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军节的作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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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关于建军节的作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关于建军节的作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

[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

[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师和直属队。全军共4.6万人。同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序列,并任命朱德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国民政府令其改变番号,但一般情况下,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八路军。

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湖南、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河南和安徽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于1938年1月6日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为副参谋长,邓子恢为副主任。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约1.03万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为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反动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军长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新的军部在江苏盐城,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并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全军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

[从八路军、新四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各战略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调整战略部署:由关内各解放军抽调11万主力部队及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挺进东北;浙江、苏南、皖南、皖中地区的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湖北人民抗日救国军(即八路路军南下支队)及我河南军区部队分别撤至以桐柏为中心的鄂豫解放军,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1945年10月31日,由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肖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发出关于野战兵团的编组与指挥关系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都应编有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能够脱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战略区的部队都陆续进行整编,先后组成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等。至1946年6月,全军共组成27个野战纵队(有的称师)及6个野战旅。全部野战军61万人,另有地方军66万人。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两党签定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946年9月中旬起,我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正副总司令。从此,我军一直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当时战事繁忙,各部队改称的时间不一,直到1947年年底才全部改完。

第二篇:基层党组织称谓的历史演变

建党初期,党内没有关于基层组织的称谓。党的一大召开前夕,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没有必要建立复杂的组织体系,因此一大决定只设立中央和地方两级组织:中央局和地方委员会。一大通过的党纲规定“有五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

一大召开后,我们认识到党不能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能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为了保障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组织内部必须要有能够适应革命需要的组织体系。鉴于此,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系统分四个层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支部和组。组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早称谓,这样的组,当时共有70多个。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一大时期的50多人发展到四大时期的994人。为吸收工人和贫农一般的革命分子入党,扩大党在国家政权和革命中的影响,四大党章对党的基层组织作出调整,“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将“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党的基层组织的称谓也由“组”变为“支部”。支部的工作不仅仅是教育党员,吸收党员,更要做好宣传群众和教育群众的工作。

1945年7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提出把党的基层组织从党的支部扩展到党的总支部和基层党委。七大前夕全国共产党员发展到121万,这就决定了必须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刘少奇指出:“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地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等,为便于开展工作,也应当设立党支部,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但是,七大通过的党章沿用了过去的惯例,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

八大通过的党章正式将党的基层组织定为基层党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党员和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949年底党员数量450余万人,到八大召开前夕全国党员增加到1000余万人。根据之前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八大党章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八大之后,党的基层组织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党的基层组织的称谓经历了从“组”到“支部”再到“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变化的不仅是基层组织的称谓,为适应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党和国家大局,基层组织的职能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党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第三篇: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专稿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专稿

一级战备三十天

奚春光

一级战备三十天

——回忆毛泽东主席逝世后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日子

奚春光

1976年9月9日0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为应对国际和国内的突发事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命令进入了一级战备。

快,火速进入坑道阵地

我当时所在的部队是济南军区内长山要塞区小钦岛守备营。我们排装备的是14.5毫米四联装高射机枪。

1976年9月10日上午,操训还没有开始,突然一声声“嘟嘟”的紧急集合号声在连部门口响了起来。不几分钟,全连干部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集合在了连部门口前。接着,守备连连长马普跃用他那严肃洪亮的声音宣布:“接上级紧急命令,从现在开始,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连停止一切休假和外出活动,各班排根据平时所定作战方案,解散后火速进入山中各自坑道阵地„”

命令宣布完毕,各班排立即紧张的忙碌了起来。干部战士上山放小跑,下山一阵风。那时部队装备非常落后,全连只有一辆重型牵引汽车,不象现在有什么小车。首先,牵引汽车把连队首长和连部人员送上阵地指挥所,又开始往山上跑了三趟才把我们三部高射机枪牵引到了高炮阵地的坑道口旁。随后司机小张又马不停蹄地拉运炊事班的人员和其它战备物资。直到下午两点,全连所有的重武器和战备物资才全部运到了山上的各条战备坑道内。全连正式转入坑道阵地,开始紧张有序的坑道战备生活。

坑道备战三十天

连队进驻战备坑道后,干部战士们议论最多也是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大家认为北边的中苏战争很可能已经爆发了。谁也没有料到国内会出什么大事件。

9月10日下午3点半,全连又在连部所驻的坑道口紧急集合,集体收听重要新闻。4点,广播时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极其悲沉的声音,播出的内容是毛主席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随着播音员低沉悲痛的声音和阵阵哀乐,全连干部战士深沉的哽咽哭泣声响成了一片。东海呜咽,群山垂首,驻守在大海之中的干部战士同全国人民一样,用深沉的哭泣表达着对伟大领袖深深的情感。

在海岛上,一座座山头在大海的衬托下,显得并不太高,然而在高山深处,用伪装网伪装过的一个个阵地坑道口,却象一双双犀利警惕的眼睛在注射着远处一望无际的大海。进入一级战备以后,我们就吃住在这前后贯穿的坑道里。坑道宽约五米,全部水泥灌注,进入坑道,约每隔六十米左右一个房间。房间除专供兵员居住以外,还有专门贮存大米、罐头、炮(子)弹等战备物资用的仓库。可以说,整个坑道,就象部队在营房里一样,机关多多,吃用的物资一应俱全。

部队进驻坑道阵地后,按照上级命令,白天,我们除去政治学习和到山下与当地群众一起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活动外,主要任务就是带有实战背景的战备训练。在训练中,我们虽然使用的是教练弹,但一箱箱闪着铜光的实弹已经抬出坑道,摆在坑道口两侧,一旦发现敌情,即可装填实弹,对海上和空中目标实施打击。在坑道里,干部战士一律睡地铺。按命令要求,在一级战备期间,人人必须和衣而睡,子弹上膛,枪放身边(在营房里,每个人的枪都是放在枪橱里)。随时做到一有情况,立即出动。从每个干部战士的表情和行动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战备气氛是多么紧张。还好,阳历9月已进入秋季,住在坑道里,虽然有些凉意,但并不潮湿。就这样,我们在坑道里一住就是30天,直到10月10日,上级宣布一级战备解除。我们也于当日撤回了营房。

作者系寿光市爱国卫生委员会内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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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公历8月1日)

八一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有: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二十军、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第五方面军的三军军官教育团一部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共两万余人。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原定7月30日夜发动,后因张国焘的阻挠而延期。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旋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议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它保存下来的部队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之一。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五篇: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

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与我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人民军队的产生和发展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诞生。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11月到1932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相继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歼灭20余万国民党正规军,工农红军队伍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主力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0月,经过长途跋涉,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长征期间,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4个地区独立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1万余人的武装力量。朱德、彭德怀在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协议,工农红军在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改编。1937年8月,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2.5万次,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大扫荡”,击毙击伤俘虏日伪军171.4万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战争中获得发展。到抗战结束时,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扩大到100多万平方公里和1.2亿人口,武装力量人数扩大到130余万人。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人民的和平要求,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适应新形势,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并于1948年开始进行战略反攻。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增加到400万人。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手中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马祖以及南海诸岛外的全部国土。解放军称谓的历史演变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诞生于1927年8月1日,诞生以来曾先后使用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名称。从中国工农革命军到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仍称为国民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领导农民、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了秋收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转战到井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后改称政治委员)。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1号通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简称红军)。1928年6月起,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工农武装开始陆续改称红军。1930年8月至1936年7月,红军又先后编成了红

一、红

四、红二方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从中国工农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的洛川会议和我党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于1937年8月将红军主力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一

五、第一二0、第一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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