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引导乡村文化文明化现代化
引导乡村文化文明化现代化
作者:武沁宇《光明日报》(2016年09月25日 06版)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几千年乡村生产、生活积淀下来的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重要精神支撑。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总书记的指示既是对传统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又为当前乡村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新思路、新路径,即引导乡村文化文明化现代化。
乡村文化作为类群性和地域性文化是维系农村社会有序良性运转的重要保障,对促进农民素质提高以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价值。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反噬效应和不适应性,集中反映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理论失效以及圈层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乡村文化的乱象本质上是两种文化演化和发展路径冲突的结果。一种路径是乡村糟粕文化与资本文化的匹配,劣币驱逐良币的破窗效应被放大,乡村文化伦理底线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在与农村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对抗过程中,农村固有的优秀乡土文化不断被吞噬,存续空间不断被压缩和挤出。另一种路径是乡村文化故步自封、停滞不前。无论是乡村文化还是城市文化,文化都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得以延续、发展和创新。乡村文化的停滞必然阻碍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显然,上述两种路径不应是乡村文化演化和发展的方向。只有适应现代化的现代性要求,引导乡土文化文明化现代化才是根本出路。
把乡村文化置于文化建设框架下推进
乡村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根本上影响着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势。没有乡村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格局就很难形成。推进乡村文化文明化现代化,必须把乡村文化置于文化建设的框架下进行。一方面,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引领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乡村文化,确保乡村文化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要求有序推进;另一方面,把乡村文化建设纳入乡村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用乡村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带动乡村文化发展,让乡村文化建设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轨道推进,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乡村文化。
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体制改革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主体,是发展和创新乡村文化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政策来源和资金来源。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整体上反映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全貌。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应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着手推进,紧紧抓住改革这个办法,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全面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包括管理体制改革、组织和人事制度改革、财务预算决算与审计制度改革、乡村文化活动效果评估体系改革以及群众监督机制改革等,构建一揽子改革内容和改革措施,从而激活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力,构建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杜绝乡村文化建设主体虚置的问题,切实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贯彻到增进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上来。
畅通内生、外生两条路径运行机制
乡村文化建设根本上是靠机制运营的,畅通的运行机制是乡村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乡村文化运行机制主要由内生和外生两条路径构成:一方面,尊重乡村文化的自我生长规律,鼓励乡村文化内部创新。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改进和优化乡村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营造良好的文化创新氛围,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推进乡村文化多样化发展、多形式创新、多样态繁荣,发展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文化传承和创新进程,在参与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在发展和创新中增进乡村文化的多样性,用优秀的乡村文化武装农民的头脑;另一方面,强化外生文化的引导和感染作用,用先进的城市文化引导乡村文化发展和创新。建立城乡文化互动的长效机制,创建多种文化下乡渠道,用城市文化引导乡村文化的发展,推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有机融合,构建符合现代化发展特征、适应现代化发展趋势的现代性乡村文化。
美丽乡村建设是乡村文化建设重要载体
乡村文化不是独立的存在,乡村文化贯穿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全过程,与农村建设和发展、农业生产和经营息息相关。推进乡村文化建设,要牢牢抓住农村发展的主旋律,把乡村文化建设融入农村发展中。美丽乡村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组织形式,当然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发挥乡村文化在美丽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文化作用,引导乡村文化嵌入美丽乡村建设中,用优秀的乡村文化打造美丽乡村;另一方面,在美丽乡村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展和繁荣乡村文化。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不是排斥乡村文化,而是要把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美丽乡村有机结合起来,使美丽乡村的“美”具有文化的内涵。总书记指出,“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乡村文化关系到农民的福祉,必须作为重大的文化民生问题常抓不懈。乡村文化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主体参与、多渠道拓展,在渐进式发展过程中引导和推进乡村文化文明化现代化,并在文明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留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记住乡愁乡音。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篇:破解乡村文化“空虚”化
乡村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村落,在城镇化浪潮中,正在加速消失。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
3月26~30日,来自全国各地上百名乡村建设研究者、实践者和决策官员,齐聚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缙云县河阳村,参加以“构建平衡互哺的城乡关系”为主题的首届河阳论坛暨2015批判传播学年会。与会代表们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只有美丽的外表,记得住乡愁更多源自其美丽的“内心”,特别是乡村文化和历史的记忆、传承与发扬。遗憾的是,当下中国很多乡村文化已经在混凝土和钢筋的裹挟中被严重边缘化。
在复兴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如何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建设好乡村文化就变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毕竟,那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所在。
乡村文化“空虚”化
论坛首日正赶上河阳村朱氏宗祠举办三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各地宗亲代表数千人纷至沓来,包括三十六行队、十八狐狸队、推车队在内的踩街队伍,沿街串巷进行表演,当地村民大摆“状元宴”,大街小巷布满餐桌,盛情款待八方来客。
传统祭祖文化在河阳村完好地延续,并不代表在其他各地乡村也存留完好。常年从事乡土建筑调研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高级工程师李秋香告诉本刊记者,不少刻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祠堂,都已经变得破败不堪,几乎无人在里面活动,有的祠堂甚至变成了牛、羊等家畜待的地方。
不仅如此,乡村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村落,在城镇化浪潮中,正在加速消失。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中国的村庄2000年时约有360万个,到2010年的十年间,减少到270万个,平均每天差不多要减少300个。
经过历史多次洗劫,还残留在乡间原野的传统文化余脉正在衰落。很多传统的风俗、礼仪、表演艺术正在面临失传危机。
不过,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文化生活方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广覆盖,农村人可选择的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如看电视、听广播、看书读报、上网、打牌、跳广场舞等。
但是,本刊记者在农村调研发现,有些文化设施并不受农民“待见”,背离了文化惠民的政策初衷。缙云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局局长沈挺峰对本刊记者说:“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应该是让有需求的农民,均等享受文化服务,而不是设施全覆盖,平均化。农家书屋在一些大的自然村还是有效果,可是对一些小村,同时也是山村的地方,出外打工的人多,我们把桌子、凳子、书架、书都送过去了,结果没人看,所以它们就常年关着门,里面也落满灰尘。”
此类情况并不独见,本刊记者调研中还听到一个故事,在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放映现场,只有一个老人,放映员说:“大爷你也回家吧,很冷啊。”老大爷说:“我回家了就没人给你锁门了。”
浙江财经大学博士洪艳以浙江省特色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文化礼堂”为对象,研究乡村文化建设与传播的可持续发展。洪艳在调研中发现,文化礼堂虽然改善了村庄的文化生态,为村民的文娱活动提供了公共空间,但是村民的参与情况和活动室的开放情况却不容乐观。有些礼堂只在领导检查时才开放,村民也认为文化礼堂跟自己关系不大。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农村群众更愿意去宗教场所参加规律性、仪式性、平民性的活动。
清华大学博士沙垚告诉本刊记者,他在陕西农村调研时惊讶地发现,现在农民有钱买智能手机了,可是一些乡村的中老年男性居然用它看黄片,而且还毫不避讳地说:“可以定期去镇上的网吧更新,一个片子一块钱。”
农村文化建设应该是政府外部的文化供给与村庄内部承接相互作用的过程,两者缺一不可。可是在今天的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已经出现断层。而政府送给基层的有些公共文化服务正在遭受“水土不服”,农民“不买账”,乡村文化建设在实际意义上面临“空虚”化。
村庄“空心化”的连锁反应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业先是服务工业化,后是服务城镇化,乡村发展的动力耗尽,形成农村对城市的依附关系,以及人口和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
春节期间,本刊记者在陕西眉县一农村看到,60岁的郭姓老农一个人守着新建不久的三层楼房,里面的家具已经蒙了一层灰,气派的房子里总感觉冷飕飕的。他告诉记者:“女儿出嫁了,儿子和儿媳都在市里上班,孩子他妈也跟过去照顾孙子了,要等到除夕夜才能一起回来。”
其实,春节一过,农村里很多两三层的楼房里,就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被冠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之名,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城市务工了。
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中心主任张孝德对本刊记者说,城镇化过程中,因撤点并校、拆村进城、公共投资不足、人才流失等问题,乡村“空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5.47%,其中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
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乡村文化建设陷入乏人组织、乏人创造、乏人保护、乏人传承、乏人享用的困境。
“很多风俗、仪式、手艺活、表演绝活,只有村里的中老年人懂,会弄,缺乏接班的,一旦他们离世,这些民间的文化也就跟着入土了。”河北永年小西堡村的李大爷无奈地对记者说。
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很多乡村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境况显著改善。可是,一些被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如何避免过度行政化与商业化的干扰,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雷霞,以她调研的甘肃西和乞巧节(传承了千余年历史,被誉为“七夕节”民间风俗的活化石)为例,告诉记者,2008年西和乞巧节申遗成功后,过度的行政参与和城市商业化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乞巧节自身的精神传承和文化认同出现了偏离和异化。本是以民众为主体,自发、自愿、自主庆祝的节日,被政府与媒体主导的“晚会”式庆典喧宾夺主。
拥有美好初衷的惠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为何在农村遭受“冷遇”?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赵月枝告诉本刊记者,政府的文化下乡活动背后有个共同的“城市中心主义”问题,没有处理好城乡关系。比如每年浩浩荡荡的送书下乡活动,真的是每个乡村都需要吗?青年人都进城务工了,剩下的老人、妇女、小孩,有多少人去读农业科技的书?至于电影下乡,刚上院线的片子太贵,送下去的又大多是农民看过的老片子,是都市文化的“残羹剩饭”。这种居高临下的福利主义思想,只把农民当作城市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费者”,忽视了农民的主体参与性。
探寻多主体共建
沙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在田野调查中最大的发现是,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农民们一直在坚韧不拔地寻找乡村文化的出路,只是他们的声音被由知识精英、政府和市场精英所垄断的话语所掩盖,以至于很多人忘记了农民的表达,误以为他们是“失去主体性”的沉默的大多数。
以陕西皮影戏为例,1980年代以来,皮影戏遭遇了衰落危机。但皮影艺人却在妥协中找到了一条适应时代的生存之道。一方面,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皮影戏表演者,以惊人的毅力坚守着,奔赴全球各地演出;同时,他们创造性地将雕刻与演出分离,让雕刻产品进入国内外收藏、礼品、家居市场,用皮影雕刻产业的可观收入补助皮影演出业,带动演出艺人。
赵月枝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全国各地流行的农民春晚,表明农民正在创造自己的文化,他们不仅借鉴了央视创造的春晚形式,而且在上面表达农民自己的生活内容。
“农民春晚大联欢已经成为目前最受村民欢迎、参与热情最高的文化活动。”缙云县文化馆副馆长楼焕亮介绍,“缙云县253个行政村目前有126个在举办乡村春晚。农民平时打工在外多,春节期间难得一聚,谁有才艺谁就可以上台表演,比较有草根文化特色。”
赵月枝认为,建设乡村文化首先要对当下的“城市中心主义”视角进行纠偏,真正从“三农”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文化主体性,激发乡村文化的内生性。
雷霞提醒,在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政府行政力量的参与功不可没,但是要谨防“保护性”破坏。
针对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的“难兼容”问题,沈挺峰对本刊记者说,基层干部要注重分类管理,通过每年的年终评估,对群众反馈良好的文化服务给予加倍奖励和补贴,而对群众反应冷淡的服务则可以暂时搁置。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林玮认为,针对乡村文化遗产的衰落问题,可以审慎启动商业资本力量,利用资本的自发流动性,盘活乡村文化资源,避免有开发利用可能性的文化遗产消逝或博物馆化,从而带动文化在城市和乡村的流通、竞合与互生。为了避免资本的逐利性可能对缺乏现实生活土壤的乡村文化以毁灭性冲击,必须确立文化引导资本,而非资本控制文化的路径。基本思路是:在乡村中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养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公益性文化事业支持经营性文化产业。
河北张家口市金融工作办公室王东宾提出,破除乡村文化的“空虚”化,首先必须打破现阶段的城乡依附关系,恢复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吸引人才回流。不过,政府十多年推动广播电视、电信、金融服务、公路、客车等“村村通”工程以来,所有“村村通”的协同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借助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今日农村已经涌现出大量的“淘宝村”、“淘宝镇”,生动再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勃勃生机,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才也开始回流,城乡之间的鸿沟有望弥合,乡村文化建设的美好未来也就指日可待了。
第三篇:现代化的乡愁以及对乡村文化的见解
现代化的乡愁
人们对乡村有着爱恨情仇的矛盾和复杂的情感:乡村既是逃离的对象,又是眷恋的对象。乡愁是浪漫主义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化产生的一种情绪。“我已经无家可归,我在城市是寓公,在家乡成了异客。”当乡村少年和农民工处于这种尴尬局面,他们很难再从乡村“寻根”。
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大转型,延续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即将被工业文明取代,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传统的“乡土中国”急剧解体,“熟人社会”转变成为了陌生人的世界,法理社会正在取代传统有机的宗法社会和礼俗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降临,原子化的个人主义如期而至,农村日益衰败个不断受到侵蚀。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日益衰败和原本淳朴的农村文化不断受到侵蚀,生态环境的恶化,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社会安全感的丧失,使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内涵,故乡迅速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农民外出务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文化抉择的扬弃,向现代文明靠拢,逐步接受并内化城市文化,排斥并脱离原有的乡土文化。在信息网络技术的冲击下,城市文化逐渐向乡村渗透和强化,原有的特色农村文化鲜有农民愿意传承,乡土文化正在逐渐被边缘化,传统农村文化中的重情义、重家庭和重乡土归属的优秀品质逐渐淡化,延续几千年的农村文化正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
农业文明循环不已,安土重迁,似乎是静止、凝固和永恒的。随着现代化的到来,那种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长期定居的生活和清晰的迁徙线索即将中断和消逝,族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随波逐流、播撒四方。我们见证了一场历史巨变。我们应该以文字或其他方式记录下来。
乡愁(Nostalgia)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化生产出来的一种情绪。乡愁也是一种重要的情绪,同时它也可以打动许多人。人们对乡村有着爱恨情仇的矛盾和复杂的感情:乡村既是逃离的对象,又是眷恋的对象。乡村曾经遭受了诅咒,然而,当人们进入城市之后,乡村被对象化,成为了相对遥远的“风景”,转变成为了审美和抒情的对象。
乡村和城市的分裂和对立造成了现代的病态和创痛。人们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游弋徘徊,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任何片面地赋予城市或乡村优先价值都是偏颇的。只有当乡村和城市获得和解,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被克服,人类才能重建健全的人性和社会。
“失根”危机的出现,最直接的原因是乡村文化的衰落。而乡村文化之所以失去了昔日独特的内涵,一是由于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居住环境逐年恶化,不再让人留念;二是农村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瓦解,金钱观念浓厚,家庭、邻里关系的淡漠和紧张;三是法律观念不强,暴力事件频发,社会安全感的丧失。“失根”危机和乡村文化衰落的影响深远,不但让农村青少年教育的本土资源缺失,更让进城知识分子、农民务工人员回到农村后“在家乡成了异客”,找不到精神上的归宿感,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成为我国的文化建设的盲点和空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均衡城乡教育发展挽救乡村文化之失
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文化失根现象伴随着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稳定有序的乡村伦理,稀释了浓浓回忆的道道乡愁。树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风尚离不开乡村文化,因此,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挽救乡村文化之失,尤为重要,势在必行。
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乡村文化失根的根源恰是乡村教育呈现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畸形导致了文化失根现象的产生。首先,乡村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教师资源匮乏、办学质量差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乡村教育的发展质量,使得乡村文化的根基被撼动;其次,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工作,农民工子女面临的“入学难”问题,严重制约了乡村文化通过教育的方式在城市生根;再次,过高的高等教育投入和模糊的未来发展预期,使得农民对子女受教育的重视程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加剧了乡村文化的失根之痛。
挽救乡村文化的缺失,实现乡村文化的重新繁荣,需要以推动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突破口,多措并举,同时发力,让乡村文化重获新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我们要正确审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意义,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资金保障、人才投入、师资引进等方面给予农村更大的支持;通过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支教等方式丰富农村的师资队伍,提升农村学校的办学质量,实现城乡教育的“软件”对接。
第二,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问题。要集中专项资金在城市兴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改善教学环境,提高办学质量,基本保证农民工子女“有书念、有人教、有学上”;通过国家政策给予城市中小学校财政补贴,鼓励其积极吸收农民工子女入学,让农民工子女“读好书、上好学”,与城市孩子共享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果。
第三,提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水平。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同时促进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对接,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让农民对“以教育改变命运”有信心,让农民子弟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充满希望,激发农民子弟接受教育的热情。
乡村文化失根现象不应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羁绊,“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相信只要以更完善的制度保障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以城乡之间衔接配套的机制确保乡村文化的稳步前行,终将破解乡村文化的失根问题!
第四篇:以现代化文明引领“去极端化”,实施方案
........“以现代文化已领“去极端化”。突出维权确保和谐稳定”工作实施方案
按照县委扩大会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工委2015年3月6日开的会议精神,结合我办实际情况,制定创建“以现代文化已领“去极端化”,突出维权确保和谐稳定”工作的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
以“职工队伍团结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为总目标,大力推进........工作法制化建设,深入实施职工队伍“去极端化”工程,不断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促进各族职工交流交往交融;以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以加强组织建设,提高自身素质为保障,抓好基层扶贫为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工作整体水平。
主要工作目标:
(一)积极开展送文化,送法鲁进企业活动,深入组织开展“中国梦〃劳动美”职工文艺汇演活动,送温暖走访慰问活动;
(二)乡镇(社区)企业及各单位要组织职工深入开展”**造影,稳定安康“揭批宣传活动;
(三)各项(社区)企业要加强对临时工,农民工,外来务工人员,青年职工常态化宣传教育,在各族职工中普遍开展“原理宗教极端思想”承诺活动;
(四)........干部要主动开展职工队伍稳定情况摸排,有针对性的与职工群众的思想动态。
主要内容:
(一)推行“一线工作法”,........干部要积极深入到社区,企业和矛盾多发行业,倾听职工群众呼声,发硬职工群众意愿,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努力建设服务型扶贫统;
(二)加强扶贫办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对扶贫办干部的培训力度;
扎实做好群众工作。扎实做好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信息沟通,矛盾调处和扶贫帮困工作。
........2015年4月21日
第五篇:搭建“文化庭院”“点亮”乡村文明
搭建“文化庭院” “点亮”乡村文明
——全南县开展“文化庭院”创建活动的做法与成效
针对农村发展实际和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全南县在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文化中心户”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按照“两室一栏一廊一场一校一台”标准,在全县创建了183个“文化庭院”。如今,这些“文化庭院”已成为当地农民群众致富的“加油站”、农业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农村经济壮大的“聚宝盆”和倡导文明、健康、科学生活方式的“大本营”。我县创建“文化庭院”的经验做法,先后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乡村发现网、江西日报、赣南日报等20多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
【实施背景】
农村“文化庭院”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重大变革而逐步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文化庭院”的产生提供了特定的环境。80年代初实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让生产力得到空前的解放,农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彻底告别了吃不饱的日子以后,对精神领域的追求不断提高,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另一方面,过去那种充满计划经济色彩和氛围的“一平二调”、“大集体”、大会战的生产方式和活动形式一去不复返了,各种以集体方式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二是村民自治为农村“文化庭院”兴起提供了特殊的条件。“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农村管理体制使农民尝到了真正当家作主的甜头,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在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中体现了浓厚的乡土文化和民俗风情,农民的文化意
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逐步形成和养成;另一方面,面对身边出现甚至是日益严重的封建迷信活动、打架斗殴现象、赌博吸毒恶习、偷盗抢劫犯罪以及家庭暴力、邻里纠众等,一些有识农民深感精神文明建设和健康文化活动以及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的重要性。三是税费改革和农民的需求为农村“文化庭院”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保证和动力。税费改革特别是农业税在许多农村实现减免,从物质上明显减轻了负担,从精神上进一步为农民松绑。由于应用农业科技等原因,农民的农业生产用工和劳累程度大大减少和减轻,一些地方出现了“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耍钱、三个月赋闲”的生产习惯和生活节奏,也引起了一些有文化、有思想的农民的担忧和思考。
【主要做法】
一、把握创建标准,明确工作目标。在创建标准上,“文化庭院”须满足“四个一”要求,即:一个领头人,庭院负责人必须政治思想觉悟高、热心公益活动,工作责任心强,家庭成员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邻里关系融洽和睦,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能够“以文养文”或文商互补。一个庭院,“文化庭院”要有一定的活动场所,在文化中心户“六个一”的基础上,全面达到“两室一栏一廊一场一校一台”的标准,即在庭院要有综合文化室和图书阅览室、一个阅报栏,在庭院所在村组要有一条宣传文化长廊、一个健身活动场所、一所农民夜校或现代农民学校、一个小戏台。一套制度,因地制宜制定完善相应的庭院管理制度,做到科学管理、长效发展。一支队伍,立足本村实际和自身条件成立一支民间自发性的自娱自乐的文艺队伍,以活动的开展增强“文化庭院”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在工作目标上,坚持从“文化中心户”中培育发展“文化庭院”,在每个村创建“文化庭院”2所以上。
二是加强组织领导,高位协调推进。成立了“文化庭院”创建活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部署全县“文化庭院”创建工作,及时下发了《实施意见》,对创建“文化庭院”的方法、步骤、任务、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部署。有关部门也召开会议就创建活动进行了部署,并就创建活动安排专人负责,提出具体措施。各乡镇成立了由宣传委员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活动实施小组,部署和落实本乡镇“文化庭院”创建工作,协调创建活动的相应事务。村里成立由村支书任组长、相关村两委成员任组员的创建活动工作小组,负责本村“文化庭院”创建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解决村内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为一级负责的领导协调机制,确保创建工作层层落实。
三是健全三大机制,规范科学管理。建立了“上下联动、五个一点”的经费保障机制,即乡镇村自筹一点、包乡扶村单位帮助一点、社会各界捐赠一点、县财政支出一点、争取上级扶助一点。截至目前,全县已筹措“文化庭院”创建资金120多万元,为创建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建立了“每旬一导、每月一班”的培训机制,即对“文化庭院”登记造册,从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文体骨干担任 “文化庭院”指导员,每旬对各“文化庭院”负责人进行一次辅导,每个月举办一次培训班,帮助挖掘乡土特色文化,提高庭院的活动力和吸引力。建立了“八项优惠、年评十星”的激励机制,即在政治、信贷、子女就学和进城务工等八个方面对“文化庭院”负责人给予政策倾斜,每年评选10个星级“文化庭院”,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同时要求“文化庭院”每天坚持向村民开放,每周立足庭院实际开展文体活动一次以上。
四是坚持四个结合,推进纵深发展。在建设中注重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注重与“特色文化新村”创建工作相结合,通过搭建
“文化庭院”,充分挖掘乡土、历史、人文资源,着力塑造地域特色鲜明、文化底蕴浓厚、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地方特色文化。二是注重与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把“文化庭院”建设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文化庭院”创建工作,纵深推进文明和谐村落(社区)创建和文明村镇、“文明信用农户”创评活动;三是注重与新农村精品点建设相结合,将“文化庭院”建在各精品点上,凭借其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文化庭院”的建设档次;四是注重与“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相结合,充分利用“农家书屋”建设点,将点“搬”进院,配齐管理员,完善管理制度,做好图书分类目录及财产登记、图书借阅登记和辅导培训活动。
五是注重分类指导,强化督查考核。各乡镇安排专人负责本乡镇“文化庭院”创建工作,每月到“文化庭院”指导2次以上,各相关单位就各自的职能定期到各“文化庭院”进行指导。按照“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带动一批”的原则,坚持从“文化中心户”中培育发展“文化庭院”。通过“一对一、一带多”等形式,辐射带动周边“文化中心户”健康发展。实行“一季一督查,半年一调度”的督导制度,督导组每季度到各乡镇农村、社区进行督查指导,及时了解创建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帮助解决困难,加快创建进度。同时将“文化庭院”创建活动列入乡镇宣传思想和新农村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对抓得好的给予表彰奖励,差的在全县给予通报批评。
【取得成效】
一是丰富了农村精神生活。“文化庭院”充分利用晚上、传统节日、农闲季节开展各种学习、培训、文化娱乐等活动,极大地丰富了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厢镇镇仔村村民曾永群在村民中号召力强。创建“文化庭院”后,他积极组织建立了一支由当地村民
组成的农民书画社,经常开展各种文艺宣传活动,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又使农民从中受到教育。现在每逢节假日,村民们就常聚集到“文化庭院”里,吹笛子、拉二胡、读书看报、朗诵诗歌等,场面十分热闹。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县“文化庭院”共为农民提供书籍借阅3.6万余册,播放科技、文艺类光碟5500多次,组织各类文艺表演220多场,吸引群众4.5万多人次。
二是增强了农民致富本领。以前大部分乡镇都是以流动夜校或者组织培训的形式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由于时间短,农民不能准确而牢固地掌握自己想要得到的知识。建立“文化庭院”后,在学习的时间、地点、人员的组织,以及满足农民的需求上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被称之为农民知识化工程的“黄金屋”。围绕蔬菜、蚕桑、果业等农业产业,“文化庭院”经常性地开展培训活动,引导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了解致富信息,调优调强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据统计,仅今年以来,全县183所“文化庭院”共举办各类致富培训班1800多次,受益群众4.2万多人。
三是提高了乡村文明程度。利用“文化庭院”,通过开展文明生态庭院等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系列活动,引领农民积极营造健康、文明、和谐的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构建团结互助、融洽和睦的邻里关系,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大吉山镇马安村马安镇村小组创建“文化庭院”后,庭院负责人李海华经常在庭院中召开户主会议、理事会成员会,对落后村民耐心做思想工作,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村民自发对村容村貌和家庭室内环境进行了彻底整治美化,现在,该村小组路平、水清、灯明、景美、民富,俨然一幅和谐的山水风光画。在“文化庭院”的带动下,全县涌现省级文明村3个、市级文明村镇9个。
四是培植了一大批乡土文化。“文化庭院”的建设,重视的是培育农村文化的内生机制,加大对农村文艺骨干的培训力度,增强农村传统文化和群众文化自身的造血机能和创造能力,这让全南县花棍舞、车马灯、香火龙和大锣大鼓等农村“土生土长”的文化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陂头镇花棍舞歌舞演出团、大吉山镇南狮舞狮队、龙源坝镇大锣大鼓演出队等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队伍及书法、剪纸、石艺、根艺等民间文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村民在农闲季节自发聚集到“文化庭院”中看戏跳舞,吹拉弹唱,满足自演自赏、自娱自乐、自我发展的精神追求,深受群众喜爱。
五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县直、驻县60多个单位部门“牵手”共建,从16家单位部门中选派30多名文化、种养等专业技术骨干深入“文化庭院”开展业务指导,使“文化庭院”这一民生工程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同时,各“文化庭院”还设立了“意见箱”、“意见薄”,及时收集民情民意,进一步加强了政民对话,增强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中寨、龙下两个乡不少农民反映办理计划生育等证件要上县城,来回一趟误时又费力。“文化庭院”负责人将这一情况上报到乡镇,乡镇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成立了乡为民服务中心,全程为村民提供各类证件办理等服务,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