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正确认识国企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
正确认识国企党组织 与董事会的关系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始终没变
新时期,国企董事会该如何作为?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需正确认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党组织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双向进入的内涵,这不是要企业党组织凌驾董事会之上,更不是强化党委书记个人的权利。双向进入的意义在于使党的工作与企业决策、管理等工作有机地地融合在一起,避免“两层皮”的现象,使公司法人治理更好地发挥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国企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基本完成国企公司制改革、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2015年9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规范董事长、总经理行权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
深化国企改革,确立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和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社会上对此有一些微词:一说是改革的倒退,一说是不伦不类。有的企业党建专家和官员疾呼修改公司法,明确规定企业党组织在国企中的法律地位;一些国企负责人有困惑:企业党组织凌驾于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之上,必将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看法,多是臆想、误读或误解。国企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需正确认识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特别是党组织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
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始终没变
《指导意见》开宗明义:“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工人阶级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求参加管理国有企业”。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领导国企的实践,提出了国企政治、经济和生产技术“三大民主原则”的思想。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相适应,国企经历了从经济指标承包、下放自主权转换经营机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不断改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企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如何发挥作用多次遭到挑战和质疑。上世纪80年代末,一度提出党组织属地化管理的观点,与此相应,有人提出党组织要从国企撤出。尽管这些观点没有真正成功付诸实施,但是,企业党建工作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却实实在在地被削弱和忽视了。一些国企负责人出现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利益输送、任人为亲、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腐化堕落,甚至里通外国等严重问题,不能不说与削弱国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有直接的关系,同时说明,深化国企改革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
整体来看,几十年来国企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在企业内部设立党组织、坚持对国企的领导和发挥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始终没有变。《指导意见》提出:“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保证党组织工作机构健全、党务工作者队伍稳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这是对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的创新。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行之有效
综观国企管理体制的历史,从三人团、一长制、管委会、两参一改三结合、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等,体制机制可以根据时代要求不断改革,但是,“党政工”即党的领导、经理负责、工人参与的“民主共治”之根本必须坚持,这是国企成功的经验,“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党对国企的领导和国企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必须融入法人治理结构当中。
按《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主要职权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厂长)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结合公司法关于“在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和党的章程关于“支持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之规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经理层成员与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适度交叉任职;董事长、总经理原则上分设,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这是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规范董事长、总经理行权行为,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策作用、监事会的监督作用、经理层的经营管理作用、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切实解决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等问题,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的重要改革措施。
党委书记作为国有资本股东代表,依法进入董事会担任董事长,确保董事会作出的决策依法合规、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发展战略得到贯彻执行;同时,强化党管干部原则在选聘任用经理人过程中得到贯彻执行,对经理人经营管理国企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指导意见》指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不断创新有效实现形式”;“强化党组织在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中的责任,支持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坚决防止和整治选人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实施双向进入的制度,丰富了公司法人治理的“民主”内涵,强化了公司法人治理功效。
事实上,双向进入不是一个新的提法,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国企党的建设等相关文件,都有双向进入的明确规定,实践证明这是完善法人治理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所以,国企深化改革,需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
企业党组织并不凌驾董事会
《指导意见》强调,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深化国企改革,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国企党组织与董事会的关系。
战略决策方面,企业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总体部署,针对本企业的定位和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董事会依法按照工作程序独立研究、作出决策。在人事问题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党组织按照党中央关于企业领导干部的标准培养、推荐候选人,董事会依法独立行使聘用权,对不称职的企业负责人,党组织可以从党要管党的程序采取党内组织措施,同时向董事会提出解聘建议,董事会依法依规独立决定。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有助于保障董事会各项决策的科学性、决策程序的合规性和实施的有效性。
同时,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双向进入的内涵,这不是要企业党组织凌驾董事会之上,更不是强化党委书记个人的权利。双向进入的意义在于使党的工作与企业决策、管理等工作有机地地融合在一起,避免“两层皮”的现象,使公司法人治理更好地发挥作用,实现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篇:国企党组织领导与董事会决策关系怎么摆?
国企党组织领导与董事会决策关系怎么摆?
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当前国企改革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核心是公司控制权分配问题,而破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好党组织领导作用与董事会决策作用之间的关系。
坚持两个“一以贯之”,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是当前国企改革的重大命题。具体来说,就是结合实际形成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在实际运作中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特别是与董事会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这一命题的核心是公司控制权分配问题,而破题的关键是如何协调好党组织领导作用与董事会决策作用之间的关系。相济互补的统一关系
作为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组织和董事会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不是矛盾对立关系,而是相济互补的统一关系。
有观点认为,因为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党组织在企业中也应“领导一切”,进而得出党组织凌驾于董事会之上、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董事会负责制的结论。但其实,“党是领导一切的”中的“党”应该理解为全党以及代表全党的党中央。按照党章规定,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作用,体现为“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具体承担5项基本职能,主要包括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依法行使职权,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等,侧重于把关、监督和保障,并非“领导一切”。
党组织与董事会在治理目标上是统一的,在职能作用上是互补的。董事会的根本职责是对股东负责、维护股东利益、实现股东回报,而党组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立足服务企业生产经营,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而且,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发挥领导作用,是对董事会职能的重要补充和加强,对完善公司治理具有独特作用和价值,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督促决策事项有效执行,有利于加强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约束作用,防范“内部人控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有利于激发企业内生活力和发展动力。
全国国企党建会以来,中央企业党建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和实质性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但这些工作大多带有“补课”性质,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创新。目前党组织与董事会之间相济互补的统一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决策和选人用人等敏感问题上还需要加强磨合。遵循四项原则
依法依章程原则。目前国有企业近乎全部完成改制和党建进章程,从而使得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成为企业党组织、董事会等治理主体之间分配控制权的根本依据。董事会的权利来自法律规定和章程约定,党组织的权利主要来自章程约定。公司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董事会的法定地位和主要职责,同时也为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法律空间(公司法第十九条)。公司章程则以约定的形式明确了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以及和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原则。最新颁布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要求,中央企业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与董事会成员、经理层成员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董事长由一人担任,董事长、总经理分设;总经理一般担任党组织副书记并进入董事会;党组织专职副书记一般进入董事会。这是从领导体制上保障党组织能够与董事会、经理层之间进行充分沟通、协调运转,有效参与重大问题决策。虽然党组织对董事会没有领导关系,也不直接领导经理层,但是可以通过领导董事会中的党员,由其按照党组织决议在董事发表意见,进而实现党组织决议通过法定民主程序转化为董事会决策。
帕累托改进原则。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损害任何一方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资源配置等方式而使得至少一方的权益得到提高。当不存在这种改进余地时,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理想均衡状态。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与规范董事会建设而言,两者在公司控制权分配过程中,应优先采用帕累托改进路径,在共同加强中相济互补,产生1+1>2的治理成效,避免落入零和思维的窠臼,不搞“拔河比赛”。例如,在重大决策方面,董事会应事先听取并充分尊重党组织意见,同时党组织也要维护董事会决策权,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使董事会真正成为企业的决策主体。
比例原则。这一原则是对帕累托改进原则的补充。当内部控制权在党组织、董事会之间让渡时,虽然可能导致一方权利受到限制,但如果能使公司治理的效率效益得到提升或者其他重要的方面得到加强,那么这种权力让渡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要注意适度、合乎比例,做到权责对等、权责利效相统一。例如,在选人用人方面,虽然由董事会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履行经理层任免程序,但是根据企业地位和作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上级党组织仍在较大程度上掌握对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把握两个重点
重大决策
在重大决策方面,党组织领导班子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应当经党组织领导班子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进入董事会、经理层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本企业的党员应当落实党组织的意图。对此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党组织前置程序研究讨论是前置审核把关,主要是审核重大事项是否符合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是否符合党纪国法规定,是否符合企业发展战略需要,是原则性的、偏宏观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虽然目前国有企业规范建设董事会,外部董事占多数,上市公司还设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但由于国有大股东主导,再结合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党组织意见基本都能在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时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落实。即便党组织和董事会在理论上分别代表党和出资人的意志主张,但在实际中各治理主体却可以具有“异口同声的默契”。然而,这不意味着党组织可以直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和指挥中心,而只将董事会作为党组织意图合法化的“橡皮图章”。
鉴于党组织和董事会的组成原则不同,会议召开和议题提出的规则也有所区别,在推进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随着股权多元化特别是非公出资人话语权提高,可能会暴露党组织意志一元化与董事会(出资人)意志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公司法规定经1/3以上董事提议可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经2名以上董事提议可提出董事会议案。单纯从法律角度讲,存在一种可能,即党组会研究讨论不同意,而议案仍能够提交董事会审议甚至通过的情况,反之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党组会研究讨论通过,而议案遭到董事会否决的情况。
归根结底,党组织领导力的强弱最终要靠股权硬实力、董事会票决结果来说话。对于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是否应以党组织研究讨论通过为必要前提,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或采用特殊管理股方式,保证少量国有资本拥有对违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议案的“一票否决权”。
此外,对于国有企业境外子公司,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在法律上存在一定障碍。境外子公司党组织可以将其意见向上级党组织报告,由上级党组织将相关意图转化为股东意见,从而实现对本企业董事会决策重大问题的有效参与。
二是对重大问题的界定直接决定了党组织参与董事会决策的范围,也直接体现了落实董事会职权的程度。目前实践中普遍是将董事会决策前需经党组织前置程序研究讨论的“重大问题”理解为“三重一大”事项,即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大额资金运作使用事项。但也有其他理解。例如《党组工作条例(试行)》对于应当事前经党组研究讨论的重大经营管理事项,界定为涉及国家宏观调控、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等更高层面的重点问题。现阶段从稳妥的角度,将董事会、经理层研究决定“三重一大”问题,都纳入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的范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实践经验累积、议事规则完善、董事会职权落实,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的范围应该进一步精简,围绕如何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这一根本目的,真正做到议大事、抓重点。
此外,有观点认为重大问题的准确理解应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只包含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大额资金运作使用事项,并不包含重要人事任免事项。虽然在理论层面上,经理层选聘权作为董事会的重要职权,应该一并纳入董事会决策范畴,但是实践层面上却并非如此。以中央企业为例,人权和事权分属中组部和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对下授权程度并不一致,中央对央企领导人员的任免是直接讨论决定,董事会只是履行相关程序,并不像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那样,拥有相应的最终决策权。又例如在《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落实中央企业董事会职权试点工作的意见》等一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中,都是将重大决策、选人用人等权利并列表述。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国企党建会上的讲话中,则是将重大决策和选人用人分属两个重大问题分别论述。
三是责任追究问题。董事会实行集体审议、独立表决、个人负责的决策制度,例如对于上市公司的董事,按照党组织意图发表意见,因此违反相关上市监管规则,受到证券监管机构追责的情况。经理层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例如总经理按照党组织意图开展经营管理,因此出现重大损失,受到董事会追责的情况。虽然目前这样的情况鲜有发生,但随着追责力度不断加强,重大决策要终身追责,不同主体之间决策机制与问责机制不协调不衔接的问题可能会日渐突出。
选人用人
在选人用人方面,把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产生、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理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确保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党管干部原则是党实现全面领导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国企党建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能动摇、不能走样、不能被架空,必须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按照调整后的中管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中管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由党中央统一管理。由此中管企业经理层人员的选拔任用,虽然形式上是由企业董事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任免程序,但实质上还是由中央及中组部直接委任,仍带有较重的行政色彩。最新颁布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规定明确,中管企业不纳入董事会选聘经理层成员试点工作,也就是说,今后一段时期都不会将中管企业经理层选聘主导权授予董事会。
二是干部管理权限是开展选人用人工作的逻辑起点,区分好干部管理权限是建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的关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按照其层级和产生方式不同,一般可以分为上级党组织管理人员、本级董事会管理人员、本级党组织管理人员等。按照管理权限,党管干部一般下管一级,即上级党组织管理本级企业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组成人员,本级党组织管理本级企业内设部门负责人等。虽然董事会应掌握职业经理人选聘权和管理权。但“落实董事会、经理层选人用人权,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可以当甩手掌柜。”上级党组织应通过确定标准、规范程序、参与考察、推荐人选等,把好人选政治关、品行关、廉洁关,依规考察提名,依法履行程序。此外,有必要积极探索党组织向董事会差额推荐经理层成员,给董事会更大选择权。
三是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确保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通过实现对人的领导,保证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把关。以牢牢掌握选人用人主导权为前提的向董事会授权的逻辑,一方面是由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目前治企兴企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还主要依靠人治,依法依章程依规则治企的现代治理理念还需要继续加强。
四是股东会依法选举产生董事会、董事会依法选择聘任经营管理者、经理管理者依法提名或聘任其他管理人员是公司法赋予的法定权利,但党组织在国有企业选人用人工作中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以及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并没有法定依据,也未列入?h章规定的国有企业党组织5项基本职能。目前党组织主导选人用人工作中的提名考察推荐等权利,均来自于公司章程约定。在前述提到的股权多元化的过程中,同样可能面临党的意志与出资人意志不一致的挑战。
第三篇:正确认识考试与教学关系
4.正确认识考试与教学关系
成功的教学要通过对各种考试或测验结果的分析去获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考试结果的分析,了解学生对教科书,教法的适应情况,以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进教与学的关系。具体作法是对试题试卷进行分析及时反馈。
(1)对知识掌握的分析。教师应求出每项知识内容分类中试题的平均得分,将此平均分与计划表中的满分作比较,以反映学生对各项知识内容的平均掌握程度。
(2)对能力目标的分析。通过分析考生在各能力项上的平均得分、达标率与满分率来了解学生在各项能力上与原有目标所存在的差距。(3)根据双向细目表对表中每交叉分项的试题作同样的分析,并与满分比较,找出某个具体交叉点上的教与学的成功和失败。通过以上的计算、分析、比较,教师可以了解学生对教科书、教法的适应情况,掌握学生能力的发展状况与特点,诊断出教学中的问题和症结。
对考卷分析之后,应及时将考试整体情况及分析结果反馈给学生,同时应将考卷发还给学生本人,让学生对照自己试卷的反应,参照教师对双向细目表有关的分析结果,诊断出问题所在。同时,理清知识项与能力项中哪方面存在问题及其出现的原因,以便在教师的指导下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6)考试结果数据的统计分析
考试数据的统计分析是考试结果分析的重要内容。教师应对每一试题的得分情况做统计分析,通过统计各题的得分率,可以准确发现学生对试卷各题的回答情况。
(1)考试的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的分析。平均分可以表示出某一学生群体的整体水平,及格率可以表示出中等水平学生群体的相对大小,优秀率可以反映出尖子生群体的相对大小。如果将这些数据进行班与班、校与校之间的横向对比,则可以反映出一个集体与另一个集体之间的相对差距。
(2)考试成绩与起点基础水平的对比分析。每次考试可以将本班入学时各分数段人数分布作为基础,以各分数段为基本分析单元,将本次考试的上线人数、上线率逐一进行相应的分析,看各段上线总人数和上线率是否有所提高。这样可以看出一位教师或一个班级在一个阶段的教学中是否出现了两级分化。以便及时制定整改措施。(3)总分、单科上线人数与单科有效上线人数的统计、对比分析。有效上线是指在总分上线的同时单科成绩也上线,表明学生单科成绩没有拉总分的后腿。各个学科单科人数上线人数多,有效上线人数也多,表明教师教学成绩良好。如果上线人数较多,同时不少总分上线的学生这一学科却没有上线,这说明教师在教学中不够关注班上相对优秀的学生。因此从教学管理到质量分析都应高度重视有效上线的问题。对策建议
1.教师要正确认识分数的作用
分数有它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学生学业评价中用分数进行科学合理的测量,对于实现地理教学目标、促进地理教学改革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数在一定程度上能表明学生掌握课程标准所规定的知识、能力、技能和技巧的实际情况,学生的升级、升学也能依分数而定,是学生日后学习成绩较好的预告和证明之一。通过分数反馈信息,教师能诊断自己的教学是否适合学生的水平,还能诊断出学生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学生通过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成绩,可以激发其求知欲和兴趣的发展,当然,分数也有消极作用,如分数不能十分准确、全面地说明学生的学业情况,不能给学生提供明确、具体、及时的反馈与矫正信息,所以,分数不是衡量学生成绩的唯一标准,更不是人生的全部。
2.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分数
按照评价的方法,可将评价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强调数量计算,结果准确,有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的特征。定性评价不采用数学的方法,而是由评价者对被评价者评出等级、写出评语。我国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考试经验,人们普遍认为通过考试给出分数是比较公平的测量手段。用辩证的观点看,科学合理的考试,能够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人才的培养,相反阻碍教学的发展。所以基础教育考试改革势在必行。
教师应引导学生保持“平常心”用平和的心态对待考试,才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3.让分数也有人情味
人情味是人性之中最温情的一面,教育工作本身也是面对人的工作,在教师背后站着的是一个个鲜活的充满憧憬的生命。在我们日常教学中,批改作业、批改试卷、给出分数,是我们经常做的看似极平常的一个教学环节,学业评价是向学生反馈学习情况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作业和试卷的批改,我们常常用对和错来评判正误、比较学习差异方面有一定得作用。但它缺乏激励性、导向性不能全面评价一个学生的基本素质。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情绪,而加上针对性的评语能弥补这些不足。有些分数带给人冷冰冰的感觉,但细细品味,道是无情却有情,因为有时一个小小的变换形式的给分,就可以使一颗颓废的心重新的燃起希望之火,这完全取决于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
分数表达教师的情感取向,分数传递着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因此教师要正确利用分数,以此达到师生间很好的情感交流,发挥分数对学生的促进作用。4.帮助学生提高分数
(1)找出影响学生的真正障碍,“对症下药”。前面我们分析过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教师要对学生,尤其是考试分数较低的学生进行合理的分析,是来自生理的障碍、环境障碍、心理障碍、认知障碍还是情感障碍、个性障碍等,针对不同情况进行疏导。如,帮助学生适应初中学习生活;适应新学校环境;适应新学校教师的教学,听好每节课;改变个人的学习策略,主动学习,探索学习;等等。
(2)找出自己的优势和差距,“因材施教”。最能出成绩的学习就是针对性最强的学习。教师要引导学生明白考试的失分点在哪,然后从失分点上找原因。找到了原因,“因材施教”,成绩才会提高。(3)深入分析丢分原因。考试中的满分卷通常是不多的,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遗憾,都需要总结经验,找出丢分的原因。将学生在校的月考、期中、期末、模拟考试题进行反复研究和练习才是提高成绩最根本的手段。学生最大的缺点是不重视考试后的错题,殊不知,真正解决了这些错题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成绩。不能只是简单地将正确答案写在试卷上,要深入分析答错的原因,是知识缺漏,还是解决方法、技巧有问题,是审题不严,还是推理、计算错误。并注意保存好这些试卷,在今后的每次考试前拿出来看一看,以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4)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学生由于缺乏自信,怀疑个人的能力、水平,在困难面前容易退缩,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教师只有培养学生的自信心,让他们在困难面前不气馁,经得起失败的打击和挫折,才能在考试中正常发挥自己的能力、水平。
第四篇:正确认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正确认识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企业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是硬要求,我们要承认发展与保护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但更要相信发展与保护能够取得双赢。促进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环境保护也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坚持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加强保护。
因此,我们既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同时必须明确,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应当是生态良好、环境优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一、企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可实现“双赢”,处理不好则两败俱伤。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反过来会制约企业发展,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企业发展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企业要有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企业发展、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难以奏效。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企业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在发展中加强保护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质上是要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把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环境保护是硬要求,我们要承认发展与保护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矛盾,但更要相信发展与保护能够取得双赢。促进发展是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环境保护也是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必须坚持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加强保护。
要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必须尽快抛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只有走出这样一条新路子,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了,环境保护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发展与保护正是在这里找到结合点的。
第五篇:《正确认识安全与经济的关系》
论安全与经济的关系
现代安全经济学“三角形理论”认为:经济为两条边,安全是一条底边,没有底边的支撑,这个三角形是不成功的。“经济发展再快,没有安全就构不成稳定的三角形”。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任何一个行业都要正确认识安全与发展、安全与效益的关系,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为经济跨越式发展保驾护航。因此,正确处理好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任何组织、企业,任何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经济发展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物质保障
近年来,我国煤矿事故频发,这些事故绝大部分发生在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不高,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过多依赖自然环境。因此,要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就必须增加安全投入,要增加安全投入,就必须有经济发展作后盾。所以,一定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观念,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安全投入,为安全生产形势的稳定提供经济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安全生产需要的大量投入,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支撑。安全生产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证明了这一点。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在工业人口仅有5000万的情况下,每年事故死亡约6000人;美国的煤矿二战前每年死亡人数都在2000人以上;英、法、德等国的情况也类似。众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l万美元时,事故呈下降趋势波幅很小;当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时,事故就得到有效控制。
我国沿海省份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山东省04年GDP增长11.9%,事
1 故死亡人数下降了3%。该省按照“三级机构、四级网络”目标,在所有县市都建立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并在74%的乡镇设置了专职安监员,在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上升约10%的情况下,山东省却下降了12.3%,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事故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也由几年前的80%-90%,下降到了71%。同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江苏省也实现了事故死亡人数连续4年下降。而这一成绩也是在该省年均经济增长10%的基础上取得的。
所以说经济发展为安全生产提供了根本保障,主要是由于一定的安全投入必然获得相应的安全产出,这是基本的经济规律。
发达国家安全投入一般占GDP的3.3%,而我国的安全投入目前还不到GDP的l%。长期以来,我国安全生产技术费用都是从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中按10%~20%的规定比例提取,但实际提取比例远低于这一标准。在许多新建项目中,安全生产配套设施被随意削减的现象比较严重。
同时,因投入不足,我国目前还有一些地方无专门的安监机构,而英国国家安全卫生执行局有4000名工作人员,荷兰3个安全部门每个都有1000多人,日本通产省仅管理化学品安全的一个科就有20多人。
安全投入不足,使我国安全生产水平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以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例,去年美国为0.017,波兰为0.23,印度为0.5,俄罗斯为0.7,而我国即使是设备条件相对较好的国有重点煤矿,也高达1.257。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要想从根本上减少事故,还得加快经济发展。
二、安全投资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一般人认为安全投资是单纯指直接的资金投入,其实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2 直接用于解决物的不安全因素(事故隐患),改善劳动环境和条件为主,提高物质安全化的资金投入。二是用于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主的人力资源、人员素质的投入。如开展各种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活动、安全教育、安全培训的投入,职工防护用品与保健、安全技术攻关等投入皆构成了企业安全投入、投资。这些安全投资有利于安全生产系统的整体安全水平的提高和发展,也保障了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发展和提高。
安全投资究竟有多大的效益?很大程度被人们认为是摸不着、看不见、只投入不产出的亏本事。这是因为安全投资所反映的经济效益有它独有的特征,未能被人认识。它不同于一般生产经营性的投资,没有直接的很明显的盈利收入,它是渗透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和成果中,效益是潜在的。
它的经济效益可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一)安全投资可转化为效益
由于安全投资能解决不安全的因素,加强了安全管理,使之不发生各种事故,保证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使得生产经营性投入不受到损失,实现产品质量、产量的提高,节约材料,降低成本,也是一种经济效益。例如“九五”期间,我国在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安全评估与寿命预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现有各类在役管道800万公里,压力容器4227万台),投资在2400亿元以上。按最保守的估计,平均使用寿命能够延长其设计寿命的50%,可节约投资1200亿元以上。以平均寿命20年计算,每年可节约设备投资60亿元以上。若再计算避免更新设备减少的停产
3 损失,其经济效益将更为可观。再如“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典型作业环境粉尘危害治理技术研究”项目开发了双区交变电场静电凝并除尘技术,增强了粉尘凝并效果,有效地解决了微细粉尘的收集难题。开发的不对称预荷电静电增强过滤除尘技术,有机地结合了粉尘静电凝并与常规静电增强效果,可显著地降低过滤阻力,改善清灰性能,延长布袋使用寿命,提高微细粉尘的收集效率,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二)负效益转化为正效益
在某企业曾发生一起事故,给企业的利润和产值造成了损失,而后来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安全投入,治理了事故隐患,加强了安全管理,杜绝了类似事故的发生。
这可以将前次事故损失数视为安全投资后实现的直接经济效益。如某厂一台6吨天车,起吊设备时,由于超负荷发生坠落事故,设备损坏,造成5万多元损失。后来花4000元购置了压磁式超重负荷限制器,避免了类似事故的发生。又如某厂曾发生一次电炉投料混入炮弹爆炸事故,损失近40万元,后来增加了人力投入,在废钢入库、加工储备、入炉三个岗位上设立了9名专职危险物品安全检查员严格把关,一年内拣出危险爆炸物225件,避免了电炉投料爆炸事故,从而避免了人身伤亡、设备损坏事故。
因此,可以断言,安全投资无论是人力还是资金投入获取的经济效益都是可观的。安全投资和企业经济效益有着一定的关系。安全投资少,会严重影响企业安全进展速度和水平,另外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制约。因此,企业在考虑经济效益
4 的同时也一定要加大安全投入。
三、安全生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实践证明,没有安全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发展,没有安全的效益也只能是暂时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同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经济发展与事故发生成正比,经济发展速度越高,事故发生概率就越大。但是,如果具备完备的安全设施、到位的预防措施,事故发生率就会大大降低。
(一)搞好安全生产能够保护生产力。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人类自有生产活动以来,便存在事故隐患,安全生产的本质就是不断消除隐患、遏制事故,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
(二)安全生产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研究表明,安全生产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贡献,而且行业风险越大,贡献也越大。生产是一种复杂 的物质转换活动,活动全程中会遇到各类事故隐患。安全生产通过排除隐患、遏制事故。用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无疑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浏阳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生产基地,年产销额高达23亿元,占全国烟花出口总量的65%。近年来,该市投资5亿元,在烟花行业实施旨在提高安全防范能力的工厂化、科技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改造,实现了连续4年无重特大事故的目标,获“全国涉爆斗争先进集体”称号,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由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综合实力居湖南省前列的城市。相反,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安全生产,造成事故不断、生灵涂炭,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众所周知,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是,由于不重视安全生产,也曾吃了许
5 多苦头。发展初期,由于过分强调发展速度,忽视了安全生产,留下了许多隐患。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化工企业大爆炸,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深圳市委、市政府不得不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重新夯实安全生产基础,这样才有了高速健康的新一轮大发展。
深圳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有安全作保障,从效益上看,尽管有些不重视安全的生产经营单位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经济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长期不懈地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尽量少发生事故或是不发生事故,对生产经营单位来说,是最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日均事故死亡达320人,每年事故损失近2000亿元,相当于3个三峡工程的投资。实际上在重购设备恢复建设往往需要数倍于损失额的资金。可见,事故越多,生产力越低;事故越少,生产力越高,这是一个被实践所证明的辩证关系。
四、安全与经济最终良性互动
安全与经济的关系,最终是达到两者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且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工作重心的三大战略性转移:
(一)由重生产、轻安全向生产安全并重转移。
实践证明,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针对当前由于重生产轻安全导致事故高发的突出问题,要切实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绝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生命为代价,来追求所谓的发展。要真正认识到没有安全的生产,是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发展是硬道理,但安全是更硬的6 道理。“三个代表”归根结底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遏制重特大事故就是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如果人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那就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也谈不上经济发展,搞好了安全生产,正是代表和维护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护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发展。
(二)由灭火型向事前防火型转变。
“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预防为主”是安全经济工作的永恒主题,“亡羊补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亡“羊”毕竟丢了,且“补牢”是以“亡羊”为代价的。
著名安全经济学家罗云在《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关系》中指出:预防性的投入产出比远远高于事故整改产出比,两者的比例为1:5。这是安全经济的基本定量规律。现代安全经济学“金字塔法则”认为:预防性设计时考虑一分的安全性,相当于制造时十分的安全性效果,进而达到运行投产后千分的安全效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安全经济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古代宿命论:被动承认出事故是命中注定;近代补救论:即事后“灭火”。再就是现在“条条规程血染成,不能用血来验证”的现代预防论:掌握安全工作的主动权,着力于事前“防火”。从宿命论、补救论到预防论,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一切事故都源于隐患,惟有加强源头预防,根除隐患,才是治本之策。
(三)由传统人治型向现代法治型转变。
“法令兴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要依法加大对事故责任者的惩治力度,实现安全生产的法治化。
浏阳市针对烟花行业的“火药桶”特点,坚持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两手抓”,建立了市与乡镇、乡镇与村、村与组、职能部门与企业、乡镇与联村干部、组与村
7 民的六级互联互保安全责任制,并将其纳入目标考核。同时,我们还实行了市级领导联系产区、主管领导安全述职、干部排查隐患登记三项制度,将“乌纱”“饭碗”紧系安全,鞭策干部严防死守。今年来,依法查处烟花非法生产105起,没收产品6896件,拘留85人,有效地改善了安全状况,促进了经济发展。
总之,作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组织、一个小家,都有正确认识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真正处理好安全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安全失去经济的物质保障,又不能让经济撇开安全独自危险性前进,而是要做到两者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真正达到社会和谐发展、人民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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