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贵州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
贵州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
傅宏、史继忠
社会习俗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隐含着许多潜移默化的社会观念、意识。习俗是在长时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旦成为习俗就具有难以改变的习惯势力。何况，这种势力是全社会性的。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传统的社会习俗渐渐改变，甚至形成了新的习俗，因此，从社会习俗的变革中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增长。
（一）、物质文化与生活习俗
文化的传播往往从物质开始，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不受语言文字的阻隔，可以直接进入生活。在人们求新求好的愿望下，先进的东西很快取代了落后的东西，造成一种新的趋势，广泛影响人们的生活，突破原先的生活模式。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用几个方面，近代贵州变化最大的是头饰、衣着，其次是常用器物，食、住、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头饰服饰是人们心理的外化形式，人们总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放在头上、穿在身上，使之“冠冕堂皇”，引人注目。服饰头饰的变化，是社会习俗变化的一个重要指示剂，传达出新的信息。在清代，皇帝身上的龙袍、官员头上的花翎顶戴，都是权力的象征。龙袍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只有“孤家寡人”才配穿这样的服装，其他人胆敢穿了龙袍，就得满门抄斩，甚至株连九族。老百姓见了官员自然要下跪，可是，官员见了皇帝，头上的顶戴花翎和身上的马蹄袖朝服，匍匐在地正好象是一匹马.平民的服装一望便知,男子拖着一条大辫子,戴瓜皮小帽,穿长袍马褂;女子穿大裙衣,缠着”三寸金莲”的小脚.不过,有了功名的人可以稍有区别,秀才穿蓝袍以别于布衣,举人可以穿青绸蓝边公服,中了状元可以穿紫袍了.这些服饰,有明显的等级性与封建性,隐含着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歧视妇女的社会意识。
清末开始有了突破，新军的着装学外国，戴大圆帽，穿军装、扎绑腿、戴肩章，穿皮鞋，一改旧时八旗、绿营的装束。一些最先接触外国的时髦人物，拖着辫子穿洋服，手上还拿着一根“文明棍”，人们叫他们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的一大变革，就是剪去辫子，它标志着人们不再是清王朝治下的臣民，颇具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妇女的解放从脚上开始，“不缠足”运动兴起，提倡“天足”，意味着妇女冲破封建牢笼，同男子一样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底样改进而成的“中山服”，在民国年间很快成为男子常见的着装,竟至成为“礼服”和“国服”，而穿长袍马褂戴瓜皮小帽的人被视为“遗老”、“遗少”。女性服装，一改旧时宽大直桶式满装，依照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一种时髦的旗袍。学生往往是引领时装潮流的先锋，穿起无翻领有衣袋的学生装特别有精神，还加一条围巾。“五四”前后的女学生，上穿中式短袄，下穿裙子，脚上穿皮鞋，头上有“流海”，显示出“中西合璧”的式样。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装革履已是见怪不怪，再没有人骂他们是“假洋鬼子”了。新女性穿裙子的多了起来，旗袍成了上流社会女子的着装，烫头发、穿高跟鞋更让人感到新的文化韵味。这一切都标志时代在变革，千年凝固的习俗已经解冻。
这种改变从城市开始，近城的农村受到波及，乡里人进城也渐渐随大流，以免被人耻笑为“乡巴佬“。广大农村服装变化不大，不过，大裙衣已不太流行，多半是“短衣帮”，头上还缠着套头。这种影响从汉族传到少数民族，但影响并不显著，往往是“下变上不变，内变外不变”，比如有些男子的着服近似当地汉人，妇女改穿裤子，但头饰、外装基本保持不变，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保持原貌。杨森统治贵州时，实行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装束，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少数民族非常反感。
家用的器物不知不觉地变了。比如洋钢针、洋棉线，因为它很方便。无论城市、农村都使用它，竟连比较保守的老妇人也喜欢使用。洋瓷碗、玻璃杯、钢精锅之类，美观实用，渐渐走进千家万户。洋纱取代了土纱，洋布、泥绒、毛线、皮鞋等在市场出售也很受人青睐。手提马灯、电筒代替了手提的灯笼和火把，洋火代替了民间的打火石。商店里挂起了打气灯，还有迎风不灭的电石灯。洗漱用具也渐渐改变，使用毛巾、肥皂、香皂、牙刷、牙膏、牙粉，妇女还用花露水、雪花膏、胭脂、口红。从小学生到大学教授，渐渐学会用“自来水笔”和铅笔，还用铅笔刀、橡皮檫，书本也不再是“线装”的了。诸如此类的变化，不一而足。
食的方面,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依然延续下来,”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没有多大变化,用筷子的习惯依然保存.但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北方人”、“下江人”的到来，饮食交融的情况日益明显。比如当时的贵阳城，既有黔味，也有川味、湘味、广味，还与北方味、江浙味，馒头、包子、烧饼、大饼日渐行销。由于农作物的引进，如洋葱、西红柿、花菜、苹果等蔬果类进入市场。西点进入市场较早的是饼干和面包，以后有了花旗面包和冰淇淋，少数人喝咖啡。农村里的人抽叶子烟，城里人抽丝烟，香烟流行起来，贵州在引进“美烟”之后，卷烟工业迅速发展。西餐当时还不太盛行，只是少数人享受。
城市里发生变化是从修公路开始。为了行驶汽车，从贵阳开始“拆城墙，修马路”，于是城墙一座座拆除，城里的牌坊也越来越少，过街楼多不存在，打破了自我封闭的格局。民国初年，一些达官贵人多建一种“中西合璧”的房子，如贵阳的王家烈公馆、毛光翔公馆、袁干臣公馆、遵义的柏章辉公馆、兴义的袁祖铭公馆等，他们都用很厚的砖墙，有楼层、花格窗、大走廊，但都是中国式的屋顶、盖青瓦。贵阳王电伦的公馆是“罗马式”，圆形拱顶，仿照西方建筑。晚期还出现了西洋式别墅，如南明堂的牟龙光公馆，一楼一底的小洋楼，而园林却是中国式的。街面上的商店，流行的是骑楼式房屋，门前有柱子和走廊，如贵阳的中正路（今新华路）、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后来又兴起一种“假洋房”，内部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外表却用玻璃门窗加一堵墙作装饰，看去像“洋房子”。当时最高的洋房子是贵阳中山西路的贵州银行大楼，有四层楼。不过，这些都只是凤毛麟角，众多的民房还是木结构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街房，学校多是由庙宇改建而成的，广大农村的茅草房、土墙房、石板房、吊脚楼及干栏史房屋依然如故。
行的方面主要是受公路的影响，汽车多了起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贵州奔驰的汽车络绎不绝，改变了过去只有人挑马驮的状况，出远门可以坐汽车，而不是坐滑竿、轿子和骑马。贵阳城内还有了人力车、自行车（脚踏车）、载客马车和公共汽车。这一时期人们看见了飞机，也有机会乘坐火车。在观念上，似乎觉得路途正在缩短。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可以知道许多新鲜的事，人们的思想逐渐开阔。但是，广大农村交通、通讯仍然不便，沿用着古老的运输方法。
(二)婚丧习俗的改变
婚姻制度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年轻人首先突破包办婚姻的藩篱，倡导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为了反抗传统的包办婚姻，他们离家出走，这在五四前后成为一种新女性的革命举动。童养媳、指腹为婚，已为一般青年人所不耻。寡妇再嫁已开始解禁，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一块贞节牌坊葬送自己的一生幸福。婚俗也有了改变。新郎骑马、新娘坐轿的风俗虽然存在，但有的人已越过了这条古老的界线，开始穿婚纱进教堂。抗日战争期间，流行一种“集团结婚”，在某一个重大节日里，许多对新郎新娘一起结婚，还奏起军乐，摈弃了传统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传统礼节。几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解体，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这些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而且是思想观念的改变，蕴含着个性解放、反封建的意识。不过，当时也有若干陋习。在新的土壤上延续下来，比如，纳妾、嫖娼宿妓，说明这些变革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形。民国年间，政府曾下令改革婚姻制度，规定结婚年龄，禁止“童养媳”、“望郎媳”，不允许强迫婚姻，提倡简化婚礼，以茶点代替盛大的婚宴，虽然有些只是一具空文，但也反映出时代变革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禁止嫖娼卖淫，往往是屡禁不止，达官贵人首先违禁。
丧葬习俗根深蒂固，民国年间的改变不大，土葬无论在城市或农村都仍然盛行。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厚葬的习俗有所改变，例如，陪葬物品减少，安葬时间缩短，迷信成分不如以前之盛。当时提倡“公祭”，一些名人去世，往往采取这种新式的祭奠方法，开启了一种新风。但在广大农村，原有的丧葬形式并末有多大的改变。
婚丧嫁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和死后的归属，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被称为“红白喜事”。婚丧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但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说明封建礼教正在土崩瓦解。特别是婚姻制度的改变，把一代代的青年逐步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三）、社会礼仪的变化 礼俗是人际关系的体现，与社会制度有密切关系，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礼俗。如果说生活习俗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物质文明的话，那么，社会礼俗的变化则由社会意识所引起，是一种深层次的变革。晚清及民国年间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礼俗也随之改变，只不过有些礼俗变化十分明显，有的比较隐蔽，但都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贵州虽然地处偏远，但在整个历史潮流下礼俗也在不断演变。
社交礼仪的变化最为明显。清朝把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推向了极端，各种社交礼仪都表现出强烈的封建性和等级性，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界线十分森严。大臣见着皇帝，匍伏在地，跪着奏事，即令是军机大臣、皇叔、国舅也要自称“奴才”。三岁的小孩当了皇帝，连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要三呼万岁，被满门抄斩，还要“谢主龙恩“。下属见上司要跪拜，称上司”为大人”，自称“下官”。百姓不但是“皇帝的子民”，而且把地方官称为“父母官”，跪在地上自称“草民”。婚姻强调“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没有自主权。名媒正娶的妻子也自称“妾”，“三妻四妾”的封建礼教，就像法律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君权、族权、夫权在礼仪上明显表现出来，磕头作揖成了最常见的礼节。
辛亥革命后，礼仪上最大的变革就是废除了这些使人失去尊严的封建礼仪。磕头作揖改为鞠躬，表示尊敬而不失自己的人格。见面行握手礼，表示相互友好而且平等。分别时说一声“再见”，使人感到亲切。说话不必再称什么“大人”、“小人”，封建时代的那一套已被人们摈弃。从礼仪上可以看出时代在变迁，社会观念起了很大变化。皇帝、太后、皇后、阿哥、格格之类的称呼随着时代的变革已经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总统、主席、委员、部长、省长、专员、县长等。虽然封建权力并不因这些称谓的改变而消失，但毕竟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不得不采用新的称谓，标志着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管怎样说，进入“民国”以后，社会活动显然多了起来。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开会”渐成风气，遇事聚集在一起，由“主席”主持，发言可以争论，还要“举手表决”。“鼓掌”是一种新的礼仪，至少可以表达参会人的态度。突出的表现之二，是“女权运动”兴起，妇女走出家门，可以读书，可以参加社交，可以自由恋爱，可以参加工作，谓之“新女性”。起初实行“男女分校”，可是到了“五四”以后，这种界线逐渐打破，不但男女可以合校，还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同台演出。跳“交际舞”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时髦，这虽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它反映了妇女进入了社交圈子，对以往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无疑是一种巨大冲击。民国年间出现了许多政治、社会团体，包括政党、学术团体、同业公会及学生会。妇女会和工会等。虽然由于种种政治限制得不到充分发展，但毕竟和清代有很大不同。
传统的节日在近代仍然延续下来，例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等，但节日气氛有所淡化。少数民族的节日在民国年间大多保持，变化不大。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因采用公历而有元旦，纪念民国建立而定十月十日为国庆节（双十节）。在国际影响下，开始有了青年节、儿童节、妇女节、劳动节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过圣诞节、平安夜。传统的节日集中展现了民族文化的风貌；新的节日标志着时代正在变革。
（四）、语言文字的演变
语言文字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轻易改变。但在近百年来，由于社会的变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以及人口流动增大等因素，语言文字也起了许多变化。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使用白话文，但在官方行文和学术论著中仍然以文言文为主。客观上反映出文人在社会上的一种特殊身份，与民间隔着一道墙。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实际上打破了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间的界限，文人在写作上贴近民间口语，报刊、杂志和图书中大都使用白话文。不过，在改变的初期遭到“国粹派”的阻拦，有许多文章往往是半文半白，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终于成了主流。
在清末“新政”时期，由于张之洞等人主张就近学习日本，大批留学生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大批革命志士也在日本活动，因而近代汉语受日本影响很大。日语渊源于汉语，日语中还夹杂着许多汉字，日本人在学习西方的时候，往往借用汉字翻译外国语，并赋予新的含义。因此，通过留学生和革命活动无形之中引入了许多日语词汇，因为它们在字形上与汉字相同，不知不觉的就融入了汉语词汇。比如，“同志”一词就来自日语，而且带有革命的色彩，很快就成为一种流行的称呼。政治术语方面引进较多，如“阶级”、“斗争”、“立场”、“社会”、“方针”、“政策”、“干部”、“动员”、“表决”之类。学术用语有许多也来自日本，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原子、分子、元素、固体、液体，医学方面的细胞、结核、神精、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电灯、电话、混凝土、味之素，文学用语方面的如象征、道具、版画、漫笔、主笔、交响乐、出版物、展览、捣毁等。因为字形相同，不用日语读音，而以汉字形式进入汉语，所以，人们不感到陌生，也未意识到它们是外来语。
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扩大，许多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俄语的词汇也通过直译、意译、半直译半意译等多种形式进入汉语。很多科技词汇、医学词汇大多源于希腊语和拉丁语，随着科学普及的扩大，有些专有名词实际上变成了民间用语。这种现象在医药领域表现得特别突出。进入汉语词汇较多的是英语，人名、地名、物品名有许多是用英语的直译（音译），如沙发、咖啡、茄克；有的是半意译音译，如冰淇淋、卡车等。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也自创了一些新名词，如金属元素均加“金”字旁，非金属元素加“石”字旁，气体元素加“气”字头，如“铀”、“硅”、“氢”、“氧”等等。因为法国在艺术方面比较突出，当时文艺界深受其影响，所以引入了一些法语词汇，如“罗漫克”（浪漫主义）、“蒙太奇”（电影技术）。还从西方引进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德谟克利特”（民主）、“塞因斯”（科学）。十月革命以后，在苏联的影响下，有一些俄语词汇也渐渐传播开来，如，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
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各地都有移民来到贵州。于是在语言上呈现出“南腔北调”的状况。不但有四川话、湖南话，还有广东话、下江话和北方话。总之，从清末到民国年间，语言文字的变化同样反映出这一时代的变革。
第二篇：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前进的印痕。
第三篇：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讲课稿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其变化的因素。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专题四，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首先来破题，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现代史的开端
社会生活，能想到什么，衣食住行，通信，大众传媒，电视，电影，电报 变迁，变化和转移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客观上又促使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也发生了变化，正如这句话所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争之后,则几乎是十年一变。
那这十年一变究竟是怎样变化的，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这专题我们要掌握的内容。
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一课的学习，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的变迁 应该都知道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表现在哪些方面吧 衣食住婚丧礼仪
我们先来学习衣，也就是第一子目，变化中的男女服饰，我们先来看晚清民国时期男装的变化。先来看这几张图，这个时期的服饰变化用一个人来作为我们学习的样本，那就是这位，大家认识这是谁吗？ 溥仪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后来普通的共和国公民的演变，然而由于他身份的特殊性，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但同时他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几张溥仪不同时期的照片，你们认识他身上的服装吗？ 那他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穿这些不同类型的服装的呢？
就传统服饰而言，我们来看下这两张图，一张是溥仪身着龙袍的照片，龙袍上的龙纹图案和脖子上的朝珠，这些都能够看出皇家气派，一张是他穿着长袍马褂的一张照片，长袍马褂是清代官服，马褂加于长袍外面，特点是前后开叉，清初马褂只是八旗士兵穿，后来八旗子弟为表示勇猛也常身着马褂。雍正以后，社会普遍流行，渐有礼服性质。辛亥革命及至民国时期，马褂仍为男子传统服饰。年轻时的溥仪十分喜爱西装，怎么说也是大清朝的皇帝，溥仪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接触并身着西装的呢？大家可以联系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西方列强入侵，势必带来文化的渗透，英国教师庄士敦，给溥仪带来的便是对西方文化的接触。不仅仅是溥仪，当时有这样一群人也在穿西装，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西服会在民国成立后流行？西服传入对我国服饰变化有何影响？
因为在晚清民国时代，穿西服意味着什么？反清，清朝统治结束以后呢，新潮，穿西服意味着潮流，一种时尚，意味着与旧的过去的传统的告别，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那么民国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必然会带来很多变化，其中也使服饰从传统走向了多元，尤其是创建民国或者说担任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位对服装有研究，甚至是亲自设计了一套服装的人，什么服装啊，对，中山装，这个服装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我们来看下，这个就是中山装的上衣，我们知道中山装是中山先生结合西服样式和中式传统服装的样式下进行的，或者说是在中西合璧后设计出来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服装哪里体现了中式样式，哪里体现了西式样式，翻领：西式，可以这样说，从外形上看，这个中山装是很接近于西服的样式，从内在看呢，与我们这个人体结构更加合适，合身，不仅如此，中山装还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寓意，或者说孙中山先生通过设计和提倡国民穿这样一种服装，来充分理解中华民国需要国民来掌握这样一种政治寓意，那么这里给大家列举了这七点理念，想请同学们观察细节，在中山装的这套上衣中找到对应关系，严谨治国体现在衣领处，中山装的领口是比较紧的，五权宪法恰恰是正面的五个纽扣，和平统一你如果从背面来看，它不像西服一样后面是开叉的，所以叫不破缝，不破缝体现了国家的和平统一，以文治国在这个袋盖，袋盖上面，如果把它倒过来看更像古代文人写毛笔的那个笔架，山字的那个形状，就体现了以文治国，三民主义在哪里呢，袖子，两边都有三颗纽扣，三民主义或者也包含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国之四维四种传统的伦理道德是体现在，四个衣袋，那四大民权体现在哪里？四个衣袋上面还有纽扣，所以你看简单的这么一件中山装所表达的政治寓意是非常深厚的，中山装是从民国开始，特别是孙中山先生和后来的一些民国人物的提倡，可以说在以后的几十年间一直都是中国社会非常流行，主流的服饰，甚至到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装和其他时装逐渐开始流行。虽然中山装在民间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国内重大活动时，依旧习惯穿着中山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晚清民国时代女装的一些变化，对比一下，旗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喜欢哪一种，传统旗袍宽松、肥大，改良后的旗袍比较贴身，从审美的角度，差异何在，将女性的曲线美从以往的被严严实实的封闭到这里走向了开放，晚清民国时代女装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这。
旗袍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由民国服饰设计师参考满族女性传统旗服和西洋文化基础上设计的一种时装，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糅合具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个全新的时代国人的服装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大家来看这些图片，知道这些是什么服装么，列宁装，对，50年代，那50年代为什么特别流行这些列宁装呢，原因有哪些，列宁哪个国家的，苏联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时照搬苏联模式，深深影响我们，列宁装，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60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形势趋于紧张，女性不再穿“列宁装”。军人在人们心中是最革命的，橄榄绿也就成了革命的标签。毛泽东穿军装上天安门检阅红卫兵的行动和“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言论，使一大批狂热的红卫兵穿起了从父兄或戚友身上脱下来的旧军装„„有人形象地称其为“全民皆兵” “绿色海洋”。
文革”时期——在“红色革命” 主旋律的影响下，全国着装表现出明显的军事化特征，即所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文革时期的服装，以军装和蓝、黑、灰、黄的单色调为主流。本是男装上衣，却当时的中国演变出女装，并成为革命“时装”。它的外观是西服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均带一个暗斜口袋。它具有中西合璧的鲜明特点。而且在“破四旧”运动中，谁的穿戴如果被认为不符合无产阶级式样，或带有“封、资、修”的影响，就会在大街上被勒令停下来，强制剪掉头发，撕烂衣服，红卫兵拿着剪刀专干此事，小脚裤管是他们最为仇视的对象，见了就剪。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服饰越来越时髦，越来越时尚，由原来只求穿的暖向追求穿的好，穿的个性，变化的趋势
中西餐，在晚清尤其民国时代一直都是并行于世的，这说完服饰说饮食，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近年来中国菜也形成了一些菜系，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四大菜系，何为四大菜系呢？四大菜系有哪些代表菜品，那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可以结合课本64页的内容进行分析。那大家根据这些因素来分析分析福建菜有哪些特点，到鸦片战争之后，服饰上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在饮食上自然也不例外，大家能想到，有哪些变化吗？ 麦当劳，牛排。自助，关于住所，早期，紫禁城，最大的四合院，居住在近代的变化，四合院：每院正五间，东西各三间，南五间。大门面南，在南五间之数内，尽正屋有廊，谓之四合。
在近代以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给传统建筑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并存、厦门红馆、上海里弄、石库门里弄住宅最典型的特征是中西合璧。石库门有着江南传统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一般进门就是一小天井，天井后为客厅，之后又是一天井，后天井是灶台和后门，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一楼灶台间上面为“亭子间”，再往上就是晒台。在总体上采用的联排式布局却来源于欧洲，外墙细部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
在社会风俗上，一种不同文化的渗透势必带来婚丧礼仪上的变化，先看婚俗，传统的结婚是怎样的，那近代呢，现代呢，二三十年代婚纱逐渐流行
红白喜事向来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两大事情，接下来是丧礼上的变化，由原来的土葬，到现在趋向于火葬，仪式趋于简化 在礼仪上，近代开放的思想，历史事件要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是依托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第四篇：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教案
第1节 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课标要求】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2、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授课提纲】
一、服饰方面
1、第一阶段
（1）时间：鸦片战争后到新中国的成立（1840-1949，近代）（2）特征：中式与西式、传统和现代服饰并存，中西合璧，土洋并存（3）代表性服饰：
①男装：长袍马褂、西装、中山装
②女装：旗袍（新式与旧式）
2、第二个阶段：
（1）时间：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1949-1978）（2）特征：受政治生活的影响，与革命相关的服饰成为主流。（3）代表性服饰：
①男装：列宁装、中山装（“干部服”）、绿军装 ②女装：列宁装、连衣裙、绿军装
3、第三个阶段：
（1）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2）特征：由穿得暖向穿得好过渡，各种款式的服装层出不穷，中国服饰由封闭走向开放
二、饮食方面
1、中餐：四大菜系（鲁菜、粤菜、川菜、淮扬菜）
2、西餐
（1）传入时间：1840年鸦片战争后
（2）影响：①西餐常用原料进入餐桌 ②经营西式食品的食品厂出现（3）中西餐饮食文化的区别：
①烹饪方式、食品种类、就餐环境、礼节要求存在明显； ②中餐以追求美味首要目的，西餐以营养为最高准则。
三、建筑方面
1、传统建筑：北方四合院
2、中西合璧：里弄
3、新式住宅：“新村”、“花园”、“别墅”、“公寓”
四、习俗方面
1、婚姻
①古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②近代：反对婚姻包办，主张婚姻自主
③现代：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2、丧葬：土葬→火葬
3、其他： ①男子留长辫→剪辫易服
②女子缠足→迫令放足
③跪拜作揖→点头鞠躬、握手
④“大人”、“老爷” →“先生”、“同志”
⑤女子不得受教育且局限于家庭→女子获得受教育权利的同时，走出家庭、步入社会
五、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发生变化的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生产力的提高
2、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
3、人民思想解放的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
4、外因：国外外来文化的涌入
5、全球一体化趋势的促进
6、还与个人的具体情况有关
【教材问题解答】 [想一想]
为什么西式服装能够被国人接受并得以流行? 答案提示：从穿着的角度来讲，西装适体、潇洒；从中国社会政体的转变角度看，是民国成立后剪发易服的产物。共和建立，剪除辫子，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剪发必然引起服饰的变化，因而剪发风行必然推动易服潮流的兴起。民国成立后，清朝袍褂、补服等都已过时，满式的鞋帽、服饰已受到人们的厌弃。但是，在民国初年，成熟的中式服装尚未出现，在易服的风气中出现了一股盲目的西化倾向。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民国初年服饰崇洋风气受西化思潮的推动。民主共和的建立实质上是在制度层面学习了近代西方文化，辛亥革命的理论及其制度模式均直接源于西方。辛亥革命党人长期在海外活动，接受西方文化较多。因而，当共和制度建立后，新政府以西方社会政治为原本进行大量改革，仿行西政西俗成为一时风气，在都市社会兴起一股西化思潮。[议一议]
你能说出四大莱系各有什么特色和招牌菜吗?各地风味小吃都有哪些? 答案提示：(1)鲁菜：山东菜是由济南和胶东两地的地方菜演化而成的。其特点是清香、鲜嫩、味纯而著名，十分讲究清汤和奶汤的调制，清汤色清而鲜，奶汤色白而醇。济南菜擅长爆、烧、炸、炒。糖醋黄河鲤鱼、九转大肠、汤爆双脆、烧海螺、烧蛎蝗、烤大虾、清汤燕窝，干蒸加吉鱼、油爆海螺、扒原壳鲍鱼、奶汤核桃肉、白汁瓤鱼、麻粉肘子。
(2)粤菜：粤菜是以广州、潮州、东江三地的菜为代表。菜的原料较广，花色繁多，形态新颖，善于变化，讲究鲜、嫩、爽、滑，一般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醇。调味有所谓五滋(香、松、臭、肥、浓)、六味(酸、甜、苦、咸、辣、鲜)之别。其烹调擅长煎、炸、烩、炖、煸等，菜肴色彩浓重，滑而不腻。五蛇羹、盐火鸡、蚝油牛肉、烤猪、干煎大虾碌、冬瓜盅。
(3)川菜：正宗川菜以四川成都、重庆两地的菜肴为代表。其特点是酸、甜、麻、辣香、油重、味浓，注重调味，离不开三椒(即辣椒、胡椒、花椒)和鲜姜，以辣、酸、麻脍炙人口，享有“一菜一味，百菜百味”的美誉。在咸、甜、麻、辣、酸五味基础上，加上各种调料，相互配合，形成各种复合味。大煮干丝、黄焖鳗、怪味鸡块、麻婆豆腐。
(4)淮扬菜：由苏州、扬州、南京、镇江四大菜为代表。其特点是浓中带淡，鲜香酥烂，原汁原汤浓而不腻，口味平和，咸中带甜。其烹调技艺擅长于炖、焖、烧、煨、炒而著称。苏州菜口味偏甜，配色和谐。扬州菜清淡适口，主料突出，刀工精细，醇厚入味。清汤火方、鸭包鱼翅、松鼠桂鱼、西瓜鸡、盐水鸭。[学习思考] 西方居住理念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居室建筑与家具陈设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案提示：中国的居室建筑与家具陈设经历了中西合璧到完全西化的变化过程。19世纪下半叶，在保留基本格局的前提下，许多传统的四合院式住宅开始了部分洋化改造。除了四合院的形式之外，布局设施已全部欧化。20世纪30年代前后，开始出现完全欧化的新式里弄住宅、花园式住宅、公寓式住宅，此外，西式的家具陈设开始受到城市居民的欢迎。[自我测评]
1．中国近现代物质生活的变迁都有哪些表现，呈现出什么特征? 答案提示：中国近现代物质生活的变迁表现在如下的一些方面：男女服饰的变化；餐饮；居室建筑与家具陈设；习俗风尚。
从这些方面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物质生活，经历了由闭关自守向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向近代化、现代化的趋进。中国近现代物质生活在鸦片战争后直至民国成立，由于西方思想、生活方式的传入呈现出中西合璧、洋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又重新趋于中化、独立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与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逐渐又跟上国际的潮流。
2．联系当今社会现象，分析外来文化对中国物质生活与社会习俗变迁的影响与作用。
答案提示：在今天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外来文化的影响——洋快餐、流行的服饰、新式的生活方式，等等。中国物质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变迁并不是完全照搬外国，总是搀杂着一些传统的东西。一种文化被引进后，往往不会再按原来轨道发展，而是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辉煌的结果。外来文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改变着人们旧有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崇尚自由、开放，不拘泥于传统。在这样的继承与摒弃中，形成了符合中国人的新型的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材料阅读与思考]
以下材料是1898年9月康有为递呈光绪皇帝的奏折。阅读后请思考：辫子在哪些方面与近代社会格格不入、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联系辫子与近代社会发展的关系，谈谈风俗变迁在社会剧变中的作用。(材料略)答案提示：首先，近代社会“尤尚机器”，辫子的存在容易误缠机器，从而阻碍了机器的使用；其次，辫子的存在不便于近代方式的战争的需要；再次，辫子的存在既不卫生又会耗时梳刮。
风俗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它的剧变勾勒出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社会的变化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变化，归根到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社会生活的方式，也就是风俗，既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对辫子的态度，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
【历史问题注释】 [中山装的创制]
民国初年男子服装主要是长衫、马褂，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袍服的延续。但在此时，中西合璧的中山装开始出现。中山装由孙中山创制。其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系根据英国式猎装改制，有的认为根据南洋侨民中流行的“企领文装”改进，有的认为源于日本铁路工人服，还有的认为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样本而改制。据说，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在上海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做过几套西服，穿着很满意。于是，他要求服装师傅以日本陆军士官服为基样，设计一套直翻领的四贴袋服装，袋盖成倒山形笔架式，纽扣为五粒，象征五权宪法。这就是今天中山装的样式。这种朴实、庄重的新式服装开始在国内官员和学生中流行开来。民国初年政府规定的礼服仍以长袍、西装为准，但至20世纪20年代末，国民政府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时，中山装被确定为礼服之一，中山装更加流行了，国际上也视中山装为中国男子礼服。[旗袍流行都市]
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装，故名之“旗袍”。它在20世纪20年代流行开来，但与满清遗老的眷属没有关系。旗袍的流行主要是一些时髦女性模仿满族妇女服饰的结果。因而有人指出：“近来海上女界旗袍盛行，闺秀勾栏，各竞其艳。夫人之装饰原无一定，惟旗袍之名，若有宗社党之臭味……故我以为袍可着，惟不可以以旗名，无以，其改称为暖袍乎!”这种看法还带有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20年代初流行的旗袍与满族旗袍无异。其特点是宽大、平直、下长至足，以绸缎制作，衣上绣有花纹，领、袖、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但是，不久，旗袍的式样开始迅速变化，如减短长度、收紧腰身，缩小袖口，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旗袍风行20多年，款式几经变化。如领头的高低、袖子的短长、开叉的高矮，使旗袍完全摆脱旧式样。面料除一般的绸缎之外，青布旗袍也是一般女学生和民众欢迎的时装。旗袍从20世纪20年代初在大中城市流行，迅速传遍全国。至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礼服，传至某些乡村妇女。其后，外国妇女也把旗袍作为时装之一。[妇女反抗旧婚制]
民国时期，有的女青年受西方婚俗观念的影响，大胆地征婚求偶。如北京某周姓女，“自幼游学欧美，染一种西洋习气，去岁回国，即在宣武门内某学校充任教务，为出嫁计，未行禀明父母，即在门前挂一招夫广告牌，上书女学士周x x，现年28岁，原籍广东香山人。久寓北京，毕业于美国女子大学，现执教鞭于京师某女学校。家资及不动产可达5万元之数。自悬牌之日起，至民国8年1月止，各学士如有与x x具有同等之能力及资产者，每日午后4时至6时，为会谈期，务请应时驾临可也。”
第五篇：近代家庭变迁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华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出现工业化的趋势；从爷爷的爷爷开始，我的家族一直是在从事农务的，自给自足的农务经济很勉强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自从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开始在周边接点私活，做做小生意。人们的衣着，基本上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现代化的程度。辛亥革命前，有不少仁人志士率先奋起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辫子，表示反对封建专治的决心。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剪辫令，几年里全国男子绝大部分都剪掉了辫子；服饰上的变化是出现中山装和旗袍；同时废除了残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缠足陋习，我的曾祖母就是裹脚陋习的受害者。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穿着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装或蓝色解放装，我曾祖父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穿着中山装拍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这种变化来得更为明显而深刻。我的家族变迁即是一个微小的缩影。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上山下乡运动领导小组。1968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姑婆和叔公去了海南。1976年，刚满17岁的姑妈去了韶关。1980年末，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姑妈回到故乡。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服装样式也逐渐多样化，男装以西服和茄克衫为主，女装式样更多，牛仔服是男女青少年喜爱的款式，最为流行。我的父亲在80年代的时候是个相当潮流的小伙子，烫发、喇叭裤是他的象征。
记得当年爸爸向妈妈提亲的时候，以家里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老四件”，深深感到自豪。而今，从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电风扇、影碟机“新六件”，再到抽油烟机、热水器、空调、电脑等商品，家里的家电档次越来越高。另外，爸妈在饭桌上最爱说的话莫过于：“我们当时连饭都吃不饱„„”可是时至今日他们的体形却愈见丰满。尤其是爷爷奶奶，比起八十年代时拍的照片竟也胖了好几圈。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