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类人物

第一篇：战国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三类人物

2.1《战国策》中的君臣形象

2.1.1 君主形象

君臣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也是占有核心利益的少数群体的代表，在战火纷仍的战国时代，他们的言行和形象，更具有突出的特点。《战国策》中描绘了许多君主和大臣的形象，其中既有明主明君，也有一些昏庸的国君，对他们的形象塑造，能够体现出纵横家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2.1.2 明主形象

纵观《战国策》各个明主，他们的总体特点是:广开言路，赏罚分明，重用贤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秦孝公、赵武灵王、燕昭王等。

1、秦孝公

对秦孝公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见于《秦策·卫靴亡魏入秦》一篇中。他最大的作为是破除阻力、坚持变法:即位时，面临战国复杂的形势，为了改变秦国的落后情况，任用商鞍实行变法，遭到反对，但秦孝公并不屈从于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变法成功，使秦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在秦孝公人物形象身上，最能反映出的是民本思想，即采取富民强国的开明措施(《秦策·司马错与张仪争论》)颁布法令，把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2、赵武灵王

对赵武灵王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见于《战国策·赵策二》中，而最突出的则见于《赵武灵王平昼闲居》一文中，其中谈的是赵武灵王改革胡服骑射强兵富国的故事。

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是当时各国中力量最弱小的国家，但赵武灵王具有雄才大略，他审时度势，重用贤能，锐意革新，军事上倡导胡服骑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赵国逐渐强大起来。赵武灵王身上，充分体现出了一位有远见卓识、厉行变革的国君形象。

3、燕昭王

对燕昭王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见于《燕策·燕昭王收破燕后》一篇中。燕昭王复国求贤，卑身下士:在面临国家残破不堪的情况下，燕昭王认识到要想振兴国家，就需要有能臣贤将的辅佐，于是他“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及时拜访了燕国贤者郭傀，优待郭傀，以此为重视人才的开端，很快燕昭王招到了乐毅等众多贤才，使小小的燕国变得殷富。

在燕昭王身上主要体现了重视百姓的民本思想:注意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亲自“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终于使“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

2.1.3 昏君形象

《战国策》还写了一些昏庸君主，他们的总体形象特点是:互相争斗、残杀，互相勾结、利用，反复无常，不讲信用。有的骄横跋雇、贪婪狠毒，有的圆滑伪善，阴险毒辣，荒淫无耻，穷奢极欲，互相倾轧，****，宠信奸候，嫉贤妒能，迫害忠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是宋康王、楚怀王和齐宣王。

1、宋康王

宋康王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宋、卫策·宋康王之时有雀生》一文中，由于宋康王昏庸残暴，宋国最终被齐国所灭，宋康王落下个身死国灭的结局。

2、楚怀王

楚怀王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一文中，他远贤近按，愚蠢、昏赣无能，被郑袖所蒙蔽。他受张仪的煽动，既贪利又短见，既自大又无能，（《秦策二·齐助楚攻秦》），充分表现了这个奢靡淫逸好色的昏庸国君形象（《楚策三·张仪之楚》)。

3、齐宣王

齐宣王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体现在《齐策·苏秦为赵和从说》·《齐策·张仪为秦连横》两文中，齐宣王作为无主见与无原则的昏庸君主，受苏秦和张仪的宣传，自己没有主见，随风飘摆，使齐国失去许多大好发展机会，削弱了齐国及其他连横国家的总体实力。

2.2 谋臣形象

《战国策》中关于谋臣的记载，主要是进行谋议论辩，表现在政治上他们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在行动上他们运筹帷握、游说奔走，或助秦兼并，或合纵抗秦，决定成败。体现了他们纵横裨阖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也表现了他们极力劝谏的语言艺术。本文这里只重点讨论触龙和邹忌

1、触龙

在《赵策·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中，成功地塑造了触龙这个人物形象。其一，谈吐自然随和

公元前265年，秦国出兵攻打赵国，赵国情况紧急，执政的赵太后向齐国求救。齐国答应派兵帮助，但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即:“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对幼子长安君非常溺爱，不肯答应长安君到齐国为质。大臣们都极力劝说太后，让其同意长安君作人质，以换取赵国的安全。太后却非常生气，公开宣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这样，大臣们谁都不敢劝谏了。就在此时，作为左师官的触龙表示“愿见”太后，而太后“盛气而揖之”。触龙见到太后，为了打破僵局，就从关心起居问题入手，询问太后的饮食生活等琐事，这样一来，就缓解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于是太后怒色“少解”，对触龙的戒备心理随之放松。

其二，富有人情味但是非分明

触龙在初步消除了太后的戒备情绪后，接下来故意提出让其小儿子到宫中当禁卫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迎合太后作为母亲的爱子之心，以人情打动太后。这样的话题，进一步激发起太后浓厚的兴趣，在关于是丈夫还是妇人疼爱孩子的问题上，笑着说出“妇人异甚”的话。双方谈话的气氛更加缓和。接下来，触龙站在赵太后的角度，对赵太后疼爱幼子的行为表示理解，以此赢得赵太后的向感随着谈话的深入，触龙指出:从长远利益来看，应让长安君利用到齐国当人质的机会，“令有功于国”，以免“位尊而无功，体厚而无劳”。触龙这种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阐明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做法，令太后心服口服。于是，在触龙的一番劝谏下，赵太后最终答应让长安君到齐国当人质，“诺，态君之所使之”，由此也解除了赵国的危机。

在触龙劝谏赵太后的过程中，《战国策》就勾勒了触龙谈吐自然随和，富有人情味但又是非分明的人物形象。触龙并没有急于就事论事，而是首先关心赵太后的身体起居，让赵太后感觉到触龙就是自己的生活朋友;接着触龙跟赵太后谈到孩子问题，这使赵太后又感觉到是在同为家长的人在一起交流育子之法;但触龙并不是真正地单纯与赵太后唠家常，他话锋一转，把长安君的前途同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不知不觉之中，令赵太后欣然接受长安君为人质一事。触龙高超的谈话技巧令人叹服，其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2、邹忌

邹忌的人物形象塑造主要体现在《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展现了他由近及远的机智善讽，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战国时代，君德浅薄，多庸主暴君，游士为说服君相，说辞大都不以直接方式，往往引类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齐策一·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切身体验的生活趣事，来形象喻示所要阐述的道理，贴切深刻，饶有风趣，很有说服力。通过邹忌委婉劝谏齐王，使齐国言路广开，表现了邹忌具有敏锐观察力，深谋远虑，善于思考的人物形象特点。

2.3 《战国策》中的策士形象

2.3.1 士和策士

“士”是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战国文献中，关于“士”的各种说法，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这说明了士阶层的复杂，也说明他们的行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很难说他们有统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当时的人己开始对士进行类分。《墨子·杂守》篇把士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使士;《商君书·算地》把士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庄子·徐无鬼》把士分为: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枯稿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本文所说的策士，相当于这里边的谋士、谈说之士、辩士等，其中有的身处富室，有的出身贫贱，他们都是有着强烈政治理想和政治才能的有识之士，因此，为一了展现他们的才能和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常常四处奔走，“朝秦暮楚”。战国时期，是一个处于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诸侯相争，战乱不休，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时而连横，时而合纵，相互战争不断。伴随着这一社会现象的是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转变，如刘向在《战国策序录》

秦为侯孝至列中所言:“仲尼既没之后，田氏代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商，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诈商之国，兴立为强。是以传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王公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泯然道德绝矣”。各诸侯国为了争夺霸主，掠夺领土扩张势力，大肆招揽人才为自己服务，这就给了那些“士”以机会。《战国策》是纵横家的作品，是纵横家政治思想学说的反映，而《战国策》中的策士，正是纵横家自己的化身。因此，《战国策》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塑造出了谋士、勇士、巧士、使士等形形色色的“士”形象，其中的“策士”写得更是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战国时期新兴的“士”阶层中，最活跃的是“策士”阶层，他们才华横溢，智谋非凡，巧言善辩，凭借伶牙俐齿游说各国，或主合纵以抗秦，或主联横以事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非凡作用。《战国策》以夸赞策士崇尚智能为创作目的，塑造了横历战国的策士群象，策士们是一群人格独立、足智多谋的战国社会决策人物，他们追求功利和常出诈谋，都是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即使人们最为憎恶的苏秦张仪，仍不失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人物。策士当中，最典型的当属苏秦和张仪。

2.3.2 策士苏秦

《秦策·苏秦始将连横》主要记载苏秦初出，游说秦惠王的事，借此也刻画了苏秦的个人奋斗者形象，揭露了炎凉的世态。作为《战国策》中刻划得最为成功的历史人物之一，苏

秦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而且其身上折射出来的个性特征也被人们所熟知。《苏秦始将连横》一篇较为详尽地记叙了苏秦一生中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事迹。纵观全文，苏秦的人物形象特点有下述三点:

其一，苏秦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功，四处游说，充满了热忱和力量。苏秦为了求得赏识和得到重用，最初以连横之策劝说秦惠王:“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但秦王并没有听从，予以拒绝，这样苏秦的连横游说就宣告失败。在“说秦王书十上而不行”的时候，苏秦来到赵国，利用彼时六国和秦国的尖锐矛盾，以“合纵”之术游说赵肃侯，赵王大悦，史载:“封苏秦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锰，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连横”与“合纵”乃相反的两个策略，苏秦竟能很快地实现转变，这一方面反映出其有独到的见解，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苏秦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热爱之情。

其二，苏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坚韧精神。苏秦多次游说秦王，但其主张仍不被采用，这时他只好离开秦国，回到洛阳。回到家中以后，家人对其不予理睬。苏秦内心自我反省:“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将自己目前处于困境的原因一方面归结于秦王的拒绝采纳己见，于是他改变了以前的连横主张，转而潜心研磨合纵思想;另一方面，苏秦认为正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才说秦失败，于是“乃夜发书，陈筐数十，得太公因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在攻读过程中J其“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的奋发进取的拼搏精神成为世代读书人所效仿的榜样。

其三，苏秦身上也体现出了封建社会时期小知识分子的尖酸刻薄性格。苏秦为了追求尊荣利禄，在说秦失败之后，发奋读书，终于说赵成功。当年在落魄归家之时，曾受到亲人的冷遇;此次荣归故里，苏秦心中知道嫂子此时见到他，心情矛盾，想起往事，内心会痛苦不堪，但是苏秦却非逼着嫂子说出尴尬之言，使嫂子当面丢丑，也使父母为难，这就突出表现了苏秦的冷酷无情，尖酸刻薄的性格。而他的叹息和自白:“暖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何可忽乎哉?”既是苏秦愤世嫉俗的声音，同时也暴露出了他利欲熏心的肮脏灵魂。

总之，《战国策》中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神情毕现、叱咤风云的策士苏秦的形象，为后世史传文学、历史演义、赋体文学和诗歌戏剧等塑造人物创造了抑扬互用，抑到底而不单调，扬到顶而有空间的艺术技巧的典范。

2.3.3 策士张仪

张仪是最为后人鄙视的《战国策》策士，以往学者给他的评语几乎都是与诈变反复、阴毒、无赖、小人有关的字眼。但根据《战国策》所载，仍体现为美言颂赞张仪，显然表现出了撰写《战国策》的纵横家不能批评自己“祖宗”的言不由衷行为。但是，对一个曾横行战国、令诸侯色变心惊的策士，我们也不能仅凭世人的批评，把他说得一无是处。对于他的行事、为人和社会作用，结合他所处的时代特点，给予公允的评价。其一，忠于秦国，恃强游说

齐楚两大国携手交好，秦王惊恐失色，便命张仪攻破齐秦联盟。张仪深知各国固守的短处，常恃秦国声势威胁诸侯，迫其就范。为秦破纵连横，张仪在游说楚王时，话语句句击中要害。在《楚策·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中，一张仪先说明了秦朝的强大:“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责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接着，张仪又阐明利害关系，曰:“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填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楚王顿觉岌岌可危，不可终日，只好西面事秦，“乃遣使者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并告

绝齐国，齐楚联盟宣告解散。张仪游说诸侯，建立连横联盟，几乎都是抓住对手的弱点，进行咄咄逼人的要挟。

尽管张仪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主张，但能以三寸不烂之舌，善变多谋的智慧，把握诸侯君主的不同心理，逐个击破，使苏秦的合纵策略常受毁灭性的打击，为秦国加强实力和统一华夏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二，朝秦暮楚，嫉贤妒能

如果说张仪的政治活动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那么，他的为人行事则难于称道。为获得“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张仪不惜“朝秦暮楚”，东奔西跑，精心钻营，摇动其三寸不烂之舌，拨弄是非，鼓动各国统治者兴兵征伐，杀人夺地。由此体现出张仪的极端自私自利、奸诈狡滑。

张仪聪明多才，足智多谋，但心胸狭窄，忌讳别人的才能和得志，他常采用打击、陷害对手的办法保全、抬高自己，以满足独宠的欲和稳固己得的势位。张仪视同样声闻天下的陈斡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曾数次进言秦王，以除掉陈斡。陈斡从楚赴秦效劳，他便说:“陈斡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秦策一·陈斡去楚之秦》)张仪不除陈斡，难于甘食安寝，因而不惜以替楚恢复郡、呈日、汉中等地作交换代价，求楚王驱逐陈斡。(《楚策一·张仪相秦》)这种挑拨离间、嫉妒陷害同仁的行为，造成了策士内部的消耗，影响籍能的正常发挥。

对于张仪的行为，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和评价。首先，张仪的狡诈之谋是战国无义战的反映。战国诸侯竟相争夺天下，彼此侵伐并吞，己经失去了谁是谁非、谁正义谁不正义的明确区别。因此，争斗角逐中施展的种种诈谋机变，已很难用正常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其次，张仪周游列国，巧设机谋，都是为秦统一天下服务。张仪利用超人的才智，破纵连横，成功地瓦解了六国间的联盟，加强了秦国的政治，军事力量，为秦建立华夏大地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作出很大贡献。毫无疑问，张仪在政治上的努力是积极进步的，张仪对统一王朝的建立所起的作用，是抹杀不了的。

2.4 《战国策》中的刺客形象

《战国策》热情讴歌了多位侠义之士的豪情壮举。其中作为刺客的“侠”，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束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荆柯和聂政。2.4.1 刺客荆柯

《战国策》中描述了荆柯这位英勇无畏的刺客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信守承诺，‘慷慨赴难

《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描绘了一位勇敢、沉着、机智的侠勇之士形象。燕国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逃亡归来，看到秦国将要吞灭六国，太子丹很忧虑，于是找到壮士荆辆，请求他去刺杀秦王。荆柯自知此去定难返回，于是与友人慷慨诀别。《战国策》中描写了易水送别的场景:“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为变微之声，士皆垂泣。又前为歌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复为慷慨羽声，士皆镇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柯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文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渲染了荆柯与朋友分别时慷慨悲歌、怒发冲冠的悲壮场面，刻画出了荆柯不畏强暴、决然献身的英雄性格。

其二，镇定自若，视死如归

在咸阳宫殿，荆辆捧着秦王索求的樊于期的头颅匣，同伴秦武阳捧着地图匣，按着次序拜见秦王。这时，秦武阳临阵怯场“色变振恐”，这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怀疑。此时，荆柯“顾笑武阳”，使其镇定下来，然后走上前去向秦王谢罪，曰:“北蛮夷之人，未尝见天子’夕，以此解释来消除秦王与大臣的猜疑，这体现出了荆柯机智沉着的良好心理素质。

“图穷而匕首见”，荆柯拿起匕首刺杀秦王，秦王惊慌失措，匆忙躲避，拿出宝剑刺中荆柯，荆柯自知事情不能成功，“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里，荆柯的笑，表现出了荆柯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其笑，步韵寸秦王蔑视之笑，是行刺不就，有负厚望的遗憾之笑;亦是视死如归的悲壮镇定之笑”，表现了荆柯对强秦的蔑视与愤慨之情。最终，荆柯刺杀秦王未果，自己反遭杀害，但其英雄虎胆的形象跃然纸上。

2.4.2 刺客聂政

聂政形象主要体现在《韩策二·韩傀相韩》一文中，其人物形象特点有二: 其一，知恩图报，替人复仇

聂政是积深井里的勇敢之士，因为躲避仇人隐遁在屠夫之间。严遂得知聂政为非凡之人，就想利用他替自己杀死仇人韩傀。了解到聂政生活困难，严遂就多次出钱救济聂政，并善待聂政的母亲“奉黄金百锰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是个孝子，为此非常感动，在其母去世后，聂政决定替曾经施恩于己的严遂报仇，所谓:“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独自告辞而去，手持宝剑来到韩国。

其二，目的达到，甘于献身

聂政到了韩国后，在韩国东孟盛会上刺杀国相韩傀，并杀死了左右卫士几十人。在逃走无望的情况下，聂政为了避免自己被人认出而牵连严遂，于是“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在这种迭宕起伏的情节中，清晰地勾勒描绘出了聂政肯为知己者而死的高尚精神和道德情操。

第二篇：唐吉诃德人物的典型意义

唐吉诃德人物的典型意义

唐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作品《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的形象具有两重性。从表层意义看，他是一个心智谵妄、行为怪诞的老头。他的头脑里充满骑士小说描写的离奇古怪的东西，使他的思想方式偏离实际，对世界的认识出现错觉。在他眼中，世界被扭曲成虚境幻影：壮实的养猪姑娘成了绝美的贵妇人杜尔西内娅，风车成了长臂巨人，羊群成了军队，铜盆成了头盔„„

堂吉诃德形象的深层意义，在于他体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游侠冒险并不是追逐世俗利益，而是为实现他一心向往的骑士理想，用他的行动匡正时弊。他看似荒唐可笑的行为，动机是高尚、善良的，始终贯穿着他的理想。他的所作所为的出发点却有着高尚的一面，即为了奉行一种崇高的原则。他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骑士，要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并为此而奋不顾身，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在主观上是追求和维护真理，只是他所追求的是脱离实际、早已过时的“骑士道”，所以注定只能碰壁，害人害己。他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在他身上将喜剧性和悲剧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堂吉诃德的理想既体现着天主教教义的终极价值，更表现出人文主义一般的思想观念。他热爱自由，憎恶奴役，把扶弱除暴视为自己的使命。他看到苦役犯被差人押解服刑，立即产生同情心。他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人当奴隶未免残忍”，于是赶走差人，放掉囚犯。堂吉诃德极其推崇自由的价值，他对桑丘说：“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拼。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他只要发现奴役和强暴，就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拼杀。堂吉诃德的理想具有平等的内涵。他主张人与人的平等，反对以血统区别人的贵贱高低。他和桑丘之间不像主仆，更像朋友。他让桑丘“和自己的主子不分彼此”，还告诉桑丘不要以自己出身贫贱为耻辱，“血统只是借光”，美德才是有价值的；宁可夸耀自己是贫贱的好人，而不是富贵的坏人。他的这些主张表达了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民主要求。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鲁迅根据屠格涅夫的观点，在“编校后记”中把堂吉诃德精神概括为“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30年代，鲁迅还和瞿秋白一道（前者从德文，后者从俄文）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太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

误，错误是他的打法，因为胡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而且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的”。鲁迅还说，“后来又有人和这些专凭理想的堂吉诃德式相对，称看定现实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马克思式’”。

堂吉诃德向往没有贫困、没有压迫的乌托邦世界。他津津乐道的“黄金时代”是一个幻想的境界。在他构想的理想世界中，人人自由、平等，民风淳朴，没有罪恶，和平、富足。他的社会理想与莫尔等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社会理想极为相似。在堂吉诃德表面的喜剧因素之下，实际隐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蕴。他对社会正义和人人平等的要求，在扼杀人的一切美好愿望的强大的封建黑暗势力下，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他以过时的、虚幻的骑士道来改造现实社会，更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完全不足为训。但他的进步思想，闪耀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的失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

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

作者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

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

第三篇：战国策》中的成语故事(具体)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词语解释

1、邹忌讽齐王纳谏 讽：讽谏。纳：接受。

2、邹忌修八尺有余。修：长，这里指高。有，“又”。

3、朝服衣冠，窥镜。服：穿戴。窥：照。

4、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复：又一次。

5、明日，徐公来，孰视之。明日：第二天。孰：通“熟”，仔细。

6、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美：认为······美。私：偏爱。

7、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蔽：受蒙蔽，这里指因受蒙蔽而不明。

8、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过者。面刺：当面指责。

9、能谤讥于市朝。谤讥：议论。市朝：公众场合。

10、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间进：偶然进谏。翻译下列句子。

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我同城北徐公相比哪个更美丽？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

3、徐公何能及君也？ 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4、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

第二天，徐公来了，仔细地看徐公，自认为不如徐公美丽。

5、臣之美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都认为我比徐公美。

6、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

所有的大臣、官吏、百姓能够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人，授给上等奖赏；

7、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

能在公共场所指责我的人，传到我的耳中来的，授给下等奖赏。

8、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旨令刚下达，大臣们都来朝廷进谏，宫门口和院子里就像集市一样，几个月之后，常常断续有人来进言规劝，满一年后，即使有人想进言，也没有什么可进谏了。

三、回答下列问题。

1、邹忌以什么事联想到国家政事的？

一件家庭小事，即：邹忌向他的妻、妾、客提出自己与徐公谁美的问题。

2、邹忌是如何看待妻、妾、客对自己的评价？

他认为妻是“私我”、妾是“畏我”、客是“有求我”，故不可信。可见他有自知之明。

3、邹忌是如何“讽”齐王的？

邹忌在“讽”齐王时，很讲技巧，先以“闺房小事”谈自己的体会，然后以类比的方式委婉进谏。

4、讽谏的结果如何？

齐王接受了谏言，并发布政令，广开言路，悬赏纳谏，始而“门庭若市”，继而“时时而间进”，最后“无可进者”，终于“战胜于朝廷”。

5、邹忌成功的说服齐王，他的劝说方式对我们今天的人际交往有什么启示？

他的劝说方式，即委婉劝说，它的优点就在于充分尊重被劝说者，使之受到启发、明白道理，从而乐于接受。今天的人际交往仍值得借鉴这种做法。

成语故事：

13、鹬蚌相争 《战国策·燕策二》

一只蚌【bàng】正张开两壳晒太阳，鹬【yù】鸟飞过来，伸出长长的嘴巴来啄食它的肉。蚌一下子合住双壳，把鹬鸟的嘴紧紧地夹住了。

鹬鸟对蚌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把你干死！”

蚌对鹬鸟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会把你饿死！”

它两个各不相让，谁也不肯放谁。这时，一个打鱼的老人走过来，一下子把它们都捉走了。

寓意：争狠斗气，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谁也没有好结果。原文：

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既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

【提要】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成语就出自这里。苏代只用这样一个小寓言故事，就免除了燕国的一场兵祸。

【原文】

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译文】

赵国准备讨伐燕国，苏代为燕国去劝说赵惠王说：“我这次来，经过易水，看见一只河蚌正从水里出来晒太阳，一只鹬飞来啄它的肉，河蚌马上闭拢，夹住了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就变成肉干了。‟河蚌对鹬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你就成了死鹬。‟它们俩谁也不肯放开谁，一个渔夫走过来，把它们俩一块捉走了。现在赵国将要攻打燕国，燕赵如果长期相持不下，老百姓就会疲弊不堪，我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成为那不劳而获的渔翁了。所以希望大王认真考虑出兵之事。”赵惠文王说：“好吧。”于是停止出兵攻打燕国。

【评析】

战国说客们大量运用寓言故事来喻事明理，生动形象、直白明了。寓言不仅增强了辩词的说服力，而且使行文别出心裁、独具摇曳生姿意蕴无穷的美感。今天我们的话语相对于古人，显得贫乏和苍白，只有不断地在语言的形象、生动、直白上多下点工夫，才能不愧为是他们的后代。

第四篇：浅谈《战国策》中的言论自由

浅谈《战国策》中的言论自由

关键字：思想解放 言论自由直言不讳

《战国策》又称《国策》，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所编纂的一部历史著作，概括了战国时代近二百年史实。《战国策》它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也是一部先秦历史著作。全书共三十三篇，因为它的内容主要是记录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的策谋的，故定名为《战国策》。《战国策》一书有鲜明突出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所反映的历史时代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形成的大变革时期。书中的作品从不同角度生动、具体、形象地反映了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使《战国策》成为一部反映战国时代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战国策》深刻揭露和鞭笞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残暴和腐朽。对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的专横跋扈、贪婪狠毒、荒淫无耻、穷奢极欲、昏庸无能等丑恶行为做了淋漓尽致的描述。

《战国策》中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歌颂了在谋臣策士中那些廉洁正直、功成身退、不为强暴、勇于牺牲的高尚品质；刻画了那些投机取巧、惟利是图、朝秦暮楚、背叛盟友等丑恶行为。那些策士的游说有的简洁明快、流利酣畅；有的委婉含蓄、情正意切；有的巧比妙喻、言理切中；有的悲壮不已、催人泪下；有的旁征博引、持论宏深-----总之〈〈战国策〉〉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应给予肯定。但是，〈〈战国策〉〉这部史学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论大胆自由，“放言无惮”的特点，在历代史学著作中的确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追溯根源，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思想最解放的时代，时代的特色思想的解放必然导致言论的大胆与自由。

战国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历史阶段。此时，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雄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七雄之间，无论强弱，各国统治者或为吞并别国；或为保存壮大自己；或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为此各国都寻找盟友，导致各国之间互相倾轧，彼此兼并。出现了互相利用互相联合、你争我夺征战不休的“朝秦暮楚”的局面。为了顺应此种形势，一批游说之士研究各国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揣摩统治者的心理。有的为合纵游说，有的为连横鼓唇。苏秦便是众多游说者中比较突出的一位。苏秦沉湎于对功名利禄的的追求，他不惜用一切手段去游说七国。当时的秦国是大国，素有依仗国势吞并天下之心。于是苏秦肆意夸说，用“连横”的主张去游说秦惠王，煽动秦王依仗自己国家的雄厚实力用武力去兼并其他六国。苏秦本以为他的这一主张会正合秦王吞并六国的野心，必定得到秦王的赏识，不料秦王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为了达到劝说秦王的目的，苏秦上了十次奏章，直到皮袍破旧了，带的黄金也用完了，他的建议也未被秦王采纳。苏秦只好离开秦国回家。〈〈战国策 秦策一〉〉中记载：苏秦“归至家，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面对家人的冷淡，苏秦没有灰心，反而坚定了他追求富贵显达的决心，“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以后，苏秦研究兵书已有一些成绩，他在各诸侯国的宫廷上高谈阔论，以至于山东六国纷纷拜倒在苏秦的脚下，苏秦在各诸侯国中名声大振。家人的态度也今非昔比，“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倾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 嫂，何前倨而后卑？ 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前

后两次家人对苏秦的态度，完全取决于金钱地位。“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一语道破当时人们追求金钱地位的心理，毫不掩饰，没有隐瞒，更没有尴尬和难堪。苏秦的“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在世，势位富贵”一席话既是切身体验，又是对趋炎附势、贪慕富贵的世风的高度概括。

战国时期，人们对权势的爱慕敢于坦然相告，对权势的藐视同样毫不掩饰。封建社会，“国君至高无上，最为尊贵”这似乎是被人们一直公认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然而，齐国的颜黜勇于冲破传统观念，大胆提出国君应“趋士”的看法。《战国策 齐策四》中记载：“齐宣王见颜黜，曰：黜前！黜亦曰：王前！”齐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黜，人臣也。王曰：黜前，亦曰：王前，可乎？”黜对曰：“夫黜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黜为趋士，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在等级森严、君贵臣轻的封建社会，颜黜不顾世俗观念，敢于违抗王命；不顾众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大臣的煽动威胁，与齐宣王针锋相对，实在是难能可贵。颜黜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气概，藐视权贵的铮铮铁骨，无论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都是令人钦佩的。可想而知，春秋战国是有着相当的言论自由，百姓可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这是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极为少见的。战国处于大变动时期，各国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都大力网络人才，培植亲信，养士之风盛行。齐国的孟尝君就以“养士”最多而著称。《冯瑗客孟尝君》是《战国策》中久为传诵的名篇。

有个贫士冯瑗请人推荐做了冯瑗的“门下客”，在与孟尝君初次见面的问答中以及被收留时，他故做平庸，且又追求礼遇而无所作为。冯瑗问他有“何能”，“何好”，冯瑗的回答是“客无能也”，“客无好也”。孟尝君收留了他。只是“食以草具”，给他“士”的地位，冯瑗弹铗而歌，“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比门下之客。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他三次用弹铗作歌的方式向孟尝君提出生活待遇上的要求，而且要求越来越高，以致引起周围人的“笑之恶之”，冯瑗也不管孟尝君如何瞧不起他，他依然我行我素，旁若无人，再三歌曰：“长铗归来乎”直到孟尝君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他才“不复歌”。这段情节写出了策士冯瑗不卑不亢、异于常客的奇特风采。冯瑗对孟尝君的真诚态度恰恰是冯瑗后来愿为孟尝君竭尽才智效力的原因。“士为知己者死”是战国时策士的道德信条。冯瑗为孟尝君买“义”颂扬了冯瑗的政治远见。不管孟尝君愿不愿意，他自作主张，“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不管孟尝君做何感想，他认为“君家有寡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冯瑗的明智远虑，就在于他比较清楚的认识到：一个统治者尽管一时可以占有大量财富，但如果失去民心，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冯瑗看到孟尝君虽然势位显赫，但如若不抚爱百姓，一旦在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失势，就将无立足之地。冯瑗的“焚券市义”的动机，虽仍属为统治者孟尝君着想，但是充分体现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这是与当时进步的重民思想、民本思想相一致的。冯瑗焚券而归，这意外的举动使孟尝君大失所望，极为不满。而直到暮年以后，孟尝君罢相归薛，“趋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券，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其民，因烧其券，民呼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此时孟尝君才突然意识到冯瑗果然是能士，眼光长远，深谋远虑。冯瑗处理事情胸有成竹、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性格在这一情节中得以充分的展现。冯瑗归来复命的情节，他对孟尝君的那番答话，滔滔不绝的言辞，理直气壮的气势，显示出冯瑗作为一个策士的机警、从容、多辞善辩的风度。铮铮的言语口声，大胆果断的行动，真真切切的传达出了冯瑗所独至的性格特征。

另外，战国时代的策士们，还擅长用比喻说理以增强言辞的说服力。“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鹬蚌相争”都是深刻而优美的寓言故事。特别是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章中，写邹忌用与徐公比美的故事，向齐王进行讽谏，劝他广开言路：如今齐国土地方圆有千里之广，有一百二十多座城邑，宫中的后妃和身边的侍臣没有一个不偏爱您的。朝廷上下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害怕您的。由此看来，您所受的蒙蔽也实在太厉害了。齐威王听了以后有所醒悟，于是颁布了一条激励广开言路的命令。齐国后来果然富国强兵。邹忌虽是委婉劝说，但是齐王能够采纳，就足以说明当时进谏、纳谏的民主氛围。

作为一部文学著作，《战国策》文笔清新流利，富于文采，又善于把人物的活动组织成生动曲折的故事，引人入胜；作为一部史学著作，《战国策》记述了战国时代许多历史事实，虽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非一人、一时之作，思想也颇为庞杂，它对各诸侯国之间的游说活动和他们的奇谋异策作了真实记载，对战国之世纵横卑阖的复杂斗争形式，作了毫不掩饰的颂扬。统治阶级和政客们的权谋、虞诈、角逐都可以通过个性话的语言表现出来。文章雄辩的论说，鞭辟入里的分析，淋漓尖刻的讽刺与战国时思想解放、言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氛围，开放的思想，大胆的言论，使《战国策》不但对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举贤授能、任人唯贤、“察纳雅言”有警醒之用，而且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有现实意义，它值得后人研究借鉴。

第五篇：中心中最具特色

中心中最具特色、最具示范意义的率先在全市建起的农村三资管理中心，中心负责对所有村统一进行清产核资，将农村资金，资产资源一并纳入集中管理。中心运行的实践表明，实行；‘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制度更严密，管理更规范，农民群众更放心。据统计，2008年到2010年，‘’三资中心共退回不规范票据计20余万元，拒付不合理开支18万元，办理招投标项目39宗，农村具体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