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藏文字起源与传播的历史溯源与实物考证
摘 要：藏文字的出现和产生把青藏高原的历史从口传文明带入了书写文明时代，也使这里逐步发展出具有独特地貌特色的文化。但是，对于藏文字产生的具体历史时间，由于时代迷雾的遮掩，一直在藏学界存在激烈的争论。本文从青藏高原部族发展的地域空间扩展和藏民族逐步形成这两个新的研究视角入手，探讨了藏文字产生的历史大致时间，同时回应了此问题相关的学术论争。
关键词：藏文字；地域扩展；藏民族；需求
作者简介：马元明，男，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学及藏族文学。
[中图分类号]：h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4--02
一、吐蕃政权建立呼唤藏文字的出现
公元6世纪末，随着松赞干布把偏居雅砻河谷的吐蕃政权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台，吐蕃政权也成为亚洲政治角逐过程中的一只重要力量，逐步走向政治前台的吐蕃王朝不仅面临着与唐朝、南方的天竺、西边的大食不可避免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交往，而且一些刚用武力征服的部族也需要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进行整合。而在此时的历史节点，语言和文字不仅是吐蕃周边众多主要政权依凭使用的重要传播工具，也是维系民族稳定和团结的重要纽带和桥梁。但是，此时的吐蕃社会不仅没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文字，就连统一的语言也还没有正式形成。由于言语乃是最初的社会习俗，言语的形成只能是源出自然。人为地改变一个地区或部族的语言需要漫长而艰巨的付出，而且言语交流具有强烈的空间限制，所以在庞大的新王朝推行一种通用的语言是当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于是吐蕃高层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种新的交流工具――文字。与语言相比，文字完全是人为的东西，它使人从过去依靠听觉转移到对视觉的重视，它可以把人从语言交往的狭小地域环境中解放出来，把不同地域、不同空间的族群通过相同的符号联系起来。虽然此时吐蕃社会并没有文字的雏形，但与吐蕃相邻的唐朝、天竺等都早已有了完善而发达的文字。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字创制经验成为吐蕃文字创立最实际、最便捷的途径。
二、藏民族建构对藏文字出现的需求
在《吐蕃简牍综录》一书中，王尧等藏学家通过整理新疆出土的木简后发现，涉及到吐蕃部落和著名氏族的多达84支，在木简记录的氏族有没庐氏、属庐氏、那囊氏、白兰、昆氏、娘若等，这些都是与吐蕃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的古老氏族。而在木简中出现的部落有琼波部落、蔡邦部落、朗迷部落、洛扎部落、喀儿萨部落等。这些古老氏族和众多部落一同出现在西域，印证了吐蕃政权在军事行动中全民参与的军事特点。这正如著名藏学家王尧所指出的：“一次次的战争，就一次一次扩大了联盟。《新唐书?吐蕃传》载：“赞普与其臣岁一小盟„„三岁一大盟。”我们从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看到，藏文字在吐蕃政权统一后很快便被创立了出来。藏文字的出现，不仅使吐蕃政权高层很快克服了语言传播面临的空间困境，而且在藏文字的识字活动过程中，使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习俗背景的部落贵族们逐步脱离了过去千差万别的知识、文化习得模式，进入到一种依靠视角获取知识的统一模式。相同的文字、相同的学习方式使这些部落贵族们慢慢形成一种相同的思维习惯和心理感知模式，一个民族形成的基本要素就这样一点点汇集起来。
我们从现存的金石碑文和敦煌出土的大量古藏文文献的内容记载可以看到，从吐蕃王朝建立初期创制藏文字（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末，在这近200年时间内，藏文字在吐蕃社会中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一个以贵族、僧侣为主体的识字阶层也得以形成。首先，在吐蕃的政治生活中，藏文字成为一种重要的统治、管理手段。每每遇到重大的政治活动，以金石碑文记载历史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色。公元763年，吐蕃大?⒍骼肌ご镌?路恭率领蕃兵占领长安归来后，藏王在拉萨布达拉宫南面建立了纪功碑。该碑东面简述达札路恭的功绩，并提及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南面叙述了达札路恭因告发逆臣末?东则布和朗?迈色而飞黄腾达的过程。北面的碑文描述了吐蕃王室承认路恭的功绩和对王室的忠诚，并赐予他本人及其子孙后代的各种奖赏、特权以及刑事豁免权。桑耶寺碑也是此时段藏文字流行的又一佐证。据黎吉生、王尧等藏学家考证，桑耶寺碑是为了庆祝桑耶寺落成而立，由于碑文上没有写明具体的立碑时间和赞普的名字，据相关的文献推断可能立于公元779年或公元791年。在雅砻河谷吐蕃王室墓地附近的琼结村，有一座石桥，在石桥的北面，镌刻有一份碑文文献，由于碑文磨损严重，上面的文字已经难以辨认，黎吉生访问了碑文遗址，转录了可以辨认的几个片段。后来，他在仁钦泽旺诺布的一本集子里找到抄于15世纪时期的完整碑文抄本。他将抄本与自己的笔记结合起来，重新复原了一份碑文文献。该碑文文献描述了赤松德赞的统治及其功绩，值得注意的是碑文的叙述方法，将传统表述和佛教术语结合起来了。除了以上碑文外，工布石刻（又称第穆萨摩刻石）、洛扎摩崖石刻是我们研究藏文字在吐蕃境内传播的另一个关注的重点。从地理分布上来看，达札路恭纪功碑、桑耶寺碑和琼结桥碑都位于以几曲河为中心的吐蕃政治中心，但是工布石刻却位于远离拉萨325英里的工布地区。该石刻记录了赤德松赞时期颁赐给工布噶波家族的免税敕令，以回应有关吐蕃税务官员不公正的抱怨。文献表明，噶波家族宣称自己也是神秘、高贵的聂赤赞普的后裔。此外，文献还指出，在吐蕃政权成立之初，一位高贵的祖先曾对王室作出过特殊的贡献，为此，特许了他各种特权。洛扎石刻位于拉萨南部离不丹不远的洛扎的一个边陲小镇。该石刻也记载了此地区的统治者与吐蕃密切的渊源关系。碑文内容译为汉文如下：
天神之子赞普驾前，德门得乌穷忠贞不二，对赞普的身与政，曾作殊胜德功。为此诏敕曰：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若社稷之永固，其所属奴户、封地决不减少；得乌穷之营葬应法事优隆。在任何赞普后裔掌政期间，其墓如有毁坏，由东岱专事修建。为得乌穷之父洛朗之子孙蕃衍□□□□□□□□□□立盟誓。天神赞普之亲属贡格布王，□□□□臣以及四子舅臣均参与盟誓。誓文另置于密室。这两个碑文的独特意义在于表明，藏文字创立之后，它并没有局限在王朝中心这一狭小的地域范围之内，而是在远离政治中心之外的广阔地域得到了推广。金石碑文作为一种具有时间优势的传播媒介，如果说真切地为我们记载了吐蕃时期藏文字在王朝高层使用的状况。那么陆续发掘出的古藏文木简进一步为我们揭示藏文字在吐蕃广阔社会层面的流变状况提供了清晰的物证。从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探险考察中获得写有古藏文的木简后，陆续又有俄罗斯人马洛夫在此发掘出相似的木简实物。解放后，随着我国对考古工作的重视，在新疆、青海等地区又相继发掘出来大量的刻有藏文的木简，这些发掘出来的木简实物通过中、外藏学家们的辛勤工作，逐步被整理、翻译出来，形成了今天我们研究吐蕃时期极其重要和可靠的文献资料。我国著名藏学家王尧、陈践在借鉴外国研究成果和自己对后来相关发掘实物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了《吐蕃简牍综录》一书，详细分析和介绍了这些木牍所记载文字的内容和相关情况。从王尧等人的分析可知，这些木简主要记载了公元7世纪至公元9世纪这一历史跨度内吐蕃在当时的西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我们从木简广泛使用的情况也可以推断出藏文字在7世纪初被创立以后在吐蕃社会的使用状况。在《吐蕃简牍综录》中一共收录了464支木牍，这些木牍所载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氏族、宗教等方面，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我们仅以经济方面的相关记载作一个例子。在464支木牍中，有31支记载的内容是反映了当时吐蕃在西域这片新征服土地上所实行的经济管理、农业生产和税收情况。木牍上的藏文字不仅清楚记载了对新获得土地的封赏情况，而且对土地的性质也作出了清晰的区别，田与地分别有相应的藏文指对。在土地的税收上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出现了突税、纳突、突课等内容丰富的藏名词。更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藏文字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也有所反应。比如编号为71的木牍就记录了借粮的内容：
和„„付与开那（借）麦一克五升；拉贡鲁祖（借）麦五升、青稞五升；尚琼（借）麦一克；古穷（借）青稞三升、麦五升；用三分俸田合王田一突。付岸（本）悉斯禄俸经费麦一克半。依主母之命，借给部落使，悉斯之子麦一克半孔息兄弟麦两克半
编号76号木牍记载内容：
若不便于办理，可让保人在上面捺指印。寻一借口，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照口粮标准借给„„
通过以上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7世纪开始，藏文字在远离吐蕃王朝本土的西域慢慢得到推广，在7至9世纪之间，藏文字的使用已经普及到这个新征服土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我们知道，在集权社会中，文字的传播是由中心向四周呈现网状扩散的，西域地区广泛使用藏文字的情况和前面吐蕃高层钟情碑石勒字记载历史的举动说明了如下一些历史事实：一是藏文字在它创立不久之后就在吐蕃王朝上层社会广泛使用、传播，一个以上层社会成员为主体的识字群体得以最先形成。二是以吐蕃王室为中心的政治组织体系得到了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的认同和支持。三是藏文识字使得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具有了规范和清晰的物化形式。
三、对学界关于藏文字争讼的回应
对于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字以及藏文字的确切创立时间，在藏学界还存在不少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藏文字在松赞干布以前就已经存在，认为藏文字是吞米?桑布扎首创的原因是后期的佛教为了战胜苯教文化的抗衡以及处于崇尚印度佛教文化的心理，臆造了关于桑布扎首创藏文的观点，将藏文的渊源归溯印度。
我们认为，从悉补野王统世系开始到松赞干布早期的这段时间，悉补野王朝确实处于口传传统阶段，随着松赞干布逐步统一青藏高原，吐蕃政权的地域范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以前依凭口传交流的传播方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吐蕃空间领域的拓展，现实的政治需求迫使王朝高层开始考虑文字创制的必要。尽管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松赞干布倡议创制藏文的实物证据，但从松赞干布以后不久就留存下来的碑文等实物和相关藏文典籍记载可以推断，松赞干布时期开始藏文字的创制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实际和藏文字的演进规律的。藏文字的创立使吐蕃社会从口传逐步过渡到以文字为依托的书面文化阶段，同时，藏文字的出现也使吐蕃统治阶级在政治建构、社会化组织、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和族群的智力开发等方面有了更加便利的技术手段，吐蕃也随着藏文字的不断推广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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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
第二篇：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协商汇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社团民非组织的放开，全国各地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分分成立。那么大家究竟对商会组织的宗旨、形式、职能及运作模式了解多少呢？本专题将为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中国商会组织的创立起源及国外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以供各级商会学习借鉴。
一、中国商会的溯源与发展
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据史料记载，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西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从古代到近代，商会组织的形式如下：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
中国真正的商会制度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可以说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著名的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他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有赖于清政府官方的强力推动。清政府推动建立商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清政府希望通过商会向官员阐述商人权利，同时传达政府政策并使这些政策被商人所接受。
1903年，在郑观应、康有为、张謇和一些清政府官员的呼吁下，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商部成立后，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成商会的成立，全力推进全国各级商会的建立。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项法律文件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内容包括对商会宗旨的规定、商会的设立等。它规定：商会应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同时要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重商之脉络。
《章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第一个创立的商会是上海商务总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商会就发展为具有800个商会和分会的全国性网络，并成立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中，商会的职能被描述为九个方面：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穴；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商税和议结对外商约；裁判商事；竞赛商品；其他商务。
从中国商会创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就商会与官方密切关系和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商会又多少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商会领导人和部分会员都具有准官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所以中国的早期商会是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28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成了中国商会正式加入国际商会的起点。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商会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
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
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第三篇：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远程教育的分代
远程教育起源的两种不同的观点:
远程教育起源于英国；(丁兴富)
远程教育起源于中国（谢新观）。
1.远程教育起源于古时代中国的有关论述在中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
都存在以“教”、“学”，“师”、“生”异地为主要特征的远程现象。
中国古代的远程教育现象是一种古老的初始型的远程社会教育现象，同近代、现代远程教育的特征不尽相同。
2.远程教育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有关论述
近代国外远程教育主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
1840年英国伊萨克·皮特曼首先应用函授方式教授速记。随后，各类私立函
授学校和学院纷纷设立各种职业技术培训课程。
原因:对人才的需求,传统大学面临压力,技术的发展
2.远程教育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有关论述
大学层次远程教育的起源（19世纪中叶）
英国的新大学运动
1849年伦敦大学首创校外学位制
采用自学、函授、业余夜校等方式发展校外高等教育的范例
美国的大学推广运动
1862年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和一批授地大学的创建
一种采用学分制的非住宿的业余教学的大学
远程教育的早期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函授教学观点被许多国家接受
美国伊里诺以斯州立大学（1874）、芝加哥大学（1891）
南非好望角大学（1873）
新西兰大学（1880）
澳大利亚女王大学（1909）
前苏联1926年11所函授大学和学院
二战后很多东欧国家额举办了类似的大学层次远程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1952），东北师范大学(1953)
3.产生两种不同观点的原因
两种观点的分歧：
古代的一些教育现象是否是远程教育现象。
新的问题：
什么是远程教育？
两类专家的远程教育定义所谓远程教育就是为了解决师生双方由于物理上的距离
而导致的、表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教与学行为间的分离而采取的、重新整合教学行为的一种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将具有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谢新观，2001)。
学校远程教育是对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助学为辅，教与学的行为通过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联系、交互和整合的各类学校或社
会机构组织的教育的总称(丁兴富，2002)。
4.广义的远程教育和狭义的远程教育
两个远程教育定义中存在的分歧：
是否应该将学校和教育机构作为远程教育的本质属性？
引出问题：
学校和教育机构是教育的本质属性吗？
引出对教育内涵的两种认识：
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
狭义的教育和广义的教育
狭义的教育：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或其他社会机构组织的教育，是教育组织
者依据一定社会(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广义的教育：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活动和人际交流中(包括学习者
自主组织、设计、实施的自我教育)；
对教育的两种理解造成对远程教育的两种定义：
广义的远程教育定义；
狭义的远程教育定义。
广义的远程教育和狭义的远程教育
广义的远程教育：远程教育就是为了解决师生双方由于物理上的距离而导致的、表
现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教与学行为间的分离而采取的、重新整合教学行为的一种教育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将具有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不同表现形式(谢新观，2001)；
狭义的远程教育：学校远程教育是对教师和学生在时空上相对分离，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助学为辅，教与学的行为通过各种教育技术和媒体资源实现联系、交互和整合的各类学校或社会机构组织的教育的总称(丁兴富，2002)。
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远程教育的分代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形式化阅读活动（25分钟）
请阅读教材P22－26页，将你阅读的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用图形表示出来，标出你认为最重要的事件或时期，并阐述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事件或时期。
我国远程教育可分为4个主要历史时期：
萌芽和准备期；(解放前)
创建、起步和中断期；（1949-文化大革命）
恢复、繁荣和调整期；（1978-90年代中期）
战略革新和起飞期。（90年代后期到现在）
1.萌芽和准备期
从20世纪初期到40年代末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萌芽和准备期：
1914年我国最早的函授学校成立；
1936年旧中国政府教育部成立电影教育委员会；
1937年成立播音教育委员会；
1940年成立电化教育委员会。
2.创建、起步和中断期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远程教育的创建、起步和中断期：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前）是我国远程教育的创建和
起步时期，我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大学层次的远程教育均建于这一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至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我国远程
教育的中断期
3.恢复、繁荣和调整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我国远程教育的恢复、繁荣和调整时
期。这其中经历了：
高等函授教育的重建和繁荣；
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建立及其快速发展；
我国远程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的繁荣；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相对平稳的发展和调整时期；
广播电视教育和卫星电视教育的继续发展；
对广播电视大学高等专科教育的控制和调整；
进一步明确广播电视大学的定位和作用。
4.战略革新和起飞期
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是中国远程教育的战略革新和起飞的开始时期。
推进中国远程教育战略革新和起飞的主要因素：
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国内教育领域的普遍呼吁。
中国远程教育的发展历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由来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主要任务
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1.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由来
在我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首次出现在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公文中。
六、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
2.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主要任务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高速主干网和中高速地区网建设；
中国教育电视台卫星宽带多媒体传输平台的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扶贫示范工程；
全国远程教育资源库建设； 大学数字博物馆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关键技术与支撑服务系统建设； 现代远程教育标准化建设；
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
3.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规模；
②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类型；
③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层次；
④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专业队伍；
⑤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校外学习中心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规模
1999年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截止2002年
底，教育部已批准了67所高等学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
招生人数呈快速、超常规态势增长。四年来，试点高校累计招生137.3万人，其中
62所试点普通高校招生50.7万人（4所试点院校尚未招生），试点普通高校均招生8177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招生86.6万人。
现代远程教育的学生分布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学生人数最多的5个省级行政
区为：福建、广东、浙江、北京、山东。
学生主要是在职人员，在职学习人数占总人数的 85.9%。
远程教育试点办学类型
在类型上，68所试点高校中以综合类和理工类为主。
目前试点高校网络教育开设的专业已覆盖工学、管理学、医学、文学、理学、农学、经济学、教育学、法学、哲学等10大学科门类，共140种专业。前5种热门专业是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汉语言文学等。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办学层次
试点高校主要招生类型是学历教育，占学生总数的97.8%。
电大主要招收成人高起专和成人专升本，分别占电大学生总数的57.4%和42.6％； 其它62所普通高校招生的层次主要包括高起本、成人高起本、高起专、成人高起
专、专升本、成人专升本、硕士研究生等
61％的试点高校招收高起本层次学生，53％的试点高校招收成人专升本层次学生，50％的试点高校招收专升本层次学生，5所试点高校开设了研究生层次的课程。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专业队伍
从事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教职工共95525人，其中电大系统参与试点工作的教
职工共11710人，普通高校参与试点工作的教职工共83815人;
试点高校本部的教职工共11563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2%, 校外学习中心教职工共
8396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88%
校外学习中心
截止到2002年底，67所试点高校自己设立的学习中心共2012个，其中，中央电大
44个，66所试点普通高校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均自己设立了校外学习中心1968个
这些校外学习中心主要设立在普通高校、成人高校、电大和民办高校，占总数的54.4%；设在中等专业学校和各类培训中心等其他教育单位的学习中心占41.9%；设在非教育机构的占3.7%。
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学校的批准情况
1999年，北大、浙大等5所高校
2000年，人大、北师大等27所大学
2001年，华东师大、厦大等14所高校
2002年，华南师大、南大等21所高校
2004年，东北师大随教师联网，有条件的进入试点
3.高等学校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主要进展
⑥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媒体传播教学模式和学习支持模式； ⑦现代远程教育试点中的资源建设；
⑧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学习组织形式；
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的投入和产业办学模式。
世界远程教育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
远程教育的分代
远程教育的主要发展阶段
划分远程教育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
媒体
国际上关于远程教育发展阶段的理论的两个主要流派：
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
五代信息技术和五代远程教育。
1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
三代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分类：
广义的信息技术：可以用来存储、处理、传播、接收和呈现各类信
息的技术。
狭义的信息技术专指电子信息通信技术(ICT)，简称信息技术(IT)。
1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
第四篇：扬州古刹寺庙的起源与历史
扬州古刹寺庙的起源与历史（1）
大明寺位于扬州西北郊蜀冈中峰，是扬州著名的古刹。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寺以年号命名。又曾有“西寺”、“栖灵寺”、“法净寺”之称。唐代高僧鉴真，曾为该寺住持。明万历年间，扬州知府吴秀重建大明寺，崇祯十二年(1639)盐漕御史杨仁愿再度兴建。清乾隆三十年(1765)改为“法净寺”，今寺内保存有他亲笔题写的“法净寺”匾额。咸丰年间寺毁于兵火，同治年问重建。民国23年邑人王茂如重修。1957年寺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该寺作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扬州唯一佛像未被捣毁的寺庙。1979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再次拨款对该寺进行全面整修，使其面貌一新。1980年4月，鉴真大师坐像自日本回国“探亲”时，恢复“大明寺”之名。
大明寺前，有一座古朴的牌楼，四柱三檐斗拱托顶，仰如华盖。下铺白玉石，牌楼上方正中篆刻“栖灵遗址”四字，背面有“丰乐名区”匾额。牌楼前一对青石石狮。其南为一高阜，高阜上苍松翠柏，草木葱笼。
大明寺山门殿开大门三洞，正门上端嵌砌唐代扬州书法家李邕题书的“大明寺”石额。山门殿又叫天王殿，面南三楹。正中设佛龛，正面供奉弥勒佛，背后站立护法神韦陀。两旁分列威风凛凛的四大金刚。大雄宝殿坐北朝南，三楹三重檐，底层设走廊，二层檐下悬“大雄宝殿”横匾。屋脊嵌宝镜一面，迎面嵌砖刻“风调雨顺”四字，背面嵌砖刻“国泰民安”四字。大殿内正中佛坛上供奉释迦牟尼等三尊大佛，两侧供形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北边分塑禅宗六大祖师坐像。三尊大佛背后是造型别致的观音海岛。山门殿东侧偏后为平远楼，三楹三层。底层今为接待室，三楼画《秋山平远图》。平远楼前一株古琼花，为清康熙年间大明寺住持道宏禅师手植，现列为市级古树名木。大明寺东侧有鉴真纪念堂紧密相连。此堂为纪念鉴真大和尚而建。鉴真为唐代著名高僧，东渡日本，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于唐广德元年(763)圆寂于日本奈良。为纪念鉴真，1963年4月，将大明寺的晴空阁改为“鉴真和尚纪念堂”，堂内供奉由中央美术学院用楠木雕塑的鉴真和尚像。1973年，仿照鉴真在日本所建的唐招提寺形制，正式建成纪念堂，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鉴真纪念堂由陈列室、门厅、碑亭、正殿四部分组成。陈列室在纪念堂的南面。室中陈列有：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绘制的鉴真坐像、描绘鉴真东渡历程的图片，日本友人送的品等。陈列室北为门厅，门中悬挂石绿色篆体“鉴真纪念堂”匾额，东墙上嵌有鉴真大师像回国巡展纪念碑，碑上分别刻有森本孝顺和赵朴初的题词。碑亭在门厅北，碑亭正中横卧刻有唐代纹饰浮雕的须弥座，上为横式汉白玉纪念碑，正面刻着郭沫若书题“唐鉴真大和尚纪念碑”，背面镌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撰写的纪念鉴真逝世1200周年的长篇碑文。过碑亭穿过宽阔庭院，便是正殿。正殿建在石基上，堂阔五楹，南面三门，堂内藻井彩绘莲花图案，正中须弥座上，盘膝端坐按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像复制的鉴真大师干漆夹芝坐像。像前设香案，上置铜香炉。四壁有扬州国画院画师绘制的大型壁画。
鉴真纪念堂之东为东园。园内有栖灵塔、卧佛殿、藏经楼等建筑。
栖灵塔始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原在栖灵寺(大明寺)内，塔高九层，高耸入云，最宜登临远眺。唐代著各诗人李白、高适、刘长卿、刘禹锡、白居易等，曾临此塔，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章。唐会昌三3)，栖灵塔遭火焚。宋景德年间(1004～1007)，僧人可政曾募资在原地建一七层塔，取名“多宝塔”。经郡守王化基奏于朝廷，又赐名“普惠塔”。不久，塔身倒塌。此后，虽屡有重建之议，终未施行。本世纪80年代，大明寺僧众在有关部门支持下，多方筹集资金，准备重建栖灵塔塔。1993年9月动工，到1995年底建成。塔身呈方形，九层，高62．4米，成为扬州最高的建筑。塔的第三层四面各挂一块长方形“栖灵塔”蓝底金字匾，塔内每层都供有四尊坐式佛像，每层四角檐下皆垂风铃。自底层向上，还画有描写释迦牟尼得道经过的“五十三参”壁画。栖灵塔之北有卧佛殿。坐北朝南，殿面五楹，四周设走廊，殿内正中石榻上卧_尊缅甸仰光市赠送的释迦牟尼玉佛像。1996年9月15日开光公展。
藏经楼位于东园的西北角，1985年4月，为完善大明寺，将通扬桥东南福缘寺的七楹寺楼拆卸移此而建，面南五楹二层，1986年8月落成。此楼重檐硬山，南面装落地槅。底楼东间为方丈室，西四间为敞厅。楼前筑平台，围以汉白玉石栏。
藏经楼之南有二层楼的斋堂。卧佛殿与藏经楼之间有14间上下、四合院的素菜馆。观音禅寺旧称功德山，位于蜀冈东峰、大明寺东首，与大明寺隔壑相望。山高32米，是古人称为“江淮南北，一览可尽”的胜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后人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迷楼旧址上建了“鉴楼”。宋绍圣二年(1095)晁补之在山上建造摘星亭，又名“摘星楼”。元代，申律和尚化缘在此建庙，明洪武十二年(1379)，惠整和尚续建。初名“功德寺”，又名“功德林”，山亦名“功德山”。明末清初，因寺中主供观音菩萨，改名为“观音禅寺”，山名也改为“观音山”。清成丰年间，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观音寺遭毁。：顺治中期修复，光绪年间，寺庙又被大火所毁。后又由润之、至岸等和尚化缘，重建庙宇，再塑佛像。到解放时，观音寺有寺房95间，住僧1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观音寺内所有佛像全部被毁，仅留庙房。此后，庙房先后被改作扬州市“五七干校”、中共扬州市委党校、扬州唐代文物陈列馆。1985年起，由美籍华人李长科先生首倡在海外的扬州籍人士捐资，由方丈如浩主持，重修庙宇，再塑佛像，使古寺再换新颜。
观音禅寺庙门朝南，山门在山下。山门前有两座雄壮的石狮子，山门牌楼正面的大理石上，刻着“观音山”三个雄劲有力的大字，背面有砖制嵌额“功德林”三个绿色大字。走进山门，有砖铺坡路向东北方向通往山上，坡路两边砌有半人高的砖墙，称为“小长城”。沿坡路而上，到半山腰有一个小殿，便是庙门，庙门上刻着“观音禅寺”四个大字，殿内塑有哼哈二将。从庙门拾级而上，到达“天王殿”，殿前有平台石栏。站在平台之上向南远眺，扬州城区可尽收眼底，长江及江南青山，亦依稀可见。石栏外有一焚香池，供香客向庙外诸神敬香，谓之“梵天香海”。“香海”的西面有一条石阶路直通山下，香客和游人从此路下山。
观音寺内天王殿两侧，便是高大魁伟的四大金刚，又称四大天王。
天王殿后是圆通宝殿。殿前有一个三层“千佛宝鼎”(俗称“万年福鼎”)，殿中主塑观音菩萨佛像，故此殿又名“观音殿”。观音菩萨塑像高高地站立在莲花台上，两旁侍立着善财、龙女。两厢有十八罗汉。背后有海岛，海岛正中，观音菩萨站在鳌鱼头上。观音殿两侧有配殿。分别塑供眼光菩萨、火星菩萨、雷公、菩萨、痧神、痘神等神像。观音殿西有一小院，院北有一小殿，殿中供奉一尊玉观音。殿前有紫竹林，传说观世音喜爱紫竹，所谓“紫竹林中观世音”，正是指此，故观音寺多植紫竹。观音殿后面是“大悲楼”，楼上塑有“千手观音”像，楼下也有塑有观音像。大悲楼东边有“鉴楼”，楼上供有“送子观音”。大悲楼后面有一池塘，叫做“天池”，据说清代乾隆皇帝曾用此池水泡蜀冈茶。
1985年重塑观音禅寺佛像后，寺中布局有所变动。天王殿正中增设一个描金佛龛，迎面供弥勒佛，背后是护法神韦陀菩萨。观音殿内的观音菩萨金身，高高地坐在莲花台上，两厢改为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即除主像之外的三十二化身)，将十八罗汉移至观音金像背后的“海岛”之上。观音殿两侧的配殿内，不再是“杂神”，而分别是专司“理想”、表“大行”的普贤菩萨，专司“智慧”、表“大智”的文殊菩萨，救度地狱中“罪鬼”的地藏菩萨。这样，集四大菩萨(浙江普陀山的观音，山西五台山的文殊，四川峨嵋山的普贤，安徽九华山的地藏)于一寺，使香客进一庙可敬四山佛。“大悲楼”改为“藏经楼”，楼下改做佛教徒讲经说法的“法堂”，楼上为藏经楼并供奉千手观音。原供奉“送子观音”处，改供奉“南无正法明如来”佛像。藏经楼西边新建一座“三圣殿”，供奉西方三圣，中间是阿弥陀佛，上首是观世音菩萨(男身)，下首是大势至菩萨。殿前有一铁鼎。此外，为方便香客和游人就餐，又在藏经楼后面新建了一座清静幽雅的素菜馆。
观音寺平时香客不多，但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这天，都有盛大的香会。
六月十八日晚，即有朝山者上山敬夜香。十九日这天天刚亮，即有人赶到庙里烧头香。进香者身穿整洁的青色衣裤，膝绑草纸等软物，肩背写有“朝山进香”字样的黄色香袋(袋内装有线香、檀香、灯油和蜡烛等物)，手持红色小木凳，口唱《朝山曲》，东路从长春桥，南路自五亭桥，西路从司徒庙，西南路自念四桥，涌向观音山，亦有乘船直抵平山堂山脚下的。不问从哪条路来，所有香客都按先来后到自行成队，各人用小木凳做拜垫，三步一磕头，一直磕到山门或庙门，再进庙燃烛敬香，躬身跪拜。敬过正香，有的给佛前长明灯施舍灯油，有的献长幡，有的献幔帐，有的给观音佛像献披风，以求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保佑安康。也有施舍素果、糕点等副食品给僧人的，谓之“结缘”。然后，到天王殿门外“梵天香海”去焚香燃烛，以敬寺外诸方神灵。最后，买上一束回香草带回，以示“回香得福”。
整个观音山香会期间，观音山上香火通明。特别是六月十八日晚到十九日晚，观音寺内外香客川流不息，通宵达旦。寺中香火红映，数里之外都可见。观音山庙会，以1935年和1936年最为繁盛，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渐衰微。解放后，大规模的庙会已经绝迹，唯六月十九日的观音山香会仍然沿袭了下来，然规模已不如以前大了。1978年以后，观音寺内佛像逐渐修复，平时便常有香客和游人出入庙门，每逢农历六月十九日，前来拜佛烧香的香客和游人都在五万人以上，1989年的会期，香客曾达十五万之多。
观音寺旧称功德山，位于蜀冈东峰、大明寺东首，与大明寺隔壑相望。山高32米，是古人称为“江淮南北，一览可尽”的胜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故址。后人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迷楼旧址上建了“鉴楼”。宋绍圣二年(1095)晁补之在山上建造摘星亭，又名“摘星楼”。元代，申律和尚化缘在此建庙，明洪武十二年(1379)，惠整和尚续建。初名“功德寺”，又名“功德林”，山亦名“功德山”。明束清初，因寺中主供观音菩萨，改名为“观音禅寺”，山名电改为“观音山”。清成丰年间，清掣与太平军作战，观音寺遭毁。：嘲治中期修复，光绪年间，寺庙又被大火所毁。后又由润之、至岸等和尚化缘，重建庙宇，再塑佛像。到解放时，观音寺有寺房95间，住僧15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观音寺内所有佛像全部被毁，仅留庙房。此后，庙房先后被改作扬州市“五七干校”、中共扬州市委党校、扬州唐代文物陈列馆。1985年起，由美籍华人李长科先生首倡在海外的扬州籍人士捐资，由方丈如浩主持，重修庙宇，再塑佛像，使古寺再换新颜。
观音禅寺庙门朝南，山门在山下。山门前有两座雄壮的石狮子，山门牌楼正面的大理石上，刻着“观音山”三个雄劲有力的大字，背面有砖制嵌额“功德林”三个绿色大字。走进山门，有砖铺坡路向东北方向通往山上，坡路两边砌有半人高的砖墙，称为“小长城”。沿坡路而上，到半山腰有一个小殿，便是庙门，庙门上刻着“观音禅寺”四个大字，殿内塑有哼哈二将。从庙门拾级而上，到达“天王殿”，殿前有平台石栏。站在平台之上向南远眺，扬州城区可尽收眼底，长江及江南青山，亦依稀可见。石栏外有一焚香池，供香客向庙外诸神敬香，谓之“梵天香海”。“香海”的西面有一条石阶路直通山下，香客和游人从此路下山。
观音寺内天王殿两侧，便是高大魁伟的四大金刚，又称四大天王。
天王殿后是圆通宝殿。殿前有一个三层“千佛宝鼎”(俗称“万年福鼎”)，殿中主塑观音菩萨佛像，故此殿又名“观音殿”。观音菩萨塑像高高地站立在莲花台上，两旁侍立着善财、龙女。两厢有十八罗汉。背后有海岛，海岛正中，观音菩萨站在鳌鱼头上。
观音殿两侧有配殿。分别塑供眼光菩萨、火星菩萨、雷公、菩萨、痧神、痘神等神像。观音殿西有一小院，院北有一小殿，殿中供奉一尊玉观音。殿前有紫竹林，传说观世音喜爱紫竹，所谓“紫竹林中观世音”，正是指此，故观音寺多植紫竹。观音殿后面是“大悲楼”，楼上塑有“千手观音”像，楼下也有塑有观音像。大悲楼东边有“鉴楼”，楼上供有“送子观音”。大悲楼后面有一池塘，叫做“天池”，据说清代乾隆皇帝曾用此池水泡蜀冈茶。
1985年重塑观音禅寺佛像后，寺中布局有所变动。天王殿正中增设一个描金佛龛，迎面供弥勒佛，背后是护法神韦陀菩萨。观音殿内的观音菩萨金身，高高地坐在莲花台上，两厢改为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身(即除主像之外的三十二化身)，将十八罗汉移至观音金像背后的“海岛”之上。观音殿两侧的配殿内，不再是“杂神”，而分别是专司“理想”、表“大行”的普贤菩萨，专司“智慧”、表“大智”的文殊菩萨，救度地狱中“罪鬼”的地藏菩萨。这样，集四大菩萨(浙江普陀山的观音，山西五台山的文殊，四川峨嵋山的普贤，安徽九华山的地藏)于一寺，使香客进一庙可敬四山佛。“大悲楼”改为“藏经楼”，楼下改做佛教徒讲经说法的“法堂”，楼上为藏经楼并供奉千手观音。原供奉“送子观音”处，改供奉“南无正法明如来”佛像。藏经楼西边新建一座“三圣殿”，供奉西方三圣，中间是阿弥陀佛，上首是观世音菩萨(男身)，下首是大势至菩萨。殿前有一铁鼎。此外，为方便香客和游人就餐，又在藏经楼后面新建了一座清静幽雅的素菜馆。观音寺平时香客不多，但每年农历六月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这天，都有盛大的香会。文峰寺以文峰塔出名。位于扬州南郊古运河畔，在城东乡文峰村境内。寺门朝西迎运河而开。这里原称三湾予，文峰塔建成后，改称宝塔湾。寺内的主体建筑文峰塔，始建于明万历十年(1582)，是在当时地方官吏的赞助下，由僧人镇存募建的，为砖木结构，七层八面，高30多米，同时建寺。塔建成之后，由在任的邵姓御史题名日“文峰塔”，寺亦名“文峰寺”。明兵部侍郎王世贞有《文峰塔记》记其创建经过。文峰寺的规模不大，故寺以塔出名。到解放时，文峰寺房分前后两进，加上两边的厢房共16间，形成四合院。住寺和尚9人。
1957年7月，扬州市政府对文峰塔进行了整修，重修了塔院廊房。1962年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12月交市园林部门管理整修，1980年10月辟为文峰公园，对外开放。同时，在公园门前立一石碑，上书“古运河”三个大字。据传，唐鉴真和尚第二、四、六次东渡，均由此人长江。清康熙、乾隆皇帝几次南巡，都曾由此经过。文峰寺寺房尚保存完好，园内广栽树木，遍植花草，山石玲珑，修竹千株，满园青绿，是扬州塔、寺、园合一的景点之一。旌忠寺位于仁丰里旌忠寺巷内。相传萧梁时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在此编集《文选》30卷，故其楼称“文选楼”。陈宣帝太建年间(569～582)，天台僧人智颧大师来扬弘法，兴建寺庙，在文选楼处建寂照院。隋大业年间(605～618)，智额弟子智藻弘扬天台宗教义于院中，隋炀帝亲临听讲，使寂照院成为当时名刹。南宋隆兴年问(1163～1164)，为祭祀忠武王岳飞，改名为功德院，咸淳年间(1265～1274)，赐名“旌忠寺”。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僧人千峰重建大殿。明景泰元年(1450)，僧人惠钦增修。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五楹大楼，供祀文昌帝君和昭明太子。康熙十四年(1675)重建。此后屡有修建。光绪年间(1875～1908)，朗照、无量、镜如等僧人，先后置斋田，修山门，建厅事房、廊房、僧舍、厨房、浴室等设施。寺额旧题“文楼旌忠”四字，光绪三十年(1904)僧人镜如在疏理沟道时，得宋代人隶书“旌忠寺”三字石额，遂易今名，又在寺外立圈门，上嵌“古文选里”额。民国初年，文选楼将圯，寺僧法权募巨资升高重建，并在楼上塑供萧统像，楼前悬“梁昭明太子文选楼”匾额，楼下题“六朝遗迹”额。1945年法权圆寂，由妙安任住持直至解放。
解放初，旌忠寺只有僧人两名。1950年万寿寺改作扬州师范学校后，将所藏《龙藏》经(即乾隆版《大藏经》)七千余卷，连同二十一只樟木经柜，一并移至文选楼。故楼又称藏经楼。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8月24日，一百多名红卫兵拥进旌忠寺“破四旧”，捣毁全部佛像，砸碎庙门口石狮及寺中匾额，只有《龙藏》经因经柜上贴满了毛主席像和语录，才得以幸免。此后，寺宇被扬剧团等单位占用，佛事活动亦停。旌忠寺1962年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12月，经省政府批准为扬州开放寺庙，僧众陆续回寺修持，佛事活动恢复，住持僧为印波，后经多方募化，自1984年起开始全面修建，1991年9月竣工。
重修后的旌忠寺寺门朝南，寺前一爿照壁，上书“佛光普照”四个金色大字。照壁前的石座上置一座三足铁鼎，鼎上铸“旌忠律寺”四字。寺门前置一对石狮，寺门建风火墙式门楼，大门上方嵌砌一块刻有“旌忠寺”三个金色隶字的石额，两侧各开一洞圆窗，寺门设朱红色半截木栅门，平时不开。三间山门殿内正中设一佛龛，正面供戴毗卢帽的弥勒佛坐像，背面供韦驮菩萨站像。两侧供高大威武的四大天王。殿后砌一长方形焚香池。第二进是大雄宝殿，面阔三间，重檐翘角，上悬一块蓝底金字“大雄宝殿”横匾。殿内东悬钟，西架鼓。正中佛台上塑供毗卢、梵王、帝释三尊大佛，佛前悬挂绣有两条金龙的大红缎合门帐，正中上方悬挂一盏木雕宫灯，两侧各悬挂一个筒幢。佛台前置一张两头翘起的香几，香几前的福田柜上置一座钵盂形铜香炉。筒幢前方及两侧悬挂八盏宫灯、六面小幡、四面大幡。钟、鼓之北各塑十尊菩萨，称为“二十周天”。佛台左右及上方的梁柱上，木雕许多小菩萨，称为“千佛绕毗卢”。佛台背后浮塑观音海岛，海岛对面开一洞后门。后门内东侧塑供关帝菩萨，西侧塑供地藏菩萨。大雄宝殿，东、西各建一座三层六面的小砖塔，作焚纸亭。第三进是上下各五间的楼房，上悬一块蓝底金字“藏经楼”横匾。藏经楼前置一铁鼎和一长方形香炉，西南植一棵银杏树。原藏经楼1994年遭火焚毁，所藏珍贵经卷化为灰烬，楼前银杏树亦受火伤。随后复建，并再次从北京请来《龙藏》经。现今的藏经楼，上层藏经，下层作为为施主做佛事场所。旌忠寺山门殿东侧建四间房作厨房，厨房之北建三问斋堂，斋堂东侧连围墙，西侧直到藏经楼砌一道隔墙；斋堂之北还有四进各三间的寺房，前两进分别作念佛堂、会议室，后两进为扬州市佛教协会办公处所。会议室与市佛协之间的东侧建一间传达室，并开一侧门通仁丰里；西侧开一圆门通楼、殿，门内建一小门楼，门楼东面设屏风，南北为通道。山门殿之西南开一侧门，建两间传达室；传达室之北有排各三间的老瓦房，作为尼宿舍。尼舍之北建两排各六间坐西朝东的平房，前进为客堂，堂前走廊上悬挂木鱼和火扁；后进为僧舍，天井的南头建一间焚化间，专供施主做佛事时焚烧纸扎品。两排平房之北建一座上下各四间、坐北朝南的楼房，楼北建六间与楼平行的平房，两座房作僧寮等用。藏经楼与后平房之间开一后门，建一间传达室。
旌忠寺计有房屋70多间，住僧众20多人，住持印光、果成。莲性寺位于瘦西湖公园凫庄西南一个四面环水的岛上，原名法海寺，又名白塔寺。始建于隋，重建于元代至元年间。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帝玄烨南巡时，赐名“莲性寺”并御制《上巳日再登金山诗》一首，书唐人绝句一首，临书董其昌绝句一首，赐“众香清梵”匾，皆勒石建亭，供奉寺中。此时寺中多柏树，诸建筑皆隐于树间。乾隆时，岛上有得树厅、银杏山房、春雨堂、夕阳双寺楼、云山阁、白塔、菱花亭、歌台、观音堂、关帝庙等。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光绪年间重建。重建后的莲性寺，山门五楹朝东北，中三问为天王殿，内设佛龛，前坐弥勒，后站韦驮，两侧置四大天王。两次间为楼房，系僧人居室。山门外两翼筑八字墙，门前两层平台，设甬道通湖滨大路，平台两端栽桧柏、梧桐。天王殿后栽对松。寺中佛殿亦面朝东北，殿门两侧各植一株银杏，北雌南雄。佛殿五楹，前后两进相连，中有天井，两侧围墙各开一圆门，北通“云山阁”，南通关帝庙、观音堂旧址。前进为二层楼房，两山侧脊置马头墙。楼下中间原供观音菩萨，两厢供脱胎十八罗汉坐像；二楼及两进次间为僧舍。后进为平房，作客堂。佛殿之北有五楹云山阁。寺西南筑一座面朝东北的半间碑亭。寺西侧有清乾隆年间仿北京北海喇嘛塔建造的白塔，塔高30多米，四周围以石栏，栏柱头皆雕石狮。寺左有莲花桥，寺右有藕香桥。
莲性寺共有寺房30多间，解放时住僧两三人，住持道善。解放后，莲性寺一度改为由尼姑经营的素菜馆。
1996年起，莲性寺进行重新修建，现已翻建好山门殿。新建的山门殿前为两层平台，下一层作花坛，上一层平台边缘两侧建白石栏杆，每根栏柱上都雕有石狮，每边八个。平台上有两棵老桧柏，正中置一长方形铁香炉，香炉上铸“莲性寺”三字。山门殿两侧砌八字墙，山门上方嵌一块“法海寺”石额，门旁设一对莲花门枕，黄墙红门，上盖绿色琉璃瓦。殿宇三间，正中长方形佛台上塑供弥勒佛和护法韦驮，两侧塑供四大天王。山门殿后有两棵银杏树。再后便是佛殿楼和客堂，均破旧待修。中轴线两边的旧寺房均已拆除，正在兴建新的殿房。现寺内有尼姑约10人，住持宽敬。高旻寺为扬州八大名刹之一，在邗江县三汊河，形家以为“扼三汊洪流，踞九龙真脉”的风水宝地。清顺治八年(1651)，南河总督吴惟华念维扬黎庶频遭水患，发心购地备材，在三汊河创建一座七级浮屠，名“天中塔”，藉以镇锁风水，纾缓水患。顺治十一年(1654)秋，塔成。又在塔的左偏营建梵宇三进，名日“塔庙”。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帝玄烨第三次南巡至扬州，见天中塔年久倾圯，欲颁内帑修葺，为皇太后祝麓祈福。两淮盐商得到消息，在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倡导下，争相捐金，修缮天中塔并扩建塔庙。
康熙四十二年(1703)第四次南巡，皇帝亲临降香，见旧刹式廓鼎新，庄严宏敞，凭高远眺，旻天清凉，玄气高朗，因赠额“高旻寺”。次年又御制《高旻寺碑记》，颁赐内宫药师如来脱沙泥金佛一尊。高旻寺又在正殿后建金佛殿和御碑亭。其后，曹寅等又在寺院西侧建行宫，规模数倍于寺。康熙第五、六次南巡及以后乾隆帝的六次南巡，均曾驻跸于高旻寺行宫。清代中叶的高旻寺建筑完备，规模宏大，皇帝临幸，名僧辈出，为其鼎盛时期。寺内天中塔曾于乾隆三十六(1771)遭飓风袭击，吹落金项，打损塔身。经两淮盐商集资重行修建，于次年上顶合尖。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天中塔再次倒塌，此后即未重建。高旻寺也自此衰微。咸丰年间，寺与行宫均毁于战火。同治、光绪年间，寺僧锐意修复，虽未尽复旧规，但也粗具规模。至民国年间，乃大振宗风，以禅规整肃闻名于世，与镇江金山、宁波天童、常州天宁并称，号为禅宗四大丛林。又有“上有文殊、宝光，下有金山、高旻”之说，并为长江流域禅宗四大丛林。
高旻寺为临济宗道场。自开山以来，一脉相承恪遵禅宗要旨，但以坐香息想，正审思虑为主。康熙四十三年(1704)，曹寅、李煦等以扬州文武官员及商民人等名义，具启延请时在马迹山焚修的纪荫法师入寺，开法坐香，悟禅打七，是为高旻寺第一代住持。后有临济宗龙池法派玉琳国师法裔天慧和尚于雍正十三年(1735)奉诏入主高旻寺。他阐扬宗风，严明规约，身体力行，深受各大丛林推崇，远近尊为“天祖”。继天慧住持高旻寺者为际圣，也是闭门修行一高僧。著有语录六卷。乾隆南巡时期，昭月住持了高旻寺多年，守戒律，阐宗风，名振遐迩，与无锡南禅寺静荪和尚齐名，有“南静北昭”之称。继昭月者为方聚，住持寺庙总持有道，播扬宗风有超卓之见，著有《方聚语录知》30卷，《方聚年谱》1卷。此后，一灯不灭，代有名僧，相继住持高旻寺的有道圆、三德、慧庵、德慈、绍珠、严光、智福、朗辉、普照、月朗、楚泉、明轩，直到近代高僧来果和尚。来果住持高旻寺30多年，扩建寺庙，整顿寺规，严明宗约，不做大小经忏佛事，摒除一切外来干扰，安心参禅悟道。国内外僧众纷来坐香投止，僧俗弟子以数万计，远近奉为**。高旻寺亦以其规矩清严成为禅门中流砥柱。
建国后，高旻寺为保留寺庙之一，佛徒常有百众。1966年，高旻寺受文革冲击，佛像全被捣毁，文物、法器被抄一空，僧众被赶出寺门。其后，工厂、学校入驻其中，旧时殿宇任意改建，连大雄宝殿也于1975年被拆除。1980年，原高旻寺僧众要求落实宗教政策，回归寺庙。1982年，高旻寺被列为汉族地区重点开放寺庙之一，政府拨款数百万元，先后迁出寺内的邗江丝厂、运西中学、古版库等，恢复原寺，并迎请原在高旻寺任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德林大和尚回寺住持。德林大和尚以重建高旻寺为已任，“扶刹竿于既倒”，得到十方信士、海外檀越的信任和支持，纷纷捐施，共襄盛举。十多年来，已先后于1989年建成大禅堂，1997年建成大雄宝殿，1998年九层宝塔合尖。同时，还相继兴建了法堂、上客堂、大斋堂、讲经堂。来果老和尚纪念堂等。此外，罗汉堂、藏经楼、山门殿、水阁凉厅等也在筹建之中。百废待兴，十年奋斗，而今一座崭新的、庄严宏丽的高旻寺已经矗立在三汊河畔。僧众已达120人。重建高旻寺的十年，也是高旻寺重振宗风的十年。德林大和尚继承来果大和尚衣钵，阐扬宗风，整肃规约，坚持参禅悟道，僧众每年于十月十五至腊月十五坐禅打七，海内外信纷来依止，参与打禅七。近年来，复用结夏安居之期，于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集众讲学。先后由当代名僧茗山；法师讲解《楞严经》，由德林大和尚讲解《法华经》，有：300名僧众与居士听讲，成为佛门一大盛事。冬禅夏学，道风整肃，高旻寺宗风不坠，重又享誉海内外。
第五篇：磁山文化与二十四节气溯源
磁山文化与二十四节气溯源
2016-12-04 张海江
武安新视线11月30日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评论认为，二十四节气为古老中国人解决温饱、发展生产，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兴旺发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包括：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它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为中国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让我们去追寻二十四节气的渊源，河北的磁山文化遗址是农历的最早的发源地，二十四节气在这里形成，证明河北磁山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原始天文科技知识。磁山遗址，位于磁山村东1公里处南洺河北岸的滨河台地上，北距武安城区16公里，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1972年兴修水利时发现，1976年以来经多次发掘，揭露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基、灰坑及成批的粮食窖穴等，出土陶器、石器、骨蚌器等文物5000余件，还发现大量走兽、飞禽、鱼蚌、家畜、家禽和黍、粟、榛子、小叶朴、碳化胡桃等动植物标本。经测定其年代最早达8000年以上。其中原始农业、饲养业和地下储粮技术的发明，尤其农作物黍、粟和家鸡遗骸的发现，堪称远古时期的震世绝响，在我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1988年1月13日，磁山文化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磁山文化遗址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用碳—14测定的数据距今约8000年，后经中国科学院地球与地质研究所用植硅体方法学对磁山文化层年代全方位分析得出结论，磁山遗址距今约10300年。考古专家鉴定：磁山文化遗址是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距今约7500-10000年，正是原始文明盛世伏羲神农时代。磁山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房址、灰坑、粮窖，共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有石器、骨器、陶器和祭祀品。出土的陶器中配套的炊具陶盂和支架在造型上达到了审美和使用的统一；粟黍的出土，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从出土物中可以看出，家鸡的饲养，核桃的栽培，黍的种植堪称世界之最，被专家评定为磁山文化的代表，具有全国各地其它历史文化资源无可替代的奇特性。粟是一种耐旱作物，生长期短，有坚实的外稃，极耐储藏。磁山遗址中发现80多个储粟窖穴，约十万多斤，这只是通过发掘发现的一部分，而且这些粟是除人、牲畜所吃剩余之数。说明磁山先民在种植粟作物的过程中，掌握了气候的规律，按季节进行点种、管理和收获。王祯《农书》说，一年“十二月各有其宜，先其时而种，则失之太早而不生，反时而艺太晚而不成，故曰：虽有智者，不能冬种而春收。”《吕氏春秋·审时》中也提到“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有文字以来形成的物候学，在磁山遗址窖穴十万计的粟米之间描写的非常详细。从磁山遗址大量出土的石制农具可以看出，磁山先民将山林砍倒烧光“焚而不耕”的“火耕农业”阶段，而进入“翻土耕种”的耜耕农业阶段。在生产实践中，掌握了基本栽培方法，能够大面积种植，并且有了较大收获量。储粮窖穴，库存粟谷达到14万斤，可见当时农业相当发达。这些粟作物的种植与收获，除人为作用外，最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虽然粟是一种耐旱作物，但它和当时冰后期最暖气候，近处有大面积森林和宽阔的水域使空气中保持着一定温度是分不开的。说明当时农业有了相当的生产能力。证实了磁山文化时期有了一套完善的历法，指导粟的播种、种植和收获，这与磁山遗址出土的占蓍草器和圭盘有着直接联系。在当时的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下，只有确定合适的种植节气，粟才能有如此大的收获量。磁山遗址中出土了圭盘、占蓍草器两个制历划节的文物，向人们展示了八千年前磁山先民的智慧和才智，这些描述与圭卜日影极为贴切。圭盘，那个用土或石制成的圆盘，中心插上一个木杆，便把日、月、四季囊括其中。一年四季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尽在其中，真是神奇无比。占蓍草器，作为测“日”的插杆基座，它有“立竿见影”之效，也就是说用来测日影长度以掌握时辰、节气，以便祭祀、占卜、指导农作。有一个或几个磁山先民，总守在这个占蓍草器旁边，一年四季不停地把日月走过的影子，用陶丸球等符号记载下来，告诉部落头领，何时种植，何时收割，何时风雨弥漫，何时阳光灿烂，何时用于祭祀。圭盘和占蓍草器同时在磁山文化遗址出土，说明伏羲时代“作甲历、定四时”在磁山文化时期已初步形成，农历二十四节气由此而来。相关的关于二十四节气的学术论文及文史资料等在2006年9月22日《中国文物报》4版《磁山——农历最早发源地》、由河北省科技档案馆牵头，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以及省农科院等四个单位的二十多名专家组成课题组编写的《河北科学技术史》的“河北地域原始天文知识的萌生”、“磁山人的原始天文气象知识”都有详细对磁山农历最早发源地的阐述，农历二十四节气由此而来。2007年《学术年报》中《磁山文化与中国历法的形成》、《中国世界古文化》等多部学术刊物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载。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磁山二街党总支书记申礼成和武安市青年学者、磁山文化研究专家张海江近十余年不断挖掘磁山文化新的内涵，在国内学术报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磁山——农历最早发源地”、“磁山文化与中国历法的形成”等学术观点就是由他们率先提出的。历史文化是一种蕴藏，一种魅力，一种财富，一种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磁山遗址的发掘真实的记录一万多年前磁山先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其文明进步的发展程度举世罕见，为研究原始社会气候、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提供大量的史料，表现出人类利用自然，与自然相融合的奋斗精神。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为世界农业起源、家禽饲养发端等提供了直接依据，标示着磁山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磁山文化是一座文化宝藏，是及其珍贵，是用之不竭的资源。如何在秉承博大精深的磁山文化基础上，大力弘扬并深入挖掘磁山文化内涵，是摆在新磁山人面前重大课题。磁山文化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产去保护、开发、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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