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读后感

第一篇：叫魂读后感

历史激荡现实的回音

--《叫魂》有感

青教班 2012111139

李楠

读完《叫魂》，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无能为力。

《叫魂》是一部以乾隆盛世为历史背景，演绎的一场以巫术为载体的语言演变史，在纷纭繁杂、莫衷一是的社会文化中形成的一种毫无规则约束的异化语言--谣言。它植根于无社会衡量标准下“趋利避害”的生存本能中，其繁衍出的种种劣根，颠覆公序良俗，诱导国民通力合作，再次上演“君贵民轻”的历史悲剧。

文化冲突蕴育谣言。以汉代的引礼为法为起点，两汉成为法律儒家化的孕育期，而在东汉以后，佛、道两教乘虚而入，试图以道补儒的玄学大肆兴起。这种文化的掺杂与并存，并没有因为朝代的不断更替而销声匿迹，反被亘古不变的保留下来，足以显示其非凡的思想活力及其根深蒂固的思想魅力。这同时也在《叫魂》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道家思想为辅的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文化中，君主单向辐射的政治意识便利的将这种文化的兼容性拓展并延伸到各个领域，同时也使文化本身具有的矛盾性和不稳定性得以传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了国民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思辨能力，同时也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在闭关锁国的乾隆盛世，文化失去了与他国竞争的旺盛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无一物的文化框架，在儒家文化与玄学思想的不断冲突和交织中，文化本身的单一属性已分崩离析，充斥其中的是一种默认的混沌文化成为了“主流文化”。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本身的不确定性，造成我们在诸多方面存在太多的因人而异，威胁已有的认知体系，以致我们人性本身的从善愿望都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异化，处事经验在不断消磨的友善中积累，规避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在不断提高中讽刺了一种掺杂荒唐与精明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而谣言正是在投石问路中与这种“主流文化”殊途同归成为其所比拟的产物。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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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土文化的不自信和不认同。在“主流文化”横扫一切的窒息环境中，国民早已将对权利本位的追求转化为对主流文化的依附和取悦，以获取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这种国民完全失去主动性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只能通过不断的认知结构重建来迎合社会所需以及依靠在不断社会化中所积累下的主观经验和客观规律来进行对常规事物的判断和抉择。

谣言盛于炒作。“谣言止于智者”普世价值观难道在诋毁《叫魂》中作为谣言传播媒介的平民百姓吗？答案是否定的。分析如下：第一，大众对高深莫测的玄学捉摸不透，但又深信不疑。“对于越模棱两可的事情，就越深信不疑”这种巴纳姆认知偏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在“模仿欲望”中所折射出的“斯特哥尔摩”效应。第二,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善念的唤起可以打破一切是非判断的标准。谣言的大肆兴起，其背后呈现的是平民的善良和质朴，他们以最单纯的方式传递彼此的善意，而在整个谣言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平民冠以始作俑者之名，处以凌迟之罪。以善缘起，以罪终结，最为软弱无力的阶级成为了整个事件的替罪羊--权力层层压迫过程中的制衡点。第三，民众更愿意选择在轻信中从众，在从众中明哲保身。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所说：“一个社群总是容易受到暗示，并且非常轻信的，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期待被人注意的状态中，所以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持有的激情，他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勒庞从理性的观点上完全否定了愚笨而轻信的从众行为，这在《叫魂》中与民众的轻信表现所造成的当时难以控制的局面不谋而合。但从不同维度看从众，其非理性化有待商榷。从个人层面上看从众意味着分散风险，降低损失，从统治者的层面看，百姓从众的本性更易于管理与统治。无论如何辩证看待这个问题，从众都是一种对自我与群体之间的理性博弈，在利益分配中寻求最大化的有效手段。

弘历，作为满人的一代君主，不甘心看到一代代的满人精锐被汉化，留下自己孤单影只，在不屑和排斥满人被汉化的政治意识下，透漏的不只是自身政权受到胁迫的紧张感，更是他在极力寻找自己的同伴党羽，以寻求自身的存在感与认同感。在面对弘历的苛责下，官员们的表现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又何尝不是渴望与追求从众所表现出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欲望与诉求？这源于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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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独有的群居动物世代繁衍，生存的生活习性，纵使它缺乏一些极具理性光辉与智者光芒的一些现代文明符号与特征，但它却有着难以摒弃的独特属性。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的势力在这种“特殊属性”的吸引与号召下齐聚一堂合力炒作“巫术”谣言，致使全国大面积遭受谣言之害，这种在经历个人理性选择之后形成的从众非理性场面与“纳什均衡”有着异曲同工的巧合，这也就说明了从利己的目的出发，结果必将是损人不利己，炒作所搭建的乌托邦式理想意念始终将会在不堪一击中岿然崩塌。

帕森斯曾说“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不是力图贬低人，而是使人文明，不是束缚人，而是解放人。权力，尽管容易流于滥用和需要许多控制，却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必不可少和称心如意的要素。”这体现出我们身上的奴性只有被教化、管制，人类才得以文明。在不同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中，我们的每一寸肌肤都在触碰着猝不及防的法律边缘，而提心吊胆，这也符合了我们对中国传统固有的家长制作风所培养出的“权威性人格”所表现出的绝对服从与奴性仆从的罪感心理特征。在天罗地网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下，每一个臣民都是最高统治者支配权力的手段和工具。在这种甘愿为奴的社会文化中，我们选择了在刚需中扮演被勒索者，在社会失衡运行中扮演奉献者，在国家广施恩惠时甘愿成为旁观者，以致在我们痛并快乐着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欢呼雀跃时，不免为我们自身的奴性色彩而略感伤悲。在被条条框框的社会规范约束中，顺从与反抗的碰撞点在移花接木中被发泄的淋漓尽致，他们对待谣言的叫嚣与痛恨并没有以真凭实据来据理力争，只是让自己在社会所冠以的罪名下寻找一点自尊与自我安慰。这样的动物性情感膨胀与社会秩序的混乱完全是认知上存在的谬误，而这一切归根于人治与法治并存的社会体系中，法治将永远不会逾越以人伦情感和道德规范为标准的人治，这也就意味着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社会的不平等将永远伴随着以自我救赎式的专制制度永远存在。

在读到《叫魂》的核心--君主与官僚制度之间的博弈时，体会的更多的是君王的痛苦与无奈。作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绝对权威的拥有者--皇上。他所承受的权力压迫、政权威胁，在秘而不宣中推崇中国所特有的公认文化价值观-面子所带来的重重压力在与群臣的周旋中是如此的劳神费力，而皇权吞噬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则更是有利于个体在自我暗示中与世浮沉。其皇权背后的阴暗也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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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弘历在无担当下，所体现的公平与爱民；在无证伪下，肆意卖弄的执着与正义；在各省的清剿中所凸现君主极高的政治敏感性也只不过是在君臣互相牵制与双赢中阻断国民共享资源、加速固化社会阶层所带来的咎由自取，这一切也只是面子的权力罢了。在江南视察中，凸显的地域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造成的饥荒，地方官员的不作为极力讽刺了处于乾隆盛世的弘历心中所勾勒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想意境，这样的落差感造就了弘历将不惜一切借助谣言惩治官僚制度的勇气与决心！圣明的君主权威与平民百姓的渺小卑微在官员条件反射下的审判与上报中呈现的如此鲜明，习得性无助的平民借以在潜意识中存在的经验积累完成了对谣言的编造，精明世故的官员在对弘历的上报中有选择性的筛选与剔除，被层层包裹的政治包袱与谎言欺骗包围着的弘历，如同一只笼中困兽，无从定夺，只能按部就班的执行应有的制度要求来彰显虚无的皇权尊严，在这里同时也显示了作为外来统治者骨子里本有的自卑与心虚在精心维护的满清政权和处处谨慎的摄理朝政中被展露无遗。

一个发辫竟然象征性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样以小见大的题材，也只能存在于法制与文明缺位的国度，也只有用一个外国人的理性眼光才能客观的进行审视、描述和评价，也只能出现在《叫魂》这样一个极具时代戏剧色彩又兼具现实意义的文章里。

面对《叫魂》，历史激荡现实的回音绵延不绝，此时澎湃的情感只能是“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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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笔下的《叫魂》讲述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全书共分十章，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至五章可归为第一部分，介绍妖术发生的背景;第六章至八章为第二部分，介绍清剿妖党的全过程;第九至十章为第三部分，是对全书分析的概括与升华性总结，揭示妖术案件背后的历史隐喻和内在意义。

“叫魂”可追溯至杭州的德清县，这也为作者后来对“江南忧患”进行分析起到了铺垫作用。德清县于乾隆三十三年修桥，一名沈氏农夫请求修建石桥的匠人在桥桩上粘贴一张写有人名的符，并通过敲砸来泄愤。匠人前往县里举报农夫，官府阮知县打了沈农夫二十五大板后才开释。这是清政府官方史料正式记载的第一例“叫魂案”。本来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乡下农夫由于愚昧无知、迷信鬼神而引发的邻里治安的小事，谁知这样一件小的案子一经上报竟然成为此后系列惊天大案的起始点，也成为 1768 年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事件的开端。

这场始发于江南地区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在官僚君主制的运作下席卷大半个中国。在各类妖术案件的影响下，百姓们相信术士、和尚能够通过衣物、头发施展法术控制他人的生命，并积极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皇帝则为了防止妖术的谋 反 和汉 化 的 阴谋，亲自下令清剿各地的妖术活动；而各地官员迫于皇帝的压力，也开始了大范围的妖术清剿活动……面对叫魂危机，普通百姓、官僚和皇帝都根据自身的社会阶层和知识文化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

1768年，一个被划入康乾盛世的年份，但在孔飞力看来这种盛世是一种“镀金时代”。官方的盛世生机勃勃，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除贱为良”的政策解放大量的劳动力。孔飞力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增长快等因素造成物价飞涨，剩余劳动力涌入江南地区，这些劳动力是“没有根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模糊的身份增添当地民众与官府的不安全感。孔飞力评价：“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它们也许并不涉及经济发展对于生存的无形威胁，但却可以肯定，它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为危险。”叫魂危机爆发时，无知的百姓的确相信这种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且认为通过妖术可以控制他人生命，因此他们时刻保持着对外来人员的警惕和怀疑。书中第一章讲述了一个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喝酒过多、害怕被叔叔骂逃到了杭州，当地路人开始对他的口音起疑心。人群中有人高声喝到：“你是德清人，半夜三更到此，不是做贼，定是因为你们那里造桥，来到这里叫魂的！”同样在萧山，和尚巨成和净心在化缘的路上询问孩子姓名，便引起了孩子父母和周围村民的警惕和强烈不安。书中用“怒气冲冲”描述追上来的夫妇，而周围群众则大吼“在河里淹死他们”。简单的神态和语言描写刻画出群众面对妖术时的恐惧。群众对与叫魂妖术的恐慌与生存空间

日益缩小的社会环境也着紧密的联系。在资源稀缺的社会背景下，这些外地人构成了挤占生存空间的某种威胁。因此，最初百姓们警惕外来人员便也说得通了。

在整个叫魂危机中，各级官僚的行为表现也由消极处理转变为“积极”调查，“叫魂案”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江浙地区的地方官员其实不想把事件扩大，他们往往简单处理、草草了事。但在案件不断增多的形势下，这些官员不得不向中央汇报，结果消息传到中央，成为乾隆的关注焦点。在上级坚持要求对案件进行大力查办的形势下，为了彰显自身业绩，迎合上级指示，极力包庇甚至鼓励下级捏造冤案假案的地方官员不在少数。而当时伴随皇帝左右的一些大臣在处理“叫魂”事件时与地方官员不同，这些高层官员有着极为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质疑“叫魂”事件的真实性，将之视为乡下把戏。

而对与乾隆皇帝来说，“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弘历似乎不需要面临叛乱等安全挑战，但是事实上却有许多隐含的威胁。由于清王朝是异质文化征服者的武力下建立起来的，这可能随时都会对王朝的合法性构成威胁。此外，早已腐败不堪的官僚体制也使得弘历感受到了威胁。各省官员也为扩张个人的权力庇护网络，举荐本省外的官员，这种结成朋党的做法使弘历发出“此等恶风斯不可不加以儆治”的感叹，他急需展开行动对这些威胁进行整顿，在整个帝国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注入更多的专制权力。“叫魂”则为弘历提供了整顿官员腐败习气、解决“谋反与汉化”的契机。出于对“叫魂案”的怀疑，皇帝有理由通过各种渠道警示官员，达到严密控制官僚机构之目的。当江苏省未抓获逃犯且失于奏报时，弘历通过朱批斥责江苏巡抚彰宝对地方官员督饬不严；当常州知县报告未发现剪辫事件时，弘历批道“极为荒谬和不实”；当官员以辖区和职务界定来逃避责任时，弘历更是严厉地斥责他们怠惰的习性。利用“叫魂”危机向官员问责，不仅能够揭露早已厌恶的腐败习气，还能够强化他对官僚们的支配权力，防范谋反和汉化的危险，维持其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和地位。

第三篇：叫魂读后感[定稿]

《叫魂》

“叫魂”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传统意义上的神秘色彩，就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并不陌生。我们中的有些人，小时候也同样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而这种叫魂大多是对孩子“掉魂”的一种医治。

而文中的“叫魂”可以说是一种诅咒，在那个自然科学并不发达的年代，这种超自然地的能力使人产生恐惧也不足为奇。就连现在都能有“抢盐”**，何况那时候。

然而，对于“叫魂”妖术造成的1768年的那场大恐慌，更多的是掺杂着诸多的政治因素。使得这场闹剧，成了全国“大案”。对于谣言迷信**，相信中国历史上绝不可能只有这一次。正是统治者作为一个外来民族，对汉族骨子里的不信任。特别是开国是削发令所遭遇的顽强抵抗，使得这场以剪发为特征的**，上升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在弘历看来削发割辫意味着对他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挑战。不留辫子就等于谋反。这是历代的统治者所最不能容忍的东西，你可以瞎闹腾，但是你不能触动统治阶级的神经。这使得弘历不得不把割辫子看成一个有策划的“谋反阴谋”，来进行全国的清剿。这也间接推动了1768年这场“叫魂”**的扩散。

谣言可杀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一实质性的闹剧并未对统治阶级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只是民众的无知导致了谣言的扩散，并造成了许多无辜的伤亡，当然这伤亡只是对于百姓而言。任何政治利益的斗争，牺牲的永远是那些最无辜的老百姓。以此事件，警醒后世。

其实，读这本书时更多的感触是，一个外国人可以把带有古老的中国神秘色彩的一件事写的如此深刻清晰，着实不易。还有文中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官僚体制的剖析，也着实令人生敬。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如此多的文言文，要看懂并翻译，无论对作者还是翻译者都是一种考验。着实令人敬佩。

王约翰

新闻与传播硕士

20140552001135

第四篇：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

1768年，清乾隆32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帝国内部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与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相信通过人的发辫等物可以来盗取他人的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会立即死亡。从春天到秋天大半年，整个帝国都被这种恐惧动员起来。百姓们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缉流窜各地频繁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室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上谕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终于大白，所谓“叫魂”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乾隆只得终结此案。

正本书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异族试图用皇权控制和稳固一个偌大的国家。作为整本书围绕的中心“叫魂”在目前看来是迷信，是无知，甚至觉得在那时民众反映具有其合理性，但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些文字描述，政府管理机构的人觉得甚是荒唐，对诸如此类的事一开始都采取不了了之，息事宁人的做法。可见，在古代以愚民政策盛行的封建国家里，民众的恐慌我个人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统治阶级给民众带来的困惑。

《叫魂》这本书尝试通过中国政治体制在面对国家突发事件的管理和应对，来揭示中国封建末代王朝危机。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在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中，类似的政府干涉邪异事件也是多有发生，但如此大范围全国性的除妖似乎在1787年的叫魂时间里显得十分突出。回顾历史，一个满族统治汉人的国度里，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自顺治入关以来就是清朝不断解决的问题，清政府的贵族学习汉学但又抵制汉人。首先，清政府的统治就是矛盾与滑稽的，尽管康乾盛世，百姓安居乐业，但久安之下，中国的统治者兴起对的种种压制汉人的手段也是让人不寒而栗，在康乾时期的文字狱可以说是最为盛行的。所以统治者高度的紧张是其面对地方发生异乱时变得格外敏感。

但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并不代表共同的目标，越是政府管理阶层底端的官员与共筑大清盛世的目标越是不兼容，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发展，即便这些人是满族的。但不得不说康乾在整个大清历史中处于一个及其尴尬的位置。满清政府完成了版图统一，经济发展，其自入关以来的王者之气尚盛，然而久无敌手，自给自足的夜郎之态也已初露端倪。民族的狭隘性，导致了乾隆在面对“叫魂”事件时将统治者的心虚展现在大家面前。对于民众的惊慌，乾隆希望的到得的结果是有那么些反清的汉人是利用这场疯言制造混乱，乾隆内心的恐惧让他在这件事上投入的关注的似乎超过了一个明主做的极限。

所以，在我们了解乾隆掀起的这场自上而下的除妖运动背后一个帝国掌舵者内心的孤独后，我想在处理这场运动过程中乾隆的表现就显得合理多了。

那么再看看执行这场除妖运动的各方官员，这些官员中其实大多知道叫魂只是无中生有，但在面对皇帝的旨意后，依然执行下去，这不得不说是封建社会下特有的产物，这或许就是我们队这些求官发财，明哲保身的官员唯一的解释，似乎他们的各种行为都是封建政府制度下，顺王者昌，逆者则亡的节奏导致的。可是透过列文森的叫魂，我们发现了另一个解释，那就是古代社会信息的不畅通导致的信息缺乏。尽管古代有专门的驿站，有信鸽传书这些传达信息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考量它们传达信息的效率不得不说甚是慢！所以在皇帝与官员沟通过程中首先就有信息滞后性的存在。而清代糟糕的通讯管理机制也导致了诸多问题。清政府地方信息先传达六部，再由主要中央官员审核后传达给皇帝。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得发现一个官场上必然存在的问题：如果地方非自然因素导致的社会**，如果给皇帝看到，导致的必然是大批官员下马。如果地方官员所做的良好业绩在送达皇帝手中的中间被非自己党派的重要官员截获，那这个信息大多有可能石沉大海，不得而终。由此可以想到清末为啥康有为、孙中山等一批有志青年的建议总是很难传达给皇帝了。这其实是封建制度下的一种悲哀，但也只有在封建社会才能存在的怪状。所以，古代的官员也是深知此道，官员欺上瞒下，利用信息的不畅通为自己的错失进行掩盖，这便是乾隆一开始对叫魂事件不作为而龙颜大怒的原因。而后叫魂事件又持续发酵的重要因素。

其实，看完官场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博弈，我们也可以透过叫魂这件事，看见强权政治下民众的弱小，和苟延残喘。中国的民众为啥在清末被人扣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其实不光当时中国人吸食鸦片，其实最让我们值得反思的反而是中国民众最内心得逆来顺受。中国人生长在这片苍茫的华夏大地上，绵延滋长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这五千年里近一半的历史被中国儒家思想所控制着。中国人可以为了生计低头哈腰，但也可以为了生计登高一呼，中国人的韧性是让世界得到过教训的。所以在乾隆时期的叫魂事件中，我们看到的迷信，是愚昧的普通老百姓如何丑态百出，可我看见的却是那么多鲜活的生命在历史长河里用自己仅有的生命在向我们诉说着他们为家人的付出。在整个叫魂事件中，中国民众在其中只扮演了一个角色——受害者。

无论是否真的有意欲反清的列贼，还是民众的以讹传讹。最后我们得看见的就是民众为了家庭的安康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的来源可以说他们无知，也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被愚弄的对象。甚至在后期除妖活动中，为了让皇帝高兴，还有诱骗做假口

供的。可以说民众是中国历史推动者，也是牺牲者。

回首整个叫魂事件，在政府制度上是值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引以为戒的。中国是***的多党合作体制。在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里。民众抱怨声肯定比其他国家相对较多因为需求的多样性必然导致这些情况。所以当下社会人们道德缺失，不得不说是一种变样的叫魂事件。人们自私自利。可是这种社会风尚从何而来？其实想想中国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不难发现在那场革命中，人们失去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计的。所以到了如今，中国亟待解决的政治制度问题，已经不光是提高公共服务，更是提高国民素质的综合时期。在中国我们乐于看见的的是一个政治清明，国民素质优良的状态，尽管这是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是只有在国家建设时期，把这个目标作为追求才能使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以人为本。这是中国梦，也是国民梦。所以透过叫魂这本书我觉得政府要更加注重信息交流。做到信息通畅在如今的网络时代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如何做到信息合理通畅,起到正确引导民众也是关键的。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中国要做到的不仅是简单的行政体制运作效率的提高。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更要提高中央和地方沟通的畅通，以及行政工作及时有效地监督。但是叫魂作为一本学术类书本，从片面的社会实践映射到整个社会问题不免显得理由不足，造成一种过于牵强的感觉，因此在学习叫魂这本书优秀的写作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前提下更要有一个正确的审视的视角。

第五篇：叫魂读后感

叫魂读后感

（一）亚伟

从开始到结束，战线拉的很长，读完了《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听说这本书，还是在手机上有知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介绍。

《叫魂》这本书的背景是清代乾隆盛世。清高宗弘历（乾隆）在封建历史上可以算是空前绝后吧，然而在1768年，乾隆盛世鼎盛之际，“叫魂”的妖术把大清搅得天昏地暗，几个月里这个股妖风席卷了半个中国。“叫魂”的行为，即懂得妖术的人，可以在得到受害者的发辫、衣襟后，控制受害者的灵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受害者灵魂丢失后会立即死亡。《叫魂》一书，则是涵盖了几乎各个方面（法律、经济、制度、百姓、官员、皇帝等等等等等），来分析“叫魂”这一事件。

显而易见的，百姓这一阶层，是最低的一层。百姓作为盛世的创造者，却享受不到盛世反馈而来的种种福利，只能默默保持着帝国的运转。“叫魂”首先爆发在江浙地带，这里是当时的经济中心，然而极大的经济分布不均、米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不那么发达的城市的百姓们全家集体进行劳作（耕种、纺织）才能勉强保持生存，城市间贫富差异带来的人口流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安定。这一阶层的人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也没有任何权利。妖术事件流传开后，最恐慌的便是百姓，一是没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二是他们最容易成为妖术的目标，再一个就是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们抵御妖术、不受妖术的侵害，而家庭中成员的死亡都是很大的损失。“叫魂”爆发之后，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乞丐、僧人。当时的游方僧人，实际上和乞丐没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层人比普通百姓的地位更低下。借由“叫魂”事件，百姓获得了指控他人的权力。于是，就爆发了。出现了多起群众聚集，将疑似会妖术的乞丐、僧人抓住，进行殴打甚至打死的事件。

长期被挤压在边缘地带，突然获得了哪怕小小的权力，便将枪口一致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低的人，这种行为简直一点点都不奇怪。

百姓陷于恐慌，那么受过一定教育的官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实际上官员是不相信妖术的真实存在。最初出现的几起妖术事件，官员们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认为是有人借妖术的名义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有人人诬陷其叔父“叫魂”,能得到更多家产；债主陷害其债务人剪辫，要挟还钱。官员们认为百姓的愚昧使得这些普通的纠纷进一步扩大，妖术是不存在的。官员们因此起初未向皇帝上报这些案件。

而皇帝弘历，是整个妖术大恐慌最大的推动者。上面说到，起初几件妖术的案件发生后，地方官员并没有及时上报给弘历。自然，弘历在地方有着自己的耳目。当他得知这些事件后，大为震惊。他认为这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失职、不尽忠。敏感的弘历一开始就将“叫魂”案提高到了政治层面（剪发辫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反抗），向官员下达“尽全力清剿叫魂案犯人，并不在民众之间造成恐慌”之类的命令，并与官员的私人通信中用词严厉。

当然也难怪弘历会有这样强烈的反应。按照官方说法，只有皇室能够与神灵进行对话，“叫魂”这种巫术是对皇家在神灵、占卜领域统治权的挑战。剪发辫视为是对满清政府统治的一种对抗，也是长期存在的。另外，随着管理体制的日渐成熟，官员们早有了和皇帝抗衡的手段，书中介绍，满清的统治阶级中，一直提倡着满族人尚武率直、刚正不阿之类的优良品质，在他们眼里江南的汉人官僚代表着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等不好的东西，那些原本正直的满族人进入汉人官僚圈后很容易被同化。弘历看来，官员们都只是想着如何维持目前安稳的现状，不思进取，没有真真切切为帝国着想。

山东巡抚富尼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嗅到了皇帝的震怒，在弘历的名利抵达之前上书说自己抓了几个犯人并供出了主犯，以此来弥补之前隐藏不报的行为。本来就子虚乌有的案件，哪里来的犯人呢？当然是强行用刑逼供出来的。弘历对富尼汉的上报很满意，因此更加认为其他省份的巡抚监察不力，当有巡抚上报说本省没有相关案件时，弘历甚至会认为官员在撒谎，强行将该案件推波助澜到了半个中国的省份。山东巡抚如此积极，其他省份的巡抚只得依样行事，逼供出了不少犯人，“叫魂”闹大后，这些烦人都被要求带到直隶由重臣进行审问。在这里，犯人的口供与之前自相矛盾，还有犯人直接翻供，声明自己是被逼迫至此。

事已至此，“叫魂”一案纯属子虚乌有显而易见，留守直隶的重臣通过委婉的方式向皇帝报告了这一事实。弘历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而是在承认“叫魂”一案真实发生的基础上，将罪过加在了官僚体制上，对部分地方官员进行了清洗。

至此“叫魂”一案告终。

在我看来，“叫魂”案就是皇帝弘历与地方官员们进行的一场争斗，这场争斗使得对“叫魂”案的处理方式产生了错误，从而使其影响得到了扩大。对官僚体制进行震慑是皇帝弘历一直想做的事，而“叫魂”案实际上不是一个好的契机，因为这个案件没有建立在真实发生的基础上。虽然皇帝对地方官员的震慑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1768年是乾隆盛世的鼎盛时期，却发生了这样的大恐慌，之后没多少年，大清帝国开始走下坡里，所谓“盛世”的本质，通过“叫魂”案中的折射，可见一斑。

《叫魂》这本书，并不是像想像中的那么枯燥，作者孔令飞是个高手，原以为只是普通的纪实，却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整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涵盖面广，却不苦涩乏味。但大概正是它的涵盖面广，读起来才让我觉得自己的人文素养还差的很多，有些地方读起来不太懂，也不太能理解。

可以看出，孔令飞教授查阅了大量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查证工作，想起自己当初信誓旦旦要写个《冰与火之歌》的系列，然而更了几期就没更了，确实是很辣鸡。

叫魂读后感

（二）叫魂闹剧—身心二元的恐慌

作者：[美]孔飞力 译：陈兼 / 刘昶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14年6月第一版

孔飞力先生作古，才拾起这本他的经典著作。读过后感到故事本身其实并不复杂，但通过故事本身折射出的民间、官场和皇帝的反应确实耐人寻味。值得深思和痛惜的是，今天的中国民间、官场和高层依旧在叫魂的故事中逡巡不前，只不过叫魂的戏法变化了而已，其余照旧。

§ 故事：

孔飞力的《叫魂》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1768年的江南出现了一种妖术，引起了广大民众们的恐惧，这种妖术主要指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服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注入纸人中，为其服务并且骗取钱财，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这种妖术引起了大恐慌，以至于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都因为这股妖术之风而动员起来。百姓们歇斯底里地四处寻找自我保护的方法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嫌犯将其捉拿至官府；而各级官员则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疑犯；甚至庙堂之上的皇帝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命令全国官员进行清剿。而在年底，朝廷高级官员联合军机处最终审议之下，谨慎小心地提醒皇帝：所谓的叫魂恐惧其实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又抑或是阴谋家无端挑起想要引起民众恐慌的恶意慌乱事件。妖人最终未被抓获（因为本来就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被证实，审问下来缺乏足够的证据，甚至疑犯供词前言不搭后语，有的只是庸人自扰、造谣捏造、屈打成招。最终乾隆皇帝下令“收兵”,停止清剿。

书中所征引的案例，主要以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线索。

横跨不同地域的案子，通过“时间”这条主线贯穿在一起：

1月 德清石匠吴东明案。

4月 萧山巨成和尚案、白铁匠案

5月 苏州张乞丐剪辫案 胥口镇净庄和尚案

6月 书生韩沛显剪发案。

7月 乞丐蔡庭章剪辫案。

8月 乞婆剪侍女衣角案

10月初 觉性和尚案。

可以看出，一直到当年的10月份，仍有嫌犯被抓捕归案。

妖术恐慌首发在浙江、江苏，然后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湖广、北京、安徽、河南、陕西及福建。总体呈现一个由南到北，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趋势。

§ 思考：

在读书的过程中，不同于孔飞力和普遍读者对官僚阶层的分析，()我对这场事件中民众的种种反应有一些想法。

· 民众为何对于莫须有的“叫魂”妖术如此恐惧？

“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古代民间普遍认同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即认同身心二元论思想。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间有身心二元的古老信仰，灵魂与肉身的可分离性使得中国人相信灵魂可以被别有用心的掌握妖术的“术士”施以超自然的力量而偷走。当时佛教的思想影响也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叫魂”事件的起源也是几个和尚因为嫉妒隔壁庙里香火不断而造的谣。佛教关于身心的观点是：“心是身的本质，心可以使身处于不同的形态，身只是显现心的修行阶段的工具。”[1]1768年事件中的叫魂，意义上更倾向于“偷魂 ”.在众多侵害身心的妖术活动记载中，普遍存在两个关键的物品：头发和纸人。在很多文化中头发具有神奇的魔力，被认为与生育能力有关，或与自身灵魂力量的效力扩展有关。

[1] 《中国哲学中身心关系的几种形态》 作者：聂成华（张学智）

叫魂读后感

（三）太平盛世下的妖术恐慌

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时的清朝正处于太平盛世。但与此同时，某种带着预示性质的惊颤开始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于是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去关注周围是否有外来的面孔，怀疑外来者都是那可恶的盗魂者。而普通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怀疑肆意殴打他人，地保之流更是趁机敲诈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便可以污蔑其为盗魂者，同时还煽动群众，引发恐慌。而民众的恐惧导致他们可以漠视生命，有些被怀疑为术士的人往往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活活打死。当然在清政府严苛的律法之下，还是有不少被怀疑为术士的人被送进监牢尝尝那可怕的夹棍，有的人撑不住招了，但没有确凿“证据”,于是放了：有的人也撑不住招了，因为“证据”确凿，被判死刑：但更多的人在快要撑不住，将招未招时就已死去。即使官府明令禁止传播流言，却这并没有什么效果，恐慌由南至北，由浙江至北京，终于惊动了那宫墙之内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那么，究竟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次的妖术大恐慌呢？表面上看，白银输入、物价上升，一派盛世繁华的景象，但实际上在长江下游人口过于密集的地区，稻米的价格对于普通百姓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慢慢的平民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对待无辜者的血腥与暴力其实是在发泄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在叫魂事件发生以前，司法记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苗头。

而从地理来看，在农耕文明的社会大背景下，江南地区的人民大多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这里，有一定的领土意识，当人口开始持续流动，大量外来者涌入，在无形中便破坏了原来的秩序。本来人们的生活节奏就很紧绷，精神高度紧张，就快要到达极限。而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无疑加剧了不安定的因素，人们总会对闯入者多留一份心，许多冤案的源头正是这种特殊的关注。

当然，这一弥漫整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不仅仅是因为单一的压力所造成的，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公众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感。封建社会的决策几乎只有君主与官僚阶级知晓内情，而平民百姓可以说是毫不知情的。况且清朝是我国文字狱最盛的时代，它不仅从文学、从思想上去控制人们，甚至礼仪、服饰、发辫都特别规定成一定的样式。明末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消除前朝影响，命令所有汉人剃发易服，反抗者格杀勿论。为了保护世代传承的文物衣冠，汉族人民于蛮族统治者斗争了37年之久，最终满族统治者获得胜利，而政策也越发的严苛。在统治者的高压下，民众变得白痴兮兮，愚不可及。流言便也

容易侵入他们的内心。没有人会对这些近在咫尺的危险保持沉默，于是能让大多数人安心的办法就是当面将嫌疑人打死，理性之流，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根本不值一提。

而地方官员对待这些叫魂案的态度无疑都是息事宁人，安抚民间恐慌，打压那些挑起事端，传播流言的人，并且尽全力的去禁止这些流言的传播。然而这些案件终究还是传到了乾隆的耳朵里，促使各级官僚们纷纷展开对叫魂案的调查，对叫魂妖术的围追堵截，并且，从这些妖人的口中得知造成这场妖术恐慌的领头者在江南。于是乾隆下令追捕领头者，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牺牲了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之后，才被迫因为破绽百出而叫停。但皇帝总是不甘认错的，于是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导致领头者依然逍遥法外，而借着这样的说辞，乾隆开始了一场针对各级官僚的清算，大部分涉及此案的官僚都受到了降职、革职和流放的惩罚，但其中汉族官僚所受到的惩罚是最为严重的，这不仅体现了满汉有别，也是乾隆为自己所做的开脱。

引用书中原文：“于是在1768年春季到秋季的大半年时间里，平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忙于追击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啧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凶险的政治阴谋，并不断发下谕旨命令全国各地清剿。结果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注：《叫魂》（孔飞力著），已由陈兼、刘昶译成中文，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