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语言也是战斗力
语言也是战斗力
杨岚博士曾于1985年至1990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工作,1990年赴英访学,1996年获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今,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东亚研究系,现为该系主任。本文谈的是她研究文革时期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专著《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Chinese Fic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革小说,依照杨岚统计的数据,从1972年开始恢复出版,到1976年秋天,共计126部。其中军事题材32部,农村题材24部,工业题材18部,知青再教育题材17部,而反映知识分子题材的,只有李惠薪写医疗队下乡的《澜沧江畔》。这大体反映出文革时期以工农兵和知青为社会主体的状况。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数量更大的军事题材作品而以农村题材为样本呢?杨岚列出的理由有三:其一,相比于以战争描写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全部是反映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乡村生活的,这也反映出文革小说的主潮;这些农村题材小说主要表现当代乡村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路线斗争,这也正是文革现实和文革文学的主潮。其二,就艺术水准而言,农村小说在文革小说中是水平最高的。后文革时代,中国的批评家给予好评的四部文革小说,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谌容的《万年青》、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有三部都是农村小说。其三,这些农村小说,覆盖了50—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这在前文革和后文革农村小说中都是不曾有过的。
“英雄形象”的异同
《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ain Heroes”:主要英雄人物的塑造。分别从主要人物的家庭背景、阶级属性、成长教育对其精神世界的影响,人物肖像描写(通常的“浓眉大眼”“目光炯炯”“声如洪钟”“身形强健”),意识形态的品质,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特点等角度,加以评析。比较醒目的,是论述主要英雄人物与其他人物关系的一章。与样板戏的那种抛弃家庭生活和个人情感不同,在小说中,主要英雄人物大都是有家有口的,而且,他的家庭,往往成为其积极投入集体事业和路线斗争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也和前文革小说不同,在《创业史》中,梁生宝的爱情与婚姻,都还是未知数,在《山乡巨变》中,刘雨生的妻子张素贞,不但是他克己奉公、热心集体事业的后顾之忧,还因为两个人的志向不同离了婚。文革小说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的妻子们,却都是丈夫的好帮手。同时,在作品中,通常会有非常活跃的女青年,在共青团或者生产突击队里生龙活虎、敢说敢闯,会有出身贫寒却思想糊涂的老贫农犯糊涂打横炮,当然最重要的是会有“阶级敌人”或者党内的走资派(许多时候是两者兼有)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这与前文革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图谱,大同小异。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呢?
语言学视角的新发现
杨岚文革时期小说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它对于小说作品的文学语言学分析。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建构的基本材料是语言,研究文学问题,当然应该以文学语言学研究为前提。但是,在当下的文学研究中,它又是最薄弱的一环。这既和人们的关注热点有关——从启蒙和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的译介引进,在中国学界相继成为显学,在文学语言学的方法论方面,我们却一直缺少强劲的理论资源。同时,文学语言学研究,又是个笨功夫,耗时费力,在当下这个学术生产大跃进的功利氛围中,其投入产出,显然不成比例。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研究者的知识准备。它要求研究者要同时具有文学和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在当下的学科越来越细化的条件下,二者似乎难以得兼。国内研究文革样板戏的语言学力作《语言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作者董克懿,就是凭借其语言学的基本功,对“样板戏”的语言特征作出了精到的分析,不仅讲语义、词汇,还讲到语音、频率、传统戏曲的音韵等。这些,都使得文学的语言学分析,有了更高的门槛,增加了登堂入室的难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杨岚对文革时期小说的文学语言学分析,就有着双重的意义:其一,是看其如何开拓了文革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可以说,文革时期的语言,是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集时代精神之大成,又以空前的力量操控了那个时代。在读书中,我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文革时期是“被语言操控的时代”{1},但是还没有能够予以展开,予以深化。从杨岚的《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中,我体认到了语言的操控性。作为文学作品,它的语言方式,既是时代性的独特反映,它将富有时代特色的社会语言凝定下来;同时它又通过阅读,通过电台广播(这是电视传播兴起之前最为广泛的社会传播和文学传播途径),将这种语言方式进一步流传开来。其二,是在文学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它也提供了一个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缜密思路,具有很强的示范性。
十部小说如何选取?
杨岚的做法是,选取了十部小说为样本,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这十部作品,包括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谌容的《万年青》(1975),林予、谢树的《咆哮的松花江》(上卷)(1975){2},朱剑的《青石堡》(1976){3},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地区三结合创作组集体创作的《雨后青山》,田东照的《长虹》(1976){4},古华的《山川呼啸》(1976),还有作为参照系的文革前出版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卷),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浩然的《艳阳天》(第一部)。后三部作品不必多说,都是1950—1960年代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典范之作,七部入选的文革小说,是杨岚精心的选择,也各有其道理所在。浩然不但是稀缺的跨时代的作家,其《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又经常被杨岚用作进行比较两个时期小说异同的范例。《咆哮的松花江》的作者林予和谢树,都是50年代初期出现的部队作家,后来又来到北大荒军垦总局工作,时为文学报刊编辑。《万年青》的作者谌容、《山川呼啸》的作者古华、《长虹》的作者田东照、《青石堡》的作者朱剑都是在文革时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在新时期走向成熟和丰收,各有造就。而《雨后青山》的“三结合”创作组{5},作为一种特定年代的产物,它对文学创作包括语言方面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而且,这十部小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严谨的考量。从时段看,它们涵盖了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山乡巨变》《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60年代前期的包产到户和社教(四清)运动(《咆哮的松花江》《万年青》),直到文革时期的乡村斗争(《长虹》《山川呼啸》)等。从地域分布看,中南(湖南《山乡巨变》《山川呼啸》),西部(陕西《创业史》),北方(北京郊区《艳阳天》《金光大道》,山西《万年青》《长虹》),东部(江苏《青石堡》),西南(广西《雨后青山》),东北(黑龙江《咆哮的松花江》),分布合理,涵盖全面,且为后面的地方方言分析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前提。对上下卷本(及多卷本)小说只选其上卷,则把握了每部作品的长度,从《山乡巨变》上卷的215000字(实际字数,而非印刷字数),到《艳阳天》第一部的472000字,大部分作品则是在30—40万字之间。这样,限定了研究范围。在词语分类上,粗话,意识形态话语,谚语、俗语、歇后语和经典语言,地方方言,书面语和口语,军事用语,农业用语和气象用语,夸张性用语,被分别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析和评判。
意识形态话语的定量分析
就以最具有文革时代特色因而地位也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杨岚细化为几个类别。
意识形态的指称:革命,政治,社会主义等;
政治身份、政治组织及相关的名称:共产党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卫兵等;
政治运动名词:土改,合作化,农业学大寨等;
阶级成分:贫农,贫下中农,地主,富农等;
政治口号:“造反有理!”“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的引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
政治文件:如《十六条》《前十条》等。
此外,还有一类,本来与政治无关,但是在时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政治色彩,成为政治用语,如“道路”“思想”“觉悟”“帽子”,以及“人还在,心不死”“一道金光照四方”,云云。
将这样的分类法具体应用到作品中,《山乡巨变》中的意识形态用语最少,在全文中占据604字,为2.81‰,《万年青》和《雨后青山》最高,分别为9.10‰和9.8‰。即便考虑到,描写60年代前期农村生活的作品,会回溯到50年代的农村形势,涉及到集体化时期的政治用语,出现增量,这样的比例,仍然是很高的。总体而言,前文革小说的意识形态话语所占比例为4.27‰,文革小说为7.23‰,后者的意识形态色彩显然要浓重得多。《金光大道》和《咆哮的松花江》在文革小说中意识形态话语是最低的,分别为4.60‰和5.96‰。杨岚将其归结为这是两位成熟的著名作家的个人风格,不必靠过多的政治术语去强化其政治色彩。
不过,这样的论断,还需要再深入。我想应该补充的是,浩然作为成熟的著名作家,他的《金光大道》,从直接的政治用语上,可能会比那些年轻作者们使用的少一些,但是,认真地读起来,他的文字使用的政治化,许多时候是“超政治”的。如人物的命名,正面人物系列是村子里的党员高大泉、区长田雨、县委书记梁海山,反面人物是村长张金发,区委书记王友清,县长谷新民,构成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完整体系。今日看来,从字面上没有多少说道,还原当年的历史语境,不但是高大泉直接谐音“高大全”,张金发之“金”和“发”,也都有深意藏焉。在那个只讲精神而摒弃物质,只讲质朴无华,厌弃金银雕饰的年代,“金”是颇有贬义的——扩展开来,在《红楼梦》所造就的审美情境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褒贬之意不言而喻。“发”呢,直接对应张金发在乡村提倡的“要发家,种棉花”“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之个人单打独斗的“发家致富”。至于谷新民,直接喻指当年与毛泽东亟欲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相对立而大批特批的刘少奇推行的巩固新民主主义之“新民”,而不是梁启超所倡导的“新民”说之“新民”。而且,《金光大道》的许多章节,《理乱麻》《新街口巧遇》等,从字面上并不显山露水,暗中藏有机锋,莫不煞费苦心地加以很多政治寓意,犹记当年读《金光大道》,对浩然的这种机巧的情节构思崇拜得五体投地,今日看来,却是处心积虑地要将日常生活也隐喻化、政治化的拙劣行径罢了。
什么人?说什么话?
小说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除了一些客观性的描写,如墙头的标语口号,绝大多数是出自人物之口的。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进入作为表述者的作品人物的身份界定,就是不同人物的直接引语中所采用的政治语词:
在《山乡巨变》中,主要英雄人物刘雨生一共说过2023个字,有关意识形态的话语为57个字,比例为2.82﹪。作为反面对手的龚子元总共说过765字,意识形态话语为4个字,0.53﹪。老贫农盛佑亭说过3173字,意识形态话语为27字,0.86﹪。青年妇女盛淑君说过1912字,意识形态话语为13字,0.68﹪。
作品所选取的老贫农盛佑亭(“亭面糊”),属于那种没有接受什么文化教育,也未必有先进的政治觉悟者,这样可以和主要英雄人物区分开来;选取活跃新潮的青年女性,是因为她们在同龄人中间讲话最多。
在文革小说中,这四类人物,除了主要的敌方对手口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升幅有限(从1.57﹪到1.74﹪),其他三类都有大幅度提高。主要英雄人物从2.39﹪到4.30﹪,即便是其中意识形态话语比例最低的《金光大道》的高大泉口中,也比前文革小说中意识形态话语最多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要高(2.93﹪对2.81﹪)。比较前文革小说,文革小说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会在特定场合,如召开进行阶级斗争的群众大会,和政治组织的会议上,以长篇演说的方式讲出来,例如《雨后青山》中的柳旺春,一口气讲了七个页码,2026字。这超过了《山乡巨变》中的刘雨生所讲的全部话语的总和(2023字),也达到前文革小说中梁生宝的全部话语(5948)的三分之一强。在冗长的演讲中,柳旺春使用了139个政治名词。可叹!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例证,《咆哮的松花江》第13章,《金光照在心坎上》,从头到尾写的是在一个先进人物家庭中晚间举行的一场家庭政治学习会,学习内容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的论述,一家人结合生产队和家中的现实进行对比和讨论,从村子里的阶级斗争征兆说到家中的可疑苗头,作者从329页写到348页,共计20个页码,约14000字,还直接引用两段毛泽东语录,其内容可想而知有多么政治化。
虽然说,文革小说着力于刻画主要英雄人物,把许多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都交给他们表述,但是,老贫农所说的政治话语也从0.97﹪猛增到2.62﹪,青年妇女从0.98﹪到3.15﹪。这些当然说明文革小说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性的增强,也表明原先作家喜欢写的“中间人物”(通常是政治觉悟低的中老年农民)如何让位给一般的“英雄人物”(相对于“主要英雄人物”而言),怎样将前者形成的参差对比改换为后者形成的水涨船高,以适应所谓“三突出”原则:1.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2.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3.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而“中间人物论”几经批判,这样的人物在作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人们肯定《艳阳天》,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它写了一群鲜活的“中间人物”,如“弯弯绕”“马大炮”、韩百安、孙桂英、马振茂等。在文革中,浩然曾经为写“中间人物”做过检讨。到《金光大道》,这样的人物群落不复重现,也是时代使然。同时,青年女性的言说中,其意识形态话语升幅最高,这是因为她们受的教育较多,多是农村的积极分子,也说明她们在文革时代的地位上升——不过,和样板戏不同,这七部文革小说中,还没有女性作为主要英雄人物的。这也是一个有待谈论的话题吧。
穷追不舍地,杨岚从十部作品中统计出了82个高频词,以其至少在一部或者多部作品中出现10次以上为度,计有:包产到户、大跃进、大字报、单干、道路、地主、斗、斗争、翻身、方向等。其中,既有在十部作品中都是反复出现的“斗争”“共产党”“党”“革命”,也有像“包产到户”这样,在围绕乡村中推行“包产到户”的**展开的《万年青》中出现达517次的词语。杨岚把这些高频词再次细分为特定时期用语(土改、大跃进、“包产到户”)和非特定时期用语(阶级、路线、斗争),政治专有名词(共产党、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和非政治专有名词(立场、思想)。它们相互交叉,特定时期用语往往和政治专有名词对应或者合二为一。统计的结果是,在特定时期用语和专有名词方面,文革小说低于前文革小说,其他两者则要高出许多。对此的分析是什么呢?
它表明语言的更加意识形态化。那些非特定时间用语和非专有名词,都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在社会生活和语言学领域内,都是如此。《咆哮的松花江》中,有一场发生在家庭中的对话,就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述,“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里的内容,高度概括,高度抽象,所谓“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所有制”问题等,也都是非特定时间的用语,有更大的普泛性(《咆哮的松花江》,335页—33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前文革小说则是集中在“互助组”“合作社”“入社”的具体时段和具体问题,而很少纯粹地从理论高度去讨论“革命”“阶级斗争”等。当然,我们也可以补充说,这和作品对表现时代的选择的关联更为重要。前文革小说都是写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时期,它的“长期性”“复杂性”似乎还没有表现出来,更多的,是要解决互助组和合作社如何建立、如何扩大的具体难题;一旦合作化、人民公社已经实现,接下来,可能在具体行动上,没有了特别的规定性,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贯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命题,泛泛而言,抽象而论,然后再去寻找或者制造敌人,也就在所难免了吧。
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文言词语
再说到杨岚对于文革作品成语、谚语、歇后语和经典性语言的统计和研究。这也是个非常有趣但难度颇大的题目。谁说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文化”呢?从这四类语言看,除了谚语一项基本持平,文革小说比前文革小说普遍有了新的提高。两组作品的对照(以每10万字中所占比例为依据——10万分之):
前文革小说:成语140.15,谚语25.24,歇后语3.44,古典作品语言引用0.67。
文革小说:成语223.67,谚语24.14,歇后语6.49,古典作品语言引用1.21。
那么,这些数字后面有什么蕴含呢?就以成语为例。成语的大多数都是以四字一组为基本结构方式的。在历史的传承中,成语作为汉语的特有方式,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扩展了汉语的文化内涵,也使得它具有了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在恰当的时候采用成语入文,会强化文本的表达,也显示出作者的文化修养。但是,成语的频繁使用,也钝化了人们对它的感受性,失去了新鲜感。黄子平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遍体鳞伤”,我们几乎对其熟视无睹,但在翻译成英文时,它变成了“被殴打的全身像鱼的鳞片一样到处是伤”,就把它“擦亮”了,拂去遮蔽其鲜活形象的积垢,还原了其本意。在杨岚看来,文革小说对于成语的使用,许多时候都是只顾其表面上的装饰作用,恰恰是语言贫乏的一种标志。同出自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两者使用成语,每10万字的比例,分别是217.58和161.57。在数字后面,显然是江郎才尽的窘迫。如杨岚所言,“在《艳阳天》中从来没有发现在叙述者的不到30个字的一句话中,竟然会采用3个成语,《金光大道》则不然。”
他觉着这封信语无伦次,通篇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故意捣乱,真是岂有此理。
哪想到出师不利,遇上了这样的疾风暴雨,把他打了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
为了补充成语的使用,文革小说喜欢使用四个字的词组或者准成语。它加强了文革小说的套话、空话,而失去了文学语言的鲜活生动。杨岚再次列举了两个例证作为对比:
远山,近村,丛林,土丘,全都懵懵懂懂,像是罩上了头纱……圆圆的月儿挂在又高又阔的天上,把金子一般的光辉抛洒在水面上,河水舞动起来,用力把这金子抖碎;洒上了,抖碎,又洒上了,又抖碎,看去十分动人。(《艳阳天》第357页)
今夜呀,虎龙荡上,春风轻拂,微波拍岸,满江里不见了半人高的白头浪,真个是细浪前冲,流水涓涓,像在倾诉,像在吟唱……天上繁星眨眼,月亮铺洒下万里清辉,映照着一江春水,陡峻岩壁……(《长虹》第532页)
在横扫一切中外文化传统的文革中,有一种复古主义或者说古典主义风格成为时尚。对仗、骈偶、散文体向诗歌体靠拢(后来推出的几部样板戏《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等就尽力把台词诗歌化了),这在文革小说中也是一种新的现象。与之相照应的是,古典文学名句在文革小说中的使用增加了。如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相比,就是以五句比两句了。这些作品所引诗句,分别出自李白、王维、李贺、罗隐、王之涣、王实甫、关汉卿、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不过,在作品中引用这些古典诗句的人物,大都是那些反面角色的走资派,或者具有很浓的学生味而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的新干部,他们因为家庭境况,受过较好的教育,引用一些古典名句,是为了刻画他们的性格。在具体文本中,《红楼梦》被引用率最高,那些句子也是经常在报刊上被应用的,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当然和文革中后期毛泽东推荐干部读《红楼梦》,使得《红楼梦》阅读合法化和流行化密不可分。至于“山雨欲来风满楼”和“心有灵犀一点通”,则常常离开其本意,被染上了政治化的且带有否定性的色彩。这也让我们对文革话语的意识形态化有了更贴切的体认。
借用与延伸
杨岚的语言学分析,使用英文写作,她的预期读者是那些对汉语并不具有多么了解的人。为此,在其论著中,融入了大量的对现代汉语知识的阐述。有的时候会显得琐碎,但考虑到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中可以得到双重收获,了解了文革小说的创作态势,也普及了汉语的有关常识,是一箭双雕。
那么,在文本之外,还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论题呢?杨岚做了那么多的语言学统计,而且能够在数字统计的基础上,进行有深度的讨论,非常难得。不过,在统计资料的应用上,或许还可以做出一些文章。她把十部小说都分解开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和阐述,我想在此基础上,借用其成果,对《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也进行一些比较分析。
比如,在许多研究者那里,至今都把《创业史》看作是1949—1966年间最优秀的小说,杨岚的数字统计显示,在意识形态话语方面,它不但是高于《山乡巨变》,而且也高于《艳阳天》,三者分别为6.08‰,2.81‰,3.57‰。作为作品主人公的梁生宝、刘雨生和肖长春,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意识形态话语,相应地分别为2.81%,2.82%,2.12%。刘雨生在《山乡巨变》第一部中,位置并没有那么显赫,工作组长邓秀梅和李乡长,并不比他分量轻,而与他成为三足鼎立,因此,要统计主要英雄人物的意识形态话语,就不应该只讲刘雨生。而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中,梁生宝和肖长春可是绝对的主角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讲出来,其比重和刘雨生差不多,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增量,主要是体现在其他人身上,这能够说明,作家营造浓郁的政治氛围,可以有多种手段。前文革小说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注意,不会让其主要英雄人物满口都是“讲政治”。这与文革小说的主要英雄人物之间,有着许多差别。
杨岚指出,意识形态话语内部进行区分,在“改造”“共产党(员)”“集体”“阶级”“毛主席”“党中央”“总路线”和“单干”“道路”“斗争(斗)”“资本主义”等褒贬分明、内涵对立的两个组别的高频词上,《创业史》和《艳阳天》各领风骚。据统计,“毛主席”“共产党”“党中央”及相关词语,在《创业史》中出现了420余次,《艳阳天》中的“斗争”“道路”等则是高频词。至于引用毛泽东语录,《山乡巨变》是37字,《创业史》是240字,《艳阳天》是0。
在使用两组不同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问题上,我也有补充推测。在柳青的预想中,《创业史》作为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斗争的激化或许会在其后的某一卷中出现,如《山乡巨变》那样,在阶级斗争的描写上,从上卷的和风细雨到下卷的明火执仗。所以,《创业史》第一卷所描写的主要内容,不是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而是如何组织互助组,在生产效益方面体现集体生产的优越性,以证明其历史的必然趋势,因此是一部强调正面力量的作品,用各种描写去肯定和强化集体化的势在必行。“毛主席”“党中央”和“总路线”云云,都是要从正面去强调集体化道路的“政治正确”。1956年之后,尤其是“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反复论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如上述那一段出自1957年2月而在公开发表时经过对阶级斗争问题的强化和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引文。而《艳阳天》实际上是接着《创业史》往下写,选取的正是1957年夏天,城里有“右派翻天”,乡下有敌人鼓噪,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直至穷凶极恶地杀人和聚众抢粮,因此而将“斗争”之类用语反复使用,也是情理使然了。
语言大师是如何炼成的
1960年代初期,周立波曾经被赞誉为语言大师。《山乡巨变》中有个段落,盛淑君在纠集一群姑娘捉弄和惩罚符癞子之后,被团支部书记大春黑着脸批评一通,因为沟通不畅,大春愤愤然走开,盛淑君在后面边追边叫着:“团支书!大春同志!大春!”一句话里,换了三个称谓。有论者分析说,首先,盛淑君先叫“团支书”,因为大春是以团支书的身份在和她谈论如何正确地对待落后分子,要帮助他提高觉悟,积极进步,而不是恶意地捉弄之;但是,在盛淑君,这是因为符癞子不自量力地向她示爱,而且对她纠缠不休,这里就不是简单地用先进应该帮助落后的大道理可以摆平的。次之,她和大春都是进步青年,她有权要求大春了解事情的真相,她不能接受大春那武断的批评和生硬的态度。所以她又怀着埋怨的感情称呼他“大春同志”。再次,她喜欢这个有刚性、有威严的陈大春,她热恋着他,所以在这被误解的时刻,她企求他理解她,她无法遮掩自己的真情,亲昵地求援似的叫着:“大春!”
但是,比这样推敲而成的语言更为精彩的,还是周立波对湖南益阳方言的充分发掘和化用。《山乡巨变》的文学语言学研究为此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使用地方方言上,它的比重是19.60‰,远远高出《创业史》的5.91‰,《艳阳天》的3.51‰,在成语、谚语、歇后语和古典语言方面,也都成就可观(以每10万字占比为例):
《山乡巨变》:成语143.26,谚语49.3,歇后语4.65,古典语言0.93,粗话50.23。
《创业史》:成语110.03,谚语11.14,歇后语0.28,古典语言0.84,粗话27.58。
《艳阳天》:成语161.65,谚语25.00,歇后语5.30,古典语言0.42,粗话30.93。
周立波的语言艺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大量的鲜活上口的湖南益阳方言的采用。周立波认为,采用方言可以使全民语言“词汇丰富,语法生动,使它更适宜于表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6}50年代中期,写毕《百炼成钢》,周立波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益阳扎下根来,工作生活近10年。本来是陕北人的柳青,为写《创业史》而扎根长安县皇甫村。本来是唐山人的浩然后来主要是在北京郊区采访和体验生活,都缺少周立波的家乡语言优势。何况,周立波的语言自觉,他对于益阳方言的悉心掌握,都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他经常是随身带个小本子,把听到的生动口语记下来。这种刻意追求的态度也非他人可比。而且,他还不顾当代文学中语言逐渐“净化”的特点,把那些表达人物情感的粗话也都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生活的气息和人物的性格,也由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有趣的是,据杨岚研究,在列入研究对象的作品中,《山乡巨变》中的粗鄙话语是最多的,例如:“你要死了,你这个鬼崽子!”(第273页)“我操你的妈妈!”(第83页)也许这和作家高度重视人物口头语的地域化、方言化、原生态化,而少了些“净化”“过滤”分不开。
由此再延伸出去,就是湖南方言和益阳方言丰富表现力的特征。湖南在语言学的区划上,是在大陆使用人口最多、流布最广的北方方言区,比起粤语和客家语,它的可接受性要大得多。同时,它又是处于北方方言的边缘地带,其语音和词汇,都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在湘方言支下的益阳方言,据有关资料,“益阳话也是新湘语中与普通话差异最大的方言,至今仍然保留了一些独特的特征。对于被官话腐蚀严重的新湘语区来说,益阳方言的研究意义不言而喻。益阳方言位于长株潭小片的北方,却反而保留了更多的古语特点,受北方方言影响较前者小,也为官话者所不懂”。除了语音中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在词汇上也很有特色。有一篇在互联网上被许多益阳人转引的,女散文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就列举了若干益阳方言中讲颜色和味道的词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益阳话形容颜色一般是:彤红的、浸黄的、刮绿的、嫩白的、抹黑的、翡蓝的。也喜欢用叠字。如:黄灿灿里、蓝映映里、绿也也里、白飘飘里、黑浸浸里、皮皱皱里、肉它它里、毛丛丛里、劲板板里、汗巴巴里、脚叉叉里、肿泡泡里、气鼓鼓里等。
益阳话形容味道与气色的词更多,用起来似乎更顺手更贴切。例如:挖苦的、沁甜的、津咸的、万酸的、巴甲(涩)的、攀捞(膻)的、喷香的、攀臭的。若用叠字,便是:苦阴阴里,甜浸浸里、酸就就里、巴甲甲里。益阳话形容感觉更有味:巴厚的、拎薄的、崩硬的、韧软的、滚嗫(热)的、冰冷的。我想若用普通话写来只能是:很厚、很薄、特软、特硬,如此而已,比起益阳话来,那味道全变了。
中国作家写乡土,一般都会采用一些地域方言,但是像湖南作家这样,对家乡方言感受如此之深,得家乡方言如此之助,却不多见。再举个例子,韩少功对方言的热爱,对人物口头语的大量采用,堪称一绝。他的“马桥”,在同样是湘北而与益阳隔洞庭湖相望的汨罗,一部《马桥词典》,全是用本地方言搭建起来,方言而有底蕴,方言而有文化传承,此等作为,很难有人步其后尘。这样丰厚的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资源,对几代湖南作家来说,都是得天独厚了。
注释:
{1}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当代语言迷信的顶峰,人们相信语言可以操控现实、指认现实的超凡力量,举凡赞颂(如“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诅咒(“罪该万死”“彻底砸烂”),自我命名(凡事都冠以“革命”二字)乃至紧急关头用毛泽东语录激励士气克服危难等,就都是这样的例子。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第253—25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林予(1930—1992),原名汪人以,江西上饶人。1949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创作员,北大荒军垦战士,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哈尔滨市作协专业作家,哈尔滨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寨上烽烟》《有情人难成眷属》(合作),短篇小说集《勐铃河边春来早》,电影文学剧本《孔雀飞来阿佤山》《奸细》等。电影文学剧本《边寨烽火》(合作)获国际卡罗维发利电影节奖。
谢树(1926—1998),笔名严瑟,山东聊城人。1947年毕业于东北军政大学政治系,1946年参加解放军。历任军大吉林分校政治部宣传干事,军大总校编辑,黑龙江日报社副刊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小说组长、副主任,北方文艺出版社社长,编审,中国作协黑龙江分会理事、名誉理事。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咆哮的松花江》(合作)《诱敌出山》《惊雷》(合作),短篇小说集《野菊花》《追击路上》《渡江前后》,散文集《雪莲》《槐花冠》《冰灯虹影》等。《有情人难成眷属》(合作)获黑龙江省文艺大奖二等奖、哈尔滨天鹅文艺大奖赛创作一等奖。
朱剑(1949—),江苏东台人。1965年毕业于东台市廉贻中学,1968年从军,1983年转业到江苏盐城,历任部队政治部宣传干事,盐阜大众报社编辑、记者,海霞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江苏盐城文联专业作家。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青石堡》《儿女三部曲》《酒红酒白》,长篇系列《人间烟火》(《太平庄白话》《唐山人家》《集仙巷纪实》),长篇纪实文学《黄海大躁动》《面向大海》《通榆河巡礼》《高涌海东头》《从士兵到董事长》,短篇小说集《警钟长鸣》等。电视剧《喊魂》(编剧)获第十三届飞天奖中篇奖,报告文学《老百姓的饭碗比天大》获中国第二届时代新闻人物优秀报告文学二等奖,报告文学《大禹壮歌》获1992年江苏省报告文学奖。
{3}田东照(1938—),山西兴县人。196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西大学校刊编辑,兴县文化局局长、宣传部副部长,吕梁地区文联副主席、主席,山西作协常务副主席,专业作家。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长虹》(上、下集)《龙山游击队》(合作),中篇小说《跑官》,长篇纪实文学《异国情缘》,作品集《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河缘》等。中篇小说《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获山西省第二届文学创作金牌奖,作品还获多种刊物奖。
{4}据“广西文联网站”文章《广西社会主义文学的初创和艰难曲折(1949—1976)》:《雨后青山》创作组由陈肖人、饶晓、梁学、赵宗两四人组成,陈肖人执笔。陈肖人,宾阳县人,1940年生,1961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戏剧理论专业,时为广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现为广西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著有长篇小说《雨后青山》(执笔者)《斜阳脉脉水悠悠》《我这把生锈大刀》,中篇小说集《黑蕉林皇后》《实习在荒年》《举步》《命祭》,短篇小说《我与母亲》(是他1962年发表的处女作)《仲夏夜之谜》等。据陈肖人回忆,创作组的三位同志饶晓是“文革”中大学毕业的,时为中学教师,参加《雨后青山》写作组之前,参加了反映广西山区农业学大寨的报告文学专集《三陇新画》(这是《雨后青山》的蓝本之一)的写作组。梁学是百色地区文化局干部,热爱写作,但也似乎没有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赵宗两是县委宣传部新闻报道干部,参加过《三陇新画》写作组写作。参看陈肖人《长篇小说?骉雨后青山?骍创作前后》,《南方文坛》2009年增刊第1期。
{5}周立波《方言问题》,《文艺报》1951年第3卷第10期。
{6}见《百度百科·益阳话》词条。“百度百科”我经常会查看,其科学性和可信性高下各异。这一条“益阳话”的词条,也很有意思。上半部非常专业,应当是从某专业论著中摘引而来。下半部却是把当下非常活跃的益阳籍作家叶梦的《乡音的尴尬》拼接在一起。
第二篇:快乐也是一种战斗力
快乐也是一种战斗力(远望台)
朱生岭《 人民日报 》(2012年04月06日20 版)
阳光,作为一种心态,是快乐、幸福的因子。只有阳光,生活才能如沐春风、始终愉悦,工作才能充满激情,心胸才能宽广,斗志才能昂扬。
身处阳光的环境之中,海防官兵对快乐的需求是一致的,但每个人对快乐的理解却是不尽相同。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视角,都会滋生出对快乐的种种解读。
快乐是一种思想。思想向上,你就是快乐之人;思想灰暗,你就难觅快乐。海防军人思想向上,更多地包含着崇高理想信念的颗粒,更多地表现为心中充盈着为崇高理想信念而奋斗的想法、意志和动力。
快乐是一种感觉。军营生活虽然是“直线加方块”,却也五彩缤纷,点点滴滴的快乐似珍珠,只有一颗颗地串起来,快乐才能与你长相伴。用心串起这些“快乐珍珠”的人,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在海防一线的基层官兵,他们注重在点滴之中培育快乐,释放快乐,这样才能在最单调的环境、最艰苦的岗位上累并快乐着。
快乐是一种情绪。生活在最前沿的海防官兵,用快乐情绪感染别人的同时,也告诉我们快乐至少蕴含着三种要求,即:正确认知、妥善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适应部队环境、了解战友情绪并能建立良好和谐人际关系的能力;善于把握各类动态、有效处理各类信息并快速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能力。
快乐是一种心态。人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姿态,姿态决定事业的成败。实践证明,部队官兵快乐与否,不取决于外在客观条件,而取决于内在心理变化的历程。每名官兵,都要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自己的“快乐秘方”。时时处处拥有快乐的心态,及时调适自己的心理、善于管控自己的心情,这也是做阳光快乐军人的应有之义。
快乐是一种能力。不同岗位的官兵,观察并捕获快乐的能力不同。官兵身上的快乐能力,表现为外表和内心都很自信,带给身边周围的人总是积极的能量,能够尽快排除负面干扰,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说,快乐能力对于海防官兵而言,是确保身心健康的最佳维生素,是
最有效的人际关系调和剂,是发挥人自身智力和其他各种能力的激活剂。快乐能力,不是与生俱来,要靠军营大的环境来熏陶和培养。
快乐是一种战斗力。她带给部队官兵的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奋勇争先的战斗意志。快乐融入军营,会让每个单调的岗位多出一份色彩,让每份枯燥的工作多出一份活力。因为快乐,官兵会时时处于一种拼搏的状态,人人争先创优,变小乐为大乐,变精神为行动,最终让快乐因子转变为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上级赋予各项任务中的原动力。
军人的快乐,基于平凡而乐,基于理想而乐,基于奉献而乐。但她也不同于普通人的快乐。需要官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享受党的创新理论之甘甜;以敬业乐群的姿态,扎根海防不言苦;以勇于牺牲的精神,迎接每一次艰苦任务的挑战。
在军营之中倡行阳光快乐,就是提倡多一些大方、大度、大气少一点埋怨,多一点信任少一点猜疑,多一些关爱少一点冷漠,引导官兵之间自觉做到在政治上相互提醒共同进步,思想上相互帮助共同勉励,工作上相互配合共同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共同解难,真正把共事相处的过程变成加深感情、增进友谊的过程。
军营之中盛行的阳光快乐,不只是简单的情感流露,更是一种高素质的追求,一种支撑人生的生存动力。做阳光快乐军人,就应心中注满向上的思想,经常体味阳光的感觉,时时舒畅积极的情绪,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不断锻炼快乐的能力。
针对青年官兵特点开展的“做阳光快乐军人”活动,促进了海防官兵全面发展,陶冶了情操,激发了斗志,缓解了心理压力,构建了成才平台,不失为推进部队建设、促进官兵素质提高的有效之举,更是促进部队官兵健康成长的幸福工程、构建和谐军营的长效工程、加强部队建设的基础工程。
(作者为福建省军区政委、少将)
第三篇:战斗力和生产力
战斗力和生产力
沂蒙精神展览在京闭幕了。短短十天内,到国家博物馆观展的干部群众达18万人。此次展览同延安精神展、西柏坡精神展一样,之所以为社会瞩目,就在于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表现为爱党爱军、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战斗力,在和平建设时期则转化为开拓奋进、艰苦创业的生产力,使人们直观、真切地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
人们还记得,从八路军挺进沂蒙山区开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斗争中,蒙山沂水间发生过大小战斗4000余次,这里的每一座山头都燃烧过斗争的烈火,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口中,就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通过展览,我们看到了“全国抗日模范村”渊子崖的百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原景再现,感受到了用乳汁救伤员的“沂蒙红嫂”的人间至爱,了解了“沂蒙母亲”王换于办起战地托儿所收养47名革命后代的感人故事,还有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陈毅担架队……这种在党的培育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锤炼形成的沂蒙精神弥足珍贵。朱德总司令曾形象地把山东革命根据地比作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风趣地说:“如天下大雨,大家都可以在大树下躲躲雨。”
更为可贵的是,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沂蒙人民把过去那种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转化为一种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建国初期,沂蒙人整山治水改土,到1964年就成为全国“南有苏州、北有临沂”的两个农业先进地区之一。毛泽东的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说的就是这里。1995年,在全国19个连片贫困地区中,临沂率先实现整体脱贫,XX年又实现GDP过千亿元,人均过万元。这里建起了老区第一个飞机场和全国地级市通车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建起了闻名全国的临沂批发城、中国现代物流城……实践证明,一种优秀的精神可以给经济发展以有力的支撑,一个拥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城市必定是不断发展的城市。
沂蒙精神展览给人的强烈感受,就是战斗力和生产力。前者体现了战争年代沂蒙人民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凝聚为战斗力;后者反映了沂蒙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追求,衍化为生产力。战斗力和生产力相互交织,根植于沂蒙大地,不断推动着革命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开创美好的未来,既要求我们不忘历史,又要求我们着眼发展,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力量。
第四篇:文化就是战斗力
文化就是战斗力
——宜兴检验检疫局“文化强局”工程近距离调查
□ 赵柳方 杭 竹 史亚明
2011年5月24日上午,宜兴检验检疫局三楼会议室喜气洋洋,经过近半年组稿的宜兴检验检疫局《文化亮检》宣传册的首发式正在进行。《文化亮检》宣传册共分优美环境篇、爱岗敬业篇、书画文化篇、和谐质检篇、奇石赏析篇、廉政文化篇等6个篇章,透过这几个篇章,可以看到,在短短的十余载,宜兴检验检疫人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内心积淀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千年陶都文化底蕴的滋养,国门卫士把关服务使命的完美结合,形成了宜兴检验检疫局刚柔并济的特色文化。宜兴检验检疫局党组提出的“以有形文化激发无形文化的滋生于积淀”,这一思路让宜兴检验检疫局的特色文化发挥出水滴石穿的作用。如果说文化为软实力,宜兴检验检疫局正全面打造软实力,并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清新的文化之窗。
决策:源于对宜兴检验检疫事业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 2009年4月,在金融危机暴发,全球经济形势低迷之际,王守森由江苏检验检疫局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调任宜兴检验检疫局任局长。这位以实干著称的检验检疫老兵,在与干部职工的促膝谈心中,在与党组成员的沟通交流中,在与退休老同志的征求意见中深刻感受到:在市场经济低迷,进而影响检验检疫业务的情况下,宜兴检验检疫局必须树立“小局也要有大作为”、“不比条件比贡献”、“不比享受比成绩”的文化理念。
然而,传统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能否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队伍的管理?如何把全局干部职工的力量统一到检验检疫中心工作尤其是各项改革措施上来?怎样继承发扬宜兴检验检疫事业发展中“创新、争先、和谐”的宝贵精神?一连串的问题,使打造文化强局工程提上了宜兴检验检疫局党组的议事日程。
根据这一思路,分管局领导带着有关科室和部分老职工对宜兴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文化建设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文化强局”工程启动之初,一些人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有的人认为,文化工作上级会统一安排,统一布局。个别人甚至觉得文化建设是小打小闹,搞不出名堂。对此,王守森局长多次在职工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文化建设是加强检验检疫队伍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文化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团结力。文化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文化没有统一模式可寻。一个民族没有文化,就失去了根基,一个单位没有文化,就没有立足之地。”
2009年7月,在宜兴检验检疫局半年工作总结大会上,王守森局长明确指出,要“建设具有宜兴检验检疫特色的‘学习型组织’和‘检验检疫文化型机关’”。这标志着宜兴检验检疫局文化强局工程正式拉开了帷幕。
探索:用先进文化为和谐检验检疫“打开一扇窗”
对宜兴检验检疫局而言,文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需要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分析、解决、攻克。初期,小组成员心里也七上八下,一点底也没有。宜兴检验检疫文化究竟是什么?框架怎么搭?内容怎么梳理?如何贯彻实施?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摆在了宜兴检验检疫局文化建设小组成员面前。
事实证明,这是一支极易迸发出思想火花的队伍。工程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记不清有多少次“不拘形式”的“意见交换”,在办公楼过道里谈,在会议室里争,在下班的路上聊,甚至在饭桌旁也能讲到热菜变成冷盘。一番思想交锋后,大家思路更开阔了,观点更深刻了,细节更具体了,方法也更可操作了,形成了“以有形文化激发无形文化的滋生与积淀”的特色文化。
宜兴检验检疫局的文化是“润泽万物”。论语曰:“上善若水。”只要有了水,生命之树常青,只要有了水,万物就会生机勃发。而宜兴检验检疫局的文化也正是这上善之水,浸漫在检验检疫人的一举手一投足间,润泽着每一个检验检疫人的心头。
宜兴检验检疫局的文化是“滴水穿石”。王守森局长始终认为,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也不会立竿见影,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宜兴检验检疫局把质量教育、纪律教育、廉政教育、警示教育、礼仪教育贯穿于整个文化建设过程中,让干部职工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境界。
宜兴检验检疫局的文化是“大禹治水”。在行政管理上,宜兴检验检疫局吸纳“大禹治水”之精髓,变堵为疏,因势利导,把干部职工的事业心、理想、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并使其成为精神动力。
宜兴检验检疫局的文化是“流水不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机关办公楼的8层,廉政教育展览室别出心裁,引人驻足。这里集聚了全体干部职工的智慧。警言育廉、会议讲廉、读书思廉、谈心促廉、网络传廉、案例警廉等十大专题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德和廉,切实做到德为先,廉把关。
效应:小荷齐露尖尖角,联成一片缀盛夏
“文化强局”工程已经实施了两年,如今的宜兴检验检疫局就像一片孕育滋润着宜兴检验检疫人的土壤,而检验检疫文化就是那普照的阳光、清晨的雨露,精心呵护、包容万象。于是“庄稼”茁壮成长,“小荷齐露尖尖角”。在这片热土上,宜兴检验检疫人奋发向上、挥洒汗水、贡献智慧、忘我投入,勇做改革创新的领跑者。
提及宜兴,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紫砂”了。宜兴紫砂陶器集书画、诗文、篆刻、雕塑于一体,成为独步世界的艺术品。然而就在十多年前,宜兴陶瓷出口却有着刻骨铭心的“黑色记忆”——连续3次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发生了铅含量超标事件,被美国FDA通报。为此,宜兴检验检疫人从加强检验认证监管、加大检验科技投入力度、大力推行体系认证三方面入手。严把产品质量关,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出国门。
一次,宜兴一家输美陶瓷企业生产的一批陶瓷杯,经宜兴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人员抽样检测后有5件样品铅溶出量超标,检验检疫人员立即将检测结果告知企业,然而此刻该批货物已与南京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毛绒熊一起包装后,正运往深圳。宜兴检验检疫局领导立即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马上与企业和外贸公司联系,说明利害关系,要求将这批陶瓷杯运回宜兴。半个月后,该批货物被拉回了企业,宜兴检验检疫局领导和有关检验检疫人员一起到场进行查验,并对输美标志进行核销,由此避免了一起退运事件的发生。如今,宜兴市的陶瓷制品已出口达80个国家和地区,宜兴的输美日用陶瓷连续12年保持“零”超标的记录。去过宜兴检验检疫局检务大厅办理业务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报检大厅宽敞、明亮;检验检疫人员工作热情、周到、快速、便捷。在这里,常常能看到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笑脸;在这里,报检柜台上的文具用品、老花镜、便民指南一应俱全;在这里,等待时能喝上一杯热水,翻看一会儿报纸、杂志。
在温馨与舒适的背后,是检务科6名年轻人用活力与汗水践行的服务承诺。数年如一日的无间断服务,考量着年轻人的耐心与毅力;每年的零差错签证,印证了他们严谨而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每位检验检疫人员的考勤记录上,每年都累计40至60天不等的加班记录。
在这个阵地上,肩负重任的年轻人秉承着用服务树形象、用实力创口碑的理念。他们在实践中,注重提升服务内涵,积极创新服务思路,努力拓展服务渠道,用4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宜兴市“青年文明号”到无锡市“青年文明号”再到江苏省“青年文明号”的三步跨越,用青春书写了检验检疫人把关服务的新篇章。江苏检验检疫局纪检组长王续刚深有感触地说:“宜兴检验检疫局文化强局工程的实施让我们看到了干部职工思想观念的变化,从被动到主动,从命令你做什么到我要怎样做;看到了角色的转换,把自然人培育成了检验检疫人,无论是正式职工还是招聘的临时工,都以自己是宜兴检验检疫人而自豪。
如春风悄无声息地吹拂着,如春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如春芽悄无声息地萌发着、成长着。宜兴检验检疫事业在文化引擎的驱动下,正呈现出一幅幅、一帧帧多彩的画卷,正演奏着一曲“以文化人、以文聚力”的华丽乐章。
第五篇:小班语言: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小班语言: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活动目标
1.能跟随老师念儿歌,感受儿歌的韵律及欢快的情绪情感。2.产生喜爱上幼儿园的情感。活动准备
1.精心布置活动室一角的娃娃家。2.材料包:丁丁、爸爸、妈妈玩偶各一个。活动过程
一、看看丁丁的家
1.教师进入娃娃家,手持玩偶丁丁。这是丁丁,这是他可爱的家,丁丁是爸爸、妈妈的乖孩子。
2.自从他上了幼儿园后,他就有两个家了。他喜欢幼儿园就像喜欢自己的家一样。3.我们一起来看看丁丁的家吧!
二、观看玩偶表演
1.教师借助玩偶,边念儿歌边表演,从娃娃家中进入幼儿中。2.早晨,丁丁是怎样离开家的?他高兴吗?你是怎么离开家的?
3.到了幼儿园后,丁丁做了些什么事?他高兴吗?你在幼儿园会做哪些事情呢?
三、学念儿歌
1.老师把丁丁的事编成了儿歌,你们听!2.教师完整朗诵儿歌一遍。
3.教师以欢快的情绪带领幼儿学念儿歌。
4.教师与幼儿一起完整朗诵儿歌,念到“家”时加重语气。5.教师引导幼儿边自由地做动作,边完整地朗诵儿歌一遍。建议
让幼儿体味儿歌所表现的积极情感,并产生喜爱幼儿园的情感,是本活动的重点。用两拍子的节奏来朗诵儿歌,较宜表现儿歌的韵律及欢快的情绪。在“家”处加重语气是为了增强幼儿的朗诵兴趣。
附:
幼儿园也是我的家 亲亲爸爸,亲亲妈妈,高高兴兴离开家。做做游戏,听听故事,幼儿园也是我的家。(芮彭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