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一 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

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

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只是，《尧典》等传世文献，经过战国末乃至秦汉时期的进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词更规范一些而已。但不论是《尧典》还是《容成氏》，它们都既包含战国时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也包含从战国之前传下来的内容。《☆公盨铭》也有同样的问题。“☆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铜器，它把史书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的记载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毕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时的记载，在《☆公盨铭》中也应含有西周时期的思想、观念、制度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标准来分辨，其中哪些内容是在写成这些时受当时制度、观念、思想影响而新出现的，哪些内容是由更古老时期传下来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做这类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会形成用战国人的史观来描绘今日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这样研究问题，自以为是信史，可别人不一定认为就是信史。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史传说多处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受《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大一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每每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一个朝廷中的不同的职掌，即他们都曾同朝为官。而早在八十年前，顾颉刚先生就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现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也表明，夏代以前的远古社会是族落林立，并不存在类似统一朝廷的政治实体。诚然，在一些学者的用词和表述中，并未使用“朝廷”、“王朝”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使用的是“部落联盟”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但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同朝为官”的情形，给人的还是大一统王朝的感觉。

面对上述局限，当前利用先秦文献(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文献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总之，历史学的发展，使得要想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才有可能完成这一重任。今天若单纯以文献(不论是 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应该说主要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

二 酋邦理论、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与理论创新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可以寻找出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所以，考古学也是有局限性的。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还有制度、宗教、国家和语言，“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不过，在当代聚落考古学充分发展的今天，那些保存较好、内涵丰富、发掘较科学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它所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还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复杂的。我们不但可以从聚落的分布、选址、聚落内外动植物的遗留等方面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从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房屋及其储藏设施的组合、生产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分配、消费、对外交往，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宗教祭祀遗迹、墓葬等也可以提供一些当时的祭祀、信仰乃至人们的宇宙观等方面的信息。当然，有相当部分的认识只能是间接的。所以，合理地推测和思辨依然是需要的。

在这种推测、思辨和对考古资料的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模式，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模式，其中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是最为明显的。例如，一百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提出的“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专偶制家族”、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军事民主制等理论模式，就在考古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家提出的“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也对考古学界有着自己的影响。现在，在我国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国家(或称早期国家)起源过程，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中，其表现出来的状态是：有些学者恪守一百多年前摩尔根提出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也有的学者运用和发挥了酋邦理论模式；而我自己则提出了“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这样的“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8]。

今天看来，摩尔根的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的理论模式，其局限性是明显的。正如我们已经所指出的那样，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军事攻防的权宜组织形式，在历史上和民族学材料中都曾存在过，但它并不代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也不能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层结构。军事民主制表述了原始社会某些时候的权力色彩、权力性格，它强调的只是战争和民主两个方面，其他方面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所以，采用部落联盟理论，远不如采用酋邦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后者更能说明社会由史前走向国家文明过程中的结构特征以及不平等的演化轨迹。

在近20年来的国家起源的研究中，我国学者讨论较多的是酋邦理论，而对于弗里德(Morton H．Fried)的分层学说却关注得不够。其实，在欧美有关国家起源的研究中，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和弗里德的分层学说都是著名的，而且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塞维斯的酋邦理论是依据社会组织形态把社会划分为游团(band)一部落(tribe)一酋邦(chiefdom)一国家(state)等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4]弗里德的社会分层理论是依据社会分层结构把社会划分为平等社会(egalitarian society)—阶等社会(rank society)一分层社会(stratified)—国家(state)四种类型及其依次演进的四个进化阶段。[5]对于塞维斯和弗里德的这两种划分，一些学者将它们作了相互的对应。

当然，关于二者的对应，塞维斯本人的意见是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同于塞维斯的“游团和部落”社会；“阶等社会”大体等同于“酋邦”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 社会。而弗里德自己则认为“分层社会”是介于“阶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它先于国家而出现，或者说几乎与国家一同出现。[7]弗里德所说的阶等社会中的阶等，实属一种身分地位上的等差。这种等差每每又与血统世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出一种等级制的亲族制度，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与某个祖先的关系远近，成为阶等的重要的衡量因素。在现实中，酋长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身份地位，也是因其与祖先亦即神灵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缘故。酋长往往是神灵特别是祖先神与该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中介，作为始祖嫡系后裔的酋长，因为祖先的崇高地位，而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但弗里德又认为这些阶等本身与经济生活是分开来的，它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或者说经济权力或者特权全然没有关系。在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方面，阶等社会与平等社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实行的都是平等主义的方式[8]。这种阶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分层社会。分层社会指的是相同性别与相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却不具有对于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平等的占有和使用机会的社会。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分层是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它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或阶层，但在国家产生之前它还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在这里，笔者想指出的是，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二者完全可以相互配合运用；但在配合运用时，更应该将分层理论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酋邦理论进行配合，而不是与六十年代的酋邦理论相结合。如将酋邦分为简单型与复杂型两个类型两个阶段，这样，分层理论中的“阶等社会”就应该与“简单酋邦”相对应；而分层理论中属于史前的“分层社会”就可以与“复杂酋邦”相对应。

说到这里，就这两个人类学理论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而言，社会分层理论比酋邦理论更容易与考古材料相结合。因为社会分层理论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出的墓葬、居住建筑物的等级规格等一系列材料得到说明和证明；而酋邦理论所涉及到的社会的血缘组织结构和组织与管理的方式等，若通过考古学上来证明，远不如社会分层理论那么直接。

10年前我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过程中“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也是吸收和借鉴了酋邦理论与社会分层理论。在聚落形态三阶段的理论模式中没有使用“酋邦”这一术语概念，一个原因是我认为酋邦理论本身也是有局限性的[3](p167～173)；另一原因是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是考古资料，聚落考古学的进展如何是问题的关键，因而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着眼也许更能贴近上古实际。摸索和总结近20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状况，我以为用不用酋邦这一概念不是问题的实质，但借鉴酋邦和社会分层理论，并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理论结合起来，将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三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与邦国、王国和古国、方国的讨论

在中国何时进入早期国家、早期文明的问题上，现在的焦点是有主张为夏代或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也有主张为夏代之前五帝时代或考古学上龙山时代的。前者的依据是，在考古学上二里头遗址所反映出的都邑性质的规格，二里头遗址的墓葬所反映出的社会分层和阶层分化，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所代表的文明水准等，都说明这一时期已进入国家和文明的发展阶段；在文献上，夏朝是第一个王朝国家；《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与小康时代的分界也是以夏代为界。后者认为夏朝是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之始，但并非初始的国家。依据龙山时代的城址所体现出的社会组织协调与支配机制，龙山时代的墓葬所反映的贫富差别与社会分层，龙山时代的陶文所反映出的文明因素等等，他们提出龙山时代已进入早期国家与文明社会。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展开，作为探源工程预研究的项目，考古学者通过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的进一步发掘[9]，使得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一些地方已出现文明、已存在早期国家的政治实体的观点，得到了很大的证明。如在陶寺遗址中，发现有规模庞大的大城和小城，城内有大型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夯土建筑群，陶寺墓地发现有大量的贫富悬殊的墓葬，还发现有朱书陶文、小件铜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以及天文或礼仪性建筑基址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陶寺已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结合古史传说，陶寺遗址所呈现出的初始国家，实为陶唐氏帝尧所建。[10](p168～169)若承认夏代即二里头文化之前已进入国家文明，那么，最早出现的国家即初始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三种形态说。我以为苏先生的 “古国—方国—帝国”说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有概念上的模糊性和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它与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古国”、“方国”词汇的含义有所不同。例如，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对于夏王国、商王国、周王国本身而言，不能称之为方国。另一方面，苏先生把红山文化说成已进入“古国”阶段，把良渚文化说成已进入和夏商一样高级的“方国”阶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需要论证的。[12]但苏先生毕竟是把进入国家文明以后的历史在总体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吸收苏先生三阶段划分法的合理内核，避开他所使用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即更换“古国”、“方国”这样的词汇概念及其对于红山文化已进入古国、良渚等文化已进入方国的认识，近年我提出了“邦国—王国—帝国”说[12]。我主张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

主张龙山时期出现的是邦国，那么这时的文明就是邦国文明而非王国文明。这样，我们就不必在诸如良渚文化大墓或龙山时代其他遗址其他文化的大墓中寻找当时尚不存在的所谓“王墓”[13]，也就打破了那种认为在国家起源中只要是国家就一定是王国的误解，这也就回答了最早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形态的国家的问题。

我们说，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呈现出邦国林立的格局。但当时也不是多数部落或中心聚落都转向了邦国，转变为初始国家的应该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文献上所谓“万邦”应该是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属于初始国家即邦国，而大部分则属于中心聚落形态或者正在由中心聚落形态走向邦国形态。实际的情形应该是众多的族落与部分的小国错综杂处，形成一种多层次、多形态的秩序。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皞、少皞、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属于中心聚落，也有的处于从中心聚落形态正走向初始国家的途中，等等。从文明化程度的角度讲，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王国是夏王国，而且只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原所以能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也是诸族落邦国冲撞最激烈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显著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12]。

夏王国诞生之后，天下就出现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政治实体也是多个层次并存，既有位于中原的王国，也有各地的邦国，还有尚未发展为邦国的史前不平等的“复杂社会”(即“分层社会”)乃至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由于王国与邦国相比，在政治实体发展的程度上位于更高的层次，而且有些邦国与王国还有从属、半从属或同盟的关系，有些邦国对王国处于时服时叛的状态，但中原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已经形成。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王国位于最高的顶点。所以，此时再用邦国或族邦、城邦、城市国家等来代表这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就不如用王国更为合适。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这已不属于这里所要讨论的范围了。用邦国与王国来区分夏王朝与夏之前的国家形态，也就回答了《礼记·礼运》大同世界与小康的家天下的形态划分。家天下是与多元一体的王朝体系一致的，而大同世界则与当时尚未出现王权、也没有统一的一元政治体系相吻合。只是《礼运》中“天下为公”的大同，把那时的社会说成是黄金世界，其想象的成分太多，这些都是不足为据的。

陈昌远，谈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态(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学2003年第4期

第一，文明的定义与标志应如何理解?有的认为：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文明。陈淳说：人工制作的生产工具用火、绘画艺术、埋葬习俗及图腾崇拜都是文明的表现。因此，原始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2]这应是广义的文明含义，我们所谈的文明应是狭义的文明。正如夏鼐先生所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3]也就是邹衡先生所说的：“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原始氏族制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4]其标志是什么?不同意一般将文字、城市和青铜器的出现作为文明的具体标志，而应按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5](P17)国家的诞生就标志着文明的开端。应把文明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探讨先秦社会性质及其国家形态时，实际上就是探索古代文明社会国家产生于何时。近年来，许顺湛先提出“五帝工程”，“我国历史上有过五帝时代”。[6]曹桂岑同志也提出要“探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7]这些实质上都是指我国以文明为标志的“国家”产生历史，已有5000年之久，在黄帝时代。把文明与文明 社会和国家三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考察，应区别文明社会形成与文明因素的出现，不能把文明社会的形成标志简单地归纳为技术发展史上的几条因素，或者把文明因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形成混淆起来，这些都是不恰当的。

第二，中国何时出现文明国家?应该说是在“黄帝时代”或者说是“五帝时代”。在这里应区分早期国家形态与晚期国家形态。“五帝时代”或称“黄帝时代”是属于早期国家形态，为部落酋长王国制的奴隶制国家形态。夏商周社会是属于晚期国家形态，为宗族宗法奴隶制的国家形态，是非常典型的。

由于我国古代存在许多不同血缘的氏族和部落，到黄帝时代，许多氏族部落迈向酋长王国奴隶制，各部落首领纷纷称王，因此不断发生战争。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这个时期应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黄帝时代经过部落战争与融合，出现早期国家形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统一天下后，巡视各地，“东至于海”，“西至空嗣”，“南至于江”，“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兴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奴隶制王国都城黄帝城。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黄帝时代应是中国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的开端。

第三，如何看待古文献?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古文献的历史价值，不能轻意否定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过去疑古学派的学者，认为黄帝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没有文字，不可信。他们几乎否认其合理的历史素质与核心，抹煞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这是不恰当的。今天我们从考古学角度来看，黄帝时代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史记·五帝本纪》作为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编，其历史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应给予正确的估价。结合考古学材料我们应看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所记载的许多黄帝的历史功业，正是表明中国古代早期国家文明的产生，现已得到考古学家的证实。

历代关于黄帝的记载在先秦时期至少有以下十一种文献：《国语》、《左传》、《逸周书》、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世本》、《穆天子传》、《庄子》、《管子》、《尸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汉代文献有以下几种：《大戴礼记》、《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等。魏晋以后关于黄帝的有关记载就更多了，不必赘述。不过我们可以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左传》及其有关青铜器铭文记载相结合起来考察，可知黄帝的史事是有历史根据的，是可信的。黄帝应是华夏族的共同始祖，应是真实历史。黄帝传说的世系，即为秦汉以后《史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之《五帝系》等书所宗。青铜器陈侯因敦铭文有“高祖黄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是经过严格考察，是有历史根据的，并非历史虚构、伪造。

参考文献：[1]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J]．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 [2]陈淳．从考古学谈人类的早期文明[J]．上海大学学报，1984，(刨刊号)．[3]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J]．文物，1985，(8)．[4]邹衡．中国文明的诞生[J]．文物，1987，(12)．[16]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 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研究表明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

（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02/28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明

中国古代文明一、二里头考古发现

1、二里头文化：中原地区的考古发掘引人注目，时间上和地域上与夏朝最吻合的是河南偃

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存

2、考古发掘

（1）宫殿式建筑的出现，说明了二里头社会的分化已很明显

（2）二里头居民的经济生活大体以农业为主，农具有石制和骨质的铲、镰、斧等；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羊等

（3）二里头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大多属于礼器和祭器

3、意义：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量文化遗迹和遗物，为夏史探究提供了重要而丰富的资料二、二重证据法

1、二重证据法：20世纪初，历史学家王国维提出。用“地下之新材料”证明“纸上之材料”，即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也引申为不同来源史料间的相互印证

2、实践：文献《礼记·礼运》与考古发掘成果——二里头遗址相互印证展现夏朝国家的产生

三、青铜时代

1、司母戊鼎：商朝青铜器的代表

2、商朝青铜器的特征：制作精良，造型独特，纹饰瑰丽，表明商朝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日

趋成熟，为世界青铜文化史上所罕见

3、甲骨文：是商人在甲骨上记载占卜情况的古文字，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真实记载了

商朝社会各领域的历史状况，是探索商史的第一手资料

四、封邦建国体制的内容

1、分封已臣服的殷人后裔和原殷邦方国的首领

2、以武力为后盾，将同姓诸侯分插到各地方国间，达到“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功效

五、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

1、主要内容

（1）经济变革：是最深刻的变革，以铁制农具和犁耕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把农业经济

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随着农业的发展，私人手工业、商业也活跃起来

（2）政治变革：由列国纷争到各国进行内政改革以富国强兵，由西周的“封邦建国”体制

变为秦的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

（3）文化变革：百家争鸣，促成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和文学艺术的繁荣

2、影响：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追逐利益、实力竞争的趋势

六、百家争鸣

1、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由于“士”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思考方

向不同，提出了关于治理社会、安定人心不同的方案。大国兼并政治催生的“天下定于一”局面，以及列国纵横捭阖的纷争，推动了思想家的活跃和思想创造力的发挥

2、诸子百家

（1）儒家

①孔子，创始人。发展了周公的礼治思想，创造出“仁”这一核心观念，倡导“仁者

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为“礼”输入了新的生命力

②孟子：由“仁”发展出“仁政”

③荀子：重新解释孔子的“礼”，熔礼、法于一炉

（2）法家：韩非、李斯，正面肯定当时的社会大变革，提倡“法治”，倡导激进的功利主义，主张实行君主集权制度，废除世卿世禄，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受到当政者的欢迎

（3）道家：老子，对现世政治持否定态度，主张“无为而治”，幻想回到“小国寡民”的时

代，鄙视世俗的物质享受和对财富权力的追逐，具有对事物恒变、矛盾对立的转化的朴素的的辩证法思想

3、意义：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学术思想最为灿烂的一页，是我国后世学术思想的源头

4、影响：不仅对中国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世界古代历史上灿烂的思想学

术奇葩

七、皇帝与中央集权体制

1、目的：为了有效控制大一统的局面，秦朝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2、内容：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嬴政自称“始皇帝”。中央政府的最高官职为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其下设廷尉、治粟内史等诸卿。一切军国大事均由皇帝裁决。地方政府为郡、县两级，郡县的长官均有朝廷直接任命

3．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

（2）建造驰道和直道，以保证政令的畅通

（3）修筑长城，以抵御匈奴侵扰

（4）开边移民，以充实边地实力

（5）焚书坑儒，以统一思想舆论

4、影响：秦创立的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我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蓝本

八、秦短命而亡的原因

1、滥用民力

2、赋税繁重，横征暴敛

3、秦律名目繁多，诛罚苛刻

4、一味重功利、恃酷法，不适合统一后社会发展的需要，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5、统治者集团内部斗争

九、汉承秦制

1、汉承秦制：汉朝建立后，汉统治者继承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制、中央官制、地方

郡县制）。但是，刘邦借鉴秦朝“孤立而亡”的教训，分封同姓诸侯，形成郡

县与封国并行的局面，削弱了中央集权，导致“吴楚七国之乱”

十、文景之治的内容

1、采取“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下诏减免田租

2、废除秦朝留存下来的严刑苛法

3、形成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景象，史称“文景之治”

十一、汉武帝加强皇帝集权的主要措施

1、实行内外朝制：由皇帝与亲信近臣形成了宫廷的决策核心，称为“内朝”或“中朝”；而

以丞相为首执掌政务的政府机关，称为“外朝”

2、创设刺使制度：由中央特派监察官员，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督和控制

3、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权利，大体消除了汉初郡国并行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十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手段：设五经博士，将儒学定为官学；建太学，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郡县的学校也

配有经师授学

2、实质：儒表法里

3、影响

（1）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学成为官员选拔、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

（2）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和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3）为儒学学者置身仕途开辟了道路，“通经致用”成为古代学者的普遍追求

十三、“柔道”政策和作用

1、政策

（1）政治：把持中央或地方政权，成为官宦世家

（2）经济：建立自给自足的大庄园，驱使大量依附农民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

（3）军事：拥有“家兵”、“部曲”之类的私人武装

（4）文化：具有精通儒学的文化优势，把持地方舆论

2、作用

（1）平息了西汉末年以来的混乱，全国呈现较为繁荣安定的景象，后人誉为“光武中兴”

（2）对贵族官僚和地方豪强妥协，原先的社会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十四、三国鼎立

1、北方人口南移，为南方带来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

2、诸葛亮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的举措

（1）兴修水利、开展屯田，发展农业

（2）推动煮盐、织锦等手工业的发展

（3）开发少数民族聚集的南中八郡

3、孙吴政权开发江南的举措

（1）自然条件优越，水稻种植、丝麻纺织、铜铁冶炼、瓷器烧造等都有明显发展

（2）滨海枕江、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使造船技术日益进步

十五、孝文帝改革

1、背景：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混杂共处于中原地区，频繁的接触和交

流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2、内容

（1）政治

①地方基层实行“三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完善地方行政

②颁布官吏俸禄制和惩治贪赃的规定，以遏制贪污腐化

③全面推行汉化，迁都洛阳

4改定官制和律令 ○

（2）经济：推行“均田制”，将荒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3）文化：尊崇孔子，实行礼制，提倡以孝治国

（4）风俗习惯：改语言、服饰、姓氏，促进通婚

3、影响：对加快民族融合进程，推动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十六、三省六部制与政事堂

1、三省六部制

（1）创始：初创于隋文帝时，唐朝时继承和发展

（2）内容

①中书省草诏

②门下省审核

③尚书省执行

（3）影响：是皇权逐渐加强的产物，众多宰相集

体议事，分工明确的三省互相牵制，使个别宰相难以擅权专断

2、政事堂

1、设立：作为宰相议事的处所

2、作用：凡遇军国大事，由政事堂会议商议决定，经皇帝批准后，以诏令的形式颁布执行

十七、科举制

1、内容：科举制是一种通过分科考试形式选拔官员的制度，由隋朝开创，经唐朝逐渐健全

2、作用

（1）科举制的实行是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

生了深远影响

（2）通过科举制，央政府得以网罗天下俊才，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基础

（3）地方门阀势力受到有效抑制，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十八、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

1、唐太宗善于体察民情，实行疏缓刑罚，宽政安民、轻徭薄赋、修养生息的政策，使社会日趋安定、生产逐渐恢复

2、广招贤才，知人善用

3、居安思危，时时以长治久安为念；虚心纳谏，勇于改过

4、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既重视加强国防，平息边患，又致力于改善民族关系，与边地少数民族来往交流，和平相处（代表：将文成公主嫁给土蕃君主松赞干布）

第三篇：《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讲义

《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讲义

课程前言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 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前一段时期有媒体报道了收藏中国流失最多的大英博物管陈列了中国十大青铜器，其斑驳而久远的历史震撼了无数的观众，从某种意义上说，青铜文明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第一次高峰，为何青铜会古老的中国出现？它的存在见证了怎样的东方文明？为什么它又消逝的如此的匆忙？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延祥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李教授坐客《世纪大讲堂》，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的李教授短片。专家简介：李延祥，早年毕业于东北大学有色金属冶金系有色金属金属冶炼专业，1998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物理化学系硕士比业，并获中国科技大学理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世界史、冶金考古、科技文献学、科技考古等，李延祥教授常年奔走在考古现场，通过对现场挖掘物的研究填补了多项空白，对进一步提示炼铜技术在中国文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王鲁湘：说起青铜文明我们大家想到的可能是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的一幅雕塑作品，那幅雕塑作品名字就叫作青铜时代，我不知道为什么罗丹的这样的一个人体雕塑要命名为青铜时代？有什么寓意吗？

李延祥：我认为它这个寓意是代表着人类要走向新一个时代，用这行话讲就文明的时代。王鲁湘：文明的时代，我们在世界史的区分中间，经常以制造工具的材料的质地来划分大的文明阶段，你比如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为什么青铜时代为认为是一个人类走向文明的第一次高峰？在此之前好像我们一般把它叫作蒙昧时代。

李延祥：对，现在普遍是怎么认为的，包括中国的文明、世界更古老的文明，比方说西亚的、北非的甚至新大陆的这些文明呢都有自己的一套冶金技术，主要是冶金技术它不是一般的简单技术，它和烧陶、打石器甚至琢磨玉器相比它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它动用的手段有物理的手段、有化学的手段，背后呢是有着成百倍成千倍增加的劳动力投入，有多少多少的工序的一起组合，然后有产业的链形成的产业网，再加上它的产品的分配和社会等级相关联，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了社会的组织的强化组织的扩张，微观管理的也是强化，所以这些东西实质上就是一个政府的职能，一个政权的职能。

王鲁湘：就简单地说就是青铜的这个冶炼和铸造，我们今天看上去这么如此简单的一个东西在古代社会它意味着它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这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出现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国家。

李延祥：对，国家或者国家政权的出现。

王鲁湘：国家或者国家政权的雏形，那么我们知道国家的或者国家政权雏形出现是我文明出现的一个标志物，重要标志

王鲁湘：一个重要的标志物，所以把它叫做是文明的第一波高峰。李延祥：对对。

王鲁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到中国的各大博物馆，特别是中原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尤其我们北京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青铜的器皿，有一些是实用器，有一些是礼器那个体量都非常巨大，这个都是出现在商周时期是吧，为什么在中原的商周时期突然青铜文化，青铜文明好像是爆发式的出现呢？

李延祥：据我的理解而言呢它不是很突然的出现的，它是有很长的文化准备的，你比方说咱这个青铜器如果追它的祖型都会追到咱们的新时期时代以来留下的那些高等级陶器，所以这些陶器当年也是作为礼器的，但是它到青铜时代它直接转化为青铜的而且成建制分等级，所以它作为一个产品代表着社会的地位、社会的等级和宗教王权这都结合在一起，所以在这个时期中华文明的最早阶段，大量的制造使用青铜器，这是一个象征。

王鲁湘：作为一个冶金方面的专家，我发现您的学术上突出的一个贡献就是您从一些这个考古遗址的现场，比方说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冶炼的，一个冶铜的一个考古现场，但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炉渣了，就是一些炉渣了，然后您通过现场的炉渣的这种逆向分析，您能找出它的工艺流程，甚至能找出它的这个矿源来，这是您学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一个逆向过程。

李延祥：哎呀，这个事有点长了，青铜器本身是一个最终的产品就好像是一个，举个例子说咱们俩住在北京但是一般人你看不出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哪条路来的，但是我要是通过其他的路径来研究，找到你小时候在哪生存的一些证据才能说你是从哪来的，那么青铜器研究也是这样，我们更关心青铜器背后它的那些生产体系、它的物料供应来源，这样才能解释好多考古学现象。所以我结合我的学有色冶金的这个背景，我对冶金是相当熟悉的，那么冶金不仅仅是产生了最后的产品，作为这个财富等级的象征，它这个冶炼的过程中间还会扔出很多所谓想现在的观点讲就是废物了，比方说炉渣、尾矿这些东西，根据物理化学的一些原理它留在田野会经历一些变化，但是它的变化是可以追寻的，另外，它作为一种废物扔在田野上，不会有人再把它加工再利用，甚至连地方都不会挪，出现这样得到的信息就是更准、更可靠，然后对它进行了正常的科学分析和一些特别的手段，就是说同位素的分析、微量元素的分析，试图构划出这个产业链，现在这个工作还在进行，基本上有一些结论，当然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自然科学的跟进，进一步补充。

王鲁湘：好，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教授给我们进行演讲会，大家欢迎。解说：青铜冶炼，人类冶金史如何诠释文明起源？中原文化统领华夏各族，青铜器制造工艺起到了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短暂而辉煌的年代它给我们的是怎样不朽的财富？《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一、青铜冶炼与人类文明起源

李延祥：我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下青铜与中国的古代文明，人类的漫长的历史根据使用材料的种类划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后来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然后到了青铜时代基本上这个概念就和国家文明联系在一起了，这三个概念有一定的互相关联，大家了知道我们国家现在正在开展很大的一个自然科学和社科学结合起来的课题，叫做中华文明探源，现在进行第一期第二期，现在是第三期，目的是追求我们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面貌，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文明的概念。

那在世界考古学、历史学上，文明有基本上经济通用的这么一个定义，第一要有城市的出现，然后有阶级的划分，社会等级的出现，一般得三级以上，然后有文字、有宗教，这些都是通认的，另外，有学者后来提出来必须得有一套青铜冶炼技术，那么现在看来世界上古老的文明，最古老的文明，两河流域，今天伊拉克那一带文明、尼罗河埃及的文明，今天在巴基斯坦那一带印度河的文明，甚至新大陆、美洲、印第安创造的那几个文明，最后印加文明，也都有一套青铜冶炼技术。

我们知道中国是有很多很多的青铜器的，但是我们北方的草原上，各个民族边疆地区也有青铜器，也使用青铜，所以青铜在什么样的使用状态下、怎么冶炼的青铜才对文明有具体的、更大的贡献？这需要仔细的考察，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这一方面，不是我个人或者是咱们学者就让我们来看跟破烂差不多的那些炉渣什么感兴趣，我们更关心的这些东西的背后隐藏着人的活动和社会的活动、社会的组织。

解说：中国早期青铜器如何反映当时的人类社会活动？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青铜文化的辐射怎样融合与发展？《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二、青铜冶炼与早期人类社会活动

那么说起中国，现在有个基本事实，我们找到了早期铜器，除了个别的小件，基本上集中在四千（年）或者是四千五（年）之间，而且我们没有明显的一个使用红铜的阶段，也不能划分出非常明显的像西亚、东欧、东南欧有将的近一两千年的使用砷铜的阶段，我们几乎上来就是青铜，这也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最早的冶金技术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也好，欧亚大陆也好，通过一些中间的环节传播过来的这么一个技术，但是我们从四千从年开始上来就走了一条比较独特的、先进的这条路，和世界上其他的或者是咱们周边的那些地区明显的不一样，主要表现出两点。

第一点，这个青铜是拿来干嘛的？做什么？它是礼器，或者有人讲这容器，这个容器也属于礼器的系统，它是为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和身份地位等级紧密结合起来的而用的，所以在咱们历史上留下了多少个名词，说皇帝最早采首山铜，然后铸鼎，鼎就代表了最高权力的象征，说大禹铸九鼎，大概是以向九州，天下分成九个州这个意思，有要夺王权的意思，就是说问鼎中原，说国家分开了，三国的时候要三足鼎立，都是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鼎为代表的一系列青铜器，代表了等级、地位、权利、财富。

所以当时就直接记载国家的大事就两件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包括祭祀祖先、祭祀神灵、巩固王权这些东西，说穿了都是庙里面、祭坛里面用的，当然也给各贵族用，比方贵族钟鸣鼎食，所以他吃饭的时候有音乐、鼎食，用大鼎和各种各样的青铜器，至于说一般的老百姓基本上还是使用的石器为主，生产工具，木器，个别老百姓的自己的一根小铜针、小铜刀就很不错了，所以这个青铜器在中原它是和身份、地位、等级、财富紧密相连的。

所以青铜器的分配、使用，不是说随便就可以使用的，你有钱，你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你不敢使用青铜器，或者成组的使用，说王要是去世了，他的殉葬，所以周王九鼎，诸侯可能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王以下的士用三鼎什么的，反正级别越低你用的越少，你不可以越制，就是有九个鼎你也不敢用这个九个鼎否则的话你就等于说造反，那是杀头的罪，所以这叫礼，那么到了春秋以后，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念念不忘的说要恢复周礼，都是在这个“礼”上做文章，青铜器在中原“在祀与戎”，更大量的是做兵器，但是咱这兵器做的配方好、质量好，要和中原以外的比，也是在质量上绝对领先的，所以中原主要是做祭祀的礼器、容器，然后做些兵器，质量方方面面都很好，所以它是一个工厂化的、流水化的、艺术和技术高度结合这么一个产品，这是在中原的这么一个格局。

那么我们周边也有好多青铜文化，甚至中原进入铁器时代了它还停留在青铜时代，也有

好多的青铜器，比方说在咱们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它的一些青铜器就是做装饰品，往人身上自己招呼，比方说戴大耳环，戴一个不够，戴好几个，我们考古上在这个内蒙古敖汉旗有著名的遗址叫大甸子，这个遗址出了一个大概是王后一级的、女王一级的人，10个手指头戴11个大戒指，就说明她是往人的个人表达、个人表现这样装饰品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一些小刀、小剑都不太长，最长的青铜剑大概也就这么长，青铜短剑一般这么长，然后常用的有一个持柄刀，所以他这个人出来是青铜很多，那所谓青铜战士我们挖出来之后，头上身上全挎着青铜泡，有好几十，甚至上百，但是它这个东西就没有升成到礼器，也看不出来它明显的社会等级，有些战士挎得多一点，有些少一点，男的也有，女的也有，所以它这个产品就没有划分社会等级、巩固王权、代表财富这么一个意思。

包括西北也是这个样，所有中国周边这些民族没有形成这样一套礼器制度，那这样相比之下，中原的铜器要是通过某种渠道，比方说贸易、赏赐、甚至战争的掠夺，到了咱们边疆地区极其被珍视，有些墓葬挖出来你一看明显的看出来他把中原的东西都隔了好几代了，差了好几百年了，他还一辈一辈传，带到自己的墓葬当中去。

青铜器本身作为礼器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还包括中原的体制、中原的意识形态，所以在夏商时期，中原中心这一套观点也好、认识也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在夏商之前，中原是中心，但是山东也有中心，长江中下游也有，辽河地区，辽河上游也都有地区的中心，他们也都是向着文明的方向在不断地发展，但是最终这些中心都取消了，就留下一个大中心，我们中国的河洛地区，黄河和洛河那个地区，伊洛河一带，今天洛阳东边那一带，从此最早的中国就在那定鼎，然后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这关于青铜器，青铜用来做什么中原和周边地区有重大的区别。

再一个，就是这青铜它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这有重大差别，青铜是两种东西全在一起成的合金，铜和锡，那么铜是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矿产，只要有大山一般会有铜，你比如说离中原比较近的晋南，中条山，然后长江中下游，除湖北的大冶一直到南京，这是长江中下游铜铁成矿带，山东也有，沂蒙山和山东半岛上都的铜矿，西北地区那就不用说了，东北地区都有，但是锡矿比较缺少，尤其是中国的锡矿，要不是分布在非常南，云南、广西、广东、湖南，要不分布到比较北，那哪儿？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北边的，大兴安岭的南路，那是长江以北巨大的锡矿带，多金属共生的矿带，要么就在东天山，所以中原现在锡产在哪？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那么说了这个锡产在哪儿你都没解决，你怎么能谈中原的生产体系呢？是这样，锡这条链我没找到，但是我找到铜的那一条链了，而且铜那条链一点锡都没出现，所以我能推断铜

这条链出现了一定有一条单独的锡链，所以我现在才敢这么说是一个初步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不会轻易就能推翻的。为了探讨青铜冶金生产的过程和它的生产的体系，我们从1987年开始，就在三个主要地区，一个是中原地区，就是以中条山为中心的晋南地区，然后是以黑水河、党河、疏勒河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就是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再一个是以赤峰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开展普查工作。

刚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经验，找到是全是晚期的遗址，所以根据考古学遗址分布的一些规律，我们才知道，一定要在矿区周边要作详细的工作，到现在大概发现将近一百余处属于四千年或者比四千多，距今三千五百年这些遗址，在中原大概有十来处，在东北发现了两个文化的东西，早期晚期有二十多处，然后西北地区有十来处，剩下在关中地区在其他地区都有。那么为什么就在这三个地区在干活不在别处地区呢？比方说在长江中下游你自己都说了那是巨大的成矿带，长江中下游有数以百计的古矿业遗址，但是大部分集中在商代晚期以后，然后春秋战国到汉代是一个开采高峰，后来又到了唐宋是开采高峰，它那个地方可能有早期的东西，但是非常难查，另外它也没有更好的考古学的大背景，所以它工作还要以后做，另外还剩下一个地区，山东地区，我们正在安排。

解说：严格的礼制约束使得青铜的冶炼有着怎样的规律分布？信息的传递与交汇，文明如何被传承？《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三、青铜冶炼的分布规律与文明传承

李延祥：那么这些遗址查完了，做咱们的冶金的常规检测，比方说他炼的是什么？是什么水平？那么三个地区显示出三个格局，中原地区，在中条山周边发现的遗址，清一色拿氧化矿石炼红铜的，炼出来东西就是纯铜，而且在本身的遗址上没见有进一步铸造成器的强有力的证据，只有个别遗址出现了很小的石范，可能是拿自己炼出来的铜直接做了个铜锥子什么的自己使用，那么它的铜都哪去了呢？

那么我们现在又在中条山地区，很早就知道还有两高等级的遗址，一个是在黄河边上小浪底水库，在垣曲县有一个叫垣曲商城，另一个在中条山的西北，叫夏县叫东下冯这两个是大城，有城圈的，都是具体数我记不住了，大概上百万平米的大城，在这里边就出现了青铜器的铸造做法，就见到了青铜，锡料已经被引入了。

然后更高等级的遗址就过了黄河就到了夏商早期的那些怀疑是夏的王都，二里头遗址，然后旁边还有个偃师商城，再晚一点，郑州商城，王家的后院全是大青铜，就有一个大青铜器的作坊，里面就生产着高等级的青铜礼器，所以这样我们就看到中原是把冶炼和青铜器的铸造是分开的，锡和铜这两条链也是分开的，它分开代表着后边有一个管理、有一个制度，你能炼铜的地方，低等级的地方你是不可以造青铜，你要造青铜等于说你就是在造反，你越礼越制了，所以这个等级很清楚，所以这背后就有着一个强有力的控制在里头。

那么周边地区呢，西北地区就比较简单了，西北地区它是把矿挖出来，运出，也许是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在黑水河也好、党河流域也好，河边找一个高台，比较适合人类居住，在那炼铜，铜炼完了炼到尾巴了，它就引入了一种含锡的、含铅的合金元素，直接造青铜，用石范为主的，用石头做的范，滑石为主的铸造小件青铜器，包括铜泡、铜锥子、小铜刀，所以它是把冶和铸没分开，冶炼就需要很高的工艺，铸造也需要更高的工艺，而且还有艺术性的东西在里头，所以这个工匠没有专业化的明显区别，炼铜的人也是那拨人，造小铜器的也是那拨人，所以它的结构就相对简单一些，这个结构我们现在做起来看，它大概两千年都没变，因为最早的遗址哄距今四千多年，最晚的遗址跟孔子一个年代，距今两千五六百年，还是那个格局，就是说大遗址先炼铜，炼完铜马上就在这个遗址上配青铜，然后就做一些小件的铜器，所以它这个体系就相对的落后。

那在东北呢，在辽西地区，辽西地区有两在青铜文化，距今四千年到三千五百年左右的叫夏家店下层文化，紧接着来的叫夏家店上层文化，这两个文化的族属和这个生业形态不太一致，那么现在我们探明白最清楚的是后来夏家店上层文化，它就一个巨大的共生矿资源，这个地点在今天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叫大井古铜矿，这个古铜矿我算过，粗略的最保守的估计，它开出过四千吨青铜，因为这个矿它就是一个铜和锡的一个共生矿，这个矿拿过来之后你直接炼就会得到青铜。

但是你炼好了，青铜的质量高，含锡量高一些，你要炼不好，青铜出来的少，都跑炉渣里面去了，就是这个锡都跑炉渣里面去了，青铜的质量也就差，所以它用这么一个共生矿，向着东南方向形成了十几个冶炼地点，每个冶炼地点都可以炼这个东西，炼出来数量很大，质量很差，造型很小，那些铜泡、铜刀，所以它更不会形成等级化，强有力的社会生产组织，它连那个矿源他都没有控制住，巨大的矿源好像是一个公共财产，谁想要，你是赶着牛、赶着马到那挖个矿石，回来在自己的冶炼厂里就炼，所以它这么一个体系之下，不可能对社会组织、对政权的管理体制产生多大的影响。

几个地区比较下来，只有中原这个体制最发达、最复杂、也是最严格，它的产品也是等级最高，然后在产品的分配上也是和财富、等级、王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它客观上就会导致背后的管理机制、管理体制它的强化、它的扩张。

这个青铜冶金它不是一般的物理的加工，你要琢磨玉器，咱们有很长的玉器使用历史，古人也非常推崇玉器，但是玉器它就没有青铜这么一个作用，玉器到山里也开矿，也用一套采矿的石锤子之类的，但是它运里自己的老家，主要是艺术家慢慢的加工，你想弄快了也弄不了，然后一个简单的物理切割。

那么你要造青铜的时候，你首先要开铜矿、开锡矿，那么这个铜矿品位现在讲你能够达到5%，那这工业上乐得不得了，现在每个矿区你下去探，它的矿外里面也就是是1-2%，然后你要想开这个矿石，开100斤矿石你得开出2000斤原矿石开，你要是100斤铜的话，然后用手捡，把它品位进一步提高，提高到40%-50%才可以进炉冶炼，以后冶炼过程当中又得造渣，在铸造的过程当中还得制范，整个这一套下来，它的成本是几百倍的升高，调动的人力、物力不是说十个人、八个人就行的。

你比方说造采矿的石器，某些遗址上一见就数以千计，一捡就捡半汽车，那个东西都是一点点凿出来，凿成一个压腰状的，然后你要冶炼的时候你还得烧木炭，砍伐森林，整个这一项下来就是说，在微观上讲，它要一个工厂内它要有一套管理制度，有各个工序的衔接，彼此配合，这个你要是管理不好你的成本就要上升，甚至你就炼不成，那个铜你就炼不出来。你比方说冶金你要鼓风，这个风你要鼓不好或者说是你间断了，那保准是炼不出来，这是在微观上它要强化、加强企业的管理。

在宏观上你地区和地区之间你还必须得有联系，从矿区到冶炼区，到铸造区这是挺长的一个链，这中间必定有一个政府的组织在背后来策划它、管理它，那这样一个因素就是导致你地区和地区之间你必须得交流了，否则你别炼青铜，原来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区你必须得交流，住在这个地区的人，在考古学上讲，考古学文化你必须得互相交流了，这是推动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要素。

那么这个链现在我们知道最长的好几百公里，这是铜的这条链，锡的这条链我们还没找到，但是中原缺乏锡，锡的这个链可能更长，也许触角就伸到了更远的矿区，然后铜的来源可能不是一个，锡的来源也可能不是一个，几条链搅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网络，最终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所以是新的产业、新生产力要素促进社会的发展、促进组织机构的强化，这些东西得到一定的强化就是表现在王权的扩张、王权的强化、政府组织机构的强化，这是文明产生的重要要素。

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可以推解为文明产生的冶金论，因为以前有人就提出过文明产生，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情况，说是治水论，也说两河流域，也说古埃及，说是因为人要生产农业，要治水才能形成这个文明、形成政府组织，那么我发现这个治水论，至少我觉得在中原不是那么有证据，因为传说是有大禹治水，大禹治水治在哪里去了？治的是渭河？治的是汾河？

治的是黄河？三门峡？那几个什么柱子真是大禹干的吗？甚至大禹有没有其人这考古学上都难证，反而我们这些东西是经过向十年来这考古学上，山山水水，一点点找出来的，而且中原和周边地区的重大区别我们是可以摸得着看得见说得很清楚的，所以我说我这个观点可以归结为中原文明产生的，也叫冶金论。

我们给大家汇报就这么多，谢谢各位。

解说：青铜冶炼技术的文化传播模式是否也适用其他文明？铸范技术如何将人类从青铜时代过渡到铸铁时代？如何从冶金史的角度诠释青铜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青铜与中国古代文明》——《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四、访谈

王鲁湘：非常感谢李教授精彩的演讲，听李教授演讲以后，对于文明产生的原因我在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我们知道，过去就像李教授刚才演讲的结束的时候说的那样，我们很多的历史学家，包括像著名的黑格尔在内，都是提倡一些大河文明，然后产生一些大的国家制度，是因为有一条共同的很长的河流，需要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共同治理，否则的话上下游之间在不同的季节里头会因为水资源的争夺而发生战争，因此需要有一个更高的管理者来分配这种水资源所以产生的，包括洪水时期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来领导人们共同抗击洪水，所以才产生了复杂的国家组织。但是李教授提出的这种复杂的社会组织、复杂的我们的文明的形态的出现，实际上是导源于我们冶金把人类带进了复杂的社会的文明的组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那么我想请教李教授，这个观点只是对于中原文明适用呢？还是在整个世界的其他的地区，你比如说古埃及地区、两河地区，包括后来我们发现的新大陆，印加地区也适用您的观点？

李延祥：我觉得我这个观点以中原比较适用，为什么？咱们老老实实承认我们的文明起源比较晚，我们的文明产生的之初受到外来技术的刺激，这个技术主要是青铜冶金技术，也包括其他传来的一些东西，比方说骑马、驶车、麦子、大麦小麦这都是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慢慢传播过来的，所以这样这个冶金技术传进来之后，它的冲击力就更大，所以咱们二里头时候就开始就很清楚的把这个礼器一下子把材质全换了，礼器这套制度在新石器时代就留下了，甚至器型都定了，但是它一下子就把它陶制全变成青铜制，然后以后用青铜把礼器给固化了，大家在遵守这个礼器，又扩张这个礼器，把它向周边扩张、传播，最需要青铜越造越多，青铜器的原料越追越远，原来可能就在周边，为了获得更多的锡，这个触角向着南方。

现在我们知道，大概在商代晚期就已经把手伸到了广西的北部，到了西周的时候说的更

清楚了，江南的锦锡，那别外没有，为什么就它那有呢？就奔着矿产去的，包括商代晚期，辽西的资源已经得到了利用，大的利用，商代的青铜器在辽西不断的出现，有时候像祭祀，几个地点一出一堆一堆的，这些东西在辽宁博物馆放着，这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中原的王权为了获得这些金属的原料主动的向周边扩张自己的势力，周边那些矿产区也是为了中原这么一种需求，可能提供着矿产原料，然后中原的青铜器作为一个产品回赠给他或者是赏赐给他，才留在各地出现了中原类型的青铜器礼器、青铜容器，所以我等于说就是一个大的产业高度发展之后会导致政权的强化、文明的发展。

其他的文明，你比方说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它不一定非得是以青铜为主要点，但是它很早就有，因为珍稀矿产原料的开发而导致的贸易，比方说在两河流域，在今天土耳其一带产的黑曜石，它的贸易通道就很长很长，在今天的阿富汗它产的锡、产的表青金石通过一条很古老的商道，实际上就是咱们丝绸之路的西段，考古上叫霍纳桑之路，就把那些宝石、锡料都运送到两河流域，甚至到了古埃及，所以对珍稀矿产资源的追求、对它的深度开发对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有影响。

王鲁湘：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在青铜，特别中原的大的青铜礼器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原的青铜文明和这些地区的文明，青铜文明最大的一个，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贡献，就是李教授刚才演讲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我在这再强调一下，就是青铜范铸技术在中原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最早的伟大发明，因为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技术是吧？

李延祥：对，范铸技术产生大概的两条原因，第一我们是想把已经有了成型的陶制的礼器把它转换成青铜制的礼器，在造型上你必须得满足，这是有一个客观需要，那么这个东西你要想满足这个造型，这么样一个复杂结构的陶器、礼器，你要把它材质变成青铜，你要造型上你就不能用其他地区广泛用的石范，这个范你要能铸上，然后还能够打开，能够分开，分范，然后花纹什么的都做好，只有咱们黄土做的范是最合适的，再加上中国黄土是最不缺的、最细腻的，所以用这黄土搭积木似的，多少个组合，有时候是几十块范组合在一起，然后有内范有外范，有怎样加工花纹，一共有十多种方法。总而言之，用咱这陶范先做好，阴干，上陶窑去烧，有时候一窑就跟现在烧砖是的，烧出来全是陶范，只要这个东西来坏，我给它组合在一起，把青铜配好合金往里浇铸，浇一个是一个，浇一个是一个，所以一套范一个器，一套范一个器，不会有两件青铜器严格重复的，我是说虽然是一窑烧出来的，每套范都不一样，因为每套花纹都是单独刻的，所以你很难找到两件青铜器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它套那生产化的东西有流水线的意思、有工序的衔接，但是它不是说生产的产品千篇一律全一样的，不是，所以这套技术一个是把中原的青铜器造的精、美、高、大，对周边产生很大的吸引力。

再一个它给我们留下一个更好的遗产，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古代的工匠就认为金属都能化成水，然后铸造成器，这个导致我们后来走向生铁冶炼，咱们中国炼铁，世界也炼铁，但是只有我们一起源的时候就把铁化成水，西方偶尔也能炼出来生铁，罗马帝国那个遗址里就有，但是他生铁不会用，生铁本来就是很脆，就是咱们农家那个铁锅就是生铁，你一摔就碎了，但是你要把它铸造成型之后，再经过一定的处理把它变成钢，就更好用了，它脱碳就可以成钢，所以这套范铸技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技术遗产，在铁器时代才真正的发扬光大了。

王鲁湘：而且对于中国哲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中国五行哲学中间，有一个叫做金生水，金克木，但是金生水，我们过去一直不理解金为什么生水大概就是从这个工艺来的。

李延祥：咱们是五行说，西方西腊就四行说，它就缺这个金，所以中国古代工匠就是说思想顽固也好，传统也好，老是认为所有的金属都该化成水，然后倒在陶范里一浇就成型，所以我们的铸造手段是为主的，一直到汉代以后才有一些锻造的东西出来。

五、现场提问

王鲁湘：好，我们下面进入现场提问环节，有问题要提的同学请举手。

学生：李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中原文明的冶金论，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礼制，青铜器作为礼器，在商周时期成为礼器的主流之前，陶器就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陶器和玉器成为中原的礼器，那么这个礼器这种文化的形成其实是很早的，如果把它放在商周来看，冶金的确是推动它这个文明进一步发展，但是能不能说明它成为这个礼器上升到文明这种层次的一个因素呢？

李延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这个青铜器，这套礼制可能还存在，还在中原地区流行，还用陶器来做，但是中原地区可能和其他地区一样，比方说和山东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辽西地区并行的，它这套礼制不被人家所承认、不被人家所崇拜，甚至不被人家所接受，现在是它把它青铜化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震撼力才导致周边民族、周边地区接受它这个东西，从物的吸引方式上渐渐的在周边得到了认可、得到了崇拜，甚至它骨子里认为什么时候我要是有能耐了我也得到中原去。历史上各个民族进中原干嘛？要在中原做皇帝、要在中原接受中原的体制，甚至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习俗都主动的不要了，还得学中原那一套。所以我的解释为什么中原成为中心，中国文明不是随便说的哪个文明，在这一点上，这个青铜，这个生产体系和它的产品分配整整这一套是起了大作用，所以一个学说也好、一个观点也好，最好说出几句话突出你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说了，我认为文明起源在中国的冶金论，当然会的片面性，比方说文明是有各别要素，那精神要素老早老早就传下来了，农业方面的要素老早老早就传下来了，但是如果没有冶金这套东西出来，那些东西还在往下传，但是它上升不到文明，更成不了现今中国的，甚至东亚的一个大中心，我是从这个角度说三个字，说冶金论，因为这样容易传播我的思想、容易传播我的学说。对不对咱们可以讨论，甚至可以批判，都欢迎。

王鲁湘：非常感谢李教授精彩的演讲，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伟大的青铜时代，历经了夏商周，持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古代中国迈开了世界文明史上领先的步伐，青铜文明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好让我们再次感谢李延祥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今天在座的北京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纪要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讨

论会纪要

【关 键 词】文明/文明因素/国家/社会发展阶段/civilization/elements of civilization/state/developmental stages of society In what environments and on what background was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evolved?What are it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And what is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like?These problems are all of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Therefore,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CASS,held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Origi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in Beijing from August 1st to 3rd,2001.The attendants discussed mainly theories of civilization’s origin and related concepts,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and the developmental road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They also inquired into the questions of how to judge the degree of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archaeological remains,how to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of archaeology with other disciplines,how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al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he studies of civilization’s origin,and how to deepen these studies.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这一古老的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没有中断。然而中国文明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区和什么样的环境与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兴起和发展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历程，中国文明同世界上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有哪些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而且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的历史规律也同样极为重要。

正是由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的重要性，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联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中心旨在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所的学者、团结国内外从事古代文明研究的众多学者，对上述问题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系统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学术界成为热点，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20年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与发展阶段等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逐步加深了对文明和与文明相关的不同层次的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同时，随着这一课题的逐渐深入，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批距今四五千年的对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键意义的重要遗址，对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区域性文明进程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在20世纪末，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圆满的阶段性成果，这一工程也为目前的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基础。正是为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于2001年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

会议于8月1日上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出席开幕式的有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文物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办公室，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外事局等的领导和嘉宾16人；来自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学者12人；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香港和北京等地文博系统、高校和有关科研机构的代表110多人。此外，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国文物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新闻机构的记者也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古代文明中心主任李学勤首先致辞，文明中心副主任陈祖武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古代文明中心名誉顾问李铁映为大会发来的贺辞。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黄浩涛也相继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日本学者秋山进午在会上就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代文明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巍汇报了中心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今后的工作设想，以及此次大会的议程。

开幕式之后，100多位代表分三组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热烈讨论。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代表们提交的论文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自由讨论则有五个议题，即关于文明、国家等概念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原、海岱、江汉、长江下游和辽西等地的文明化进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模式、道路、动力及其特点，如何从考古材料和如何结合古代文献进行文明研究，以及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等。

通过热烈讨论和友好交流，代表们深化了认识，会议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次讨论会还体现出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参加会议的代表多，并来自不同的学科，从而使这次会议成为历年来召开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专题研讨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二是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讨论非常活跃。三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有理论探讨，有个案研究，有回顾，有展望，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

二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最关心、讨论得最集中和最深入的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文明起源的理论与相关概念

代表们首先进行热烈讨论的是文明起源的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文明起源的相关理论，会上出现了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进行文明起源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并且强调要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相反的意见则认为首先要重视考古材料，尤其是新材料，要看理论是否能对这些材料进行解释。但大多数人认为理论和材料二者都很重要，但实践是第一位的，而且这种实践应从中国的实际材料出发。

就理论问题进行的讨论围绕着文明、文明化、文明社会和国家等概念，以及它们各自的含义、形成标志和相互关系等进一步展开。对于文明、文明社会和国家，有人认为前两者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使用文明一词会在国际上引起误解，我们所讨论的实际上应是文明社会的形成，而文明社会同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等同的。有人还指出文明和文明化也不一样，只有先产生了文明，然后才会出现文明化，文明化是一个普遍和深入的过程。有人也进一步指出，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起源也应分开。在会上，很多同志都赞同文明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观点。

但在诸多概念中，文明与国家是最核心的。有的代表认为这是两个有关系但却不能相互等同的概念，其中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进步；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最终形成标志。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倾向于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的起源，有的则对此持不同意见。有的外国学者对此也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中国学者的看法，认为文明即是指文化，文明不仅不同于国家，而且文明和国家也不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就是人类的起源。这种观点反映了中外学者对一些基本概念在理解和认识上所存在的差异。

大家对国家等一系列概念也进行了很多探讨，有代表提出国家是一种政治现象，反映了人与人不平等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着相应的物化表现；阶级和等级也不同，等级先于阶级发生，有等级却不一定有阶级。有人还提出，国家是一种制度，不能单纯以城址等的出现来衡量国家的出现。而国家又是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对于会上提出的古国、邦国、早期国家，以及前国家、过渡阶段等不同的概念，大家最后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认清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王权这个概念，有人认为是军权、族权和神权共同形成了王权。

同时加以讨论的还有酋邦及其他相应的概念。有人提出，酋邦是平等社会和国家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社会，它与平等社会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平等的，与国家社会的区别则在于它还没有出现强制的垄断的武力，因而这一个过渡阶段也被有的人称为分层社会或级别社会。但会上有相当多的代表不同意在中国使用酋邦这一概念。

对于概念讨论，会上也同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一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文明起源不能光从概念出发，而应该从考古材料出发，从个案研究入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我们对商文明、安阳文明、二里冈文明的认识到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从对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的讨论到文明起源多源论的出现，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从考古材料出发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如果对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文明和文明起源也就没有了共同的标准，这样我们就不会对文明的起源产生共同的认识。上述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的研究态度也许表明，目前我们还不大可能对上述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认识，但不同观点的切磋和争论有利于大家进行各自的思考，并可在今后继续加以讨论。(二)文明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道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和发展模式也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和国家这样一种模式。但在中国，相当于龙山时期的考古材料发现得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么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龙山时期在上述发展模式中处于什么阶段?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判断这个龙山时期?对此，有人认为龙山时期可能是一个向国家过渡的阶段，而且在文明形成过程中也应存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有人还提出可以不先对这一阶段进行定义，而是首先去考察这一阶段的特征。有的代表提出了古国、邦国和王国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并认为从仰韶文化到夏，中国的古代社会发展即分别经历了以上三阶段。然而也有代表对古国与邦国的关系等提出了疑问。但大家都不否认龙山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地位。

对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代表从考古学的角度提出，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可能经历了一个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到分化聚落，然后再到都城的过程。有人则从文献的角度提出了三皇、五帝和炎黄文明三个阶段。又有人从文明和文化圈的角度提出中心、次中心等模式。还有代表将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即裴李岗—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

对这一问题，有代表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即在古代中国，神权早于王权，在早期社会中神权和王权基本是平等的，但在良渚文化中出现了不同的分离政权，这是中国文明形成的第一个阶段；尧舜禹属于同一个文化，但有各自的政权，内部为世袭制，对外则相互结成联盟；夏商周时期是完成时期，其中夏、商是在两个不同文化内形成的政权，西周则采取了封建制，东周是一个过渡阶段，秦汉则发展成为帝国。

中国各地区的文明形成的道路应是不同的，在这次会上有人就指出，在红山文化中，宗教无处不在，但在黄河流域的其他一些文化中则不然；另外如史前时代的凝聚力，在不同的文化中也不相同。这些差异都表明不同地区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不同的模式。而在辽西、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区域性文明曾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三)文明的标准

怎么样衡量文明，文明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引发热烈讨论和积极思考的议题。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文明应当有标准，而且随着学科的发展，这些标准更应当肯定。而在所提及的各类标准中，城市、冶金术、文字、礼仪与宗教，以及农业等仍是大家集中讨论的重点。在文明的标准或文明在考古学上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形式中，城市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城市的出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生产力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口和财富得到聚敛，统治权威和占有人力、物力的权力的形成等。因而相当多的讨论是围绕着史前城址而进行的。一些代表提出，黄河流域的城址都是用夯土筑成的，长江流域的城址多带城壕，而东北地区的城垣则多用石块垒成，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址应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同时作为一个供人生活和消费的空间，城市的供给还要依赖周围地区以及相应的供给路线，所以应当将这些城址放到一个大环境中加以考察。有人进而指出，不同的城址类型所体现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等级也有所不同，其中夯土城墙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用工量都最大，并需要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因而它的建造不是生活在简单聚落内的人所能完成的。关于如何进一步考察这些大量发现的史前城址，很多人认为，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城垣上，更重要的是它的内部设施，从行政管理机构到垃圾的处理等都是一个城市内非常重要的方面。

冶金术的起源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另一重要标志，一些代表认为冶金术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也有代表认为，青铜冶铸需要专门技术和专业化社会生产的支持，需要相应的社会机构或公共权力组织提供保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青铜器的出现与国家的产生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但青铜器的产生本身却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和变革，这同国家的产生可以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青铜冶铸只有在达到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后才能同国家的形成相联系。有的国外学者还提出，在古代中国，祭祀活动和因这一活动而导致的青铜冶铸业可能是商人用来刺激经济和聚敛财富的手段，因而这些青铜器不是实用品而是一种对财富的浪费。此外，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砷铜，这引发了中国古代冶金术的起源及其与西亚地区的关系等一系列的争论。在这次会上，也有人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铜器进行了分析，有代表还提出中国青铜冶金术的起源有可能受到过来自西亚的影响。但也有代表从冶金考古的角度提出，目前在这方面所做的测试工作还不够，铜和砷的共生矿在自然界中又很普遍，冶炼比较容易，因而应从当时的大背景下去考察这些关系。还有代表提出化、冶、铸、锻等是不同的概念，并强调在考古发掘中应注意金属以及同冶炼相关的遗迹现象。

学术界对文字起源的看法也不一致，不同意见之间甚至有上千年的差距。对此，有代表认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文字的理解和研究的方法各不相同，我们应分清成熟文字与原始或自然文字的区别，以及记录语言和记录事物的文字之间的差异。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字的产生与发展，有代表认为应由已知的文字去推断末知的文字；从目前材料看，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还不存在产生文字的条件，没发现夏代的文字则可能与当时文字的载体或特定的埋藏地点有关，成熟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武丁时期，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另外还有不少代表就不同文字所反映出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讨论了陶寺遗址出土的陶文，由甲骨文探讨了殷商时期的纪时法和商代的日始问题等。

宗教对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有促进作用，有学者提出，宗教促进了社会分层并形成了专门的宗教和手工业等人群，同时促进了权贵阶层的形成和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完善与发展。在中国的史前文化中，与宗教有关的考古学遗存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是以神ｑí@①信仰为内核的巫术文化，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大型祭祀建筑、祭坛、积石冢和葬玉大墓等为表现形式；另一类为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文明，如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殷商文化，以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礼乐器等为表现形式；这两类文化的兴衰是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主线。

这次会上还有一些代表利用科技考古的成果探讨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比如，有代表对古代气候进行分析后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产生与形成等都发生在一个高温期，这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化和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在时间和原因上也是一致的，因而我们应考虑是否在气候发生变化时社会需要形成特定的组织，对环境的适应又促进了人们文化上的创造力等问题。又比如有代表利用科技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夏商文明区内的主要农作物，并提出在人文生态环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三大要素，农作物的变化有可能是造成夏商周国家起源的重要原因。(四)从考古遗存中分析判断文明化的程度

除以上讨论外，代表们还特别重视研究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方法，许多讨论是就方法论而展开的。其中，聚落考古学研究是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很多代表都认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聚落考古，应开展小区域的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将重点发掘与一般发掘结合起来。探索国家的产生与形成仍可通过对聚落群的研究来进行，考察当时是否存在都邑聚的金字塔结构，并将聚落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结构、聚落内部的遗迹和遗物等不同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首先明确遗存的年代和性质，然后由已知推未知，以文献为线索，以文明要素为切入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有代表提出要解决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应从殷商文明向前推，同时，应建立史前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全面复原每个考古学文化，在进行跨时空、跨文化的纵向研究时还应就聚落、墓葬等进行单线条研究，并对同一时间内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有代表还以对西亚文明的研究为例作了说明，并强调将考古资料转化为社会参数的问题。

还有很多代表提出，要注意考古遗物在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的量化问题，如农业发展到什么程度才促使文明社会出现，这就需要注意从遗物中寻找有关的反映农业量的变化的迹象；此外，一些能反映衣食住行的考古材料对文明探讨也会有启发。同时，我们还应通过聚落、墓葬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去研究社会的进程，从进程中看文明。

结合对文明与国家概念的讨论，有代表认为，由于文明同国家具有特殊关系，可先确定国家，而国家则可以从都城、疆域和人口等方面去加以辨识。但也有代表指出，解决此类问题的基础资料严重不足，如目前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聚落材料还很少，对良渚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也不足。

一些代表也提出了目前考古学研究方法中所存在的局限性或欠缺之处，比如，我们难以用考古材料去证明与国家的出现相关的世袭制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另外，目前发现的城很多，其中一些因破坏或发掘不够而内涵不清，这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对于环境研究我们也还重视得不够。

如果考虑到世界上曾有多种不同的文明，考虑到这些文明的进程也各不相同，那么寻找文明起源还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对此有人就认为，世界上有的国家并没有产生文明，因而我们也可以从进入文明和未进入文明的区别中寻找文明起源的机制。

三

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大家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这些建议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加强考古学与其他科学的结合

对于今后的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多学科的合作是极其重要的。而这其中，加强同自然科学的结合又是最为迫切的。对此，许多代表从科技考古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推动文明研究的进程，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的变化则需大量运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因而今后应加强实验考古方面的尝试。又如科技考古能解决环境变迁、气候变化、青铜冶铸、生产技术的进步等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相关的许多问题。

考古学还应与历史学结合。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解决文明起源的关键是考古学，但光凭考古材料又是不够的，考古材料得进入历史的范畴。文献不仅是考古研究的线索，而且文献中还包含有大量尚未被发掘出来的可供考古学运用的材料，如文献中对用玉制度的大量记载等。但在进行这种结合时，应该考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利用文献，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还要考虑史实、史料和史书之间的关系。

多学科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史和外国史的结合。各地的文明也有共同的地方，因此研究中国文明时还必须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比研究。中国文明又是在本地起源的，有人提出今后应从考古学的角度加强对中国文明自身因素的研究，同时也要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及中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影响。

对于多学科的结合，有代表提出，任何一个学科都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因而需要合作；但每个学科又都有它自己的理论、手段和方法，因而在合作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

(二)今后文明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对于今后的文明起源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要尽可能从大遗址、大墓地中寻找线索，有计划、有规模地联合力量进行发掘。因为这类大遗址和大墓地内涵丰富，体现的是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华。如许多代表都关注陶寺遗址，认为陶寺墓地反映出了社会分层的状况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聚落形态上看，在陶寺遗址上居住的有王室、贵族、武士集团和平民，因而这一遗址应是当时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从出土的遗物看，一些可视为礼乐器的器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使用普遍，商周时使用的礼器组合在这里已初具规模，而且此时礼器的使用也有了一定的规则。也有代表认为在关注大遗址的同时也要重视小墓葬、小灰坑等，从中往往出土与大遗址和大墓地相应的遗物，如陶寺的小墓中就出土了带字的陶扁壶。

与会代表还指出，同加强发掘相应的是要加强有关大遗址材料的整理与发表工作，如果后一方面的工作做不好，同样会限制我们的研究。

另外，要解决文明起源这一问题，还必须重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代表提出，我们可以少辩概念，但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要加强。还有代表提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理论，回答什么是中国文明，它的特色是什么等。(三)文明起源研究的科学性 在会上，有代表提出考古学今后发展的方向之一就是科学性，在研究文明起源时考古学家应当科学地设想所要设立的课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所要联合的攻关人员等。还有代表强调，考古学研究中的科学性还要求对每一个遗存的年代都进行充分的研究，文明起源的探索应建立在科学的测年工作基础之上。另外，要在基础工作上下功夫，或以聚落群为单位，或以地区为单元，或长期而有计划、有目的地做工作，或调查、勘探、一般发掘和重点发掘相结合，只有在做好基础工作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研究。

四

8月6日下午进行了代表大会和闭幕式。在大会上，各小组的召集人就本组的讨论情况向所有代表作了汇报，同时各组推选出的代表也在会上进行了发言。

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对会议作了总结。刘所长指出，这次会议是文明中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新世纪召开的第一个有关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大家对文明、国家等进行的讨论和提出不同的意见正是为了统一认识，求得共识，这为今后文明起源研究打下了学术基础。今后我们对理论问题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研究中进行多学科的结合，文明中心特别提倡应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手段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所长指出，200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中心的成立，今天这次会议的召开，还有下一步即将启动的文明探源工程，这一系列的重大学术举措都是基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就人类的历史而言，人类的出现和文明的形成是两个最为重大的课题。自然科学将人类起源列为世界十大科学课题之一，那么文明的形成当可列为世界十大人文社会科学的课题之一。同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重要性还基于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存在的合理性，今天多元文明共存的理论根据是多元文明的合理性，而现代多元文明的合理性又是古代多元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古代文明虽然是多元的，但文明的创造者是共同的，因此多元文明也是相互交流和共存的。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课题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对于今后的工作，刘所长提出，作为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必须发挥群体优势，联合攻关；要加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方法和理论的探讨；要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各学科又要发挥自己的特点，鉴于该课题的特点，考古学肩负着尤其艰巨的任务。文明中心作为一个研究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舞台，要团结所有关心这一研究的学者，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努力。

总之，这次研讨会是一个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形成的许多对文明、国家等理论问题的认识，所产生的有关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思路等，必将为下一阶段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为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作了前期准备。我们相信，这次研讨会将会在中国学术史册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的深远意义与推动作用将会在今后关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日益清晰地体现出来。

执笔者 施劲松 【参考文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礻右氏

来源：《考古》2001年12期第80～87页

第五篇：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一）墓石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作者是去年刚刚去世的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孔氏不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三十年间，总共才出版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部著作。但是，部部经典，堪称史学大家。这些经典以问题意识为出发，采取以小见大的特有写法来阐释“全国性问题”,比如《叫魂》单单以一种社会基层的文化现象入手，重点分析在皇帝、官僚系统与平民阶层的诠释，从而揭示表面上处于“乾隆盛世”的中国社会景象及其背后潜藏的危机。又如在《中国帝制晚期的叛乱及其敌对力量》以民兵组织演变以及地方军事化发展的探讨为切入点，深入地解析中国帝制晚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在这些著作中，他并没有令学者印象深刻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时髦的学术理论，但他的问题意识、他的现实关怀以及他的思想，足以让他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展露历史叙事的意义之所在。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一个有着根本性关怀的思想家，其才华之所在，应在于他既能够将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经验和抱负上升到一般性的层面，又能够赋予他自己特定的世界观以普世性的意义”,而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如何使深奥的学术理论“深入浅出”,如何让人参透“意义终究会老去，而事实永远不会老去”这句哲理，注定是一位思想家的才华与价值所在。

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孔氏不是在讲现代中国的如何形成，而是在讲现代国家所蕴含的各种性质是怎样一步步被中国具有的。诚如他讲道，“中国文化是统一的，但不是单一同质的”,同理亦可认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社会制度，这些都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同样也有各种替代性选择。对于普世性的问题或哲理（至少孔氏相信具有普世性的东西），它必然孕育一个个具体个案或个案的某一层面，并以其自身内在的方式、而非外部强加的方式呈现。然而，问题是“深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并与现代并不相悖的种种知识资源，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怎样的具体历史途径，或者经过何种人的努力或作为，而导致了向着现代性以及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国家“的渐次转变？”

针对“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这一历程，上述所说的“现代种种知识资源”应属孔飞力在政治层面强调“根本性问题”或“建制议程”,也可归纳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种问题。具体地讲，“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第二，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第三，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孔飞力说：“这三种问题并非仅仅来自于帝制晚期的外来危机，更起始于困扰中国帝制晚期的具有多种侧面的国内危机”,但据笔者的理解，这三种问题实质上自古有之，从未中断，在整个帝制时期，这三大问题可还原成“帝王专制与官僚分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在现代性政治，它亦可视为“中央领导核心与中央各部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大问题。只是，在内忧外患的帝制晚期，所有由来已久而又尾大不掉的各种矛盾已然表明这种日渐没落的制度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三种问题，预示着“一种制度——一种无法同自身政治使命与任务相契合的制度——的死亡”.在表面上针对时局危机、实则处理“根本性问题”上，孔飞力以其“知识精英”的视角锁定在魏源、冯桂芬和维新变化前后的一系列人物上。从认识中国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魏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编纂《海国图志》、嫁接中西知识桥梁式人物，而且在于他所具有的“全球性视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涉及了同“现代性国家”具有密切关联的“根本性问题”.如魏源提出要使得更多局外功名者进入政治系统内部，并提倡“广开言路”,虽然在表面未曾涉及现代性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但“广开言路”却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从魏源到冯桂芬、再到戊戌变法时期的陈鼎及其他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受到了他们所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制约”,但他们提出了“以‘广开言路’为出发点探索政治参与及政治竞争之道，并使之与政治控制形成协调等触及现代国家‘建制议程’的‘根本性问题’”.尤其在涉及冯桂芬批判者认为“公共利益在他们所处时代条件下是靠不住”的理论前提下，“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加强官僚机构的控制，并以此来保证，更高层次的客观性能够超越狭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现。对人们而言，在没有替代性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由正常的官僚机构实行威权式领导似乎便是完全合理的”.而这不正是二十世纪的多数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吗？

在了解完中央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基础上，“作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演进的结果，国家在同地方势力争夺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控制权的对峙中，不断‘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种种中介力量”,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央集权国家的威权力量不断得到强化。孔飞力认为，“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及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推进，标志着近世以来国家为有效地控制地方财政资源所做努力的压倒性胜利”,因此，他用“耒阳暴动”与“农业集体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从根本上表明中介势力试图分权，而国家又趋于强化的特质。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这一具有普世性的“根本问题”论证了现代国家的内质在中国的形成，也说明着近世中国是如何走向威权体制的，以至今日，这种威权体制的作用还若隐若现。但中国为何走上这一威权体制？是因专制中央集权的“旧制度”产生了近世“威权体制”的新制度吗？还是恰如译者陈兼、陈之宏提及的那种类似“救亡压倒启蒙”的救亡说？其实，这始终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释清楚的，可是，“如何在保持‘中国’存在的前提下，使之既成为一个统一、强大和有效率的国家，又成为一个在宪政建制及公民参与的基本问题上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合法性国家”,尽管这句话或多或少地带有“西方中心论”与美国汉学观，但无疑不是这本《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核心的探寻和最真挚的提示！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读后感

（二）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林辰

按：孔飞力教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概念、方法和中国研究的内部取向来探索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特殊性和延续性，试图从近代政治精英的知识建构和政治实践的互动中理出一条线索作为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主要指引或参照。然而在触及其所谓“狭隘的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这些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时，其所运用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二元分析概念的确又使人有未尽之感。下面这篇文章对中国威权主义的分析更加整合和细化了这一路径，与其说是书评，不如说是作为后学的一种尝试性补充，对于深入体验和探索中国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议程”问题有所裨益。望阅读时仅限学术探讨，请勿上纲上线。

作者：林辰 安徽中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我想提议的是，我们正接触到中国威权主义的内核，而这是一种并不一定会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便会解体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信仰体系。”这是孔飞力教授在叙述清末高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痛斥时，针对后人常常以“浅尝辄止的快感”评判历史而严肃提醒的关于一种突破激进或保守为主题陈旧偏见的以存在着中国独特政治议程演变特色的假设。尽管孔飞力在本书中归纳出中国向现代国家过渡的三项焦灼，却没有回答出他所强调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威权主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这层延续至今的政治风格的底色确为浓烈的国家崇拜情感和坚定的精英政治观所构成。

国家崇拜并非浅薄化的爱国主义，而是在价值次序上与自由主义呈现较大差异的国家本位。换言之，在纵向统制严密的政治环境下，国民的个人利益在某个集体的神圣光环下既不值得一提，也会在悖逆国家意志的时候遭受道德攻讦。而在这个国家的形象塑造中，历代文人对国家正当性的分辨并不是对某个规则从一而终，而是随着所处朝代的实力变迁不断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修正，这种情势变迁的历史观恰恰是以首要服务于本朝正统观的树立而书写。一直以来，正统观多侧重于对以德治治理国家的肯定，而对广袤疆域的占据不以为意。但在异族与汉族分享中原土地，甚至取代汉人成为当时的合法政权后，传统的合法性论述无法支撑现实的变异。于是，无论是处于弱势的失败覆灭者，还是政治新贵都向“暴秦”展示出超乎以往的宽容度，而去索取以武力征服的结果主义的霸统反证和以实力主义为强势语境的对合法性承认的强迫接受。而如此对正统观构成元素的平衡颠倒从欧阳修的修史观中可窥见一斑——“及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和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除此之外，在对本朝称颂的内容选择上，迫于异族统治在汉人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先天不足，伴随着异族政权从平稳过渡到盛世初现，以往的军事自信则逐渐被“良治”所呈现的绚丽盛世所取代。而它所代表的则是历朝历代均娴熟运用的对合法性的粉饰方法，即混淆国家与政权的概念，将仅仅应作为政治发展中的过渡形式的可通过特定方式替代的政权等同于唯一至上的民族国家。在第一步拉平后，就会考虑如何持续它的有效控制以缓解永不消退的合法性焦虑，而一般选择则是将政权意义优先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尽管两者并非完全针锋相对，但在众多利益抉择时刻，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地位，这样的交易权衡拥有众多空间。对外上政权“私利”会优于地理意义上的主权，而对内政事务的管理中，政权维系的敏感度将大大胜过国民权利被收窄的紧张感。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某一政权从被道义围困到逐渐立足，能够自我阐述一定的思想资源的时间段中，准军事化的实力主义语言和逻辑会在历史教科书中刻意渗透，以期望培养出第一批习惯此种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信众。无疑，这样的读起来令人血脉喷张的历史叙述在使读者沉浸于平日剑拔弩张的宏大叙事之时，相应的潜移默化出一种因本来作为可贵的稀有美德——对个体命运感同身受的匮乏而衍生的“冷酷的社会观”.而因地域自豪的传统天朝上国情感中，孔飞力亦注意到了国人对大一统近乎变态的痴迷。他提到“尽管很多人谈到过中国的分裂或中国被列强所瓜分，然而，由中央政府统治的单一中国国家的现实和概念，却经历了军阀混战、外国侵略和内战生存了下来。”这一点确是卓识，从北伐到划江而治的拒绝，这些政治人物的担忧和忌惮除了自我生存的必要条件，亦囊括了对大一统习惯而比照的舆论认知压力和自我期许。但我想说的是，这番平日看起来丝毫无可妥协空间的原则得以敬畏，多半是非常危急时刻的罕有和估计不足，从历史例外和既有政治格局来看，国人对大一统半成品的接受度高于对新核心价值触犯的容忍度，分离主义在既存政权的合法性不断被质疑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的话语空间。譬如，东南互保中，张之洞曾提出若北京不保，则可推举李鸿章作为中国“大总统”来主持大局。这样在过去不可想象的“谋逆”计划因为生死存亡的危机而被消减了其作为政治罪一触即发的政治纯洁。如果这还不能佐证时人对大一统价值的退让的话，之后幕僚刘学询对孙中山的一封信则足以说明道貌岸然的大一统是多么脆弱，信中写到“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而在如今的香港和台湾与大陆虽谈不上对峙，但也算冰冻的政治格局中看，不单单是国家表述不同带来的历史记忆切割，三方对于国家存在意义的意识形态差异正逐渐侵蚀着大陆所声嘶力竭的关于华人共同体的泛中国解释化情感。很明显，香港与大陆近几年的政治冲突正是大陆内部公民自治诉求与传统控制观相互割据的先锋，中央权威的衰落并不是敌视思维下公民团体蠢蠢欲动的结果，而是宪法政治时期既没有以宪法为尊的价值信仰，也不愿思索富强的目的后迟滞国民福祉意志的代价。公民自治权的进程缓慢将自然的转向地方自治的谋划，此番规律同样适用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民族政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去国家崇拜向现代理性国家过渡的阶段中，亦有呼唤强大国家力量的呼声，这种对“中国青少年时期”奋发进取精神的推崇若是转嫁到改革决心的刺激上并无不妥，但往往事与愿违。国家力量的运用目的和评价标准由于存在着较大鸿沟，非正当的国家行为亦会成为对内权力扩张的新一轮试探。所以，《大秦帝国》所携带的亢奋情感在现实政治倾向仍默认控制统制策略的背景下，并不能激发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危机感，而在拒斥竞争，警惕多中心权威的格局中强化对试图尝试替代可能的组织进行打压。因此，孔飞力在对20世纪中国的农村集体化财政改革中就明确的点出“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

一切为了国家服务的目的最优先除了衍生出为大一统可忽略程序正义的鼓吹牺牲强调外，也带动了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工具理性哲学。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每一次赋予谨慎乐观期待的“建制”会以功利视角和盘托出，在推行过程中又以无法触及根本性议程的结果浅尝辄止，而这一番大动干戈，却又常常是心照不宣，甚至是“众望所归”的。若在建制之前以可同时加强国家权力为诱惑是作为一种无挑衅性承诺来拓宽作为空间，那么之后的失落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号召者的冒险在旁观者看来是对既有格局露骨的挑战，也是对政治思想共识的狂飙突进。在他们自身都未曾勾勒出确定的现代化步骤前，又从何处去寻找正义性的辩护。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中一派好似人人为公，却实际上因人人为私而阻碍变革的原因之一。国家这个光鲜亮丽的大义足以成为党争中相互指责的大旗，而政治精英们也足以在保守的习惯中满足于防御补救型的建制仅仅达到缓一时之急的效果。秦孝公在面对商鞅分别以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术游说时的态度，从意兴阑珊到全神贯注就几乎从最遥远的历史中验证了这番注定半途而废的功利行为。

当然，以国家崇拜为门面，而以人格化的君主命令或实力派的意志强行鼓噪的对某个虚无缥缈价值的群体膜拜的实质，却仍然是认为世间只有一种能够得到承认垄断的公共利益。而这种赤裸裸的以强力威胁，以恐惧构筑的一元论用孔飞力的话说就是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理念核心的——天下只存在着一种关于公共利益的正确认识”.以国家本身作为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因绝对正确而要求绝对服从，则成为了极度靠近极权的威权主义。它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会因不断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使国民在为保全简单的自由时被迫蚕食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尊严。康熙19年时，曾经评价索额图“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但23年后，为了削弱太子党对皇权的威胁，称“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这样急转直下的帝术通常被认为是帝王牢牢掌控生杀予夺之权的得意肱骨，他的儿子雍正帝在经历的残酷狡诈的继位者竞争后更加得心应手的操纵。雍正2年，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一年后，就勒令自裁。如此围绕着某种至高无上利益的政治失信并不能以肯定皇权来排除矛盾，而应注意到，()无视国民基本权利的价值推崇无论被宣传的如何摄人心魄，都会因其变态状况的强势而刺伤信众。

中国威权主义的另一组成部分就是对精英政治的深信不疑，而政治精英集团本身的封闭性所造成的与其来源——文化精英之间的抵触冲突，以及集体行动需控制在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本位容忍度下的政治参与边界模糊的问题，都带来较之他国更保守虚耗的政治风格。

众所周知的是，由科举制度所选拔的预备官员从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士”跳脱出来进入宦海，则组成了一个虽愿意根据读书时代的人际关系编织政治脉络，却排斥普通“文人中流”的政治团体，他们对维护自身参与政治事务的独一地位尚且不遗余力，就更妄论平民百姓的议政了。而更加讽刺的是，传统教育典籍所鼓励的士人对家国大事的使命感迫于以科举为通道的政治参与入场券的稀少，无法释放无数读书人的一腔抱负，而这恰恰是国家崇拜氛围下对士人个性限制后无法承受的放弃。这一点在孔飞力看来，就是中国教育体制的矛盾之所在：“精英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亦即关于国家利益以及全国性统治合法性的历史理论基础的那部分，是要培养人们对于一些相关议题的关切，然而，国家却又希望将他们大多数人排除在这些议题之外。”而这直接妨碍了帝国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直接控制和地方财政的收拢，因为大部分的低端士人活跃在官府与农民间关于税收、地租的较量中，有证据表明，他们不仅以克扣资金敲诈勒索为生，也会在官僚系统发生因诸如火耗等弊病而引发的农村**中担当没有长远眼光的领袖。这种悲剧性命运的传染亦因平民权益诉求的艰难而走到一起，引发出一种特有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严重的中国政治图景。我将它称之为“油汤现象”.脆弱的上层政治精英以波澜不惊的态度维持着整个国家环境的平稳，并以一种泰然自若的风平浪静来隔开外界对“油汤”真实温度的认识。而除了碗壁没有其他散热渠道的沉淀下的汤内部，是如何的惊心动魄则无法考证，甚至装载它的碗都会因为网格化管理作为先进的隔热层而无法传递出真实。那么，官僚系统的排斥性在填补政治精英突破艰难选拔而获得寻租默认的补偿后，就会无可挽回的堕入集体溃烂。它所展示的坚不可摧的封闭程度也将与大众反智情结相辅相成，混合出以走极端为捷径的民粹风潮。

所以，为了缓解大规模文化精英的“无所事事无事生非”,魏源和冯桂芬提议扩大议政主体，这在孔飞力看来，正是具有现代国家中公民参政意蕴色彩的举措。虽然如前文所述，他们的提议遭致京官几乎条件反射式的驳斥，但因清末危机实际所席卷的关于救亡图存的对本民族命运的关切，在“中国近代早期的政治发展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并起到了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当然，在清末“清流”的实践中，有着两种遗憾。一是属于被后人苛责的革命性不够的“跪着造反”,因为解释理由的引经据典，而被后人所鄙视为生搬硬套，并以结果为起点反推出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这在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世人在检视戊戌变法的悲剧时，若是只从现代观念投射的历史局限性来讽刺政治人物的“懦弱”,却无视与今相似的困境僵局和中流文人登上舞台，作为一种罕见的国民直接参与非常政治的突破性价值，则属于冷漠与迟钝并存的功利思维。而另一种孔飞力所观察到的遗憾，则是冯桂芬们所应允的文化精英议政平等权的不纯粹——否定了低端士人和平民的议政合法性。与此同时，那些炒热了舆论场的清流们“根本不打算在广大文人中寻求支持，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在现存官僚行政机制内，加强自己的名声和巩固自己的前程。”而这想必在如今看来并不陌生，即使是当代非正常程序的政治竞争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形形色色却依旧屹立不倒的政治投机说客，为政策合理性的背书者和煽动低劣民族情绪的军事评论员。这不禁让人想起顾炎武对名声的洞见“君子所求者，没世之名，今人所求者，当世之名。当世之名，没则已焉，其所求者，正君子之所疾也。”

精英政治中所困扰的关于政治竞争和党争的认定直接造就了高层官僚日趋怯弱，回避核心议题的冷漠。而他们对党争的谈之色变和从未成功抑制的结党风习则从侧面印证了党派作为自组织的一种形式，能够且应当代表群体利益的合法性过渡。而威权时代对结党的反对主要落脚在对垄断性权威的挑战和“营私”的拒斥中。无处不在的政治罪威慑在某个议程提出之前就先决的进行意图妖魔化的过滤，而这通常为政治倾向相左的理由中作为屡试不爽的道德偏见塑造出中庸策略。在正常对多元利益并存的理性构筑中，对这种公共空间从摊薄到汇聚的正视将不再被视为君权把控下的权力挑战，而是现代国家有序的可转化为执行力的非精英式的智力资源整合。另一番对结党的歧视实际是来源于朋党的以人为连接点而非观点的属性。艾尔曼就谈到“清初宗族势力急剧增长，一种以垂直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士绅利益集合得到强化，以横向的非血缘性党社基础上关注政治主导权的利益群体则受到弱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乾三代帝王都明显的倚靠外戚来支撑其统治，从康熙对“佟半朝”的容忍，到雍正利用年羹尧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即位统治，再到乾隆对以傅恒为代表的孝贤皇后家的扶持，帝王们早已不再是党争的旁观者，而是如鱼得水的参与者，作为培植亲信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亦透露了皇权绝不是可单独依赖敬畏便可奏效而需借助朋党的困境。而孔飞力所对“精英阶层尤其需要克服自己对联合起来支持一项共同议程的根深蒂固的恐惧”的批评则可从清初历史中的集体动议的失败发觉出清末涣散的政治文化。康熙一废太子后，向大臣们征询立太子的意见，因仓促废储而希望复立太子的他却没有料到以佟国维、马齐、王鸿绪、鄂伦岱、阿灵阿、揆叙为首的大臣们会联名保奏八皇子。在次年声讨阿哥党的责任时，就重责佟国维、马齐等人“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这样的历史教训自然严重挫伤了高层官僚的积极性，不但无法毫无顾忌的表达真实想法，也疲惫于摸索出帝王的真实意愿。

同样困扰士人的则是政治参与活力的提升与议政合法性容忍边界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威权统治希望以百家争鸣的自由风气标榜德政良治，但同时对政权地位相关的话题保持着高度敏感。南山集案就鲜明的展现出清初帝王对于异族统治的合法性焦虑和博取前朝遗民认可的纠结。戴名世比明史更详细的描述了诸如嘉定三屠、扬州七日的惨剧，以“信史”的风范表达了“私人治史的抱负”,除此之外，在公共场合亦臧否时弊，旁若无人。而他自身甚至也有了不祥预感，谈到“古文多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最终在康熙52年被斩首。严酷血腥的社会环境自然无法培育积极议政的民风，而使公论落入噤若寒蝉后的单一话语，想得到真实的共识自然也就孤掌难鸣。而另一个阻碍言路关开的顾虑则是足以抗衡威权体系的声援的匮乏，也就说，并无公允的理性权威，至少是公开谈论的政治安全能够让人在现实中超越恐惧，光明正大的做一个异议者，而非以终结政治生命为代价。顺治12年，彭长庚、许尔安请求昭雪多尔衮，最终被流放宁古塔。乾隆43年，对多尔衮才复还睿亲王封号。迟至今日，类似的“一句顶一万句”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在完成威权中心对事项的绝决定义后，不可逆的摧毁了人的自由判断能力而烘托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淡漠态度。用穆勒的话说，就是“信仰仅仅剩下形式，非但无益于为人增福，而且还因破坏了根基，从而妨碍了任何真实而又诚挚的信念自人类理性或个人体验中生长出来”.而如此，对大众心理中广泛从属的沉默和避之不及态度的苛责既会因自我保护等可以理解的理由失去支持，又会在轮回的黑色幽默中打破安分守己了却此生的梦境。

中国的威权主义虽被孔飞力认为是一种持久的价值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亦是阻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陈旧价值。当孔飞力提醒人们关注这个看似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之时，同样暗含着国民克服禁锢，重启中断了的建制之路的期望。而此书对清末建制议程无疾而终的反思，则是对当下宪政之路坎坷最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