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

第一篇：《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 初程程

一、选书原因

我阅读的书目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在此书中，作者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自助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之外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为面临着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公共事物的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

本书涉及的自主治理问题，同社会的治道变革潮流不谋而合。尤其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书中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对我国的发展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阅读此书有助于加深对以上两个领域的了解，同时书中的制度分析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也带给我很多的启发。

二、本书内容简介

作者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进行适用性评析，对其内在缺陷进行批判，提出了理论上存在公共事物自主治理制度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基本框架。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成功案例，分析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并随后对这些原则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将之前做的理论反思集中在一起，阐述了其对设计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的制度具有的含义。

在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总结了人们通常用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在集体行动的前提下，人们作出的理性选择总会产生非理性的后果。为了消除这种悲剧后果，人们总会提出很多“唯一”方案，即以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私有化来解决问题，而本书作者试图探寻其他的可能。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作者认为这是一种集体行动理论基础上的的政策分析工具，实际上这种自主组织的实例很多，我们需要很好的在理论上总结它们。

本书的第二章提到以往的企业或国家理论总是试图寻求一个外部代理人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恶化的问题，而作者认为一个社群的公民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制度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仍是一个理论难题。一些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另一些人未解决这个难题，因此研究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中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都应该探讨与集体行动理论和开发更好的公共池塘资源政策相关的问题。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本书所运用的制度分析的框架，即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既有的理论中，这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但实践中有些案例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问题，作者要做的就是对他们进行研究，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提出了理论的和实地研究的挑战。作者认为，公共池塘资源中个人所面临的博弈结构并非是单一的囚犯困境博弈结构，并且所面临的问题也包括占用和提供两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结构取决于基本参数的值，并因场景不同而不同。在这些方面，囚犯困境的博弈结构是可能存在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保证合作的博弈结构等，都是现实可能存在的结构。另外，现有的集体行动分析，一般只着眼于操作层次的分析。实际上，影响集体行动的制度并不只限于操作层次的制度，还有集体选择的规则和宪法选择规则，低层次的规则受高层次规则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后，作者还指出，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规则并非只有法律上的规则，实际上，非正式的规则，也可能是有效的规则。

接下来，作者用三章的篇幅，探讨了三个方面的案例。第一类案例涉及两个特色，一是占用者已经为控制对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设计、应用并监督实施了一套自己的规则；二是资源系统以及相应的制度，都已存续了很长的时间，存在时间最短的超过100年，历史最长的已超过1000年。这些案例涉及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以及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状况。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探索了其中所包含的“设计原则”。她界定了其中的八项原则：

（一）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二）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三）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四）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

（五）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六）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

（七）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八）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在第一批案例分析中，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由于这些制度持续了漫长的时间，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制度是如何得到供给的。为了说明人们是如何为自己供给新的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需要进一步的案例分析。于是，作者转向了第二批案例分析，专门讨论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供给问题。第四章的案例分析主要涉及制度供给问题通过对实例的考察，作者认为悲剧的终止同地方自治的政治制度类型相关，理论家们在分析时要考虑制度的规则及其起源和变迁，把制度供给和变革放在一个研究框架中。第五章作者分析了几个失败的的制度情况，同前文成功的情况相比较，得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制度原因，即以上的失败案例中的制度设计都不完全符合在第三章提出的八项原则。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又回到了理论探讨。她认为，第一章所介绍的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并没有什么错误。当现实条件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但是，把这些理论模型运用于分析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时，却显示了其三个问题：

（一）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

（二）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

（三）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接下去考虑如何在现行的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池塘资源情形中集体行动的经验案例之间构架一座桥梁，以便为政策分析建立更为相关的制度变迁理论。接下来，作者开始了制度选择分析框架的探讨。她认在对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时，必须抛弃总和变量而使用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

接着，奥斯特罗姆从收益评估、成本评估和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三大方面分析了影响制度选择的环境变量。如估价一套制度的总收益，需要确定9个环境变量：占用者人数、公共池塘资源规模、资源单位在时空上的变动性、公共池塘资源的现有条件、资源单位的市场条件、冲突的数量和类型、这些变量资料的可获得性、所使用的现行规则以及所提出的规则。除了特定的环境变量之外，政治制度的性质显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如在制度成本评估上，由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包括转换成本，也包括监督和实施成本。因此，影响转换成本的环境变量包括决策者的人数、利益的异质性、为改变规则所使用的规则、领导者的技能和资本、所提出的规则、占用者以往的策略和改变规则的自主权等变量，并且还包括当地占用者以往的制度决策以及外部政府所制定的要求。影响监督和实施成本评价的环境变量包括公共池塘资源的规模和结构、排他技术、占用技术、市场安排、所提出的规则以及所使用的规则的合法性等。

另外，对共有规范以及其他机会评估也通过影响当事人的贴现率从而影响制度的收益和成本。当事人居住地与公共池塘资源的远近、各中情形的全部占用者、当事人对可能拥有的其他机会的了解程度等变量，都会影响他们的贴现率，从而改变现有的收益和成本评价。在强调了特殊的环境变量影响人们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后，作者对制度变迁的预测作了总结。她认为重要的不仅是要考虑作为特定公共池塘资源环境特征的变量，而且要考虑公共池塘资源运作的外部政治环境的类型。为此，她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政治制度中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供给问题。

首先，在偏远的地区，外在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对内部选择来说都是“零条件”，这时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在操作规则上采取一系列渐进变革来提高共同福利的可能性，与书中提及的六个特征成依次序正相关。

其次，在非偏远地区政治统治制度的导向对地方占用者能否为他们自己提供制度，或能否不依赖外部政府、独立解决他们的问题，具有实质性的影响。比如，假定政治制度允许有实质性地方自治，在这种政治制度背景中，地区性的和全国的政府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提供专业性的信息服务，提供解决冲突所需要的公正的法庭程序，提供一定的法律基础，承担督察的责任等。显然，政府在这种制度中的作用与一般理论模型所设想的集中控制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当政治制度不允许存在实质性的地方自治，所有问题都只有上级政府才能解决时，作者对从官员正直和不正直两个方面进行了两个探讨。

三、本书带来的启发和思考

（一）建立自主治理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制度前提。

公共资源一般都是稀缺的，可再生公共资源尽管具有再生性，但如果利用不当的话，其再生能力也会逐渐降低乃至枯竭。在我国，公共资源主要由政府集中进行管理，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地悲剧”所带来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因为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过高而导致的政策迟滞、政策失误甚至政策缺失和执行困难。而且，政府集中管理也容易产生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和官员腐败。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往往不顾客观规律，不断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开发，结果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退化。为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一些地方通过承包、租赁等形式引进了私人市场管理体制，但私人体制也存在着外部性较强、垄断投机等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对公共自然资源而言，表现得就更为明显。

为克服上述两种体制的缺点，实现可持续利用，借鉴自主组织理论，我们不妨设计引入一种新的管理体制，即自主治理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该模式重视公共资源环境系统中资源使用开发者的自治管理，强调社群在一些公共资源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这尤其适用于我国分布众多的诸如池塘、草地、树林、山地、灌溉基础设施等中小规模社区公共资源。因为这些社区公共资源的开发、使用和收益者往往就是当地社区的成员，对这些资源保护、利用的好坏与他们息息相关。以自愿的方式，通过社区将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以自主的制度创新来合理安排、统筹利用，一方面能够有效发挥局中人的自觉激励，充分利用社会良性资本，从而达成局中人之间的自愿合作，克服因“公地悲剧”而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退化，同时也提高了信息准确性和管理决策科学性,降低了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保证了公共资源的长期可存续性和高效治理的实现。

（二）强化公民意识是实施自主治理的重要基础。

自主组织理论里所描述的是一群有着强烈个人主体意识和自治愿望的理性人通过自主合作治理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集体利益的优化。而在我国，人们的这种公民意识还有待增强，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公民的道德意识和组织行为特点，引导和加强他们相互合作和互相信任，就可以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互相监督问题，降低制度成本和失败的可能性。在很少有人认为违背诺言是不合适的、拒绝承担自己的义务、规避责任或采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环境中，每一个占用者必须有这样的预期，即只要有机会，所有其他占用者都会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在这种环境中，建立长期、稳定的承诺是困难的，而在具有反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强烈共识的环境中，每一个占用者都会较少地关注机会主义的危险。这些减少监督和制裁活动成本的共享规范就是我们可用于解决这一系列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社会资本。

（三）完善运行机制是实施自主治理的有效保障。我们习惯认为，推进社会进步寄希望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新组织的创建和平稳运行、新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完全实施，尤其是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不是简单的政府退出，政府内生于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也不是简单的外生变量，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培育与完善的过程。各种基层自主组织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既可以构筑起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层，又可以培养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这些基层社区的自主治理有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弥补市场失灵，也可以限制政府权力，矫正政府失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需要在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中嵌入社区自主治理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这有利于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集权与分权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形成政府与社区协同的治理框架。在公共资源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效地结合是保证和促进“公用地繁荣”的关键。

（四）重视经验研究，建立一种可检验的理论。

长期以来，大量学者习惯于在给定技术和假定下自娱自乐地玩弄一致、无用、甚至有害的政策模型。这种在理性人假定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面对复杂的现实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些假定因其不切实际而饱受责难，与那些学者不同的是作者走进大自然进行大量的田野试验，深入剖析人的行为与生态系统的反映。学者们在技术和制度假定的基础上，试图给出一些政策和建议，但是制度是如何形成、规则怎样有效地实施一直困扰着理论界。本书作者的工作是完全从实地开始的，建立了一个能支持整体行为的基石。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总是先假设一系列特殊的技术和规则，这些制度和规则恰恰是政策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但我们从来不谈实际上规则是怎样形成和执行的。关键是，我们根本就不愿去检验人们是如何遵循我们订立的规则的。但是，这些规则并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为什么他们要遵守规则？这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担忧。奥斯特罗姆展示了很多重要的实例，人们可以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遵守产权规则。在理解很多地方的经济发展失败的一个主要的挑战是，警察们并没有遵循他们应该执行的规则。奥斯特罗姆的田野研究以及随后进行的实验性工作，给我们准确地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要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警察，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为什么警察不遵守规则，我们需要扩展人类偏好模型，把一种在紧急情况下惩罚他人的可能包括进去。所以说这一复杂的变量群作为分析框架而不是作为模型的原因，准确说来是因为无法在一个模型中容纳下此等复杂的情形。毋庸置疑，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大量的失败的案例，作者发现有些规则对私有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公共财产管理有效，有些对政府财产管理有效，但却没有任何规则对这三种财产管理都有效。公共资源治理不能简单地在国有化和私有化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奥斯特罗姆就是一个执著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者，在经验中寻找有效的治理之道。结语

奥斯特罗姆在探索公共事物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发现自主治理以及治理模式多元化至关重要。公共治理过程无不是公共领域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制衡，任何事前看似完美的机制设计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事与愿违。实践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博弈演化而成的治理模式对转型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奥斯特罗姆在自主治理理论基础上延伸的多中心理论以及经验支撑的理论框架构架，可帮助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治理更加有效，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二篇：《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读后感演讲稿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本书中作者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创新提出了治理公共事物的第三条道路，即自主组织治理。从而在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理论。这本书中，不论是在分析问题的理论视角还是在研究分析方法上都能受到很大启发。作者的实证研究方法也称得上公共行政实证研究的典范。我把本书的系统框架进行描述，进而结合我国实际，谈谈一些个人的学习心得。

了解选择理论的人们都知道哈丁的“公地悲剧”，事实又表明，人类社会中虽然到处都是公共的悲剧，但许多人却自主地摆脱了公共选择的悲剧，从而改善了福利。该书的研究宗旨，就如作者所总结的，“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由于作者是美国学者，所探讨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美国学术界所探讨的热门话题，所提出的理论发展也是对美国现有学术研究的发展，这一切都有别于我们中国。但可以用中国人的眼光，着眼于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问题，来阅读《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并由此来思考我们中国人所面临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以及思考中国人所面临的公共选择的实践问题，尤其是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公共事物的退化，并挽救已经在退化的公共事物，如断流时间越来越长、很可能永远成为内陆河的黄河、污染日重的淮河和太湖、日益退化的沿海渔场、砍伐殆尽的森林，甚至是日益滑坡的道德等。

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型及其局限

关于公共事物的治理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在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理论中有三个主要的经典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囚犯困境博弈”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是指在仅有一次博弈的情况下,个体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结果是,对于集体来说并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集体行动逻辑”是指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理性的个人在实行集体目的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这些理论模型都说明了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

传统的两种治理方式 以政府集中管理为唯一的方案和以私有市场管理为唯一方案。前者是指由中央政府决定公共池塘资源由谁使用,什么时候使用,怎样使用,并且由中央政府对他们进行监督,对违规者进行惩罚。这一方案的有效是建立在信息准确、监督能力强、制裁可靠有效以及行政费用为零等假定基础之上的。但这些假定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政府信息不完全,且行政费用庞大,因而不可能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私有化方案指的是创立一种私有财产制度,由私人企业对公共池塘资源进行占有、使用和管理,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对公共池塘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方式也存在许多弊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不能解决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环境负外部性,往往容易导致市场失灵。

联系理论，对于公共事物的治理，这三种模型清晰地表明：除非彻底的私有化（市场）或者通过强权（政府）的控制，人类几乎无法摆脱这些悲剧的梦魇。于是，理论家们似乎陷入了市场——政府的无止境的循环中，找不到出路。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却跳脱了这些模型的限制，提出了自主组织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框架

自主治理理论，将个人行为中的利己和利他主义结合，从而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提出了公共事务治理的第三条路径，为我国治理变革中面临的公共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寻求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等问题提供一些借鉴和支持。

(一)公共池塘资源系统

公共池塘资源是指一个自然的或人造的资源系统,这个系统足够大,因而要排除任何一个使用资源的潜在收益者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她还特意在公共池塘资源类型的定义中作了如下限制：(1)资源是可再生的而非不可再生的；（2）资源是相当稀缺的，而不是充足的；（3）资源使用者能够互相伤害，但参与者不能从外部伤害其他人。(二)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的制度设计 她认为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

在制度供给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首先肯定了制度供给的可能性，认为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人们因为经常性的沟通产生了信任，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较为复杂的制度安排。

在可信承诺方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下的个人通常会采取权变策略,即根据现实条件变化采取行动方案。

在自治组织的初始阶段,每个人可能都会遵守规则。但是当违反规则所得到的利益高于遵守规则所得到的利益时,他就有可能违反规则,除非这种行为可被人觉察并受到制裁。因此,遵守规则的权变承诺只有存在监督的情况下才是可信的。

在相互监督方面,没有监督就没有可信的承诺,而新制度的规则能够促进监督的实现。许多自治组织自主设计的治理规则,本身既具有增强组织成员进行相互监督的积极作用,又可使这种监督的成本变得很低。使自主组织内部的相互监督得到加强,而相互监督的加强又增加了人们采取权变承诺的可能,提高了人们对规则承诺的可信度,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加强。

综上所述,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够促进有效监督,监督的加强则提高了可信承诺,可信的承诺会增加监督,同时也会使制度供给趋于稳定和有效。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补充,统一于自主组织制度的设计体系中,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都无法使得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顺利实施。

(三)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系统的具体原则

奥斯特罗姆考察了大量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承诺和相互监督的问题上。包括瑞士和日本的山地牧场及森林的公共池塘资源,还有西班牙和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的组织情况等。这些制度持续了漫长的时间，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制度是如何得到供给的。为了说明人们是如何为自己供给新的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需要进一步的案例分析。于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转向了第二批案例分析，专门讨论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供给问题。这就是第四章案例分析的任务。主要涉及制度供给问题。通过对大洛杉矶地区南部一系列地下水流域制度的起源进行探讨,她分析了该地区发生的抽水竞赛导致的地下水资源退化、因此而引起的诉讼博弈以及企业家的努力。在这些案例中，奥斯特罗姆看到，水资源生产者为了摆脱恶劣的抽水竞赛，在大量的诉讼无法解决问题之后，终于自主地建立了公共企业，对地下水资源进行适当的管理。在多个公共企业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多中心公共企业博弈”的格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总结归纳出了自主治理制度所需的8项设计原则:(1)清晰界定边界。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2)规定占用规则。所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或资源的单位数量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资金的供应规则保持一致。(3)集体选择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4)实施监督检查。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责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5)进行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制裁,制裁力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7)组织权利限度。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权威的挑战。(8)多层分权组织。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第三、第四章以成功的案例为基础，分析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制度何以能够长期持续，并且这些制度何以能够由当事人自主地供给的问题。但是，从现实来看，许多公共池塘资源的当事人却没有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或者所提供的制度安排难以持续，从而导致了公共池塘资源的退化。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详细地分析了土耳其近海渔场、加利福尼亚的部分地下水流域、斯里兰卡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和新斯科舍近海渔场制度失败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与前文所分析的成功的案例相比较，得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制度原因。土耳其的两个渔场来说，它们在制度上缺乏第三章所概括的八项原则。斯里兰卡的科林迪奥亚灌溉工程只符合一条原则，即边界清晰。1938年租金散失成为严重问题后的马维尔渔场符合两条原则，即一致原则和监督。制度变迁之前的雷蒙德流域、西部流域和中部流域符合两条原则，即冲突解决机制和被认可的组织权。莫哈韦案例符合三条原则，即集体选择的论坛，冲突解决机制，和被认可的组织权。经过分析，奥斯特罗姆发现，在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显然不能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案例中，没有一个符合三条以上的设计原则。

四、自主治理理论的实践意义

1、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

在我国,“公地悲剧”的现象屡见不鲜,政府集中管理和私有市场管理的方案可能在某种程度和范围上有效,但却各有弊端,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以自愿的方式,将公共资源社区的使用和开发者组织起来,让其共同参与管理公共资源的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良性资本,有效促成自愿合作,从而降低了垄断投机的可能性,克服了因“公地悲剧”带来的资源过度开发与退化,同时也提高了信息准确性和管理决策科学性,降低了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保证了公共资源的长期存续和高效治理的实现。

2、有利于缓解生态资源压力,解决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

公民社会的自主治理,重视多个主体共同作用与合作,强调共同理解与共同利益,尊重主体的权力独立和责任清晰,从而能够有效发挥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治理水平和治理效率,真正实现对生态环境的“善治”。

3、有利于激发公民自主意识,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资本

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人们的公民意识比较强,具有自主治理的基础,但反观我国,人们的这种公民意识远远不够。在自主治理组织中,如果公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合作的博弈各方就可能获得满意的均衡,而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制与监督。这样,不仅提高协调的效率,还可能降低规制成本。在现代社会中,公共资源自我管理的实现,需要平等合作、协调发展作为制度基础。

4、有利于发展社会民主政治,培育现代社会的民主生态

所有人的意见都会被考虑,这就可以充分调动公民的积极性,有效发挥公民意识;同时,自主监督的存在又可以避免权力的集中和过度垄断,从而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公民的意志,培育出现代社会的民主生态,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015 年 2 月 28 日，由柴静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纪录片 《穹顶之下》在各大视频网站播出，引起强烈反响。柴静用数据视觉化的手段，把雾霾危害展示得通俗、形象、警醒。因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有关智慧生态城市建设的方面，所以关注到了。

演讲中讲到几个方面，都能很好的说明在生态环境进行公共治理时，政府集中管理与市场私有化的欠缺。

政府本身存在的自利性难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的治理。政府也是经济理性人,也有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倾向。这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性的丧失。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政府治理上的难度。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许多企业生产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最低端的东西，而且只靠量竞争，只靠价格竞争。生产一吨钢，要消耗600公斤煤炭，3到6吨水。要排放大量二氧化硫和烟尘，但生产一吨钢的利润连一只茶叶蛋都买不着。这些企业还存在，是因为可以接受国家大量的补助。市场派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表明:市场虽可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市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不是万能的,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具有自己所无法克服的缺陷,这种缺陷表现为:一是“搭便车” 的问题。

所以建立多中心合作治理结构。理论和实践已证明:私有化———市场、中央集权———利维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均已遭遇失败。许多社群的人们借助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适度治理。在一定的条件下,面临公共事务困境的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确定他们的制度安排,改变他们所处的情景结构,从而避免“公地悲剧”。环境公共事物的治理是一个多元化的互动过程,强调建立政府、市场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乃至国际社会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将是环境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从而有效地克服单一靠市场或政府来治理环境公共事物的不足。

第三篇：《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读书报告

公管131 富雨琪 2013012135

一、选书理由

我阅读的书目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该书是由美国公共选择理论印利安纳学派代表人物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女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撰写的，她是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美国中西部政治学会会长。在此书中，作者着眼于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问题，在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了自助组织治理公共事务的制度理论，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之外发展了集体行动的理论，为面临着公共选择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公共事物的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提供了自主治理的理论基础。自主组织理论的提出实属公共事物之理领域及其重要的理论创新。

二、本书内容的介绍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针对公共事物治理的传统模型进行适用性评析，对其内在缺陷进行批判，提出了理论上存在公共事物自主治理制度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将研究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指出其中的困境，并设计研究该问题的基本框架。针对提出的问题，搜集成功案例，分析自主治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并随后对这些原则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将之前做的理论反思集中在一起，阐述了其对设计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的制度具有的含义。

（一）对“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的分析

在本书的第一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之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三个理论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的难题”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理论模型都无一例外的说明了在集体行动的前提下，人们作出的理性选择总会产生非理性的后果，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为了消除这种悲剧后果，人们总会提出很多“唯一”方案，即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的私有化来解决公共事物的悲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却试图探寻其他的可能，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她提出了“自筹资金的合约实施博弈”，认为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没有完全的政府权力的控制，公共池塘资源的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筹资金来制定并实施有效使用公共池塘资源的合约。

（二）对“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批判

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等三个特征，由于公共物品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使得个人的理性行动在使用公共物品时，会造成集体的非理性结果。

在三个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奥斯特罗姆认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利维坦和彻底私有化，其中利维坦即国家理论，后者是企业理论。

但事实上，无论是国家干预模式还是市场化模式均无法独自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最优水平。作者认为一个社群的公民如何将自己组织起来解决制度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仍是一个理论难题。一些人解决了这个难题，另一些人未解决这个难题，因此研究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中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都应该探讨与集体行动理论和开发更好的公共池塘资源政策相关的问题。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本书所运用的制度分析的框架，即要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集体行动问题，需要解决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既有的理论中，这三个问题难以解决，但实践中有些案例很好的解决了以上的问题。因此，她认为，利维坦和私有化都不是解决公共池塘资源的灵丹妙药，在重新思考探寻新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强调多元主体共存、多向度运作，以平等、互信、协商、共识、合作为核心因素的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逐渐流行，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论模式由此产生的。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

（三）案例的分析

奥斯特罗姆用了三章篇幅开展经验研究，探讨了三个方面的的案例。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其中的“设计原则”，它是指“实质要素或条件，它们有助于说明这些制度在维持公共池塘资源、保证占用者世世代代遵守所适用的规则中的成功原因”。这些设计原则包括：

1、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

2、占用和供应规则与当地条件保持一致。规定占用的时间、地点、技术和/或资源单位数量的占用规则，要与当地条件及所需劳动、物资和/或资金的供应规则相一致。

3、集体选择的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

4、监督。积极检查公共池塘资源状况和占用者行为的监督者，或是对占用者负有责任的人，或是占用者本人。

5、分级制裁。违反操作规则的占用者很可能要受到其他占用者、有关官员或他们两者的分级的制裁(制裁的程度取决于违规的内容和严重性)。

6、冲突解决机制。占用者和他们的官员能够迅速通过低成本的地方公共论坛，来解决占用者之间或占用者和官员之间的冲突。

7、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的认可。占用者设计自己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政府威权的挑战。

8、分权制企业。在一个多层次的分权制企业中，对占用、供应、监督、强制执行、冲突解决和治理活动加以组织。

在第一批案例分析中，作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由于这些制度持续了漫长的时间，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制度是如何得到供给的。为了说明人们是如何为自己供给新的制度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作者转向了第二批案例分析，专门讨论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的供给问题。作者认为悲剧的终止同地方自治的政治制度类型相关，理论家们在分析时要考虑制度的规则及其起源和变迁，把制度供给和变革放在一个研究框架中。在第三批案例中，作者分析了几个失败的的制度情况，同前文成功的情况相比较，得出了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失败的制度原因，即以上的失败案例中的制度设计都不完全符合之前提出的八项原则。通过对其所选择的案例的成功和失败之处的分析，作者实现了她所要达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四）自主治理的框架

在这些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回到了理论探讨。她认为，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并没有什么错误。“当现实条件逼近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时，实际的行为和结果将与预测的行为和结果非常接近。” 但是，把这些理论模型运用于分析小规模的公共池塘资源时，却显示了其三个问题：

1.没有反映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和制度自主转化的本质；

2.在分析内部变量是如何影响规则的集体供给时，没有注意外部政治制度特征的重要性；

3.没有包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

接下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始了制度选择分析框架的探讨。她认为，如果存在三个条件，即每一个总和变量都有准确的汇总方法，个人能把有关净收益和净成本的信息完全而准确地转化为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个人以直截了当的而非策略的方式行事，制度分析人员在预测个人策略时，就只需确定总和变量的价值。但“不幸的是，对分析人员来说，几乎没有现实场景是以这三个条件，甚至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条件为特征的。诸如使用一套替代规则的收益或监督和执行一套规则的成本这些变量，很少以分析人员(或进行制度选择的人)通过简单计算便可求解的形式记载下来。” 因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在对政策背景进行分析时，必须抛弃总和变量而使用影响总和变量的环境变量。” 她的分析框架就是以此展开的。

奥斯特罗姆从收益评估、成本评估和共享规范和其他机会的评估三大方面分析了影响制度选择的环境变量。影响转换成本的环境变量包括决策者的人数、利益的异质性、为改变规则所使用的规则、领导者的技能和资本、所提出的规则、占用者以往的策略和改变规则的自主权等变量，并且还包括当地占用者以往的制度决策以及外部政府所制定的要求。影响监督和实施成本评价的环境变量包括公共池塘资源的规模和结构、排他技术、占用技术、市场安排、所提出的规则以及所使用的规则的合法性等。

另外，对共有规范以及其他机会评估也通过影响当事人的贴现率从而影响制度的收益和成本。当事人居住地与公共池塘资源的远近、各中情形的全部占用者、当事人对可能拥有的其他机会的了解程度等变量，都会影响他们的贴现率，从而改变现有的收益和成本评价。

在偏远的地区，外在的政治制度无论如何，对内部选择来说都是“零条件”，这时公共池塘资源占用者在操作规则上采取一系列渐进变革来提高共同福利的可能性，与书中提及的六个特征成依次序正相关。

在非偏远地区政治统治制度的导向对地方占用者能否为他们自己提供制度，或能否不依赖外部政府、独立解决他们的问题，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三、对自主治理理论的评价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方面来看，首先，她的理论实现了人性利己和理他的结合。由于人们具有利己的本性，所以出现搭便车的现象或囚徒困境，但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非不可解决 在奥斯特罗姆看来，个人的理性和知识能力是有限度的，这就使得个人有可能也必须在集体行动中表现出利他的一面，参与集体合作。在规模较小的公共事物治理和资源利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就维护公共利益而组织起来，采取集体行为，进行自主治理 利己和利他行为就会统一于广泛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在于提出了一整套从制度角度分析公共政策的理论框架，拓宽了制度分析的视野。她的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教导别人如何行事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分析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几乎可以研究任何问题，包括涉及各种公共事务和公共组织的制度问题。从实践的意义来看，他的理论为人们解决公共资源的供给问题，帮助人们走出供给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树立了人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使人们认识到公共事务的解决不需要外部力量的干预，也可以自行解决，有利于民主社会的发展。

四、结语

通过阅读《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这本书使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和思考，这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小的案例总结出符合事实的治理模式，在国家和企业理论之外强调了直接参与治理的主体公众自身的力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理论和方法,在众多案例的实证分析基础之上,从理论上探索了市场与政府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提出了自主治理理论,对公共物品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主治理理论及自主组织思想,丰富了集体行动理论的内涵,否定了过去研究中认为集体行动必然导致悲剧的结论，不仅指出个人的理性也可能实现集体的共同利益,促成共同行动；同时对“人性是利己的”这一论断赋予了新的内涵,认为由于个人的理性和知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个人在集体行动中可能也必须表现出利他的一面,参与集体合作,即人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结合,而且还将非正式规则纳入到制度分析的范围,使之与正式制度之间实现了有机统一,从而拓宽了传统制度理论的研究视野,对公共物品的治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共治理过程无不是公共领域中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和制衡，任何事前看似完美的机制设计可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事与愿违。实践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博弈演化而成的治理模式对转型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奥斯特罗姆在自主治理理论基础上延伸的多中心理论以及经验支撑的理论框架构架，可帮助解答什么制度才能促进公共治理更加有效，并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篇：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读书心得

第三条道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读书心得

摘 要：《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创新提出了治理公共事物的第三条道路，即自主组织治理。自主组织理论的提出实属公共事物之理领域及其重要的理论创新，且就笔者本人而言，作者的实证研究方法也称得上公共行政实证研究的典范。本文将从本书的理论内容与方法论两方面展开，进而结合我国实际，谈谈一些个人的学习心得。

关键词：读书心得自主治理政府市场

一、第三条道路

（一）研究目标

传统上，对于社会资源的治理模式一般分为两种，即市场和政府。通常，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往往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和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等，导致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照此逻辑，市场经济的体系就由市场与政府按一定的比例组建。不同的时间点，需要调整的只是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当我们谴责政府效率低下时，政府就开始民营化改革；当市场机制运行失灵时，就会有新一轮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国有化。

联系理论，对于公共事物的治理，“囚徒困境”、哈丁的“公地悲剧”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清晰地表明：除非彻底的私有化或者通过强权的控制，人类几乎无法摆脱这些悲剧的梦魇。于是，理论家们似乎陷入了市场与政府的无止境的循环中，找不到出路。而奥斯特罗姆却跳脱了这些模型的限制，摆脱了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划分，提出了自主组织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这也就是本书的目的：“本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1。”

（二）内容简介

首先，作者用博弈论的方法系统总结了人们用于处理公共事物治理的理论模型：“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当他们以隐喻作为政策的基础时，那些为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各种实际场景中也被认定是固定不变的，除非外部当局对它们作了改变”。继而作者分析了以这些模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私有化”方案是否具有唯一性，并从理论上探［1］［美］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第三条道路——《公共事务的管理之道》读书心得

讨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

第二章介绍了公共池塘资源的定义及在不确定环境中的理性占有者，通过确定影响个人选择的四个变量初步构建了个人选择的模型，然后考察在公共池塘环境中人们所面临的一般问题：如何通过组织避免独立性的的不利后果。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认为这个问题由外部代理人解决。但对于一群委托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处理好制度供给、承诺和监督问题。

在本书三至五章中，作者进行了案例分析。本章作者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问题中的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作者界定了这些成功案例中隐含的8项设计原则。文中作者列举了大量治理制度失败或脆弱的案例，并与8项设计原则进行了比对，得出失败案例中“没有一个符合三条以上的设计原则”的结论。

在本书末章，作者再次回到理论研究，探究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分析框架。通过分析影响收益、成本的环境变量丰富制度选择模型，解析制度变迁过程，并强调了政治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巨大影响。最后谈到的是新的治理理论对社会科学家的挑战。

二、实证研究法

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般的研究方法。

本书结构清晰，大致逻辑线路为“反思旧模型——理论创新——正反案例研究——构建新模型”，从方法论上讲也就是“理论——假设——案例——验证”的实证研究路径。在集体选择的过程中，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导致很难进行客观的分析。但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和科学的实证研究框架，使得研究更为客观严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集体选择框架可能有不适合我国国情之处，但其实证主义的研究框架对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大有裨益。

言及实证研究，特别要提出的是书中的案例研究方法。作者在理论假设提出后，需要进行理论的检验，实际上我们有三种一般性的基本检验方法：实验法、使用大样本分析的观察法和使用案例分析的观察法。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来进行理论假设的检验，从而创造出新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案例研究的典范。

三、在我国的实践意义

在我国讨论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或自组织问题，在笔者看来主要在于政

府的角色问题。由于我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发展而来，一方面由于制度惯性的问题，政府还无法全身而退；另一方面，民众也习惯依赖于政府的安排。

民众是否会自主组织起来对公共事物进行治理？如果会，又该如何组织？笔者认为，在我国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不需要政府全权负责，但政府应该为社群的协商提供平台，或者说是起一个助推、催化剂的作用。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小农思想残存严重，个体之间缺乏信任，而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极大地影响纵向的制度安排，所以说在我国自主自觉地协商处理公共事物尚缺乏社会资本。因此，政府的推动是必要的，并且要明确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就如书中提到的加勒亚灌溉工程的案例，制度组织者在农民中首先努力建立工作委员会解决特殊问题。

应该说，我国大部分的公共事物的情况要比加勒亚地区好，政府与农民之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互动关系，所以可以由政府出面来安排制度组织者或提供公共议事的平台。在本书中提到大学毕业生可以是制度组织者，因为大学生能很快理解组织原则，有与官员有效地打交道所必要的社会地位，并能解决一部分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这点是符合我国的国情的，我国的农村本身就有自己的大学生村官，这直接为这项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接着，大学生村官们就能开始发挥制度组织者的作用：了解公共事物的情况，安排农民一起解决公共事物地区的某些特殊问题，将农民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汇报政府。当农民有了集体自主解决问题的习惯后，最后再建立地方性自主组织。

后 记：最开始接触这本书是某教授于上课时讲授，由于较感兴趣而作了进一步研读，也曾与该老师进行相关讨论，但由于资料及本人水平有限，无法对我国的公共事物的管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总的来说，此书中的一些经验是值得借鉴和反思的，总而言之，《公共事物的管理之道》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很值得尊重。笔者也会在以后的时间里，反复研读此书，望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五篇：读后感四：公共物品治理之道

产权清晰化，万能的解药？

——读《公共物品治理之道》有感

前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作为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她所开发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受到了诸多学者的瞩目与称颂。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除了其自身的严密性和说服力之外，也因为它所倡导的自主治理同当前重视社会力量的现代性重构殊途同归。然而，过于宏观的理论推理往往在现实实践中不进入人意。因此，本文将在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内容的简单概括基础上，联系现实，对文中一些论点进行更贴近实际的补充思考，以求更为深入地掌握和理解公共物品治理的理论体系。

一、公共物品治理理论介绍

（一）公共物品治理理论的影响因素。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占用和提供公共池塘的决策和行动，是广义的理性人在意识到自己处于复杂和不确定环境后的决策和行动，而影响二人策略选择有四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人们选择的策略会共同与外部世界产生结果, 并影响未来对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个人所具有的内在规范的类型受到处于特定环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规范的影响。收益、成本、共有规范、机会都是影响个人决策选择的总和变量,但在现实中,这些内部的、内生的、主观的总和变量很难有准确的汇总方法。因此,判断理性个人的策略选择应把重点放在影响总和变量的可以观察的环境变量及其环境变量组合上。

（二）自主治理的三个难题。任何面临集体行动困境的一群人都需要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制度供给难题，自主组织理论是怎样解决制度供给难题的呢? 奥斯特罗姆认为, 在公共池塘资源系统中, 只要人们经常不断沟通、相互交往,有了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互惠的处事模式,他们就拥有了为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使用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会资本。通过建立信任和社群观念, 在拥有了这些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来解决新制度供给的问题。

第二个难题是可信承诺问题。在制度供给得到圆满的解决后, 如何规避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搭便车、逃避责任和各种机会主义诱惑呢? 这就涉及到可信承诺的问题。奥斯特罗姆摈弃了经常用到的外部强制作为解决承诺问题的方法, 让公共池塘资源使用者通过自我激励去监督人们的活动、实施制裁以保持对规则的遵守。

第三个难题是相互监督的难题。没有监督,就不可能有可信承诺;没有可信承诺,就没有提出新制度、新规则的动机。奥斯特罗姆认为,只要人们对遵守规则做出了权变的策略承诺, 就会产生监督他人的动机,以使自己确信大多数人都是遵守规则的。

（三）公共池塘自主治理的八大原则。奥斯特罗姆在大量的案例分析上，对自主治理背后的制度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给出自主组织治理成功的八大制度要素： ①公共资源使用权的边界必须清晰； ②使用权的规则符合当地的情形； ③集体参与、集体决策； ④监督的规则明确； ⑤分级制裁原则； ⑥冲突解决机制；

⑦组织的自主权得到政府的认可甚至法律的保障； ⑧分层治理的制度化。

二、文献综述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在海外早已享有盛誉，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制度经济学等领域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有人做过统计，近二十年来，政治学和制度经济学界各个子学科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有三本，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便位列其中（另外两本分别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

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和克林格曼在他们编的《政治经济学新手册》中，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作的引用次数方面，对其学术地位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保罗·A·萨巴蒂尔在其《政治学教程理论》一书中，对其制度分析框架进行了十分详细的介绍，并着重分析了此框架的优缺点。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她的理论引起了国内大量学者的关注。毛寿龙最早在国内翻译并评价了奥斯特罗姆的代表作《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他组织翻译了“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丛书，其中包括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三本著作，书中展示了奥斯特罗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及在实证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事物治理思想。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的译序中，毛寿龙教授对奥 斯特罗姆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阐述和概括。

此外，江峰（1995）比较详细地解释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自我管理”思想的前提。刘振山（2004）对奥斯特罗姆的自主组织理论的组成和核心内容进行了介绍。蓝宇蕴（2006）对其公共治理思想，尤其是对多中心理论有相当研究。丁宏（2004）就奥斯特罗姆运用公共选择和制度分析的研究框架及对公共资源的治理进行了概括、罗列。王志凌、魏聪（2008）年从制度分析与经验研究层面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进行了研究。朱华（2009）对制度理性框架进行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还有大量的学者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治理思想去分析和研究现实中存在的公共治理问题。如孙柏瑛（2003）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思想分析了公民参与与自主管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多制度中心理论也常被学者应用，如金红磊、王守宽（2005）以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领域的失灵为切入点，以政府职能转移为理论分析基础，具体探讨了政府职能让渡之后的公共物品提供问题。梁莹（2006）也通过中心理论强调“社会资本”在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性。臧乃康（2006）运用多中心理论研究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多种悖论与矛盾的公共治理问题。

200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后，大量学者对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其核心理论加以回顾并应用。杨斌（2010）回顾了其多中心和自主治理理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选择理论给中国公共治理之道带来的启示。蔡晶晶（2010）回顾了埃莉诺早期在地方公共经济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讨论其制度分析框架及其公共资源治理在现实中的应用，并解读了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和启示。陈宇峰、姜井勇（2010）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述评了奥斯特罗姆公共资源的自主治理和企业边界与经济组织的逻辑为核心理论的贡献和社会影响。

三、我的思考与理解

《公共物品治理之道》一书给我们展现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全面而严密的逻辑，字字句句无不蕴含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学术研究的功力。然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物品治理之道是否能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笔者对其的几个观点持保留意见。本文就以“产权清晰化”这一治理之策展开讨论。

面对“存在外部效应问题”和“公共企业效率低下问题”，书中要求明确产权，并把“产权清晰化”列为八大原则之首，可见作者对其的推崇。

笔者认为，产权清晰化从本质上讲还是属于一种利益激励。它是通过改变利益分配这个点来对经济行为人产生作用的。可是，“产权清晰化”这一方法不会那么完美。

1、首先考虑它能否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触及“利益分配”这个点的。在很多国企里面，实行“产权清晰化”以后，企业内部各个管理者各管各的，由于目标不一，无法协商解决，导致企业仍旧按原效率生产（反公地悲剧）；也有一些国企，虽说是低效率，但是不意味着个人收益低，如果管理者满足现状，清晰化的产权也无法激发他们提高企业效率（利益激励不足）。前一种情况是产权清晰化无法触及“利益分配”这个点；后一种情况是产权清晰化触及“利益分配”这个点的力度偏弱。

其实，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国企多为行业垄断者，不会面对生死存亡的威胁，竞争激励不足。

2、其次考虑产权清晰化后的排他性问题。前面的“反公地悲剧”已经涉及了一部分，但生活中，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是表现为利益保护，举个例子就是“我不仅不允许你家的牛羊经过我的草地，而且我还要在我的草地周围围一圈铁刺”。“一圈铁刺”就指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保护“浪费”的资源。

二是表现为利益选择，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北坡的草维护的费用太高，算了，不管了。南坡的草好维护，种南坡的吧。不久之后，北坡的草地成了荒漠”。“北坡的草”就成为了牺牲的公共利益。

三是表现为利益不道德趋势，举个例子就是“地是我家的，今年就种柳树吧。结果周围其他人的草地纷纷枯死”。“种柳树”就是一种无法用法律强行禁止但又是不道德的行为。

3、最后还要考虑“产权清晰化”过程中所花费的制度制定成本和日后的监管成本。对公共产品的产权进行界定，往往是十分困难的，界定过程就是包含了无数协商探讨妥协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高额的交易成本；此外，即使清晰界定了产权，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公共物品产权的维系与监管成本同样巨大。

四、结束语

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理论方面来看，她的理论实现了人性利己和理他的结合。从实践的意义来看，她的理论为人们解决公共资源的供给问题，帮助人们走出供给困境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然而，由于时代的不断发展和具体事务的特殊性，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奥斯特罗姆的自治理论是否对我们解决公共物品治理的具有借鉴作用及如何借鉴，我们还得结合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参考文献：1、2、3、4、王志凌, 魏聪.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之道——解读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J].消费导刊, 2008,(16):253-253.张克中.公共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理论述评[J].政治学研究, 2009,(6):83-93.侯艳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 2013.李玲.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资源治理理论及其应用[D].云南财经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