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第一篇：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议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

随着社会的持续发展，公众的法律意识也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理所应当地选择人民法院当做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无可否认，诉讼是人民维护合法权益和解决争议的最重要手段，其价值与作用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相当的体现。但近些年司法实践中民事恶意诉讼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国内司法界对恶意民事诉讼现象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也初次规定了恶意诉讼的惩罚措施，例如：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四条，“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这一规定为遏制民事恶意诉讼的蔓延态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实践中看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不仅仅是这些，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恶意民事诉讼的界定还有待统一，并且民事打击还很单一。本文主要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以及《民事诉讼法（草案）》对恶意民事诉讼作论述，希望能对民事诉讼法的完善以及以后相关法律的健全起到绵薄之力。

一、恶意民事诉讼的内涵界定

我国民法界杨立新教授和汤维建教授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定义，杨立新教授认为“明知道没有合法的诉讼理由，意图使他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故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这种侵权行为就是恶意民事诉讼。汤维建教授认为“所谓恶意民事诉讼，是指当事人故意提起一个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无根据之诉，从而为自己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并列举了诈欺性诉讼、骚扰性诉讼、盲目性诉讼、多余型诉讼、重复性诉讼和琐碎性诉讼六种形式，虽然这些定义都有说出了恶意民事诉讼的含义但都-

不够全面，缺少针对性，不够具体。

通过借鉴其他的学术概念以及两位学者的定义，可以将其总结为：所谓恶意民事诉讼就是指在明知自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仍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损害被告或者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非法目的的行为。

二、恶意民事诉讼的构成要件

1、必须有恶意民事诉讼行为的存在

加害人是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即没有事实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为无诉权而提起民事诉讼，此种行为应是积极作为而不是消极的不作为。并且需要法院已经立案受理，若当事人提起了诉讼，但其诉讼尚未被法院受理，不能认定为恶意诉讼。

2、必须有特别的损害事实发生

必须要有特别损害事实发生。受害人在这一诉讼程序中受到损害，主要是财产利益上的损害，同时也包括人身损害、精神损害、名誉损害等方面。

3、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恶意诉讼相对人的受损结果是由恶意诉讼者滥用诉讼权利，无中生有制造诉讼状态造成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是直接因果关系。

4、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

加害人必须是故意所为，过失甚至是重大过失都不能构成，因此错告不是恶意诉讼行为。限于我国的法律环境和法律基础，对于当事人的要求不易过严，不利于人们正当诉讼行为的进行及合法利益的保护。只有在明知自己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仍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证据等方式故意提起诉讼，才是损害对方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

三、我国恶意民事诉讼规制的现状

1、成文法固有的缺陷

成文法本身具有完整、逻辑严密等优点，但成文法也存在条文不清楚，立法环境与现实不一样的缺点。任何一部成文法都不可能包罗万象，涵盖一切法律关系，所以随着近几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恶意民事诉讼，由于其本身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使恶意民事诉讼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从现有的法律端倪来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初步规定了恶意民事诉讼的处罚措施，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仅仅规定了众多恶意诉讼的几种行为，更多的法律规定还有待完善。

2、我国立法工作的滞后性

目前我国刑法上还没有具体规定恶意民事诉讼追究的罪名和方式，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尚不能有效地制裁的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的犯罪活动，使得恶意民事诉讼的行为人不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我国相关立法对恶意民事诉讼缺乏直接明确的规定，导致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在恶意民事诉讼中能够获得非法利益，较之法律风险与代价严重失衡，基于民事诉讼具有私法性，其中设立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保护当事人的同时缺少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在我国当前推行的当事人主义的民事诉讼模式下使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法院没有必要依职权禁止，这也使得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人有钻法律漏洞的机会。

3、案外人的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

虽然《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恶意诉讼往往严重侵害了第三方的利益，草案并没有赋予被恶意民事诉讼行为侵害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和申请再审的权利。笔者建议，草案在上述的后面再增加一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逃避债务、侵占他人财产的，如果侵犯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可以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

4、恶意民事诉讼侵权损害赔偿力度一再加大

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处罚力度，个人罚款的最高限额由从1000元提升到了10000元，单位的罚款限额由原来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提高到1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由于社会的逐步发展，人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一般恶意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标的额比较大，紧靠这些罚款是不足以使当事人却步，所以草-

案中再一次提高了罚款数额，个人罚款的最高限额由现行的10000元提高了100000元，单位罚款限额提高到50000元以上1000000元以下。这使我们看到了立法机关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力度和决心，我们也相信新的规定实施后会更有利于打击恶意民事诉讼。到了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四、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制完善

（一）实体法上的规制完善

1、在民法上，应设立恶意民事诉讼的损害赔偿制度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三款规定了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这就是要求当事人不能滥用诉讼权利进行恶意民事诉讼，那么实体法也应该规定进行恶意民事诉讼的法律后果，就目前看，恶意民事诉讼完全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特征，恶意起诉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侵权的故意；行为人实施了恶意起诉的行为，受害人遭受了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受害人遭受的损失与行为人恶意民事诉讼这一行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运用一般侵权责任原理来设立恶意起诉之侵权损害责任制度是完全可行的。

在恶意民事诉讼中，行为人利用诉讼而获得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其所承担的诉讼费用，这对于惩处恶意诉讼当事人和警告广大公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设立罚金制度，罚金通常情况下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罚款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法院，将刑法中的罚款概念引入民事诉讼中针对某些不合法的诉讼行为而建构的罚金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法院根据情节对恶意诉讼行为人处以一定的罚金。罚金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对恶意诉讼行为所浪费司法资源的适量补偿，二是对恶意诉讼行为人的惩罚。罚金对妄图通过恶意诉讼获利的人具有强大的威慑，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不同。其主张主体是法院，依据是法院享有的审判权。让一个行为带来的不利益大于其能够带来的利益的时候，才能比较好地阻止人们为该项行为。因而，上述两种规制方法应该一并使用。因为侵权损害赔偿通常情况下只是让施害者回到未侵权的状态，并没有额外的不利益，在此之外的罚金才是真正给其带来不利益的部分。

2、刑法上，应设立刑事责任追究制度

我国在刑事实体法方面，没有具体规定恶意诉讼追究的罪名和方式。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一百零二条，包括新的《民事诉讼法（草案）》也是原则性地规定了诉讼过程中的一些违法行为，可以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依据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在面对追究恶意诉讼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显得十分无力，不能有效的制裁恶意诉讼行为人的犯罪活动。目前我国刑法谈得上能够规制恶意民事诉讼的只有第三百零七条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要求行为人以暴力、威胁、贿赂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为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与当事人共谋或者受当事人指使从事此行为。但是，司法实践中恶意民事诉讼多半是当事人自己作伪证，而且即使当事人指使他人作伪证也未必采取暴力、威胁、贿赂手段。而我国的伪证罪，只适用于刑事诉讼，不适用于民事诉讼。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应根据恶意民事诉讼的行为特点在下一次的《刑法》修正案

（九）中修改刑法第三百零五条，扩大伪证罪的适用范围，对刑法中的伪证罪进行修正，现行刑法中的规定的伪证罪仅指形式诉讼中的伪证行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作伪证、后果严重的行为，应当将后面这种行为纳入进去。

（二）程序法上的规制

1、完善审前准备程序，预防恶意诉讼的发生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是指诉讼系属以后至法院正式审理之前的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所应遵循的诉讼程序。在审判准备过程中，应建立相对独立的程序，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即整理和固定争点、为开庭审理做好证据方面以及减少庭审案件的数量。保证当事人充分交换证据和诉讼主张以确定争点，将恶意诉讼扼杀在摇篮中，在被告认为原告起诉纯属恶意并且掌握足够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应赋予其享有申请审前证据交换或提出异议的权利，从而对恶意诉讼起到有效过滤和预防作用，减少诉讼成本。关于证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仅仅规定证据的形式要件，而没有规定证据的本质属性。恶意诉讼当事人为达到欺骗法律的目的，伪造的证据往往形式上符合法定条件，被告对证据也均无异议。从现行证据规则来看，这些证据完全可-

以认定，这表明我们习以为常的“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应予以认定”的规则存在漏洞，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中出现恶意诉讼的频率最高，当事人通过伪造借条编造债务已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实际上，在该规则作为原则的基础上应有例外，即对双方串通伪造，可能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权益的证据例外。

2、规范撤诉制度，禁止恶意民事诉讼人撤回起诉

在通常情况下，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后又撤销意味着纠纷的自我化解，不需要再经过诉讼程序，这样不仅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而且解决司法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倡导和鼓励当事人撤诉。但是在恶意诉讼中，原告大多是看到庭审中对方答辩应诉和提供的证据致使其面临可能败诉的局面时，才选择以撤诉方式终结诉讼，但是起诉行为已经在原被告同处得环境中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准许其撤诉，案件没有实体结论，很可能使被告收到这一起诉行为的不良影响，笔者认为，对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亦可以防止恶意诉讼的发生。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五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可以按撤诉处理。”这是民诉中关于撤诉的规定。仅仅针对这两条规范原告的撤诉显然有着巨大的漏洞。原告可以根据自身的处境优劣决定撤诉与否，从而使自身的利益损害程度减小到最小。在现有的撤诉规定之下，针对规制恶意民事诉讼，在草案中应该根据以下意见斟酌相关规定：首先，应赋予被告在一定情形下对原告撤诉的否决权，克服我国民事诉讼法单一许可制度的弊端，保障被告的程序利益。虽然被告没有撤销诉讼的权利，但是撤诉与被告的利益关系十分密切，为保护被告的利益，实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我们应该赋予被告对原告撤诉的否决权，在原告提出撤诉时，应该征得被告的同意。这样在恶意诉讼中，如果被告发现原告是借助诉讼对自己的权益造成损害，其可以借助撤诉的具体条件。当事人撤诉必须是自愿，不得被强制和胁迫为撤诉之行为，且不损害他人之合法权益，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原则。

3、建立受害人保护机制

建立受害人的申请再审制度，现行民诉法第一百七十八条和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对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有申请再审的权利，但并未赋予受害人申请再审的权利。虽然《最高法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再审的申请，这确实给受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但该意见是否可以进行法律设立尚待探讨，且该意见适用的地域范围优先，给受害人的救济造成困难。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法（草案）》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受害人的申请再审制度。

五、结语

综上，恶意民事诉讼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当前困扰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急于解决的课题，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却是和我国司法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对恶意民事诉讼束手无策的现象。《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关于恶意民事诉讼的修订也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民事诉讼法》是法院在民事审判中适用的一部保障程序理性的法律,所以能在此中规制恶意民事诉讼无疑立法的一大进步和完善。但是仅靠程序法的规制还远远不够，以保护公民起诉权为前提对恶意民事诉讼进行规制只有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建立周密的制度才能有效弥补受害人损失，防止恶意民事诉讼的发生。我们应当用现代法治理念重新认识和审视恶意诉讼，完善《民事诉讼法（草案）》及相关法律制度，规制恶意民事诉讼，对恶意诉讼者进行有力的惩戒，同时也对那些意图提起恶意诉讼这起到警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周全的保护恶意诉讼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在人们心目中架起一道法律的防线，维护良好的法律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司法公正及其效力的最大发挥。

第二篇：关于恶意民事诉讼责任法律适用探

恶意民事诉讼责任法律适用探析

辛元刚 陈佳强

恶意诉讼是当事人出于非法动机，通过合法形式提起诉讼，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某种损害后果的行为。恶意诉讼的构成要件及表现形式

恶意诉讼可以从构成要件方面进行界定：

1.主观要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是公民和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和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诉讼主体起诉的动因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是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是认定诉讼行为是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标准，也是鉴别该诉讼行为是否为恶意诉讼的标准。

2.行为要件：缺乏正当诉由。判断恶意诉讼的实质性标准是其缺乏合法合理的实体法或程序法的诉由。如(1)无诉权而伪造或变造证据以达到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而诉讼;(2)不符合起诉要件或双方并无实质争议但为达到非法目的而故意提起诉讼;(3)采取不符合法律也没有合理理由的诉讼行为，以达到拖延履行债务的目的而提起的诉讼。

3.结果要件：构成对权力、权利双重侵权和实体、程序双重违法。恶意诉讼通过欺骗享有公权力的法院和法官来实现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目的，一方面，既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又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还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另一方面，恶意诉讼为实现实体法上的非法利益，又通过滥用诉讼程序来实现其非法目的，不仅具有实体上赔偿的司法可诉性和违法惩罚性，还具有程序上的司法防范性和违法惩罚性。也就是说，行为人必须是恶意地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地实施了起诉、抗辩或其他诉讼行为才能构成恶意诉讼。

根据启动恶意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是否享有诉权，恶意诉讼可以分为没有诉权的恶意诉讼和有诉权的恶意诉讼。前者是指无诉权而起诉民事案件企图追究对方民事责任的行为，主要是虚假诉讼;后者是指有一个正当的诉权，但是起诉后为追求正当诉权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不当诉讼行为，属于滥用诉权。

1.虚假诉讼，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虚假的诉讼主体、事实及证据的方式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是民事恶意诉讼最常见的形式。虚假诉讼多发于财产纠纷案件中，主要有：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离婚财产;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企业财产规避破产风险;通过虚假民间借贷转移即将被法院执行的财产;通过虚假诉讼认定驰名商标;通过虚假诉讼打击竞争对手商业信誉。

2.滥用诉权，是指有正当的诉权，但是为追求正当诉权以外的非法目的而进行不当诉讼行为，违背了“权利不得滥用”的自然法则。通常表现为以下五种形式：(1)滥用反诉权;(2)出于损害他人商业信誉或其他非法目的而滥用财产保全和知识产权诉前临时措施;(3)为了拖延诉讼、拖延债务履行时间或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滥用上诉权;(4)以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或实现其他非法目的滥用知识产权诉权行为;(5)滥用申请先予执行权、回避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的行为。

我国涉及恶意诉讼的民事及刑事法律适用

1.我国涉及恶意诉讼的民事法律适用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范中没有提到恶意诉讼这个概念，也没有关于恶意诉讼的实质性的、具体性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事恶意诉讼不受我国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制。恰恰相反，根据我国宪法第五十一条禁止权利滥用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我们有充足的依据对民事恶意诉讼行为进行侵权惩戒。

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行为主体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且这一违法行为给行为相对方造成了损害后果。依据民事侵权行为法理论及前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民事恶意诉讼侵权应该具备以下要

件：(1)恶意诉讼行为。认定恶意诉讼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恶意诉讼行为主体主观上具有恶意，客观上因其恶意而实施了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2)损害后果。恶意诉讼侵权行为的成立，仍需以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但应该注意，这种损害不应该仅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害，还应该包括依据现在证据足以认定的名誉、精神等其他利益损害，这些损害的认定仍应依据现有民事法律规范。(3)因果关系。即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是由行为人所提起的恶意诉讼造成的。因此，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只要依照一般社会见解，按照当时社会所达到的知识和经验，一般人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会发生同样的预期结果即可，而不要求有因必有果的必然因果关系。

2.我国涉及恶意诉讼的刑事法律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没有直接规定诉讼欺诈罪，但涉及对虚假诉讼进行惩处的罪名较多，包括刑法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保险诈骗罪，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和伪造、变造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二百八十条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以及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第三百七十五条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三百零七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变造证据罪，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2002年作出的《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指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或者指示他人作伪证，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第三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答复》主张以虚假诉讼方法行为的伪造性来认定虚假诉讼整体行为的性质，排除了其他伪造性行为(如伪造公民个人签名)进行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尽管《答复》不等同于法律，但是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就虚假诉讼行为形成的公诉口径，对整个公诉案件进入审判程序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虚假诉讼行为仍很少被定性为诈骗及相关犯罪，而更多的是以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等定罪处罚的。当然，如果涉及虚假诉讼的行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基本特征，司法实践中也将其作为诈骗罪定罪处罚。

我国恶意诉讼的现行程序法律适用

古罗马法就非常重视对诉讼程序中发现的恶意诉讼进行惩戒。根据皇帝宪法令，在诉讼过程中，任何一方可以要求他方作“诬告宣誓”，如果原告不肯宣誓，其诉权即行作废;如果被告不肯宣誓，则等于自认。被告也可以对原告提起“诬告诉”，原告如果败诉，就处以其请求权的1/10作为罚金;如果其起诉是由于受贿，则一经查实，就被判处4倍的罚金。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32条规定，以拖延诉讼方式，或者以滥诉方式进行诉讼者，得科以100法郎至1万法郎的民事罚款，且不影响可能对其要求的损害赔偿。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从信义，诚实地进行民事诉讼”，第384条第2款又规定：“在根据前条第1款规定驳回控诉的情况下，认为控诉人提起控诉，仅以拖延诉讼的终结为目的时，告诉法院可命其交纳作为提起控诉手续费而交纳金额的10倍以下的现金。”可见，各国诉讼法都不同程度地对诉讼过程中发现的恶意诉讼行为进行了立法惩戒。

1.我国现行程序立法对恶意诉讼的惩戒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许多条文对恶意诉讼仍有明显的惩戒作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2)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规定：在诉讼中发现与本案有关的违法行为需要给予制裁的，可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由于当事人不正当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

2.有关恶意诉讼的程序法律适用

有人主张把恶意诉讼放在立案时进行处理，这是不现实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起诉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法院就应该立案。并且，在起诉时绝大多数原告还是从维护自己的权益出发的，并不是恶意诉讼。法院没有必要在受理案件时进行过于严格的审查而延长诉讼期间，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案件进行严格的把握。因此，应当对撤诉进行严格审查和限制。

当事人发动恶意诉讼后，发现其不正当的诉讼目的不能实现或已经实现，往往提出撤诉申请，以规避可能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对滥诉者撤诉申请的审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撤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原告的一项诉讼权利，但是否准许，应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决定。在对方当事人针对恶意诉讼行为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情况下，鉴于在先的起诉能否成立对在后的赔偿请求有事实上的关联，如果经审理能够认定在先诉讼构成权利滥用，法院应当直接判决驳回滥诉人的诉讼请求;如果经审理不能认定在先诉讼构成权利滥用，则应当允许在先起诉人撤回起诉，同时驳回请求人的赔偿请求。当然，出于对处分权利的尊重，经法院释明，对方当事人针对恶意诉讼行为仍仅作抗辩而不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时，法院应该准许撤诉，而不应该依职权继续审理。

此外，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存在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以及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等恶意诉讼行为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相关人员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等。发现恶意诉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还应将相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你好哦啊，

第三篇：对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规制

对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规制

◇ 周立新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将面临败诉的后果。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大多数情况下都能依法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以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权威和形象。但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以下两类情况：一是无论行政行为相对人还是第三人诉诸法院后，矛盾进一步公开和激化，在当前信访环境下，被告为回避矛盾，不提供证据，把最终处理纠纷的责任推给法院；二是由于行政机关内部人员变动，人为的利益取向发生变化，出于私利，偏袒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一方，想通过在诉讼中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方式达到撤销或确认原先自己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无效、违法的目的，以便最终不履行。由此可见，被告在这两类情况中，主观方面都存在恶意，即都为不正当目的而为之。

此时如果适用现有规则，被告必然败诉。这样的判决虽然具有程序法律依据，但其在实体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合理。因为被诉合法的行政行为，因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无效而不能执行或延续下去，进而其所确认的权利或利益将被终止或失去保障。并且这一结果势必要由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承担，即使上诉或申诉，也会因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而被驳回，失去有效的程序救济。同时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表面上制约了被告这种怠于举证行为，使其承担了败诉的结果，但无形中却被被告利用、牵着走，实质上纵容了被告不正当的行为，失去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意义，牺牲了司法公正和公权力的形象。另外，因此诉讼，权利或利益受到损害的第三人必定要经过再审、信访等程序和途径寻求解决问题，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社会管理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的诉累。

现行行政诉讼法设计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刚性，由于实践的复杂性，需要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予以补救、完善。对此暴露出的问题，各方面已经意识到，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的对被告怠于举证的处理方式内容，就是针对现行举证规则“不适应性”在授益行政行为方面暴露非常明显的行政许可案件审理所进行的补救，同时对于登记、确认案件的审理亦有参照适用的价值。这一努力，对于现行举证规则的“不适应性”起到了积极应对、完善作用。但也应看到，上述的“不适应性”在有些情形下，在侵益行政行为的审理中也会出现。因为，侵益行政行为一旦涉及三方关系及第三人利益时，如各类行政处罚中的受害人，此时被告败诉的不利后果同样会波及第三方利益，即行政处罚中隐含的第三人应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将失去保障，后续民事损害赔偿的前提和依据亦不复存在。因此，仍有必要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对现有举证规则进一步完善，作出原则性的例外规定处理，才能对各类案件中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行为起到实质的规制和约束，才能使第三人的权利得到有效的程序救济、减少诉累。为此，具体建议：

1．在证据章节里，增加“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第三人对无法提供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法院在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也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第三人提供或者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行政行为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内容。

2．为避免诉讼进展方向被被告恶意阻碍、牵着走，应在适用中止诉讼的情形中增加“有证据初步证明、表明被告恶意不提供证据的，但第三人无法提供证据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或者根据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无法判断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并且人民法院暂时难以取得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证据的情况下”的内容；同时规定“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向被告的上级机关或者监察、人事、纪检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建议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以督促其履行提供证据的义务。

3．针对这种妨害诉讼行为的属性，亦应当对被告单位采取制裁措施，使其承担拒不举证的责任。在适用妨碍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情形或行为应增加“有证据初步证明、表明被告恶意不提供、逾期提供证据的；有证据初步证明、表明被告恶意不提供证据的，在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情况下仍然拒绝提供，致使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有效难以作出判断，案件中止审理的”；同时规定“在此情形下，对被诉行政机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和相关负责人可以合并适用罚款和拘留”的内容。

（作者单位：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四篇：银行卡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取得了

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银行卡 业务经营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等社 会各界共同研究，为银行卡的健康发 展出谋划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创造良好的银行卡发展环境。银行卡在我国支付工具中的地位

日益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个人使 用最为广泛的非现金支付工具。银行 卡发卡量持续增加，信用卡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发卡量 14.7亿张，其中：借记卡发卡量为 13.8亿张，同比增长28%；准贷记卡 发卡量为1750万张，同比减少14%； 贷记卡发卡量为7000万张，同比增 长140%。银行卡业务135亿笔，金 额12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和 67%。2007年，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1%，比 200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特约商户74万户，POS 118万台，ATM 12.3万台，同比分 别增长41.9%、44.4%和25.8%。银 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扩大，2005年开始 推出的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将银 行卡跨行网络延伸到14个农民工输 出大省的农村乡镇。2004年，人民 币银联卡首先在香港地区实现境外受

理。目前，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可 以使用人民币银联卡，对满足境内居 民出境支付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我国银行卡应用取得

了明显成绩，但也应看到，随着银行 卡应用快速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新业务、新 情况层出不穷，而相配套的银行卡法 律法规却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银行卡业务管理的基本制 度主要是人民银行1999年发布的《银 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其对推动我国 银行卡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办法效力层级偏低，调整范围较 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卡运行和管理 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无法通过该办 法进行规范，其已不能适应目前业务 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顺应发 展形势，制定新的、更高层级的与银 行卡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和促进银 行卡市场的有序发展。

为此，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支持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组织起草 《银行卡条例》，以后又根据各方意见 多次对《银行卡条例》草稿进行修改、完善。目前，《银行卡条例》相关工 作仍在积极开展中。

在《银行卡条例》的制定中，我 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坚持规范和发展并举。银

行卡业务作为一项新兴金融业务，市 场创新层出不穷，发展潜力巨大，但 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风险管理有 待加强等问题。因此，《银行卡条例》 作为行政法规，应坚持规范和发展并 举的原则。一方面《银行卡条例》要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够对相关业务 进行有效规范管理，切实防范风险，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留给市场足够的 发展空间，鼓励创新、鼓励竞争，使 银行卡市场更具有活力。

第二，保障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实践证明，银行卡业务要发展，必须 取信于持卡人，切实保护持卡人的合 法权益。在银行卡业务中，持卡人与 商业机构相比，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银行卡条例》从保护持卡人 利益出发，要求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更多地履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尊重中国实际，借鉴国际

惯例。我国银行卡业务起步相对较晚，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市场已 初具规模，但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结构还不完整，市场秩序仍有待完善。因此，我国银行卡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居民消费意识、风险偏好等 与国外有所区别，所以，我国银行卡 业务的发展不能完全照搬国外，而应 尊重我国实际，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同 时，走中国特色的银行卡发展之路。第四，平等互利，充分竞争。银

行卡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银行卡 条例》应使各业务经营主体有法可依，公平、有序、充分竞争，实现共赢。基于以上原则，《银行卡条例》 将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银行卡业务的基本概念，如银行卡分类、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的定义等。

（2）明确银行卡发卡和收单业务 的市场准入门槛，规定银行卡的申请、发放程序、使用和计息规则。（3）维护交易秩序，防范银行卡 业务风险。规范收单和特约商户的行 为规则，对银行卡密码和签名确认、机具检测和认证、交易凭证的保存、交易差错处理等方面提出要求。（4）保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对

持卡人和发卡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进行规定，明确发卡机构的查询服务 以及公示、投诉处理、风险披露和保密 等义务，持卡人的挂失程序和法律效力、免责情形以及争议的救济手段。（5）建立多部门的协作机制。银 行卡业务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强，与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财政、税收、商业、公安、司法、旅游、交 通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各有 关管理部门应明确权责、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共同规范和促进银行卡业务。当前，在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各方共 同探讨。

一是规范信用卡发卡业务。信用

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越来越得到商 业银行的重视。商业银行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财力宣传和营销本行信用卡。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信用卡的认 识，促进消费信贷。但有些商业银行 在开展信用卡业务时“重发卡，轻管 理”、“跑马圈地”、损害持卡人利益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业务发展留下 了隐患。因此，商业银行要重视发卡 业务管理，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 流程，特别是收费项目要清晰、明确，要尊重持卡人意愿，不应硬性发卡、变相收费，并要做好客户服务，减少 纠纷和投诉。

二是信用卡信贷风险控制。据初

步统计，截至2007年底，信用卡（含 贷记卡、准贷记卡）应偿信贷余额达 750亿元，信用卡总授信额度6300亿 元。这一方面说明信用卡发展迅速，信用卡信贷功能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也提示我们，在大力发展信用卡的同 时，要采取措施，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控制不良贷款，完善呆坏账核销制度。三是不法中介虚假申请信用卡和

信用卡套现。目前，不法中介（个人）虚假申请信用卡与信用卡违规套现问 题，也已对信用卡业务的正常发展产 生了较大的不良影响，成为困扰信用 卡业务健康、持续发展较突出的问题。信用卡套现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单机构的责任，也有发卡机构 的责任。收单机构拓展商户不规范，缺乏对商户的持续性管理，发卡机构 信用卡发卡审核不严，对自身风险控 制和管理不到位，将发卡业务不规范 外包，都是导致信用卡套现的重要原 因。对此，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应各 司其职，严格内部风险控制和业务操 作流程；中国银联要积极会同成员机 构建立联合防范机制，明确相关风险 责任和利益赔偿机制；同时，有关管 理部门也应完善与虚假申请和信用卡 套现相关的法规制度，为打击这类不 法行为奠定法规基础。

四是银行卡定价机制。关于商业

银行对持卡人的收费，根据《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 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支 票等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实行政府 指导价外，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其 他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此，商业 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企业，为保 证日常业务顺利开展，满足社会需求，可在国家价格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下，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市场定位、服 务对象和内容，依法制定自己的银行 卡收费策略，以实现差异化竞争。当 然，商业银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 注重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银行卡收 费项目不应一哄而上，要考虑客户的 承受能力，应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并 做好定价测算、收费公示和宣传等工 作。对涉及多方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 费，如商户刷卡手续费，不仅涉及不 同参与主体的利益，也涉及不同行业 利润水平差异以及对银行卡受理的政 策导向等问题，定价相对复杂。因此，我们应从促进银行卡市场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积极、慎重地研 究刷卡手续费等银行卡定价问题。

第五篇：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

"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

［摘要］恶意欠薪作为一种较为突出的社会现象，严重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破坏劳资关系，激化社会矛盾，如不及时遏制，将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也不利于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如果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规制的轨道，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体现，既顺应民意，具有坚实的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又符合世界潮流，用刑法的方法制裁与防范恶意欠薪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提议，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最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规制为犯罪，即“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倍受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恶意欠薪入罪，凸显了我国法律加强了民生保护，必将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遏制恶意欠薪行为，因此，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拥护；中新社记者就此问题也采访了30多位人大代表，来自人大代表的声音有支持论①、慎行论②和反对论③三种；作为中国物权法核心起草人之一的梁慧星教授反对欠薪入“刑”，他强调，不要轻易采取刑法手段，“把老板判几年刑，工厂垮了，劳动者又会失去工作”，应在法律理论体系框架内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将劳动者工资债权作为特殊债权处理，优先国家税收受偿，把拖欠工资的诉讼时效延长至10年，同时将拖欠工资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实行法定强制利息等；一线维权工作者山西省总工会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珍认为，欠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刑法的处罚是最有威慑力的，因此，“恶意欠薪”入罪很有必要①。上述观点见仁见智，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趋同。笔者认为：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具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符合世界潮流，可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与保障。

一、恶意欠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事实根据。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恶意欠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切断了劳动者应有的生活来源，不仅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和谐的劳动关系，甚至于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群体事件，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云阳民工熊德明讨薪，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光虽然密集，却并没有圆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相关数据显示，拖欠农民工工资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全总2010年10月新闻通气会上，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李守镇介绍，今年以来，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工资和薪酬待遇为核心矛盾的劳动纠纷事件和职工权益被严重侵犯事件呈高发态势。一个表现是基于提高工资待遇的突发性职工群体性事件（如停工罢工事件）增多，另一个表现是因欠薪而导致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频发［1］。如2010年7月21日，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又如，长春市农民工讨薪挨打事件、河南农民工赵建英讨薪被打骨折事件及陕西农民工段天长讨薪被打身亡事件［2］等等，社会影响极坏。经媒体报道后，虽然对受害人做了安抚，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欠薪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长期以来解决恶意欠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双方协商；二是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三是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由劳动仲裁庭做出先予执行裁决后交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或待做出裁决后再凭劳动仲裁裁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四是由劳动监察部门做出支付工资的行政裁决，然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五是劳动者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般来说，恶意欠薪通过前二种渠道根本无法解决。而通过劳动仲裁、劳动监察部门行政裁决后，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程序繁琐，耗时较长。所以，出现很多被恶意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为迅速实现其合法权益就会选择群体上访，甚至演变成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的极端事件。如果恶意欠薪作为刑事案件予以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就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量介入恶意欠薪的违法行为的侦查工作，对于控制欠薪者转移财产，使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及时得到追偿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加大了违法成本，也对预防恶意欠薪犯罪具有一定作用，正如有人所言的“原子弹的魅力不在于爆炸时候产生的巨大损害，而在于将其置于发射架上时散发的阴森与恐怖，范文《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思考》。”

二、将恶意欠薪有条件地进行刑事制裁符合。

刑法特有的性质和功能———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理论根据

（一）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并未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

对于刑法的谦抑性，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3］由上可知，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其实是刑法的必要性，亦即刑法不得过分扩张而应当其所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我们不得滥用刑事手段，但并非要求我们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采取消极的态度，在目前运用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在保护职工获取劳动报酬权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将恶意欠薪这种严重侵犯他人权益严重危害社会稳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对恶意欠薪情节恶劣的进行刑事制裁，并未破坏刑法的谦抑精神：

———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常常使民事法律的平等保护难以落实。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强调形式上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平等，却忽视了实质上的平等，农民工作为劳动关系中的被雇佣者，他们不可能同作为雇佣者的企业主处于各种资源方面的平等地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也体现在诉讼过程中，如农民工时间、人力、物力上的障碍、经费上的投入、举证难、执行难等问题，决定不能完全依靠民事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工资被恶意拖欠后，很多情况下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劳动法律的不配套和强制性规范的欠缺也使对恶意欠薪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有关民工基本权益的工资方面立法的法律地位过低，仅仅在有些部门的规章中临时规定，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劳动权包括合法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而配套法律不协调，法律地位过低使得这些规章在实行过程中的效力低，劳动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力度也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而作为劳动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罚依照规定主要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从中不难发现当恶意欠薪发生时，行为人的责任与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远远不能协调，难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而且实践中行政机关大多一罚了之。

可见，对于恶意欠薪的追偿，无论是行政制裁还是劳动诉讼等手段，都有很大的缺陷，对那些恶意欠薪者而言犹如隔靴搔痒，起不到遏止和预防作用。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作为社会的后盾，当其他法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时，有必要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角色出现，以有效制止恶意欠薪的行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因此，恶意欠薪的刑法规制很有必要，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尤其是关于“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性特殊规定，也是刑法谦抑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恶意欠薪刑法规制符合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是指刑法现实与可能发挥的作用，刑法具有保护和保障的功能，由于刑罚的严厉性，就必须考虑到适用刑罚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遏制与预防犯罪的目的，当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由刑法规范而不规范的时候，刑法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功能。考夫曼教授曾经说过：“宽容并非毫无界限，它不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容忍，有效的法律必须予以遵循，违背法律，特别是犯罪是不能容忍的，而非人性者不能所主张，乃属当然之理。

［4］”

三、恶意欠薪问题刑法规制顺应民意———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民意基础。

（一）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可以让全体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

2011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三个公开场合承诺，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他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走上高楼、塔吊，有的欠薪资本家有意躲避、甚至暴力对待讨薪者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2004年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工人讨薪疑遭灭火干粉喷射》。2006年01月23日新华网报道《讨薪农民工被杀妻子法庭哭喊“血债血偿”》。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人的尊严何在。然而，让每一个公民活得更有尊严，除了政府采取相关的保障措施外，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制度的保障，用刑事立法打击恶意欠薪，能震慑无良老板，向劳动者提供公权救济，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着当然的紧迫性、正当性和社会民意基础。

（二）恶意欠薪刑法规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虽然受害对象多数为农民工，但是在一些白领阶层也依然存在，尤其在建筑行业由于层层转包，现金流转不畅，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每个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恶意欠薪严重侵犯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获得报酬的权利，破坏社会和谐，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隐患，会导致用工荒等负面现象的发生，如不加以制止，将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修正案恶意欠薪入罪的规定，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各地的劳资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过去20年，政府从发展经济，促GDp的角度，将利益的天平向投资方倾斜，这无形之中对劳动者的利益保障不够。用刑法的方法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客观来说，我们关于恶意欠薪入罪的规定相对来说还较为滞后，在一些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早有相关规定。例如在美国，拖欠工资的老板不得入高档场所消费，不能有私家车，情节严重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韩国也早已规定，恶意欠薪可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再如《泰国刑法典》第334条规定：“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或者付低于约定的工资或报酬，而以欺诈方法非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并处或单处六千铢以下罚金。”第348条规定：“犯本节罪，除第343条外，告诉才处理。”［5］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雇主迟于工资期届满7天不支付雇员工资即属“违法”，可处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各国的制度虽受制于各国的国情，但在与犯罪作斗争的对策上，存在相通和借鉴之处，很多国家都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纷纷将拖欠工资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

（三）恶意欠薪刑法规制不违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我国政府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1条为：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表示：增加“欠薪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从国际法角度讲，必须保证所有人不因欠款而监禁”。但是，笔者认为，这里的“无力履行约定义务”（inability to fulfi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是指还不起债，而不是有能力不还债。

还不起债，只是个人的财产问题，该行为人没有“恶意”，一个穷人不能因还不起债，就被定为犯罪，该规定的本意是保护穷人的尊严。但黑心老板恶意逃债，有极大的恶意和社会危害性，不是该公约调整的内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规定的是恶意欠薪入罪，不是欠债入罪，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恶意欠薪作为犯罪由刑法加以规制，可以更好地加强民生保护，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体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它既顺应民意，又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无疑为职工劳动权利多一层法律保障，以实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