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第一篇：2010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独家：２０１０年中国ＣＦＯ生存状况调查

自《首席财务官》杂志2005年5月创刊以来，我们遇到了无数个令人郁闷的场景。这些郁闷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CFO阶层本身。

拿最近的两个例子来说吧。

三个月前，一档在财经读者领域影响力巨大的电视栏目，制作了一期有关CFO的节目。在长达近1个小时的节目中，“账房先生”、“瓜皮帽”等词语作为笑点不断出现，几名会计领域的专家也不失时机地加以点评，结果曾操盘吉利整体业务流程再造、赴港上市以及一系列海外收购的吉利集团CFO尹大庆被“定义”为司库，在全球化业务流程掌控上表现极为出色的中兴通讯CFO韦在胜被“定义”为CIO（首席信息官），在讨论了几句成本管理问题之后，一直力主财务管理引领企业价值创造的中国神华CFO张克慧被“定义”为财务总监。当看到电视画面中频频摇头的这些CFO们，就知道这档自以为要拔高中国CFO形象和地位的节目恰恰起到了史无前例的反作用。

另外一次也是几个月前，我在一家国内顶级的商学院上EMBA的“管理会计”模块，班上很多身为老板的同学都溜出去抽烟或打电话。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几个同学，“这个模块很不错，你们为什么不听呢？”同学的答案很简单：“怎么去管会计不是我这个老板该操的心，下面有财务部长管呢。”我又问：“那你们对财务分析的课程感兴趣吗？”回答是：“这个课程好啊，什么时候讲？”

我相信这两个场景将成为中国CFO阶层崛起之路上颇有意思的两个注解。在对财务管理充满误解、对会计一词充满轻视的中国企业管理体系和语境中，厘清中国CFO的职责将是本刊无比艰巨而又责无旁贷的义务与责任。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在创刊之际进行了“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之后，时隔五年再度推出“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报告”，将五年来这一阶层发生的变化呈现给广大读者，希望这一路前行的数字航标，能清晰标定出中国CFO阶层全面崛起的航道。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公司高管的职能都要面临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制约。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外部环境来看，国内现行的财务制度（指含有法律法规意义的硬约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资本市场变迁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阶层生存的外部环境。从中国CFO阶层所处的内部环境来看，国内企业当前的公司治理水平、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组织结构的进化等两大因素，构成了中国CFO生存的内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运营的任何结果都将在财务环节得到反映。“2010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的目的，恰恰就在于从实务操作的一端出发，通过问卷调查和一对一专访的形式，具体研究和分析本土CFO职能和角色在近五年来的变迁。并通过阶段性的结论和标志性的案例解读，给国内1800万财会工作者和100万左右的企业财务负责人梳理出非学术性的本土CFO的实战能力框架结构，以推动本土企业财务体系的完善和运营效率的不断提升，以及更多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需求的优秀的本土CFO的涌现。

从全球范围来看，CFO角色与定位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处在调查与分析的阶段，尚难以形成全面统一的认识。时常见诸报端的一些相对模糊且模棱两可的论述对CFO管理角色的理论依据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未能形成全面、深入和清晰的论述，尤其是对CFO角色的本质缺乏正确的理解。因此，对于整个CFO阶层的指导意义不强。显然，这对于习惯了参照欧美成熟市场标准进行企业现代化改造的本土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新财务运动背景下中国CFO阶层的兴起

虽然改革开放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本土企业走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财务战略管理的进程却实质上要短得多。这从本土企业财务管理中最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伴生性演变过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本刊在过去五年来已经做出过多次相关的报道和综述，特别是将这场影响深远且错综复杂的财务制度变革称之为“新财务运动”，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出台的“1992年11月30日”作为“新财务运动”的起点，以新会计准则所生效的“2007年1月1日”为“新财务运动”的阶段性终点来看的话，期间信息化技术在本土企业中的广泛引用、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壮大等两大诱因，历史性地改变了本土企业财务体系运作的结构与流程。

同时，另外一个资本轴向上的制度变迁，赋予了这场“新财务运动”更广泛和深远的意义。首先是2005年开始的国内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由于史无前例地赋予了流通股小股东以否决权，因此当时国内1300余家上市公司不得不与以机构投资者为代表的流通股股东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多数上市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被赋予了主持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设计、论证与投资者沟通等环节，进而成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投资者路演的设计师和核心成员。可以说，在这场第一次触动国内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分置改革中，CFO第一次登上了公司治理结构的舞台。同时，被称为中国版“萨班斯”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内部控制规范在2008年5月由五部委高调推出之后连续遭遇“刹车”，经过无数次的台下博弈，终于在今年4月26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国资委、银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之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将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同时鼓励非上市大型企业提前执行。

事实上，在新财务运动兴起之前，由于国内企业的财务部门被框死在会计核算领域，毫无价值创造的业务空间。甚至连现在普通的中小企业财务经理所负责的资金管理和税收筹划等工作，也无从谈起。因为当时的国有企业资金属于财政拨款制，税收则按照利税上缴方式实现，不需要任何税收筹划。

抛开早已陈旧不堪的《总会计师条例》，国内部分有先见之明的权力部门正在努力营造市场化的CFO标准。在这方面，保监会于2008年初出台的《保险公司首席财务官任职资格规定（意见稿）》（以下称《规定》）可谓是官方文件中对首席财务官角色定义最具突破的一次：“本规定把首席财务官界定为保险公司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等企业价值管理活动的高级管理人员，即与企业价值管理有关的事宜都是首席财务官的职责范围。”而且《规定》明确，首席财务官应当由董事会任命，保险公司应当要求首席财务官出席或列席董事会会议，同时也规定了首席财务官的报告路线。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首先应当保证公司有畅通的信息披露渠道，保证投资者能够及时全面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本规定明确了首席财务官应向董事会和总经理报告工作，同时每半年至少一次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的财务状况。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定》还明确首席财务官有获取履行职责所需信息的权力，对职责范围内所负责的决策事项有一票否决权。同时，《规定》主要从职业操守、专业水平和管理能力三个方面对首席财务官的任职资格条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值得肯定的尝试。事实上，就早期国内总会计师制度从苏联引入国内而言，也是从部分行业开始作为行业内部标准出现，而后规范统一至全国的。

与国内大型国企和上市公司CFO角色的缓慢形成所不同的是，2000年3月主营业务在大陆本土而公司架构为海外的亚信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潮流。在筹备赴海外上市的过程中，首席财务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亚信集团高层的面前。为此，亚信创始人田溯宁挖来了惠普中国区的首席财务官韩颖，担任这一职务。后来韩颖在这一职位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并被冠以“亚洲第一CFO”的美称。随后赴海外上市的新浪、搜狐、网易、携程等逐一聘任了具备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CFO意义的首席财务官。随着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浪潮的风气云涌，如今海外上市公司CFO已经成为国内思维最领先、角色感最强的一批CFO。

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500强随着本土化改造的日益深入，其原本由外籍人士担任的中国区CFO角色也逐渐由成长起来的本土人士接任。尽管绝大多数不被允许从事资本运作的工作，但由于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这批中国区CFO在职责范围内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比如预算、绩效管理、内部控制、信息化等，其与中国区CEO也多为真正意义上的业务伙伴关系。

正是这些多元的CFO角色的出现，使得本土CFO阶层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并正在全面进入公司的决策核心，进而带动本土企业向高绩效的精细化管理的商业组织演进。中国CFO阶层正在全面进入决策核心

早在五年前，本人所在的《首席财务官》杂志所进行的“2005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中，有57%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而在最新的调查中，对于同样的问题，有83%的受访CFO认为自己属于公司的决策层。换句话说，五年的时间，进入公司决策层的比例整整提高了26%。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进步。两次调查的数据差异详见图1。

图1 事实上，如此巨大的变化，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日益强烈的分权需求促使本土CFO全面进入决策核心。与中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对职业经理阶层的需要是分不开的。让我们不妨把关注的目光放大到整个职业经理人阶层出现的必然性。

谈及职业经理人的起源，有两个人是无论如何无法绕开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和彼得·F·德鲁克。作为现代工商业历史上的第一个首席执行官，斯隆全面掌管通用汽车公司的时候，幼稚的汽车市场仍然完全处于福特汽车的巨大统治力之下。在1920年，亨利·福特率先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以每分钟生产一辆黑色T型汽车的效率使福特公司占有60%的美国市场份额，通用汽车公司使出浑身解数，才勉强保住了12%的市场份额。此时的现代工商业仍然还停留在创业者的神话时代中，白手起家的JP·摩根、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身为美国梦的代表，浑身上下散发着太阳般耀眼的光芒，就像今天丁磊、陈天桥头上的光环。

仅仅五年后，斯隆就带领通用汽车公司全面超越了福特公司，他所凭借的是全新的组织和每年不断推出的新车型，而福特公司依然在福特的光芒下麻木地生产着历久不变的T型车，最终永久性地丧失了汽车业霸主的地位。《经济学家》杂志后来的评价一语中的，“阿尔弗雷德·P·斯隆对高层管理者所做的和亨利·福特对最低层所做的完全一致：将其行为变成一种可靠、高效、飞快运转的流程。” 从这个意义上看，即使今天大多数中国公司的创始人依然在公司内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职业经理人的崛起也注定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其内在驱动力在于经营环境的变化，正在迫使越来越多的公司采取更广泛的分权策略。

而管理学和经济学都一致认为，在迅速变化的市场中，分权的净收益（与它产生的代理成本、协调成本和失误损失、对集中信息的低效运用等各种分权成本相抵消之后）会相对较高。美国学者Christie、M.Joye、R.Watts等人选取了121个公司的样本，研究其总裁和高级经理之间的分权问题，最终发现：公司越大，拥有的局部知识越多，业务越分散，政府干预越少，就越有可能采用更高程度的分权化决策。

就本土企业来看，无论是宗庆后白手起家的娃哈哈这样的家族企业，还是倪润峰、张瑞敏同样以创始人身份做大做强的国有企业，其目下的市场环境的变动速率和创业之初都已经无法同日而语，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切分创始人过宽的管理幅度的高层职能经理的出现，已成必然之势。

同时，由于国内近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得本土企业先后经历了生产为王（短缺经济时代，1978～1990年代初）、营销为王阶段（过剩经济早期，1990年代中期～2000年代中期），而近年来由于民企登陆海外资本市场以及国内资本市场的勃兴，中国企业正在进入一个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特征的“资本为王”的新阶段。在这一全新的发展阶段，CFO作为公司创始人在资本环节的操盘手，必然全面介入公司的战略级决策。而且，由于国内企业的创始人和CEO们普遍缺乏财务知识（大多是技术、营销出身），在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之际，CFO的专业经验就成为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拐杖”。

公司治理结构转变促使中国CFO地位上升

本次调查中34%的受访CFO表示，其主要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与五年前的调查相比，这一数字同样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当时只有15%的受访CFO确认自己的工作汇报对象是董事会。一个良好的迹象是，向副总裁汇报的CFO比例比五年前下降了接近一半，这表明越来越多的CFO已经是副总裁行列的一员，至少在职能线上与其他条块的负责人可以等量齐观了。

显然，这与最近五年来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五年间两次调查中最重要的结果，仍然是接近60%的受访CFO表示需要直接向CEO或总裁汇报（见图2）。这一数字也表明了国内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要达到欧美发达市场下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水平仍然需要足够的时间。

图2 从公司治理的内涵来说，CFO角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环节。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以及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公司治理应致力于解决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公司治理的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相一致。法马和詹森（Fama and Jensen，1983）进一步提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中心问题是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施莱佛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要处理的是公司的资本供给者如何确保自己可以得到投资回报的途径问题，认为公司治理的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上述学者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界定偏重于所有者（一般情况下即为股东）的利益，因此他们信奉“股东治理模式”。

科克伦和沃提克（Cochran and Wartick，1988）认为，公司治理要解决的是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董事会和公司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相互作用产生的诸多特定的问题。布莱尔（1995）认为公司治理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或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拥有公司，如何控制公司，风险和收益如何在公司的一系列组成人员，包括股东、债权人、职工、用户、供应商以及公司所有的社区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以上学者对公司治理的阐述把利益相关者放在与股东相同的位置上，因而他们提倡“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尽管在上述学术观点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为公众公司，应当设定一定的制约程序来限制管理层的行为，这已经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的共识。而由美国安然事件等一系列丑闻所引发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破天荒地要求CEO与CFO共同在财务报表上签名以此承担法律责任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CFO在公司内的决策层地位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考虑到国内已经有300余家海外上市公司（主要在美国）的现状，这批CFO对国内同行显然起着标杆性的作用。

中国CFO核心职责走向“广谱”化

刚刚结束的调查表明，本土CFO的工作职责趋向于“广谱化”，与五年前相比，除了资金管理和纳税筹划这些由于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固有问题导致CFO不得不高度关注的两个环节。内部控制、全面预算管理、投融资、战略成本管理，甚至信息化环节都成为当前本土CFO们发挥主导性的领域。

中国CFO骤然变宽的管理领域

目前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高财务风险区域，其面临的主要财务风险和危机大致有以下三个：外部经营环境处于剧变期、短期现金流风险和外部并购风险。在上述风险存在的基础上，中国CFO们的管理范畴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广。如图3所示，本次调查中，资金管理、内控与风险管理、纳税筹划、全面预算和投融资等都成为超过半数的受访CFO现阶段具有工作主导权的主要领域。

图3 而涉及到业务发生机制的战略成本管理，也被高达45.68%的受访CFO主导推进，显然这对于下一步中国企业全面走向精细化管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相应地，作为流程调度和再造的理想工具，信息化建设也被35.8%的受访CFO掌握着主动权。这其中，特别是一些具备相当规模的民营企业，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CFO作为空降兵加盟，在赢得老板的鼎力支持之后，CFO改造这些“野蛮生长”的民营企业之时，往往首先采取信息化的手段，用流程再造的方式对积弊已久的内部财务管理、预算管理、资金管理和内控管理进行一次快速的“系统升级”。

当前的工作精力分配牵扯着CFO“广谱”职能的更好实现

图4 与前一个调查结果息息相关的一个调查结果，是关于中国CFO日常工作精力的分配（见图4）。调查结果显示，综合财务管理、税收筹划和风险控制三个环节占据了中国CFO绝大部分精力。除了前面已经论述过中国企业面临的三大财务风险之外，国内长期以来企业的畸高税负（根据福布斯公布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位列全球第二），使得绝大多数规模以上的企业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税务问题，因此CFO不得不拿出相当的精力去筹划和化解这方面的问题。而由于是外部环境所带来的问题，针对税负这一问题的应对显然无助于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风险控制倒是一个具备极大伸缩性的职责领域。事实上，内部控制作为应对企业经营中的系统性风险的“安全程序”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了，中国版“萨班斯”的出台就是明证。类似如此重大的立法举措聚焦在企业运营的一个独立环节，在国内罕有同样的案例。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内部控制对于正在大规模推进精细化、资本化乃至全球化的本土企业来说，已经成为无法逾越的门槛。因此中国CFO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工作职能和精力分配格局下，通过全面的风险控制管理逐渐理顺业务流程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而推动企业向精细化运营进化。

国CFO现有状态距现代治理结构要求尚远

目前本土CFO身处全球第三大资本市场环境中，其现有职能的发挥距离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理想要求的距离尚远。根据历次调查的结果，本土CFO在重大决策上只具有建议权，拥有否决权的尚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本土企业的资本运作无论从规模还是频度都大为增加，这对于出身于财务背景的本土CFO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现代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国内企业在IPO领域的实践在沪深两地交易所开张的第一个10年内几乎乏善可陈。当时国内IPO路线图中的关键点在于上市指标的获取而不是如何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而借道资本市场实现“国企三年脱困”的基调，则几乎彻底使国内资本市场失去了上市公司所应依托的信托责任的立足点，其余毒绵绵至今未能肃清。

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IPO案例中的资本英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2000年后登场的。好在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中，总有些行走在政策空白点的异类出现，而他们的实践为某种潮流的兴起扮演着导师的角色。

当前，在更为市场化的海外资本市场实现IPO，也意味着这家公司的资本运营能力得到了更市场化、更普遍地认可。

事实上，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会计准则所趋同的国际财务报告制度，恰恰是全球性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产物。中国人民银行一位权威专家认为，国际会计准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市场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便利各国企业资金融通、资本运作和业务合作而产生并渐次完善的共同的“会计语言”。

在过去的100年间，全球经济通过贸易全球化的过程逐渐从严格的国别壁垒和分割走向全面的区域联合和一体化。其中，资本作为经济驱动的核心要素，率先实现了大范围的跨国界流动，并由分割到融合进而形成全球化资本市场。而在资本的背后，会计制度的趋同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过尽管新会计准则给上市公司带来了诸多意义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本土CFO注意的是，来自全球资本市场的成熟实践早已证明，采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不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同估值。

现有CFO职权更多的还是建议权

在本次调查中，高达90.12%的受访CFO表示，自己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仍只限于建议权，能真正具备决策权的只有19.75%，而标志着公司治理结构均衡性的否决权只有14.81%。

上述调查结果与不久前IBM刚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的结论颇为吻合，“在大中华区，首先CFO在职责和企业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着，特别是在面临外部非常频繁不可预测的变化当中，职责越来越重，而且更多地介入到企业级的一些决策过程当中去。同时他们在这种决策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或者是一个方案的建议者，更多是到最后决策的制定过程当中，这个是在中国调查当中见到的一个非常可喜、也非常令我们诧异的结果。” 事实上，立场更为中立的CFO拥有更多的权力对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有更大的益处。按照一项广泛被引用的数据所言，在财富500强的企业中，大约有1/3的CEO以前做过CFO以及类似的角色。金融时报指数350的公司中，一半以上CFO出身的CEO帮助自己的公司获得了比证券市场平均业绩更好的表现。

不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原因，使得CFO尚无法充分行使职权范围内的决策权，但从辩证的角度来看，建议权也是一个具有很大中间态的权力。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历时尚短，加上中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大部分公司CEO对于财务和资本两个领域的知识相对匮乏。因此，在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企业规模日益增长之后，CEO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决策需要使用到财务和资本方面的知识，此时CFO就成为极好的咨询对象。因此，其建议权如果运用得当的话，是非常有可能转化为最终的决策的。

当然，建议权发挥得好坏，更多地取决于CFO与CEO的微妙关系。

毋庸置疑的是，当前本土企业中CEO与CFO的关系，仍然是制约CFO阶层在当下展开职能的重要内部环境。由于发展时间所限，大多数规模以上的本土企业仍处于创始人的直接控制之中（国有企业也多是在将其规模做大的那一任领导控制下，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因此CFO的职能展开必须要获得创始人的支持。

由于所历经的经济周期较短和早前双轨制中暴利机会频现的影响，本土企业的老板大多如前天狮集团CFO焦文军所言的“赌性极重”，因此如何制约CEO的决策风险就成为本土CFO一项十分关键的任务，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CEO保持极好的关系。

在本次调查中，能够得到CEO充分理解大胆授权的CFO占到了六成（见图6），这一结果和五年前差不多。这说明，经过多年的磨合，中国企业的CEO与CFO对彼此的管理边界有着相当的默契。

图6 就国内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无论是从草根转变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民营企业，还是仍占据主流的国有企业，由于普遍缺乏有效的董事会，CEO在企业中的权力往往难以受到监管和约束。一旦CEO提出某种不合规的财务要求，此时被视为技术官僚的CFO时常面临非黑即白的“义利之争”的两难处境。因此，在这一治理结构的环境之下，大多数受访CFO仍然把自己发挥价值的希望寄托在CEO的身上的想法是非常务实的。

中国CFO面临的最大挑战

根据调查结果，财务战略和业务战略的匹配，成为本土CFO当前最重大的挑战。这也说明，经历了胆子时代、点子时代的本土企业，已经面临全方位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集团的企业级战略，必须要得到财务战略的分解与执行，才能达成效果。

图7 在本次调查中（见图7），高达80.25%的受访CFO认为，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的匹配是当前他们最大的挑战。众所周知，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中将企业的战略简化为“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和“聚集战略”。中国CFO们又该如何设计财务战略，以匹配公司的业务战略呢？

早前美国《商业周刊》针对1500家国际公司主管的一项调查显示，从CFO自身的角度来看，28%的CFO认为自己是策略家，而从CEO这一局外人的角度看，却有高达45%的CEO认为CFO的角色应该是策略家，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司的策略和财务密切相关。

永道国际（如今已并入普华永道）早在198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多数美国CFO往往花费75%～80%的时间用于日常事务，而居于领先地位公司的CFO们用于日常事务的时间仅占到25%～30%。据此，永道国际得出的结论是，进入新千年后，优秀CFO仅仅需要把10%～20%的工作时间用于日常事务，其工作重心已经全力转向如何让企业增值的战略行动上面。显然，中国CFO面临着同样的课题挑战。

如前所述，由于规模和发展阶段使然，财务环节对于公司价值的创造已经不简单地处于后台核算的角度，更多地甚至是处于价值创造的前沿。因此如何将业务战略与财务战略更好地匹配在一起，是当前本土CFO们的首要任务。正如中国神华CFO张克慧不久前曾在本刊举办的2010中国CFO春季论坛的演讲中所表示的，“财务战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一定要跟企业的战略相联系。财务战略是企业战略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企业战略就应该有与其相适应的财务战略。企业战略有的时候会通过财务战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这个企业的战略是激进的、保守、防守型或者是稳健的。所以，我们说财务战略既是企业战略的内容，同时又是它的表现形式。大家知道在财务战略选择的时候有一个顺周期的效应，即人受到动物精神的驱使，在经济周期上行时，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经营行为过于激进，表现为企业投资扩张；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企业管理者过于悲观，经营行为畏缩不前，表现为投资谨慎。”

非财务管理经验欠缺制约CFO解读业务战略

我们在前面讨论了非常多的内外部环境问题，但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法，CFO自身的能力素质作为其职能展开的绝对内因也对上述公司战略与财务战略的匹配形成了较大的制约。

在本次调查中，72.29%的受访CFO表示其就任现职前的工作背景是财务背景；同时由于IPO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出身的CFO在中国企业中出现（见图8）。当然，少数投资银行出身的CFO更是为了配合公司海外上市而转行的。

图8 总体而言，CFO只拥有财务方面的知识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企业的需求了。对于CFO的专业知识和视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从功能的角度，将CFO应具备的知识分为核心知识和相关知识。核心知识是指与CFO从事工作联系十分紧密的知识。核心知识分为战略管理、公司治理、财务战略、财务报告、成本管理、风险管理、购并与重组、税收筹划、价值管理与全面预算管理、审计与内部控制、财务分析与预测、财务信息系统与ERP、经营责任与资产管理等13个模块。相关知识包括行业知识、经济法、经济学、统计学、国际商务、行为学、投融资、外语、信息技术等。而一项西方的研究表明，胜任的CFO必须擅长11项管理能力，即财务组织建设能力、企业内控建设能力、筹措资金能力、投资分析决策和管理能力、税务筹划能力、财务预算能力、成本费用控制能力、分析能力、财务外事能力、财务预警能力和社会资源能力。

显然，上述这些能力和知识已经远远超出了财务的范畴。为此中国CFO阶层也面临着普遍的持续学习的压力。当然从短期上看，来自于第三方的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上述CFO 的短板。比如，联想集团新兴市场CFO周庆彤曾全程负责并购IBM的谈判和后期整合工作，他表示，联想在这一过程中动用了战略顾问、财务顾问、财务投资者、贷款方、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法律顾问、税务顾问、环境审计师等10来个第三方资源，并动员大量内部人员积极参与过渡计划、人才保留计划、客户保留计划、沟通计划、文化整合计划、财务计划、成本降低计划、收入提高计划等全面计划中去。

当前本土CFO薪酬状况

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本土CFO阶层五年来的薪酬水平进行的深入剖析，薪酬的逐步上涨显然使其角色价值的认可度在提升，更为重要的是本土企业资本化过程的加速（如赴海外上市、股权激励的放开、创业板的推出等），使得本土CFO在股权上获取了实现自身职业价值的新途径。

薪酬大幅上涨，更关键地在于股权激励

在本次调查中，值得关注的是中国CFO阶层的薪酬已经得到结构化提升。与五年前相比，半数受访的中国CFO的年薪在10万元～20万元之间，更值得关注的是百万以上年薪的CFO高达6.17%，与五年前相比，显然整体薪酬水平有了结构性的上升（见图9）。

图9 与之相比，关于CFO对薪酬满意度的调查则透露出进一步的信息。尽管薪酬水平有了结构性的提高，但有意思的是，此次调查中的CFO薪酬满意度明显较五年前低（见图10）。究其根本，在于目前CFO对企业的价值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五年前的水平，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CFO参与到“IPO造富”浪潮中来，使得还没有实现造富梦的CFO们产生了较为强烈的不公平感。

图10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 Stacey Adams）于1965年提出的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所指出的，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Referents）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

而最近一年来国内资本市场的变化无疑加重了受访CFO们的不公平感。2010年3月《首席财务官》杂志研究了创业板62家上市公司的CFO薪酬状况，其薪酬的分布与前面的最新调查结果没有太大差异。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业板上市公司CFO的持股情况。在该次样本研究中，有31家公司CFO的持股数显示为零，占据了总数的50%。但是具体是因为没有披露还是真的没有持股，实在无从考证。不过从对样本的数据梳理过程来预测，我们选择相信，确实有很大比例的CFO没有持股。而持股数为50万股以下的CFO，占据了绝大多数比例（见图10）。持股数在100万股至200万股区间的占有4.84%的比例，在200万股到500万股区间仅占3.23%。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位CFO的持股比例超过了500万股，分别是北京华力创通CFO熊运鸿（持股9863900）和北京神州泰岳CFO万能（持股6195272）。按照3月1日的收盘价37.08元来计算，华力创通CFO的身价为3.6亿元；神州泰岳当日的收盘价145.39元，CFO万能的身价将达到9亿元。

当然，除了创业板，海外上市公司CFO的优厚股权也是足以引起CFO阶层内薪酬不公平感的主要原因。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也已经打开了股权激励的大门。国内上市公司2006年12月6日，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办法》）。负责起草这部办法的国资委企业分配局有关负责人认为，在具备条件的企业试行股权激励能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同时也有利于解决国企存在的“59岁”现象和短期行为问题。

《股权激励办法》第一次从股东价值的创造上肯定了优秀职业经理人远远超出年薪所得的巨大贡献。事实上，中国式的股权激励从概念的震撼性提出到形成民间共识，再到白纸黑字的政策落实，凝结了诸多饱含企业的盛极而衰和个人的身败名裂于其间的惨痛案例。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段永平出走小霸王和储时健59岁入狱两桩公案。

从较为理想的发展态势来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得较好的公司，CFO的薪酬和CEO的薪酬总体是相当的。我们早在创刊之初，就引用过一组来自美国的调查数据试图为本土CFO的薪酬做出标杆：通常情况下，CFO享有的公司股票期权几乎与CEO持平。而在美国，价值10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其CEO的薪酬构成比大致为：基本年薪占17%，奖金占11%，福利计划占7%，以股票期权为主的长期激励计划占65%。而通常来说，美国薪酬最高的CEO们的平均股票收益占了总薪酬的绝大多数，相应地那些低调很多的CFO们同样有着丰厚的股票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CFO在资本运作领域的价值创造能力日益突出，其包含股权激励在内的薪酬将有着广阔的上升空间。

总括性结论

五年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重大变化，使得CFO这一原本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中并不存在的阶层迅速崛起，其作为连接企业内部财资管理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桥梁角色正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最令人惊讶地是，相当一批CFO已经站在了价值创造的主阵地上，这必将推动中国企业运用资本手段进行股东价值创造的新时代的形成。

对照五年前的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再到市值管理，不同企业发展阶段的环境要素约束下的CFO角色构成了其从单纯的财务管理者——业务流程的调度者——企业价值的创造者这一完整的进化路线。显然，相应地这会带来中国CFO的工作职能、知识结构、权力地位、时间分配、薪酬状况等等系统性的变化，目前这些变化还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同时这些变化对外部的制度环境和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带来了反作用力，并进一步地推动这些变化向纵深发展。

第二篇：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医生如何评说自己

“67%的医生曾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人患癌症”“75%的医生年收入低于4万元”……本报此前连续三期推出的“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报道公布了以上数字，反映了中国医生生存的部分现状。与此同时，在对百姓进行的调查显示，仅20.80%的人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很光荣”，43.61%的人称这一行业“费力，但不讨好”。

面对这样的现状，医生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职业的呢？此次，本报与丁香园网站进行的网络调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南京、西安、成都8个城市19家医院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中，43%的人对工作“既喜欢又怕”，仅8%的人表示“很热爱”这一职业，89%的医生想过“离开医院”。

43%的医生对工作“既爱又怕”

作为让老百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职业，医生自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神圣、崇高的地位。但在此次调查中，当问到“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职业”时，43%的医生尽管喜欢，但“也害怕，怕病人闹事，怕值夜班”，24%的人认为“它仅仅是一份工作”，仅8%的人表示“很热爱”。同时，89％的医生常听到身边同事对工作的抱怨，89%的人想过要离开医院。

“尽管数据中可能有些情绪化的因素，但也反映了很多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的想法。”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高海鹏、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袁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对调查结果的看法出奇得一致。高海鹏院长表示，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要从后半生才开始。大多医生年轻时工作强度大、收入低，还得面对医患矛盾。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邓开叔也表示，医生状况目前苦乐不均。35岁以上的医生职业满意度高些，35岁以下的年轻医生则容易萌发“走”的念头。王拥军院长则告诉记者，他们医院每年都有人放弃“医生”职业，去一些医药公司卖药，甚至做起了和医学完全不搭边的工作。2007年，甚至有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青年报》上刊文，无奈地称：“我不想再做医生，哪怕去街边弄个铁桶卖烤红薯，哪怕去擦皮鞋。”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从迈进医学院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认为医生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张孝骞、林巧稚这些医学大家更是我们的榜样。但目前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和他们当时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那时不用贷款买房，不愁工资不够花，更不用怕有些患者的过激言行。可我们现在工作累、收入低不说，还得处处如履薄冰，横跨„医院‟和„法院‟之间。压力一大，难免抱怨两句，偶尔也会赌气地想„干脆不当医生了‟，但冷静下来想想，还是舍不得这个职业，所以必须坚守。”

医生压力来自何方

诚然，导致医生抱怨，甚至产生离职想法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调查中，98%的医生称自己每天都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专家们认为，医生压力主要来自以下方面。首先，医患关系存在矛盾。调查中，80%的医生表示，其压力主要来自医患关系。的确，近年来，有关医患矛盾的事例和数字经常传出。在一些患者眼里，医生成了冷漠的、可牟取灰色利益的职业。有患者甚至携带录音笔和摄像机就诊，记下医生的言行，以备将来“对簿公堂”。我们的调查也显示，仅2%的医生没碰上过患者或家属辱骂医生。王拥军院长告诉记者，20多年前，患者对医生无比信任，即便医疗中偶有差错，患者也能理解。“当时，一个医院一年有1例医疗纠纷就是很了不得的事了；可现在，有的医院一年就七八十例。医患关系的紧张实在让人悲哀。”

而有的百姓认为，问题的主要责任在医生。“有的医生拿红包、回扣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医生态度恶劣，冷冷地问几句话，就把病人打发走了。别说悬壶济世了，就连基本的工作态度都不能保证。能让老百姓不抱怨吗？”面对百姓的抱怨，很多医生其实也能理解，一位年轻的医生留言称：“我们有时是觉得委屈，但仔细想想，现在不少医生的医德确实比以前差了很多。拿我自己来说吧，一天下来看几十个病人，已经成了机械运动，很难想到坐在对

面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急需帮助的病人。”病痛折磨下的患者往往更脆弱、敏感，哪怕一句不耐烦的言语，都会给他们带来莫大伤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俞国良教授指出，医患矛盾的产生有体制、医生和患者等多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医生对自身的肯定主要来自患者的肯定，如果长期得不到肯定，容易让他们产生职业倦怠。而医患矛盾又容易使他们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调查中，仅5%的医生表示，自己从没焦虑或抑郁过。

其次，高期望与医疗中不确定性的悬殊。有人说，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他肯向你倾吐一切；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他认为你可以解决一切。医生的神圣在于此，医生之难也在于此。“的确，医生是一个成就感与挫折感并存的职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于海告诉记者，老百姓由于对疾病不了解，因此对医生有着超出寻常的期待；百姓的高期望使得医生对自身的期望也很高，希望尽快把病治好。但医学的不确定性又会不断带给他们挫败感。俞国良教授也表示，医生对自身的高期望与实际知识、能力出现偏差，是压力主要来源之一。

再次，对未来迷茫和困惑。调查中，当问到“对未来工作方向预期”时，仅5%的医生“充满希望”，63%的人选择了“一般”，32%的人甚至认为“没指望”。上世纪90年代，身为麻醉科医师的台湾作家侯文咏描写了大医院中实习医、住院医师的真实生活。他们不知要写多少篇论文才能挤进有资格晋升的“茫茫人海”，不知其间会不会因一个失误就“丢了饭碗”。高海鹏院长指出，对前途的迷茫是很多医生面临的最大困惑。俞国良教授则指出，医生每天要面对大量患者和同类疾病，时间长了难免产生“审美疲劳”。“但这个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勤奋吃苦、默默奉献，能耐得住寂寞。”

最后，来自收入等其他因素。“医生收入并不高”在本报第237期头版《医生收入低不低》中已做过详细报道。此外，王拥军院长告诉记者，国外医生的工作只是把病看好，但中国医生还得承担医保、公费医疗等负担，这些出了问题，同样得惩罚医生。很多医生表示，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能专心致志地看病，不用想一些其他的事。”

当然，调查中同样有让人感动的数据——65%的医生背后有家人的支持；69.55%的百姓认为医生收入和付出相比“偏低”。袁钟教授表示，如果说医生在踏入行业门槛的那一刻就选择了奉献的话，其家属的付出也丝毫不亚于他们。

医生压抑，受害的是百姓

当巨大的压力接踵而来，医生难免在工作中变得敏感、紧张、压抑。“这样下去，最终伤害的只能是老百姓的利益，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王拥军院长指出，“以前我们会对刚入门的医生说，„你们要时刻以患者利益为重‟；但现在，医生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诊疗过程中保护自己。拿脑血栓溶栓来说，目前中国每年有100万人需要接受这种治疗，但真正做的只有1000多人。这是因为溶栓治疗中有60%并发症的可能，医生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保守治疗对百姓肯定不利，但也是医生现阶段保护自己的无奈之举。”

从医学发展来看，高海鹏院长指出，失去创新激情的医生只会得过且过，甚至半途而废，从而造成医学发展的整体滞后。“如果说上世纪，郭沫若、鲁迅等人弃医从文，是追求进步的表现。那么今天，医生放弃多年的医学生涯，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很多后来转行的人和我说起这事时，都或多或少流露出些许遗憾。”袁钟教授表示。

医生心态发生了变化，也让整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也令人忧心。调查中，81%的人认为近年来医学院的生源质量“逐年下降”，71%的人反对自己的子女再当医生。此前中国医师协会进行的调查也显示，医生的子女愿意再当医生的仅为17%。“现在的医学生的确不如过去，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本富指出，这首先由于医学院的准入门槛比以前低了；其次，医学生们看得多、学得多，但实践机会比以前少了；最后，医生社会地位的下降使得不少医学生毕业后另投其他职业。对此，袁钟教授表示，目前这种人才流失的情况可能一段时间内并不会表现得特别严重，协和医科大、北医、首医这些重点医学院校也不会门可罗雀。“但不

可否认，医生的这种心态会让其子女或学生深受影响。如果到将来，好医生越来越少了，百姓的健康谁来保障？”

医生需要更好的生存环境

尽管有委屈、有抱怨，甚至想过“跳槽”，但中国仍有600万医生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履行着伟大的誓言。而社会，也应最大限度地为他们提供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让他们能专心科研、全心全意治病救人，这也是为了百姓自身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邓开叔会长表示，医患双方必须冷静看待当前的医患关系。首先，医生要重建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和使命感。美国某报社举办过一次“在这世界上谁最快乐”有奖征文，其最佳答案有三：

一、挽救患者生命的医生；

二、忙了一天，为婴儿洗澡的妈妈；

三、作品刚完成，自己吹着口哨欣赏的艺术家。作为接触到人类最高价值、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职业，医生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以德服人。我国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指出，“医生要有科学家的技术，传教士的心灵”。“这听上去有点难，其实很简单。”袁钟教授表示，“哪怕多和病人说两句，多给一些笑脸，对病人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有个病人对我说过，当他躺在手术台上感觉很无助时，一个医生走过来摸了摸他的头，他立刻感动得热泪盈眶。这对医生来说很难吗？其实一点都不！”这就是医德。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镌刻着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俞国良教授则向医生提出了“六心”，即爱心、热心、用心、耐心、精心和信心。

对患者而言，则要充分理解医生，给他们宽松的环境。医生也是普通人，更有好心人。俞国良教授认为，患者应该具备“四心”，即同心（设身处地为医生着想）、放心、安心、开心。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乳癌科主任江泽飞说：“人类99％的疾病可能目前还没办法完全攻克，这是必须接受的现实。所以患者对医生的预期千万不要太高，否则会给他们过大压力。”王拥军进一步指出，当遇到医疗纠纷时，患者要用正当方式去解决。打骂医生，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耻辱。

从制度上来说，几位专家都呼吁，国家应加大投入，将医生和患者之间“钱”的纽带斩断。▲编后：截至本期，“中国医生生存状况系列调查”的数据和相关报道已全部刊登。此次有关医生甘苦、困惑以及医患关系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有网友留言说：“原来医生们也这么不容易，我们患者真应该多去体谅。”也有医务人员致电来：“你们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其实，目前医患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自省、自律。”

报道虽然结束了，但有关医患的话题还将探讨下去。希望我们一次次努力能够促进医患间的理解，让医生工作更受尊重，让患者心态更加平和，让大家的心贴得更近，让整个社会更和谐。

在此，《生命时报》衷心感谢积极参与调查问卷的广大医务人员和网友，及参与讨论的各界专家。

第三篇：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查

云南省昆明市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查

经济学院 10统计班

201002402108 唐蓉

不管在哪里，我们总能看到那些弯着腰，或提着垃圾箱或推着垃圾车的“黄马褂”，每天迎接太阳，披星戴月。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天使，人们却厌而远之。面对那些异样的眼光，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委屈与无助。

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安全，健康都得不到保障，意外事故不断，从挂着吊瓶扫地到老母生病在床，儿子九年未归坚守岗位，那么多的辛酸背后，环卫工人的生存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环卫工人的招聘 1.环卫工人的种类

目前昆明市环卫部门人员分成“三等”，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但工作都是临时工干，工资却很低，正式工、合同工干活少，拿钱多，福利好。而根据他们工作的地点又可以分为主城区环卫工，街道环卫工，厂区环卫工等。

2.环卫工人的来源

由于昆明正处于快发展阶段，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农民变成了“城里人”，在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下，很多没有技术，没有知识，劳动力不强的拆迁人口及外来人口成了临时大军，不得不承担着整个城市的清洁工作。

3.环卫工人的招聘

事业编制的环卫工人是享有财政部门拨款发工资，买保险，并享有节假日的，而合同工则是跟相关企业签订合同，并享受一定待遇的，安全，生活基础等都得到保障，而临时工与私人有协议，大部分没有法律保护。

二．环卫工人的报酬及保障 1.环卫工人基础工资水平

昆明市主城区及安宁市最低工资水平为1100元，而东川区，呈贡等地的最低工资水平为980元，环卫工人的基础工资水平就在最低工资水平线浮动，特别是临时工的月工资基本在500元至1000元之间浮动，目前昆明市环卫工人的平均工资为853元/人。

2.环卫工人加班工资的发放（以2013年为例）

每次过节，狂欢留下的垃圾都要占用环卫工人的休息时间去打扫，当我们进入梦乡的时候，只有他们还在微弱的灯下辛勤工作着。

根据有关规定，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付加班工资，而在周末休息日工作的，用人单位应当首先安排劳动者在同等时间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春节7天长假的法定节假日为前3天，加班费应按照日工资基数的3倍支付。而初三至初六这4天则属于相邻双休日的调休，加班费为平时工资的两倍。据云南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昆明市主城四区和安宁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为1100元，其他所辖各县及呈贡区、东川区为980元。

如果用人单位安排该职工在春节7天长假中全部加班，而且均不能补休，则其加班工资为两部分：

980（元）÷21.75（天）×300%×3(天)=405.5（元）980（元）÷21.75（天）×200%×4(天)=360.5（元）

因此，即使是在非主城区上班，昆明加班者在春节7天长假中的加班工资最低也应该为405.5+360.5=766（元）。而昆明主城四区和安宁市的加班者，7天长假的加班费最低则是859.8元。而在这种情况下，多数环卫工人和保安都没有加班费,得到的是100元的过节补贴或是几天调休。

三．环卫工人的安全保障

由于没有保障，一旦发生事故，环卫工人不仅要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医疗费用和赔偿问题也都成了难题。

与此同时，环卫行业长期以来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作业环境恶劣。环卫工人们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城市美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得不到关注。根据此前一家保洁公司为单位200多名环卫工人体检结果显示，有120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呼吸道疾病、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胃病等职业性疾病；有的环卫工人甚至一人“身兼”数病，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而一些环境与健康方面的杂志在采访调查中也曾经披露，城市环卫工人的手和工作服受到细菌的严重污染，环卫工人的鼻咽部含有大量致病菌，慢性疾病的患病率较高，中年年龄组工人死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居民。这些情况说明，环卫工人这个特殊群体的健康状况的确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让环卫工人参加意外伤害保险、医疗保险，每年让他们有机会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显得尤其重要。

而在昆明，各地区拨给环保部门的清洁经费有限，扣除了工资之后就只能为一部分人购买人身意外险。四．环卫工人生存状况恶劣的原因 1.政府投入不足环卫企业生存难

环卫工人的工资偏低，那么环卫企业的生存状况又如何呢？目前，昆明市的环卫管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自己管理，另一种是外包给环卫公司。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工人待遇自然提高不起来，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自信心不足，是环卫工人的现状，也成为制约环卫企业发展的瓶颈。

2.环卫工人自身法律意识薄弱

在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大多数环卫工人都不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政府对环卫部门督促力度不够。

3.保洁公司管理漏洞百出，压榨现象层出不穷

与保洁公司签约的环卫工人被外派到其他单位工作，在工人出事故之后企业间互相推脱，责任不明确。

五．整改措施

1.上班制度改革（以经济开发区为例）

1.现在，在经开区建成区390万平方米的清扫保洁范围内，环卫工人实施六种工作制度：9点至17点为正班，安排45个环卫工人；14点至22点为副班，安排22个环卫工人；7点至15点为早班，安排6至8名环卫工人；还有夜间加班及双休日、节假日加班。

2.实施“多班制”后，需要增加大量的环卫工人和保安人员，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也可能会有所提高；实施弹性工作制度后，多数城管人员也将积极到道路、工地、企业、市场和小区等一线巡查，按照片区划分，实行网格化管理。

2.为环卫工人购买人身意外险成企业投标门槛

环卫工人在清扫道路时，被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撞死撞伤的报道时常会见诸报端。可当谈到14509名环卫工人中有多少人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时，市城管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卫处处长王先举摇摇头说：“这个比例太低了。”可是在今后，是否为环卫工人办理意外人身保险，将被列入政府招投标清洁服务企业的筹码之一。在“进一步加强环卫工作提升城市清洁水平的意见”中，对参与投标的清洁服务企业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清洁服务企业在参与投标时，不仅要明确清扫保洁实施方案，还要将清洁服务企业以往保障环卫工人权益的情况列入评标内容，特别是要将是否购买环卫工人意外人身保险作为评标的依据之一

3昆明机械化清扫率将提高

“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卫工作提升城市清洁水平的意见”中提到，昆明市将实施精细化作业，增加道路的冲洗和保洁次数，治理道路扬尘，提高路面的洁净水平。

在环境卫生保洁方面，将通过机扫和人工清扫两种方式的紧密结合与加大力度，使全市实现市容市貌的提升。目前，全市主城区相关道路车行道的机扫率已达40%，但今年底将提高至45%，明年提高到65%，2011年达到80%。

4.城中村道路保洁要推物业化管理

按照全市的安排，将把物业管理的封闭式小区以外的所有道路（含门店门前区域）全部纳入市政管理范畴。从明年1月1日起，将具备市政道路功能的原村镇道路也纳入市政管理范畴，由区财政承担清扫保洁经费。

针对城中村人口密度大、门店多、环卫设施设备不足、管理难度大的现状，全市将大力推行城中村物业化管理，对于实行物业管理的城中村4米宽以上的道路，纳入市政管理范畴，由区财政承担清扫保洁经费。

5.创立云南省环境卫生协会（保障环卫工人利益）

据了解,目前,云南省的环卫工人已有了自己的“娘家”——云南省城市环境卫生协会。该协会成立较早,是城建行业内规模较大的协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6.设立省级环卫工人节（对环卫工人的工作给予鼓励)云南省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昆明市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一届环卫工人节,但是云南省的环卫工人节还没有设立。近年来,城市飞速发展,城市街道不断拓宽,清扫面积成倍增加,环卫工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但是,除了昆明市,云南省其他地州(市)还很少有人知道环卫工人节这个日子。为了提高环卫工人的社会地位,引起更多的人对环卫工人和环卫事业的尊重、理解、关心和支持,云南省拟申请设立环卫工人节，可以为全省的环卫工作者提供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介绍先进的管理和工作经验,为主管单位和各成员单位建立沟通渠道,发挥各自的参与作用,使环卫工作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六.结语

虽然政府在加大对环卫工人的保护力度，但由于招聘等环节存在漏洞，让很多环卫工人享受不到这些福利，且环卫工人趋于老年化，环卫工人的安全问题也颇让人担忧，不仅仅是政府应该关注这些城市美容师，作为市民的我们也应该要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们，帮助他们。也许多走几步路，把垃圾丢进垃圾桶，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祝福伟大的环卫工人们！

参考文献：1.《政府投入不足，环卫企业生存困难》云视网

2.《昆明环卫工人社会地位和待遇逐渐提高》昆明信息港

3.《人民日报:环卫外包,工人权益不能抛》人民日报:

4.《环卫工生存状况亟待关注》荆楚网

5.宿田翁:《事业编制是环卫工人一份给力的保障》

第四篇：导游生存状况调查[范文模版]

导游生存状况调查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导游队伍不断壮大，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和我国目前导游队伍建设现状的矛盾也日渐凸显出来。一方面，导游生存状况的不断恶化，导游员从过去收入高、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工作自由度高的人人羡慕的优势群体向社会地位低、生存状况差、无固定职业的弱势群体发生着转变。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游戏规则的改变，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和空间，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而作为处于旅游接待服务的中心地位，构成旅游行业灵魂的导游而言，其队伍的稳定和素质高低，对于旅游业的发展将起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目前，我国导游员已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导游问题已成为摆在我国旅游业面前的棘手问题，这一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势必影响我国导游队伍的稳定，进而影响乃至危及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和稳定发展。

基于以上问题，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湖南导游队伍的生存状况，为各级旅游行政部门制定旅游人才规划和有关教育培训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笔者所在课题组特联合湖南省旅游局、湖南教育厅对湖南省导游从业人员生存状况与权益法律保护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就部分内容加以分析之。

一、导游人员生存现状

（一）导游经济状况现状

从导游的月收入看，导游的平均月收入差异比较明显，1000元以下收入的占了大约43.5%，1000-3000元的占49.7%，各占一半左右。从导游的收入来源看，比较集中于带团津贴和购物回扣、消费和业务提成等，而导游基本工资、奖金、各种补贴相对而言就比较少，甚至有将近45%的导游没有月基本工资。而且从数据显示，导游50%的月收入主要来自于回扣这一方面。

就导游所获带团津贴而言，有37.3%的导游带团津贴仅在30-50元之间，12.8%的导游带团津贴在50-100元之间，有41.1%的导游没有带团津贴，甚至有28.8%的导游不但无津贴还须向旅行社上交人头费，而超过100元的带团津贴比例则少之有少，仅占2.2%左右。

从导游的基本工资方面来看，有45%的导游没有基本工资，30%导游的基本工资在400元以下，400-600元的占16%，基本工资在600元以上的仅占8.3%左右。而且，即使有基本工资，能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按时发放的也只有59.4，其余则需完成额外的附加条件才能拿到那份微薄的基本工资。如15.8%的导游需带团达到一定的天数，24.8%的导游需达到一定的营销业务工作量才能获得基本工资。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导游的经济收入处于一种“低收入、无保障”的局面，这也导致了目前有57.3%的导游对工作不满意，感到迷茫和无奈。

（二）导游的基本权益保护情况

从合同签定情况来看，依然有25.3%的导游没有与旅行社或导游管理中心签定正式的正规劳动合同。即使有的签定了正规合同，也有大概39.5%的导游对合同的条款内容不满意，认为其在签定合同中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所签定的合同中有一些不平等的条款。从导游购买保险情况看，有51.3%的导游没有购买任何的保险，有16.6%的导游其保险是由旅行社购买的；有24%的导游是自己购买保险，有8.1%的导游购买保险是个人和旅行社两者共同承担。

二、主要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一)旅游行业不够规范，导游收入偏低导游人员服务报酬与劳动付出比例在一定程度的离；导游收入与导游证的等级关系不大；司机在分回扣时和导游同等待遇存在不公；旅游购物场秩序不规范。“目前国内导游人员的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带团津贴、回扣和少量小费构成劳动保险由旅行社代买或自己购买。”导游基本工资一般600以下，平均300元左右(有些旅行社不但没有工资，每个团还要上交一定的人头费)，出团补助一般为每天30元，回扣一般包括购物回扣(停车费、人头费、购物提成等)、门票回扣和加点等，故而，拿回扣几乎成了导游们最基本的业务技能。而旅游又有旺季和淡季之分，据旅行社全职导游人员工作量统计，导游人员每年平均出团时间为162天，不上团就意味着没有回扣收入，旅游淡季则成为导游的冬季。

（二）导游与旅行社具有现实的矛盾

从导游对旅行社的评价中说明了导游与旅行社之间尚未达到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在现实中，导游与旅行社双方利益之间冲突很深，其中较为典型的“回 4 扣”、“人头费”、“小费”以及“垫付团款”等问题。例如小费是指旅游者额外给付导游等旅游服务人员的金钱。一般来说，小费是旅游者出于对导游的优质服务的感谢或奖赏，主动给予导游的金钱。虽然旅行社没有直接向导游提成小费，但是旅行社却把导游带团可以获取小费和回扣作为不支付其带团报酬的依据，这就使得小费成了导游与旅行社之间的一个利益冲突。迄今为止，国内旅游团给小费的意识尚未形成气候，因而带国内旅游团的导游获取小费的机会较少。由此可见，导游所付出的辛劳既没有得到旅游者的回报，也没有在旅行社方面得到体现，这就成为制约提高导游服务质量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导游的权益难以得到维护，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措施

从导游基本权益保护情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隐藏的问题所在。首先，在我国现阶段,旅游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盲区。一方面我国旅游法律法规的建设起步较晚，很不规范；二方面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种新情况层出不穷，现有的旅游法律法规总是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在实际旅游工作中，有无法可依的情况，也有某些旅游法规缺乏可操作性，约束作用较弱，旅游行业违规现象大量存在。在相关利权中，导游相对来说属于弱势，经常出现有法也不能依的情况。但一旦出现问题，导游又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旅游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利于导游维护自身的良好形象，也使得导游的旅游服务工作质量难以保证。

其次，导游的合法权益缺乏行业组织的有效保护。旅游是我国的第三大产业，导游的从业人员在数量上有一定规模，但一直没有形成自身的行业组织。在实际工作中，以个人力量来面对来自旅游企业和社会的种种不公，处于弱势的导游常常只得选择放弃自身权益，委曲求全，如为了维持自身工作和生计，不得不违背职业道德，接受和执行旅行社的违规行为。缺乏相关组织的保护，导游的基本权益常常受到侵犯，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建立。

（四）导游职业机制不健全

从数据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目前针对导游的管理我们还缺乏一种长期的有效机制进行监管。谁为导游办理养老保险、意外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谁为导游办理公积金？万一导游在工作中出现了人身意外安全事故怎么办？为什么导游队伍会出现年龄偏低、学历偏低、中高特级导游偏低的现象？为什么导游的流失率会如此之高？等问题的出现其实已经明示了导游职业机制的不健全。而同时，作为聘用导游人员的旅行社企业而言，相当一部分存在对导游人员只使用、少培训、不监管的短视行为。更不用说对导游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系统化、制度化方面的问题。这样就容易造成当前旅游行业盛行导游人员粗放管理、代垫旅游团款、零工资支付和缴纳人头费等现象出现。由此所产生的弊端也显而易见。正是因为监管部门和旅行社在对待导游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相对比较消极的态度，致使导游职业机制与旅游业当前的发展极不相称，对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和考虑。

三、建议和对策

(一)落实国家法规政策，规范旅游市场，增加导游收入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全国旅游市场整顿规范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在旅游市场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的重要性认识有待提高。二是少数旅游企业采取不正当经营方式，转嫁风险。有的企业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没有在产品开发、品牌推广等方面下功夫，而是置诚信于不顾，对外采取“零负团费”削价竞争，私下收授回扣，买团卖团等；对内不按国家有关规定给导游员支付薪酬，不给导游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工作条件，甚至还向导游员按游客人数收取“人头费”，转嫁经营风险。这样导致了旅游市场还在一些方面处于无序状态，因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密切与其他部门的协作，加大联合执法的力度，对各种违反相关法规、扰乱旅游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坚决查处和打击；应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应该建立整顿规范旅游市场的长效机制，继续推动旅游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完善，加快建立旅游诚信体系，加强旅游诚信监管的基础和能力建设，提高旅游执法和监管的水平。以此为基础，为导游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工作环境，鼓励导游做好其本职工作，关心导游生活，协调好导游和旅行社间的利益关系，使导游工作的劳动价值真正得到提高，保障导游收入的稳定性。(二)建立公开公平报酬机制，健全导游激励措施

依据现状，目前回扣已经成为导游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而这种收入也越来越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随着导游回扣事件的频繁曝光和旅游者的渐趋成熟，旅游者的消费越来越理智。此外，由于游客的购买行为还要受到商品的品种和质量、游客的支付能力、购物环境、游客情绪等等非导游能控制的因素影响。因此，虽然有一部分导游目前的收入较为可观，但这种回扣为导游主要收入来源的报酬机制使导游对收入的稳定性非常不乐观，多数导游抱着“过一日，赚一日”的态度来对待导游工作。何况这样一个工作还存在工作时间长、收入不稳定又无各种福利保障的特点。因而多数导游认为导游工作是吃青春饭的，并非终身可为之奋斗的职业，对导游职业样的理解及其确实存在的这些现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导游经验的积累和讲解水平、服务质量的提高。

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旅行社必须依法用合同来确定导游人员的劳动报酬，并将此项纳入企业核算体系，进行规范管理；同时，根据旅游产品的规模、档次和相应等级，重新评估、确定现有旅游产品价格，不能低价出售，以确保旅行社的利润；要激发导游爱企爱岗的精神，要让导游人员有社会归属感。当然关于导游员的报酬问题目前全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旅游法规还不够健全。恰当的待遇、各类保险、医疗、公积金等才能使人安心工作，可以考虑入股、年薪制或基本工资+提纯等方案，解决导游的后顾之忧。

(三)发挥导游行业协会（包括导服中心）的作用，切实维护导游的合法权益

在此次调查中，有94.7%的导游希望成立一个维护导游权益的社会机构。通常情况下，对导游人员的管理是通过旅游行业协会进行管理的。但这类旅游行业协会目前发挥的作用不大，其功能只是停留在为导游统一管理档案、代办劳动保险、进行常规培训和监督上。因而政府部门应当转变政府职能，使导游行业协会发挥作用，明确其责、权、利，以此来切实维护导游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导游行业协会的作用在于：一是可以依照旅游行业政策法规、导服中心的管理条例对导游人员进行条例化管理。如导游档案管理、日常培训和教育、导游年审等；二是应避免导游管理的形式化。应制定和实施导游服务质量的考核监督办法和奖惩制度，加大对导游的监管力度，对导游业务情况、扣分情况、接受行政处罚情况、游客反映情况等应如实统计，以此为标尺，建立导游的诚信档案，提高导游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水平；三是立场明确。导游是一个弱势群体，导游行业协会应成为导游的“娘家”。平时多加强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行社的联系与沟通。当导游权益遇到侵犯时，应立场明确，利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及时制定措施加以应对，这样使导游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人性化和规范化，受到导游的拥护和爱戴。

第五篇：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报告

丁香园联合《生命时报》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之一：

百姓如何评说医生

转自《生命时报》 ●作者刘京京王晓

“白衣天使”是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赞誉，但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这一神圣的职业却时常遭遇误解，甚至让老百姓感到不满。多年来，《生命时报》记者在与众多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工作并不容易，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苦衷。有医务人员用“外表光鲜，内心憔悴”自嘲；更有人感叹，“天下最难的职业就是在中国当医生”。

近日，本报联手搜狐网健康频道、丁香园网站进行了网络调查，并在全国8个城市的19家医院的医务人员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我们的报道能让百姓们更好地了解医生的真实生活现状，倾听他们的心声。本期我们首先推出“老百姓如何评说医生”，共2067名网友参与了此项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做医生并不被多数人认同，不少百姓认为他们受尊敬程度比过去下降、“收入低”、“没时间顾家”，医生队伍甚至可能“后继少人”。医生受尊重程度没以前高

调查涉及了医生在公众眼里的受尊敬程度、收入情况、家庭幸福指数等多个方面。当问及“您怎样评价医生这个职业”时，20.80%的人选择了“白衣天使，很光荣”；43.61%的人则选择了“费力不讨好，没意思”。显然，人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的评价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且认可较低。

一位网友接受调查后留言称：“看着医生马不停蹄地给人看病，我也觉得他们不容易。可轮到自己看病时，对着医生近乎冰冷的面孔、听着不耐烦的‘命令’，再加上离开医院时手中昂贵的药物，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对医生的不满。我理解他们的处境，但不能理解他们的做法。我觉得，现在医生的医德比以前差了不少。” 此前，中央电视台《时空调查》栏目的调查显示，94%的人认为医生的声望比10年前下降了，41%的人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医生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大处方、过度检查、红包、药品回扣所致。

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生命时报》记者，医生是很神圣的职业，受人尊敬、羡慕，这在过去更突出、明显。“其实现在，医生仍是我们的‘白衣天使’，他们担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只是受医疗资源短缺、医患矛盾等因素影响，一些医务工作者和老百姓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一职业的公众地位也有些滑坡。”

百姓如何看待医生收入、婚姻

那么，医生的生活状况在公众眼中又是怎样的呢？

首先，收入情况。当问及 “您认为医生的收入与付出相匹配吗” 时，69.55%的受访者认为“偏低”，仅18.05%的受访者选择了“黑心钱”，仅12.40%的人选择了“相称”。也就是说，不少老百姓虽然对医生的工作有所不满，但大多也意识到，医生的收入与他们的辛苦付出并不相称。“这个结果多少有点令我意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教授洪涛说，“这说明老百姓开始站在医生的角度想问题了。而在此之前，有些媒体和百姓对我们的评价要糟糕多了。”

从事IT行业的小陈告诉记者，他的高中同学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做主治医师。“月工资才1000元多点，可压力特别大。我们好几次同学聚会，他都因为工作忙没参加。看他那么累，却因为热爱这个行业而坚持不跳槽，我们都挺佩服的。”而乡村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经济状况则更为窘迫。“我们接触过一位北京郊区的乡村医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助理教授张炜回忆说，“他一个月只有600元的工资，很辛苦地给别人看病，自己患上了贫血，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钱去医治。”

一位搜狐网友却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表示：“医生的合法收入虽然低，可‘灰色收入’多呀。既有红包、又有回扣，这些钱不都来自老百姓的腰包吗？医生不能因为自己赚得少，就来赚百姓的钱啊。” 一位在制药公司工作、和医生打过多年交道的医药代表则有些讳莫如深地告诉记者：“年轻医生赚得少，可是等熬成高级别的医生，赚钱的机会也就多了。”

其次，家庭、婚姻生活。当问及“您是否愿意和医生结婚”时，65.71%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其中，82.5%的人表示，“不愿意”的主要原因是“没时间照顾家”；66.9%的人认为医生“老被患者骂”；33.3%的人选择了“收入低”。

“照顾家？我还真没指望过。他一周能回家吃两顿晚饭就不错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家属略带抱怨地说，她丈夫在国内某知名三甲医院当医生，看门诊、搞科研、开会、申请课题„„总有无数的工作要忙。“有时逢年过节也不能好好休假，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去年我们有了孩子，可基本上都是我在带。每天他回到家时，孩子已经睡着了。我真担心，等孩子再长大点，他爸爸有没有时间陪他玩。” 尽管如此，她还是表示理解丈夫。“他这么忙，也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因为医生的工作就是拯救生命啊，我当然要全力支持。”

不过，基金经理小宋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认识几个当医生的女性朋友，她们每天都忙得团团转，“结婚后，她们有时间做家务、带孩子吗？我的工作也很忙，真要结婚，还得找个能顾家的。”还有网友把医生想得太恐怖：“医生整天接触病人和细菌，又要给人开刀，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有点恐怖。” 某三甲医院女医生卢燕（化名）今年快30岁了，却仍孤身一人，“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医院里，好不容易下了班，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觉，谁还有精力到社会上结交朋友呢？”

这一切，似乎与二三十年前的情形相去甚远，那时，“医生”这一职业是人们在挑选结婚对象时的“加分项目”。“当时觉得，医生有学问，受人尊重。”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表示。

最后，来自社会的压力。在 “不愿意” 与医生结婚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给出的理由是，医生“老被患者骂”。对此，洪涛深有体会。“我们很希望能帮助患者解除痛苦，但我们不是神，的确可能出现治疗效果不如患者预期的情形。万一真的没有治好，有些患者或患者家属会说出一些很激烈的言辞，甚至动手打医生。” 在《中国青年报》与丁香园网站近日调查中，60%的受访医生说，亲身经历或见到过同事被殴打的情况。

医生面临“后继少人”

“赚钱少”、“没时间顾家”、“老被患者骂”，老百姓对医生的这些评价可能导致哪些后果呢？调查中，对于 “你自己是否愿意做医生”，66.09%的受访者表示 “不愿意”，只有19.93%的人选择了 “愿意”。当问及 “是否支持自己的子女做医生” 时，60.52%的受访者明确反对，仅15.77%的人表示支持。

“干嘛要当医生呀。” 小陈说，“风险大，赚钱少，休闲时间也少。” 一位16岁的高中生则表示：“万一不小心给人开错了药，后果多严重啊。这么大的压力，我想都不敢想。” 如果你问医生这些问题，说‘不愿意’的恐怕更多。” 洪涛无奈地说，“毕竟普通大众还没有亲身体会过医生的处境。工资问题、没时间顾家、被骂固然是一方面原因，工作中的不被信任、不被尊重，却更令人心酸。”

“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张炜强调。如果社会大众都不愿意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当医生，那后果是令人担忧的。“我们要试想想，下一代的医生从哪里来？如果以后的人生了病，谁来给他们看病？的确，医生肯定是会有的。但如果想当医生的人越来越少，那么日后好医生的数量是不是也会随之减少呢？这对我们的社会将是莫大的损失。”

此外，即使在当前，老百姓对医生的评价差与不信任，也影响了医患关系的和谐以及医生工作的积极性。中华医学会伦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本富表示，这甚至会加重患者 “看病贵” 的负担。“以前医生看病，都是怎么对病人有利怎么来；可现在由于一些患者对医生不信任，使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只得采取‘防御性治疗’。病人一进门，就先让他从头到脚检查一遍，花费高了，病人抱怨自然也就多了。但实际上，这是医生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但是患者花的钱多了，难免埋怨医生，又会进一步降低对医生的评价。如此一来，医患陷入了恶性循环，百姓的就医质量没有获得应有的改善，反而又衍生了新的矛盾。而这一切，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如何客观、公正看待医生

想要重塑医生的良好形象，让大家客观看待医生，首先得先找到“病因”。对于医生在老百姓心目中地位下降的原因，李本富分析认为，这首先由于个别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下降。“过去我们一直提倡以人为本，但是在巨大的经济诱惑下，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以利益为本，以人为末’。”夏学銮说，“在医生队伍中，也出现了收红包的现象。” 随着类似情况的逐渐增多，医生的形象自然大打折扣。

其次，医疗卫生体制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李本富指出，这其中，有政府的因素，也有医院管理上的问题。例如在有些地方，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在这样的环境下，医院、医生便不得不 “言商”。

因此，政府应该新整顿医疗队伍，加强医德培养，并建立一套能够让医生 “靠技术而不是靠回扣吃饭” 的机制，也因此，将于今年两会上提交人大审议的医改最终方案也得到了各界广泛关注。

而老百姓也应客观地看待医生的生存现状，理解他们的难处。还是一位网友说得好：“假如换我坐在医生的位置上，大概也会受生活所迫，收些红包和回扣；也会因为每天要看太多的病人而心生不耐烦；也会为了保险起见，而多给患者做几项检查。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能体谅医生们了。既然大家都不容易，为什么不能各自忍耐克制一下呢？这样对医疗环境和患者自身也有好处呀。” 李本富也称，据他了解，很多老百姓只是对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大环境不够满意，还是应该将其和医务人员的具体工作区别看待。

夏学銮最后呼吁，社会应该给医生一个公平公正的舆论环境。只有医患间相互理解、宽容，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才能良性发展，老百姓的健康才有保障。▲

丁香园联合《生命时报》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之二：

医生到底有多累

80%工作中没时间喝水；67%曾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 60%黄金周休不到3天；83%身边同事患了癌症

转自《生命时报》

●作者蒋乃珺杨立春刘京京

“当医生辛苦”，这在大多数百姓中早有共识。在本报上期头版“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之一”的《百姓如何评说医生》中，43.61%的人认为这一职业“费力，不讨好”。医生究竟有多累，他们的健康透支到何种地步？可能并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

此次，本报与丁香园网站进行的网络调查，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南京、西安、成都8个城市19家医院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中，近八成人每天工作8—12小时，67%的人曾连续工作超过36小时。更令人揪心的是，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人患了癌症；37%的人周围有同事猝死。可见，医生的健康状况已然拉响了“警报”。超负荷工作是常态

有人这样描述在某三甲医院中和医生偶遇的情景，“只见一片白影在你的眼前瞬间飘过，还没看清他的面貌，就只看到10米开外的后脑勺了。”这是工作中的医生，给很多人留下的是片刻不停的印象。

而在医生自己眼中，他们的一天像张拉满了的弓。调查中，当问到“平均每个工作日在单位的时间”时，仅5.8%的医生选择了“少于8小时”，工作8—12小时的人占77.8%，16.4%的人甚至超过12小时；此外，49.2%的人每隔4—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

北京协和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科主治医生向记者描述了他普通的一天：早上8点上班，但一般7点40前就到医院交接班，先把病房里十几个病人的病情问一圈；8点开始组织查房；10点左右就要等教授进行三级查房，遇到通情达理的，回答清楚问题就行了；可要是碰上不好沟通的，得耐着性子解释个把小时，说到口干舌燥，也难让他们满意。下午1点半上班，要么出专科门诊，要么有文献汇报。到晚上七八点钟，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可连句话都顾不上和家人说，就得接着赶晋升的论文、和人签约的书稿„„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幸运了。“那帮年轻的住院医比我们还累，经常三四十个小时‘连轴转’，把科室都当家了。”

年轻医生的生活状态如此，教授们的工作也不轻松。一位肿瘤界名望颇盛的专家告诉记者，他出门诊时，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很难有喝水的时间；甚至连上厕所，都有病人跟着，怕你借机“开溜”。此次调查也显示，在工作时间能喝上一杯水或根本没时间喝水的医生占80%，96%的医生曾在工作中憋过尿；而中午不能按点吃饭或只能飞快吃饭的医生占到了83%。

“印象中，我几乎没在中午1点前离开过诊室。没办法，病人来一趟不容易，挂上专家号更不容易，要是草草了事，怎么对得起人家？”这位专家说。更让人无奈的是，现在，“看病”只是他很小的一部分工作，更多的时间要拿来做科研、出外讲学。“北京医疗水平的确比地方高很多，传播和交流学术很必要。否则地方上的医疗水平上不来，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于是，不少专家周末打着“飞的”全国转；周一照样要打起精神上班。医生难有个人生活

如此大的工作强度，直接导致相当一部分医生难有个人生活，双休日、黄金周等休息时间也多半“铺”在了工作上。调查显示，近一半人“工作日平均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不足两小时，超过4小时的仅7%；近90%的人“每个月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少于2天。同时，仅3%的医生能休够“双休日”；不足1%的人休满过7天的“黄金周”，60%的人甚至休息不了3天；超过50%的人从未享受过年假。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住院医师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个春节没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了。“每年春节就算不用在病房值班，初四也得参加科里的大查房，况且过年值班这种事我们年轻人肯定得冲在前面。哪有时间回家呢？我知道老人想过个团圆年，但实在没办法，只能打电话报平安了。”这位医生告诉记者，他还一直觉得愧对妻子。“结婚这么多年了，因为要值班，没一个长假能带她出去旅游，平时见面都说不上几句话。好在她也特理解，一直很支持我。”

调查同时显示，只有3%的医生平时能进行有规律的健身。对此，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表示，其实，“多运动”、“每天要走1万步”这样的话，通常是医生对患者说的，“这些道理医生们都懂，可就是工作太忙，自己反而缺乏运动。” 医生健康面临危机

医生争分夺秒拯救生命，却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一起起有关医生英年猝死的消息，让人们为之动容。2008年1月24日，40岁的北京医院核医学科大夫郑建国因持续工作，导致心源性猝死。葬礼上，他的一位同事自言自语地说，“真不能再这么干了”；2007年11月18日，广东省人民医院44岁的脑外科医生郭予大因病毒性心肌炎引发猝死；2007年10月30日，北京市海淀医院32岁的产科医生耿岩连续加班后，晕倒在医院走廊里，尽管抢救过来，神志却一直没有清醒„„不久前一项数据也显示，由于长期精神紧张、体力透支，医生的平均寿命比国人平均值低3岁。

本报调查也发现了如下数字：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患癌病例；37%的人周围有同事猝死，仅16%的医生能坚持体检。王拥军对此很无奈：“他们就生活在医院，甚至办公室隔壁就有检查心脏的仪器，他们自己每天都在为病人诊治疾病，但却留不住自己的健康，这实在是件很悲哀的事。”

北京某三甲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陈医生告诉记者，她每隔3—4天就要值一个夜班。“我家离单位只有20分钟车程，可我最长一次连续4天没回家。第一天是因为手术多，结束时已经夜里11点多了，实在没力气回去；第二天值夜班，忙了一夜；第三天是因为下班后要做实验„„最近，我有两个同事患了乳腺癌，都才30多岁。我们都知道经常值夜班的女性易患乳腺癌，可工作性质如此，没办法。”

王拥军指出，医生是昼夜节律最紊乱的职业之一，其特殊的工作方式和人体的生理在进行对抗；其次，医院里患者密集，病毒密度自然高很多，且很多病毒都和肿瘤的发生息息相关；再次，来自家庭、收入、医患关系等压力，也给医生带来极大的精神负担；最后，医生每天都要面对死亡和病痛，就算有人说医生麻木，但医生毕竟也是人，心理冲击比普通人多很多。在中国当医生尤其累

当医生累，在中国当医生尤其累。究其首要原因，是因为患者太多。王拥军指出，中国的病人群体原本就庞大，医生的“供”远小于患者的“求”。据了解，美国一个医生每天只看6个病人，中国医生却至少要看60个。

其次，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学分会常委兼秘书长王天佑教授表示，目前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社区医疗机构的力量没充分发挥出来。患者都向大医院集中，自然给大医院医护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大医院医生“累死”，小医院医生“饿死”。

第三，王拥军指出，在国外，每个医生都有秘书，医生只对病人作诊断和治疗，别的事情都不用自己管；而中国的医生却要“集医生、秘书和勤杂工于一身”，这些医疗外的杂事分散了医生很多精力，让他们疲惫不堪。

第四，紧张的医患关系使医生在工作中既要保证治疗的科学性，又要保证病人和自身的安全。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指出，“医疗事故”、“医疗纠纷”这两把利剑，时时都悬在头顶，怎一个“累”字了得！

最后，医院对医生照顾不够周全。王拥军告诉记者，医生在医院里没有活动空间和休息的地方，甚至连吃饭都不能得到保障。尤其是上夜班的医生，经常当天下午就连续工作，接了班还是一直忙。下夜班后，太累的就抓紧睡了，想吃饭的就只能以方便面解决了。社会应关注医生健康

如此超负荷的工作严重影响医生的身心健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医疗质量也很难保证。为此，钟南山呼吁，全社会、医院和医生自己，都要关注医务人员的身心健康。

首先，从体制上解决。王拥军表示，医生工作如此辛苦，却解决不了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其中自然存在体制上的因素。“如果不改体制，再过十年二十年，医生还会这么累，医患关系也还会这么紧张。”他指出，相关部门必须增加大医院中的医生数量。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则认为，应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让患者在社区首诊，有需要的再转到三级医院来。”在此过程中，大型公立医院改革十分关键。王天佑也表示，发展社区医院，首先要尽快培养全科医生，补充社区医院的力量。其次是加大宣传，告诉大家去社区医院就诊的好处。最后是完善医保制度，有些疾病，不在社区医院看病，就不给报销。

其次，医院和医生自身的努力。王拥军建议，新医院设计时，要给医生留出专门的活动空间；同时，扩大医生的诊疗空间。在美国，每个门诊医生都有50平方米的工作空间；而中国却常是2—3个门诊医生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工作。

钟南山则对医务人员提出了4个基本健康建议：第一，每日均衡营养，定时定量合理饮食；如果由于工作繁忙无法满足全面营养，建议在膳食之外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第二，保障睡眠，注重充分休息；一张一弛，才是健康之道。第三，适当运动。第四，善待压力，学会把压力作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平和的心境，面对生活种种挑战。

最后，患者要给医生充分的理解。钟南山表示，“当医生态度不够好时，不能只简单地从医德考虑问题，还要考虑他们受环境因素困扰、心理障碍、体质下降等因素。”陈鑫也认为，其实医生辛苦点儿没关系，能救死扶伤，就是对他们辛苦的回报。“但如果能被社会理解、认可，那就是更好的回报。”医生不是神，目前医疗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不是医生造成的，而是由医学本身特性所决定的。也因此，还是希望患者们能多理解医生、体谅医生。▲

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之三：

医生的收入低不低

75%受访者年薪低于4万 82%的医生对收入不满

转自《生命时报》 ●记者刘京京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医生是一份高收入职业；更有人指出，有些医生除合法收入外，还能拿到一笔“丰厚”的“额外收入”。然而，本报与丁香园网站进行的网络调查，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南京、西安、成都8个城市19家医院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2183名医生中，75%的人表示，其年薪低于4万（即月薪少于3300元）；82%的医生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显然，这一调查结果和老百姓概念中的数字有些差距。那么，医生收入到底低不低，他们的付出是否应该得到更高报酬呢？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并请各界专家分析解读。医生到底挣多少钱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表示，在一个社会中，医生和律师的劳动报酬应该比较高，因为我们把健康委托于医生，而把财产（有时甚至是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但我们的调查结果却似乎没能支持这一理论，75%的医生年薪低于4万元，16%的医生年薪在5万到6万元之间。

对此，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朱宗涵表示，这一数据与中国医生的工资基本吻合。“不过，不同地区、医院、科室之间的差别很大。”

“医生的收入还是很低的。”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表示。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医院管理中心主任丁晓燕也告诉《生命时报》记者，据她了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生的收入水平确实跟调查结果差不多；但在一些地级城市，医生的年收入可能只有2—3万元。据了解，医生的收入主要分为两部分———职务工资加津贴、科室奖金。

职务工资加津贴。医生工资单上通常只列出这部分收入。其中，职务工资由国家统一规定，随着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级别由低到高，工资也逐渐增加，数额在每月400—2000元。津贴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医院有所差别。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主治医师（工作约5年）向记者出示了其工资单：岗位工资680元、薪级工资295元、各种补贴1860元，再扣去公积金等项目后，每月可得2537元。据《财经》报道，福建省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月工资加补贴约1200元、主治医生1200—1500元、副主任医师1500—2000元、主任医师2000—3000元。

科室奖金。据了解，这部分收入往往跟医院和科室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医院会根据各个科室的效益把奖金发给科室，科室再根据每个医生的业绩来分配。”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师陈慧（化名）说，“所以赚钱多一些的科室、诊疗患者数量多一些的医生，拿到的奖金也多。”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李宏军也表示，骨科等科室由于使用的医疗耗材比较昂贵、手术风险比较大、手术量也较多，所以奖金较多，“但是像我们科室，奖金就排在中下等了，我每月奖金在2000—3000元之间吧。”而在哈尔滨某三甲医院妇产科工作的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住院医师表示，她每个月的奖金只有500元。

如果把这两部分收入相加，我们所了解到的医生收入状况的确不容乐观，年轻医生尤其如此。李宏军教授表示：“我们这里很多年轻医生，博士毕业，每月一般拿3000元左右。”而有多年工作经验的高级别医生，收入要高些。“我是主任医师，每月工资加奖金大概在5000—6000元之间。”李宏军教授说，“不过，与我看过的病人的收入相比，我的收入大概要排在中下等。”

而且，在全国各个地区，不同医院的医生收入也有不小的差异。山东省济南某三甲医院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主治医师表示，他的月收入只有1200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总会计师杜书伟则介绍，他们医院住院医师的月收入为5000元左右。陈慧医师介绍，在深圳、广州，三甲医院主治医师月收入可达1万元。

与城市的医生们相比，农村地区医生收入更低。辽宁省某县医院一位工作了七八年的医生告诉记者，他每月往往只能拿七八百元。“在我们那儿，得大病的人都到大城市去看病；生小病的人能忍就忍。医院效益不好时，连足额工资都发不了。”丁晓燕主任也表示，农村医生的月收入确实可能在1000元以下。医生收入与付出是否相称

客观地讲，医生的收入相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可以，“但衡量一个人的工资高低，有两个角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副主任刘学教授表示，“一是看他前期投入了多少，二是看他创造了多少价值。”

无疑，一个人要想成为合格的医生，要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从一个医学生踏入医学院算起，至少要经过10年苦读，才有能力独立地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友谊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王天佑说。这期间，家长要提供学费、书费、生活费。此外，不管是实习，还是行医，医生都要承受巨大风险———一个严重的失误，就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医生是高技术、高风险的职业，应该适当提高报酬。”

如果从医生创造的价值看，他们挽救的是生命、祛除的是病痛、带来的是生命质量的提升。但一台能挽救生命的手术，可能只收费几百元。这几百元，却是近10名医护人员的报酬。与生命的贵重比，医生的劳动显然过于廉价了。

而和自身比，中国医生收入近年来的收入也没有太大变化。调查中，83%的医生表示，近一年来，收入没有变化（因为提职称者除外）；10%的人甚至称收入下降了。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医生平均每月3000元的收入，生活显得并不宽松。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医生对记者说：“我每月房租1000元，交煤气费、电费等，还得花几百元；加上买日用品、打电话，偶尔和朋友吃顿饭，3000元就没剩多少了。”最令他头痛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物价上涨，自己的收入却原地踏步，“这基本等于是降了些工资。”

“同样是念了大学，再工作10年，医生的工资和其他职业比，属于中等偏下。”陈鑫院长表示。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主任医师说：“公务员工资改革后，相当于副高级别的每月能拿8000元，但我现在每月是5000元。如果考虑到工作强度，我们的收入可是差远了。”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副会长彭雪峰则在2006年表示，北京律师人均年收入约7万元。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经济法律师月收入超过5000元，高时可达1万元。北京市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队曾在2000年对北京的高收入人群做了一次调查，高收入群体人均月收入达到7444元，其中收入最高的前10种职业排行为：私营企业经营者、法律专业人员、股份制企业负责人、导游、演员、职业股民、个体经营者、影视制作人员、大中小学教师、其他自由职业者。医生列第15位。

其他国家和地区医生的收入则更人艳羡。美国劳动部劳动统计署2001年的就业统计显示，美国收入排名前两位的均为医生：第一位是外科医生，年收入13.7万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7.1元）；第二位是妇产科医生，年收入13.34万美元。当然，考虑到美国2006年的人均GDP是4.2万美元，为中国的25倍，因此美国医生的收入高并不具可比性。在日本，医生人均年薪为1047万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72.9万元）。在中国香港，住院医师的月薪则在4.4万港币（约合人民币4万元）左右。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公立医院的人均月薪约为1000美元。医生为何会拿灰色收入

无论与自身相比，还是与其他行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医生收入比，中国医生工资都不算高。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文跃然看来，这样会带来不少问题，“给医生的合法工资太少，不能体现医生个人价值，也不能让他们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有人就可能去寻找其他的‘工资袋’，如增加灰色收入。”

谈起灰色收入，很多百姓愤愤不平：“就算医生的合法收入少，可他们还有灰色收入呢。又是药品回扣，又是红包的。这加在一起，医生其实赚得不少。”

“我可以说，一半医生拿过药品回扣。”一位医生在网上留贴说，“大医院每月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中等医院几百元到几千元，小医院也有几百元。”湖北武钢第二职工医院一位医生则表示，他3年的灰色收入加起来共300元。北京一位三甲医院住院医师认为，其实年轻医生很少有机会接触药品回扣；即使能拿，也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多。“而且我觉得讨论医生拿了多少灰色收入并没有意义，毕竟各个地方的情况还不一样。与其如此，不如想想医生为什么要拿灰色收入。”

“以往，政府为保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希望医院在低价格水平上运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第七套医改方案主笔人顾昕表示。也因此，一个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给一个患者诊疗，可能才收取十几元的费用。这样一来，想保证医生有较高水平的收入，就需要政府给医院足够的补贴。但陈鑫院长表示：“近几年来，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医院不得不自己经营来维持运行。”如此一来，有的医生成了商人，有的医院成了营利单位。随着老百姓医疗费用的增加，医患关系也变得紧张了起来。

与此同时，医学人才流失现象也日益严重。陈慧医师告诉记者，她的很多同学读完博士，拿了学位，就立刻离开，或去医药公司工作，或到国外当医生。问及原因，都说赚钱太少，而且又不愿意为拿回扣和红包而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做事。政府应加大投入

“医生有灰色收入，说明他们的合法收入短缺，说明我们的医疗体制可能‘剥夺’了他们本来应该获得的收入。”顾昕教授说。文跃然主任也表示，医生收取灰色收入的现象，不能只怪医院和医生，也有体制上的问题。

但一些百姓却不这么认为。有网友表示：“医生赚钱辛苦，我们赚钱也不容易。工资少，不应该是拿灰色收入的理由。”还有网友表示：医生有自己的不容易和苦衷，但收取灰色收入，违背了医德，不能被社会接受。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北京市民对记者说：“大部分医生很敬业很辛苦，我们看得到，也能体谅，我也特别赞成给医生们涨工资。但希望他们能更专心地钻研业务，也更加自律，让社会、让百姓心服口服。”

顾昕教授认为，要让医患双方都满意，就得适度地增加医生的合法收入。“我们应改善医疗卫生体制，让医生名正言顺地挣到这么多钱！”如此一来，没有了后顾之忧，医生就能够踏踏实实地为患者服务了。那么，医生收入应定在什么水平才合适呢？记者听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王天佑、陈鑫、李宏军、陈慧均表示，“医生收入应参考国家公务员。”在他们看来，可以像国家公务员一样实行“3581”工资制度（即按照职务级别的不同，给予3000元、5000元、8000元、1万元的工资）。“这就需要政府加大对医院的投入。“陈鑫院长强调。文跃然主任也表示，政府应该对医生的收入负起责任，让他们合法地得到满意的工资。李宏军教授进一步指出，即使都是主任医师，也应该根据医生在各级医院发挥作用的不同，适度拉开工资水平。“水平高、任务重的医生工资可以高一些，这样有利于形成竞争机制。”

但在刘学教授看来，人们对收入的满意度总是相对的，“而且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毕竟经济在发展，市场在变动，医生的需求和期望也在变化。”所以，刘学教授认为，政府应开放医疗市场，允许大型民营医院进入市场，并和公立医院“竞争”医生，由市场来发现医生的价值。“这样一来，患者会自动选择那些水平高的医生，并付给他们足够的报酬，这也会激励医生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刘学教授强调，政府应做好监管工作，一旦发现医生有拿红包等不良行为，就要取消其行医资格，以保证医疗市场秩序。▲

丁香园-《生命时报》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之四：

医生如何评说自己

转自《生命时报》

“67%的医生曾连续工作36小时以上” “83%的医生称同事中有人患癌症” “75%的医生年收入低于4万元”„„本报此前连续三期推出的“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系列报道公布了以上数字，反映了中国医生生存的部分现状。与此同时，在对百姓进行的调查显示，仅20.80%的人认为医生是“白衣天使，很光荣”，43.61%的人称这一行业“费力，但不讨好”。

43%的医生对工作“既爱又怕”

北京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从迈进医学院大门的那一刻开始，他就认为医生是世界上最神圣的职业。“张孝骞、林巧稚这些医学大家更是我们的榜样。但目前我们所处的大环境和他们当时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那时不用贷款买房，不愁工资不够花，更不用怕有些患者的过激言行。可我们现在工作累、收入低不说，还得处处如履薄冰，横跨‘医院’和‘法院’之间。压力一大，难免抱怨两句，偶尔也会赌气地想‘干脆不当医生了’，但冷静下来想想，还是舍不得这个职业，所以必须坚守。” 医生压力来自何方

诚然，导致医生抱怨，甚至产生离职想法的原因在于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调查中，98%的医生称自己每天都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专家们认为，医生压力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首先，医患关系存在矛盾。调查中，80%的医生表示，其压力主要来自医患关系。的确，近年来，有关医患矛盾的事例和数字经常传出。在一些患者眼里，医生成了冷漠的、可牟取灰色利益的职业。有患者甚至携带录音笔和摄像机就诊，记下医生的言行，以备将来“对簿公堂”。我们的调查也显示，仅2%的医生没碰上过患者或家属辱骂医生。王拥军院长告诉记者，20多年前，患者对医生无比信任，即便医疗中偶有差错，患者也能理解。“当时，一个医院一年有1例医疗纠纷就是很了不得的事了；可现在，有的医院一年就七八十例。医患关系的紧张实在让人悲哀。”

而有的百姓认为，问题的主要责任在医生。“有的医生拿红包、回扣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的医生态度恶劣，冷冷地问几句话，就把病人打发走了。别说悬壶济世了，就连基本的工作态度都不能保证。能让老百姓不抱怨吗？”面对百姓的抱怨，很多医生其实也能理解，一位年轻的医生留言称：“我们有时是觉得委屈，但仔细想想，现在不少医生的医德确实比以前差了很多。拿我自己来说吧，一天下来看几十个病人，已经成了机械运动，很难想到坐在对面的是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急需帮助的病人。”病痛折磨下的患者往往更脆弱、敏感，哪怕一句不耐烦的言语，都会给他们带来莫大伤害。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俞国良教授指出，医患矛盾的产生有体制、医生和患者等多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医生对自身的肯定主要来自患者的肯定，如果长期得不到肯定，容易让他们产生职业倦怠。而医患矛盾又容易使他们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调查中，仅5%的医生表示，自己从没焦虑或抑郁过。

当然，调查中同样有让人感动的数据———65%的医生背后有家人的支持；69.55%的百姓认为医生收入和付出相比“偏低”。袁钟教授表示，如果说医生在踏入行业门槛的那一刻就选择了奉献的话，其家属的付出也丝毫不亚于他们。医生压抑，受害的是百姓

当巨大的压力接踵而来，医生难免在工作中变得敏感、紧张、压抑。“这样下去，最终伤害的只能是老百姓的利益，给整个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王拥军院长指出，“以前我们会对刚入门的医生说，‘你们要时刻以患者利益为重’；但现在，医生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在诊疗过程中保护自己。拿脑血栓溶栓来说，目前中国每年有100万人需要接受这种治疗，但真正做的只有1000多人。这是因为溶栓治疗中有60%并发症的可能，医生不愿承担这样的风险。保守治疗对百姓肯定不利，但也是医生现阶段保护自己的无奈之举。”

一、挽救患者生命的医生；

二、忙了一天，为婴儿洗澡的妈妈；

三、作品刚完成，自己吹着口哨欣赏的艺术家。作为接触到人类最高价值、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职业，医生的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制度上来说，几位专家都呼吁，国家应加大投入，将医生和患者之间“钱”的纽带斩断。▲

2010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第一篇：2010年中国CFO生存状况调查

第二篇：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

第三篇：环卫工人生存状况调查

第四篇：导游生存状况调查[范文模版]

第五篇：中国医生生存状况调查系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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