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排污费制度及其完善（最终版）

第一篇：中国排污费制度及其完善（最终版）

排污收费制度历程：

排污收费制度起源于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大约开始于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为了制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在环境政策领域中逐步引入和实行了向排污者征收排污费的制度。

我国实行排污收费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78—1981 年。这是排污收费制度的提出和试行阶段。1978年 12 月，中共中央批转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首次提出在我国实行“排放污染物收费制度”的设想；1979 年 9 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十八条规定：“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要按照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根据规定收取排污费”，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自 1979 年开始至 1981 年底，全国有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逐步开展了排污收费的试点工作。

第二阶段，从 1982—1987 年。这是排污收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阶段。1982年 2 月，国务院在总结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排污收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对实行排污收费的目的、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做出统一规定，标志着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正式建立。

第三阶段，从 1989 年至今。这是排污收费制度改革、发展和不断完善阶段。1988 年 7 月，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 10号令，颁发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暂行办法》，在全国实行了排污费的有偿使用，由此拉开了排污收费制度改革的帷幕。

排污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

制定排污收费法规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一系列单项法。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第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过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水污染另有规定的，依照水污染防治的规定执行。征收的超标准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的防治，不得挪作他用，具体使用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明确了：（1）由国务院来制定排污收费的具体办法，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是行政法规，在全国普遍适用，是地方政府制定收费具体办法的依据；（2）征收排污费包括超标准排污费、二氧化硫排污费及污水排污费等；（3）缴纳排污费是排污者的责任义务；（4）在征收超标准排污费时执行国家或地方的排放标准；（5）征收排污费必须用于污染防治，保证资金专款专用。《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则是排污收费的专项法规，它对征收排污费的目的、对象、收费的标准依据、主要政策及其管理与使用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缺陷

1、排污费征收标准偏低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排污者征收的排污费应该等于他给社会其他成员造成的损失,从而使其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然而我国现行排污费征收标准征收的排污费往往连治理污染的成本都无法完全弥补。这种偏低的环境资源价格，既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也没有反映环境治理成本和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根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排污费征收标准仅为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成本的 50%左右,某些项目甚至不到污染治理成本的 10%。例如,目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收费标准为 0.63 元/千克，而火电厂烟气脱硫平均治理成本为 4～6 元/千克。这必然会导致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宁肯交纳超标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造成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这说明排污收费标准偏低是排污收费政策设计的重大缺陷,它不可避免地会使政策结果与目标发生背离而造成政策 “失灵”。

2、排污费的开征范围不全面。

1982 年国务院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中规定了废水、废弃和废渣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其中超标废水 20 项，超标废弃 21 项。1991 年全国统一了噪声排污费征收标准，1993 年开征了污水排污费。1991 年、2003 年先后修订了排污费征收标准。1991 年将超标废水的污染因子增加至 29 项，2003 年又增加至 65 项，废弃物的污染因子由1982 年的 21 项增加至 2003 年的 44 项，2003 年还增加了危险废弃物排污费征收标准。但目前排污费征收标准仍然不够全面，放射性物质、垃圾、汽车尾气以及面源等污染物仍然没有排污费征收标准，这些污染物的排放带来了很大的环境污染问题，但由于政策对这些污染因素的规定很少,有的甚至没有任何规定,从而造成受害方无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只要排放了污染物,就会给环境造成损害,就必须花费成本进行治理。对这些排污行为不征收排污费,违背了 “污染者付费原则” ,使排污收费政策存在无法干预的 “真空”。

3、排污费不能足额征收

目前，全国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少缴、欠缴、拖缴排污费的问题，全国平均收费率 50%左右。主要原因是： 1.按照现行的排污费征收程序,排污费征收额测算的基础是排污者申报和环保部门核定,而目前在一些地方主要依靠企业自报,申报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真实性难以保证,谎报、瞒报现象较为严重，再加上污染源检测也受到技术、手段、采样的瞬时性等制约，无法提供与实际排放相符的准确数据； 2.地方保护主义下的行政干预严重，部分生产企业通过当地行政领导对环保部门进行干预，以达到少交或不交排污费的目的，使得 “协商收费”、“人情收费” 的现象很普遍； 3.环保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少数收费人员法律法规意识较差，排污收费政策掌握不准，业务素质较低，征收排污费不按标准执行，对一些应该进行检测检查的排污单位仅仅是走形式，甚至是放任不管，严重影响了排污费的足额征收。

4、排污处罚力度不足，超标加倍收费制而不止

2003 年国务院颁布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相对于 1982 年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 ,由原来的超标收费改为排污即收费和超标加倍收费并行,这无疑是一种 “帕累托改进”。然而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环境可以相对容纳、稀释和消化的最高限度,应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超标排放污染物已构成违法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给予行政处罚,而不仅仅是征收超标排污费。况且,在现行排污费标准偏低的情况下,加收一倍的排污费不足以遏制超标排放的现象。

5、排污费使用不规范

根据 2003 年国务院颁布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规定,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应用等项目的拨款补助或者贷款贴息。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政府工作不透明,对于所征排污费的用途不公开,所以很多环保部门不同程度存在着自身建设支出挤占污染源治理资金的问题,一些环保部门甚至将全部排污费用于自身经费支出,如人员经费、办公费等。据有关报道,审计部门经对山西省 11 个市、86 个县区排污费分配使用情况的审计调查发现,有 79 个市、县财政部门存在违反规定安排环保部门自身建设经费的问题,占调查市、县总数的 81%； 有 56 个市、县环保部门将污染治理资金 3457 万元挪用于本部门经费支出,占拨付环保部门污染治理资金总额的 50%。

改革我国排污收费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科学制定排污收费标准

1.要高于污染治理成本,以实现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促使排污企业加强污染治理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建议在“十一五” 期间,逐步将二氧化硫、污水等主要污染物排污费征收标准提高到治理污染全部成本水平。当然，提高排污费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从大城市逐步推广到中小城市、再逐步推广到广大乡村。提高收费标准可能给困难家庭带来负担,政府有责任提供补贴并直接补贴给居民；

2.要以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为约束性目标,在总量控制、逐级分解的基础上核定排污收费标准。排污收费标准的确定还可通过引入排放绩效指标,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下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的有效配置；

3.要同步调整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关于排污费会计处理的规定,因超量超标而形成的排污费和罚款支出不得进入定价成本。

二、扩大排污费的征收范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原来没有显现的污染因素逐渐突出,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如流动污染源、居民生活用水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等。因此，按照 “污染者付费” 的原则,任何单位或个人,只要向环境排放了污染物,都应缴纳排污费。当前应特别把握排污收费的全面性,将排污收费对象由企、事业单位扩大到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所有排污者,除征收废水、废气排污费外,应加大噪声超标排污费和固体废物排污费的征收。对于新产生的各种污染源,都应规定为征收排污费的对象,以扩大排污费的征收范围,控制污染，还百姓以洁净的水、明亮的天、宁静的家园和和谐的环境。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 《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增加了个体工商户为收缴排污费的对象,这就是一个进步。

三、加强排污收费队伍建设，加大排污收费稽查力度

1.开展对广大排污者现场稽查,及时纠正排污申报不实的现象

2.开展上级对下级环境保护部门的稽查,通过稽查减少排污收费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3.开展环境保护部门内部稽查,纠正其排污收费中的违规行为。

四、推进排污收费制度向税制的转变

实行 “费改税” ,将会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1.既可增加国库收入,又可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为国家的区域性综合治理集中和积累财源；

2.强化了环境执法力度,向污染宣战,对排污者更具有威慑力 3.确保了这项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4.归税后,税务机关本身有强制执行权,可更有效地发挥其杠杆作用,促进治理与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篇：谈谈我国征收排污费制度

谈谈我国征收排污费制度

摘要：缺陷：

1、排污费的性质不明。

2、收费标准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导致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治理污染。

3、收费的计算方法不合理。同一排污口排放两种以上有害物质的，只按照其中收费高的一种污染物计征排污费，而不是按照多种污染物质累计收费。

4、收费的使用不合理。改革方向：

1、法律应当明确规定排污费所具有的补偿环境损害、使污染者承担一定经济责任的性质。

2、提高收费标准，使收费标准略高于污染治理成本。

3、实行多项污染物累计收费。

4、对排污费全面实行有偿使用。

关键词： 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费 环境保护工作 环境容量 排放污染物 环境问题 排污单位 污染物排放总量 地方政府 排污总量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手段，也是我国环境保护5大类主要政策手段之一。该项制度从1978年底开始到现行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经历了制度设想、法律确定、收费试点、办法建立、标准改革、条例制度实施等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尤其在“十一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强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状况的关键时期，提出“十一五”末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和实现环境保护工作的“三个转变”，使环境保护工作又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按照要求，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手段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完成环境保护目标，变得尤为重要。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仍有很多不适应形势要求、亟待改革和完善的地方。

我国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的缺陷

排污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在法律规定中，明确表达了超标排放征收超标排污费的概念，这显然已不再符合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需要，也同我国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的环境管理要求不相适应，针对目前严峻的环境问题，已不能再允许有超标排放行为，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等相抵触。实际上，排污就收费是针对一切排污者，对超标排放应禁止或超标即处罚，实行限期治理、限期整改或关停措施。因此，现行的针对排污收费制度的法律依据尚显不足，有待规范和完善。

现行收费体制处于失控状态排污收费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经济杠杆作用促进排污者控制污染行为，以达到一定的环境目标。所代表的思想是“为损害环境而承担费用”是一种责任，是为遏制环境损害提供一种经济刺激手段，其作用就是积累资金投入污染治理或刺激经济力量投入污染控制，促进排污者加速对污染控制技术的开发利用。从现行的收费体制来看，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是由于以行政管理为主的收费方式存在缺陷造成的。一方面，追求利润是市场主体的本性，企业时刻准备把内部的环境成本外部化，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不愿自我归罪，而收费测算数据的基础就是申报核定，主要依靠企业自报，而这些数据的可靠性、准确性、可用性很差，且由于对收费的担心，在核定过程中无法，也不可能做到让企业主动提供真实账目给环保部门审查；污染源监测也受到技术、手段、采样的瞬时性等制约，无法提供与实际排放相符的准确数据。因此，环保部门很难做到数据的准确性、科学性。另一方面，由于收费标准对新老排污者没有差别，企业环境行为不企望治理，而企望于环境容量，当一个地方环境容量不适应其发展需求时，则随意转入环境容量较大或相对优越的区域或地区，形成污染转嫁或转移。其次，排污收费强制性手段差，地方政府也把它视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形成地方行政干预。因此，现有的收费体制表现为无效性、无为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长期处于失控状态。

收费的被动性和烦琐性

现行排污收费的核算是以排污者的生产需求以及所排放的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为终端，而不是以流域或区域环境容量和环境质量控制要求为终端。在收费层面上，理论上只要排污者履行排污收费义务，排污总量可以随意拓展，在环境管理上只能考虑排污者是否达标排放，而不能充分发挥排污收费的经济杠杆作用来遏制区域排污总量的增加，被排污者牵着鼻子走，先污染后收费，事后管理，形成环境污染总量控制的被动局面，难以解决环境污染总量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巨大压力。

在收费实施过程中，也具有烦琐、工作强度大的弊端。针对每一次的征收行为，必须要通过现场监察、监测、申报、核定，再依照国家标准逐一测算，每一环节都有很大的工作量，内容专业性也很强，收费通知在下达到企业时，很多企业对测算内容看不懂，环保部门在解释说明过程中，企业似懂非懂，或干脆就不明白，大多数企业最终只是仅论收费数额、企业的承受能力被动接受，排污收费的真正理念并未达到，只是命令式而非控制式，企业往往产生抵触情绪或视排污收费为额外负担。其次，由于排污收费数额对每个排污者来说都是事后下达，在执行过程中也有多变的动态性，排污者事前不知道自己应承担缴费义务的具体数据，不能事前纳入生产成本核算，也不能纳入财务计划安排，在市场竞争中增加了风险，也得不到利益上的奖励等，甚至由于协商收费的原因，收费额度每年在向国家标准逐步缩小差距，使得收费额度在逐年提升。这样，既显现被动性，也挫伤了排污者治污的积极性，收费制度没有真正起到经济动力的作用。

收费政策的不经济性

首先，在收费体系中不反映环境的经济价值，一是环境未确定为公共财产，没有规定所有权，人人都可以无偿使用；二是未体现环境的稀缺性，人人都可以无节制使用，甚至侵夺使用；三是环境没有价格，使用中不增加生产成本，没有反映在具体价格体系中。

其次，在排污费具体征收过程中，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整个环境管理过程中所占比例较重。例如与征收直接相关的污染源监测数据必须准确、可靠，就要一方面考虑技术的可行；另一方面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下付出高昂的费用，包括人员、车辆、设备的购置、运行、维护等，在排污收费过程中必须要作出选择，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只能放弃，而采用协商收费，达成协议。

不利于规范行政行为和实施有效监督 对排污费的收、管、用实行稽查监督是法规规定，也是这项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中对收费的规范有序、足额全面、公平公正、措施落实等具体的操作过程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监管、考核是关键。但是，在具体的稽查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一个地区排污单位可达几千家，数据几万个，在年申报、月核定中，还含有大量的环境指标，特别是各单位的产品、工艺、治理情况各有不同，排放污染物的差别很大，金融、财政系统的现金、票据的对账等，所要的信息量非常庞大，难以得到具体征收或确定排放污染物量的准确可靠信息，仅凭软件资料查对，无法进行全面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指标、依据、监测、核算等内容复杂，虽有公示，排污者不可能、也不愿去熟悉、了解或考虑，对合法性、公正性无从介入，难以公开、透明，公开监督方面也无法得到认知、认同和支持；三是地方政府在财政理念上，在排污费的管理、使用上，有很多地方尚未能脱离行政干预的困境，仍认为地方财政可以作为分摊费用，原应从财政承担的费用，仍尽可能会从排污费中列支，环保部门也以此作为经济命脉。因此，排污费的使用、管理工作难以从自身得到监督。

排污收费制度的改革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环境问题引起的生态、社会、政治问题交织已日益显现，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要实现“十一五”目标，任务非常艰巨。因此，必须首先要从政策、法规、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完善，适应发展要求，排污收费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必须改变旧有的收费模式，才能突破环境问题在经济发展中的瓶颈。

实行排放污染物总量申请收费制度

该项制度的改革，其核心就是排污单位通过排放污染物总量申请，同时缴纳相应费用，取得环境容量或资源的使用权，也就是根据本地区环境容量、污染控制目标核定本地区或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向社会、排污单位发布公告。排污单位根据自己的需求，在规定时间内，向当地环保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环保部门根据各排污单位申请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审查、核定、分配、批准、发证，同时收取核定许可排放总量的开户费和排污费，不足部分及增减变更可以通过市场运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交易。

核算终端由事后转变为前置 目前的排污收费是以排污单位在污染物排放后，按照其排放量来计算，先污染后控制，先排放后收费，体现出事后管理或“秋后算账”，先上船后买票，环境污染压力已造成事实，这与事前预防和总量控制相违背或形成冲突，使收费制度变为无效和失控状态，仍为先污染后治理的管理模式，已与目前的现实状况不相适应。因此，环境容量资源作为国有或公共财产，排污单位在未使用前应申请环境总量的使用权，同时缴纳使用费或排污费，将收费的核算终端前置，并不得突破总量，否则将采取行政措施，如限产、限排、停产（业）整改等，或同时实行严格的经济处罚措施。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从源头上抓起，切实起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作用。

由被动征收转变为主动纳费 由于排污单位在申请排污总量或环境容量使用权时即缴纳排污费，否则排污者将得不到环境容量使用权，无法投入运行，污染物也就不得进入环境，这使排污费从被动征收转变为排污者主动缴纳。环保部门只要设立一个排污收费服务窗口，只需几个人，通过坐地办公即可解决大量收费问题，将大量的人力、物力从繁杂的征收事务中解脱出来，把重点投入到环境监督管理中去。

有效解决执法成本高的问题 现有的收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需要支出高昂的行政管理费用，包括：行政人员、监测技术、设备仪器、执法装备、管理运行维护费用、程序运行等等，加重了管理机构的经济负担和工作强度，是执法成本高的重要方面。而在实行总量申请收费工程中，这些数据可以直接从排污单位申请中取得，审核时可以参照环评或物科衡算数据，而无需投入大量的征收管理费用，减少检查频次，对总量排放管理转为平时抽样督查，可以大幅减少执法成本。

通过经济动力作用形成有效的环境总量准入机制 为提高区域、流域环境质量，各地针对环境质量现状都在相应提高准入门槛，而环境总量准入机制尚未纳入排污收费调节体系，应着重点强化，特别是环境容量小，承载相对脆弱地区。而总量申请收费制度则可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补充有限的行使命令措施和严厉的关停措施之间的空白。在此收费制度下，由于经济措施容易被接受，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行政管理和强制措施之间的摩擦。另一方面，促使排污单位在经济手段的调节下，在研究发展决策、生产、经营活动、各种技术设备的研发、防治资金投入时趋向更有效、更公平的污染控制体系转变，自觉主动地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强化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优先考虑清洁生产工艺和实行多方位的污染控制措施，转变理念，从被动命令转变为内在要求，增强经济措施的动力、活力和效力。

突破总量核查难点，便于形成监督体系 由于排污总量申请收费制度实现了源头管理，排污单位在申请时考虑到发展需要，不愿意少申请，尽可能自觉主动地如实申报，同时由于对总量申请的担心，会主动地向环保管理部门提出或提供说明或账目审查，并能有计划地纳入到生产经营成本核算，做到事前按计划设置，自动、公平发挥作用，转变了事后按情节决定收费额造成的无序混乱现象，也从制度上彻底地、有效地转变事后收取排污费是罚款的错误理解，环保管理部门也便于总量管理的统计和预测，排污单位和管理部门对排污总量都能说得准、说得清，道得明。同时，也能做到公平、公正、透明，便于公众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形成有效地监督体系，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建立动态的附加费体制

排污总量申请收费制度是以排污单位排放污染物达标为基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最大利润是市场主体的本性，时刻准备把内部的环境成本外部化是这个本性的表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时刻存在复杂而多变的动态性质，要考虑经济措施和管理功能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并且符合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现状需要，要多方位着眼，研究其可操作性和预期效果。为此，建议在实施禁止和处罚措施的同时实行基本收费、附加收费双轨制。实行附加费的范围主要为：一是强化对污染转移的控制，对新建项目实行附加费政策，打破因地区总量控制要求不同，而收费标准一样，不优先考虑污染防治，而向环境容量较大，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转移，扩大污染源的点和面和地方政府“饥不择食”引进项目，不愿以损失工业发展和工作就业为代价换取环境效益的错误观念和行为；二是对超标排放和超总量排污实行附加费政策；三是对《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第一类污染实行附加费政策；四是对新增或超总量申请实行附加费政策；五是对重点保护区域、流域实行附加费政策；六是对未完成总量削减任务或控制地区实行附加费政策等。

现实和现状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问题的出现有很大的相关性，某种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环境保护是经济、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环境保护压力逐年加大的情况下，应当从环境保护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使之逐步适应发展需要，做到与时俱进。排污收费制度反映了自然、经济、社会三方面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作为环境污染控制与发展、保护之间关系调整的关键要素，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只要我们不因小不适而废大利，不断完善和改进，就能把各种问题兼收并蓄，统而化之。

第三篇：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陈光中陈海光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于此次修改，国外媒体评论其是中国法制民主化和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而国内司法界则一致认为其是在保持惩罚犯罪力度的前提下，侧重了对人权的保护，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因此，可以说此次修改是成功的。然而在刑事诉讼法修订后3年多的时间里，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思想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我们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这并不妨碍法律界酝酿进一步改革刑事诉讼制度。事实上，目前中国是存在着进一步改革司法制度包括刑事诉讼制度的契机的。首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从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提出，并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因此，进一步修改刑事诉讼法，保证刑事审判的公正和独立，正是落实江总书记讲话精神的体现。其次，中国政府已经签署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正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上述两个公约中，规定了法官独立、被告人的沉默权、一事不再理等内容，它们与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尽一致的。故此，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使之与国际条约相符合，是善意履行国际法的必然要求。另外，随着中美入关准入谈判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将大大加快，届时，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的影响当然主要是在国际贸易上，但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社会文化、法律等各个方面。从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来讲，调整我国相关诉讼制度，使之符合国际社会保护被告人人权，提倡公平诉讼的潮流，是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之一。最后，在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制度不配套，法制观念淡薄等原因，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管辖问题，强制措施问题，证人出庭的问题以及辩护律师阅卷问题等。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深层次地进行刑事司法改革。具体而言，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应着重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一、加强司法独立的保障制度司法独立是由司法活动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严格执法与公正审判需要法院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它意味着法律至高无上，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只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因此，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能否实现，司法独立是关键因素之一。对我国而言，司法独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保障司法独立应采取以下措施：(一)理顺法院审判与党的领导、人大监督的关系，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防止某些领导人以言代法，破坏法制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它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把代表人民愿望的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实现党的领导。而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只能分别由国家机关行使，党不能越俎代疱，包揽一切国家事务。正如党章中指出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任何一个党的组织和党员，都不能以权压法，以党代法。所以，正确的党与法院审判的关系应为：严格实行党司分开，党的领导应由事务性领导职能转变为政治性领导。因为人民法院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的，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国家机关，从国家体制上看，它与党委没有隶属关系。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只有通过党的组织系统，在宪法和法律固定的范围内，由司法机关内部的党组织采取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党员发挥模范作用的方式，来保证人民法院正确独立执行法律，帮助其总结审判经验，改进审判作风，而不是以党的名义实际直接参与审判业务活动，甚至进而代替法院办案。至于人大的监督问题，根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受其监督，因此，人民法院与各级人大之间确实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不过由于过去党政不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未发挥真正作用而已。随着近年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大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问题才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变化无疑是我国法制健全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可以任意干涉人民法院职权范围内的审判事务。须知，人大的监督必须遵守两项原则，一是不能代替人民法院行使职权，也就是案件的最终决定权仍在人民法院，人大监督只能起到咨询、督促的作用；二是必须以集体行为的形式出现，即人大的监督至少要以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提出，而不能是人大代表的个人行为。(二)合议庭要拥有法定的独立判决权，理顺合议庭与庭长、审判委员会的关系。目前，中国的刑事审判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在这种审判模式之下，法官个人的作用，个人对法律的理解已被集体行为所全面抵消。可以认为，法院内部已经出现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审判组织和形式，如庭长、院长审批案件制度，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诉讼效率的提高并导致案件的大量积压和久拖不决。因此，在将来的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一定要强调合议庭的独立和重要性，给予其对案件的审理权和判决权，让法官真正承担起应尽的责任来，并规定只有合议庭认为对那些案件重大，不能作出判决的，才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取消院长、庭长审批案件的制度。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废问题，理论界是存在争议的。一种观点认为应维持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制度。因为审判委员会是《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审判组织，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行集体决策的优越性的体现。而认为应该废除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观点则认为：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首先未能起到为案件把关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其组成人员水平不一造成的；另一方面原因是讨论案件时间有限造成的。其次是审判委员会成了某些审判人员推卸责任的工具，即把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给审判委员会，然后在利用汇报的机会去影响判决。另外，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还要造成诉讼的拖延，不利于诉讼经济原则的发挥。我们认为，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审判委员会将会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现阶段，则仍应在改革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的前提下，保留审判委员会制度。理由有二，一是我国当前的法官素质各地不平衡，一些地区法官素质不高，不能胜独立审判的重任；二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环境下，审判委员会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工具。至于具体的改革措施，至少有以下几点：1审判委员讨论案件的时间应在合议庭评议案件之后，以防止庭审走过场；2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应吸收资深审判人员加入；3审判委员会成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应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并在裁判文书中对双方的意见均予体现。(三)理顺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关系。一方面要防止上级法院以各种方式提前介入，非法干涉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取消目前存在的案件请示汇报制度。即一个案件在没有审结之前，本院的办案人员不能向上级法院进行案件处理情况、内容等方面的汇报，以免使上级法院的法官们产生预断。因为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度。刑事诉讼当事人(被害人除外)若对一审判决或裁定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可以提出上诉，而公诉人则可以提出抗诉。若二审法院已事先了解案情并对如何处理进行了指导，那么二审终审制将流于形式，失去其应有的监督作用。因此，为保证二审终审制度的全面落实，一定要防止上级法院各种方式的提前介入以及取消下级法院的请示汇报制度。另一方面又要由上级法院管理下级法院的人事、财政事务，以免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破坏法制的统一。法院系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形成是存在多种社会因素的，但人民法院的财产权及人事任免权统属于同级地方机关，则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有的法院为了获得足够的财政拨款，有的法官为了顾及自己的发展前途，都不得不迫于地方机关的压力，作出取悦于地方当局的裁判。为改变这种现象，必须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要扩大上级法院在下级法院人事任免上的发言权；在财政上，由全国人大决定司法拨款的数额，并由国家财政统一拨给最高人民法院，由其负责分配给下级法院，以消除人民法院对地方财政的依赖。(四)改革法官、检察官任免制度，使法官、检察官具备应有和业务水平和职业素质，能够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以法官选任制度为例，基层法院的法官必须要具有法学大专以上的学历，并要通过统一的司法职业考试。所谓统一司法职业考试，是指参照法国、德国的做法，将法官资格考试、律师资格考试和检察官资格考试合为一体的考试制度。通过此项考试的人有权选择以法官、检察官或律师为职业。在英美法系国家，成为法官的先决条件是从业多年的律师，这对法官任职资格的要求无疑更高。中级以上各级法院的法官应有大学本科学历，并且原则上要从下级法院中择优选用，并以聘任教授、学者和律师加入法官队伍为辅助措施，这样可以保证法官的素质与其所负职责成正比，从而保证上一级法院的权威性。同时提高法官的任命规格，即规定高级法官以上的法官应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提名，由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任命，并规定非经正式法定程序，法官不受罢免。由于法官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职位的稳固，其公正执法，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也必将大大增强。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所谓沉默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为了保障这项权利，只有自愿作出的供述才能作为证据采纳，以暴力、威胁、利诱、欺骗和违法羁押等手段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沉默权在理论上是有侦查阶段的沉默权与审判阶段的沉默权之分的。在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告知其沉默权；而英国将对被告在法庭上行使沉默权的能力进行了近期的限制。中国刑诉法没有赋予被告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即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是与中国加入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的有关规定不一致的。该规则第14条第2项提出少年刑事被告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应当看到，确立沉默权不仅是善意履行国际条约的需要，更是促进取证行为正当化、文明化、科学化的需要。因为沉默权的规定符合无罪推定的实质要求和举证责任制度的原理，并且有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当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前提下不能作出某些例外的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应在规定沉默权的同时，采取鼓励、支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的措施，从而有利于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但不能将其沉默或拒绝供述作为从严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我国应采用相对沉默权的办法，即在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的同时，应规定特殊的例外情况，并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坦白从宽。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沉默权发源地的英国，于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下列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这些情况包括：1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所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2被告人在审判中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3警方在他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材料和痕迹，而被告人拒绝对此进行解释；4被告人拒绝解释他出现于犯罪前后特定地方的原因。这些规定表明在英国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是否予以保留的争议。同样，在我国也存在着是否规定沉默权的争论。我们认为应当设立沉默权，是因为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比其具有优越性。这具体表现在：第一，规定被告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并不能提高破案率。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其对待供述的态度不外乎有两种，一为自愿陈述，即不论法律规定沉默权或是如实陈述，他都愿如实陈述，两者效果一致。二为不作供述。在此情况下即使法律规定了如实陈述的义务，若非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因其不供述而认定有罪；反之赋予其沉默权也不妨碍在特定情况下对其作出不利的推定。因此，如实陈述义务的规定在提高破案率方面并不比规定沉默权的程序更占优越性。第二，要求被告人如实陈述的规定不具有科学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要如实陈述，但如何评判犯罪嫌疑人的陈述是否真实?其标准是什么?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导致侦查人员的主观标准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取证条件下，犯罪嫌疑人陈述的客观真实性令人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对于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但哪些提问与案件有关，哪些问题与案件无关，并不以犯罪嫌疑人的判断为标准，而仍是以侦查人员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不按其愿望回答，侦查人员就会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不老实，从而作出种种对其不利的推测。第三，如实陈述的规定易于导致口供至上的观念的形成，进而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的产生。由于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易使侦查人员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搜集证据的主要手段，使其偏重口供而忽视采用其他先进技术或方法去收集证据，这必将导致为获取口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刑讯、折磨、变相肉刑等非法方法逼取口供的方法产生。刑讯逼供是野蛮落后的诉讼制度，是与现代文明诉讼格格不入的，我们要彻底清除这一历史流毒，那么取消如实陈述的有关规定，设立沉默权原则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三、在辩护制度方面，有两项制度需要设定，其一为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保密制度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经常会以种种借口不允许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即使同意会见，也往往安排侦查人员旁听，有的甚至采用偷拍、窃听等手段。此类做法无疑破坏了辩护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事人与律师间的信任关系，因此必须加以改正。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侦查人员仍对律师介入抱有戒心，认为律师是来帮助犯罪嫌疑人逃避罪责，对抗司法机关的。这种观念无疑是错误的。诚然，被侦查机关采取了强制措施的大多数人都是被最终认定有罪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仍有一部分人被错误地追究了刑事责任。这一数字对于刑事司法机关来说或许仅具有瑕不掩瑜的意义，但任何一个具体的错案都可能影响某一无辜公民的生活、教育和一生的发展前途，并使其丧失对司法公正的信心。为防止这类错案的发，律师的介入便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他不仅帮助犯罪嫌疑人了解诉讼权利和法律知识，还能向侦查人员提出不同的意见和证据，从而有助于侦查人员查明案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律师的介入是在帮助侦查人员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侦查人员应当认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积极配合律师行使会见权。其二为开庭前的证据展示制度。即在开庭审判之前，律师可以从检察机关处得到起诉方将在法庭上使用的全部证据，而律师也应把自己掌握的证据出示给起诉方。但法官不能事先知晓证据展示的内容，以免其产生预断。确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使控辩双方在诉讼地较早阶段就作好对抗的准备，而且能够缩短审判持续的时间，并防止被告人在审判的最后阶段提出新的证据，从而导致法庭审判的无序性。同时这也是建立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的需要。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的取证权是受到很大限制的。他的取证要经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许可，甚至还要取得有关各方的同意才能进行。相比之下，侦查机关则能处于优势地位，它们利用国家强制力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获取大数量和高质量的证据。由于所享有的证据资源的差异，必将导致控、辩双方在审判中的力量的失衡，而审前证据展示制度的设立，可以使双方平等地享有证据资源，从而增强了辩护方的辩护力量，有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

四、建立法院审查逮捕的制度逮捕是在一定期间内暂时剥夺个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人身自由是个人所享有的各种自由中的最基本自由，因此国家虽拥有为制止和追究犯罪而实施逮捕的权利，但逮捕必须依法进行，而且一旦发生错捕，应及时补救。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逮捕的条件、程序和决定、批准逮捕的机关。国家赔偿法又规定了错捕赔偿制度，但与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相比，中国的逮捕制度仍有待完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4项规定：“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权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使法庭能不拖延的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鉴于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批准逮捕的权力不宜取消，但刑事诉讼法可增加规定：被逮捕的人如果认为逮捕不合法或逮捕后超期关押，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应通过听审程序审查逮捕是否合法，若申请成立作出立即释放被捕人的决定。这样既加强了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又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关于被拘留的人能否要求法律审查的问题，是一个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否定的观点认为，考虑到拘留的适用条件，即拘留一般是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适用的，它具有急迫性的特点，因此被拘留人不能要求法院予以审查。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理由有二：第一，拘留也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诉讼行为，它仍属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9条规定的范围，法院当然也在权对拘留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第二，中国的刑事拘留最长可达37天，属于对人身自由限制时间较长的一种强制措施。人民法院对之行使审查权，可以保证其正确合理的适用，从而有利于诉讼的民主和公正。

五、为保证对抗式审判方式的实现，必须保证证人出庭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是实现对抗式审判方式的一项基本条件，也是查明案件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但在中国证人不出庭的情况比较普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法律未规定证人不作证的处罚措施，导致证人出庭的随意性；二是刑事诉讼法在第157条明文规定的允许在法庭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笔录，且无任何限制条款，导致直接言辞原则贯彻不力；三是对证人的保护措施缺乏具体的执行依据，使实践中对报复证人、打击、陷害证人的情况惩处不及时，影响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制定《证人出庭规则》，即要“以法治证”，在加强对证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立法来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树立出庭作证是公民法定义务的观念。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刑事诉讼是涉及到社会安定和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诉讼活动，每个了解案情的公民的作证行为，不仅是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支持，更是对社会安全的贡献，同时也是对自身安全的保卫。犯罪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只有在更多的证人出庭作证情况下，才能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因此证人出庭是一项法定义务，而不是权利。第二，是证人的保护问题，即要保证证人的人身及其家庭的安全，包括其在审判前、审判中以及审判后的安全，都应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又要给予证人以经济上的补偿，该补偿应以国库支付，但不宜过高，以免产生买证的嫌疑。第三，要规定对不出庭证人的处罚措施，一般可采用罚款、拘留和强制到庭等方法，对于那些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拒不出庭作证，且情节恶劣的证人则可以妨害司法活动罪加以定罪处刑。综上所述，刑事诉讼法是中国刑事审判制度中的基本法律，而刑事审判则是关系到人身权利的重要审判制度。相信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我们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法制的春天。

第四篇：论中国收养制度的完善

论中国收养制度的完善

—— 对河南南兰考火灾事故的法律反思

论中国收养制度的完善

—— 对河南南兰考火灾事故的法律反思

摘要

2013 年 1 月 4 日，河南兰考县发生一火灾事故，夺去了 7 名孤残儿童的生命，由此“爱心妈妈”袁厉害二十多年来收养一百多名孤残儿童的事迹逐渐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不仅暴露出我国收养法律存在的缺陷，也更加体现了我国收养制度亟待健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中国孤儿救助现状的分析，现行中国救助法律制度的弊端，加之对比英美法俄罗斯等世界各个国家的现行收养制度，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收养制度的建议措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关键词：收养制度，兰考事故，孤儿救助，完善措施

前言

当我们还没有从2012年的贵州毕节流浪儿童在垃圾箱中取暖窒息而死的悲剧中平静下来，今年元旦假期刚刚过去，河南兰考县一场大火吞噬了7个被收养的孤儿的生命。时光无法倒流，火灾现场也无法还原，对于7个弃儿来说，他们的幸与不幸，都已经结束了。而袁厉害也不是收养这些孤残弃儿的一个特例，河北的“爱心妈妈”王小芬28年收养了30余名弃婴，山西的“爱心妈妈”杨云仙收养的残障孤儿也有40多名等等

面对接二连三的孤残弃儿的不幸，人们不禁要认真追问：对于这些无辜的可爱的幼小的生命，我们该采取什么好的措施更加有效地给予最大的保护，让他们有一个安全、健康、温暖的成长环境呢？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对目前有关我国孤儿收养等儿童福利政策的现状，美国、英国收养制度进行比较，为我国建立由政府主导为主、民间补充为辅的制度健全、覆盖全面、权责清晰的孤儿收养制度提供借鉴，从而完善我国收养制度。

本文的研究进路是功能意义的比较法研究，“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笔者认为各国建立收养制度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学术研究方面,希望能放宽视野,在概括各国现代收养制度发展特点的同时,探索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孤儿救助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而这个数字显然是动态变化的，每年都会增加新出现的孤儿，也会有一批孤儿被收养，还有孤儿成年后不在统计之列。由民政部门举办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有10.9万名。这部分孩子是查找不到任何监护人、监护人无力抚养或未被家庭收养的孤儿、弃婴，绝大多数患有疾病或残疾，儿童福利机构发挥着兜底保障的作用，为他们提供抚养、康复、医疗、特教等照料和福利服务。”不过，有关专家认为，民政部门公布的这个孤儿数据并不全面，因为还有众多的“黑户”孤儿并没有纳入统计。因此，真实的孤儿人数恐怕远超61.5万这个数字。

除了由政府所属的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10.9万名孤儿外，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这部分孤儿，绝大多数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通则》的规定，由具有监护能力的监护人，即孩子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抚养。

近些年，国家建立了孤儿保障制度，对孤儿的养育、教育、医疗、康复和成年后的就业、住房做了制度安排。201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从2011年起国家每月向孤儿发放生活补贴，“这意味着基本的孤儿保障制度已经建立”。

据民政部统计，2011年，全国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241个，床位0.8万张，全年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讨未成年人17.9万人次。这只是得到救助的儿童，实际存在的流浪儿童数量远不止于此。新华网曾在2012年5月份报道引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3年抽样调查数据称，全国每年存在的流浪未成年人人数应在100万至150万之间，且以每年约15万人的数量递增。

但从儿童的身心健康需要出发，国内外孤儿养育的经验都表明，机构养育并不是对孩子最好的方式，回归家庭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一方面，国家通过按月给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补贴孤儿的亲属或其他监护人，将孤儿尽可能留在原有的亲缘家庭抚育照料，促进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地的福利机构也在探索家庭寄养方式，将孤儿寄养在有条件的家庭，使孩子们享受到家庭温暖、父母亲情。

尽管民政部门的这一探索还在进行中，但在另一方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数据显示，不孕不育率在全球平均发生率在10%左右，对于在某些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概率还要高于这个平均值。以10%左右的不孕不育率乘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仅据此守计算，在中国也有超过百万的家庭有收养孩子的需要。从理论上讲，绝大部分的弃婴孤儿都是可以进入被收养人的家庭过上正常生活的，但为何现实并未如此呢？

二．收养的定义和法律特征

收养被定义为：“一种在法律上赋予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通常在 18 周岁以下）父母的权利和责任的行为。”1在收养人即养父母通过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请、对收养人的条件进行审查、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后，养父母对收养的子女需要承担父母与亲生子女之间完全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养子女也因此具有家庭成员的身份，在法律上享有和其他家庭成员相同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收养是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把本来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变为法律上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收养的法律特征为：

1.收养是一种法律认可、拟制的血亲关系。

收养是指收养当事人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申请收养，一旦通过审核，本来没有父母子女关系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就形成了拟制的血亲关系，这种血亲关系是被法律所承认的，在法律上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收养的成立使得原有的亲属关系发生改变。

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形成拟制血亲关系，两者之间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会消灭，被收养人与原有亲属之间的法律关系会被解除。在医学上亲生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血缘上亲属关系，但这种亲属关系在法律上是不予承认的。.收养关系可以通过法律来解除。

过一定法定程序形成的收养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法定 1 克里斯汀·阿达米，威廉·L 皮埃尔.“事实与文件出版社”（纽约、牛津）出版,2005.程序来解除。因为收养关系形成的亲属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拟制的血亲，在收养条件不符合或者由于收养人、被收养人某种意愿，这种亲属关系也可以被解除。收养关系解除后，收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会随之消灭。

三.我国收养制度的法律弊端

《收养法》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98年,距今已有15年,当时制定本法的社会背景和环境不同于当今社会,造成立法与实践的脱节。

我国现行关于收养孤儿的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年满三十周岁。”第八条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可以不受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显然，靠摆地摊为的袁厉害二十多年来收养一百多名弃婴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抚养和教育被收养人的，是不符合我国《收养法》的法律规定的。

现行收养法的主要不足有:（1）收养条件过于严格,不利于于收养程序的进行和收养关系的成立。同时,也没有遵守被收养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收养法第6条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收养人必须无子女。这一规定将很多人排除在收养人范围之外。收养法第3条规定: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我国的计划生育鼓励少生,是限制人口的自然出生,是对人口绝对数量的控制,而收养关系的建立只是每个家庭人口数量的相对变化。不会导致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因而,收养并不影响计划生育的实施。所以,收养人是否有子女不应成为收养关系成立的障碍。

（2）《收养法》第4条规定,除被收养人是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以外,被收养人必须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且是丧失生父母的孤儿,或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或残疾儿童,或是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这样的规定虽然考虑到了被收养人易于融入收养家庭,但同时也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排除在被收养人之外。这一类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但还不能完全的生活自理,从而使得处于法律边缘外的14~18岁的孤儿的权益得不到保护,这与我国收养法的立法目的相悖离。

（3）收养类型单一。我国收养立法中只采用了完全收养制度,未规定不完全收养制度,完全收养指收养关系成立后,养子女与养父母及其近亲属之间建立起拟制的亲子关系,而与生父母及其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不完全收养则指养子女与生父母之间在收养关系成立后仍保留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收养方式,并未丧失亲子关系。

我国这样规定过于绝对化不利于被收养人与生父母的亲子关系的维持,因为其生父母在送养被收养的人时候可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有可能是因为贫困、计划生育、自然灾害等外界因素。所以在道德层面上看,不应该完全否定被收养人与其生父母及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4）我国并没有对收养人的年龄作出限制,这就对收养人的行为能力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就有可能得不到相应的保护。对于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差距在《收养法》第9条中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很多具有收养能力的男性在外的收养人。这几项指标本意是使收养家庭能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但由于在执行层面是由民政部门自办自管，在现实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引人诟病。据《凤凰周刊》报道，2005年，湖南衡阳6家福利院给买来的婴儿伪造虚假资料，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谎称婴儿是捡到的，得到派出所开具的弃婴证明，并顺利通过儿童来源公证，取得护照。浙江金华市民政局的相关管理人员认为，收取高昂费用是各地福利院的领养惯例，而收费标准则主要是参照国家收养中心对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收取3.5万元人民币的额度。可见在不少地方，收养甚至成了赤裸裸的买卖。

四．世界有关国家的收养制度(1)美国——公开领养制度

美国是典型“法制”国家，其儿童保护和收养法规，是以儿童本身的利益（而不是家长的权力）为基础的。因此在美国，领养被严格 2

张熠星.浅议我国收养制度中的几点瑕疵[J].公民与法,2012(7)地限定在“保护被收养者为本”的原则上。

美国国内收养实行“公开收养“的模式，即被收养儿童的生身父母不仅全程参与收养抉择和养育过程，还和收养父母共同养育被收养儿童：收养父母和送养父母相互认识、保持联系，也让被收养人知道谁是自己的生养父母和收养父母，孩子常常往来于双方家庭。美国有一套儿童寄养、收养制度，在社会福利机构和很多临时寄养家庭（Foster Family）中生活的孩子们，多数并非父母双亡，而只是因为家长不称职或有虐待倾向。如果在规定期限内，这些家长不能痛改前非，证明自己有资格当好父母，他们就有可能永远失去子女的监护权。孩子们将在合格的永久收养家庭（Adopt Family）找到归宿。

此外，为了避免涉嫌非法买卖婴儿，每个州都各自立法规定允许收养人承担的费用。法庭在宣布收养程序完成之前，会逐项审核、通过收养人在申请收养期间所承担的各个款项。所以在美国领养孩子，如果对所在州的法律不够熟悉，就很有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婴儿，从而受到法律追究。

（2）加拿大——培训设定试收养期

在加拿大，通过公共代理机构收养、通过私人代理机构收养以及国际收养是最常见的三种收养渠道。“儿童救助协会”是由加政府授权，受理收养行为的公共代理机构。从这里收养儿童不仅不需要成本，而且该协会还会根据收养家庭的经济实力给予一定的津贴。

在安大略省，通过儿童救助协会领养儿童的第一步是接受培训，了解收养的相关情况，在最终决定后提出申请。随后，该机构将对收养人的动机、家庭背景、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经济状况等进行审查，并接受为期27小时的家长培训课程。通过审查和培训后，才寻找适合被收养的儿童。正式进入收养家庭之前，待收养儿童也会对收养家庭进行多次访问，以逐渐适应新的家庭环境。被收养的儿童进入收养家庭的半年到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法律规定的试收养期，具体时间长短由代理机构特派的社工决定。试收养期结束后，法庭才宣布收养程序完成，收养人正式成为被收养儿童的法定监护人。（3）俄罗斯——政府全力支持孤儿院

俄罗斯共有超过3500家孤儿院，共有10万名孤儿在这些孤儿院生活。不过，俄罗斯国内孤儿院的条件却参差不齐。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样的大城市，孤儿院相对较多，条件也比较好，但是在远东、西伯利亚等偏远地区，孤儿的生活条件就差很多了。

此前，俄罗斯一直允许外国公民领养俄罗斯孤儿，但是2012年底，为了回应美国方面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俄罗斯方面颁布了《季玛·雅科夫列夫法案》，禁止外国夫妇领养俄罗斯孤儿，理由是有外国夫妇领养俄罗斯孤儿以后没有尽到应有责任。同时，普京还签署了《关于实施保护孤儿国家政策的命令》，责成政府于今年2月15日之前作出相关决定，全面支持那些希望收养孤儿的俄罗斯公民，尤其是要简化收养程序，降低收养门槛，给予收养孤儿的俄罗斯夫妇税收优惠、医疗支持等。

（4）德国——国家是孤儿的最终监护人

在德国，孤儿收养归德国各地政府的青少年社会管理局管理。首先，青少年社管局要审查申请家庭的资格，一般申请家庭月收入要超过5000欧元（德国家庭月收入平均约2900欧元），并且非常有爱心的家庭才会被列入考虑的对象。接着，青少年社管局会聘请教育顾问跟申请领养的家庭见面交流，进行考察，整个考察将近一年，这段时间称为“匹配期”。之后，领养家庭才能正式签领养文件。确定领养关系后的几年中，儿童福利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调查被领养孤儿的生活情况，如果发现被虐待，不仅会解除领养关系，而且领养父母会受法律制裁。

（5）日本——制定严格的收养制度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02年颁布的法令，领养人分为养育养父母、亲属养父母、短期养父母和专职养父母四类。为了避免没有慈悲精神和无法抚养儿童的夫妇获得抚养权，同时也防止利用养父母制度获得补助金的现象，日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收养制度，那些希望领养儿童的人在成为养父母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们首先要经过儿童咨询处向都道府县的知事提出申请，儿童咨询处将对他们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儿童福利审议会也会根据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知事将根据这些调查和意见作出最后决定。东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孤儿增多，政府也在修改有关收养制度，以鼓励家庭收养地震孤儿。除了经过严格考察的养父母可以接收地震孤儿以外，各地还有根据儿童福利法建立的种类齐备的儿童福利设施，包括儿童养护设施、托儿所、助产设施、母子生活支援设施、儿童自立支援设施、情绪障碍儿短期治疗设施、儿童家庭支援中心、儿童心理治疗之家等。

（6）波兰——收养条件最为严格

在波兰的儿童收养机构有70家左右，其中既包括公立的也有私人的。按照法律这些机构必须同省政府签署相关的协议，而且他们一般也都同法院、教会、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和基金会有着密切的合作，这些儿童抚养机构也负责为儿童寻找收养家庭。按照波兰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双亡或者父母失去了抚养权的儿童才可以被收养。

按照程序，想要收养儿童的人首先要到省级政府机构提出申请，在提交申请表的同时还要提交申请人的个人简历、结婚证明、健康证明、所在工作单位的相关评价证明等一系列文件。随后，儿童收养机构会对这些潜在的收养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和考察，从心理健康到家庭条件等方面都要作详细的调查，其中收养者的动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方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被收养的儿童将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生活、成长和教育环境。在初评通过以后，儿童收养机构还要对潜在的收养者进行一系列的培训，既包括理论也有实践，以便让这些未来的父母能有更好的准备。在完成这些程序之后才可以向法院提出收养申请，而得到法院批准之后还会先有一个试验收养期。在此期间，社会福利机构以及法院的工作人员会经常探视收养家庭。在这一系列的过程都顺利完成之后，才可以正式收养儿童并到民政机关更改出生证、姓名等文件。

（7）澳大利亚——实行家庭收养政策 澳大利亚收养儿童具体执行由各州政府授权的机构负责，如昆士兰州政府的收养服务机构、维多利亚州政府的民众服务部门等。尽管各州的政策不尽相同，但整体而言收养政策的执行从头到尾都在政府的监管之下。此外，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受到相关法律保护，不会受到歧视，在各个市镇便利残疾人出行和使用的设施相当齐全。这也大大减少了由残疾引起的弃婴、弃儿现象发生。3

澳大利亚的儿童收养政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被收养儿童都会由政府负责安排新的抚养家庭。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被收养儿童和其放弃抚养权利的父母都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登记，一般不存在无来源的弃婴和弃童。相关规定对孩子了解自己亲生父母的情况也作出规定，因此他们仍可得知自己亲生父母的情况，并与之联系。4为保障被收养儿童在新家庭中的权利，法律还规定，一旦某个孩子的收养决定正式通过，其亲生父母不再对孩子承担任何法律义务。被收养儿童将正式成为新家庭的成员，享受与该家庭出生的孩子同等的各项权利，包括遗产继承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际化交往日益加深,区际收养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学习不同法域收养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收养制度,不仅可以尽快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可以尽快地适应世界潮流和全球化发展趋势。尤其是汶川地震后的孤儿心理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适应收养家庭难度更大,在为这些可怜的孤儿安排新的家庭的同时,更应该设置收养磨合期,并加强监督,使这些孤儿找到更适合自 34韩琦燕 盘点世界有关国家收养制度 中国审判新闻月刊·总第84期 蒋新苗.国际收养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9 己的家庭,尽快地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各国在设置试养期和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在收养关系中的监督作用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借鉴。

四．完善我国收养制度的措施

兰考一场大火,夺去了7名孤儿的生命,这是谁都不愿看到的社会悲剧,作为收养人的袁厉害,好心的收养虽是违法的,却在用朴素的大爱,积极承担这个社会最不能缺少的一种品质和属性:扶贫济弱、救助孤苦,让人间温情、公共大爱,始终得到坚强的释放和呈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对这种民间收养人充满敬意和敬仰。因此,对于这场大火,我们最该总结的,不是对这种民间收养的谴责,而是应该对当下的收养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如果说,袁厉害的这种民间收养是违法的,那也不应完全是收养人的错,我们的收养制度也有责任,那么如何完善我国收养制度呢？

1、扩大收养的范围

我国收养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十四周岁以上的孩子，因为年龄过大，就不能成为被收养的对象。《收养法》中对年龄的规定范围过窄，不利于对特殊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按照国际法公约的规定，十四至十八周岁的孩子均可以纳入收养的范围。建议将我国的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将年龄放宽至十八周岁。

我国收养法规定，丧失父母的孤儿、查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没有包括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孩子，比如许多孩子的父母因为刑事犯罪在监狱服刑，这些孩子比正常的孩子更需要照顾和关爱，如果监护不力，将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因此建议扩大收养范围，使这些孩子都受到关爱，得到照顾。5

2、完善儿童福利保障制度

我国目前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是导致有残疾的弃婴增多的原因之一。目前儿童福利院中多数孩子都是身体有残疾的儿童，是被父母抛弃的，这些遗弃孩子的父母固然可恨，而他们遗弃的原因主要是救治的成本过高，为了给孩子治病，有可能会花光家庭的所有积蓄。如果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包括对残疾儿童的医疗保障、经济资助以及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政府服务，大部分家庭是不会抛弃残疾儿童的。

目前我国国内的残疾儿童多是由国外家庭领养的。国内的领养家庭大多数都要求领养的儿童既健康又聪明，条件相对苛刻。然而相比国内的领养家庭来说，国外家庭领养的范围要宽广的多，除了有智力障碍、传染病和瘫痪的儿童除外，其他的儿童他们都愿意领养。除了中西方收养观念的不同外，主要的原因是与国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大关系。在北欧等的一些国家，残疾儿童的医疗和康复享受很多福利，家长负担相对较轻。因此，我们应吸取国外先进的法律规定，不断的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加大保障力度，国家对有残疾儿童的家庭要给予资金扶住。

5刘家昆.浅析我国收养制度的若干问题 [J].时代金融 , 2011(12).3、借鉴国外做法，推行试领养期制度

现行收养法对收养家庭要求过高，会使许多家庭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收养到健康的孩子，那么无形当中会助长非法收养。甚至会出现家庭把收养的孩子当做领取国家救济的一种手段用来谋利。所以，我们要从保护孩子权益的角度来思考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推行试领养期制度。只有经历一段时间的共同生活，才能全面了解未成年子女是否适应在养亲家庭中的生活。6

英国家庭要想收养孤儿，需要由相关部门做出审核，审查收养家庭的经济条件、心理健康状况以及申请理由的合理性等，还需要经过儿童与收养家庭的“匹配期”及“试养期”。试养期通常六个月到一年。结合我国国情，我们在考虑条件的问题上，经济条件并不是唯一决定的条件，有的家庭条件虽然可能不是太好，但是可能会非常的疼爱孩子，会给孩子带来温暖和关爱。

所以对这样有爱心的家庭我们也要鼓励收养。而在一些其他条件上，则要严格遵守。比如说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可能很好，但是有酗酒、赌博、吸毒、暴力倾向等的家庭时候，则坚决要拒绝。因为我们考虑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

4、鼓励家庭寄养

与住在儿童福利院的孤儿相比，生活在普通家庭中的孤儿更加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对于孤儿日后的发展更加有利。为此，我们应该完善我国的寄养制度。建立一整套完善切实可行的家庭寄养评估制 6范博见.我国收养制度的立法完善[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1.度。对有意申报的家庭给予评估。评估通过后对寄养家庭给予适当的补助。相对于收养制度不同，孤儿只是寄养在家庭中，寄养家庭不享有监护权，监护责任和医疗费用等还归国家来承担。国家相关部门还应当对寄养家庭的后续寄养行为进行必要的回访和监督。7

5、设立不完全收养制度,以丰富收养类型

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不完全收养制度,而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完全收养他人子女不好实现;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为了解决养老问题,应当赋予收养制度养老的目的。因而,在立法上增设不完全收养制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再次,设立不完全收养的撤销制度。虽然不完全收养是根据双方的真实意思成立的,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被收养人也可能作出侵犯收养人的行为,这些情况下如果仍继续收养关系是不能实现立法的初衷的。撤销的理由可以参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6、加强对政府与福利机构的法律监管

《收养法》还未明确规定对政府与福利机构在收养领域的职责及其失职的法律责任,所以,建议我国的立法者可以在立法、执法、守法方面对收养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确保收养人在收养过程中有法可依,执法者依法行政,从而进一步推进民间收养的合法化。

（1）政府方面:首先,法律可以对繁琐的收养程序予以明文规定来简化,这样有利于收养当事人在收养登记过程中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在此过程中也排除了不相关政府部门的不合理要求。再次,法律对 7王艳梅.完善我国收养法的几个问题探讨 [J].新西部 , 2011(21).政府部门用于建立社会福利机构的资金应予以专门的监督,确实做到专款专项在阳光下运行。并试图可以将地方政府对于当地福利机构的建设纳入当年的政绩中,这样有利于提高政府对福利事业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要注意到福利机构的不足,福利院只是孤儿救助的底线,降低收养门槛,让有条件的家庭能够合法收养,鼓励更多民间慈善组织参与进来,才是政府应该做的。进而从源头上,解决民间收养出现的困境。8

（2）福利机构方面:福利机构不仅仅只限于解决孩子们的生存问题,而更重要的是需要心理方面的开导与关心。事实已经证明,在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比起在正常家庭、寄养家庭长大的孩子,在智商、情商、人格等方面有明显缺失。法律对此可以作出相应的监督规定,真正做到一切为了孩子。此外,对于从福利机构领养孤儿的情况,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福利机构可以设立试养期,通过了试养期的审查后,还应进行跟踪回访制度,以此来确定被收养人是否已经融入新的家庭,收养人是否尽到了作为父母的责任。因此,可以通过法律把这一系列程序规范化,从而增强对福利机构的法律监管。

7、提高收养人的法律意识

在民间收养中,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尴尬局面就体现出了这一点。收养人做为被收养人事实上的监护人,可以就被收养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被收养人相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代表其进行法律诉讼。若随着这类诉讼案件的增加,既可以使被收养人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又可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9因此,可凭借这股外部的 89江孟燕 论我国民间收养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 技术与市场专题研究.2013(20)范博见.我国收养制度的立法完善[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1.力量进一步促使立法者对有关民间收养方面的法律进行完善,进而加快实现民间收养合法化的步伐。

结语

对于兰考事件中袁厉害的法律追究和此次事件中凸显的制度缺失、管理缺位和道德困境的争论，已经无法挽回已经在大火中逝去的无辜的生命。兰考的这次火灾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些可怜的生命被亲人所弃已是大不幸，不能再被文明社会所遗弃。有关部门惟有从此次事件中真正吸取教训，完善我国收养制度，强化政府管理者的行政管理、法律风险和道德等责任，确保类似的事故不再发生，让每一个无助的孩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有一个安全、温暖的可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才是我们关注这一事件的终极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汀·阿达米，威廉·L 皮埃尔.“事实与文件出版社”（纽约、牛津）出版,2005.[2]张熠星.浅议我国收养制度中的几点瑕疵[J].公民与法,2012(7)

[3]韩琦燕盘点世界有关国家收养制度 中国审判新闻月刊·总第84期

[4]蒋新苗.国际收养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3,9

[5]刘家昆.浅析我国收养制度的若干问题 [J].时代金融 , 2011(12).[6] [9]范博见.我国收养制度的立法完善[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1.[7]王艳梅.完善我国收养法的几个问题探讨 [J].新西部 , 2011(21).[8]江孟燕.论我国民间收养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 技术与市场专题研究.2013(20)

第五篇：中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 问题及其完善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对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未规定取保候审的审查决定期限及取保候审的申请的法律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的期限。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对于被取保人、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制度不严格。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故意重新犯罪或者有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仅规定没收保证金、上缴国库，缺少限制性较大、操作性较强的惩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弃保行为，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5、虽然刑诉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但对执行机关如何监督保证人履行义务却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上述原因，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效果不好，弃保潜逃数量较多[1].（二）司法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方式使用不当。一是对不应取保的人滥用取保手段；二是实践中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的“双保证”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2、对保证金的收取不规范，收取保证金的程序不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保证金管理不严。

3、取保候审的审

批不严，执行较为随意。

4、对同一对象反复取保候审。

5、律师难以发挥作用。

6、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单一。[2]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保释制度的异同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因而不对其实行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8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本人或者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与英国保释制度有类似之处，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1）立法思想、理念不同.保释制度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而确立的，其实质是对被追诉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英国，保释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环节，不仅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价值，而且支撑着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使辩护功能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环节都有所为。而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较逮捕、羁押为轻的强制措施之一，其实质是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缓和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我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与保释的价值观念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2）在适用范围上明显不同。在英美国家，保释率是比较高的。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保释具有普遍性，立法在保释概念上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限制。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对于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继续关押他是合法的，并由治安法官决定外，一般都可以很快被保释出去等待审判。我国由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和方式的限制，取保候审的适用比例很低，远远不及英美法中的保释，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而处于羁押状态。甚至一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成为被逮捕和羁押的对象。加之类似不得要求过高保释金条款的缺失及取保候审决定程序的行政化，进一步阻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造成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范围狭小。还有的学者提出，二者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我国的取保候审可直接适用于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而保释制度一般只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

也有的观点认为，取保候审制度与保释制度在功能和适用条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都以设定一定的担保措施明确担保法律责任，并且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不妨害诉讼的顺利进行为条件，都是一种有条件的审前不羁押。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取保候审和保释制度相提并论，称取保候审为中国的保释制度。

最新的观点认为：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以保障被检控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为价值趋向，以无罪推定为理论依据，体现了当事人注意的诉讼模式；取保候审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价值趋向，理论依据是打击犯罪和有罪推定，体现了职权注意的诉讼模式。两者的具体区别体现在：

1、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保释是一种诉讼权利，而取保候审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

2、关于准予与不准予的主体不同：保释制度的准予与不

准予的主体是分离的，不准予的权力只属于法院；取保候审的准予和不准予的权力是合一的；

3、关于准予和不准予的条件不同：不准予保释的条件是法定的，准予保释是无条件的，而取保候审准予与不准予的条件是相同的；

4、关于不准予的救济措施不同；

5、关于期限不同；

6、关于律师的作用不同，保释制度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保候审制度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帮助申请取保候审，但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不大；7关于适用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不同。

[3]

三、应否借鉴及如何借鉴保释制度之学理争论

通过对英国保释制度的了解及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大家普遍感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但对于是全面移植英国的保释制度还是在现有制度上加以完善，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认为：其一，建立保释制度是“人的自然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所必然推出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未决羁押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严重的侵犯。只有全面引进保释制度，才能从观念上树立保释是犯罪嫌疑人一种权利的意识，既然是一种权利，就应当具有普适性，而审前羁押应当成为法律上有严格限制的例外。其二，引进保释制度有利于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审前羁押的交叉感染。其三，引进保释制度是解决超期羁押的良方。保释制度主张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的基本人身自由予以保障，这样可以减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防止司法机关强迫犯罪嫌疑人配合侦查，使其沦为侦查行为的客体，防止由于超期羁押而导致的轻罪重判现象。

大多数人主张应在转变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借鉴英国保释制度在维护人权上的积极作用，改革、完善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他们认为：对于取保候审，我国立法者同样考虑了人权保障的因素，不能一味否定其积极的功能作用：其一，我国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能适用取保候审以外，其他案件都能适用。我们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其二，我国与英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将其移植到中国来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嫌疑人大量回归社会，对被害人及一般公民将产生极大的不公正及不安全感。其三，英国的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取得好的效果，是因为它有一系列保障措施。硬件上，它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有对无家可归的人的“保释旅馆”；软件上，有专门的社区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控等等。而且，英国也充分注意保释对于保障诉讼进行的有效性。其四，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身份证、信用卡等信息系统达到对人的有力控制，不能有效防止保释后的逃跑。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取保候审本质上不具备保释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和优点，而主要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障碍。取保候审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和完善，但这种改革和完善并不需要以保释制度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引进保释制度上，可能使这种改革的形式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还有的学者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看，保释制度在我国缺少适用的前提。取保候审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它涉及诉讼理念、实体法以及刑事侦查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同步改革，必须对改革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对我过的取保候审制度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而不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学者们对如何借鉴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有学者主张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主要体现了立法者的权力本位思想，许多制度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从如何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有效行使出发。相应地，我国设立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行使司法权力，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当说，这样一种设计理念，在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众利益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英国保释制度的性质是一种权利制度，获得保释是被逮捕人或者被羁押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立法思想、理念不同，程序设计的重心自然不同。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才是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取保候审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的学者主张应当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世界各国均采用法定主义为主，酌定主义为辅的立法例。如英国法律规定，保释可产生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同时对不准保释的对象、范围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日本法律规定，除法定情形外，应当准许保释；此外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保释裁定。美国法律规定，对轻罪被告人，所有的司法区都适用保释，对死罪被告人均不适用保释。对非死刑、重罪被告人是否适用保释，有的司法区是由法官或者司法官酌情决定，有的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保释。我国可以借鉴世界上的这一通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本着既严厉打击犯罪，又确保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准予取保候审的条件，以及对于何种情况不适用取保候审，同时赋予司法机关若干自由裁量权。我国可通过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等，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有的学者主张应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罚力度：目前我国对脱保行为的制裁措施不足以使其严格守法。在英国，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脱保的，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而明确：一是撤销具结保释，并令其重新具结保释；二是逮捕归案；三是没收担保物；四是独立构成犯罪，构成潜逃罪和藐视法庭罪，被判处罚金或者监禁。借鉴英国的做法，我国立法可考虑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定义务，单独构成犯罪。如刑法可规定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与原来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只有这样才会使遵守取保候审制度具有法律意义。如果脱保者被抓获时，还是只就原被指控犯罪承担法律责任，而几乎不额外承担任何有威慑性的法律后果，那么有关取保候审制度就很难发挥约束力。

还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建立司法审查何救济机制，建立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我国的取保候审是公、检、法三机关单方面决定，不同意取保候审时申请人可要求答复，但无听证制度，更无复议权、上诉权等救济机制。因此，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英国的保释制度相比，最大的欠缺是程序的欠缺。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文明的价值观出发，取保候审的程序化应当是我国改革取保候审制度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把行政化手段改革为中立的司法审查，建立健全司法审查机制。在此基础上，在取保候审过程中更多地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参与。司法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过程中，必须聆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同时要保障律师参与到取保候审中来，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对于被拒绝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被明确、详细地告知理由，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拒绝的决定寻求救济。

除上述建议外，学者们还有如下建议：

1、立法思想应当实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2、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原则上应当赋予法官，特别是不准予取保候审的权力；在特定情况下，警察和检察官也可以批准取保候审；

3、应当改革保证形式，引进具结保释，允许以有价证券等财产作为保证金；

4、对未成年人不适用财产保，而应用人保。[4]

四、笔者的思考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的保释制度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在改革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时应借鉴的东西，绝大多数学者都这么认为，有少数学者甚至主张移植保释制度。笔者认为，学者们渴望借鉴外国经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些错误的倾向。实际上，外国的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国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相关配套措施等与英美国家也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下面就两种制度及学者们的改革建议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一）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让我们看一下保释制度在其发源地英国的现状。据调查，英国目前的保释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有12%的被保释人没有按时出庭；有四分之一的被保释的人在保释期间犯了一个以上的罪；被保释的人毁灭证据、威胁证人的情况普遍存在。针对上述问题，英国司法当局本着有利与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减少犯罪的目的，提出了如下改革措施：授予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前的保释进行条件限制的权力；扩大公诉方请求反对所有可能被监禁者保释的权力；加大法官对保释请求进行否决的自由裁量权；设置换押候审或用其他方法限制被保释者的人身自由；加强保释期间的监督管理；等等。[5]许多学者好象对这些现状缺乏了解，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过去，只看到了保释制度保障人权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不利于惩罚犯罪、不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及不公平的一面。而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这也是英国司法当局的认识，他们与我们相反，过于强调保护人权而忽视了控制犯罪，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应该借鉴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二）取保候审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一些学者将取保候审批得一无是处，甚至建议移植保释制度取而代之。的确，取保候审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取保候审制度对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打击犯罪、对于防止被告人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取保候审适用率很低，审前被羁押是常态，被保释是例外，但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适用之外，都能适用。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

（三）我国与英美国家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以及软硬件设施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与英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如果一味地模仿保释制度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社会公众会产生极大的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英国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很好的适用，是因为它有一整套配套措施，硬件上他们有保释旅馆，有先进的电子监控系统，软件上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有专门的处理保释事务的机构。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

平衡，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向西方国家一样有效地对被保释人进行控制，不能有效的防止被保释者逃跑和再犯罪。总之，我们目前还远不具备实施保释制度的条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虽然保释制度在英美是色鲜味美的橘子，但种在中国难保会变成枯涩的枳子。

简言之，笔者认为，不仅完全移植保释制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而且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也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我们在借鉴保释制度的时候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将我国取保候审中重视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控制犯罪的优点，同保释制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长处结合起来，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又能充分保障人权的新的取保候审制度。

注释：

[1] 参见载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4页。

[2] 参见卢平权《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55页。

[3] 参见周伟《保释解读与我国取保候审改革》，载《法学》2004年第12 期，第40页。

[4]参见徐静村、潘金贵《论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1页。

[5]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