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招标”中的民主价值（共五则）

第一篇：立法“招标”中的民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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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招标”中的民主价值

立法“招标”中的民主价值

【编者按】

不久前，通过“招标”方式接受郑州市人大委托的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依约完成了一部地方性法规的起草任务。这起备受瞩目的立法“招标”事件因何而起?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社会各方又如何评价?本刊特刊发相关报道，以飨读者。

人大：“郑州要走出新路”

郑州市立法“招标”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2004年12月。彼时，郑州市部分人大代表联合提交了要求尽快出台《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的议案，而协助起草这份议案的就有律师的身影。参与起草的河南信林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回忆说，近年来，郑州市的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之间矛盾频繁，2004年还发生了物管公司集体“罢工”**。物业管理的相关制度，已明显暴露出不足。这些因素，成为这份议案的直接动因。

几乎与此同时，郑州市政协也收到了两份要求尽快出台《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的提案。

在民意的强烈呼吁下，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作出规划，2006年要起草《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取代《郑州市物业服务管理实施办法》，后者属于层级较低的政府规章。

虽然立法的决心已定，但物业管理已日益成为社会的焦点和难点，应当如何立法，特别是应当由谁起草法案，颇值得思量。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应当改变惯常的“部门起草”模式。河南省一位人大代表就批评说：“长期以来，法规都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起草，专家、利害关系人、社会团体等参与较少，这种起草形式难免会带有部门利益，影响立法质量。”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2006年4月11日召开的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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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会议决定，委托社会力量起草《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郑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主任司久贵介绍说，这样做的目的，是“逐步拓宽我市地方性法规起草渠道，促进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不断提高立法质量”。这一举措也得到了民间的广泛赞誉，当地舆论普遍认为，市人大选择大家关心的物业管理委托立法，不仅仅是立法改革，也说明了人大关怀民生的立法取向。

尽管决策已经作出，但委托立法能否成功，仍是一个未知数。从以往的历史看，少数地方人大已经尝试过委托立法，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落者。有的甚至至今仍存争议。

较为典型的一个先例是，2001年2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托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开创了律师起草立法案的先河。不过，这也是一次尴尬的尝试。律师们起草的法案送交立法机关后，被“推倒重来”，又回到了“部门立法”的老路上。最终通过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与律师们最初拟定的草案相比，已是“面目全非”。

在考察外地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郑州市人大决意提高委托立法的成功率。一位负责人称：“郑州要走出新路，不是主动邀请哪家单位或哪些教授，而是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通过竞争，找出最理想的法案起草者。”

招标者：“做这件事责任心很重要”

2006年5月10日，郑州媒体发布了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一则公告。公告称，“凡住所地或办公地在郑州市区的高校法律院系、法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单位，符合有关条件的，均可以单位名义申请起草《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公告同时阐明了申请者的条件，主要是，具有法学专业技术人员10名以上，有关人员对郑州市物业管理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关人员具有物业方面的实践经验或理论成果，有关人员熟悉地方立法基本知识等等。公告还要求，所有申请者须在5月26日之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送交申请材料，包括郑州市物业管理领域需要重点规范的法律问题、结合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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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实际拟创制哪些物业管理制度等等。

几乎在第一时间，这份立法“招标”公告让河南文丰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王登巍动心了。王登巍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河南历史上首次以“招标”方式委托社会力量起草地方法规，如果能“中标”参与其间，将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律师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工作触角有多深，工作范围有多广，也折射着民主和法治的广度和深度。”王登巍说。

对于公告规定的申请门槛，王登巍也有着充分的自信。文丰律师事务所拥有一批毕业于知名学府的执业律师，房地产法律服务正是他们的专长。此前，律师所曾代理过一些在河南很有影响的案件，有着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5月25日，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登巍递交了申请材料。在此前后，递交申请材料的还有4家律师事务所和两家社会团体。经过初核，3家律师事务所和1家社会团体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正式进入“竞标”行列。最终，文丰律师事务所幸运地成为“中标者”。

司久贵坦言，市人大定的门槛并不是太高，不要求有什么高级职称。“最后能委托文丰律师事务所，并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一定有多高，而是他们上报的材料符合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否认真负责，做这件事责任心很重要。”

6月5日，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与文丰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委托立法协议。在签约仪式上，尽管司久贵代表市人大鼓励文丰律师事务所“一定要成功，必须成功!”但也许是成败难料，签字仪式显得十分低调，协议中甚至有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能对外公布有关信息等条款。对市人大支付的委托立法费用，司久贵三缄其口，王登巍也秘而不宣。

按照协议要求，文丰律师事务所要在四个月后完成起草任务，递交法规代拟稿。司久贵表示：“在此期间。市人大不会撒手不管，会定期去听汇报，进行指导。市律协也会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使这份法规代拟稿体现本市律师界的集体智慧。

也许是为了提高“保险系数”，郑州市此次物业管理立法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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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管齐下”的方式。根据市人大的有关方案，政府部门起草将与委托起草同时进行：一审时，将由市政府提出正式的法规案，委托起草稿作为重要的参考材料，印发给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审过后，立法机关将对照比较委托起草稿和政府提出的法规案，进行整合修改后，再提出法规草案二次审议稿。

中标者：“这件事可以让你放弃任何利益。”

2006年6月6日下午，委托立法签约仪式举行的第二天，文丰律师事务所就成立了由10名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并拟定了工作计划。

当“中标”的最初兴奋过去后，王登巍开始感到“压力一下子来了”。而一位参与起草的律师更是道出了共同的担心：“做不好，我们今后在律师界就没法混了!”

如何起草这部物业管理的地方法规，郑州市人大并没有规定条条框框，但市人大有关负责人强调，要把法律的稳定 性和市场的变化性有机结合起来，草案应当符合郑州实际，可操作性强。

为了提高起草质量，文丰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团队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了解国内外物业方面的立法；搜集有关物业方面的理论文章；深入调查郑州市物业的现状。这些准备工作烦琐之极，而协议约定的提交委托起草稿的最后日期是10月10日，这意味着，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文丰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团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

如果纯粹从经济收益考虑，接受委托起草这项法规，对律师们而言绝对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据王登巍了解，重庆市人大支付给索通律师事务所的经费是8000元，而索通律师事务所实际开支了十多万元。青岛市人大委托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起草该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时，支付了三万多元费用，而律师所的实际支出将近二十万元。按照郑州市人大常委会与文丰律师事务所的协议约定，市人大将根据进展情况，分期支付给文丰律师事务所1．5万元课题经费。这点经费显然难以弥补律师所的付出。更何况，参与起草的10名律师全是文丰律师事务所的精英，在四个月时间里可能损失数十万元的业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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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不过在王登巍看来，经济收益根本无法与起草法规相提并论。“这是为郑州几百万老百姓创立一个制度，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这件事可以让你放弃任何利益!”王登巍说。

10月9日，文丰律师事务所依约提前一天，将《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代拟稿)》提交给郑州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部门。按照原定计划，市人大随后将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不过到本文发稿为止，郑州市人大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鉴定结果尚未出来，因此对于这份法规代拟稿的质量，不便对外表态。

社会：“从公权力的源头看到了民主”

从重庆到青岛，再到郑州，作为民主立法的一种实验，“委托第三方立法”正在越来越多地践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当初，郑州市人大“招标”立法的公告刚刚发布，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有学者当即打电话给立法机关，称道这是“立法走向民间的创新”、“公共立法中的第三方身影”。而许多市民则认为，选择物管立法作为委托立法的突破口，“选得准”、“选得好”。

此次“招标”立法事件所内含的民主价值，尤其引人关注。舆论普遍认为，通过“招标”的方式委托立法，让民众“从法律的起点看到了民意、从公权力的源头看到了民主。”

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是法律法规的主要起草者，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主任周旺生教授对此分析说：“部门立法最大的弊端是不够中立，会强化和保护部门利益，有意或无意地阻碍司法进步，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如果全部由其起草，会弱化其他方的利益。”

作为此次委托立法的主要参与者，王登巍有着切身的体会，在他看来，“立法是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如果立法不能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势必损害公共利益。由部门起草法规，将不可避免地使部门利益最大化。而由社会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至少可以做到抛弃部门利益。”

在许多专家看来，委托具有专业素质的社会力量起草法律法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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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助于立法的民主性，还将从根本上提高立法的质量。

周旺生教授分析说：“我国已制定的四百多部法律中，司法机关经常据以办案的只有三十部到五十部，其他的基本上都未能司法化。绝大多数法律法规之所以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人员素质不足是一个主要原因。从目前的状况看，立法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还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郑州此次立法“招标”事件，将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律师团队推向立法前台，从立法起点就引入中立、优质的立法人才，这对于消除“部门利益法制化”等立法弊病，从根本上提高立法质量，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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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民主立法原则和法治原则总述

第三章

立法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闫桂芳《试论我国立 法 法 的 基 本原 则》包括立 法的合宪性原则（国《立法 法第3条规定: 立法应遵循宪法 的基 本原 则 ,以经 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社 会主 义道 路、坚持人 民 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 产党 的领 导、坚持马克思 列宁 主义 毛泽 东 思 想邓 小平理 论、坚 持改 革 开放。”这是对《立法法》应当遵循宪法基本原则的原则性规定、,这是立法工 作的灵 魂,也是 衡量和检 验制定法律的质量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准绳。）立法的民 主 原 则,立法的 法制 原 则,立 法 的 从 实 际 出发原则.第一节

概述

一、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含义

立法指导思想是反映统治阶级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对立法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系统的理论化的思想。它是国家进行立法活动的理论基础，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时代性。

立法基本原则是在立法指导思想指引下，国家全部立法都应共同遵守的基本准则，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立法指导思想是观念化、抽象化的立法原则，立法基本原则是规范化、具体化的主要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指导思想要通过立法基本原则等来体现和具体化。

二、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本质和功能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本质与立法的本质是一致的，它们是一定社会中政权的执掌者的意志、尤其是他们的立法意识的重要体现。

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对立法的功能集中表现在：立法活动作为政权活动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作为本身是或应当是科学的、有规律的活动，它只有以一定的思想为指导，坚持一定的基本原则，立法主体才能通过立法活动，把自己的意志有效地上升为政权意志，使所立的法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三、当代中国立法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它决定了立法的方向、任务、原则和内容。

第二节

立法的基本原则（立法法的基本原则及立法权限的划分

张世诚）

一、民主原则

（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在民主国家，立法是表达人民原则的活动，因此，民主原则是民主国家立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立法的民主原则的基本要求如下：

1、立法主体民主化

2、立法内容的民主原则

3、立法过程的民主化

二、法治原则

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而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立法的法治化问题，法治原则也因此是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如下：

1、立法权限的法制化

2、立法内容的合法性

3、立法程序的法定性

三、立法的国情原则

立法的国情原则是实事求是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国情，是指一国的实际情况和根本特征，内容主要包括一国的生产方式、国家制度、政治形势、科学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人口状况等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根本特征。由于立法对国情具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性，因此，立法必须遵循照顾国情的原则。

1、立法对国情的依赖性

2、国情因素对立法的作用

3、中国立法与中国国情

五、第五 ,立法应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立法法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立法权限和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以进一步规范立法活动。立法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立法权限作了基本的划分 ,各级机关在立法工作中 ,必须在立法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 进行工作 ,不得越权立法。程序是民主法制的保障 ,同时完备的程序对保证立法质量也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

立法主体

（我国立法主体缺陷及立法体制的改进

刘妍）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民才是权力真正拥有者，因此人民有权也应当参与到国家权力运用的过程中。立法权的运用也是如此，需要公民参与到立法过程中进行监督并保障制定出的法律切实代表和保障人民利益。作为最直接行使立法权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整体，也存在着结构缺陷和责任缺失，缺乏必要的责任性规定来保障人大代表是秉持着人民的意志对法律草案进行审议通过，因此需要建立代表责任制，同时提高代表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立法体制的建构影响着法律的质量，而立法主体对于法律质量更起着直接决定作用。

当前立法主体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容忽视，包括权限分工不明、表决制度不完善的实体缺陷，也存在着议事过程缺乏公开性、立法过程缺乏严谨性和连贯性的程序缺陷，要想彻底改善主体缺陷，就需要剖析到政治层面。议事程序时间的重新分配、吸收公众参与到立法过程等都可以弥补立法主体在程序方面的不足。而实体方面的不足，则需要从人大代表的产生制度，即选举制度出发，在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存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直选范围，同时改善人大代表的组成结构，使人大代表真正的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立法机关方面，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之间，可以进一步明晰立法权限，公法的制定和修改交由全国人大，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私法的制定和修改。

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低下

公众参与程度低

立法主体的制度缺陷：立法权限分工不明

表决制度不完善 议事过程缺乏公开性

立法过程缺乏严谨性连贯性

立法主体缺陷的立法体制改进：法律草案的提请时间

增加法律草案的审议时间

议事程序公开

建立代表责任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立法

第一节

立法主体概述

一、立法主体的概念

立法主体是各种立法活动参与者的总称。对它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界说。一是法治说，二是功能说。

二、立法主体的种类

立法主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作为立法主体的国家机关。第二是作为立法主体的其它社会组织。第三是作为立法主体的主权享有者。第四，作为立法者个人的立法主体。

第二节

立法机关

一、立法机关的概念

立法机关是国家政权机构中地位最高的，以立法为主要职能的甚至是唯一职能的，以议事形式进行立法活动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法律的国家机关。通常指议会或权力机关、代表机关。

二、立法机关的产生方式

立法机关的产生有选举产生和任命产生等方式。

三、立法机关的职能

立法机关的职权包括：立法权和监督法实施的权利；一定的人事权；批准或通过国家预算、决算权；质询权；国政调查权。议员作为议会最基本的单位，享有特殊的人身权、言论权和诉讼权以及相应的物质待遇权。议员同时要承担义务、履行职责。议会委员会是立法机关最主要的工作机构，各国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职能一般都有提出议案的职能，审议议案的职能，检查监督政府活动的职能，工作建议的职能等。

第三节

国家元首、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一、国家元首及其立法功能

国家元首在立法领域行使的职权和起的作用主要有公布法律权、发布命令权、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权。

二、行政机关及其立法功能

行政机关是以行政为主要职能而兼有立法功能的立法主体。行政机关的立法功能在立法主体群体中仅次于立法机关。

三、司法机关及其立法功能

司法机关的主要职能是司法，即审判。但它通常也对立法发生一定的作用，比较普遍的是司法机关具有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普通法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创制判例法对立法发生重大影响。

第三篇：乌鲁木齐市人大：突出地方特色 科学民主立法

乌鲁木齐市人大：突出地方特色 科学民主立法

突出地方特色 科学民主立法 助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

党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乌鲁木齐市立法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以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稳定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注重制度设计和工作创新，发挥立法主导作用，完善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立法工作进入新阶段。

一、立足市情、突出特色，从发展的着眼点、着力点入手，立法引领和推动地方各项事业新发展

“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法治模式，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必须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同样，我市要实现依法治理，也要立足于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立法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突出地方特色，努力使立法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发挥立法在各领域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坚持先试先行，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目标，推动 “去极端化”立法。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我们在立法中坚持与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保持一致，及时把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市委依法治市的方针政策通过立法的形式反映出来，积极推动贯彻落实。由于“三股势力”长期对新疆进行的渗透和破坏，我市正处在各种暴恐犯罪活动活跃期，通过贯彻落实“反暴力、讲法制、讲秩序”维护社会稳定是开展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常委会坚持立法先行，充分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推进“去极端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如，针对我市维护稳定和“去极端化”工作实际，及时制定《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戴具有极端化色彩的宗教服饰，有效遏制了极端宗教思想蔓延，夯实了维稳根基。再如《市场中介组织管理条例》制定中，设专门条款规定市场中介组织及从业人员在执业活动中不得为暴力恐怖活动提供服务或便利的义务，从维护社会稳定各个环节出发，为维护稳定提供法律保障。

（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确保市委重大改革措施的依法推进。我们牢固树立党的观念、大局观念，将推动落实市委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的战略放在优先的位置。围绕党中央“一带一路”战略部署和市委正在推进的改革，常委会立足于自身职责，积极担当、主动作为，根据市委“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目标，着手《公共文明行为条例》制定，通过立法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水平，引领和推动首府城市文明建设事业长远发展；新立法法颁布对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有了新要求，我们也以此为契机及时修订《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把一些富有时代特征的新理念写入新修订的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中，比如：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把科学合理设定公民、法人的权利义务作为立法质量的标准；增加系列推进民主立法的措施，拓宽各族群众参与立法的途径。

（三）回应群众立法诉求，加强民生领域和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权利百姓、会益民生”是市人大常委的开展各项工作的宗旨，也是常委会在立法中所秉持的原则。近年来我们加强了民生领域的各项立法力度,如为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保障改善民生，制定《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条例》，对实现劳资双方互利互赢、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此外，还修订或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消防安全条例》、《绿化管理条例》、《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等系列民生法规和环保法规。

二、改进立法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深入推进科学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立法质量关系法治的质量，强调法治，就要提高立法质量，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主导作用，避免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实践中，我们注重对立法机制进行创新和探索，根据新立法法精神，注重发挥在立项、起草和审议等关键环节主导作用，实践了专门委员会和委托第三方起草法规案模式。

（一）加强立项主导，科学合理确定立法规划。为保障立法质量，市人大常委会在立项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把立项“入门关”，主动把握立法同政策、政府规章和其他执法管理措施的平衡点，科学合理的制定立法项目和规划。如，在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立项阶段，通过调研论证代表所反映的意见建议，了解到我市老龄快速化的形势，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无立法推动难以满足各族群众“老有所养”的民生期盼，常委会将条例纳入立法计划。

（二）探索多元化起草方式，增强条例草案起草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常委会注重立法工作的创新，积极稳妥探索委托第三方或者发挥专门委员会职能进行立法，逐步把“等米下锅”的局面转为“点菜上桌”。根据新立法法精神，探索了人大专门委员会起草工作机制和委托第三方起草机制。如修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审批监督规定》时，实施了由市人大法制委员会组织协调，市人大财经委参与起草，调查研究室参与调研论证的模式；制定《市场中介组织管理条例》和《居家养老服务条例》时，采取委托市法学会专家起草模式，借用学者“外脑”，发挥智库优势，常委会综合协调各方关系，增强起草阶段的科学性民主性，取得一定效果。

（三）科学合理的设置审议程序，保障立法质量。法规草案的审议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点环节。按照立法法，常委会将以往立法中好的经验和做法明确为法定程序，为提高立法质量提供法制保障。规定了经过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普通程序；规定了对于专业性强的法规案，审议时可邀请有关专家、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列席会议的制度，为常委会立法决策提供充足的信息保障；规定了法规案审议中协商终止程序，对于列入审议的法规案，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存在较大意见分歧，且审议搁置满两年，可与提出议案的主体协商，由主任会议决定该法规案暂停审议，防止“久拖不决”，或者条件不成熟仓促立法形成“夹生饭”。

三、推进立法精细化，规范立法程序和内容，为形成高质量法规草案打下坚实基础

“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阐述了立法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新形势下，我们及时更新了立法理念，根据社会发展规律和法治建设内在规律，积极推进地方立法精细化，通过明确精细化程序、步骤和方法，制定出内容明确具体、规则公平合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规。

（一）通过程序保障立法精细化。为推进精细化立法的规范化、具体化，根据立法法，及时修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根据以往的立法经验，明确了法规立项、规划、起草、审议、表决等环节的条件和标准，细化了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在不同阶段的职责，使立法精细化更加制度化、规范化，为实施立法精细化提供制度保障。如，明确各类主体提交常委会法规案的程序、期间，审议的具体时间、步骤；规定了根据普通法规案“二审”程序，并规定在二次审议中遇到重大事项仍需解决的，可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常委会进行“三审”再交付表决，为实施精细化立法提供了程序保障。

（二）通过规范内容保障立法精细化。法规作为普遍适用的行为规范，基本要求是逻辑关系清晰、文字表述规范准确，便于群众理解和主管部门执行。我们在法规审议论证的各环节，都严格按照立法技术规范，注重条文表述的准确、规范、严谨、简洁。在法律概念和具体条款表述中，注重概念和调整的范围清晰性、明确性；在公民法人权利义务创制和设定时，注重科学性、合理性，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中，注重公平性、与违法行为相适应。如，查处违章建筑条例中，对违章建筑的概念，涵盖了一般违章建筑，持续状态的违章建筑和立法前违章建筑的界定，为执法部门精准执法提供了条件；《湿地保护条例》审议中，根据规范将政府提法规案中的“实行最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改为“实行严格的湿地保护制度”，规范具体条款中的法律用语。

（三）立足于切实管用，提高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在具体法律条款设置上，我们努力做到能具体尽量具体，能明确尽量明确，避免因模糊的规定产生的歧义。在条例制定的篇章体例上，也不追求“大而全”，坚持从立法需求出发，把重点放在“关键条款”上，确保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性。如公共场所禁止穿戴蒙面罩袍的规定只有十三条，不分章节，简明扼要，但条例的颁布实施起到了良好效果。如正在着手制定的公共文明行为条例，内容也没有包括文明行为涉及的各方面，仅针对当前我市的公共场所、公共领域较为突出行为问题进行鼓励倡导和禁止，草案有二十余条，在条例草案审议中，常委会组织人员逐条对每个条款的必要性、科学合理性进行探讨论证，确保条例的切实管用。

四、实行开门立法，加强立法协商，拓展社会各界有序参与立法途径

“符合宪法规定、反映群众意愿、得到群众拥护。”是四中全会对立法工作科学性和民主性的要求,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必然要求。市人大常委会始终秉持人民主体地位，拓宽人大代表和群众有序参与立法途径，让群众在立法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为法规的贯彻实施打下坚实的民意基础。一是把“开门立法”通过制度固定在工作程序中，注重群众对立法的意见建议。经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法规草案，都通过《乌鲁木齐晚报》、市人大之窗网站征求意见建议，通过媒体、网络等与公众就有关问题进行互动，汲取好的经验和做法。如制定《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燃气管理条例》、《湿地保护条例》等法规，在征求意见时得到了各族群众广泛关注和参与，有专家特意写信或打电话反映问题，提出意见。二是积极推进立法协商。我们在修改论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审批监督规定》等条例中，与市政协认真做好立法协商的具体工作，政协委员、专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就立法问题安排充裕的时间讨论研究，委员们提出了非常细致的好建议。三是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立法更“接地气”。今年市人大在七纺片区管委会人大工作委员会建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每项法规论证调研都前往联系点与代表群众和管理者进行充分座谈，听取基层意见，倾听基层群众立法诉求和法规执行的具体情况。今后还将完善立法联系点工作制度，拓展联系点范围，建立更多层次、更宽领域的立法联系点，把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范围扩展到街道和社区，使法规制定更加体现民意。

五、对深入推进科学、民主立法，进一步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思考

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最终目标是提高立法质量，更好的引领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这就要求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处理好立法中的各种关系，健全和完善地方立法工作机制，与时俱进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

（一）加强组织协调，处理好立法中的各类关系。一是坚持市委领导，增强服务中心和大局意识，关注市委改革发展稳定部署，根据需要及时启动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程序，使立法与市委决策相适应，从制度上保证市委方针政策成为地方性法规，做到立法决策和市委决策协调同步;二是处理好与政府在立法中的关系，完善与政府法制部门工作联系沟通制度，就法规制定主要内容、关键条款与有关部门讨论协商，努力达成共识，形成工作合力，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三是要加强同上级人大的沟通交流，形成良好的沟通联系机制，提高地方立法水平和能力。

（二）完善立法协商，增强协商的针对性。在以往的一些立法实践中，我们尝试了同市政协的立法协商，在推进地方立法的科学民主性的途径上进行全新探索。但存在协商针对性不强、协商意见较少、协商效果欠佳等问题，今后应建立规范化、制度化协商机制，提前梳理出需协商解决的问题，集中协商的焦点，增强民主协商的针对性，以便于解决相关问题。

（三）健全完善专家库制度。近些年来的立法实践中，我们引入了第三方起草机制，对健全和丰富我市立法工作模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效果看，存在立法专家队伍结构单

一、实践经验不足、所提建议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等问题。需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改善专家学者组成的结构，在更宽的范围和领域选聘具有理论经验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参与地方立法。同时，完善专家学者参与立法制度，明确参与方式、参与程序和评价机制，使立法专家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立法工作。

新形势下，如何把握好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让立法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新常态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的宝贵经验，取长补短，不断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发挥立法推动和引领作用，开创地方立法新局面。

第四篇：民主的基本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民主的基本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梅义征

民主法治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更是一种时代的要求。在国民民主意识日益强化，民主的体制性要求越来越高的情景之下，重新审视民主的基本价值，认真检讨民主实现的途径对于推进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主的基本价值

自20世纪以来，在所有的政治语汇中，民主是使用率最高，也是被歪曲和滥用得最厉害的一个词。它既可以成为一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方式和理念，也可以成为专制和暴政的遮羞布。在很多场合，民主的政治宣言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的效用，其本身所具有的品质被抽空，成为一个空洞的概念。这一方面说明了民主这个词汇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对民主向自身价值的回归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所谓基本价值，也可以叫做本源性价值，是一个概念具有现实性和正当性的基础。民主的基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社会成员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的基本保障。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其意义主要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来应该充分享有人格权和生存权，在这两个方面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所谓人人生而不平等，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由于其生存环境、个人天赋等方面的因素，生存和发展的人生轨迹注定各不相同，成为社会精英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只能是过着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平等的人格权和生存权与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永远是一对矛盾，在很多时候，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会对平等的人格权和生存权形成挤压，尤其是当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了社会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时候，同时会造成话语权的垄断，进而发展到对人格权和生存权的垄断。如何解决这个亘古以来就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确保每个人的平等的人格权和生存权不受威胁，使每个人都活得像一个人？唯有民主。民主的实质在于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话语权和对社会重大事务和决策的参与权、决定权以及监督权，其中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话语权是基础。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话语权得到充分保证，他的话有人倾听，他的意见有合适的表达渠道，他才会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才能真实地感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民主条件下，即使是乡野农夫也会感到自己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主人，而在专制的社会，即使位居万人之上的皇帝也处处需要防止别人篡位夺权的根本原因。

第二，民主是实现社会各种利益诉求有效整合的基础。如果说，人格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话，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也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利益是维护社会的纽带，无论是国家建构还是社会关系，主要都是围绕利益的分配而展开；利益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主要标志，利益的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由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成员个体生存环境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决定了社会成员追求物质利益无论在基础还是结果方面都是不平等的。这种财富追求能力和追求结果的不平等，一方面是激发社会成员个体创造潜能、推进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造成社会财富的高度集中和垄断，进而损害部分社会成员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的平等权利。要保持社会成员追求利益的合理需求，同时要防止部分人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建立在损害社会其他成员追求物质利益的权利的基础之上，唯有通过民主，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使社会的每个成员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都有知情权、发言权和参与决定权，最终达到社会成员利益博弈的相对平衡。更进一步说，民主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权，民主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成员以尽可能公正的方式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这是民主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从制度设计层面讲，民主的过程能否与实际利益的决定和分配真正相衔接，社会成员能否从中感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自己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也是判断其真伪的主要标准。

第三，民主是实现社会有序沟通的唯一途径。社会交往贯穿

于人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始终，是实现社会秩序和社会动态平衡的基本方式。而要确保社会交往的正常化，必须以社会的有序沟通为基础。每个社会成员都需要在社会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到归属感，进而树立必要的社会责任意识，所有这些都是在社会沟通和社会交往中完成的。有序的社会沟通，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有利于维持社会活力，有利于建立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

如何确保社会沟通的有序进行？唯有建立一套民主的沟通机制，使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意见能随时表达，并能通过合理的渠道和途径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产生影响，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国家和政府之间建立互信奠定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主的价值源关乎人的基本价值、基本权利，关乎社会的基本秩序。因此，在沧海横流之时，它是激发社会良心，鼓舞人们奋勇前进的号角；在和平年代，它是推进社会治理，建立稳定和谐的政治制度的基础和目的。

第五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富强民主

中国是条富强船

中国是条富强船, 民主文明扬风帆。汽笛高奏和谐曲，自由平等有护栏。公正是舵把航向，法治一路管安全。爱国敬业生动力，诚信、友善一路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