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共五篇）

第一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2011年10月14日 13:49:42 来源： 人民日报

几位“花腰傣”姑娘在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表演民族舞蹈。从2003年起云南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新华社发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 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一、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 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 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二、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 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三、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 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 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四、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 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 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率不断提 升。

五、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 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 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六、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 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第二篇：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思考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第三篇：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

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有步骤地全面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构建，文化企业如雨后春笋，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文化产品创作层出不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沉稳矫健……

文化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文化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增进民生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文化都是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认清文化的地位作用，把握文化的特点规律，创新文化的体制机制，是提高文化自觉的逻辑必然，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方位之所在。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部署启动、全面展开、深化攻坚。经过8年的探索实践，全党全社会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强大动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今天，我们已经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文化正迎来一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

改革，文化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

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改革的特点是经济领先，其他领域依次推进。当经济领域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时，文化领域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2000年，中国首次举办国际图书博览会，我们的出版社大多一头雾水，图书博览会不能像书市一样卖书，这个道理让很多人想不通。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拿到《哈利〃波特》中国版权，这个今天看来如此普通的案例，那时却瞬间被演绎为出版业的神话。也就是在这一年，“文化产业”这4个字正式写进中央文件。

进入新世纪，“WTO”这短短的3个字母给中国人上了第一堂国际贸易的扫盲课。然而，打开的贸易之门却让门内的人倒吸一口凉气：全世界每100本图书，85本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全世界每100小时音像制品，74个小时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美国生产的电影虽然只有全球影片数量的10%，但它却占用了全世界一半的观影时间。

更为尴尬的是，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一个体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根本找不到对等的称谓，更不要说进行版权贸易。就好像整个世界坐在一张桌子上打牌，“中国”这个特殊的选手，由于没有独立的文化法人地位，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国际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巨大反差以及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迫切要求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外在诱因，那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压力则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

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公共文化服务短缺，城乡之间、东西

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不平衡，“精神饥渴”现象日益强烈的尴尬局面。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化单位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管理。文化单位按照政府财政拨款的多少划分为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三种，“多给多干，少给少干，不给不干”。想当年，一个小小的香玉剧社，靠常香玉带领一帮艺人走街串巷，就能用自己挣的钱给国家捐飞机；可文化体制改革前，许多文艺院团竟到了无钱排戏的地步。原因何在？关键在于香玉剧社是向市场要钱，而国有院团则是向政府要钱。

长期以来，我们的事业职能和企业功能也混淆不清。本属公益的，公益属性模糊；本属市场的，市场属性不明。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有文化、无市场”，构成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一面是加入WTO以后国内的文化市场要逐渐放开，一面是我国的文化单位难以与国外文化企业同台竞争；一面是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强烈，一面是国有文化单位缺乏活力。加快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复兴的迫切要求，成为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大课题。

事实证明，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全面协调的社会进步，更不会简单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如何在继续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开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的重

大部署，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崭新航程。

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

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

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

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提高文化自觉才能解放文化生产力

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

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不仅仅是生机勃发的文化产业和一大批活力四射的文化企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更是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思想基础的过程。

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深刻分析我国基本国情和战略任务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当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文化体制改革启动的时机和节奏时，不能不叹服这高屋建瓴、大胆缜密的顶层设计。

英国BBC曾经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领导人也正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就必须有自

己的文化设计，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如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答的是文化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建设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么，这次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还要回答如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从实践层面看，它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创造和培育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体制机制，理顺了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今天，我们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的认识和经验，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鼓起远航中可以凭借的风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形成广泛的思想基础？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导向。没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自强，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党的十六大吹响文化体制改革的进军号时，人们对于改革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的话，那么，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确立“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够顺利推进？改革能否顺利，关键是改革是否尊重和顺应规律。实践证明，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有进入

市场，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积极性才能更高，主流的声音才能传播得更远。这既是文化发展的规律，也是文化体制改革的规律。因为把文化推向市场，就是把创造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选择的权利交给了群众，就是让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成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标准，从而文化才能在接受市场的评价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事实上，那些关注现实、艺术精湛、思想深刻、制作精良的文化产品往往都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亮剑》、《任长霞》、《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金婚》、《闯关东》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其收视率节节攀高就说明：占领市场就是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市场份额越大，服务的群众就越多，正确导向就越能落到实处。

改革能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对象是否理解和支持。文化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保持波澜不惊、顺利推进的良好态势，就是因为在改革中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只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改革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8年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实践，可以说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它表明群众路线的法宝对于我们党来说永远不会过时。

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能有一个优化的路径？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一种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正是因为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的经验教训作参照，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日渐清晰。

自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发展思路：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一手努

力构建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手壮大文化产业、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其中，“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文化发展实践上的一个重大创新。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两分法”的思路，改革的路径也就变得明晰起来。就宏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体制。就微观而言，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内在活力，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享受政策扶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经营性的文化产业实行企业体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文化产业为什么能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命题后，又明确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战略思路，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高度文化自觉，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面前抢抓机遇，加大国家层面对文化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使文化产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贡

献率不断提升。

文化体制改革仍然面临攻坚战

改革的深入推进，要求我们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蓦然回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加快推进的攻坚期。

按照中央部署，2012年底之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要基本完成。屈指数来，已仅仅剩下不足400个日子，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的姿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改革，积极关注新情况，勇于破解新难题，不断开辟新途径。

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变革蕴含陌生，陌生产生刺激，刺激有助于击穿麻木、打开思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想，使改革的思维更活跃、探索的氛围更浓厚、创新的动力更强劲。毫无疑问，我国是个文化大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让我们底蕴深厚，但又远不是个文化强国。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强烈的改革意识，努力改变我们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好地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

体制机制弊端还需要进一步革除。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区域壁垒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虽然已有所改观，但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原有行政主导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彻底改变，文化管理权限分散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进而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多头管理问题正在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制约。

事业和产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传

媒领域。虽然大部分传媒企业都已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分开，有的还将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文化企业，甚至上市融资，但在实际运营中，“事业体制、产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缺乏法律依据，在财务管理和融资上存在诸多障碍，也不利于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就必须根据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要求，制定不同政策。

文化创新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仍然巨大，突出地体现在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上。我国有杂技专业团体100多个，但演出收入低、国际知名度不高。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一年的演出收入比我国全部海外商业演出的年收入还多。我国的电影、电视剧、图书、报刊等的总量在全世界位居前列，但由于缺乏创新很难产生全球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创新能力，必须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各种形式的探索和试验。

改革难点还需要进一步突破。随着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转企改制任务的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转企改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国有文艺院团和非时政类报刊社有其特殊性，是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难点，因而需要全力攻坚。推动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绝不是财政“养不养得起”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体制机制建设好。非时政类报刊也是重要的舆论阵地。着眼于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应率先推进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和省级、副省级、省会城市党委机关报刊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同时“关停并转”一批不符合资质或严重亏损的报刊，切实解决报刊业长期存在的“小散滥”问题。

投入保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坚持政府主导，逐步建立健全同财力相匹配、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政府投入保障机制。把财政投入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倾斜，向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同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采取基金、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建立财政投入绩效评价机制。拓宽投入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文化的传播方式，表现形式、消费模式的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我们应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动漫游戏、数字出版、网络视听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新兴文化业态在文化产业中的比重。同时，还要注重通过硬品牌来打造软实力，多出品牌企业，多出文化精品，真正从上游入手发展壮大我国的文化产业。

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建设文化强国，而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和人才的共同作为。

文化和经济融合产生的竞争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最根本、最持久、最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新的形势新的任务，要求我们有更加强烈的文化自觉、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而实现

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的最终目的在于文化惠民、文化富民、文化强民。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一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格局正逐步形成。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们正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强的新阶段。实现文化自强，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政府、市场、人才的共同作为。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政府要大有作为。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文化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同时也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亚当〃斯密说过，市场无能为力之处，就是政府大显身手之地。当中国的“经济蛋糕”已经做到如此巨大的时候，时代和人民都需要政府进一步转变职能，从一个以发展为导向的政府转变为一个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府，政府自身的角色应该定位于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市场要大有作为。一个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固然会让不会游泳的文艺团体呛水，而一个不发达的文化消费市场如同一个没有水的游泳池，再好的健将也无法施展拳脚。因此，政府必须把培育需求旺盛、体系健全、运转健康的文化消费市场，作为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抓紧抓好。

在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人才要大有作为。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必定是文化巨人辈出的时代。我们需要文化巨人的不断涌现，更需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来加快构建尊重人才、尊重艺术的大环境。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并将其变革的深刻根源归结于人的觉醒：“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

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今天，当我们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时，完全可以说这一改革正是中国重建文化自觉、重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的伟大变革，它所迎来的必将是恩格斯所热情称赞的那样一个伟大时代。

一个国家，只有当文化体现出比物质和资本更强大的力量时，当经济发展体现出文化的品格时，这个国家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化体制改革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已令中国文化面貌一新，中华文化复兴的曙光已展露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助力和鲜明标志。

第四篇：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究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究

张琳（佳木斯大学教务处，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作者简介：张琳 1976.10 佳木斯大学社科部讲师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机制研究，立项编号：2013D066

摘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显得相对滞后。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对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明确要求，这必然要求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体制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文化是一种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改革文化体制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词：文化改革基本对策

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克服旧有文化体制弊端的需要

建国以来，我国对于社会文化事业的管理，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管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历史上的一定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需要的日益增长，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文化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群众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是为了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我们才能繁荣和发展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2.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全面改革的需要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该目标涵盖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大方面，体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位一体。邓小平

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这表明，我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至少也应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方面，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我国的改革都是不完整的。并且，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其中，经济是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与文化反作用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又制约或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3.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面向世界的先进文化建设，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积极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做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才会使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高的起点，尽快接近和达到世界先进文化水平，抢占科学文化的制高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促进面向未来，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建设。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顺应历史的要求，反映时代的呼声，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以文化体制改革推动建设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是立足中国、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文化的需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灵魂。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体系中最具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文化体系之一。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经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辟地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批判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做到古为今用。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才能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

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继续向深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实践层面遭遇的困难和障碍的增多，在理论层面寻求文化体制改革的对策和思路成为客观需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

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不改革现有的文化体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就不能发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来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保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先进文化，构建丰富多彩的文化市场，提高文化竞争力。以下就是笔者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几点对策

1.创新理论，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要寻求文化体制改革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就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文化管理理论，为国家文化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国文化管理的基本理论。国家文化管理的功能和职能设计，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这一管理理论基础上的。无论是文化建设形态还是文化发展道路，无论是共公文管理还是文化产业管理，我国文化管理理论都面临着一个全面创新的任务。如果不能在关于国家文化管理目的、政府文化职能、公共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管理之间建立起科学边界，在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道路等根本理论问题上取得文化馆理论的突破，不能为我国全面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全新的合法性依据，文化体制改革会因此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2.深化人们对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时俱进，形成对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给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重大影响。但是在思想认识、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工作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不适应。主要表现在: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现行文化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文化发展与我国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文化发展现状与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普及的形势不相适应，诸多不适应己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3.强化政府在文化宏观管理领域作用

加强文化产业的宏观调控。文化具有的意识形态特殊性，应该体现在政府应始终注意把握社会舆论导向，建立保证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管理，调控适度、运行有序的文化宏观领导体制。文化的产业属性也要求对于文化的发展应该加强整体规划，合理调整产业布局与结构。因此，政府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和文化市场信息，制订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长期、近期发展规划和阶段性发展目标，通过科学规划，运用综合手段，促进文化产业集聚，培育

文化产业区块，支持高新技术的开发运用，发挥文化产业的联动效应，以减少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

总之，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战略课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既是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迫切要求，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只有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我们才能切实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大力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铸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当代国际文化贸易与文化竞争李怀亮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2．文化产业竞争力花建、巫志南、郭洁敏、王国荣、吴文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3．文化产业的时代审视谢名家等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

4．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市场管理朱希祥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

5．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管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学林出版社2001年4月 个人联系方式：张玉玲佳木斯大学社科部6002室 邮编 154007电话 *** 邮箱.QQ:44976530

第五篇：农村文化礼堂实践与思考

摘要：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建设“农村文化礼堂”作为本省十大实事之一。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浙江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进一步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浙江省；文化礼堂；农民群众

引言：

一般而言，礼堂是指用于集会、观看电影或者一般公共演出活动的场所。礼堂曾经是一个年代的记忆，人们在礼堂里观看幕布电影、皮影戏、二人转等，礼堂是人们群众集体娱乐的公共记忆场所。顾名思义，农村文化礼堂，即在农村地区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仪式、祭祀、娱乐宣传活动等，来挖掘和展现本村的文化底蕴，从而达到凝聚和传承文化的一种乡村文化建设活动。

“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根基，农民是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主要成员。”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说，“我们需要给农村建设一个个新的精神文化地标。”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说：“在传统的基层文化阵地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的情况下，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是为了探寻重构乡村文化价值秩序、维护乡村社会幸福和谐之路。”一年多过去了，浙江大地已涌现出1300多个农村文化礼堂。

一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的重要意义

农村文化礼堂是农村“实现精神富有、打造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是实现文化强市建设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巩固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重要保障。

（一）建设文化礼堂，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要让人民群众广泛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文化礼堂”是集文化设施、文脉传承、文明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载体。“文化礼堂”的建设，是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环节，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利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改进农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实现公共文化“重心下移、资源下移、服务下移”，从而形成城乡文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二）建设文化礼堂，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导方向。“文化礼堂”能够促进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民群众的生活相结合，与传统美德和地方文化相融合。“文化礼堂”的建设，有利于把优良的文化传统、积极的价值追求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下去，并引导农民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风貌，形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良好文化氛围。

二 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推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一）处理好农村礼堂的“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在农村文化礼堂活动的设计上，不能简单的停留在“求热闹，求娱乐”这个浅层面上，要善于把思想引导与文化娱乐活动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开展文体活动、文化交流、文化娱乐等活动引领农民价值观的转变。同时，在文化礼堂的建设上，要围绕文化殿堂、精神家园的理念，进一步提炼文化礼堂的功能和定位，把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主流价值、丰富文体活动等主要功能有机的结合起来，把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成传播现代文明和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在这个展示村庄形象的新窗口中，普及科普知识，传承传统文化。充分利用文化墙、文化窗等载体，全面展示农村的历史沿革、乡风民俗和文化古迹，宣传农村的道德模范人物和先进工作者。

（二）处理好“标准化”与“特色化”的关系。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应该有一套明确的建设标准和要求，文化礼堂、文化学堂和文化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布置应有一系列比较明确的操作指南。但是，标准并不是模子，在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过程中，各地既要注重标准要求，更要注重挖掘地方特色。坚持建设标准，是推进文化礼堂建设的基本要求和质量保证，而挖掘地域特色是确保农村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抓好主流文化与乡土特色文化的融合，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充分结合，文化礼堂才能真正焕发魅力，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才可能有可持续的动力。

三 文化礼堂建设遇到的问题分析

（一）农村经济相对薄弱，建设经费缺口大。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包括文化礼堂的设备购置以及设施的基本维护、更新和管理，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资金来维持的。虽然在建设经费上采取上级补助、市财政投入和村级自筹相结合的模式，但对村级经济较好的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推广没有太大问题，而对经济相对薄弱的贫困地区来说，文化礼堂建设的经费来源是个大问题。

（二）村民认同有差异，全民参与难度大。新农村建设使试点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些村民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让这些人接受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礼堂的建设现在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被所有村民真心拥护，村民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还有待挖掘。村民组织的文化活动，有些因参与度不够而难以开展，从而影响组织者的积极性。

（三）文化内容建设可持续发展堪忧。浙江农林大学专家学者也普遍担心，文化礼堂的内容建设后续乏力，这样势必会影响到该项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在刚开始通过挖掘本村特色和梳理村史文脉，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在今后的推广中，各村文化礼堂的内容和形式将会面临很大的困境。村里开发的属于自己的特色文化品牌，之后恐怕也会面临缺乏后继人的问题。简单机械的复制试点的经验和模式，可能会与其他村存在兼容性的差异，致使农村文化活动得不到村民们的认同。

总之，在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在文化礼堂的建设和管理上，也还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有待解决。这需要社会上各部门不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争取把存在的问题解决，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

四 结语

文化礼堂不仅提升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品质，更发挥了教育人、感化人的高层次作用，引导大家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风貌。“文化礼堂”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打造“精神家园、文化公园、生活乐园”的目标，并以“精神家园”建设为核心，将“文化礼堂”打造成为让人民群众有归属感的心灵殿堂；在建设“文化礼堂”的过程中，要注重典型的树立与培养，并以点带面，逐步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逐渐使文化礼堂成为农村文艺、电影演出和各种文化活动的场所，成为农村老百姓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