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为何“千城一面”（5篇）

第一篇：城市建设为何“千城一面”

城市建设为何“千城一面”

----------高大全的政绩观：政府主导下城市的文化基因难觅（自己加）

2012年11月29日 15:05 来源：半月谈 作者：李晓燕

湖北省孝昌县小河镇老街是一条真正“明清一条街”，如今已破败不堪，而各地建设中的仿古街道却越来越多，该保护古老街道还是仿造和重建？当地政府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中国到底有多少条新建的“明清一条街”？有经常出差的朋友说，如今许多城市甚至城镇的入口处，都有个圆形大转盘，转盘中间往往还有个造型雕塑。千篇一律的转盘加雕塑的入城标识，使人根本认不出进入的是哪个城市。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非洋不取、千城一面、高大全”，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建筑学大师潘祖尧对中国城市建筑提出的批评。潘祖尧是资深建筑师，1973年在香港成立潘祖尧建筑师事务所，1981年担任亚洲建筑师学会理事长，后来又担任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第一任会长。

在潘祖尧看来，北京的新建筑和城市设计虽然引人注目，但未必合情合理。他认为，北京的几座标志性建筑中只有水立方“还可以”，因为这个建筑所处的位置原先就是一片空地，而且是为了奥运主题而建，附近也没有传统建筑，比较契合周围的环境。但他评价央视新大楼“好像一个外来的怪物”，他认为，作为独立建筑是不错的，但跟周围环境联系起来，就显得突兀了。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潘祖尧发言时指出，近3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但其中的痼疾非但没有得到根治，反而又有新的发展。潘祖尧认为，部分政府“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无视专家意见“搞一言堂”，从而犯了不少常识性错误。“超高层建筑防火问题未得到切实解决，就遍地林立。”

潘祖尧还说，我国城市在“赶跑”过程中，还存在不断破坏近现代建筑，却又不断复制假古董、千城一面、在建筑形式上过于崇洋等问题。发言最后，潘祖尧建议有关部门尽快集中相关专家学者，总结我国几十年来城市规划、建设的经验教训，尽快制止重复过去的疏漏和错误，争取在一年内提出科研报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认为，其实城市趋同在很多国家都有，只是中国特别突出。中国传统城市都有各自的特色，是几百上千年形成的。“过去十几年经历了大发展的过程，但没有对历史文化与风貌进行关注，所以造成了‘千城一面’。”

“这个跟体制有关系。”唐子来说，因为从我们整个的决策机制看，一些领导要怎么样的发展就要怎么样。还有一些项目，地方政府掌握了很大的资源，然后在资源配置当中决策又过于集中，没有广泛听取市民、专家和专业人员的意见。此外，在发展要快、单一唯GDP的考核机制下，领导们容易进入误区，“有些干部心目中的现代化就是新房子，可能认为有历史文化都是旧的，需要换掉。”唐子来认为，应该从老百姓满意度、民生工程来综合考核干部。

潘祖尧指出，内地城市建设中存在9大隐忧：

1、城市规划不合理

“规划规划，墙上挂挂”、无视专家意见“搞一言堂”等问题目前并未得到根治。

2、首都效应

就是北京干什么，外地也跟着干什么。现在，各地许多标志性建筑都存在后续利用困难等问题。

3、千城一面 到内地城市去看看，感觉每个城市都差不多。雷同的规划，雷同的建筑，雷同的景观，甚至连楼盘名称也雷同。

4、高大全思想横行

各地竞相攀比高、大、全――你高我比你还高，你大我比你还大，这难道不是大跃进思维模式的翻版？

5、建筑师无话语权

建筑师往往只能起到参谋、陪衬的作用，政府投资的建筑，大都是谁官大谁说了算。

6、非洋莫取

近年来，我们对外国人的建筑方案奉若神明，总认为洋和尚会念经，瞧不起中国建筑师。

7、复制假古董

为了建新楼，拆掉百年天文台。相反，各地却热衷于造假古董，甚至有人想复制老北京的“八大胡同”。

8、建筑质量问题

“楼脆脆”、“楼歪歪”都暴露了在建设过程中缺乏严格的监管，或者在设计上有欠缺，或者存在腐败问题。

9、建大量献礼工程

许多地方政府为了面子，为了政绩，违背科学，不少建筑缺乏充分论证和准备，匆匆上马，刚剪完彩又花大钱改造。

【即时通会员如是说】

建筑是生活方式的外化，在工业时代，各地的生活方式在媒体、通讯和便捷交通方式的作用下逐渐趋同，“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的景象消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新建筑风格趋同，千城一面难以避免。丑陋也好、粗俗也好，反应的是人们当前的生活和思想状态。建筑学家们、对生活有追求的人们对这种建筑风格不满意，这个可以理解。但如果为了追求“特色”而追求“特色”，恐怕反而会弄出更多怪异、空洞、不知所云的建筑来。毕竟，我们有差异的生活的基础已经消失了，不如接受现实，把更多的功夫花在如何求“美”上，而不是如何求“异”上吧。――西铭

政府投资的建筑，攀比高、大、全，这是病根！与此同时，建筑师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导致中国的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照搬国外方案、既有方案，或是在此基础上稍作修改，还美其名曰“设计”。――陈耀

需要多听听民众的声音。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外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的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但不能片面，既需要现代特色，时代性，也需要中国特色，地方性，民族特色，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推陈出新，协调发展。务实好，少点攀比好。――栗彦卿

中国经济跑得太快没来得及调整所致！――高晋阳

城市规划不合理都也是老问题了。城市的千篇一律更像是当年的“浮夸风”，一刮一大片，各地争先恐后都怕赶不上趟儿。再者，每次修什么楼之类的里面的油水可不是一般的少，各种利益让城市都成了少数字某些人手里的“玩具”了。那些传统的城市历史文化都得一边让给“利益”留路子，这也就是那么多“舶来”式街道的缘由吧。――杨文

很沮丧的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这么有钱，为了体面的建筑不惜重金。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都已经无从解释了吧。当一个人的外形多么的高贵，可是谈吐举止依旧是判定一个人的素质高低。一座城市的建筑再怎么宏伟，也抵不过城里的人们祥和安逸！――何林

“一窝蜂”是中国式发展的固有模式，大家丝毫不考虑条件是不适合，只要别人做好了，我们就要学习、照搬。看看有多少地方要建国际大都市吧，上马这么多形象工程，花掉那么多钱，最后又会落下多少烂尾楼？千篇一律的建设最后吃苦的还是老百姓，而官员们则早已功成名就，只要能够升迁，他们怎么会过问老百姓的疾苦呢？――李特

缺少创意，或是一味求新，搞怪，又或是攀比各种“第一”已经成为了现在大多数城市建筑的通病。在千篇一律的城市风格下，城市的文化、韵味全部被抹去，又或是被视而不见。――贝拉

目前的现状是许多人都走入了发展的误区，发展被格式化了，从生活水平的提高神奇的变成了所谓的“政绩”――旧城改造、新区建设，而这些原本没有问题的思路却千疮百孔，为什么？因为这些是虚话，实际上就是比楼高，比楼宽。城市发展的畸形，“千城一面”需要深思与整改。――李斐 “千城一面”并不是说中国的设计师有多么的缺乏创意，而是中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出现了什么问题。现在考察城市发展的水平最主要的就是看路有多宽，楼有多高，要想改变“千城一面”的现状，首要改变的就是现有的考核机制。――程鹏丽

我不知道在西方，学界、社会名流是否能够参与到政府的规划之中，我感觉中国目前是没有的。政府包办一切，一言堂的做法体现在城市规划之中，无疑就让城市变得单调、刻板、政治化。我觉得城建部门很多做法，比如都爱在街心搞个大雕塑，都爱对古建筑进行翻新，都爱把优质资源投入闹市中心这些心态，证明了这些人都是在”伪规划“。说到规划，必定是承前启后的，必定是体现灵魂的；而我们的城建工作，都是千篇一律、热闹一时、顾头不顾尾。所以，只有学者和社会名流(民意的引导者和代言人)参与到其中，才能避免再出现现在的尴尬。――马超

主要就是缺少群众参与，不能集思广益，领导干部没有建筑审美水平，更多的是借鉴其他城市普通的建筑风格，导致千城一面。也是城市规划没有找到良好的定位，走什么路线，定什么风格，都没有好好理清思路，导致风格各异，参差不齐。――许砂

广州已经有一个600米高的电视塔“小蛮腰”，如今白鹅潭上要建一座600米高的钻石楼。看到要建高楼的新闻我实在是为广州发愁，这个两千多年的古城已经完全被一群不懂文化的“专家”搞得尽失特色。拥有众多名人故居的恩宁路面临拆迁的危险，尽管广州市民强烈反对拆恩宁路，这条广州最长的骑楼街。中国这几十年来不断破坏几千年来老祖宗留下的文化，亏我们还说自己是文化古国，我们的人把自己所拥有的文化一步一步抛弃，全国城市都要“深圳化”，不要历史古迹只要高楼大厦。不管人民呼喊声音多响，决策者的耳朵都听不见的。――高欣婷

潘大师总结得很好，可惜没用――这就是“千城一面”的根本原因。真正决定建筑命运和城市面貌的不是他们，甚至为了某些原因他们还不能“投反对票”。这要怪谁呢？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提了不是一次两次了。――小迷

城市建设的同质性，让人感到疲倦。比如说新到一座城市，那里的朋友会带你到最繁华的街道，看宏伟高大的建筑，体验这座城市发展是多么的迅猛，多么的有国际范儿，他给你讲这座楼出自那个著名设计师之手，花了多少多少银两，动用了多少的钢筋混凝，看它是何其高„„其实，作为一座城市的过客，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老屋旧舍里蕴藏着的故事。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更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每天呼吸的空气和见到的绿色。有谁会整天昂着头看身边雄伟的高楼呢？所以，鄙人现在不愿去那些号称“国际化的都市”，倒常去真正由人们自己建设的小村镇。――西山月

文化沙漠，单一化，片面化，政府这个国家资源的协调中心仅靠几个核心领导拍拍脑袋，追逐政绩，不求民众幸福和地方科学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和文化品位，就容易带来这样的恶果。千城一面的源头在于领导们“千脑一面”的发展思路，已经明显僵化和单一的道路，反反复复走，缺乏个性和创新，最终还是白忙活一场，浪费了资源，浪费了民力和财富，也失去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发展是一个综合问题，城市化要根据地方特点，综合考察人口、地理、资源、气候、交通等等禀赋，形成区别化和多元化发展，只有特色和科学，才是城市化的最好发展路径。――刘鹏飞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我们的每一个城市发展到今天我相信都有其自身特色。中国政府有钱也不必来为我们的城市帮倒忙，自然就好。究其根由，还是因为喜欢炫耀跟风的臭毛病改不了，总觉得别人的就是好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拿着纳税人的钱还是多多的用之于民，关注实实在在的民生吧。――汪兰

第一，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所以大多数城市只能按照设计师眼里“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标准来建造。第二，城市的设计者们接受的教育大多千篇一律，在这样一个固定模式的框架内出来的也一定是千篇一律的城市。第三，中国素来缺少创新思维和创新的想法，屡见不鲜的“模仿”和山寨怎能让城市建设不千城一面呢？――胡倩

大凡和文化挂上钩的，都是需要长期进行规划建设的，往往要花费许多届领导的精力心血，犹如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的建设需要一个人长期的心血规划或者几届人同心同德，但果真如此，就会变成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自己的政绩没什么好处，而且现在人员调动频繁，在职时间根本不够做成一件像样的事，人人都想往上升，出政绩，争风头，难免“多快省”地进行建设；就建设单位来说，也要追求经济效益，大家都是商人，赔本的买卖怎么会做，何况还有前狼后虎的竞争，你慢一点，以后就拿不到项目，做不出品牌，于是往往只求速度，大差不差地拿出成品，个个都是标准的现代化成果。只可惜人人只看到自己的眼前利益，心浮气躁如置身水火，哪还看得到家国大业千秋万代啊。――杨弼麟

所以这些事不是不能做不想做，而是两相权宜下没有人去做。――杨弼麟

以前流行一句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实就是以文化为名敛财的意思。这么多年戏唱下来，文化没了，GDP上去了，然后就大兴土木，造就了“千城一面”的局面。把你从飞机上扔到任何一个县城，你都感觉回到了故乡。因为都一样，到处是兰州拉面和杭州小笼包、鸡蛋灌饼、步行街、佐丹奴、麦当劳。中国已经成了用乐高积木搭起来的模块化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也都没有了特色，你的人生、我的人生，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生。你的城市、我的城市，都是没有区别的城市。这难道就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王俊岭

设计师设计城市的细节，决定最终规划不是设计师是领导。城市的发展往往是渗透了领导的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刘小许 “物质”的根源在于“思想”，对可以思考的动物而言！对上的软弱无力，对下的豪言壮语，才是造成精神的脱钩。这就像一个四肢不全的畸形儿，却托着一个硕大的脑袋一样，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不再“软足”啊！――李晓燕

第二篇：如何避免智慧城市建设“千城一面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创新性的事业，没有太多的经验可循。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者，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我们在不断地思考研究中推进工作。

第一，顶层设计与问题导向并行。我们谋建智慧城市，希望通过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集成创新，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而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要素高度集聚、需求日益多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城市规划与建设必须要具备跨学科视角和系统性思维。因此，战略、规划等顶层设计工作被我们作为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城市管理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如何增强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如何处理好面向长远与立足当下的关系，我们认为就要坚持顶层设计与问题导向并行。有句话说：“技术是答案，但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谋划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就是要细致地分析问题、梳理需求，而后立足本城的问题与需求，谋划制定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样才能将谋划长远与解决当前重点、难点问题相结合，不至出现“千城一面”、“大而无当”的智慧城市规划。

第二，以制度创新为集成创新提供保障。智慧城市的提出，受益于技术创新的时代背景，但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新型战略选择，技术只是实现智慧城市理念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发挥成效的程度将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制度设计，包括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管理协调、信息安全等方方面面。因此，我们必须超越技术框架去谋划实践，以制度创新为驱动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城市运行管理机制体制创新，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集成创新提供方向和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催生一个新的智慧化的城市运行系统。

第三，从智慧城市的关键领域寻求突破。智慧城市建设涉及领域、层面众多，从实践操作上看，要在短时间内全面铺开并不科学，也不可行，需要找到关键领域，从中切入、寻求突破。这些关键领域必然是关系到智慧城市建设整体的基础性领域，或是连结建设各方面的关节性领域。从宁波现有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整合、重大智慧应用体系建设以及产业发展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关键性领域，亟须理清其相互间的内在逻辑和联动机制。例如，构筑宽带、泛在、融合、安全的信息通信基础网络为商业模式创新、平台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进行大数据布局，以数据的共享、挖掘、利用带动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探索智慧城市应用与产业间的联动发展。将这些关键领域的关系图谱理顺，有助于我们最终构建起一个和谐可持续的“智慧城市生态圈”。

第三篇：武汉大学前校长：平均主义让大学千校一面

武汉大学前校长：平均主义让大学千校一面

教育新闻中国青年报2014-06-26 07:24 我要分享 腾讯微博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72 收藏成功查看我的收藏>>今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即将迎来建校后的第一批学生。

尽管要到8月1日才关闭招生的大门，但目前的招生情况与昆山杜克大学校长刘经南的预期有差距。

这位曾在武汉大学(微博 招生办)做了5年校长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2012年9月受聘担任中外合作办学的昆山杜克大学校长。

近日，刘经南接受中国青年报专访，他仔细分析了今年招生不理想的几个原因。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招生网站今年3月才启动，已经比较晚了，很多学生都已参加托福或GRE考试，准备出国读书。

昆山杜克大学今年只设置了3个硕士专业，分别是全球健康学、医学物理学和管理学。这些“起码超前了5～10年”的新专业能否吸引更多学生的兴趣呢？

刘经南说，今年2月，他们去国内各大985高校以及少数211高校做宣讲，尽管宣讲会“出人意料”地吸引了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但是刘经南坦言：“因为专业比较新，大多数同学都不太理解这些专业。”

中国优秀高校大学生对专业的理解与昆山杜克大学的专业设置初衷到底有多远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刘经南也无法给出答案。

国内高校的专业设置过于固化

现在很多高校设置专业是赶时髦，“什么专业热门，就设什么专业”。刘经南说，但是几年之后，这个专业就可能过剩。大学的专业应该“有适度的超前性”。

刘经南认为，应该选择5～10年以后热门紧缺的专业。“那个时候你就有5到10年的准备了”。而培养人才的水平，在同一领域就会走得比较前、比较远。这样的专业设置才能满足社会需求。

在刘经南看来，现在国内高校设置专业太细，过于职业化、专业化。最近20年来进行过3次专业大调整，使得专业面有所拓宽，原来有1000多个专业，现在减少到300多个。

另外专业设置过于固化，设置之后就不再变化了。学校的自主权不多，即使学校有自主权，很多专业设置也不被社会承认，学生难以就业。

刘经南说，西方高校的很多专业是跨学科的，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面向职业的，而是面向问题，面向需求，面向前沿。

他认为这样的专业设置很灵活，可以随着问题和需求而变化。比如医学物理专业，现在解决医疗问题越来越需要这种专业人才。在一些西方国家，已有专门的医学物理师这个职业。这些人需要有很深厚的物理学科背景，又要有医学背景，能够使用高精尖的物理设备，去发现病人的疑难杂症。他们不是医生，但要懂医学，又要懂这个设备。但现实中的大部分医生只具备医学背景，这是不够的。

尽管昆山杜克大学的首届招生不令人满意，但是刘经南并不觉得这是坏事情。

他说：“总有人要去走这一步，如果我们还是按国内的这种招生方式，就体现不了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和新尝试。”

社会承认的是处长不是教授

刘经南从系主任成为院长，从院长成为副校长，再从副校长成为校长，他经历了中国高校行政体系的“漫长升迁”。尽管做到了这个体系的核心位置，但他意识到这种行政体系对学科发展的影响。

他说，学校中心从校领导开始，从目前学校的组织架构来看，最看重的并不是一线最优秀的教授和学者。

学校的行政官员们瞄准了每个干部岗位手中所拥有的权力，这些权力能保证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但是没人去研究大学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是否脱节。“行政体系的存在，更多满足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学科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这造成了一定的弊端：学校的老师们只要对政府负责，就可以得到更好发展。高校的管理模式是实现政府的需求。如果把政府的管理体制移植到大学来管学术，这显然很不科学。“大学本来就是比较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教授的地位也应该比别人高。”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刘经南“经常比较郁闷”。他发现，每当学校要提拔一批干部，有些岗位在校内公开竞聘时，很多做学术的教师，包括一些有名的教授也来竞争这些行政职位。

这些教师的想法让刘经南很诧异。

他们说，获得这个职位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工作。身份既是教授又是处长，到外面去办事更方便，“因为社会承认处长不承认教授，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资源”。

刘经南说，这就是中国高校行政化的弊病，使得教授不能安心治学。

所以他后来觉得一定要打破这种体制。大学是一个学术的松散共同体，应该让教授去自主发展。“衡量学术主要靠教授，而不是行政化的体系。”

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影响学科创新

过去，学校要举办一个活动，因为没有钱，需要一级一级打报告等审批，“招多少人收

多少费，把这些管得细细的”。

刘经南认为这影响了学术自由，如果打破院系结构实行“教授自治”之后举办纯学术活动就比较方便，要相信教授们能在法律框架内举办好学术活动。

首先需要的是打破院系结构。

刘经南说，院系结构是以学科为背景组织的。而新的研究型大学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面向需求来设置架构体系。这种变化体现在，这段时期可能是这个专家在负责，负责人并不是通过固定的换届来更替，而是通过问题的导向发生变化。

刘经南形容这种专业变化犹如变形虫，其发展是网络化膨胀的，是非线性的。

而行政化体系下的高校专业设置是面向学科，面向专业，面向职业。这样的结果能使专业和学科形成稳定性。长期的稳定就形成壁垒，形成行政化体系的专业壁垒、院系的壁垒、学科的壁垒。它的发展是线性过程，影响了学科发展的创新。

刘经南认为，高校的资源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而应该向特色优势学科集中。

他说，中国的平均主义根深蒂固，所有院系都想获得最多的资源，互相攀比，按人均、生均，这都不太科学。由此造成的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很严重，“显示不出特色和优势，产生同质的竞争是最惨烈的”。

昆山杜克准备走美国私立大学的运营模式

社会上关于中外合作高校的非议之一就是认为中外合作高校是借国际名校在国内圈钱，刘经南认为“这是极大的误会”。

他说，作为非营利性的大学，昆山杜克每招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是6.5万美元，学生学费是2.3万美元，还有很多学生可以拿到奖学金。

这其中的差额都是由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来填补。基本比例是学校出40%，政府和杜克大学各出30%。

刘经南以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校为例，这两所学校学生规模有七八千人，刚过盈利点，学校略有盈余。这些盈利只能维持学校的发展，学校也不能赚学生的钱，只能拿这些钱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不同于公立大学的运作模式，昆山杜克大学目前采用的是美国私立大学运营模式，成立基金会，并获得一些捐款。他们准备以创新的方式来运作捐赠的基金，获取可持续发展的财力支持。

这一模式在国内刚开始，因为在中国的捐赠还没有美国的成熟和普及，所以，刘经南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证学校可持续发展。

“我们现在是不把经济压力放在第一位。”刘经南说，现阶段，昆山市政府和杜克大学都能保证学校运作。

回顾昆山杜克两年来的筹备经历，刘经南说它是“一种创新和探索，是有兴趣的，也是有激情的，是一种快乐的事业”。

他认为在武大和昆山杜克大学担任校长的压力不同：武大的压力除了来自办学模式，还与学生规模有关系；而在昆山杜克，更多的是“一种责任，以及责任带来的压力”。

目前，刘经南和创业团队在临时租用的写字楼里，等待这所新大学“开张”。

第四篇：2014年千城社区精神病半年小结

2014年千城社区精神病防治工作半年总结

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范》与我社区2014精神病管理方案，认真落实“巩固健全网络，解除关锁病人、巩固治疗效果，全部实施网络管理、达到康复目的”的工作要求，做好辖区2名精神病人的管理，取得一定的成绩，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加强领导，建立组织

精防康复工作是一项社会化系统工程，必须在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依靠、动员全社会力量，走社会化、开放式的精防康复之路，才能切实搞好此项工作。为此，我们在社区领导的支持下，成立精神病防治小组，把精防康复工作作为残疾人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列入议事日程。

二、加大宣传，形成关爱氛围。

重性精神病患者是弱势群体，更容易受歧视的群体，我们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活动，普及精神卫生常识，让大家了解和掌握精神病康复知识，使全社会都来关心、理解，帮助精神病人。在社区工作中我们体会到，要使残疾人真正康复，必须是躯体、精神、贫困等三者的康复，因此，我们每年不仅对残疾人免费体检，而且对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的实行优惠，力所能及的减免费用。

3、调查摸底，建档上网

上半年认真开展精神病人调查建档工作，对辖区内两名精神病人进行了建立档案，实行分级负责，统一建册，在争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有关信息登记入档案，利用现代化手段进行规范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4、做好随访，保证病情稳定

我们在做好以上各基础工作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开展精神病随访工作，并做好随访记录。

5、下半年打算：

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是多部门配合的社会化工作，下半年我们将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公安、民政等部门分工协作，强化“社会化、开放式、综合性”的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方式，加强所有精神病人的规范化管理，以提高精神病人生活质量和改善精神病人生存环境，以实现精神病人生活幸福，实现精神病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

建设街道千城社区 2014年6月19日

第五篇：2014年千城社区的老龄半年工作总结

2014年千城社区老龄工作半年总结

2014年，千城社区老龄工作将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以优化敬老环境、构建大老龄工作为重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努力实现常规工作抓创新，重点工作求突破，整体工作上水平，推进千城社区老龄工作再上新台阶。现将千城社区上半年老龄工作总结如下：

一、以“为老服务为主线”，提高为老年人服务水平，切实为老年人办实事、办好事。工作人员认真发放第一，二季度80岁以上老龄人员的基本生活津贴，两个季度分别15和16位老人。为了更好的落实党的十八大政策，营造尊老、爱老、助老的良好风尚，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千城社区于2014年1月28日开始发放贫困老人春节补贴，每位老人补贴200元，总计2800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深切关怀。老人们也很感动感叹，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他们沐浴在阳光下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二、上门看望孤寡老人，2014年3月18日，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空巢老人茹先汗〃买买提，并带去大米、清油、面粉等价值300余元的生活用品。社区工作人员和老人亲切的拉起了家常，在交谈中老人敞开心扉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困难以及心愿。工作人员临走时，老人眼中已充满泪水表示非常感谢社区和单位对他们的关心与关怀。

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为辖区内的老人开展义诊活动，共计40位老人，关爱老年人的身体是我们工作的重要任务。

建设街道千城社区 2014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