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真实的“课堂管理”

第一篇：还原真实的“课堂管理”

还原真实的“课堂管理”

周彬

在一堂语文课上，学生王武（化名）用纸团砸了后排的李方（化名）同学，上课的张老师生气地让王武站起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阵之后，让王武坐下接着上课。可让张老师觉得尴尬的事发生了，王武不愿意坐下，而是一声不吭地站着不动。面对这种情况，张老师无计可施，反到陷入了被动之中。请问，如果你是张老师，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有的老师认为，这时候只能强迫王武坐下；否则，不但张老师下不了台，连整堂课也没有办法上下去。哪怕王武觉得委屈，为了班级的课堂秩序，为了别的同学能够顺利地听完课，也必须坐下来。可是，如果王武就是不坐下来，张老师又能够采用什么方式去强迫王武坐下来呢？

有的老师认为，这个时候张老师可以把课停下来，让王武把自己的委屈讲出来。这些老师认为，只有张老师把王武和李方之间的纠纷处理好了，王武才能够自觉地坐下去，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这堂课不因为王武的举动而上不下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王武不因为这事觉得委屈。可是，如果张老师把课停下来处理王武和李方之间的纠纷，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够结束呢？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全班同学又做什么呢？

有的老师认为，张老师应该不理睬王武，不管他是站着还是坐着，反正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上课，等王武自己站累了，也就自然而然地坐下来了。采用这种“自然后果法”，既可以回避课堂因为这次纠纷而乱了秩序，也可以避免张老师和王武之间的矛盾。下课后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王武和李方之间的冲突。

一、课堂管理的目的是什么？

课堂管理有两个核心目的：一是避免或者消除影响班级同学有序学习的事件，我们将它简称为维持课堂秩序；另一是通过合作学习凝聚班级合力，在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我们将它简称为促进课堂合作。前者保证课堂教学得以有序进行，后者力求动用集体的力量提高课堂效率；从课堂管理对课堂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可以把前者称之为消极课堂管理，把后者称之为积极课堂管理。在传统的观念中，都习惯于把课堂管理简单地视为维持课堂秩序，对于促进课堂合作这个更积极的课堂管理目的，却被大家疏忽了。

教师在课堂中的任何管理行为，都必须服务于课堂管理目的；可是，一旦教师在课堂中实施了管理行为，往往会陷入此项管理行为之中，反而不顾及甚至会远离课堂管理目的。在教育实践中，教师往往通过制止或者批评学生的违纪行为来维持课堂秩序，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维持了课堂秩序，而是扩大了学生违纪行为对课堂的破坏力与破坏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教师不再是课堂的当事人，而成了学生违纪行为中的当事人；学生不是听课受了影响，而是学生不再有课可听。据此，我们从课堂管理目的出发，来重新审视张老师和王武之间的课堂冲突。为了避免王武与李方之间的冲突影响到别的同学听课，张老师及时制止王武的违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张老师要非常清楚一个事实，他制止王武违纪行为的理由，并不是因为王武在与李方的冲突中有错，而是他们之间的冲突影响到了其他同学听课的权利。而且，张老师要制止的，也不仅仅是王武同学一个人的行为，而是王武与李方两位同学；常言道，一个巴掌拍不响，张老师只是看到了王武同学的违纪行为，但并不清楚王武为什么实施违纪行为，以及王武的违纪行为和李方有什么关联，如果只是制止王武的违纪行为，就会让王武觉得委屈与不公。所以，在课堂上张老师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去就王武与李方之间的冲突予以评判，这是课后的事，课堂上只需要制止他们的违纪行为，理由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他们的违纪行为影响了其他同学的正常听课。

张老师单独把王武同学叫起来并给予严厉的批评，这并没有起到维持课堂秩序的目的，反到是挪用了课堂教学时间，中断了课堂教学进程，最终还把自己陷入了王武与李方的冲突之中。本来王武的冲突对象是李方，可由于张老师对他个人的批评而转变成了张老师。这就把王武同学是否坐下的条件，置于张老师是否要在课堂上给王武同学一个“平反昭雪”的机会了。于是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就从张老师的课堂行为上，转变到张老师如何处理他和王武同学之间的冲突上面了，这样的课堂管理不但没有起到课堂管理的目的，反而让王武与李方之间的违纪行为因为有了张老师的加入而变得更加的恶劣。

其实，任何时候教师对学生的管理行为，都要回到实施管理行为的目的上来，千万不要教师自己陷入管理行为的是与非之中；即使已经陷入其中，也必须从课堂管理目的出发，让自己尽快脱身出来。当王武不再坐下而是站立时，张老师在课堂上没有必要追问王武为什么不坐下，而是从是否有利于课堂教学进程的顺利开展，是否有利于其他同学继续听课的角度，来看待王武同学的站立行为。那么，此时决定王武是否应该站立上课的人，就不再是张老师，而是坐在王武后面的同学以及可能会因为王武同学的站立而受到影响的其他同学。当王武同学不愿意坐下时，可能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张老师对王武同学说：不管你和李方同学之间谁对谁错，也不管我的处理方式是否正确，这都可以在课后来分析与处理；从有利于课堂有序开展，有利于其他同学有效听课，请你暂时坐下来。如果在这种情况王武仍然站着，那张老师可以继续说：如果你不觉得站着会影响其他同学听课，或者其他同学认为你站着对他们听课没有影响，你也可以继续站着。当王武觉得自己对张老师的抵制行为不再有效，反到成了影响众多同学听课效果的行为时，他的放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为何需要课堂管理？

相信每一位走进学校的学生，都希望自己成为好学生；可随着时间的流逝，好学生是越来越少，差学生反到越来越多。而且，好学生总是成绩又好，又听老师的话，同学关系也不错；可差学生就千奇百怪了，有的同学只是成绩差一点，有的同学不善于和他人交流，有的同学是不但自己调皮还带领别的同学调皮。可是，作为一位教师，不管是好同学，还是差同学，只有他进了你的教室，你的课堂就得向他们开放；既然你的课堂向他们开放了，你就得防止有的同学在你的课堂中调皮，你还得想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从整体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问题在于，从想做一个好学生，到真正成为一个好学生，其中经过多少挫折，又有多少人从想做一个好学生最终却成为了一个差学生；只有理解了这个过程，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需要课堂管理。

如何维持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不可否认，没有一个学生希望自己成为差生，也没有一个学生希望自己成为调皮生，可当学生入学初期的学习动机没有获得相应的成绩与认可后，他们的学习动机就会逐渐消退。而且，在班级中，学生很少用自己前后成绩的对比来证明自己的成功，而是经常用自己和他人成绩的对比来证明自己的失败，这也是导致学生学习动机加速消退的重要原因。对教师来说，要让学生在课堂中有良好的表现，就必须维持并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要帮助学生觉得课堂学习不但有趣，而且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成就感。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并学会使用学习方法？学生在学习上败下阵来，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学生自己不想学习，对学习高挂免战牌；二是学生没有找到正确的学习方法，在学习阵地上落败。在现实生活中，不想学习的学生毕竟是少数，但不知道怎么学习的学生肯定是多数。要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与成就感，既需要维持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更需要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帮助学生在课堂与课后的学习中正确地使用学习方法。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容易简单地把学生学业失败归因于学生的学习动机，从而掩盖了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方法上的失败。

如何调动学生集体力量提高学习效率？尽管对学生的考核是个人成绩，但学生获得成绩的过程却并不必然是个人的事。一个积极的学校学习风气，一个令人舒适的班级风气，一个令人上进的课堂氛围，都是个人减轻学习压力，提高个人学习效率的良好途径；可是，不管是校风与班风，还是课堂学习氛围，虽然对学生个人学习效率的影响很大，但都不是单个学生可以决定或者形成得了的。因此，当一个班的同学走进教师的课堂，教师就有着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即如何调动班级集体力量，来促进班级良好学习氛围的形成，来促进班级同学间的互帮互助与取长补短，最终实现提高每位同学学习效率的目的。

如何通过纪律教育形成课堂学习秩序？在一个教室里，总有喜欢读书而且还会读书的同学，也有不喜欢读书或者不会读书的同学，为了确保课堂教学能够有序开展下去，就必须在课堂上形成统一的纪律与规范。对于喜欢读书而且还会读书的同学来说，由于自己专注于课堂学习，所以违纪的可能性就小了许多，这些纪律与规范对他们的约束较小；但对于那么不喜欢读书或者不会读书的同学来说，由于他们的精力无处释放，他们违反课堂纪律的可能性就大了许多。是故，对这部分在课堂上富有余力的同学来说，通过纪律教育让他们意识到群体规范的必要性，从而有效地抑止自己的违纪行为是确保课堂教学有序开展的基本保障。如何通过学习诊断减少学生违纪行为？课堂中的每一位学生都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而且他们的这些活力一定会在课堂中释放出来，要么通过勤奋学习来正常释放，要么通过违纪行为来非正常释放。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个学生在实施违纪行为时，一方面要想着如何制止违纪行为，另一方面还得想着如何把他实施违纪行为的体力与精力引导到学习上去。制止违纪行为只是消除学生生命活力异动的表象，只有将学生生命活力引导到学习上来，才可能根除学生生命活力异动，而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学习困难的诊断与治疗，而这远比制止学生违纪行为更为复杂，也更需要教师的教育智慧。

如何避免与诊治学生群体的失范行为？课堂管理最成功的境界，就是发掘学生群体的力量来提高每位学生的学习效率；与之相应，课堂管理最失败的境界，就是对学生群体的失范行为无能为力。如果课堂里只有一两个学生有违纪行为，虽然比较遗憾，但至少还可以保证课堂教学能够正常地开展下去；如果课堂里有众多学生实施违纪行为，甚至学生动用群体的力量来抵制课堂教学，那课堂教学就没有办法实施下去了。虽然在课堂里出现学生群体失范行为的概率比较低，但对群体失范行为的预防与诊治却是不容松懈的。其实，课堂中对学生群体的管理，不但可以预防学生群体失范行为，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导与建构一种积极的课堂学习氛围。

三、怎样进行课堂管理？

在大家的印象中，课堂管理总离不开教师的命令，有时候还夹杂着教师的训斥；更有意思的是，往往教师的命令越强硬，教师的训斥越尖锐，离课堂管理的目的反而越远。毫无疑问，教师采用什么方式管理课堂，对课堂管理的有效性有着质的影响。对教师来说，觉得最委屈的事，就是教师课堂管理的目的特别正确，但学生却丝毫不接受教师的课堂管理方式。相信没有多少老师管学生的目的是害学生，可那么多为了学生利益而管学生的行为，却最终却被学生抵制，这本身就值得教师去反省。

服务于学生群体而非管制学生个体。在数学课上，当老师在努力地讲解例题时，一位学生偷偷地看起了小说。数学老师气急败坏地批判这位学生，可这位学生却平静地说：你讲的我都懂了，为什么我不能用节约出来的时间看小说呢，再说我看小说也没有影响其他同学听课呀。数学教师只好回应到：你看小说影响了我上课，自然也就影响了其他同学听课。这位学生慢条丝理地回到：那是你主动受我的影响，又不是我主动要去影响你。教师无语以对，于是一堂课就因为师生间的你争我辩搞得火药味十足，最后是教师上课无心，学生听课有气，其他同学也噤若寒蝉，提心吊胆地听完了这堂课。在日常教育生活中，一想到课堂管理，很多教师都会想到如何制服那些调皮的学生；尽管大家都在想办法制服调皮的学生，可似乎调皮的学生反而越来越多了。因此，从概率上讲，课堂管理并没有制服调皮学生，反到是造就了越来越多的调皮学生，这也就证明了课堂管理并不应该将过多的精力用在管制学生个体身上。当教师将管理的重心从班级群体转向学生个体时，教师就成为学生个体的冲突对象；于是课堂上充斥着学生个体与教师间的是非之争，而其他同学成了这种冲突的观众。当然，在这样的课堂中，没有一个人是赢家，不管是陷入冲突之中的学生个体与教师，还是作为这场冲突观众的同学群体。是故，课堂管理一定要以维持学生群体的学习秩序与提高学生群体的学习效率为目的，不管是批判还是表扬学生个体，都要以是否有利于营造学生群体学习氛围为标准。寻找调皮的原因而非责备调皮的态度。学生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家庭作业，相信这是绝大多数教师都觉得不开心的事情，为什么老师要为此而不开心呢？因为在老师看来，学生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家庭作业，要么是学习态度不好，要么是对教师个人有意见，而这两者都是教师所无法容忍的。尤其是，当教师发现学生把某些学科的作业做完了，而在自己所教学科上的作业却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这就更让教师生气了：为什么你可以把别的教师布置的作业做完，却不做或者没有做完我的作业呢，这难道不是对我权威的挑战吗！其实，如果教师静下心来分析学生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家庭作业的原因，而不是过度地计较学生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家庭作业表现出来的态度，或许就不再不开心了。其实，学生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完家庭作业的原因，包括不想做、不会做、不能做三种情况，不想做是态度问题，但敢不想做作业的学生是极少数的人；不会做是能力问题，既然学生不会做，那结果肯定是做不了，如果做出来了也是抄袭，所以不做或者没有做完肯定比抄袭要好；不能做是条件问题，就是没有不具备做或者做完家庭作业的条件，比如作业太多实在做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选择能做的做，对于不能做的只能无奈地放弃。为此，如果教师把不会做与不能做都归因于学生不想做，那既委屈了学生，也伤害了自己。因此，不管是为了保护学生，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更愉悦，寻找调皮的原因远比责备调皮学生的态度更有意义。

让学生明白做什么而非禁止学生做什么。每学期教师上课的开场白，就是为学生提出课堂要求，绝大多数的课堂要求都是禁止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做什么，但却很少告诉学生在自己的课堂上究竟应该怎么做。最常用的禁止内容，就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准讲话，但我们却很少教学生如何在课堂上与学生与教师交流；于是，当学生的确需要与其他同学交流时，在没有获得正确的与其他同学交流方式的前提下，他只好采用课堂中的违纪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了。对于课堂上的调皮学生来说，在道理上，几乎没有学生认为自己的调皮行为是正确的；可问题在于，他们之所以实施调皮行为，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要么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课堂欲望，比如想回答教师的提问，想向其他同学借用学习工具等。我们禁止了一件事情，但并不等于这件事情导致的影响就结束了；更重要的是，当学生不再做这些禁止做的事情时，他们还会做什么事情？

第二篇：还原真实的历史

还原真实的历史

演讲稿

日前，河南省文物局在京高调宣布，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得以确认。这一消息成为今年最具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也破解了曹操陵墓的千古之谜。

据悉，被确认的高陵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去年12月开始发掘，之前被考古学家当做东汉大墓。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这座大墓现出规模宏大的真容。整座大墓包括了墓道前后和四个侧室，整个墓道长近40米，宽约10米，呈斜坡式延伸地下15米，大墓平面约为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占地面积740多平方米。

仅从这一规模形制，即可断定墓室主人帝王身份。让人惊喜的是，虽然该墓被盗严重，但墓中存留的珍贵文物却很关键，随葬文物中出土了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的石碑，为墓主人是曹操提供了直接材料。而且，在被追缴的该墓被盗文物中，有一块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项石”铭文，佐证了此墓就是曹操无疑。更重要的是，在该墓中还发现了一男二女的遗骨，其中男性被测定为60岁左右，和驾崩时66岁的曹操年龄相吻合。

唯一令人缺憾的是，墓中没能发掘出直接证明曹操高陵的墓志铭。但从墓志形式、出土文物、墓中骨骼，已经形成了相对严密的逻辑链，这里是曹操高陵无疑。

高陵被发掘确认，破解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而这一发现，又让人大跌眼镜。历史传说的荒诞和正史记载的严谨形成了鲜明对比。千多年来，民间关于曹操墓的传说，一直是七十二疑冢。墓穴所在，有的说是在许都(许昌)城外，有的说是在铜雀台附件的灵芝村(见《彰德府志》)，有的说是在漳河底(参考古诗“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也有说是在曹操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谯陵)。

再看正史记载，曹操陵墓的位置并不那么迷雾团团。一是在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即他去世前2年的218年，在其颁布的《终令》中说“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死前又有《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岗，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两令见于正史，说明两大史实：一是表明曹操的薄葬之志；二是明确他归葬的地点为“邺之西岗”，比邻“西门豹祠”。凭此两点，不仅说明曹操对于自己的墓葬毫无掩饰，甚至是光明正大地告诉后人他墓葬的地点。这恰恰说明曹操性格中一贯的豪迈和慷慨。更要者，由于他追求薄葬，“无藏金玉珠宝”，似乎也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墓葬所在，更不怕盗墓贼光顾。

然而，历史给他开了太大的玩笑。他迥异于其他地王的光明正大却被后世文人误解误读，甚至丑化。酸腐文人或基于封建正统思想，给其制造了七十二“疑冢”说，从《三国演义》到戏剧舞台，曹操成为多疑、奸诈的历史人物。讽刺的是，后世考古学家，似乎也为戏曲和演义中的历史所蒙蔽，采信了曹操墓“疑冢”的说法。否则，为何不对正史中所记载的曹操墓按图索骥地进行考古？

事实上，早在1988年，《人民日报》一篇《“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的文章已经证明了所谓“疑冢”的不靠谱—“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

很遗憾，从1988年到现在的21年间，曹操“疑冢”之说依然流行。尤其央视“百家讲坛”导致的“三国热”中，曹操“疑冢”说更被更多的普通民众所采信。事实上，正史中提到的“西门豹祠”就在安阳县安丰乡。如果说考古学家们采信正史说法，及早发掘，曹操墓也不会被盗掘得那么严重，曹操“疑冢”之谜也就早就大白于天下了。

而且，就在曹操高陵被确认之时，依然有学者怀疑。譬如着有《盗墓史记》、《中国人盗墓史》的学者倪方六就认为，考古讲求的是“白纸黑字”，称没有在墓中发现墓志铭是“考古硬伤”。此外，他还强调，从曹操墓穴的规格上来看，曹操所提倡的薄葬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我以为，该墓出土的文物资料足以证实确为高陵的所有逻辑要素，算得上是“白纸黑字”。再者，虽然墓葬文物大多已被盗掘，但从出土的石圭和石碑等文物看，墓中文物是相当地俭朴，应该算得上是薄葬无疑。至于陵墓形制规格，那是曹丕的杰作，与乃父无关。是否厚葬，主要看陪葬品，这应该是很简单的常识。

曹操高陵得以确认，千古之谜得以化解，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盛事，也给历史和曹操一个“完美”的交待。不过，这也让中国学界和民间自我反思：历史的真实也许一点都不复杂，复杂的是后人以讹传讹的解读和歪曲。

第三篇：鲁迅长孙还原真实鲁迅

鲁迅长孙还原真实鲁迅

在许多人眼中，鲁迅是一个严肃、不苟言笑、横眉冷对的形象，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并非如此。昨日上午，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天河正佳广场7楼，从亲人的角度向市民介绍了鲁迅的真实面貌———幽默风趣、喜欢开玩笑，有时还耍耍小性子。

昨日周令飞和广州市及天河区的有关领导，一起给鲁迅的塑像揭幕，鲁迅专题图片展将从18日持续到2月4日，市民可前往正佳广场6楼中庭免费参观。

形象：其实也喜欢笑

周令飞说，无论是照片、美术作品还是雕塑，大家所接触到的鲁迅都是寸发竖立、面容消瘦、颧骨高耸、一字须、目光犀利、没有笑容、凝重而严峻。给人的印象是严厉的、高大的、战斗的、横眉冷对的，让人既尊敬崇拜又望而生畏。

“事实上我祖父不是这样的，他完全被意识形态化了。我祖父其实也喜欢笑，我们在整理他的照片时发现，100多张中有22张是带着微笑的，我最喜欢的是他叉着腰的那张潇洒照。而且实际中他并不高大，只有一米六一。”

而关于鲁迅的消瘦，周令飞说，其实祖父在一生中只有两个时期非常消瘦，一次大病时，一次是去世时，因为他把平常戴的满口假牙给取了下来，所以大家看到去世的他显得非常瘦。

趣事：相思树下斗猪

一般人认识的鲁迅是一天到晚拿着笔杆当匕首与人斗。周令飞说，实际上生活中的鲁迅从小到老都是一个幽默的、爱开玩笑的人。“我祖父从来不会大发脾气拍桌子，顶多就是不说话，或者用眼睛瞪一下。”

鲁迅在厦门教书时正和许广平热恋，有一天他在一棵相思树下思念许广平，一头猪跑来吃相思树的叶子，鲁迅跟猪“搏斗”了一番，路过的教员过去询问原因。“我祖父就跟他说，他与猪搏斗的理由是不能告诉人的。”“我祖父到了晚年也很调皮，小孩子气。”周令飞说，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家，见桌上的饭菜已经摆好，他转着身子像跳舞一样过去坐下，也不管桌边还有客人。“那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鲁迅不但幽默，而且对别人的赞美不谦虚。周令飞说，有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夸奖他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成就：设计北大校徽

关于鲁迅的成就，大家都记得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周令飞说，其实鲁迅在其他方面也有建树，尤其重视书籍的装帧艺术，有时还亲自为书刊绘制封面、设计扉页、选配插图。“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大学的校徽就是鲁迅设计的，至今还没有改。”

精神：人立而后凡事举

周令飞说，关于鲁迅的精神，有很多种说法，他认为鲁迅的精神中立人是灵魂、独立思考是脊梁，眼光和胸襟则是他的拿来主义精神。“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就是告诉大家，立国首先要立人。人要活得明白、活得聪明、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

周令飞认为，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中去。当他看到中国人在日本被杀，而旁观的中国人个个都精神麻木时，对他的刺痛最深。

鲁迅被过度商业化

2002年，鲁迅家属成立了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周令飞现为该中心主任，4年来周令飞几乎走遍了跟鲁迅有关的所有单位。“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觉越来越不轻松，甚至感觉沉重，鲁迅被过度意识形态化、商业化了。”

周令飞介绍，中国吃“鲁迅饭”的至少有两万人。“咸亨酒店”、“润土”等词汇的45个类别的商标已被抢注完毕，关于“百草园”的商标类别有22个。如今以“孔乙己”为商标的除了茴香豆，还有瓷器和酸梅汤。“难怪有人形容，只要绍兴人抖一抖《鲁迅全集》掉个名字都是宝。”

第四篇：努力还原真实 实现两个突破

努力还原真实 实现两个突破

谷国庆（电影《全城高考》出品人）

2013-2-6 14:55:51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02月05日

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是，高考不止是一场升学考试，更寄托了一个家庭的厚望，甚至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高考无疑是个沉重的题材，但《全城高考》要摆脱谆谆教诲、奋力应考的固定模式，将这场“青春的战斗”以清新小品文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为此，编剧赵葆华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的素材采集准备。

影片塑造了四个有代表性的考生形象，分别反映了师生矛盾、家庭经济矛盾、父子矛盾及婚姻破裂对考生的影响。在这四个高考学子背后，是不同的家庭情况以及家庭关系。这样的人物设置使得影片折射出社会各阶层面对高考的心态，以及考生在这段时期的叛逆心理。

在追求艺术真实的基础上，影片努力突破创新，塑造了一个如父似友的新型教师形象——班主任范老师。面对学生在高考重压之下的叛逆与挑战，范老师以执着的敬业精神，不断化解师生之间的焦虑与矛盾。老师把自己的心和考生的心紧紧系在一起，与考生一起接受挑战和压力。贺帆代替父亲去找假烟贩子讨债被打，范老师带着其父赶到，仗义出手相救。在高考当天贺帆遭遇车祸，范老师想办法让医护人员陪着他进考场，实现孩子参加高考的心愿。任雪父亲强迫范老师签署高中结业证明，以便为任雪办理退学出国手续，范老师坚持尊重任雪的意见不肯答应，后又陪任父畅谈开导。林叶感到被父亲遗弃，范老师像父亲一样重新为其栽种桃树，让枯树重新开花，使林叶大受感动，重拾信心。每当师生一起战胜一个困难，每当师生一起接受一个挑战，都带来师生关系的一次新的融合，让考生产生新的动力。由此，师生从矛盾对抗，到融合共振，考生在这个关系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股积极向上的抗争的力量。影片末尾，高考过后所有考生围着班

主任范老师，唱出了心中的感激与谢意，师生抱成一团痛哭流涕。这个将矛盾转化为力量的过程，“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的感悟，正是影片师生情的“魂之所在”，也是影片的主要艺术诉求之所在。

影片另一突破是努力通过考生的不同抉择，对当前的高考制度作出反思。影片中秦鹏这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宣称“读书不是读死书”，不愿意按照传统模式以考试成绩来博取自己的前途，而是凭自己的才能得到社会认可。最终，秦鹏因为高考作文标新立异导致高考失利，却被北京的出版社相中成为签约作者。影片通过秦鹏的成才之路，对唯有金榜题名才有出路的高考制度和成才模式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年轻人勇于战胜困难，接受挑战，追求美好人生的精神品质。

第五篇：让历史还原真实的鲁迅

让历史还原真实的鲁迅

我对鲁迅一直很好奇。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人是毛泽东。” “半个人”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说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在文革时期，“批林批孔”的前夕，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时又说：“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鲁迅，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能上毛泽东的封神榜，并被抬得如此之高，鲁迅自然不是一般的人了。这是我的第一个好奇。

北大有位叫孔庆东的教授，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传人，师从红色理论家钱理群，潜心研究鲁迅思想，很有心得，曾被央视请去“百家讲坛”开讲鲁迅，并感情真挚地写过一本《正说鲁迅》的书，但我很奇怪，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的鲁迅，对孔教授的先人孔夫子，一直是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的态度，鲁迅的 “学生”毛泽东，更是把鲁迅的思想发扬光大，差点没把曲阜孔家夷为平地。而这丝毫不影响孔教授为鲁迅歌功颂德、吹鼓抬轿。由此可见鲁迅的魔力，这是我的第二个好奇。

新月社的干将，曾在美国研究心理学的肖云山说：“鲁迅其实是个精神病患者。鲁迅的杂感来源于他的多疑、敏感、自恋，而这些都是偏持狂的特征。也是之所以在鲁迅的眼中，满世界都是敌人的原因。”鲁迅竟有精神病症，这是我的第三个好奇。

身为一代新文化主将，平生致力于唤醒国民，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懂中国”的“第一等圣人”鲁迅。头顶上有着无数眩目的光环。但我更想知道，在这些光环背后，鲁迅是如何给我们展现民族“导师”的一面，而这不得不从鲁迅的生平聊起。

闲来无事聊聊鲁迅

鲁迅（1881－1936），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进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改名为周树人，改字为豫才。鲁迅家本是世家大族，在其祖父周福清手上时，周家还有千亩良田和多达几千平方米的宅院，按建国后的阶级划分，周家是典型的大地主剥削阶级。不难想像鲁迅当年的富贵。

更加了不得的是，祖父周福清于1871年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殿试获得第三甲第十五名，被钦点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在明清时期，这可就相当于拿到了登堂拜相的准入证。可惜周福清受孔夫子的毒太深了，没能跟上时代变化，仍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当清流派，因此在官场很吃不开。几年下来，只混到个七品知县的小官，不久还被人参了一本，连这小官都丢了。回家后周福清痛定思痛，思想有了大飞跃，变卖家中田产，不惜重金，捐了个内阁中书。但捐来的官没能马上上任，称之为候补，这一候就候了九年，最后终于当上了这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京官。

1894年周福清的母亲病故，周福清回家守制，正好这一年浙江举行乡试，主考又是周福清的同年。当地的五个富户跑来找到周福清，想通过这位京官打通关节、贿赂主考，给

自家子弟谋个功名。周福清想想自己的儿子周伯宜（鲁迅的父亲）只是个秀才，一直都过不了乡试关，于是与这五家一起给主考送去了一万两银子。这其中周福清出了多少银子，史料有点争论，一说他一毛没拔，只是顺带写上了儿子的名字，一说周福清也凑了份子。不过这个分歧无关宏旨，这里主要写鲁迅不是写他爷爷。

不想这事计划周密，却实施不严，曝光了。案情通了天，光绪皇帝得知后龙颜大怒，下旨严惩。幸好周福清得到消息快，马上跑去主动交代问题，有了这个投案自首、坦白从宽的情节，再加上浙江官员的求情开脱（当时的中央权势减弱，地方渐有了拥权自重的诸候态势，朝廷也不得不重视地方意见），最后判了个斩监候（死缓），秋后再决定斩不斩，三年不斩就转为无期。

这一来周家倾刻走向没落，三年间每到秋后斩杀犯人的时候，周家就得大把撒银子，到处打点，以求推后周福清的行刑。还好周家底子厚，终于熬过了这三年，周福清转为无期徒刑，7年后，刑部大赦，65岁的周福清终于释放回家。这里之所以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加以介绍，原因是每次读到周老太爷的事迹，老让我看到鲁迅的影子，而且这也是鲁迅性格成型的关键时期，无法忽略。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在这场变故中被革去了秀才功名，周伯宜心理承受力较差，内火攻心，外加惊吓，竟一病不起。随着周家的败落，亲友邻居唯恐避之不及，周家所有的重担，骤然压到了十三岁的鲁迅肩上，照应狱中的祖父，照料病中的父亲，成了鲁迅的基本生活内容。少年鲁迅过早的感受了世间的人情冷暧，无疑这种经历是非常痛苦的，成年后，鲁迅不无恨意地写道：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实周家的败落远没有鲁迅表现地那样沉重，家里大宅依旧，还有几十亩良田，若干仆人，其中就有他念念不忘地长妈妈。三兄弟不用为生计奔忙，都能安心于读书。鲁迅二十九岁从日本回国后，才开始挣钱养家，这期间，母亲还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可见周家并没有脱离原有的阶级成分。坦白地说，鲁迅的痛苦更多的来源于，周家大少爷的风光不再，突然之间受了以前从没受过的白眼和冷遇。

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就读南京水师学堂，数月后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清末政府逢战必败，时人总结教训，认为是国人崇文而不善武的结果，于是洋务派在全国大肆创办军校，以图武力兴国。但在当时一帮顽固派的反对下，深恐丢了祖宗的法宝，中西体制的争论一直很激烈，这类军校大都办得四不像，挂羊头卖狗肉。

在此期间鲁迅的学习认真刻苦，毕业时考了前三名，成为公派留学日本的五个人之一。甲午战争后，国人很奇怪日本的迅速崛起，也把留学日本作为学习先进知识的去处，这想法

无疑是正确的，远比时下“逢日必反”的论调高明许多。向敌人学习没什么可耻，最可怕的是沉迷于盛世遗梦，对他国毫不知晓。反观日本，因白江口之败，全面学习唐朝。被美国打败，就全力学习美国。这种观念对比映衬了现在中日两国的差距。

1902年鲁迅进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不久加入光复会。一次，光复会派鲁迅回国持行刺杀任务，鲁迅断然拒绝，理由是家中还有老母要养，随即退会。在此之前鲁迅还写诗，要“我以我血荐轩辕”。看来也不过说说罢了。但后人硬要认为这诗是鲁迅一生战斗的开始，不免就有点讽刺的味道了。

两年后鲁迅转科去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之所以去仙台学医，按鲁迅自己的说法是：

“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不过很快鲁迅又改变了学医的想法，按鲁迅的解释，是因为那个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在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了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决定要改变国民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鲁迅唤醒国民，改造国民精神的宣言。但让人奇怪的是，鲁迅并没有愤而回国从事他的文学“呐喊”，却在日本又呆了五、六年。主要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间或写些练笔的文章，但这些作品，与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实在靠不上边。1909年回国后，鲁迅还是没有拿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而是一头扎进故纸堆，读佛经，抄写古碑贴，练起了书法。

直到1918年受钱玄同之邀，才为《新青年》写下了他正式出山的作品《狂人日记》。从立志到出手，鲁迅用了十三四年之久，这时间长得让人匪夷所思。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正是中国风起云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期间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发生。鲁迅却没有丝毫举动，只是当了个麻木的“看客”。显然，鲁迅看幻灯片而立志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鲁迅低估了学医的难度，凭其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学业。当然无论如何，弃医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绝对是个明智的决定，只是下决定的理由，没他自己说得那么伟大罢了。

在出国前，母亲鲁瑞为鲁迅定下了一门亲事。亲家姓朱，是绍兴城里的一户殷实人家，祖上也有人做过官，与周家刚好门当户对。朱家的这位姑娘叫朱安，是一个深受礼教熏陶的女孩，裹脚不识文字，且比鲁迅大了三岁。

对这门亲事，鲁迅的态度暧昧。之前只提出让女方“放足和读点书”，而没有表现出斗士的一面，严词拒绝这个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封建式”婚姻。出国后，鲁迅在与日本下女的接触中眼界大开，开始有了更多的想法，对家中的这门亲事有了些牢骚，为此还写诗送给老友许寿棠：“灵台无计逃神矢”。

不久，鲁迅与日本下女厮混的事迹，渐渐传到母亲鲁瑞的耳中，老太太甚为焦急，于1906年谎称自己病重，将鲁迅骗回家中，与朱安完婚。回国前鲁迅已有所预感，果然，回来后周家张灯结彩，上上下下都在为周大少爷的婚礼奔忙。鲁迅不置可否，必竟从没见过新娘朱安的样貌，心中尚存一丝夙望，如若对方美若天仙也未尝不可。

大喜之日，鲁迅打扮一新，还特意为一头短发接上了假辫子。在母亲的操持下，婚礼按部就班的进行，鲁迅的表现也中规中矩。及到进入洞房，掀起新娘的头盖时，鲁迅才如坠冰窟，妻子朱安小眼大鼻、身材干瘪毫无女性美感，这让鲁迅悔恨不已。春宵之夜，新娘几次前来请安，鲁迅竟不答理。第二晚开始就不再进入洞房，几天后鲁迅与一班同学返回日本，临走时丢下一句“母亲娶媳妇”，而后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自此，朱安开始了漫长地，在一心救国救民、要“血荐轩辕”的斗士鲁迅身边的守活寡生涯

三年后，鲁迅回国到绍兴的两级师范学堂教书。1912年受时任教育总长的同乡蔡元培邀请，进教育部任职，同年随部迁往北京。祖父做官的经历是面镜子，鲁迅深以为鉴，总结出“三不”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如此这般果然官运亨通，不久就官居教育部佥事。

但很多事并非当个乌龟就能躲过去，在大变局时期，检验一个人的政治立场、道德水平的机会实在太多。1915年，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逼袁世凯政府签署《二十一条》，这条约等同于卖国，袁世凯老奸巨滑深知其中利害，责任不想一个人担，于是让政府公务员集体签名同意，不签名的就要辞职走人，鲁迅毅然签下了大名。多年后鲁迅的论战对手陈源（陈西滢），对此不无嘲讽的说：“鲁迅爱国？他爱的是日本国吧！”。鲁迅说“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树欲静而风不止”，袁世凯一心想过皇帝瘾，下令教育总长汤化龙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因鲁迅一贯表现良好，被委任小说股主任一职，负责把关小说要“寓忠孝节义之意”的指示。对此事，按鲁迅的说法，他进行了不懈的抗争和抵制，最后还因此被免去了主任。但事实真相又是如何呢，鲁迅被免职是袁世凯当上皇帝以后的事了，为袁世凯称帝吹喇叭抬桥子的任务已光荣完成。而且在此之前，鲁迅所谓的“抗争和抵制”竟然一直没被上锋发现？及时把这块反骨撤换，这就让人奇哉怪哉了。之后，鲁迅还脸不红心不跳地领取了几个月洪宪皇帝发放的俸禄。

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后，不得不下令恢复共和。但已于事无补，心腹亲信纷纷倒戈，不久袁在一片骂声中暴亡。因此前的种种表现，鲁迅开始成为教育部的边缘人物，政治生命走到了尽头。在官场中站错队、押错宝是要付出代价的，鲁迅完全明白其中的游戏规则。于是干脆摆出一付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样子，看见不顺眼的就破口大骂，给人取外号。

表面的狂放，掩盖不了内心的颓废。不到四十，鲁迅就自称“老头子”，以“枯坐终日，极无聊赖”来消磨时光，自己曾写道：

“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

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1918年，同在日本留学的老友钱玄同（中国物理学家钱三强的父亲），跑来看望鲁迅，此时钱玄同还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见鲁迅闲极无聊地钞古碑贴，于是力劝鲁迅为杂志投稿，以解苦闷。鲁迅答应了，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而不是出于十几年前，就定下的要拯救国民精神的豪情。

同年5月15日，以“鲁迅”为笔名写成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上，这部被后世无限推崇的开山之作，其实是抄袭而来的。无论小说的手法，体裁，以及结束语“救救孩子”，甚至连文章名字，都一字不差的，与俄罗斯讽刺作家果戈里作品《狂人日记》如出一辙。抄文章抄得如此彻底，我想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从深层次来看，这篇文章是鲁迅仕途不畅、前路渺茫，内心迷茫彷徨的写照，把矛头直指整个体制，正是发泄满腹牢骚的结果。同时这也为他后面的作品，打下了 “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的基调。但这“大破”的思维很对当时愤青们的口味，文章一发表就反响热烈，无疑这对鲁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试试看”不想试出了另外一片天地。老友许寿棠说“此前是周树人，之后才是鲁迅”。由此可见“引路人”钱玄同的劝进之功。

然而鲁迅对这个恩同再造的老友钱玄同的态度如何呢？后期，鲁迅的偏激愈演愈烈，钱玄同多有劝导，鲁迅不听，破口大骂钱：

“胖滑有加，唠叨如故，脸皮厚”。

“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

“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

“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挡辩证法”。

甚至连结集出版《呐喊》的序言中，“引路人”钱玄同的名字都被改成了金心异（今心异）。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把全家迁来北京。在家已独守空房十三年之久，年已四十的妻子朱安，得知大先生（鲁迅）要回来，本已死寂的内心升起一丝希望。每天必到大门口翘首以盼。这天终于看到鲁迅进门了，连忙上前打招呼，接行李，鲁迅用鼻子“哼”了一声，而行李并不交给朱安。当晚鲁迅仍然坚持独住，让朱安一个人在房中以泪洗面。

在北京的住处位于西直门内的八道湾，是个有三进院落的大房子。二弟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住最里面，第二个院子给母亲和朱安，最外面的由鲁迅一人居住。平时吃饭也是分

 开的，鲁迅与周作人夫妇在后院吃，母亲与朱安在第二个院子里吃。如此安排是因为朱安是“母亲娶的媳妇”，不是鲁迅的。这种形同陌路拒人千里的态度，对于谨守三从四德的朱安而言是何感受，我想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难想像的。

相反的是，几个月以后，三弟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来北京求学，经周建人安排住进了鲁迅家中，对这个十九岁的小姑娘，鲁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许羡苏考上北京女师大后，因短发不能入学，鲁迅为其多方疏通，生活上倍加照顾，毕业后还介绍许去一中学当教员。以至许羡苏视鲁迅为“我的监护人”，内心渐生情萦，以鲁迅家人自居。前后在鲁迅家住了六年之久，期间鲁迅与周作人交恶，搬离八道湾，许羡苏为鲁迅四处找房子，并随同一起搬入新居。“3-18”惨案后，鲁迅躲进日本医院，许羡苏还天天去探视。

但这段引来很多非议的交往并没有结果，因为鲁大文豪移情别恋了。老友孙伏园对周建人说，鲁迅最爱“长的那个”，因为“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这个 “她”就是许广平。此女性格叛逆，放荡不羁。在家时就是男人婆，对男女之事采取革命态度，很放得开。在认识鲁迅之前，有个叫李小辉的情人还因她而死。

许广平从天津女师毕业考入北京女师大后，对鲁迅的“不幸”婚姻有所耳闻。长得人高马大的她，听鲁迅的课却偏偏喜欢坐第一排，时不时举手提些古怪的的问题，一次在课堂上给鲁迅画漫画，还有意让鲁迅发现。1925年3月，许广平主动给鲁迅写信，许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在无可救药的赫赫的气焰之下，先生，你自然是只要放下书包，洁身远引，就可以‘立地成佛’的。然而，你在仰首吸那醉人的一丝丝的烟叶的时候，可也想到在虿盆中展转待拔的人们么？

先生，可有什么法子能在苦药中加点糖分，令人不觉得苦辛的苦辛？而且有了糖分是否即绝对不苦？先生，你能否给我一个直切的明白的指引？

现在的青年的确一日日的堕入九层地狱了！或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每星期中一小时的领教，可以快心壮气，但是危险得很呀！先生！你有否打算过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呢？先生！你虽然很果敢的平时是；但我现在希望你把果决的心意缓和一点，能够拯救得一个灵魂就先拯救一个！先生呀！他是如何的 ‘惶急待命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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