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一篇：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中心;东西方革命;社会主义因素

[摘 要]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东西方革命互动的思想。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他们对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预测和设想至今没有实现,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却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情形。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现实,引导我们去发现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以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忽视、而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凸显出来的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为理论基础,根据世界范围内历史时代的演变和革命形势的变化,先后论述了19世纪40年代以来直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与东西方革命的互动关系,预测和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机、条件、形式和进程。他们的预测和设想至今没有变成现实,而且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局面,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因素的观点,成了我们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新视角。这个理论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这个理论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坚定社会主义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信念。

一、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主张批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他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有两个绝对必需的前提:一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否则就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会重新开始争夺生活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二是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各个个人的存在。他们认为,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仍然会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6、87)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指出:“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1](P241)学术理论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理论称为“共同胜利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既是他们的世界革命中心转移和东西方革命互动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基本的理论出发点。

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共同胜利论”只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1850年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思想。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对上述两段引文所作的注释就持这种观点。注释写道:“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恩格斯最早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中作了明确的表述……。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预见到美国将发展成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并认为欧洲要不陷入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在这以后,他们再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1](P792)这个说法根本不符合实际。“共同胜利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恩格斯在晚年还多次重申过这个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只依靠英国一个国家。它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保证”。[2](P361)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3](P87)恩格斯晚年讲的这两段话,与他早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讲的那段话是基本上相同的,怎么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以后“没有重提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设想”呢?当然对“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能机械地作简单化理解。“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不是指在某年某月某日世界上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而是由于工业发展程度的不同,在不同国家里革命发生得有快有慢、有迟有早、有易有难,有一个由少数国家到多数国家再到全世界的蔓延扩展过程。这一点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得十分清楚。[1](P241)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的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历史条件却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发生并取得胜利,而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很可能是经济文化尚不发达或不甚发达的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首先发现并运用这一规律,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开辟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列宁的这个思想是在1915年《论欧洲联邦口号》、1916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提出来的。学术理论界把列宁的这个思想简称为“一国胜利论”。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他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4](P554)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4](P722)列宁的这两段论述,有以下几点需要提醒读者注意:(1)在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而不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其最深刻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2)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不一定是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但一定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前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3)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要支持和援助仍然在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向全世界扩展,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进程。这说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4)各国资产阶级必然发动战争力图打垮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因此,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必须奋起反抗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正当的和正义的自卫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

特别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列宁虽然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的思想,但他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单独一国或几国的无产阶级是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不能建成完全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不仅如此,一国或几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如果得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响应和支持,不能激发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胜利,其革命成果是难于巩固甚至可能得而复失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惨痛事实确凿地证实了这个真理。由此可见,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它的继承、发展和深化。那种认为“共同胜利论”只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而不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胜利论”的否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一条相关的注释就持这种观点。这条注释如下:“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时才可能胜利(这种转述与恩格斯的原文不完全一样。恩格斯的原文是:„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这种掐头去尾的转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恩格斯的原意——引者注),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个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代来说是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根据他所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做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可能同时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5](P698)这种观点作为个人的一家之言是可以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的编译机构,做这样的注释则是欠妥的。这样的注释只是指出了列宁的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差别,即无产阶级革命首先从哪里开始、是几个发达国家“同时进行”还是一国或几国“首先进行”的不同,而没有指出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即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只有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胜利”。

二、世界革命中心的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即“共同胜利论”,为他们的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革命中心的任何一次转移,都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前提和最终目标的。

在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最集中、最尖锐的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英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其他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恩格斯在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这种情况做了具体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时英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无产阶级革命将有可能首先在英国爆发,由英国向全世界扩展。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讲到,“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1](P241)

1848年2月,在法国爆发了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路易•菲力浦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工业资产阶级统治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由于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二月革命胜利的成果被资产阶级窃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迅速上升到首位。资产阶级要求第二共和国确立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全面统治。工人阶级被迫拿起武器,发动了反对资产阶级的六月起义。马克思在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经验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长文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1](P398)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法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马克思在上述这篇文章中说:“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1](P401)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告诫人们,革命即将迫近,在新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再像1848年二月革命那样受资产阶级的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导致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资产阶级窃取。同时强调指出:“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1](P374-375)这就是说,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成为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序曲和先声。

188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中,在总结法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1848年革命斗争经验时强调,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解决;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P582-583)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将由法国转移到德国。1863—1864年爆发的波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起义,不仅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阶段,而且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欧洲各国最进步的力量都支援了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马克思在1863年2月13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波兰这次反对沙皇政府专制制度压迫的民族解放斗争,标志着“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新纪元”,并且认为这次革命将接受1848年二月革命的教训,抛弃1848年二月革命“那些天真的幻想”和“那种近乎幼稚的热忱”,并且希望“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法国首倡作用的„光荣‟”。[6](P322)所谓革命的“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就是指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诱发、激起西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在1870年2月为《德国农民战争》写的第二版序言中,叙述了伴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1848年革命以后的20年中,德国无产阶级及其各种组织发展壮大、逐渐成熟的情况,认为“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7](P628)马克思在1870年2月12日至恩格斯的信中,表示赞同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的思想,并且认为,“虽然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但德国对于社会运动更成熟得多,并将远远超过法国人。如果法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自我欺骗”。[8](P427)为什么说“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德国人比法国人“更成熟得多”呢?恩格斯在1875年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写的补充中作了说明。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7](P635)第一,德国民族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主要理论前提。如果德国工人没有理论感,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单个行业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前进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而发生毒害和混乱。第二,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实践,是站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重犯他们当时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德国工人运动是在自有工人运动以来,把工人运动的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验方面所有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互相联系,有计划进行的典范。总起来看,“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同时恩格斯当时似乎预感到,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还可能发生变化。他指出:“事态变化究竟容许他们(指法国工人——引者注)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这是不能预先断言的。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这个地位,他们就能很好地执行这个地位所应有的职责”。[7](P636)

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证实了恩格斯当时的预感。1861年俄国农奴制度改革以来,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革命的中心逐渐从法国和德国向俄国转移。马克思一向十分重视对俄国社会状况的研究,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为此,他专门学习了俄文。当他能够查着字典相当快地阅读俄国民粹派理论家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时,感到十分高兴。他在1870年3月5日至劳•拉法格和保•拉法格的信中,对这部著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使人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8](P646)

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指出:“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在俄国,“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9](P284、285)同年,恩格斯在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导言中又说:“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大的意义。现在的俄罗斯帝国是西欧整个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同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10](P642)马克思在1878年2月4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预测,假如俄国在俄土战争中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急剧转变”。[11](P294)

从以上的简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的轨迹是:革命中心逐渐从西方向东方转移,即从英国转移到法国,从法国转移到德国,从德国转移到俄国。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则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国家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转移。在革命中心处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他们希望并相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能够把东方落后国家带进社会主义社会中去;在革命中心处在东方落后国家的时候,他们希望革命的“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即东方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能够激发起西欧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情况都是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这两种设想都没有变成现实。应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设想属于对革命形势的预测和判断,而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不能因为这些预测和判断没有变成现实,去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这种情况却启发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革命中心转移的思想,着重论述了20世纪初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和俄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思想。

列宁1913年5月7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亚洲的觉醒》一文指出,一向被公认为长期停滞的典型国家——中国,“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继俄国1905年的运动之后,民主革命席卷了整个亚洲——席卷了土耳其、波斯、中国。在英属印度,**也在加剧”。他认为,“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4](P315、316)列宁在同年5月18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另一篇文章《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兴高采烈地指出:“在亚洲,强大的民主运动到处都在发展、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亿人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4](P318)

前面讲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革命的中心转向俄国。他们讲的俄国革命是指反对沙皇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而不可能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直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这种看法。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比较容易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12](P416)而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队已经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召开的全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讲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末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养成了发起革命行动的奋不顾身的首创精神,从而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队”。“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12](P416、416-417)列宁的这一对世界革命发展进程的预言同样没有变成现实。俄国人确实开始了,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却没有去完成,他们至今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的这一预言属于对革命形势及其发展进程的判断,而不属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不能因为它没有实现而否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同样启发我们从新的视角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二篇：创新决定前途命运

创新决定前途命运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对科技创新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当今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和兴起，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显现发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必须要紧紧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一、创新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

尊重和强调科学技术对历史的强大推动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曾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劳动生产力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成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国际格局变迁的一个基本动力。正是由于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人类才能从蒙昧走向文明、从贫穷走向富裕。

古代中国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人类文明，科技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为世界科技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近现代以来的几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认知空间、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使世界格局和力量发生重大变化。蒸汽机和纺织业的发展促成了英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化工业和内燃机的发展使德国加速壮大；电力、铁路、汽车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成就了美国崛起，位于欧亚大陆一隅的西欧抢占了工业文明的先机，而近代中国则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境地。究竟是什么束缚了东方巨人前进的脚步？说到底就是中华民族与数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我们的科学技术落后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发展，针对我国发展的不同时期及时制定相应的科技纲领、目标和政策，走出一条底蕴深厚、前途光明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超级计算机等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取得，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面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需求，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引领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大幅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与主要发达国家不断接近，一些方面甚至成为领跑者，我国正日益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科技大国和创新大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还不是科技强国、创新强国，科技发展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与先进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

我们党在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抉择，体现了我们党对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正视现实、承认差距、密切跟踪、迎头赶上，加快推进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进程。

二、科技创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创新创造日新月异，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国民财富增长和人类生活改善越来越有赖于知识积累和科技创新，科技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将对各国发展和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人类社会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科学理论的突破成为各行各业技术创新的源泉，科技创新的速度明显加快，新技术的突破已成为产业加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以新技术催生新产品、培育新产业、开拓新市场已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鲜明特点。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云计算、高端芯片的发展，带动信息产业及其众多相关产业加快变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方兴未艾，带动健康产业、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物制造、环保产业不断壮大。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基因技术的交叉融合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这些科技创新与产业变革的重大突破，将深刻改变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态。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伴生的倒逼机制，推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快。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调整转型期，依靠科技创新打造新的增长点、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成为摆脱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总的来看，科技创新内在规律驱动和全球发展巨大需求拉动的共同作用，迸发出世界范围内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巨大能量。这对各国发展而言既是重大机遇，也是重大挑战。抢抓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已成为新时期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共同选择，国际竞争的焦点已前移到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较量。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未来呼唤科技创新。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发展方式粗放的特征比较明显，发展代价过高过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依然突出。要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形势新变化，必须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

来、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加大创新驱动发展的力度上来，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要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迫切需要强化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

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加快科技改革和创新步伐。党的十八大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增加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紧紧抓住并用好这一新机遇，迫切需要大幅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我国科技创新在国际舞台上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多，引进技术的门槛日益提高，遇到的贸易壁垒不断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双重挑战。国际竞争历来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把握全球科技经济发展新趋势，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努力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

三、奋力开启迈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同步走、同向行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创新型国家建设也进入了决定性阶段。我们将全力落实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迈向世界科技强国的坚实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服务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创造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从要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坚持把促进经济实力和社会生产力提升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首要任务，围绕产业发展需求部署创新链，深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充分发挥好国家科技示范工程、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尽快形成一批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把科技惠及民生、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加强各个领域的科技创新，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使创新成果更多地走进百姓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坚持把促进科技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环节，统筹落实科技、教育、人才三个规划纲要，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和科技基础能力建设，下大力气解决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不断增强创新

发展的后劲。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实现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转变。坚持把改革作为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全面落实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精神，把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坚持把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不断增强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创新服务能力，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市场需求有机衔接。加强统筹部署，促进协同创新，加快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统筹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技管理向创新管理转变，促进全社会把智慧和力量更多地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形成推进创新的强大合力。加强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科技政策环境，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强化科技开放合作，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谋划布局，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高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强与各国的科技合作和创新对话，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支持企业、地方与国家高新区加强科技开放合作，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科技实力。支持国际学术组织、跨国公司等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鼓励我国科学家发起和组织国际科技合作计划，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

第三篇：分数无关命运 选择决定前途

分数无关命运 选择决定前途

关键词：分数；选择；江西新东方；高考

核心提示：紧张忙碌的高考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随着大家的期待，高考的分数公布出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不能够淡定下来，毕竟高考被称为人生命的转折点，这也就使得许多高考学子对其重视有加。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同学们也应该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之路做好规划了。

紧张忙碌的高考在人们的视野中渐行渐远，随着大家的期待，高考的分数公布出来，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不能够淡定下来，毕竟高考被称为人生命的转折点，这也就使得许多高考学子对其重视有加。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同学们也应该为自己接下来的人生之路做好规划了。

上大学是每一个年轻学子的梦想，在以前，能够考上一所大学，那么也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人生有了保障，然而那毕竟是以前，在如今这个发展快速的社会，想要凭借着一纸文凭寻找到一个好前途也仿若痴人说梦了。但是毕竟大学时每一个年轻学子的梦想，可是老天并不能够让得每一个梦想都能够实现，所以对于那些高考之后意外失利的人，他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呢？

其实生活就是要有变动，如果沿着一条已经安排好的道路行走下去，那么最终生命又会有什么意义呢？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他喜欢将命运安排的跌宕起伏，出人意表，谁也猜不出下一步他会如何安排，但是有志者必胜天，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但却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这样的几率在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却是显得那么普遍。

如今又有一批年轻人即将面临着一个窘境，高考没有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案，相反的，却用一个名为分数的东西将他们十几年的努力摧毁，有一些心智不坚的人或许就会选择放弃追逐人生，抑或是从此一蹶不振，其实分数并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他并非是能够衡量一个人前途的标准。

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办学23年以来，立足市场，为社会培养了数万名优秀学子。学院设施齐全，师资力量雄厚，专业设置前沿，教学理念先进，学生从基础学起,强化基本功的训练,全面掌握厨师应具备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老师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加上独有心得，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讲解，学生每天在教师的指导下，亲手制作各种菜肴,使每位学员易学、易懂。

分数不能够决定命运，但一次选择却能够决定你的前途，如果高考不够理想，那么就不妨像江西新东方的学子一样寻找另一片天空。

第四篇：从新的视角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从新的视角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由湖南桃江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引发的思考

摘要：通过观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视频和撰写十九大报告读书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字贯彻报告始终，创新点不断。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阐述，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需要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三个没有变”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本文拟结合2017年湖南桃江学生肺结核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换一个视角，以具体事件的角度来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谈出自己的理解。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桃江学生肺结核事件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继1956年党的八大以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规范表述以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再次改变[1]。社会矛盾的转变，是以一定的经济增长、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生态和谐为基础的。首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原本社会主要矛盾中的“落后生产力”的现状已经有所改变，从“亚投行”、“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都可以看到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逐渐在世界各国中承担的重要角色；其次，“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也有足够的事实来支持和证明。[1] 刘同舫.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背后的必然逻辑[J/OL].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1-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139.C.20171114.1616.002.html.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保障性住房建设稳步推进[2]。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推出，基本的生存需要解决之后，人们的需要会转变为更高层次的需要，具体来讲，就是从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到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新的需要。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社会的建成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前提和基础。

这个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基本内涵中应当包含政治文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生态和谐、社会稳定、科技进步等各个美好生活的衡量指标，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幸福生活指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其中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现状，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外，还应该意识到我们这个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应当是客观、公正的和普遍的。

2017年的湖南桃江学生肺结核个例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似乎给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基础和前提蒙上了一层阴影。事件发生在湖南省桃江县城的一所中学，据有关资料显示，该中学大约从一月份起就发现有肺结核病例，却没有引起校方重视，直至八月份才有疫情通报，以至于事情由个例发展到公共卫生事件，由可控发展成为了不可控。校方的有关机构负责从事件的发生到确定再到合理的上报全部处于被动状态，截至2017年11月17日，桃江县中学已发现肺结核确诊病例29例，对于10例就可以称之为疫情暴发的肺结核疫情，校方、政府有关部门发现疫情没有及时上报，甚至隐瞒发病人身份。就在这所中学疫情上报之后待处理时，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也发现疫情，桃江县的卫生部门展开了积极的处置，同时当地的卫生部门也对这个学校的学生开展了筛查工作。[2]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7/10/19/033907439.shtml

截至2017年11月24日20时30分，桃江县第四中学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81例、疑似病例7例。桃江县职业中专学校共报告肺结核确诊病例9例、疑似病例3例[3]。卫生部门对两所中学的学生都进行了筛查，并做出了休学和治疗等决定，而针对康复治疗阶段患病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校方也制定了不同的学习方案。

当事件发生直至程度严重追责的时候，各部门却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甚至有新闻节目《1+1》对这个事件调查和报道的过程中提到，该中学学生在最早被误诊为肺癌的时候就主动要求去市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却被学校有关领导“半路拦截”，不让学生去进一步做检查确诊。这场公共卫生事件中，学生、校方、政府有关部门，这些本该处于主动的事件主角，学生不懂，校方发现疫情苗头却未引起重视，没有进行任何防控措施和公告，直至八月份，县政府才决定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对于具有感染性的疾病，校方直至大规模爆发后，仍然没有任何政策和宣传上的应对措施，学生对与学校是否有肺结核疫情也不知情，这不仅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在一些传染性疾病的日常教育上的缺失。事件以对学校、政府及其相关责任人的追责和免职为处置结果。针对这种传染性的疫情，一方面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一定要保持足够的重视，但是这次疫情的发生和处理过程让我们看到，社会大众和政府部门对于社会责任的履行和承担还有很大的不足之处。

几名地方政府官员的被问责也难以承担近百名学生被传染了肺结核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关键是一个原本可控的个人疾病为何会演变为影响恶劣的公共卫生事件，桃江涉事学校、老师、疫控中心或者说学生遇事会选择无视或者隐瞒，因为这其中可能会涉及到维护名誉或者追求教学效果等因素，还有对传染病防控知 [3]http://www.xiexiebang.com/newsDetail_forward_1869390卫计委派员督导桃江四中结核病疫情处置：及时公开发布信息.识的缺失等。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2017 版》，明确要求同一学校同一学期发现 2 例及以下患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及时向患者所在学校反馈；发现 3 例及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患者时，应当向同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学校报告、反馈[4]。但是疫情发生后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处理却不尽人意。其实，从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前提和基础的夯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众一起去创造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去发展、去进步，不能否认矛盾、回避矛盾。这样的事件发生以及最先隐瞒疫情的处理措施无疑是回避矛盾的，是隐藏在学校以及政府创造的“美好景象”后更大的危害。一则事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关注，就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应该去做的不是一味地追责，而是不断反思。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明确涵盖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需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生活需要”较“物质文化需要”要求更高，涵盖面更宽，层次更高。例如，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明确涵盖生态环境的要求，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包括了人民对优美舒适环境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没有明确涵盖安全的需要，而美好生活需要则包含了人民对自己的生命财产保护的需要。物质文化需要也没有明确涵盖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方面的要求，而美好生活需要涵盖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要求。对于如何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基本方略，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遵循[5]。只有坚定不移地遵循新发展理念，才能确保发展的可持续。

[4][5]张萧然.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的症结：传染病防控意识的缺失[N].中国产经新闻,2017-11-23(001).郭熙保.用新发展理念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N].中国教育报,2017-12-02(003).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新理论来指导，这个新理论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6]。因此，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行动指南。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贯彻落实协调、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的重大任务。协调发展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同步问题。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不平衡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把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共享发展是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困问题，解决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问题。通过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协同，着力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问题。

此外，要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则需要贯彻落实创新、开放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不竭动力。我国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去那种依靠高资本积累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关键就是要实现动力机制的转换，就是要把过去以高资本积累推动增长的动力机制转换到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动力机制。而技术进步的源泉就是创新。现阶段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也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转换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发展理念也是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现阶段对外开放较之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开放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开放，不仅仅是出口导向和吸引外资的那种初级阶段的单向对外开放，而是在经济全球化 [6]郭熙保.用新发展理念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N].中国教育报,2017-12-02(003).日益深入、中国经济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下，逐步从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转变为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格局，全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这种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是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解决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必由之路。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需要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也是我们两个一百年目标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从湖南桃江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上，我们看到在发展的路途上仍然面临很大的挑战，而社会、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对这些挑战、面对这些矛盾的态度则是关键所在。不回避、承认矛盾的存在并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理清每个角色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社会责任，才能规避回避矛盾的假象，才是真正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意义和强大理论支撑所在。

第五篇：从新经济反思货币政策

在人类步入新世纪的今天，经济的发展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的产业化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在包括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看来，四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是不能同时达到的。但是，在今天时兴的新经济中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而在现代中央银行都将这四个目标列入基本的货币政策目标中。这也使得央行的职能和运做方式需要进行变革，以适应现代经济的“新”。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 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 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联合体和纳斯达克市场的迅猛发展代表了这一趋势。对于那些未参加联合体的证券交易所来说，肯加入其中的肯定是一些经营绩效不好的企业，这就会造成这些市场中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因此，它们也会努力加入到合并的行列中，现在拉美很多国家的交易所也正在考虑合并的前景。我们国家也在积极策划沪市和深市的合并计划。

我个人以为中国政府在策略上很多地方都考虑周全，可是实效却未必很好。例如，货币政策上收效甚微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许多人认为的单纯模仿美国，而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状况复杂。按理说，中国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就需要减少税收，但是税收少了，国企改革怎么办？社会安定如何解决呢？而利率一降再降也没有拉动需求，就在于收入预期不高。对于此，中国股市的政策市连连上升，以财富效应拉动需求，但是效果也不理想。一级市场常常冻结大量资金，而二级市场又往往是庄家搏杀散户的地方，君不见十年股市，多少违规大事，多少诸如苏三山，琼民瑶的“地雷”让散户撞上，而碰到管金生这样的嗜好赌博的大机构者，创造“三.二七”事件，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不过我们也欣喜的看到中国股市正向理性投资的方向转变。所以面对新经济，考虑这么多的货币政策取向都不是根本的关键，关键在于从制度上创新，改变我国经济结构，改变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所提及的缺乏制度改革的“后发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