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兰考让扶贫资金发挥酵母作用
兰考让扶贫资金发挥酵母作用
编者按:扶贫资金如何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2015年,河南省兰考县在产业扶贫资金分配上作出调整。“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中国证监会派驻河南省兰考县的挂职干部杨志海通过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激发出扶贫资金的酵母作用,这一探索值得关注。
2015年4月,兰考县乔庄村的梁付生从市场上买了7只羊,半年后卖掉了4只,卖了2400元;2016年年初,两只母羊又生了4只小羊,羊群的数量没变,梁付生“净赚”了2400元。
对梁付生来说,这是一笔“无本”的买卖――他买羊所花的钱,村上都给他“报销”了。村里的这笔钱,来自于兰考县的产业扶持资金。从2015年开始,这笔钱的分配权从县乡交给了村里,每个贫困村每年10万元。
把脱贫攻坚摆在首位
刚接手这10万元时,代焱和他的同事感觉是“烫手的山芋”。代焱是兰考县老干部局的工作人员。2015年初,她被派到惠安街道乔庄村,任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
兰考县的扶贫工作队成立于2014年5月。当月,该县县委、县政府制定了《2014-2016年扶贫攻坚规划》,向该县115个贫困村各派出一个扶贫工作队。工作队通常有3名队员,其中两名来自县直部门,一名来自乡镇。
为了让这些干部下沉到农村,兰考县委组织部出台了驻村工作队的派驻、管理和考核办法,规定工作队实行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后备干部当队员;后备干部不愿驻村的,取消其后备资格;驻村考核连续两年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所驻村面貌变化不大或违反纪律、考核不合格的,实行提拔一票否决。
2014年底,扶贫工作队队员进行了一轮轮换,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进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时任县委书记王新军说:“进到这个圈里的,就是后备干部,提拔有望;进不到这个圈里的,不是不让你当后备,你要往后排一排。这是政治激励。”
王新军将扶贫比作打仗:“现在脱贫攻坚是第一位的,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最大的经济问题,最大的民生问题,这就像突击队打仗一样,组织需要你下去,下到脱贫攻坚第一线。”
工作队员去了农村以后,被要求每星期5天4夜盯在那儿,不能轻易回城,单位领导也不能将其抽回。“谁把扶贫队员抽回来,我就免谁的职,”王新军说,“县委派你去,就是叫你专门扶贫的,要全身心地扶,立一个军令状,3年不脱贫就不回来。”
在2014年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联系点。当年3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到兰考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兰考县委向总书记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这比兰考县原定的脱贫时间提前了4年,“原来我们是2020年脱贫,那是有把握的。但要说提前四年,压力就大了。因为是总书记的联系点,兰考非得四平八稳到2020年跟全国一道脱贫,这个不行。”王新军说,因为这个事,县委开了两三次常委会才统一了思想。“一是(实现起来)有压力,二是你早点脱贫,不就早点没有政治优惠了嘛。多干点活,又少点实惠,图啥嘞,有人想不通。”
但王新军认为,扶贫不能光算小的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他说,扶贫不仅仅是解决兰考几万贫困人口的生计问题,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脱贫过程中精、气、神的提升,以及对脱贫路径的探索,让当地的发展再上一个层次,这是兰考的“扶贫经济学”。
下放扶贫资金分配权
杨志海是中国证监会派驻河南省兰考县的挂职干部,任主管扶贫和金融的副县长。他在对贫困村的调研中发现,项目自上而下安排,村里做不了主;驻村工作队汇报,没有资金,帮扶工作不好开展。县扶贫办介绍情况说,单位人少任务重,总是担心资金分不好、项目定不准。为了解决好资金这一扶贫工作的“牛鼻子”问题,杨志海决定运用现代市场理念破冰。
思路决定出路,2015年,兰考县在产业扶持资金的分配上做出调整。杨志海介绍,往年扶贫资金的分配权在县乡两级,农民要申请这笔资金,需要先自己投入资金购买项目,项目完成后,县乡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再放款。这种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放款部门把自己的风险排除得一干二净,却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贫困户着想,一是很多人拿不出钱先期投入;二是即便有钱投入项目,由于申请程序复杂,很多人担心能否最终拿到这笔钱。为了减少偏差的出现,兰考县又规定了两项公开:一是在村内公示,二是在县里“上网”。“村内上墙,老百姓知道;县内上网,全世界知道,就是要把信息披露制度用好。”杨志海说。另外,国务院扶贫办的举报电话也已通过短信和网络报给农民,不满意可举报。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代焱所在的乔庄村直接受益。该村共有350户农民。根据2013年底的数据,现有100个贫困户,县里拨下来的10万元产业扶植资金,就是面向这些家庭。代焱和她的同事决定先让贫困户申报项目。最终有35户申报了项目,申报率35%,其中29户养羊,其他的还有蔬菜大棚、小超市等。但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有65%的贫困户没有申报项目。没有一技之长是一个主要原因,也有人担心项目风险,还有人建议把这笔钱平分给各户,而不要费心费力地培养项目。看来,程序理顺容易,改变群众观念却还需要时间。
对这35户贫困户来说,要想拿到产业扶持资金,还需要经过两道程序:首先要自己出钱把项目做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如果工作组确定该项目真实有效,钱才能划拨给农户。考察期通常要几个月。
资金的拨付数额也有讲究。由于农村的交易大多没有票据,农民有时候会往高了说,分配的时候要把水分挤出来。比如有一家说买羊花了5000元,但代焱了解了市场行情后感觉没那么多,就和同事根据集市的价格重新评估了一个数额,最终付了3100元。
这10万元的最终分配情况会汇总成表,一方面在村内公示,同时汇报给县里上网。杨志海认为,产业扶持资金的使用,就是要通过两个公开,让所有村民都变成监督者。
在新的扶贫方式的作用下,乔庄村脱贫的进程明显加快:2014和2015年,该村分别有40户和59户脱贫,如今,乔庄村只剩下1个贫困户。
而兰考全县2014年脱贫了2.5万人,2015年脱贫了4.7万人,两年累计脱贫7.2万人,已完成脱贫总目标的91%,贫困人口还剩下7400多人。
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
杨志海2013年6月刚到兰考挂职后,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该县存款额为125亿元,贷款额为49亿元,存贷比还不到40%,“也就是说,我有100块钱,自己只花40元,另外60元是别人花的。兰考不是缺钱,而是怎么花钱的问题。”杨志海说。
后来在一个特殊场合,杨志海代表中国证监会挂职干部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汇报工作时这样说:“今天的兰考,没有风沙,没有盐碱地,兰考穷在哪儿?似乎是穷在产业上,再往深看,还是一个观念问题。”
杨志海说,要可持续地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就要发展能解决农民就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匮乏,而银行基于资金安全的考量,又不愿意向这些资金实力不强、发展前景不明朗的企业放贷。
这是个老问题了,其中一个解决办法是政府提供担保,很多地方也有为此成立担保公司的做法,但这需要人力和财力的投入。杨志海想出了用政府信用撬动银行贷款的办法。具体做法是政府将部分扶贫资金放在银行里,撬动银行放出数倍于这一金额的贷款。若企业到期无法还款,银行就从政府的这笔资金中扣取。杨志海说,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的这笔资金规模为1000万元,银行则以1:10的比例放贷,最多可放贷1亿元。
兰考县政府这一模式的合作者、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介绍说,该行原来对政府提供担保的最大放贷比例是8倍,基于这种担保方式的高信赖度,最近将这一比例提高至10倍。
在这一模式下,政府成了放贷风险的最终承担者。为了降低其中的风险,兰考县政府在选择贷款对象时非常谨慎,要求各乡镇在对各自管辖领域内的企业进行充分调查后予以推荐,并充分发挥扶贫工作队在其中的作用。
兰考县政府2016年的第1号文件,对扶贫工作队在金融扶贫中的作用,在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上做出具体规定,决定由扶贫工作队组建成立金融扶贫工作小组,下面设立政策宣传、项目推荐、资金发放协调、监督问责和贷款审核等五个小组。杨志海说,这些小组做的一些工作,事实上相当于银行的信贷员。
“我们成立了贷款审核组,帮银行进行项目审核;还成立了监督问责小组,监督工作队员廉洁奉公的问题,不能乱推荐。这个事银行都想象不到,说我们破解了他们多年来没有破解的难题。”杨志海说。
贷款的企业需要向政府交一笔扶贫基金,还需要解决贫困户的就业问题。杨志海说,“这里面也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这些企业真正带动了扶贫,到他们明年付息的时候,政府很可能给他贴息。”
如果贷出去的款项届时不能收回,兰考县政府存在银行里的1000万扶贫资金就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而负责推荐贷款企业的乡镇和扶贫工作队,也要分三种情况承担责任:若无法还款是因为市场因素,则风险由兰考县政府承担,那1000万就负责兜底;若因对企业不了解导致推荐了劣质企业,则乡镇就要负责把钱追回来;若是乡镇与企业勾结骗贷,则“该上纪委上纪委,该上检察院上检察院”。
2016年1月9日下午,中原银行兰考支行行长王川赶往固阳镇范场村,考察该村的乐器项目,并打算与村支书、乐器项目带头人徐顺海签下一单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100万元左右。徐顺海说,他打算将这笔钱用于扩大再生产。扩产完成后,企业的就业岗位将增加一倍,并优先安排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把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把每一笔扶贫资金的扶贫效益放大,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好„„兰考在改革,在探索。
第二篇:让班组长发挥大作用
让班组长发挥大作用
2月份以来,榆林公司坚持将发挥好班组长作用作为班组建设重要环节,使班组长在生产一线发挥“政治指导员”、“安全管理员”、“生产指挥员”的作用,有利促进了公司各项生产工作的完成。
发挥“政治指导员”作用。该公司充分依托班组长做好一线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明确班组长职责,将班组思想工作列入班组长工作日程,要求班组长及时了解班组成员的思想动态,及时消除员工思想波动。针对扁平化管理带来的班组整合、岗位合并、人员转岗等问题,要求班组长耐心做好思想疏导工作,正确传达公司的工作思路,消除员工抵触情绪。合理地疏通处理好班组内的人际关系,帮助消除员工之间的思想隔阂,做班组的“润滑剂”。对待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鼓励,对工作消极的员工耐心的给予引导,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做班组的“粘合剂”。对班组中不合群、自信心不足的员工,要深入其中,尊重其个性,多安排其参加集体活动,使其感受到关注,增强自信心。
发挥“安全管理员”作用。该公司要求班组长肩负起基层安全管理的职责。要有超前意识,对班组安全工作有预见性,能够及时掌握班组成员的思想动态和情绪变化,抓住安全工作要害,对易发生事故的因素和岗位做到心中有数;要针对现场的危险因素对班组成员进行必要的提醒并部署防范措施;要充分利用班组学习、班前会等时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班组成员安全意识。要有监督意识,组织班组成员做好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查出的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要加强对班组成员的岗前检查,确认班组成员劳保穿戴齐全;要监督好班组成员在操作中对安全规程的执行情况,防止违章操作;对重点人员、重点岗位、重点作业的安全防范措施要亲自上阵亲自审核,确保万无一失。要有事后总结的意识,对出色完成的工作要提炼经验,并做好上传下达;对不完善的工作要及时总结教训,并做好教育工作,避免类似事情在班组内再次发生。
发挥“生产指挥员”作用。该公司要求班组长既要做班组好的战斗员又要做好班组的指挥员,在响应公司生产号召的同时组织好本班组的生产工作。要有一颗公心,通过公平公正的分配生产任务和绩效奖金维持班组生产均衡。要有进取心,在工作中能够身先垂范,勇于创优争先,敢于承担责任,对上级交代的任务不推诿、不叫难,不折不扣的完成。要有良好的精神风貌,能够充分带动起班组干事创业的氛围。在工作中要有创意,不满足于程式化的完成工作,要通过创新的优化摸索新的工作方法或工艺方法,促进班组整体水平的提升。要有新意,善于结合公司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更新管理思路,时刻将班组中心任务聚焦到公司的中心生产工作上,凝聚班组合力。
第三篇:让远程教育发挥更大作用
让远程教育发挥更大作用
说起远程教育,像我这样与电脑打交道比较早的人老早就听说过。但真正知晓远程教育,是去年到村里挂职后;而用远程教育,却是村里獭兔养殖户老朱“激发”的。
2007年,单位领导一片好心,把我原来办公室的电脑也随我“嫁”到村里,方便我在村里办公。经过“捣鼓”,电脑与电视一样,也接上了远程教育。但这时作用不大,除了村干部学学电脑基本操作,以及我工作之余了解一些信息,查找一些资料之外,电脑和远程教育的作用仅仅如此而已。
有一天,村里獭兔养殖户老朱到村部办事,看到村文书正在使用电脑,恨声恨气地说了一声:“这个祸害!”我很吃惊:“怎么这样说村干部呢?”文书却笑而不语。事后,我才知道,老朱说的是电脑,而不是文书。老朱之所以这样恨电脑,原来是老朱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儿子这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泡在网吧里,这让忙里又忙外的老朱气不打一处来。我这才恍然大悟。这之后,我就做了一个“有心人”,隔三岔五的到老朱家去,还请老朱的小儿子到村里来,帮我“摆弄”电脑或打开电视收看节目,帮我到远程教育网上“查信息”。时间一久,这个懂些电脑操作、悟性又很强的小伙子在帮村里打打材料之外,对远程教育上的丰富信息兴趣越来越浓厚,上网吧的次数和时间明显少多了。老朱有时到村部办事,当看到大伙儿围着电脑和电视时,怪话明显少了,脸上的笑意也多了。
再后来,我就叫小朱查找党员学习资料,筛选和张贴一些求购求售信息。小朱忙得不亦乐乎。时间很快,转眼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但接连十多天,小朱没有到村里露面,我有点儿诧异,也有点儿着急。在去年初那个雪下得很大的晚上,我正准备到老朱家探个究竟,喝了点酒的老朱却先一步来到村部。灯光下老朱那喝了酒的脸上因兴奋愈发红润。后来,我听村干部说,才知道老朱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高兴。原来,小朱因懂电脑操作,在附近工业园区的一个企业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更让老朱高兴的是,老朱为自己养的几百只獭兔窝在家里销售不出去而焦急万分的时候,是小朱在远程教育上查到销购信息后,帮老朱解了燃眉之急,据说,销售的价格还不低呢。老朱后来逢人便直夸远程教育好。
现在,村里人说我经常盯着电脑或电视在发呆。其实不是,我是在盯着电脑、电视,心里是在想怎样让这个远程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呢。
正镶白旗实行“点菜制”不断发挥远程教育实效作用
正镶白旗在农村牧区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作中,想农牧民之所想,急农牧民之所急,根据农村牧区党员干部群众的实际需求,采取党员群众“点菜”的形式,由党员群众点适合自己胃口的“可口菜”,有效增强了远程教育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点政策法规明白“菜”。以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及自治区、盟级、旗级各级会议精神为重点,各远程教育站点坚持每月2次的集中政治理论培训,及时为广大党员群众收集下载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民族政策、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政策法规,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帮助广大党员群众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区的坚定信心。
二、点文化卫生健康“菜”。结合全旗“三下乡”活动,充分运用远程教育网络载体,积极开展各类文化知识宣传,努力把远程教育课堂打造成农村牧区文化生活的新乐园,极大地丰富了农牧民业余生活。东仓、大红山、大地方等村有计划地下载播放高血压、冠心病防治和计划生育知识等相关课件,利用远程教育网络传授医疗健康和少生优生等知识,使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村风不断走向文明。
三、点科技知识致富“菜”。各远程教育站点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牧民为目标,有针对性地组织观看种植业和养殖业等方面适合本苏木镇、本嘎查村产业特色的“乡土”教学节目,不断提高农牧民的致富能力。乌兰察布苏木乌日雅图嘎查苏和本是一个普通牧民,但在学习了远程教育中播放的舍饲圈养、集约化养殖、种植优良牧草和青贮玉米实用技术,第一个带头改良了家中养殖的全部牲畜,并组织青年协助其他牧民改良土种牲畜,目前全嘎查牲畜改良率达到85%。通过他的带动,全嘎查现已形成专业养羊户23户,专业养牛户6户,有效增加了牧民收入。
四、点职业技能务工“菜”。星耀镇是一个务工大镇,年输出劳力5000余人,为帮助返乡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各远程教育站点针对其职业技能偏低、就业困难等问题,结合市场经济和职业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务工农民提高就业率。同时,组织返乡农民工集中收看农村牧区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卫星数字专用频道的《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专栏,学习焊工技能,室外建筑、室内装修等实用技术,切实增强农民工就业和自主创业本领。
第四篇:生态补偿如何发挥扶贫作用
生态补偿如何发挥扶贫作用? 在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和生态敏感地区在地理上高度重合,即贫困区要么是在生态脆弱的地区,要么是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生态退化是区域内贫困发生的重要原因,而贫困反过来又可能加剧生态的破坏,两者形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
作为可直接对农户产生经济效益的环境政策,生态补偿为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能够兼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减贫增收的双重目标。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动生态补偿扶贫,并对现金直补、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担任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等方式进行了积极探索。
当前生态补偿扶贫政策存在局限性:
江西吉安永丰县魏家村的村民在水土保持生态林地劳作。生态补偿的初始目标是保护生态环境,遵循基于自然要素或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补偿的原则,其生态目标和减贫目标容易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导致生态补偿扶贫实践中出现补偿标准偏低、小农户参与存在障碍、减贫缺乏长期性等问题。
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一方面,我国生态补偿的补偿层次单一,主要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补偿或直接面向农户的纵向补偿,且全国遵循统一的补偿标准,缺乏灵活的动态调整机制。对贫困地区发展成本更高的贫困人口而言,现金补贴的扶贫效果不明显,甚至会进一步加深贫困程度。另一方面,在生态补偿项目区内,贫困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吻合度高,自然资源禀赋较差导致许多贫困小农户被限制在政策门槛之外,不能从中受益。此外,现有直接给予农户现金补贴、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担任生态管护岗位的补偿措施,虽然可以短期内让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但这些项目缺乏对农户生计长期发展的支持,脱贫稳定性不足,造成生态补偿扶贫存在一定局限性。
为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真正转化,让贫困人口从生态保护与修复中得到更多实惠,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需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扶贫的机制设计。
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热情:
由于可用于发展的要素资源短缺、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并受到文化、交通、环境等因素影响,贫困地区参与生态补偿项目的农户转移就业难度较大、收入渠道有限,主要依靠土地耕种为生。
在当前补偿标准偏低的情况下,建议加大对贫困地区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引导生态补偿资金、国家重大生态工程项目资金向这些地区倾斜,进一步提高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与恢复的资金投入水平以及对贫困县的转移支付补助系数,加大对贫困人口的支付权重。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国家、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和专项补助资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等项目的补偿标准,健全动态调整机制。
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仍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尚未形成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政府部门应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到生态补偿中来,拓宽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大补偿的力度和范围。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设立生态补偿扶贫基金的形式,开拓社会资本的进入渠道。
2019 年 3 月,国家林草局发起设立了“林业草原生态扶贫专项基金”,聚焦定点扶贫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重点贫困地区开展生态补偿、国土绿化和生态产业扶贫。基金首期共获得由国家林草局七大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春秋航空公司捐赠的启动资金 1750 万元人民币。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基金、企业进行捐赠,既能体现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正面形象,又能获得相关税收优惠,大大提高了其参与积极性,将成为社会力量持续支持和深度参与生态扶贫工作的有效形式。
充分发挥岗位型补偿的扶贫作用:
优先让贫困户担任生态管护岗位,是突破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有效手段,对于贫困人口帮扶有更好的靶向性;同时,生态脆弱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原住民世代生活在此,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社会网络和交流沟通方式,相对于外出打工,农户显然更倾向在当地就业。为此,建议在贫困地区进一步完善各类生态保护区的管护岗位设置,鼓励国有林场、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等优先聘用周边贫困农户从事服务性岗位或季节性工种,充分发挥岗位型补偿的扶贫作用。以贵州为例,目前全省 66 个贫困县选聘了 6 万名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可得到 1万元的劳务补助,使 6 万个贫困家庭 25 万贫困人口每年人均稳定增收 2400 元,实现了农户在家门口就业和全家脱贫。
生态管护岗位对文化和身体素质等均有所要求,家庭劳动能力较弱的农户可能无法达到参与门槛。为扩大该项政策的受益面,还需进一步拓展岗位型补偿的范围。可以结合新一轮退耕还林(草)、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项目,提供更多参与门槛较低的临时性就业岗位,将无法达到现有生态管护岗位参与要求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去。
发展兼具生态、经济效益的农林产业:
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鼓励、扶持农户发展产业是关键和核心。在生态补偿实践中,建议结合项目实施,支持农户依托当地优势资源发展兼具生态、经济效益的农林产业,实现“造血式”扶贫效果。在新一轮退耕还林(草)、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项目中,可鼓励农户发展精品水果、核桃等经济效益高的经济林产业,让农户后期可通过售卖林果获得持续性收入。云南红河州依托退耕还林着力打造经济林产业带,目前已初步形成北部以核桃、桉树、油茶、林果为主,南部以桤木、杉木、橡胶、茶叶为主的多个产业带(群)。2018 年,全州共实现林业产值 186.7 亿元,农户人均拥有 4 亩以上的特色经济林,林业人均收入超过 2500 元。
此外,可鼓励参与生态治理项目的农户适度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每年批准一定指标允许砍伐出售以获得经济收益;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允许农户在退耕地上间种豆类、中药材、菌类等经济作物,打造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产业基地,并对具有高附加值的林产品进行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配套开展森林旅游开发,充分整合资源要素以实现森林价值最大化利用,帮助农户建立长期稳定的收入渠道。
探索多元化、综合性的补偿机制:
2018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从健全碳排放权抵消制度、发展绿色金融等九方面进一步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格局。生态补偿扶贫需要充分统筹这些新手段来扩大政策的减贫效应。
广东肇庆基于农户参与公益林补偿可获得持续稳定现金流的特点,于 2018 年 4 月成功发放了省内首笔生态公益林补偿收益质押贷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公益林补偿款的 7 倍,并设定多种灵活的还款方式,有效破解了公益林项目补偿金额较低、森林资产闲置无法有效变现等问题,将未来若干年可预期补偿收入转化为现实收益。通过绿色金融手段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让“沉睡”的生态资源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既能让参与农户获得生态红利,又能增强其参与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
还可结合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积极开展碳汇交易扶贫工作,推动有碳排放权配额需求的单位、企业与贫困地区进行碳汇交易。在这方面,贵州鼓励、引导经济发达地区的单位和具有碳交易配额履约任务的企业购买本地贫困地区的林业碳汇减排量。2018 年,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实现新增碳汇量 50 万吨以上,参与贫困户每年可增收 1350 元。
需要强调的是,在给予农户现金补贴的同时,还应注意完善多层次、综合性的补偿机制,加大对农户所在村庄、合作社的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支持农民劳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及创业,扶持贫困区后续产业发展,统筹建立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多种方式在内的综合性补偿模式,以此扩大生态补偿的减贫效应。
第五篇:发挥党代表作用增强扶贫活力
发挥党代表作用增强扶贫活力
麻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2011年7月)
党代表作为党组织联系党员和群众的重要纽带,直接关系到百姓的方方面面,为进一步发挥党代表作用,充分发挥党代表先锋模范、党内监督、建言献策、桥梁纽带作用。根据中共麻阳县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好党代表作用的通知》(麻创先发[2011]4号)的通知,办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做好公开承诺立誓言
按照以县为基本责任单位的扶贫工作制度,做好“两项制度”有效衔接,“整村推进”扶贫工作,“雨露计划”培训工程的协调、施行进度、实施管理、督促检查和组织验收。办制定今年七大扶贫实事承诺:一是在全县完成减贫任务3000人;二是扶持贫困村新修、整修村级公路20条25公里,新建渠道7公里,溪坝9处,人畜饮水1处;三是在全县23个乡镇开展“两项制度”有效衔接试点,投入扶持资金663万元扶持贫困群众16583人;四是开发优质刺葡萄600亩,开发金银花1500亩,优质柑桔3300亩,黄桃800亩,扶持贫困村建烟叶基地800亩;五是在全县发展能繁母牛1000头;六是争取上级财政扶贫开发资金1000万元;七是对农村贫困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外
出转移就业或在本地创业就业。全年完成劳动力转移培训254人,高初技术培训700人。
办好实事好事为系民意
“跑遍山乡是为了多了解情况,改善条件是为了更尽到职责。”在去年全县续建、维修村级道路53公里;维修渠道8公里,溪坝改造1处;人畜饮水池4处,安装引水管道6公里;发展高山富硒葡萄基地1000亩,油茶基地1500亩;培植葡萄苗圃10亩;改优质柑橘10000亩;新增优质肉牛1732头,其中新增能繁母牛1301头,发展能繁母牛养殖户172户,其中新增5头的149户,10头的9户,15头的5户,15头以上的达到9户。使得全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005人,这是阶段性的扶贫成果。迎接中共建党九十周年华诞,办下基层深入了解民情,以农民得实惠为落脚点,“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七月办向县人民政府争取项目资金的工作经费5万元用于村寨基础建设。切实解群众之所需。
结好帮扶对子解贫困
为加强与群众的沟通联系,以扶贫帮困为主要内容,创新开展党建工作,深入对口扶贫村,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营造了亲民、爱民、惠民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社会和谐。办实行帮扶一户特困群众结对子,开展“手拉手,心连心”慰问活动,让支部组织与特困户进行握手,启动了“一对一”包干帮扶工作,大胆实践,创新党建扶贫工作的新模式,推动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献好计策建议促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是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一种全新的具有强大发展潜力的扶贫模式。与以往的财政扶贫、信贷扶贫、民政救济扶贫和物资捐助扶贫等“输血”式扶贫相比,旅游扶贫是一种积极的“造血”式扶贫,它从更高的层次上帮助贫困地区寻求自我发展的“内功”。通过西晃山“红色之旅”感受秀丽风光,了解民生,倾听民意,村长和村支书出示了关于发展西晃山旅游事业的规划与设想,办发现西晃山具有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的巨大潜力,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可以促使本地人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这也正是从“外脱”到“内脱”致富的典型事列。旅游扶贫的战略可以定位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以当地居民受益为目的、以脱贫致富为目标;以环境保护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这是麻阳旅游事业宏伟蓝图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