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第一篇：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罗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一、本书的构造

《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不同帝国的文明进行了对比。本书分为七章，我把这七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作者指出“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同时指出，文字发明以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记忆，诗歌有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等等。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必然给帝国的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应当不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作为媒介的羊皮纸、纸张和印刷机在帝国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一些消极影响。作者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而不断进行着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随后，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了，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苏格拉底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语词，更好的讲话，希望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需要结构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体现在史诗的演变之中，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的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而这些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权个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到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第三个方面是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的调整，这也是口头传统的力量。贵族不再凌驾于民之上。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然而，希腊的散文战胜了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放大为媒介的决定作用，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认同的媒介的决定作用，例如，作者认为，“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了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中间机构”“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纸莎草的供应源源不绝，称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等等。归结为一句话，“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强大的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并且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当任何一方被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被推向极端后，就成为了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力媒介推向极端后，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解决了时间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的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宗教和时间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过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将出现问题，应当平衡好时间和空间问题。独特的写作视角

纵观整本书，我们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记述的方法来细细描述帝国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而“这种方法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境中去，从内部区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

第二篇：帝国与传播 读后感

以中国印证《帝国与传播》中的观点

《帝国与传播》一书以传播媒介的变化为线索，概括了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历史变迁，但是，其重点多为希腊、罗马、埃及等地，对中国的介绍则只言片语。因此，看过此书后，联系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印证，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困惑。

书中从开头到结尾都强调了不同媒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倚重，这种倚重推动了帝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消亡。

以石头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帝国，更倚重空间的支持，这种支持代表着政治支持和军事支持。可以想象，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要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以石头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方式，必然要求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样的政治形态能够以不被质疑的姿态发号施令，并且具备暴力机器保证其命令的完美实施。“对军事组织和空间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出于公平性、纪律性，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等目的，一部可以公之于众的法典急需出现。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其具备倚重石头为传播媒介的特点。一方面，遍布中国各地的石刻，包括龙门石窟、乐山大佛等雄伟的石刻艺术，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以石碑为代表的小型纪念性物品也体现了社会对石头媒介的需求和偏爱。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君主制中央集权专制时代。这一政治体制来源于长期的混战，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这一体制的保障。军事实力不仅体现为军队的数量，也体现为武器的更新和军队编制的建设。虽然开创历史先河的秦王朝早早覆灭，但是继任者们依然保留了这一制度，并对军事保有极高的警惕性和重视度。

对于“王权集中的同时是宗教的集中”这句话，我有所质疑。从秦汉时期三省六部制到唐朝三公九卿制再到明清时期废丞相设内阁，王权在一步步走向集中。但是，从唐朝开始三教并存，宗教的集中并不像埃及、希腊那般显著。作为本土宗教，道教的市场依旧广大；儒家则以教育的形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佛教传入后，在国内同样有数目庞大的信徒。

“治理辽阔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中国自古地域辽阔，倚重空间的政治制度大行其道。

如书中所说，“中国的官僚行政与空间的要求相联系，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这种文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反而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倚重的是为下层阶级生产符箓和佛像”，虽然历史上存在着多次灭佛运动，包括著名的“三武一宗”，但是因为媒介的缘故，佛教信仰在底层人民中生生不息。

“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意味着获取写字能力的成本巨大，而毛笔这种书写工具也给习字造成了一定难度。这种传播媒介注定是贵族式的消费，而能够在这种传播媒介中脱颖而出的人们，汇集成官僚集团，并凝聚为官僚行政体制。这样，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之间出现了鸿沟，文字和毛笔割裂了底层人民和官僚集团。

而对文字要求不高的佛教，借由服务底层民众，以符箓和雕像的形式创造了非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的教义和偶像，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也正因为其服务于底层，虽然能够迅速流传，却不能最终压倒政治官僚体制。

宗教的兴衰在历史变迁中循环，官僚体制虽然一直延续，但也在随着具体朝代的现状发生调整。变化着的不仅仅是这两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也在逐步发生革新。

造纸术引发了书写工具的革命，雕版印刷实现了批量生产，而活字印刷的出现，无疑又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进步。传播媒介的改变意味着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竞争，两者的博弈终将导致空间与时间的倚重分配。

以纸为例，纸的生产在欧洲成为了商业化的标志，它的出现，推动了信用的成长，表现为保险单和股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也提高的效率。但是在中国，纸在商业上的作用并不像其在欧洲的走向。它更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是纸币，产生于市民阶级繁盛发展的宋朝。消费被刺激起来了，商业蓬勃，但是，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经济不能发展成如欧洲的体系，保险、股票等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即使技术同样发生革新，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对时间和空间倚重的不同，也会导致帝国朝着不同的走向发展。

第三篇：《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伊尼斯在全书中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强调论证媒介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重影响，而是在从古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后世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作为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他专注于媒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阐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的将媒介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中华文明的视觉象形，已经被代表口头的拼音所代替。一个聪明的西方人可以学会拼音中文，却有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写字，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中国人正在向他们看齐。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表达外来语的片名使用得越来越多，曾经代表良好教养的古雅汉字却被年轻人视为老土。

因特网，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把社会重新带回了听觉时代——媒体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稿纸上写字的人是在观察，在网上写博客的人却是在诉说，谁都知道，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在哪里。由博客组成的web2.0社区，既保有了声觉空间关注个体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视觉空间因文字而产生的歧义——在大型事件中，这两个特点往往表现出各自的负面，并互相加强。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对此做过有启发性的比较。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石碑笨重，雕刻困难，运输不便，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以关心宗教和灵魂著称。在莎草纸发明之后，文化开始关心世俗生活，轻便的纸张，方便被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于是地域广阔的帝国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后，延续了两千年的手稿文化对人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手稿稀缺，难以到手，人们就倾向于将知识尽可能地记在脑中，有了连贯完整的知识体系，自然就容易产生强势的理性思维和历史观。随后，印刷术的发明，书本的广泛传播，又让人们陷入了书面文化的极致：对各种观点的细致区分和从不停息的争论。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见解。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还是按照两种理论来分别论述。首先是媒介决定论，媒介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对历史发生影响一直都是伴随着专制体制对其的限制而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五章《羊皮纸与纸张》以及

第六章《纸张与印刷机》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比如英国就曾通过星院法、皇家特许制度还有印花税等制度来限制报业的发展，直至后来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再到后来以《每日电讯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的出现，印花税被迫废除等等，传媒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过程。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

因此经历着蜕变。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简化，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的特权遭到削减。同时，楔形文字接触到莎草纸与软笔之后，灵活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小型城市及国家的行政管理获得了巨大便利。泥版与石头的不同应用催生了简化的新文字，进而摧毁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为帝国的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倚重石头的集权君主与运用泥版的宗教组织贯穿了两河文明大部分的历史，而在宗教组织对复杂文字的垄断打破之后，依靠新兴军事技术的王国用武力颠覆了固有的文明。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传播观画上了富于现实关怀的注脚。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两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帝国与传播》所表达的主题大致如此。如何通过传播媒介的偏向审视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识垄断，才是伊尼斯试图归结的要旨。

第四篇：《大秦帝国》读书笔记

暑期来临，有时间来寻找自己喜欢别的书来认真看看，选择几本书，终于对《大秦帝国》放不下手，一直在不停地看，我对秦朝感兴趣有三个原因：一是受“中国文化之精髓多在先秦”的影响；二是受荀子“性恶论”和商鞅变法的吸引；三是受从小耳染目睹的“长城”、“兵马俑”和“大地在我脚下……”的刺激。这之中一直都是“好奇心”占强，直到有一本类似历史资料汇编的马非百《秦始皇帝传》，我发现了中国居然是源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秦的音变，这才对秦始皇敬佩起来。

我觉得能够做到统一中国，首先是实力的象征，其次是志向的映证。（当然，也少不了不计其数的谋臣勇将的智慧与力量。）引刘乐士《秦始皇》中华阳太后对赢政的一番教导就可略知其家志了：

“自襄公立国至今，已历二十九位君王，你已是第三十位君王了。五百年来，每位君主都以振兴秦国为已任，试图早日图霸中原。穆公称霸西戎后便挥师东伐，崤山一败含恨而死，留《秦誓》，此后的君王便以《秦誓》激励自己，伺机东侵，但都明白一个道理，称霸天下靠的是实力。因此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新政，富国强兵，惠文王任用张仪连横抗御中原几大强国。武文问鼎中原绝膑而死，你曾祖你昭襄王两次称帝都没有成功……你祖父命短……没有什么建立树……你父王在位虽三年，却有一次壮举，歼灭东周国。东周国虽小，但它是周王室的象征……政儿，你有没有称帝的雄心和勇气要看你如何去做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是统一不了大中国也是稳固不了大中国江山的。秦二世徒有“实”空无“志”，受赵高的阴谋毁了祖祖辈辈创下的伟大霸业；而七国时各国占据一方，不说有志，也应有实，不说有实，也有“合纵”的良方，可是六国者竟皆灭亡于秦！说他们听信谗言轼忠亡国也好，说贪得享乐苟安自己走上亡命失国已罢，两相比较，实力作证！

我们多说“乱世出英雄，困境励斗志”。假如小赵政不在赵国随父亲异人为质，而是在皇宫养尊处优，他便很有可能统一不了中国，正是由于他的处境塑造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与高人一等的心志。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感触他初进咸阳时为了得到自己的位置而举着牌子边上台阶叫边叫自己是什么孙什么子的勇气。当然，令我最敬佩的不是他不辞劳苦夜批奏折，也不是坐在王位上的威严与号令的凌风，而是秦始皇赢政始终是在用自己的头脑在思考问题。尽管每次听取了多方建议，但在最终决策上他毫不犹豫，就是意识到错误命令也能及时更改。

一个有主见的人又善于兼听，这样的皇帝也就很快成就了一个独裁的中国。我们要去粗取精，就应当以其“霸主”之身成就“霸业”为参照，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高瞻远瞩，果断决策，以自己无限的有志之思考，开创锐意进取的有限人生。无论有多少万人说出同一句话，我们都要品味思索一番，譬如下面三句话，每一次品味每一次的感觉都会不同：

“性格影响人生。

习惯成就未来。

细节决定成败。”

一个成功人士没有点儿霸气是不足以成事的。古语说：“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就是因为一般臣民只图眼前安逸，个人的实力不会完完全全释放出来，而做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要么出乎民意、顺乎人情，依靠集体的团结力量而赢，要么重奖重罚，严令纪律，依靠决策的单向航标而胜。如果能做到两相互补，稳定与繁荣必是大好前景。

所以我们要“霸”一点，“霸”得让人感到一股朝气，“霸”得让人感到一种希望，“霸”得让众人形成合力。

第五篇：大秦帝国读书笔记

《大秦帝国》第一部通篇读完，感触很深，虽然从祖籍上并非一个完整的秦人，但是依旧对这数千年前，在这片秦人的土地上发生过的故事，感到无比振奋。

“黑色裂变”的名称来由，至今无法理解。但变法的触目惊心确实令人敬佩，纵观春秋战国时期，变法诸国的发展路线，不难看出“变法”的社会必然性，但是在秦邦，如何就可以通过“变法”达到“黑色裂变”的效果？

从历史背景来看，秦国是一个被视为异类的诸侯邦国，不服教化的马背诸侯，从国力、势力、军力、财力来看无疑是最不入流的一个。而这样的邦国领袖想要发迹，而最终得以发迹一定不是偶然的。于我看来，有以下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国耻”石与“求贤令”

经过战败、王薨、临危受命的赢渠梁，冷静的剖析了本国处境，勇于面对现实，将秦国的现状赤裸裸的展示给天下士子，其真诚、其气魄在战国期间是史无前例的。立“国耻”石无疑是表明了复国之决心；对三代先祖满篇微词的“求贤令”令天下士子对其宽大的胸怀和谦逊的真诚折服。此两举将真学名士和蛮夷弱秦真切的联系到了一起。

“国耻”石与“求贤令”是成就事业的心态，除了空杯，还要真诚。说起来很容易，真诚认识自己才是大贤之势。

其二：决心、信任、配合、方法、坚持

这几个词组是我对秦公赢渠梁的认识，不单指其素质，还有推行“变法”的思路，以上五点缺一不可，顺序也不可颠倒或混乱。

决心强国做出了“国耻”石和“求贤令”；信任贤臣坚定了“法神”商君；通力配合荡清了新政道路；巧妙的方法化解了次次危机；坚持不懈令大业得以传沿。有张有弛、有节有度、有始有终。

其三：积累、选择、考核、决定、计划、执行而后舍生取义

这几个词组是我对商鞅的认识，其受以“车裂极刑”为最终归宿是商鞅对“变法”的最大限度投入。从入世层面来看，商鞅的发展路线也是明确而明智的。

经过长时间低调的积累；

多方采集信息慎重的选择；

从品评“求贤令”到布衣于“聚贤馆”都是他在用自己的方法考核秦国；

当决定为秦国服务之后又与秦公“约法三章”有言在先；

从推行新法的先后顺序也可以看出其计划的周密，先“连坐法”平私斗而顺民、后“废井田”开阡陌而固民、在“奖耕战”商功爵而犒民，得到民众支持以后，才向贵族皇族发起变通“废世系”、“废农奴”甚至取消了持续了孔子所操持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之道。

而执行期间对老族长、太子、王兄甚至自己都得以“秉公执法”，然则一贯依照“法不诛心”的原则又是难上加难之举。

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前认为这句话中“扫屋”的意义在于“事无巨细”，凡事从小事做起，简单的事情做不好就不要想着做大事。同时类比于“治大国若烹小鲜”，但现在看来，“扫屋”谈何容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扫屋自有扫屋的章法，凡事除了要求“由小方能及大”，也要求我们对于“小”对于“简单”同样要付出100%的尊重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