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第一篇：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浅议中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及对策

XH 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当前内需不足主要根源是居民收入偏低。分配制度不够合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关系到如何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在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间显得尤为突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益发展的“国家主义”的经济结构，它所导致的权力和垄断成为收入差距的一个根本结构性来源。在新一轮的收入差距扩大化进程中，尚未完全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灰色收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根据王小鲁博士过去三年对灰色收入所作的系统取样和研究，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要远远大于根据官方数据所作的估计，可能远超过0.5这个危险临界点。根据王小鲁的最新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家庭所占有。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与很多人看法相反，我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从全国范围来看，除去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当今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差距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垄断密切相关。例如国有能源、电信和运输行业的正式员工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补助，就构成了家庭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社会福利体系的过度市场化，例如教育、住房和医疗的过度产业化，在导致分配体系扭曲的同时，更加剧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社会影响。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日益不均，一方面是中国独特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这就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扭曲的国内经济结构，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以及日积月累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在房地产市场和年轻人群体当中，这种收入不均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尤为严重。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网络舆论中充斥的不满情绪，更反映在以各种形式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已经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和修改最低工资条例，缓解贫富分化并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不过，这些政策目前的成效并不很大。十七届二中全会公布的《发展规划》中，中央政府宣布要系统地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改革分配体系，以便遏制收入差距的快速扩大。虽然我们尚未看到这些政策细节的出台，但这些新政策无疑会成为下一轮社会和经济改革的重点。过去一般认为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均主要来自不同区域、产业和所有制形式下经济效率的差别。现在，人们日渐认识到，中国城市家庭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比如，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非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这种情况在“灰色收入”主导的收入格局中就更加纷繁复杂。灰色收入是指在正式收入之外的，未计入国民收入统计的那部分家庭收入。对于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比重要大于50％。

如果我们对比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国有垄断行业是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来源。各种研究均表示，垄断行业的收入在全国各行业都是最高的。平均下来，一个垄断行业的正式员工的工资加津贴和福利可以达到其他行业的4到10倍。对于任何一个央企而言，一般一个人的年均劳动报酬大约是12万，这比全国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4～5倍。众所周知，这并不是因为垄断行业本身效率要比其他行业更高，员工比其他行业更勤奋，而是由于国有资源的垄断收入所致。这些资源收益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应该是归一般国民所享有。

比起垄断行业员工，公务员系统和部分事业单位员工的灰色收入也不遑多让。多年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省市级财政的急剧扩张，再加上各部门利用行政权力寻租行为的猖獗，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已经是今非昔比，大大超过其他行业实际收入的增幅。而一般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在“劳动力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下，一方面要面对组织化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国家的支持，而且又没有可靠的工会组织，最后拿到的只是维持温饱的基本收入。即使是在《劳动法》颁布这三年以来，普通劳动的实际收入增长仍然低于GDP、垄断行业与公务员的收入增长，这恰好证明妨碍劳动者收入增长的制度因素尚未革除。中国国民经济分配体系中“权钱”结合与过度市场化的“渐退”分配机制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另一个主因。根据中国家庭收入统计项目1998-2002的资料，以福利市场化为标志的上一轮社会改革就严重损害了中下层的利益，大大抑制了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据估计，如果把国有单位的住房福利这部分隐形收入算进来，那么早在2002年房价激增之前，住房补贴就导致了16％的城市收入差距。当然，在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下，现在这一比例更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住房补贴只是各种隐形补贴的一种。同理，权力位置也给予公务员阶层，尤其是政府官员更多的额外获利机会，这就必然导致社会阶层间收入差距的恶化。

更重要的是，工资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持续下降，意味着大部分国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GDP增长。换句话说，这反映了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相反，企业利润尤其是垄断利润、各种租金尤其是土地和资源和国家税收一直在加速增长，除了用于积累和投资以外，这其中一部分就形成了灰色收入。正如王小鲁推测，高收入家庭绝大部分的灰色收入并非劳动收入，而很可能正是从这些渠道中获取。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远比官方数据更严重；这种差距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综上所述，国家对市场的控制和垄断的强化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深刻的体制根源。我们必须承认，强势的国家是主宰中国“财富蛋糕”分配的关键力量。我们可以把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国家财政收入和工资总量在GDP中的比重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在90年代初，税收和工资占GDP比重都从15％开始下降，而月工资的比重下降得比税收要缓慢，但90年中期来，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工资的相对停滞，已经导致财政收入达到GDP的20％，而工资总额却进一步下降到10％。中国一般民众的收入水平就是显而易见的。“内需不足”也自然成为一个永久的问题。

收入不公可能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体系造成一系列长期的恶劣影响。中科院前年的一项调查，采集了五个省份40个县市的城市居民对当今社会的意见。该调查表明，收入分配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持续的工资收入低迷、难以承受的房价负担和高昂的医疗成本被认为是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另一个相关社会问题是民间相对剥夺感的急剧上升。2008年《人民日报》下属人民论坛的一项大型网络调查发现，68.5％的受访者不满意于当今社会的收入分配，并认为他们的劳动价值被低估和剥削。更重要的，绝大多数(96％)的受访者已经认识到，公权力是造成公平正义缺失的重要根源。相对剥夺感、对社会分配体系不公的怨恨以及对社会阶级固化的担忧，构成了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期隐患。

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经济机会分配问题也是近几年来边疆省份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例如2008年的西藏事件和2009年的新疆事件。当小部分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少数民族青年，不能很好地整合到现存市场经济结构之中，他们对经济意识更强、机会更多的汉族人就容易怀有敌意，误认为汉人在经济上的成功与他们对机会垄断相关。

另一个相关的现象就是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仇富仇官现象，以及底层民粹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仇富”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分配不均和公正缺失的一种病理学反应。近年来，围绕着“富二代”和“官二代”的财富和权力继承，网上讨论不断，激烈言论层出不穷。富二代和官二代往往被视为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均和社会地位不公的标本，频繁受到中下层的激烈批判。而事实上，这只是社会经济差距拉大的一种集中反映，在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这种存在于富人阶层、官员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通过经济增长得到消解，一旦增长停顿或者物价失控，就难免爆发。

最后，当今分配体系的问题，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导致中国经济进入恶性循环，以至最后促发危机。中国经济长期的发展目标是“消费社会”和内需经济，但随着国民收入、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富人和政府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会被导向投资、腐败和财富转移，也就是“钱生钱，钱生权和权生钱”的“内部自循环”当中，而真正建立在劳动和创新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却难以得到当今分配体系的充分支持，必须依靠广大中产阶级才可能强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必然进一步萎缩。这样，中国离共同富裕的中产社会或者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会渐行渐远，而不稳定的经济结构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直到政府的动员能力遭遇到人口、资源和国际市场的瓶颈，最后面临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的局面。

在改革初期，邓小平早已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只是为了目标必须做出的一种不得己的选择。如果收入差距达到一种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改革也就是失败的。现在，改革的设计师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在发生，而政府也在调整政策，只是尚未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呢? 要想调整收入分配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办法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提高劳动者收入也是当务之急。这不仅仅涉及分配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而且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系向“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发展。这种方案的另一个优势是，作为利益集团之一的政府本身，不必从自身寻找初始动力，而是通过适应市场向市场借力。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尽管中国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近年来，虽然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调整分配格局，中国要向发达经济体取经。事实上，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政府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地位，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所以，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地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顺应市场力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这就包括：限制国企垄断和恶性扩张、引入民间力量改革金融体制、拓宽民间融资渠道、加强技术教育、建立官员收入申报体系以及我们现在热烈讨论中的税制改革。通过这样的整体性改革，扭曲的经济结构能够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灰色收入也能从源头上得以限制和管理。最终，中国的税收体系也将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渐进的直接税转型，收入分配也被纳入国家力量的控制之下。

第二篇：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调查报告（范文模版）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问题的迫切性、总体估价近年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后，着重从税法调节、公务员工资、垄断性行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应注意研究的问题，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协调平衡机制。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

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毫无疑问，否定改革以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关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客观的。但在目前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反应日趋强烈的情况下，过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绩，也有突出问题。最突出的成就集中体现为比

第三篇：关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调查报告

【摘要】本文在分析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以及分配不公问题的迫切性、总体估价近年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之后，着重从税法调节、公务员工资、垄断性行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应注意研究的问题，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协调平衡机制。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调节体制改革社会保障

收入分配问题是当前社会各界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收入分配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却存在明显分歧。由于依据不同的判断会形成不同的政策思路并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的思考。

一、关于解决收入差距及分配矛盾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是公认的事实。但目前问题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社会上也有明显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有问题，但并非很严重，收入差距状况及有关矛盾还处于社会可承受能力之内，鉴于部分行业仍存在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再拉大一些也没有关系；另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虽然说还没有引起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至少已经到了可承受力的边缘。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是，大范围的收入差距拉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但从宏观角度分析，收入差距及分配方面的问题已成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来说更加迫切。

从我国客观的收入差距状况看，目前得到社会各界基本认同的基尼系数（城乡合计）测算结果大概在左右。考虑到农民收入与城市收入的不可比性以及对高收入和非法收入的严重统计偏差，实际差距会更大。左右甚至事实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中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按照国际上公认的经验性结果，基尼系数超过就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甚至动荡。由于中国仍是一个低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过大，必然意味着一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而在近几年，这种扩大则伴随富有者越来越富有、贫困者越来越贫困的“两极分化”特征。因此，应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戒。

不仅实际差距状况已经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分配过程中还存在严重的“不公”问题。首先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分配秩序比较混乱。寻租、设租等各种形式的不公平竞争、权钱交易等各种形式的腐败和非法收入问题大量存在，且有泛化趋势；其次是在再次分配领域，调节平衡功能弱化，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的特征。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严重损害了普通公众的基本利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可以说更为突出，使得人们更无法认同现有的分配结果。

综合各种调查研究成果，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满程度相当高，其中作为基本政治力量所依靠的工人、农民的不满程度更高，且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转为对政府以及改革的不认同。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基于严重不满情绪的社会矛盾、冲突已经开始显现。目前各种群体性事件、各种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问题都很突出，收入差距及有关分配矛盾无疑是最重要诱因之一。此外，过大的收入差距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降低居民预期，影响消费增长等等，有关问题在近些年也已经充分显露。

总之，目前的收入差距状况以及分配过程中的各种问题都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如果长此以往，势必会严重影响经济与社会稳定，甚至会断送改革前程，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笔者以为：当前，我国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基本政策目标应是：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体制改革等各种有效手段，在不断提高按“效率”初次分配的合理性、科学性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保证再分配调节后的收入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收入分配调节平衡机制。

二、对近年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估价

鉴于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客观地对改革以来在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实践进行估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无疑十分重要。从所掌握的情况看，目前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也存在明显分歧。比较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认为，虽然目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分配格局调整是成功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收入分配体制已经基本确立。批评性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分配体制改革虽有不少进展，但问题更多，当前的分配体制及分配格局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制约因素，很多矛盾还日趋严重。

毫无疑问，否定改革以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成就以及有关改革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贡献是不客观的。但在目前事实上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反应日趋强烈的情况下，过分突出改革成就也是不客观的。笔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有突出成绩，也有突出问题。最突出的成就集中体现为比较彻底地打破了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计划分配体制，调动了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而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新的、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分配体制和分配格局还远没有形成，并因此导致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换句话说，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对旧体制的“破除”过程，但却没有有效建立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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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部门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计划分配体制造成的平均主义，对此，社会各界都没有异议。年代中期到年代初，则既有计划分配体制遗留的平均主义问题，也有随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变革而出现的差距过大问题，对此，社会各界也没有异议。那么，目前国有部门收入分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前所述，笔者的看法是：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与部分行业内部的平均主义并存。之所以这样讲，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由于所赋予的权力、职责的不同，一些部门可能存在大量的非正常性收入，这部分收入会变相地通过福利、奖金等方式惠及本部门人员；而另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除了国家财政拨付的工资外，基本上没有获得隐性收入的渠道，这些部门的人员的变相收入较少或者没有，客观上形成了收入上的差距。同时，也不排除在同一单位内部，一些人通过权力寻租以及管理层不合理配股所获得的额外收入。

第二，与收入差距拉大同样突出的是机关事业单位以及部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但在改革的层次、力度包括方式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总体推进的效果还不理想。因此，单位内部正常的工资收入仍然存在着突出的平均主义。这种现象的存在，仍在扼杀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解决国有部门存在的主要矛盾，就应该运用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等多种措施，充分引入内部竞争机制，实行人才、劳动力充分流动，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双管齐下，综合治理。

关于机关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首先从公务员工资入手。公务员工资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财政出资；人员比较整齐，差别比较单一，主要是职务和级别差距；机制比较单纯，不直接由市场调节。可考虑尽快着手理顺公务员工资关系，逐步地、稳妥地实现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度。在原则上，比较一致的思路是：扩大职级差别，缩小地区和行业差别；扩大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部分，缩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补贴；增加透明度，加大审计和舆论监督力度。要大力加强中央权威，尽快结束自行其是，谁有钱谁发的局面。

关于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应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建立出资人为主决定收入分配的制度，从产权制度设计上解决出资人缺位问题；二是以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通过建立科学的企业效率评价体系、健全企业内部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完善面向市场的选聘机制，为经营者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下坚实基础；三是深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四是转变政府对企业工资收入分配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

五、关于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节应注意的问题

本文所讲的垄断性行业，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是指有一定自然垄断特性，同时也有很强的行政性垄断性质，通常以国有独资或控股，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全国性、行政性的大公司或主管部门为主的行业。大致可分为技术性垄断行业与政策性垄断行业两种。前者包括水、电、煤气、铁路等行业，其垄断是由生产技术决定的；而政策性垄断则是由政策硬性规定所致，这方面行业有金融、保险、电信、民航、有线电视等行业。

垄断行业依靠国家特殊政策可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工资高、职业稳定，自然成为许多人向往的行业。“能力强不如入对行”，这是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换个单位上班，工资能翻几番”的现象大量存在。像烟草、电信、民航、电力、新闻媒介等垄断性强的行业和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大中型企业，员工的工资收入和各种福利待遇快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显示：××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年工资为元。其中，非垄断行业的农林牧渔业职工工资为元，电力、煤气、水等垄断行业是元，而金融业，职工年工资高达元。如果考虑到工资外收入，上述差距还会更大。××年的《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广州市电力集团公司一名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不到元，但加上奖金、住房公积金及各种补贴后，其年薪可达到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倍。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司机年薪达万元，是广东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纺织、煤炭、粮食、森工、军工等行业有一大批企业陷于困境，员工收入普遍下降，少数人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为继。考虑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不少城市家庭成员就业往往集中于一个行业或一个企业，因此，公有制经济的这种分化在一定范围造成了居民家庭之间贫富差距呈加速扩张态势。

关于调节和规范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制定消除垄断、鼓励竞争的法律法规，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对政策性垄断行业，要加快企业改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使之充分市场化，取消其垄断行业的地位。而对生产性垄断行业，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应以满足公共需要为第一目标，其次才是获取利润。

二是要调控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给垄断性行业职工以中等稍偏上的工资，以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企业利润率，最后才计算产品价位，即生产成本加职工工资，再加上平均利润。举行价格听证会无疑是公共产品定价的有效做法，但前提是听证单位的财务必须透明。

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和职工个人所得税的监管，主要是加强对所得额的审计，准确掌握垄断行业及其职工的真实收入。

六、关于通过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阶层分化是必然发生的

第四篇：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深层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摘要]目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我国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破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二是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关键词]收入分配；不公；制约因素；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2-0018-04

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2006年6月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达到0．47。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横向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比一些南美和非洲国家略低。”收入分配不公平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一、我国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制约因素

最近二十来年，我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持续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沉淀了许多社会矛盾，构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有些甚至到了一触即发的严重程度，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实施的各项改革的核心。那么当前造成收入分配不公深层次的原因有那些呢?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一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一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一次分配中市场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变收入分配差异的重点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进行以分税制为主体的税制改革，以及从上个世纪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到近年来的中部崛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可以说是这一政策的体现。这一政策也体现在诸如扶贫和建立社会低保政策等举措。没有人否认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问题不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执行的力度不够，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现实情况看，至少有两大不利因素在有效地制约着我国政府改变分配的努力：

(1)一次分配制度保障不足。如果一次分配出大问题，那么二次分配怎样努力也会无济于事。要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须从一次分配人手，在这方面，最大的问题是一次分配制度没有法制上的保障。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我国尽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法律上名存实亡。譬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已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譬如在许多省份都存在着“最低工资标准”得不到落实、致使工资比“最低”还低的普遍现象。并且最低工资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只针对城市居民。值得注意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从事的。我国有一亿多流动人口，表明至少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资是没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要保护农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级政府和资本利益者结合—体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2)行政性的经济垄断。经济垄断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的差异影响最大。在国家“抓大放小”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形成了一些巨大无比的国有企业。这些特殊的行业和特殊的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资源。它们与其它一般的行业和一般的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地位，这些垄断性企业，如电力、铁路、电信、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尽管不同的行业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异过大的现象主要是通过垄断行业造成的。国有垄断企业分配失控，是造成分配秩序混乱的根源，主要表现为分配规则的混乱、无序，资 1

金渠道过多、过滥：国家垄断经营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差额利润，并没有上缴国家财政或转为国有资本金，而是直接或变相地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越是垄断性的行业，工资管理越是失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要这个结构还存在，不仅改善收入分配情况没有任何希望，而且也会导致公共资产的严重流失。

2、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短缺”。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的严重不足。提供公共产品应该说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况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内容。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医疗是公共服务产品主要表现形式。这些年来，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努力不少，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更是近年来政府改革的目标。但现有的公共产品显然没有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1)公共产品“短缺”且不合理倾斜。提供公共产品对我国政府来说还是一个新概念，一种新的实践。公共服务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如果“以钱为本”，那么就难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务。更为严重是，现在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中大多是向有钱人群倾斜的。无论是教育、医疗和公共交通，更多地是为富人提供方便，而给穷人设置种种障碍。尽管近年来这些领域的各项基础设施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穷人仍然是处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景况，乘车难也到了使人望而却步的地步。教育的过度市场化把穷人的孩子排挤在校门之外。医疗改革的利益性导向使一些人选择死亡。城市交通改革为个人汽车提供方便，公共交通则难以改善。而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向富人倾斜主要是因为富人有更多渠道去影响政府的决策。要想实现分配公平，就必须使社会的各种利益主体都能够在制度约束与市场竞争下各得其所。要实现这一点，政府部门必然要直面体制弊端，相关改革措施要真正敢于触及某些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建立起符合和谐社会需要的利益均衡机制。(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2)公共权力的“寻租”行为使收入分配扭曲变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是权钱交易，是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社会争议的真正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产生的巨额的政策“租金”，权力的介入造成机会的不平等，目前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恐怕主要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腐败造成的收入不

平等占多大的分量?应该加以估量。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近期突出地表现在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划拨与交易、贷款及各种许可证的发放、稀缺资源的调配、上市指标和各种投资项目的审批等方面。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它极大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导致了收

本文原文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不仅没有逐步缩小，而且呈现拉大的势头。据资料分析，198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28倍，2003年扩大到3．23倍。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有所松动。但至今“二元结构”特征在一些地方仍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国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经济待遇。特别是差别明显的城乡就业福利政策。并未随着改革的深化而完全消除。比如，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仍然受到多种有形无形的歧视和制约。加之公共财政对农村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程度不高。整体经济增速偏低工业基础脆弱，财政实力不强。当地财政根本无法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扶持的力度，致使“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欠发达地区仍然停留于一种美好的愿望，而难以在改变农村落后现状中产生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一定的必然性，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离开了具体的公平原则，就无法对收入差距合理性作出判断。

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对策思考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异的拉大不可避免。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极易出现所谓_“拉美现象”，拉美的教训是：总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低层民众的利益，就有可能导致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一旦这个群体被排挤在发展之外，那么这个社会很可能孕育危机，经济也可能无法持续稳定的发展。

我国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不能太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其形成主要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人手。亟须政府进行自我完善，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确保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因此应从以下方面思考对策：

1、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性安排完善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现阶段，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1)推进政府体制改革，避免行政权力转化成不平等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分配关系，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体来讲，政府需要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

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另一方面，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让各利益主体在同一平台博弈的基础上达成共识。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2)消除行政性行业垄断，避免垄断利润转化为不平等收入。行政性行业垄断的存在，是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的范围和价格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行政性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铲除滋生腐败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土壤。具体来讲，政府要做好以三件事：一是加强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企业内部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二是制定消除垄断引入竞争的法律法规，监督和约束企业行为，确保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三是加强对特殊行业的监管，审计企业利润，规范员工收入，完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3)促进机会均等，避免机会不平等带来收入不平等。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在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机会的不均等，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我国人口众多，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一旦起步他们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人们获得资源的机会不均等，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

为此，政府要做好以下几件事，一是积极推动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确保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二是逐步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三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逐步实现所有人拥有平等的社会保障机会；四是进一步完善投融资体制，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融资机会。

2、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面对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政府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和判断，除完善和规范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外，更应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舆论导向，采取一些有效的公共政策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

(1)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抓好“低保”政策的落实。在我国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

步建立起来的条件下，结果不平等问题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务之急是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低保”(最低生活保障、最低教育保障、最低医疗保障等)。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社会保障对劳动者的覆盖率比较低，医疗、失业保险覆盖还不到20％，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的社会保障。针对这种现状，政府应该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在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除了对贫困者提供救济之外，更建立了覆盖所有人口的福利制度。首先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五年规划中的一个约束性指标。这是目前国家财力完全能够做得到的。另外一方面，是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这件事也是目前的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2)完善收入调节机制，为三次分配提供多样化的渠道。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白津夫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当前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强调三次分配尤为必要。”目前，政府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来贴补低收入者，实现收入的再分配，进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针对这种现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媒体专访时，强调仅仅依靠以效率为主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财税为主的二次分配，并不能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应该大力提倡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鼓励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二次分配要讲公平，而三次分配则要讲社会责任，先富起来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通过慈善事业等方式，来帮助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医疗、文化、教育和生存条件。政府可以鼓励高收入者从事慈善事业，资助失学儿童、建立希望小学或者建立敬老院等，还可以鼓励高收入者拿出部分收入成立非盈利性基金，完成一些针对低收入者的资助项目，对于从事这些捐钱方式的高收入者，政府可以考虑适当的减免税收。这些方式在发达国家是非常常见的，形式多样，而在我国还比较少见，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其中比较好的方式，为高收入者提供多样化的捐钱渠道。

(3)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是本着“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教育卫生条件等公共品的投入。让我国广大农村和农民逐步享受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温暖；二是要改变以往简单化地加快城市化的做法与倾向，真正本着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要求，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首先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切制度性障碍，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人为的地域分割、城乡分割的状况，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为人们在参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的过程中有一个比较平等的机会。帮助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和产业之间实现有效转移。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已经在缩小收入差距上起了显著的作用。三是要在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和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从而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总之，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同时要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问题。实践证明，任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举措都已经证明不能有效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要达到收入分配正义，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能够保证基本社会正义的政治体系，而且也是一个能够提供基本社会正义的经济体系。

第五篇：浅析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法政学院

本科生毕业论文

浅析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班 级： 09思想政治教育汉班 学 号： 20091103300 姓 名： 指导教师： 包桂芹

2013年 5 月 20 日

目 录

摘 要.............................................................1 关键词............................................................1

一、收入差距的现状..................................................1

（一）个人收入差距较大...........................................1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1

（三）地区收入差距较大...........................................2

（四）行业收入差距...............................................2

二、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3

（一）个人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3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5

（三）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5(四)行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6

三、收入差距解决对策................................................6

（一）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对策.....................................7

（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9

（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9

（四）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错误！未定义书签。

四、结语...........................................错误！未定义书签。致 谢.............................................................11 参考文献...........................................................11 英文摘要...........................................................11 英文关键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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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法政学院09思想政治教育（汉）班

指导教师

包桂芹

摘要:近几年，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贫富差距直观地表现为收入差距，研究收入差距问题对于了解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本文通过对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实证地分析，找出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收入差距的对策，以希望对消除贫富差距或控制贫富差距的限度有一定的帮助，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安定有序。关键词: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分配制度

一、收入差距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我国的贫富差距是指我国社会中，个人财富不均衡的现象，即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占有的差距。贫富差距直观地表现为人们收入的差距，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一）个人收入差距较大

基尼系数是20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斯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也就是个人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

1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0.6为两极分化的警戒线。2012年12月初，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京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61，这一数字，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我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之大，甚至出现了两级分化。2013年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表明堂公布了过去十年的中国基尼系数，2011年为0.477，2012年为0.474，这也说明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0.61、0.477、0.44这样的数字发人深省，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之大不得不引起个人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的贫富差距。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社科院在2004年的报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中指出：“中国与其 1 尹志超.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J].西南财经大学学报,2012（22)：23—28 他国家相比，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组数据中反映出来：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才3587，相差3.25倍。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农村人均纯收入为5153，相差3.33倍。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为23979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2011年城乡收入比为3.43:1，较2009年的3.33:1扩大。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2012年城乡收入比为3.10:1。这些数据明显反映出了城乡居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保持在3倍以上，并持续扩大。2012年城乡收入差距略微缩小，但这并不能否认扩大的趋势。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贫富差距。

（三）地区收入差距较大

与我国地势的三级阶梯相应地形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区域，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历史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就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就更大了。一是东中西部地区GDP差距拉大。从中国政务信息网的数据资料来看，1991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442元，中部地区人均GDP为1464元，西部地区人均GDP为1308元，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1:0.60:0.54；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102元，中部地区人均GDP为5459元，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172元，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1:0.54:0.41。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3337元，中部地区人均GDP为6921元，西部地区人均GDP为5271元，东、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之比为1:0.51:0.40。1从这三组数据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差距扩大，表明了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扩大。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东、中、西部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已经呈现出阶梯状发展，从东地区生产总值依次为5万亿元、2万亿元、1万亿元以下的梯队行分布。东部地区如浙江省GDP为3.2万亿元而西部地区的宁夏回族自治区GDP仅为2060亿元。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差异，以及现实经济发展速度、效率的不同，造成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收入的差异，反映出了我国的贫富差距的客观存在。

（四）行业收入差距

行业收入差距是理解我国收入差距的重要视角，从而有利于我们理解贫富差距问题。当前我国的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数据得到验证。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收入最低的行业的2.17倍。20世纪80年代，中国行业 1.中国地区收入差距报告[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22)：23—28 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坚持在 1.6-1.8 倍左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行业的收入差距明显增大。1995年的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是最低行业的2.23倍，1999年是2.49倍，2000年为2.62倍，2003年增至3.98倍，2004年达到4.25倍。2011 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为260035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71082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3.66∶1。1像石油、烟草、铁路、电信等垄断企业和突出部门，掌握大量资源，通过垄断经营获得暴利，进一步拉大了我国的行业差距，比如2004年前三季度,石油、烟草、铁路、电信等行业企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25%—60%,电力、能源、运力、银行的垄断更拉大了这些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收入差，比如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16家上市银行共盈利3000亿元，相比之下一些中小企业同期仍处于亏损状态。这种因行业差距而导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

原因与结果的联系是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范畴。只有真正地了解了事物产生的原因才能客观地对待其引起的结果。所以，我们只有真正地了解了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全面地认识贫富差距问题，从而提出合理可行的解决对策。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贫富差距这一结果的呢？

（一）个人收入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人的素质不同决定了个人收入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能力的大小是与收入成正比的关系，能力越强，收入越高，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创新进取的积极性。进入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以后，高收入者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具有合理知识结构、良好的敬业精神、发现机会的能力和把握机会的勇气、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等优秀品质的高素质的人。应该说，以此形成的个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而且这样的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可以而且允许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

第二、市场竞争产生的影响，造成了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经过 30 余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己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确定，市场己经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力量。在收入分配领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方式，并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因此，在市场竞争过程中，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经济组织因竞争能力的差异、劳动贡献和要素投入的不同，收入差距的形成及扩大是必然的。由竞争形成收入差距特别是初次分配领域的差距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1张丹.中国贫富差距探析[J].知识经济,2011(05).33-34 第三、由贪污腐败造成的“灰色收入”是个人收入差距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由于社会各项体制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过的“灰色收入”主要是在物价、货款利率、人民币汇价、土地供给等“双轨制”下的差价收入和公款消费等。通过“双轨制”牟取暴利，是“灰色收入”的一个典型，而公款消费是“灰色收入”的另一个典型。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而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的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被加重。

第四、税收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个人收入的差距。现在，我国存在着税收执法漏洞多，手段落后等问题，使得少数应收国税流失到部分个人手中，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个税最大的功能除了 “增加财政收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调节贫富差距、平衡二次分配。因此，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与个税制度失效有很大的关系。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重点是高收入者，目前这部分人己有相当数量，主要包括部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国有企业的承包者、外资企业中方高中级管理人员、歌星影星、涉外导游、部分机关事业单位负责人、某些专业人才紧缺的技术人员、证券投资中获高利者等，其中不乏畸高收入者。偷税逃税主要发生在这些人当中。据税务部门介绍，目前偷漏税现象十分严重，每年 50%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收不上来，个体经营者中的90%以上和私营企业的80%以上都有偷漏行为，特别是一些“三资企业”和“挂靠”企业，大部分名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实际都为个体或私营企业，偷税行为比较普遍。尽管对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做了多次调整,但是，他们仍然是纳税大户,承担着60%—80%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新税制实行后，一些个体企业转为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也使个人所得税征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了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社会保障体系广义地说，以失业、养老、医疗保险和工伤、生育保险为核心,还包括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内含广泛，旨在保障人民解脱生老病死的后顾之忧，并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几年,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花了不少功夫。1正如《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确立。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是我们应清醒地知道我国的社会保障 1王静静,万兵.当前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对策分析[J].消费导刊理论版, 2008，（23)：24—26 体系的建设只能说是正处在启动的阶段，实际起作用的社会保障项目还不多，保障的层次还相当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我国农民绝大多数人仍未纳入社保体系中。对失业人口,例如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相关的保障政策。对即将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完整的应对方案。而且近年来,医药费用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此外社会保障决策和管理权限分散，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性和连续性等等因素,致使我国的社会保障乏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差距的加大。农村的社会保障才刚刚起步，问题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未来的社会贫困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贫富差距就会进一步加剧。

（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分为两个部分：即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二元经济结构就是泛指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产业部门比重过大、现代工业产业部门比重不足而造成的城乡差距十分明显的状况。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有着自己的特点。

首先，在城乡之间筑起一道道壁垒，阻碍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削弱了资源配置的效果，使农民与市民在劳动就业、收入水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生活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使贫穷落后的农村与先进文明的城市形成明显反差。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其次，城乡投资不平衡。国家财政在城乡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投资上存在的城乡差别。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农业和农民，无论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还是吸引和消化外来资金能力以及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都远远不如城市和工业，正因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实行了向农村、农业、农民倾斜的政策。但在我国的制度体制下，处于弱势的农村和农民长期没有享受到政策照顾。近年来，虽然国家和社会提高了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三农的投资”大大高于以前，但短期内仍没有改变农村生产力落后的事实，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在全社会共同创造的经济资源使用上，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的机会、拥有更多的使用权，农民享受不到与市民同等国民待遇和机会，成为 “二等公民”，这既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三）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第一、历史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由于东部地区开发早，工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对外资吸引力大，东部沿海，交通便利，对外贸易发达，在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及发展经验，促进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中部地区人口众多，以发展农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影响了中部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进程。西部地区深居内陆，交通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自身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开发，以至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这种由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差距对现阶段地区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政策扶持差异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根据 “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由此带动全国发展”的大思路，我国将效率原则和效益目标放在区域经济布局和发展的优先地位，制定并实施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财政、税收、稀缺资源的优先供给以及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建设成就斐然，经济飞速增长，同时拉开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距离。实践也证明实施“让一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战略是科学而卓有成效的。问题在于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落后的地区，先富帮后富，这后半段的战略思路没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导致了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虽然实施了“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一定的程度的控制，但是差距依然很大。对东部地区的政策倾向和优惠程度，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滞后和优惠程度小，导致了地区收入差距。

(四)行业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行业垄断是传统计划经济中“条状分割”的产物。由于行业垄断由政府的主管部门实施，所以能够创造出完全排斥竞争的效果。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并非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最大的市场价值和最多的物质财富，而是公共权力参入了社会财富分配。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的收入差距，与它们的经济效益、劳动强度及其劳动复杂程度的差距关联性较低，与其垄断程度高低及对国有资产处置权力大小成正比。1长期以来，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石化等投资收益高的领域，几乎全由国有资本包揽，其他资本难以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经营。因缺乏公平竞争的平台，垄断行业独享经营机会，优先占有了属于国家和全体国民的短缺稀有资源，使得行业平均利润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利润，形成行业垄断利润，由此造成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这些行业，从而极不合理地拉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

三、收入差距解决对策

1阳光地带.《关于城乡差别的调查报告》[J].经济学报,2009(06):44-45 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国家和人民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完成；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也不是片面的解决某一方面的收入差距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全面的问题。只有在了解了贫富差距问题产生的原因，认清贫富差距的现状，才能从中寻找出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对策。只有将各方面收入差距的问题有效地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本文第三部分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对策

个人收入差距是贫富差距形成的基础。所以，要想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个人收入差距的问题。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完善市场机制，增加个人收入。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市场行为,制定符合国情的公正、公平、规范的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作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分配与自由流动,形成市场机制下的平均利润率,形成合理流动的就业机制,以消除不平等竞争下形成的不公平的利润差别和收入差别。坚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努力缓解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完善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等分配制度。1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治理整顿不合理收入，依法取缔非法收入。加大监察力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禁止拖欠、克扣工资等侵害职工利益的行为。

第二、打击贪污腐败，取缔非法收入。首先应该对“灰色收入”做出法律上的界定，合法收入为“白色收入”，将其纳入税收监管范围。非法收入即“灰色收入”应采取相关措施予以杜绝。一经查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其次，取缔非法收入，关键是杜绝贪污腐败，那么应该进行廉政文化建设。2010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中有如下规定：“廉政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廉洁政治和廉洁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环境，使反腐倡廉的思想潜移默化地进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从思想意识上铲除公务员灰色收入产生的土壤，遏制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为公务员灰色收入的治理提供道德保证。

第三、调节税收制度，缩小个人收入

1黄金旺.贫富差距扩大带来负面影响[J].中国工人，2008，（5）：26 首先，通过各种方式强化纳税意识，提倡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应完善信息共享，加大税法宣传力度，采取不同方式、多渠道、全方位的税法宣传，注重普及教育，加大税法宣传网络建设，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和金税网等载体，扩大宣传的覆盖面辐射面，使税法及相关规章深入企业，走入机关、面向社会、走向家庭，促使广大公民依法纳税观念根深蒂固。

其次，增加新的税目。由于个人所得税法制定较早，一些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派生出来的新的个人所得税在税法中并没有涵盖，因此应考虑增加新的税目。比如，,适时开征遗产税等税种,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税种。遗产税是对财产所有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征收的一种税,赠与税是作为遗产税的补充税种开征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纳税人生前大量赠与而逃避遗产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富人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有关遗产税的问题也开始成为热点问题。

再次，继续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强个人所得税税收征收管理，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个税的征收重点应该转移至高收入群体，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监管。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降低低收入者的税负。个税起征点提升可直接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实际收入，这除了能通过拉动中低端消费利好消费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压力、提升利润率。中低收入人群税负降低将带动民生改善以及大众化消费市场崛起。

最后，加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打击力度。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偷税漏税会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影响民生建设。国家应该运用法律手段，出台相关法律制度，集中力量全面整治，对偷税漏税者予以严厉打击，坚决依法惩处，以法律的威慑力来对付靠偷税漏税取得的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创造条件。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人们生活条件

社会保障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准。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劳动者既面临机遇又承担风险。建立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竞争，使失业、病残、意外伤亡等生存风险随时可能降临，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和服务，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

首先，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以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的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制定时应科学地制定标准,不同地区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可以有所不同。其目的在于保障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以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 助力度，保证人民基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保证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应基本建立起一个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权利和义务相适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最后，加强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实行多层次保障方式，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扶贫救困”的功能。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业保险，使人民真正“幸福”。

（二）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是贫富差距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贫富差距的关键。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必须突破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通过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来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并随之建立一套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方面享有国民待遇，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的渠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跨越发展。

二是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改变以往片面突出城市和工业发展、牺牲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模式，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速度，加快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和现代化的步伐，加大对农业科研开发与应用推广的投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推动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实施 “特色农业、高效农业、绿色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1

三是以提高农民素质技能为突破口，巩固义务教育普及成果，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实用农业技术培训、指导，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同时要放开农民，放活农村，保护农民权益，相信农民力量，充分调动农民创造财富、建设家乡的主动性、积极性，为现代农业持续发展提供力量源泉。

（三）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第一、在观念上，高度重视区域统筹，由不均衡发展模式向均衡发展模式转变，大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努力缩小地区差距。我们不仅要帮助和支持落后地区加快发展，还要保证较发达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只有东、中、西部地区统筹协调发展，才能最终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第二、加强宏观调控，国家应在投资、金融、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方面加大扶 1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持力度，给予适当国家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人才、劳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开拓市场，切实把搞活流通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到“龙头”位置紧抓不放。全面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内对外开放，为其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引进外部资金、先进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争取重大的工程项目也加速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充分发挥东、中、西部的优势互补，加大东部和中西部的经济、技术合作，鼓励东部发达地区支援中西部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四是增加对中西部的科学教育的投资，促进中西地区教育和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着重培养西部建设人才，提高西部地区发展经济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走上一条主要依靠自己发展，实现脱贫致富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坚实道路。

（四）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行业垄断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对我国贫富差距的解决有很大的影响，要打破行业垄断，必须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打破行业垄断，一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消除行政权力直接配置社会资源。市场经济强调公平竞争，为此必须逐步打破导致机会不平等的垄断体制，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缩小国家垄断行业的范围，进一步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法》，尽快制定《反垄断法》，消除垄断利润，加速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各行业处于平等地位。对当前国家垄断的行业应放开经营，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深化财务监督，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垄断利润归国家所有，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对不正当竞争等手段要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大力扶持困难行业的发展，国家在给予一定的扶持下，要及时保证国家应有利益的收回。

二是加强对现有垄断行业、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监管，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一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的政策，把福利货币化，隐性收入显性化。另外通过多部门配合，对高收入行业的集体收入、个人收入及个人所得税情况进行监控。同时审计、税务部门应对这些行业执行国家劳动工资政策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对超过工资总额计划发放工资及工资外收入坚决予以制止。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与公开化，建立对政府机构和公务员行为的监督与约束机制，从源头上治理个人或小利益团体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对等的原则。

四、结语

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收入差距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贫富差距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体现。本文对收入差距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更好的研究贫富差距问题，为贫富差距的研究奠定基础。希望通过对收入 差距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

致 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包桂芹老师的多次精心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李宝怀.《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版.[2]董全瑞.《收入分配差距因素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许伟.《中国城镇居民劳动收入演变及其原因》[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上海：上海经济研究，2012.[5]翟继光.《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差距调节功能及其优化》[J].重庆：重庆社会科学，2012.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ed

China's income gap College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Gao Yanxin

Directed By Bao Guiqin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become a growing focus of attention.The negative effect,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has affec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of our country.Intuitively show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come gap, the income gap problem in understanding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in China has a lot of help,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income gap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 ou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ome gap, and on this basi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come gap, to eliminate or control the limit of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as certain help, finally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and orderly.Key words: The income gap,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 The distribu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