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蒋介石共同推崇的人

第一篇：毛泽东、蒋介石共同推崇的人

这个人就是曾国藩，晚清中兴第一名臣，立下三不朽的功勋。《曾国藩家训》更是给后人留下的无尽财富。

曾国藩六戒

①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

②勿以小恶弃人大美，勿以小怨忘人大恩；

③ 说人之短乃护己之短，夸己之长乃忌人之长；

④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

⑤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⑥凡成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人谋居半，天意居半。曾国藩谈做人准则

①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②贫家儿女愈看得贱愈易长大，富户儿女愈看得娇愈难成器。

③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

④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

⑤傲人不如者必浅人，疑人不肖者必小人。

⑥事以急败，思因缓得。曾国藩从政八经

1.做人一定要像人，做官不可像官。

2.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

3.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都不得罪了。

4.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最滑，爬起来站稳都难。

5.沉默是一种态度，拖也是一种方法。

6.不怕群众骂你，就怕群众不找你。

7.可以得罪忙人，但不可得罪闲人。

8.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曾国藩论“八交九不交” 八交：

胜己者；盛德者；

趣味者；肯吃亏者；

直言者；志趣广大者；

惠在当厄者，体人者。九不交：

志不同者；谀人者；

恩怨颠倒者；好占便宜者；

全无性情者；不孝不悌者；

愚人者；落井下石者；德薄者。

第二篇：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

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

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第三篇：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杨奎松：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2011年11月08日08:21人民网杨奎松

[导读]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文章整理自杨奎松先生在北大博士生联谊会上的讲座——“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他们的出身都属中间阶层

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毛泽东的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他们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1910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他们小时候都颇具反抗心理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并不是

响，应当没错。

为何他们没能成为“同路人”？

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1919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恒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1923年至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他们有着相同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

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毛泽东从自身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3）自卑感导致强烈的自尊心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1928年“济南惨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四星将军赶走了。

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臵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30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像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年至1949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成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成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的成功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第四篇：共同偿债人承诺书

共同偿债人承诺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本人（本公司）愿作为共同债务人，对（以下称为持卡人）在其与贵行签订的编号为 的《中国工商银行信用卡购车消费分期还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无条件、不可撤销共同偿债责任。如持卡人未能按照上述合同约定清偿债务，贵行有权直接要求本人（本公司）进行清偿，并有权从本人（本公司）开立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有分支机构的任一账户中扣划有关款项。

本人（本公司）在本承诺书项下的责任属于债务加入而非保证担保。

特此承诺。

共同偿债人（签章）： 年 月 日

第五篇：毛泽东新年献词,是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吗？

教材分析/ 毛泽东新年献词，是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吗？

●董运动 安徽省濉溪二中（235100）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一[1]第17课《解放战争》有这样一段文字：“战场上的大溃败，迫使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新年献词是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吗？带着这个疑问，我又查阅了人教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实验修订本·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2]和人教版高级中学课本《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必修）[3]，发现原来的教科书在对毛泽东新年献词的背景表述方面都没有这样的说法。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这篇1949年新年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4] P1311-1319从注释上看，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12月30日。从写作时间上看，并非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从内容上看，文中提到“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这一句明显不是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而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桂系集团力图取代蒋介石集团而发动的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无疑是这次“和平”运动的一个总结，更具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而历史教科书显然是为了突出蒋介石“求和”声明这一有影响力的事件而作了上述有歧义的表述。以毛泽东的犀利文笔来看，他显然是不会放过对蒋介石“求和”声明进行反击的机会的。果然，1949年1月5日，针对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发表了《评战犯求和》，文章一开始就把靶子亮了出来：“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

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即由于国民党桂系集团发动了所谓“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对此寄予希望。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还极力劝说共产党把人们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已经破产的“中间路线”的主张，又被某些地方实力派和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重新提了出来。他们企图在和谈中造成同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的局面，或者建立区域性的地方政府以划地自保。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向全国全世界庄严表明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心，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5] P795-797

毛泽东这篇新年献词发表于1949年元旦的《人民日报》（如图）。叶永烈在其“红色三部曲”之三《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写道：“一九四九年，在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日子，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同时在中国发表。紧接着，毛泽东在一月五日又以新华社评论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如果把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加以对照，便构成了他俩的一次‘新年对话’。” [6]（P406-407）

由此可见，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并非针对蒋介石1949年“求和”声明。因此，教科书修订时，这段文字可以这样表述：“战场上的大溃败，迫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得不考虑出路，在美国支持下，他们企图与共产党和谈而‘划江而治’，社会上也有人对此抱有幻想。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针对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为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提出了和平谈判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版本为2007年1月第3版。见人民教育网电子课本版权页： http:// [2] 版本为2000年11月第2版。[3] 版本为1995年6月第2版。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6] 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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