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方法（本站推荐）

第一篇：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方法（本站推荐）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陈光中 陈海光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于此次修改，国外媒体评论其是中国法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国内司法界则一致认为其是在保持惩罚犯罪力度的前提下，侧重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此次修改是成功的。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后3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思想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我们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律界酝酿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司法制度包括刑事诉讼制度的契机的。首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提出，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因此，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保证刑事审判的公正和独立，正是落实江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体现。其次，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正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上述两个公约中，规定了法官独立、被告人的沉默权、一事不再理等内容，它们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尽一致的。故此，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使之与国际条约相符合，是善意履行国际法的必然要求。另外，随着中美入关准入谈判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将大大加快，届时，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影响当然主要是在国际贸易上，但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从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来讲，调整我国相关诉讼制度，使之符合国际社会保护被告人人权，提倡公平诉讼的潮流，是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最后，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不配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以及辩护律师阅卷问题等。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深层次地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具体而言，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应着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

司法独立是由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严格执法与公正审判需要法院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它意味着法律至高无上，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实现，司法独立是关键因素之一。对我国而言，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司法独立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理顺法院审判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防止某些领导人以言代法，破坏法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把代表人民愿望的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而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只能分别由国家机关行使，党不能越俎代疱，包揽一切国家事务。正如党章中指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任何一个党的组织和党员，都不能以权压法，以党代法。所以，正确的党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应为：严格实行党司分开，党的领导应由事务性领导职能转变为政治性领导。因为人民法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从国家体制上看，它与党委没有隶属关系。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在宪法和法律固定的范围内，由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采取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独立执行法律，帮助其总结审判经验，改进审判作风，而不是以党的名义实际直接参与审判业务活动，甚至进而代替法院办案。至于人大的监督问题，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人民法院与各级人大之间确实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不过由于过去党政不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未发挥真正作用而已。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问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变化无疑是我国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可以任意干涉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审判事务。须知，人大的监督必须遵守两项原则，一是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职权，也就是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仍在人民

法院，人大监督只能起到咨询、督促的作用;二是必须以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即人大的监督至少要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提出，而不能是人大代表的个人行为。

(二)合议庭要拥有法定的独立判决权，理顺合议庭与庭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在这种审判模式之下，法官个人的作用，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已被集体行为所全面抵消。可以认为，法院内部已经出现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审判组织和形式，如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制度，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并导致案件的大量积压和久拖不决。因此，在将来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合议庭的独立和重要性，给予其对案件的审理权和判决权，让法官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来，并规定只有合议庭认为对那些案件重大，不能作出判决的，才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问题，理论界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制度。因为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审判组织，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集体决策的优越性的体现。而认为应该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首先未能起到为案件把关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其组成人员水平不一造成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讨论案件时间有限造成的。其次是审判委员会成了某些审判人员推卸责任的工具，即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给审判委员会，然后在利用汇报的机会去影响判决。另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还要造成诉讼的拖延，不利于诉讼经济原则的发挥。

我们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审判委员会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现阶段，则仍应在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前提下，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理由有二，一是我国当前的法官素质各地不平衡，一些地区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独立审判的重任;二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环境下，审判委员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工具。至于具体的改革措施，至少有以下几点：1?审判委员讨论案件的时间应在合议

庭评议案件之后，以防止庭审走过场;2?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应吸收资深审判人员加入;3?审判委员会成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对双方的意见均予体现。

(三)理顺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上级法院以各种方式提前介入，非法干涉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取消目前存在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即一个案件在没有审结之前，本院的办案人员不能向上级法院进行案件处理情况、内容等方面的汇报，以免使上级法院的法官们产生预断。因为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度。刑事诉讼当事人(被害人除外)若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可以提出上诉，而公诉人则可以提出抗诉。若二审法院已事先了解案情并对如何处理进行了指导，那么二审终审制将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保证二审终审制度的全面落实，一定要防止上级法院各种方式的提前介入以及取消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由上级法院管理下级法院的人事、财政事务，以免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法院系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是存在多种社会因素的，但人民法院的财产权及人事任免权统属于同级地方机关，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有的法院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拨款，有的法官为了顾及自己的发展前途，都不得不迫于地方机关的压力，作出取悦于地方当局的裁判。为改变这种现象，必须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要扩大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人事任免上的发言权;在财政上，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拨款的数额，并由国家财政统一拨给最高人民法院，由其负责分配给下级法院，以消除人民法院对地方财政的依赖。

(四)改革法官、检察官任免制度，使法官、检察官具备应有和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够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以法官选任制度为例，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要具有法学大专以上的学历，并要通过统一的司法职业考试。所谓统一司法职业考试，是指参照法国、德国的做法，将法官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试和检察官资格考试合为一体的考试制度。通过此项考试的人有权选择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为职业。在英美法系国家，成为法官的先决条件是从业多年的律师，这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要求无疑更高。中级以上各级法院的法官应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原则上要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选用，并以聘任教授、学者和律师加入法官队伍为辅助措施，这样可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与其所负职责成正比，从而保证上一级法院的权威性。同时提高法

官的任命规格，即规定高级法官以上的法官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任命，并规定非经正式法定程序，法官不受罢免。由于法官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职位的稳固，其公正执法，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为了保障这项权利，只有自愿作出的供述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暴力、威胁、利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沉默权在理论上是有侦查阶段的沉默权与审判阶段的沉默权之分的。在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告知其沉默权;而英国将对被告在法庭上行使沉默权的能力进行了近期的限制。中国刑诉法没有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即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与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该规则第14条第2项提出少年刑事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应当看到，确立沉默权不仅是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需要，更是促进取证行为正当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需要。因为沉默权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并且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当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前提下不能作出某些例外的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应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我国应采用相对沉默权的办法，即在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同时，应规定特殊的例外情况，并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坦白从宽。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2?被告人在

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3?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4?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这些规定表明在英国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是否予以保留的争议。同样，在我国也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应当设立沉默权，是因为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比其具有优越性。这具体表现在：第一，规定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能提高破案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对待供述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为自愿陈述，即不论法律规定沉默权或是如实陈述，他都愿如实陈述，两者效果一致。二为不作供述。在此情况下即使法律规定了如实陈述的义务，若非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因其不供述而认定有罪;反之赋予其沉默权也不妨碍在特定情况下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因此，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在提高破案率方面并不比规定沉默权的程序更占优越性。第二，要求被告人如实陈述的规定不具有科学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陈述，但如何评判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其标准是什么?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导致侦查人员的主观标准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取证条件下，犯罪嫌疑人陈述的客观真实性令人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对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哪些提问与案件有关，哪些问题与案件无关，并不以犯罪嫌疑人的判断为标准，而仍是以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不按其愿望回答，侦查人员就会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不老实，从而作出种种对其不利的推测。第三，如实陈述的规定易于导致口供至上的观念的形成，进而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的产生。由于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易使侦查人员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搜集证据的主要手段，使其偏重口供而忽视采用其他先进技术或方法去收集证据，这必将导致为获取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刑讯、折磨、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方法产生。刑讯逼供是野蛮落后的诉讼制度，是与现代文明诉讼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彻底清除这一历史流毒，那么取消如实陈述的有关规定，设立沉默权原则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三、在辩护制度方面，有两项制度需要设定，其一为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保密制度

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会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即使同意会见，也往往安排侦查人员旁听，有的甚至采用偷拍、窃听等手段。此类做法无疑破坏了辩护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必须加以改正。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侦查人员仍对律师介入抱有戒心，认为律师是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对抗司法机关的。这种观念无疑是错误的。诚然，被侦查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最终认定有罪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仍有一部分人被错误地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一数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来说或许仅具有瑕不掩瑜的意义，但任何一个具体的错案都可能影响某一无辜公民的生活、教育和一生的发展前途，并使其丧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为防止这类错案的发，律师的介入便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诉讼权利和法律知识，还能向侦查人员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证据，从而有助于侦查人员查明案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律师的介入是在帮助侦查人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积极配合律师行使会见权。其二为开庭前的证据展示制度。即在开庭审判之前，律师可以从检察机关处得到起诉方将在法庭上使用的全部证据，而律师也应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出示给起诉方。但法官不能事先知晓证据展示的内容，以免其产生预断。确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控辩双方在诉讼地较早阶段就作好对抗的准备，而且能够缩短审判持续的时间，并防止被告人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提出新的证据，从而导致法庭审判的无序性。同时这也是建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的需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取证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他的取证要经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许可，甚至还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才能进行。相比之下，侦查机关则能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利用国家强制力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获取大数量和高质量的证据。由于所享有的证据资源的差异，必将导致控、辩双方在审判中的力量的失衡，而审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设立，可以使双方平等地享有证据资源，从而增强了辩护方的辩护力量，有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

四、建立法院审查逮捕的制度

逮捕是在一定期间内暂时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中的最基本自由，因此国家虽拥有为制止和追究犯罪而实施逮捕的权利，但逮捕必须依法进行，而且一旦

发生错捕，应及时补救。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条件、程序和决定、批准逮捕的机关。国家赔偿法又规定了错捕赔偿制度，但与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仍有待完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使法庭能不拖延的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鉴于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批准逮捕的权力不宜取消，但刑事诉讼法可增加规定：被逮捕的人如果认为逮捕不合法或逮捕后超期关押，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通过听审程序审查逮捕是否合法，若申请成立作出立即释放被捕人的决定。这样既加强了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又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

关于被拘留的人能否要求法律审查的问题，是一个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考虑到拘留的适用条件，即拘留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适用的，它具有急迫性的特点，因此被拘留人不能要求法院予以审查。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有二：第一，拘留也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诉讼行为，它仍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9条规定的范围，法院当然也在权对拘留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二，中国的刑事拘留最长可达37天，属于对人身自由限制时间较长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对之行使审查权，可以保证其正确合理的适用，从而有利于诉讼的民主和公正。

五、为保证对抗式审判方式的实现，必须保证证人出庭

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是实现对抗式审判方式的一项基本条件，也是查明案件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但在中国证人不出庭的情况比较普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律未规定证人不作证的处罚措施，导致证人出庭的随意性;二是刑事诉讼法在第157条明文规定的允许在法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且无任何限制条款，导致直接言辞原则贯彻不力;三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缺乏具体的执行依据，使实践中对报复证人、打击、陷害证人的情况惩处不及时，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

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制定《证人出庭规则》，即要“以法治证”，在加强对证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树立出庭作证是公民法定义务的观念。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是涉及到社会安定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诉讼活动，每个了解案情的公民的作证行为，不仅是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支持，更是对社会安全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卫。犯罪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更多的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因此证人出庭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权利。第二，是证人的保护问题，即要保证证人的人身及其家庭的安全，包括其在审判前、审判中以及审判后的安全，都应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又要给予证人以经济上的补偿，该补偿应以国库支付，但不宜过高，以免产生买证的嫌疑。第三，要规定对不出庭证人的处罚措施，一般可采用罚款、拘留和强制到庭等方法，对于那些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拒不出庭作证，且情节恶劣的证人则可以妨害司法活动罪加以定罪处刑。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法是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而刑事审判则是关系到人身权利的重要审判制度。相信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法制的春天。我爱你 @@

第二篇：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陈光中陈海光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于此次修改，国外媒体评论其是中国法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国内司法界则一致认为其是在保持惩罚犯罪力度的前提下，侧重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此次修改是成功的。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后3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思想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我们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律界酝酿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司法制度包括刑事诉讼制度的契机的。首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提出，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因此，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保证刑事审判的公正和独立，正是落实江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体现。其次，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正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上述两个公约中，规定了法官独立、被告人的沉默权、一事不再理等内容，它们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尽一致的。故此，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使之与国际条约相符合，是善意履行国际法的必然要求。另外，随着中美入关准入谈判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将大大加快，届时，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影响当然主要是在国际贸易上，但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从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来讲，调整我国相关诉讼制度，使之符合国际社会保护被告人人权，提倡公平诉讼的潮流，是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最后，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不配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以及辩护律师阅卷问题等。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深层次地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具体而言，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应着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司法独立是由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严格执法与公正审判需要法院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它意味着法律至高无上，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实现，司法独立是关键因素之一。对我国而言，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司法独立应采取以下措施：(一)理顺法院审判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防止某些领导人以言代法，破坏法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把代表人民愿望的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而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只能分别由国家机关行使，党不能越俎代疱，包揽一切国家事务。正如党章中指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任何一个党的组织和党员，都不能以权压法，以党代法。所以，正确的党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应为：严格实行党司分开，党的领导应由事务性领导职能转变为政治性领导。因为人民法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从国家体制上看，它与党委没有隶属关系。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在宪法和法律固定的范围内，由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采取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独立执行法律，帮助其总结审判经验，改进审判作风，而不是以党的名义实际直接参与审判业务活动，甚至进而代替法院办案。至于人大的监督问题，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人民法院与各级人大之间确实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不过由于过去党政不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未发挥真正作用而已。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问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变化无疑是我国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可以任意干涉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审判事务。须知，人大的监督必须遵守两项原则，一是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职权，也就是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仍在人民法院，人大监督只能起到咨询、督促的作用；二是必须以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即人大的监督至少要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提出，而不能是人大代表的个人行为。(二)合议庭要拥有法定的独立判决权，理顺合议庭与庭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在这种审判模式之下，法官个人的作用，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已被集体行为所全面抵消。可以认为，法院内部已经出现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审判组织和形式，如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制度，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并导致案件的大量积压和久拖不决。因此，在将来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合议庭的独立和重要性，给予其对案件的审理权和判决权，让法官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来，并规定只有合议庭认为对那些案件重大，不能作出判决的，才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问题，理论界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制度。因为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审判组织，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集体决策的优越性的体现。而认为应该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首先未能起到为案件把关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其组成人员水平不一造成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讨论案件时间有限造成的。其次是审判委员会成了某些审判人员推卸责任的工具，即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给审判委员会，然后在利用汇报的机会去影响判决。另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还要造成诉讼的拖延，不利于诉讼经济原则的发挥。我们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审判委员会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现阶段，则仍应在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前提下，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理由有二，一是我国当前的法官素质各地不平衡，一些地区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独立审判的重任；二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环境下，审判委员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工具。至于具体的改革措施，至少有以下几点：1审判委员讨论案件的时间应在合议庭评议案件之后，以防止庭审走过场；2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应吸收资深审判人员加入；3审判委员会成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对双方的意见均予体现。(三)理顺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上级法院以各种方式提前介入，非法干涉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取消目前存在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即一个案件在没有审结之前，本院的办案人员不能向上级法院进行案件处理情况、内容等方面的汇报，以免使上级法院的法官们产生预断。因为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度。刑事诉讼当事人(被害人除外)若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可以提出上诉，而公诉人则可以提出抗诉。若二审法院已事先了解案情并对如何处理进行了指导，那么二审终审制将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保证二审终审制度的全面落实，一定要防止上级法院各种方式的提前介入以及取消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由上级法院管理下级法院的人事、财政事务，以免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法院系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是存在多种社会因素的，但人民法院的财产权及人事任免权统属于同级地方机关，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有的法院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拨款，有的法官为了顾及自己的发展前途，都不得不迫于地方机关的压力，作出取悦于地方当局的裁判。为改变这种现象，必须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要扩大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人事任免上的发言权；在财政上，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拨款的数额，并由国家财政统一拨给最高人民法院，由其负责分配给下级法院，以消除人民法院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四)改革法官、检察官任免制度，使法官、检察官具备应有和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够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以法官选任制度为例，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要具有法学大专以上的学历，并要通过统一的司法职业考试。所谓统一司法职业考试，是指参照法国、德国的做法，将法官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试和检察官资格考试合为一体的考试制度。通过此项考试的人有权选择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为职业。在英美法系国家，成为法官的先决条件是从业多年的律师，这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要求无疑更高。中级以上各级法院的法官应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原则上要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选用，并以聘任教授、学者和律师加入法官队伍为辅助措施，这样可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与其所负职责成正比，从而保证上一级法院的权威性。同时提高法官的任命规格，即规定高级法官以上的法官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任命，并规定非经正式法定程序，法官不受罢免。由于法官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职位的稳固，其公正执法，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为了保障这项权利，只有自愿作出的供述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暴力、威胁、利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沉默权在理论上是有侦查阶段的沉默权与审判阶段的沉默权之分的。在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告知其沉默权；而英国将对被告在法庭上行使沉默权的能力进行了近期的限制。中国刑诉法没有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即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与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该规则第14条第2项提出少年刑事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应当看到，确立沉默权不仅是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需要，更是促进取证行为正当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需要。因为沉默权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并且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当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前提下不能作出某些例外的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应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我国应采用相对沉默权的办法，即在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同时，应规定特殊的例外情况，并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坦白从宽。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2被告人在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3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4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这些规定表明在英国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是否予以保留的争议。同样，在我国也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应当设立沉默权，是因为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比其具有优越性。这具体表现在：第一，规定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能提高破案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对待供述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为自愿陈述，即不论法律规定沉默权或是如实陈述，他都愿如实陈述，两者效果一致。二为不作供述。在此情况下即使法律规定了如实陈述的义务，若非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因其不供述而认定有罪；反之赋予其沉默权也不妨碍在特定情况下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因此，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在提高破案率方面并不比规定沉默权的程序更占优越性。第二，要求被告人如实陈述的规定不具有科学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陈述，但如何评判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其标准是什么?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导致侦查人员的主观标准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取证条件下，犯罪嫌疑人陈述的客观真实性令人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对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哪些提问与案件有关，哪些问题与案件无关，并不以犯罪嫌疑人的判断为标准，而仍是以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不按其愿望回答，侦查人员就会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不老实，从而作出种种对其不利的推测。第三，如实陈述的规定易于导致口供至上的观念的形成，进而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的产生。由于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易使侦查人员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搜集证据的主要手段，使其偏重口供而忽视采用其他先进技术或方法去收集证据，这必将导致为获取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刑讯、折磨、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方法产生。刑讯逼供是野蛮落后的诉讼制度，是与现代文明诉讼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彻底清除这一历史流毒，那么取消如实陈述的有关规定，设立沉默权原则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三、在辩护制度方面，有两项制度需要设定，其一为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保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会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即使同意会见，也往往安排侦查人员旁听，有的甚至采用偷拍、窃听等手段。此类做法无疑破坏了辩护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必须加以改正。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侦查人员仍对律师介入抱有戒心，认为律师是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对抗司法机关的。这种观念无疑是错误的。诚然，被侦查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最终认定有罪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仍有一部分人被错误地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一数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来说或许仅具有瑕不掩瑜的意义，但任何一个具体的错案都可能影响某一无辜公民的生活、教育和一生的发展前途，并使其丧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为防止这类错案的发，律师的介入便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诉讼权利和法律知识，还能向侦查人员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证据，从而有助于侦查人员查明案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律师的介入是在帮助侦查人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积极配合律师行使会见权。其二为开庭前的证据展示制度。即在开庭审判之前，律师可以从检察机关处得到起诉方将在法庭上使用的全部证据，而律师也应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出示给起诉方。但法官不能事先知晓证据展示的内容，以免其产生预断。确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控辩双方在诉讼地较早阶段就作好对抗的准备，而且能够缩短审判持续的时间，并防止被告人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提出新的证据，从而导致法庭审判的无序性。同时这也是建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的需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取证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他的取证要经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许可，甚至还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才能进行。相比之下，侦查机关则能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利用国家强制力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获取大数量和高质量的证据。由于所享有的证据资源的差异，必将导致控、辩双方在审判中的力量的失衡，而审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设立，可以使双方平等地享有证据资源，从而增强了辩护方的辩护力量，有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

四、建立法院审查逮捕的制度逮捕是在一定期间内暂时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中的最基本自由，因此国家虽拥有为制止和追究犯罪而实施逮捕的权利，但逮捕必须依法进行，而且一旦发生错捕，应及时补救。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条件、程序和决定、批准逮捕的机关。国家赔偿法又规定了错捕赔偿制度，但与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仍有待完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使法庭能不拖延的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鉴于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批准逮捕的权力不宜取消，但刑事诉讼法可增加规定：被逮捕的人如果认为逮捕不合法或逮捕后超期关押，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通过听审程序审查逮捕是否合法，若申请成立作出立即释放被捕人的决定。这样既加强了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又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关于被拘留的人能否要求法律审查的问题，是一个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考虑到拘留的适用条件，即拘留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适用的，它具有急迫性的特点，因此被拘留人不能要求法院予以审查。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有二：第一，拘留也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诉讼行为，它仍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9条规定的范围，法院当然也在权对拘留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二，中国的刑事拘留最长可达37天，属于对人身自由限制时间较长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对之行使审查权，可以保证其正确合理的适用，从而有利于诉讼的民主和公正。

五、为保证对抗式审判方式的实现，必须保证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是实现对抗式审判方式的一项基本条件，也是查明案件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但在中国证人不出庭的情况比较普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律未规定证人不作证的处罚措施，导致证人出庭的随意性；二是刑事诉讼法在第157条明文规定的允许在法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且无任何限制条款，导致直接言辞原则贯彻不力；三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缺乏具体的执行依据，使实践中对报复证人、打击、陷害证人的情况惩处不及时，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制定《证人出庭规则》，即要“以法治证”，在加强对证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树立出庭作证是公民法定义务的观念。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是涉及到社会安定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诉讼活动，每个了解案情的公民的作证行为，不仅是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支持，更是对社会安全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卫。犯罪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更多的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因此证人出庭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权利。第二，是证人的保护问题，即要保证证人的人身及其家庭的安全，包括其在审判前、审判中以及审判后的安全，都应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又要给予证人以经济上的补偿，该补偿应以国库支付，但不宜过高，以免产生买证的嫌疑。第三，要规定对不出庭证人的处罚措施，一般可采用罚款、拘留和强制到庭等方法，对于那些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拒不出庭作证，且情节恶劣的证人则可以妨害司法活动罪加以定罪处刑。综上所述，刑事诉讼法是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而刑事审判则是关系到人身权利的重要审判制度。相信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法制的春天。

第三篇：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制度

进一步完善民主决策制度

完善民主决策制度，不仅有赖于决策者的民主作风和民主意识，更有赖于制度和机制的完善。完善民主决策制度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来保证其实现。

1、树立民主决策理念。民主决策要贯穿决策的全过程。在决策前，要走群众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开言路，拓宽信息渠道，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充分了解民意。在决策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民主监督，实行公开透明原则，保证决策正确实施。执行结果，还要进行民主评议。在树立正确的民主决策理念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服从多数与尊重少数的关系。民主决策的结果，一般是代表多数人的意见。但是，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于少数人的意见，要引起重视。因此，在决策过程中，既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又要注意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既不能造成多数人压制少数人，甚至剥夺少数人权利，又要维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二是处理好规范领导干部行为与提高人民群众素质的关系。党政各级领导是民主决策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他们的领导方法、民主法制观念、民主作风、依法执政的能力、整体素质等十分重要。人民群众是实行民主决策的主体，主体素质与民主决策的成败密切相关。因此，要加强广大干部群众法制观念和民主意识的教育，努力提高民主素质、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引导大家以正确的心态和方式参与民主决策。

三是处理好民主决策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关系。在“四个民主”中，民主决策处于关键环节，但只有“四个民

主”共同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取得实效。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把能力强、水平高、办事公、真正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人选进领导班子；要通过实行民主决策，使我们的各项决定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要通过实行民主管理，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要通过实行民主监督，实现选举、决策、管理工作的公开透明，把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优劣成败的评判权交给人民群众，以达到有效减少决策失误、避免独断专行、铲除贪污腐败的目的。

2、完善民主决策制度。任何社会的存在，任何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作保证。推行民主决策同样要抓好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在干部群众中确立起制度的权威性，逐步养成按制度办事的习惯。

一是对同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要不断扩大社情民意征集范围，开通各种民意征集渠道，使重大事项、重大决策进行社情民意征集制度化；建立和完善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会制度；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必须进行社会公示和举行多层次的社会听证会，保证群众广泛参与决策过程，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至于社会公示，可以在每年年初，或编制计划、规划之前，将涉及全国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涉及城市整体规划和建设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公布，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研究，研究的成果可以在媒体上刊登，使广大民众的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能够及时反映到决策层。

二是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的决策方面，建立专家咨询、专业评估制度。由于重大事项涉及各个领域，某些事项专业化程度高，决策者不可能样样精通；各个领域发展变幻莫测，决策者不可能事事明白。因此决策者应当从传统的亲自制订详细方案的决策，转移到站在战略的高度，对专家制定的各种方案进行择优选择。决策者要把决策要求传送给相应的决策咨询研究机构。咨询研究机构，根据决策的要求进行深入的调研和广泛的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多个政策方案，提交决策机构进行选择。决策评估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重大事项决策效果进行科学和客观评估，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修正和补充决策。

三是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制定责任，认定规则。比如，重大事项的决定，从可行性、科学性、合法性论证，方案的筛选，直到方案的选定，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责任者，都要建立相应的论证责任制，评估责任制，领导责任制。同时，要强化责任追究主体的地位，健全决策跟踪和反馈机制，实行责任追惩制。对那些时间跨度大的重大事项造成决策失误的当事人，不管他是否调任或离任，都要追究其责任，以此达到抑制当前决策者继续片面追求政绩，把政绩工程搞成贷款工程，害民工程的结果。

3、注重民主决策程序。过去，我们在许多工作中，不太注意程序，不注意细节，结果往往流于形式，走了过场。所以决策者要规范民主决策程序，对每项制度措施都要规定基本程序，对一些容易引发分歧、产生矛盾的重要环节要提出明确要求，并必须要求在工作中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比如，对于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要落实相关的议事规则，坚决杜绝简化、省略、颠倒程序的现象，做到不了解群众情绪不决策，不征求群众意见不决策，不汲取群众智慧不决策。要完善责任追究的程序，健全处罚体系，对于决策失误责任和违背程序的责任都要追究。要形成党纪、政纪、法律处罚的不同责任等级，根据决策失误导致损失的程度，明确应负责任的大小，并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四篇：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我国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办理14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适用的一系列诉讼制度。鉴于未成年人犯罪是因其生理、心理、成长环境等方面的特殊性而导致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犯罪有着明显的差异, 现代 刑事诉讼 理论 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 教育 挽救,而非惩罚报复。因此,根据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情况,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代写论文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 发展 的必然要求

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 哲学 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 影响 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 社会 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反社会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 法律 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

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 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 内容 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 问题 ,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 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 文献 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

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 中国 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 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 目前 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起诉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

(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

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

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起诉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

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起诉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 研究 的“二次受害”问题。

第五篇：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所长 张智辉

 2013-03-10 21:30:17

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 年第 5 期

关键词: 检察改革/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法律监督/职能调整/模式转变

内容提要: 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其工作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检察机关进行的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完善，特别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新的职责，必将引起检察工作机制的变革和检察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 2012 年 3 月 8 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需要，着力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这些话，充分反映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与近年来进行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之间的内在联系。检察改革作为国家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具有密切的联系。回顾检察改革的推进历程和基本内容，分析探讨检察改革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关系，对于深化检察改革，深刻理解和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检察改革的简要回顾

自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以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围绕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开始了检察改革的研究和探索。2000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三年检察改革实施意见》，首次对检察改革进行了全面规划，从改革检察业务工作机制、改革检察机关的机构等组织体系、改革检察官办案机制、改革检察机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检察机关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 35 项改革任务。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提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2003 年 4 月，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4 年 12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从十个方面规定了司法改革的内容。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负责研究和协调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中的相关问题，并于 2005 年 8 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明确了 2005 年至2008 年检察改革的任务。该意见从重点解决当前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入手，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完善检察机关接受监督和内部制约的制度、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完善检察机关组织体系、改革和完善检察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的 36 项改革任务，并提出了完成检察改革任务的主要措施。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精神，中央政法委员会于 2008 年12 月发出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60 项改革任务。根据这个意见，并结合现行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在某些方面出现的与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以及检察工作科学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2009 年 2 月 1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 2009—2012 年工作规划》，提出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并把检察改革的重点确定为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加强对人民检察院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该规划从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接受监督制约制度、完善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改革和完善人民检察院组织体系和检察干部管理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总体部署等五个方面提出了深化检察改革的 40 项任务。按照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以及检察改革工作规划，近年来，检察改革稳步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相继完成。

从改革的目标上看，检察改革重点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法律监督。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职能，强化法律监督不仅是检察工作的目标，也是检察改革始终坚持的目标。检察改革就是要通过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促进检察机关更好更充分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从制度上保障检察机关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二是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为了保障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加强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内部制约和外部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在强化对其他机关执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同时，检察机关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也高度重视，反复强调要把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放在与法律监督同等重要的位置。

从具体措施上看，有关强化法律监督的检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改革和完善对立案活动的监督机制。针对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有关部门会签了《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监督职责和程序；会同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进一步加强了对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第二，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制定并下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通过增强审查逮捕程序的司法性，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活动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制定并下发《关于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加强证据审查的若干意见》，完善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机制，力图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第三，改革和完善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与最高人民法院会签《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落实和完善检察长和受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规范列席会议的职责、范围和程序，强化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探索对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出台《关于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公诉案件诉讼监督工作的通知》，完善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实行法律监督的工作机制；出台《人民检察院开展量刑建议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配合人民法院规范量刑程序的相关改革，规范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活动；出台《关于办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改革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申诉案件的工作机制，加强对生效裁判的法律监督。第四，改革和完善对羁押场所执法活动的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减刑、假释法律监督工作的程序规定》、《关于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检察监督的意见》，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对减刑、假释、监外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针对近年来出现的“躲猫猫”等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意见》，与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检察院派出机构与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工作联系制度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推行与看守所监管活动的信息联网，强化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动态监督，建立健全纠正和防止超期羁押的长效工作机制，维护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第五，改革和完善对司法工作人员渎职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会签并下发了《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可以采取调查核实、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监督，调查核实可以询问当事人、知情人，查阅、复制、摘抄、调取有关材料等，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手段。

有关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监督的检察改革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推行职务犯罪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为了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和逮捕在同一检察院内部运行，制约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和《〈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规定》，从 2009 年 9 月起在省级以下（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有步骤地推行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的制度，进一步规范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适用，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第二，实行侦查职权与抗诉职权相分离。为切实强化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环节中不同性质权能之间的有效制衡，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关于完善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决定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职权与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由不同业务部门行使，并规范了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内部职责分工与协作配合，防止因同一部门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力被滥用，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的公信力。第三，健全和规范检察委员会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选任及职责暂行规定》，通过优化检察委员会委员的人员和知识结构，规范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规则，加强检察委员会办事机构建设，以保证检察委员会作为检察机关最高业务决策机构对重大案件和检察业务工作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第四，完善对执法活动的内部监督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内部监督暂行规定》、《关于强化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执法办案活动监督的若干意见》，不断加强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出台《人民检察院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建立和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范职务犯罪侦查行为；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举报线索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对举报线索的办理机制；出台《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建立规范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款物的长效机制；出台《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考评机制的指导意见》，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考评机制；成立专门的案件管理机构，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案工作全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和有效控制。第五，改革和完善接受监督制约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有关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络工作办法》、《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使检察机关接受人民群众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的工作更加规范。检察机关还开通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络专网和专线电话，完善了检察新闻发布制度，举办“检察开放日”活动，推行不起诉案件、申诉案件听证会制度和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制度，不断深化和拓展检务公开，加强了对检察活动的社会监督。这些改革措施不仅加强了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活动的监督制约，而且进一步规范了检察机关的执法行为，增强了检察机关执法的公信力。

此外，检察改革还围绕着制约检察工作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展开，取得了明显成效。例如，铁路检察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彻底改变了企业管检察院的体制；检察机关干部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检察人员工资待遇和职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体制进一步科学化，经费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二、检察改革对刑事诉讼制度完善的实践意义

从对检察改革的简要回顾中不难看出，检察改革的内容，无论是为了强化法律监督，还是为了强化对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多数都与刑事诉讼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刑事诉讼制度修改完善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近年来的检察改革在许多方面都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实践基础。

例如，为有效防止和纠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超期羁押现象，从 2003 年 5 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范围内单独或联合其他机关共同开展清理超期羁押活动，并制定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建立了羁押期限告知、期限届满提示、检查通报、超期投诉和责任追究等八项制度。2010 年 10 月，高检院又会同公安部制发了《关于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实施法律监督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看守所法律监督工作。这些改革举措，为羁押制度的修改完善奠定了实践基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逮捕后，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而且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刑事诉讼法还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些规定对于完善刑事羁押制度，充分保障被羁押人的权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它们之所以被写入刑事诉讼法，应该说，与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改革过程中同有关国家机关密切配合，积极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加强对看守所的法律监督，有着密切的联系。

又如，按照 1996 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审查逮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和证据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的时候，往往单方面地依据公安机关的意见。为了保证逮捕适用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最高人民检察院从 2005 年起就要求实行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制度。201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公安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明确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中认为证据存有疑问的，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在以下四类案件中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1）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事实、是否有逮捕必要等关键问题有疑点的；（2）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3）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的；（4）有线索或者证据表明侦查活动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吸收了这项改革的成功经验，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

（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

（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显然，在检察改革基础上形成的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审查批准逮捕程序。

再如，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检察机关推进司法民主的一项重大举措，其改革成果也为本次刑诉法修改所采纳。2005 年 11 月，高检院制定并下发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并明确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建立了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随着该项工作的全面推开和不断深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水平不断提高，对讯问活动的监督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得到进一步强化。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这一成功做法，第 121 条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这个规定，既是对检察机关率先推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改革举措的充分肯定，也是在吸取检察机关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此外，2010 年 6 月“两高三部”联合制发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为了落实两个证据规定，高检院于 2010 年 12 月制发了关于适用两个证据规定的指导意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庭审中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证据的调查核实及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全国检察机关据此切实排除非法证据，为刑事证据制度的修改完善积累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肯定了检察机关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也重点吸收了相关检察改革的成果。

正如王兆国副委员长所指出的：“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中央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推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加快完善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是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要求的具体举措。”因此，以检察改革为代表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中的有益探索和成功经验，被立法机关吸收或者借鉴而上升为法律规范，亦在情理之中。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检察改革提出的新课题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既吸收了检察改革乃至整个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成果，也为检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刑事诉讼法对原有刑事诉讼制度的修改，需要检察机关调整和改变原有的执法观念和办案模式，进行工作机制创新；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制度，需要检察机关对内部机构的职责分工作出新的规定，或者调整原有的工作机制以满足贯彻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要求。

第一，新增职能的分工问题。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责，如何切实履行这些新增职责，是检察机关必须思考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 93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这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职责。这个职责应当由哪个部门具体行使，是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以及延长羁押期限的审查批准，都是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有的人认为，监所检察部门对羁押的情况最了解，是否有必要继续羁押，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审查，并且监所检察部门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也符合决定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原则。究竟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责由哪个内设机构来履行更为合适，就涉及到一个检察权内部的优化配置问题，需要通过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来完成。

第二，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问题。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进一步强化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对侦查程序的规制也愈加严格，如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这些规定，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原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空间阻隔、信息封闭的办案优势被打破，这就必然要引起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和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否则难以适应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需要。

第三，公诉模式的转变问题。刑事诉讼法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10 条第 2 款）、关于“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都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24 条）、关于“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第 245 条第 2 款），关于庭前会议的规定，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关于“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的规定（第 193 条），尤其是关于四个特别程序的规定，都给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带来重大影响。这些规定，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公诉部门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剧了公诉部门案多人少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公诉活动一些新的职能，必将引起公诉模式的改变。这都对检察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在以后的改革进程中加以解决。

第四，刑罚执行监督的机制改革问题。对刑罚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过去，这种监督一直是一种事后监督，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往往因为有关的决定或者裁判已经执行而难以发挥作用。为此，检察机关在有关机关的配合下，积极推进刑罚执行监督程序的改革。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立法机关总结了近年来检察改革的实践，对刑罚执行监督作了重大改革。刑事诉讼法第255、256 条规定：“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应当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认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的，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以内将书面意见送交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决定或者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意见后，应当立即对该决定进行重新核查”。第 262、263 条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这些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事后监督的模式，使检察机关有可能在决定机关变更刑罚执行方式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督意见，实现对刑罚执行活动的同步监督。而这些规定的贯彻执行，同样需要改革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机制。

总之，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必然引起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检察机关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情况，调整内部职责分工，更新工作机制，保证新的刑事诉讼法在检察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切实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