主任成为教师向往和社会尊重的职位。

第六条

建立校内外相结合的德育工作队伍。认真选配品德与生活（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教师，力争做到专职化。同时，聘请“五老”（老同志、老干部、老专家、老英模、老战士）等有关部门的杰出人物、政法干警和优秀家长担任校外辅导员，定期请他们到学校参与德育活动。聘请法制副校长，配合学校做好法制教育工作。成立家长委员会和关工委。充分听取家长委员会意见，谋求家长委员会的支持和配合，共同完成德育任务。学校的重大活动，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国旗下讲话、大型主题教育等要邀请家长委员会成员代表参加。

三、德育课程

第七条

开设好品德与生活（社会）、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课堂教学是德育工作的主要实施途径，学校应按照课程计划，开足课时，开好课程。任课教师要以课程标准和教材为依据，联系学生实际，充分明理导行，杜绝空洞说教、死记硬背。

第八条

开设好专题教育课程。根据国家要求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禁毒教育、环境教育、血防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国防教育、反邪教教育、安全教育、适应社会生活能力教育、理财及保险教育和廉洁教育等专题教育。中等职业学校还要加强职业道德、劳动纪律和职业规范教育。各校要全面开展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学校要按规定课时在地方与校本课程中统筹安排好专题教育，使学生知晓专题教育基本知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

第九条

加强学科德育渗透。充分挖掘和利用德育课程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德育资源，自觉地、有意识地渗透思想品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和意志品质。学校还应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将德育内容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同时，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共处、学会生活。

四、德育活动

第十条

开展学生行为习惯养成教育。要以贯彻落实《中小学生守则》、《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重点，结合不同年龄学生特点，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要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制度规范，如《一日常规》、《班级公约》等。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要进行培养训练、检查评比，督促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要大力开展文明礼仪教育、诚信教育和勤俭节约教育。

第十一条

以班团（队）为阵地开展主题教育。从学校实际出发，结合德育工作内容、重大节庆日，制定分年段、分主题的教育活动规划，组织安排好班团（队）主题教育。做到有主题、有教案、有总结、有反思。要成立班团（队）会课教研组，经常开展主题班队会课比武或观摩活动。做到课内活动与课外活动相结合，集中活动与分散活动相结合，充分体现学生道德主体实践特点。

第十二条

开展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以“我们的节日” 为大主题，充分利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五一”、“六一”、“七一”、“八一”、“十一”等重要节日，“七七事件”、“九一八事变”、“五四运动”、“红军长征”、“辛亥革命”等重要事件纪念日以及母亲节、父亲节、教师节等特定节日，组织引导学生开展歌咏赛、演讲会、文艺汇演、感恩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教育及实践活动。依托创建书香校园，大力开展好爱国主义读书教育及“中华经典诵读”等系列读书教育活动，积极组织图书推介、读书沙龙、读书演讲活动，培养师生良好的读书习惯。开放学校图书室，建立班级图书角，为师生打造读书交流学习的平台，通过读书征文竞赛等活动，提升师生的人文素养。

第十三条

开展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从实际出发，制定校训，制作校旗、校徽和校歌，要建立师生成果展览室、校史陈列室、学校荣誉室、团队活动室、心理健康咨询室等，建立黑板报、橱窗、广播站、校园电视台、校园网站等，充分利用这些校园传媒开展教育活动。定期举办学校艺术节、科技节、读书节、体育节等师生广泛参与的教育活动，坚持规范升（降）国旗、总结表彰等仪式和开（散）学、毕业、颁奖等典礼教育活动，持续开展班级文化创建活动，培育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

第十四条

利用社区和校外德育基地，开展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主动与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展览馆、科技馆、文化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等校外教育基地和周边社区建立校外教育关系，并实行挂牌制度，利用这些专门场所和设施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和调查，有计划地组织相关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自主策划、设计活动方案，开展科技小发明、小制作活动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社会实践活动每学年小学不少于10天，初中生不少于20天，高中生不少于30天。

第十五条

密切家校联系，拓宽交流途径和空间。中小学要规范成立家长委员会，建立家长学校，合理安排好系统的家长培训课程。通过家长接待日、教学开放周（月）、家长会、家校联系卡、家庭访问、电话或邮件、QQ网络交流等方式，密切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帮助家长树立正确教育思想、改进家庭教育方法、提高家庭教育水平。

五、德育科研

第十六条

成立德育研究组织。学校要成立班团（队）会课教研组、班主任工作教研组等，设立教研组长，建立教研工作制度，在教研组长的组织下定期开展校本研究，提高德育针对性、实效性。

第十七条

开展德育科研活动。应针对学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校情，开展专题研究，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意见。重点有效解决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农村“留守子女”和流动人口子女等的教育问题，以及网吧对青少年学生的不良影响问题，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等德育难题。要引导教师进行教育行为研究，坚持写好教育随笔，记感悟，思得失，展智慧，体现对教育理论的理性运用。

六、德育评价

第十八条

建立和完善常规管理制度。学校应建立定期学习制度、理论研究制度、班（团、队）会制度、检查评比制度、总结交流制度、表彰奖励制度等。建立让学生参与管理与自我管理的制度。如:文明行为监督岗、示范岗、一日班长制、值日、值周生制度、文明宿舍制度等，所有制度应形成体系、装订成册，并通过多种形式让师生知晓、执行，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制度文化，同时，所有制度应形成德育常规管理档案。

第十九条

全面推行“实施四个结合，争当四个三好”综合评价体系。实施学生自育、学校教育、家庭抚育、社会培育四个结合，推行三好学生、三好教师、三好家长、三好校外辅导员评价表彰体系，构建全方位的德育工作综合评价和表彰机制。中小学全面推行和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采取学生自评、小组互评、任课教师评定、班主任评定、家长评价、社区及校外辅导员评价等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定性评价和等级评价相结合的全面综合评价。建立和实施完善的学生奖惩制度。

第二十条

开展德育工作总结、表彰。学校要每周召开班主任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解决班主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得失，提高班主任工作水平。每学期末召开德育工作经验总结交流会，组织开展德育优秀论文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评选，交流德育工作先进经验。班主任要提供书面总结，包括主要工作成绩、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并结合月工作量化考评对班主任工作进行考核。每两年召开一次德育工作会议，表彰德育先进工作者和德育先进集体。学校要建立表彰制度，定期开展优秀班主任和优秀德育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

第四篇：PPP发展的五个阶段

PPP（公商合作）发展的五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没有PPP概念，主要模式是后来归结为PPP的BOT。

探索阶段有两个背景：第一，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的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在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在探索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当时对这种方式是否合法地方心里没底，审批时地方领导往往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中央首肯后地方才批准项目。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饭店项目由于所处行业的原因是否属于BOT项目存在争议。沙角B电厂已经在15年特许经营期限结束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为项目画上了圆满句号。由于项目较早，项目文件较简单，项目协议只有几页纸。外商是广东华侨，项目除了商业因素外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项目顺利执行的原因。沙角B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由于特许经营期限较短，很多设施的设计寿命较短在移交给政府机构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在后期大岳做BOT项目时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的，通过谈判方式和政府达成了一致，没有招标的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受到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二、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我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研究和从事PPP工作的，到现在整整20年了。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清华王守清教授说他是在这期间到新加坡留学师从著名PPP专家进入PPP领域的。

PPP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推动的，是有组织的，这点不同于探索阶段各地摸石头过河的做法。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1992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3年底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博拓投资公司，博拓的英文就是BOT，其目的非常强就是要做BOT业务。博拓公司成立后开始运作北京的京通快速路BOT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未能成功，最后还是首创公司代表政府投资建设。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1994年底又有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目的同样非常明确要做BOT业务。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

1995年8月国家计委、电力部、交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试办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审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试点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通知是试点项目启动之后颁布的，从通知中可以看出，第一电力部和交通部参与意味着BOT试点的重点是电力和交通项目，第二外商投资意味着以外资为主。尽管如此，后来地方政府推出自己的BOT项目时，水务、燃气和区域开发等领域的项目，包括内资参与的项目，也以这个《通知》为法律依据。在试点期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帮助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准备了一份《BOT法》草案但由于某种原因不了了之。

在国家计委研究BOT期间，1994年北京市计委也立了一个课题研究BOT，我有幸担任了这个课题组的组长。当时的研究经费有限，国内缺少BOT专家，获取资料的途径也较少，但研究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果，使我们对BOT有了轮廓性认识，根据研究成果出版了《BOT项目指南》一书。应该说，当时取得的认识非常重要，对北京市投融资体制改革有启发和参考作用。在做研究课题期间，课题组和大地桥人员有过接触交流。1996年我到大地桥公司担任了半年时间的顾问，当时正是来宾B电厂BOT项目的谈判期间，我参与了来宾项目全部谈判过程，在和项目国际顾问及国际投资人接触过程中，我做课题研究期间的很多谜团逐步解开了。

除了国家计委推出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BOT项目，比较典型的有沈阳水厂TOT项目、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新疆托克逊电厂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北京房山大学城项目等。大岳咨询公司成立于1996年底，作为英国泰晤士水务和日本三井物产联合体的投标顾问参加了成都第六水厂BOT项目的竞标但未中标，后来较多参与了地方BOT项目的咨询工作。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项目，有的项目在政府批文里就叫试点项目，不叫试点项目的BOT项目在当地即是开创性的也没有太多其它BOT项目出现，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投融资方式。1997年大岳咨询公司联合国家计委投资司副司长戴公兴结合北京BOT课题研究成果和国家计委BOT试点项目经验编写出版了《BOT项目运作手册》，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担任名誉主编并题词。国家计委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是很多的，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了，不仅签订了合同，而且合同得到了执行。有的失败了，部分没有签约就夭折了，部分签了合同但在执行期间终止了。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这些项目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知识，基本脉络是：来宾Ｂ电厂—成都第六水厂—北京第十水厂—肖家河污水处理厂—西红门经济适用房，其中前两个项目侧重的是国际经验的引进，后三个项目的重点是国际经验的消化和本土化，其中第十水厂项目相当于从引进向消化的过度项目，这些本土化的合同文本一直到现在仍被国内广泛参考，起到了标准文本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第十水厂ＢＯＴ项目。尽管这个项目后来经历了工业企业外迁、密云水库没水、申奥成功引致使水管道改线、南水北调上马、欧盟成立导致英国企业回防、法律变更等历史事件，但这个项目在我国BOT发展史上是改变历史的支点项目。该项目是汪光焘副市长主持的，前期非常规范顺利，招标效果非常好，水价只有预测水价的三分之一，深深的影响了汪市长的观念，使他意识到公用事业改革势在必行。在第十水厂草签协议后，他主张对第九水厂进行市场化改革，大岳继续担任项目顾问。在第九水厂项目方案完成但没有实施时，汪市长调任建设部担任部长并很快启动了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工作，我们协助建设部城建司完成了《大力推进市政公用市场化指导意见》，该文件于2002年底发布后使BOT从2003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大力推进市政公用市场化指导意见》的大背景，汪部长个人因素是这个文件由建设部出台而不是其它部委出台的原因，后期经常有部委领导问起他们部门能否也出台一个建设部那样的指导意见。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叫做126号文的《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市政公用市场化（PPP）高潮。2003年春天发生了萨斯，北京等地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在萨斯结束后为了完成当年的经济指标各地又临时推出了一批市政公用市场化项目，为PPP火上浇油。这个期间国内有多少PPP项目，我们没有见到官方统计数据，从大岳提供PPP咨询业务的发展情况能够感受到当时市场的火热程度。2003年大岳进入了七八个省会或者副省级城市，同时进行的PPP项目从以前每年三个左右直接超过了10个，项目经理出现短缺，大岳现在的总监有一半是从03年开始担任PPP项目经理并成为中国PPP咨询领域领军人物的。以后年份直到2008年大岳的客户范围每年都会增加三四个中心城市，到2008年同时进行的PPP项目在30个左右。PPP项目所属行业以污水项目为最多，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淮南新城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考察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称PPP的项目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国外公司、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同台竞争；第二，市政公用行业作为一个传统赔钱行业，多数项目的竞标过程未受到领导干预，竞标过程公开透明，很多项目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第三，企业八仙过海的竞争结果是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出现了一定比例的PPP失败项目。

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几十年的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出现了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西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终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受兰州自来水改制成功的影响，2007年西安自来水公司管理层开始积极谋划市场化改革，主动寻找企业的发展出路，大岳咨询被聘为顾问。业内个别同志注意到了这种趋势，认为应该阻止西安自来水的市场化改革，否则整个自来水行业的国有体制将会受到冲击，他们一方面指责威立雅等国际水务公司，另一方面以供水安全为由影响当地主要领导，最后西安自来水停止了市场化改革。尽管没有人发现威立雅等国际公司在中国有严重违约记录，兰州、深圳等自来水市场化改革的效果非常明显，自西安自来水终止改革以后，市场化在自来水行业被认为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一次在国家发改委开会时一位行业人士提出如果威立雅投毒谁负责的问题。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简单理解他们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段时间这个行业的改革是对得起历史的，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比任何其它行业的改革都规范，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都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一度人们对高溢价出现过担忧，后头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等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格达到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投资人的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

四、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等城市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大岳提供咨询的很多PPP项目都停止了，比如中部一个省会城市的地铁项目当时完成了PPP方案，本来需要100亿资金，国内三家国有银行自担风险分别给项目贷款100亿元；沿海一个计划单列市的 引水项目当时正在准备PPP方案，忽然我们项目组找不到客户了，他们从上到下都到北京来等大馅饼了，资金轻松解决了。银行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银行为了给项目提供贷款甚至要送礼，像一场洪水淹死了所有农作物一样，银行如此放贷使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

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为此2010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2009年外资和私人资本受到打击后对新政策半信半疑，外资受金融危机影响投资能力减弱，像我们担心代表我们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是外国人一样银行无法知道使用他们资金的民企老毕是不是外国人，由于担心私人老板跑路等原因私人资本很难得到银行授信，私人资本和外资犹犹豫豫，新36条的效果不明显。

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据说有些企业的授信额度超过了1000亿，其中一部分用于向私人企业放贷。渐渐的央企资金受到重视，地方与央企对接开始流行起来，央企成为了如火如荼城市化运动的重要角色，央企参与的很多项目都是以PPP的方式进行的。央企成为PPP主角改变了PPP的规则，既然是对接，那么地方书记市长和央企董事长总经理吃饭时定的调子就是PPP的准则，竞争、透明等市场规则退居二线。以前做项目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开发一个新城一个新区写几页纸说明就行了。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在这些项目里进行了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处理费用只有50多元每吨。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国有资本的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尽管没有政策规定私人资本和外资不能进入某些领域，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按照国企自己规则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客观评价这些细则没有太多新意，当然在PPP市场上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这个阶段PPP项目是很多的，前提是把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作为社会投资人的组成部分，我们粗略估计到2013年全国PPP项目有7000到8000个，其中很多项目没有公开招标是对接的结果所以不被外界了解。作为咨询公司，大岳的业务也随着市场进行了调整，为很多新城项目提供了服务，这段时间我们和所有参与城市投资建设的央企、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有过交集。大岳累计完成的PPP项目超过了400个，进行中的项目超过了100个，服务地域达到120个城市，包括30多省会和副省级城市。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在PPP推广阶段，私人资本较广泛的参与了PPP项目，其中有些企业新进入这个领域不够专业，有些企业拿到一两个项目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所以在第四阶段出现了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五、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叫这个阶段为普及阶段，希望PPP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据传，2013年财政工作会议结束后楼继伟部长做了关于PPP的专题报告，对PPP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现代财政体制和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给予了高度期待。进入2014年财政系统组织了多次官方PPP培训，地方财政厅局的PPP培训也接连不断。住建部和财政部结合财政体制改革开始准备有关指导意见，同时地方政府积极上报PPP试点项目。为了保证PPP项目顺利实施，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专门成立了PPP中心。PPP已经展现出火热的场面。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有些地区甚至对债务形成了依赖。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环境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超过了80%，如果有些新城或房地产项目出现问题，融资和抗风险能力会快速减弱。等等。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人们对发展方式转变有千百种解读，无论如何解读，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都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PPP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可以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咨询公司处于PPP产业链的上游，可以比较早的感受到行业的发展。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岳的PPP咨询业务量明显增加，从平均每个月签四五个咨询合同增加到了差不多八个。我本人作为PPP咨询专家，参加的各种研讨会、审查会明显增多。各地政府、各种机构委托大岳起草政策文件、合同范本的情况也在增加。接下来，投资机构、设计建设机构、材料设备供应机构、运营机构都会逐步感受到PPP的影响。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PPP在很多行业会越来越普及。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会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的情况会增加。以前做一个项目较少关注相关项目，协同效应差，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走出去做什么？做自己熟悉的传播中国经验对己对人都有好处。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只有傻子才会允许同一种错误重复发生。

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对PPP取得的成就有所期待，比如：中国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公用事业企业、PPP在转变发展方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我国经济发展不仅没有掉进中等发达陷阱而且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社会主体要公开、竞争，政府要守信用并对社会主体进行严格监管，要充分发挥中介的作用少交学费，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的种种弊端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做好PPP工作，任重道远。

第五篇：PPP项目的市场发展情况

PPP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PPP模式在中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中国有收益的基础设施采取PPP模式以特许经营类的BOT为主，社会资本方以外资为主；准经营和公益性项目投融资主要以政府融资平台为主；随着中央政府对PPP模式的重视和推广，预计未来三年PPP模式将进入快速增长期

就广义的PPP模式而言，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索利用外资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合作。从发展阶段来看，PPP模式在中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探索试点阶段（2002年之前）：在此期间，PPP模式以外资参与的BOT模式为主。其中，1984年香港合和电力（中国）有限公司和深圳特区电力开发公司（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即深能集团的前身）采取合作经营方式建设的沙角B电厂[ 该电厂于1988年试运营结束，进入商业运营；项目采取BOT模式，香港合和电力（中国）有限公司获取项目10年的特许经营权，项目已于1999年8月移交给深能集团（持股64.77%）]，为中国第一个实际意义上的BOT项目。1995年法国电力公司及阿尔斯通公司联合体获得广西来宾B电厂18年的特许经营权，为国家批准的首个BOT试点项目。期间PPP项目均为利用外资项目，由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现“商务部”）主导。

快速发展阶段（2003~2008年）：2002年原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2002]272号），鼓励社会资本、外国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2005年“非公经济36条”（见表4）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地市政公用领域PPP模式的推进，期间外资和民营资本较大规模的参与市政公共用基础设施的投资。该阶段期间，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中华煤气）、新奥燃气等境外资本以及其他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等BOT模式参与各地市政公用项目投资。其中，截至目前发过威立雅环境集团已在中国23个省的126个城市投资以水务为主的市政项目。此外，社会资本也通过PPP模式参与到高速公路、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大型体育场馆等项目中。期间的代表性项目国家体育场、北京地铁四号线，以及威立雅水务公司、新奥燃气、港华燃气等在各地区投资的水务、燃气项目。

调整阶段（2009年以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和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中国中央政府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刺激经济增长计划。该经济刺激计划的投资由政府主导，但鉴于地方政府无法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投资，各地政府都充分利用所属融资平台进行投融资。2009年以来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融资职能主要由各地的融资平台公司承担，项目的运作方式以政府委托代建、BT模式为主。因此，期间社会资本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参与度有所下降，PPP模式的发展处于调整阶段。虽然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即新“非公经济36条”），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但各方反应一般。

总体看，自上世纪80年代首次引入以来，中国PPP模式以特许经营类的BOT模式为主，项目主要为有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社会资本方以外资为主，民营资本进入较晚，且整体参与程度不高。政府准经营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投融资主要以政府投融资平台主导，采取委托代建、BT等形式。

历年来中国政府出台多项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促进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政策文件，2013年以来政策密集出台以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的成立将加速PPP模式在中国的发展

为有效利用外资和民间资本，整合社会资源，提高市场活力，历年来中国出台了多项促进和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政策文件（见表4），这些文件为PPP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文件支持和依据

PPP模式的推广有利于划清政府和企业界限，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并能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拓宽城镇化建设渠道，分担政府投资压力。2014年8月7日，重庆市举行了10个PPP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项目涉及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涉及高速、轨道、铁路、公共设施、港口物流、土地整治等6个领域。这标志着重庆市PPP投融资模式改革正式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相关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重庆市去年正式签约的PPP项目资金就已经超过1300亿元。

PPP发展的第一阶段——探索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1993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还没有PPP概念，主要模式是后来归结为PPP的BOT。

探索阶段有两个背景：第一，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吸引了很多境外资金进入我国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随着改革的推进有一部分资金尝试性地进入了基础设施领域。第二，80年代中期中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债务危机，为了推动经济继续发展，在土耳其首先出现了BOT模式，然后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香港商人也把这个概念带入了我国。

在探索阶段，我国没有与BOT直接相关的法规，当时对这种方式是否合法地方心里没底，审批时地方领导往往直接向中央主要领导汇报，中央首肯后地方才批准项目。

探索阶段的代表项目有深圳沙角B电厂BOT项目、广州白天鹅饭店和北京国际饭店等项目，沙角B项目作为BOT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饭店项目由于所处行业的原因是否属于BOT项目存在争议。沙角B电厂已经在15年特许经营期限结束后于2000年成功移交给当地政府，为项目画上了圆满句号。由于项目较早，项目文件较简单，项目协议只有几页纸。外商是广东华侨，项目除了商业因素外有回报家乡的意思，这也是项目顺利执行的原因。沙角B项目也留下了一些教训，比如，由于特许经营期限较短，很多设施的设计寿命在移交给政府机构后需要重新建设，这个经验在1994年北京做BOT研究时被写进了报告，在后期大岳做BOT项目时对移交时项目设施的状态都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规定。

探索阶段的项目都是投资人发起的，通过谈判方式和政府达成了一致，没有招标的过程。这些项目也是地方政府自发进行的，没有中央政府的关注、总结和大规模推广。

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

1994年到200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二阶段——试点阶段。国内学术界较早研究PPP是从这个阶段开始的。

PPP试点阶段的工作是国家计委推动的，是有组织的，这点不同于探索阶段各地摸石头过河的做法。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及1992年底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1993年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国家计委开始研究投融资体制改革问题包括BOT可行性问题。1994年，国家计委选择了五个BOT试点项目：广西来宾B电厂项目、成都第六水厂项目、广东电白高速公路项目、武汉军山长江大桥项目和长沙望城电厂项目。1994年底，一批国家计委官员下海成立了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其英文名“Bridge Of Trust”的缩写也是“BOT”，目的同样非常明确要做BOT业务。大地桥成立后开始为来宾B电厂项目做准备，1995年5月，来宾B获得了国家计委的批准。由此可以确定1994年是BOT试点项目的起点，可以称为“中国PPP元年”。除了国家计委推出试点项目外，各地政府也推出了一些BOT项目，比较典型的有沈阳水厂TOT项目、上海黄浦江大桥BOT项目、北京第十水厂BOT项目、北京西红门经济适用房PPP项目、新疆托克逊电厂项目、北京肖家河污水项目、北京房山大学城项目等。严格讲，这期间的地方BOT项目也是试点项目，有的项目在政府批文里就叫试点项目，不叫试点项目的BOT项目在当地即是开创性的，也没有太多其他BOT项目出现，BOT没有成为地方常规投融资方式。

国家计委和地方的BOT试点项目涉及的行业是很多的，包括电力、自来水、污水、燃气、大桥、区域开发等。这些试点项目有的成功了，不仅签订了合同，而且合同得到了执行。有的失败了，部分没有签约就夭折了，部分签了合同但在执行期间终止了。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项目，都为后来的BOT项目运作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PPP发展的第三阶段——推广阶段

2003年到2008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推广阶段。

2002年“十六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PPP的推广提供了理论基础。“十六大”精神是建设部2002年底出台《大力推进市政公用市场化指导意见》的大背景。随着PPP项目的推进，建设部又陆续出台了一些文件，包括2004年出台的126号文《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及各地出台的特许经营条例是这一时期开展PPP项目的基本法律依据。

借《指导意见》的东风，2003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了市政公用市场化(PPP)高潮。PPP项目所属行业以污水项目为最多，当时正赶上全国各地建设污水厂的高峰，自来水、地铁、新城、开发区、燃气、路桥项目也都有。比较著名的PPP项目有合肥王小郢污水TOT项目、兰州自来水股权转让项目、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北京亦庄燃气BOT项目、淮南新城项目、北京房山长阳新城项目等。用目前PPP的概念考察，当时PPP项目很多，但第一个称PPP的项目是北京地铁四号线项目。

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特征非常明显：第一，国外公司、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同台竞争；第二，市政公用行业作为一个传统赔钱行业，多数项目的竞标过程未受到领导干预，竞标过程公开透明，很多项目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第三，企业“八仙过海”的竞争结果是溢价频出，效率提高的改革效果开始显现；第四，传统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主动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尽管多数项目是成功的，但由于PPP项目数量增加很快，有些地区思想不够开放，项目运作方法不够科学，出现了一定比例的PPP失败项目。2007年开始，国内出现了一股思潮——对几十年的改革进行反思，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争论。由于PPP领域出现了失败项目，市政公用行业的个别老同志也开始反思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了质疑，在“铁证”面前主管部门也开始犹豫，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开始降温，甚至“市场化”这个词汇变得非常敏感。

应该说，在PPP推广阶段市场经济取得了胜利，大规模的改革出现几个失败项目是正常的，业内人士反思改革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这段时间市政公用市场化改革比任何其他行业的改革都规范，研讨会层出不穷，媒体高度关注，大部分中心城市的PPP项目都请咨询公司以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竞争公开透明。曾经人们一度对高溢价担忧，后来看在市场启动初期出现一定过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重新定位市场不可缺少的阶段，从结果看王小郢等项目的溢价并没有影响投资人的回报水平，兰州自来水等项目的溢价虽然没有达到投资人的预期回报，但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改革滞后，只要兰州自来水价格达到省会城市中等偏下的水平，投资回报就能满足投资人的要求，溢价完全是效率提高的体现。后来国内一直提“转换发展方式”，让我看，市政公用行业转换发展方式就是应该回归到这一阶段的发展方式。

PPP发展的第四阶段——反复阶段

2009年到2012年是我国PPP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反复阶段。这段时间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几年，“鬼城”、市政不配套等城市问题也是在这个阶段暴露出来的。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底我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银行开始无条件提供贷款，有的银行为了给项目提供贷款甚至要送礼。银行如此放贷使社会投资主体彻底失去了讲条件的资本，PPP生态遭到了破坏，有些执行中的PPP项目被政府提前终止了，2009年成为PPP受冲击最严重的一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政府再次开始重视民间投资。2010年，国务院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新国36条，但效果不明显。

在这个时期，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拿到了银行大量授信，尽管没有政策规定私人资本和外资不能进入某些领域，但由于国企特别是央企在强大政府资源支持下按照自己规则的做法，使私人资本和外资无法参与竞争，社会上出现了“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和“国进民退”等说法。为了促进民间投资，2012年国务院各部委出台了20多个落实新国36条的细则，但PPP市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当然，这个阶段有些地区还是比较规范的，继续推出了一些竞争性PPP项目，私人资本、外资和国资在这些项目里进行了同台竞争，如大连垃圾处理PPP项目，经过充分竞争处理费用只有50多元每吨。国企、央企的新做法对私人资本和外资的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向央企学习寻求规避竞争，另一方面也寻求与国有资本的合作，以利用国有资本的优势。这个时期的PPP市场没有出现充分竞争、溢价频发的火爆场面。

反复阶段的后期PPP市场出现了新的变化。在PPP推广阶段，私人资本较广泛地参与了PPP项目，其中有些新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不够专业，有些企业拿到一两个项目无法实现规模经营，所以在第四阶段出现了并购整合的案例，这完全符合市场规律，并购整合在下阶段应该还会有较大的发展。

PPP发展的第五阶段——普及阶段

2013年开始我国PPP发展进入了第五个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故事正在发生。很多人对这个阶段都有很高的期待，我们暂且叫这个阶段为普及阶段，希望PPP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种常态模式。

“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为PPP的普及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了保证PPP项目顺利实施，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特许经营立法工作。学术界、咨询界也热闹起来，各种研讨、沙龙层出不穷，各种文章著作不断问世。最近财政部专门成立了PPP中心。PPP已经展现出火热的场面。

实际上，这次推动PPP有着很强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国城市化经过十年高速发展，在取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大量问题：房价见顶，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地方债超过20万亿，还在快速增长，有些地区甚至对债务形成了依赖；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治理环境需要大量资金；国有体制可以调动大量资源但浪费惊人，投资效率越来越低；参与城市建设的央企负债率快速攀升超过了80%，如果有些新城或房地产项目出现问题，融资和抗风险能力会快速减弱；等等。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减少浪费、少走弯路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PPP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PPP可以带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可以为解决当前的问题提供非常有益的帮助。

在普及阶段，PPP会出现新特点：第一，并购机会将增多。国家要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并购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第二，多个PPP项目同时推进的情况会增加。以前做一个项目较少关注相关项目，协同效应差，多个相关项目综合考虑可以减少浪费，提高效益。第三，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做PPP的情况会增加。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的，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第四，总结经验教训并进行推广会受到新一届领导的重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站在普及阶段的起点上，我们无法对特许经营立法有过高期待，因为那需要太多时日，做好PPP的当务之急是规范、规范再规范。选择社会主体要公开、竞争，鼓励私人资本进入优化混合所有制的管理机制，政府要守信用并对社会主体进行严格监管，充分发挥专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作用，要千方百计扫除阻碍国36条的种种弊端包括利益集团的阻挠。做好PPP工作，任重道远„„

对中国推广PPP模式的建议

第一，确保PPP监督管理机构的独立性。

第二、加快完善PPP工作机制、配套政策、法律等制度建设 第三，引入创新理念，探索多元化的PPP模式 第四、简化PPP项目审批程序，引入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