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语言学

第一篇：中西方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语言学

中西方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礼貌原则”存在着差异，这些差异在礼貌用语中有充分的体现。礼貌是对比语言学中语用对比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在迥异的中西方文化中更是如此。中西方两种文化的礼貌原则有着较大的差异，了解这种差异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的理论研究 1．西方文化中的礼貌概念

西方“礼貌”理论中较有影响的理论框架当属Brown & Levinson的“面子论”及Leech的“礼貌原则”。两种理论对礼貌的内涵及外延作了较为系统深刻的研究，对不同文化领域的礼貌研究都有一定影响和借鉴意义。Brown＆Levinson的“面子”概念建立在Gofman的定义基础上。根据Gofman的理论，面子对每一个人来说是最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每一个交际者来说是最基本的、不容忽视的。但Brown＆Levinson的面子概念更为具体，他们认为所有理性的社会成员都具有面子。他们根据个人需要把面子分为两类：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即个人拥有行动自由、不受干涉的权利；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即个人的正面形象或“个性”包括希望这种自我形象受到赞许的愿望。面子有双层性，而且构成面子的双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交往时，一方面我们需要与对方有所关联，或者关注对方，并且要向对方表示出我们的关注。面子的“关联”方面就是积极面子，Levinson把它称之为积极礼貌(Positive politeness)。“积极面子”所常用的语篇方略是：恭听对方谈话，对其表示兴趣，表示与对方有共同之处，相互以名字称呼等。如：“Agree，I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too．”另一方面，我们要维护一定的独立性，并且向对方表示我们也尊重他们的独立需求。面子的“独立”方面就是消极面子，Levinson把它称之为消极礼貌(negative politeness)。实施消极面子的方略主要有：最低限度地推测别人的需求和兴趣，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给别人以充分选择的余地。比如向别人建议时，可能会说“I’d enjoy going out for coffee，but I imagine you are very busy．”实施消极面子的所用方略的关键是不强加于人，使对方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独立。在现实生活中，交际行为大都是威胁面子的，有时威胁积极面子，比如对别人的观点看法表示反对，抱怨或指责他人工作干得不好，有时说不敬的话或忌讳语电是对积极面子的威胁，这是因为说话者不顾及他人的社会价值。有时一些行为会威胁消极面子，比如命令、请求等，如果对方按照命令或请求去做，就等于他自己的行为自由受到了阻碍，受到了别人的强加。为了避免或减少对面子的威胁，并使正常交际进行下去，说话者要为自己和对方的面子做出一定的努力，这就是礼貌。

2．中国文化中的礼貌概念

许多中国学者对礼貌现象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理论。顾日国先生在《礼貌、语用与文化》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貌”包含四个基本概念：尊敬、谦虚、热情、文雅(respectfulness，modesty，attitudinal，warmth and refinement)。尊敬是个人积极肯定别人的面子、社会地位；谦虚可以被看作是贬低自己的另外一种说法；热情是个人对别人表现出友好、关心；文雅是选用雅语，禁用秽语。何兆熊认为与B&L的面子相比，“尊敬”概念相当于尊重列方的积极面子；“谦虚”概念广义上来讲在不同文化里都蕴涵有此含义，但如把它解释为“贬低自己”则只有在中国文化里独具；“热情”概念在Brown＆Levinson看来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并威胁他人的消极面子，但在现代汉语里却并不被认为是威胁面子；“文雅”概念代表的是礼貌的规范性，尽管礼貌具有普遍性，但他们并没有提到“文雅”这一概念。在这四个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再结合Leech的礼貌原则，顾先生提出了适合于现代汉语的几条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得体准则，慷慨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中西方礼貌原则的宏观比较

礼貌是“典型人”(Model Person)为满足面子需求所采取的各种理性行为，这种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意欲为自己挣得的那种在公众中的个人形象。它分为不希望别人强加于自己，自己的行为不受别人的干涉、阻碍，而后者则是指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喜爱。英语文化似乎更加偏重于个人主义、独立、隐私，不希望别人过多地干预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文化氛围使英国人或美国人更加在意自己的消极面子。在中国，我们则强调集体主义、合作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为了实现合作或团结，称赞对方屡试不爽。因此积极面子在中国文化中更为盛行。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较好地解释了语义与语力之间的关系。但Leech认为，这种做法无法说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为何要在语言表达中采用间接方式。于是他提出“礼貌原则”(Polite．heSSPrinciple)来拯救“合作原则”。

(1)策略准则(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3)赞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尽量增加对他人的赞扬；

(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赞同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不同意见、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诚然，Leech的礼貌原则之精神是建立在以英语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之上的，忽视了东方礼貌文化的特殊性。的确，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也十分注重礼貌，但伴

随礼貌，中国人特讲究“客气”一番，或贬低自我褒赞他人。西方人，尤以英国人为代表，似乎无暇“客气”。所以中国的礼貌源远流长，颇具有中国特色。顾日国曾经撰文归纳了五个中国式的礼貌原则：

(1)“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

(2)“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与称呼准则；

(3)“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

(4)“脸”、“面子”与求同准则；

(5)“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

三、中西方礼貌的文化差异

1．中西方礼貌内涵的差异

从传统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是以差序格局为主要取向的社会结构，“礼”的基本精神是天地人伦的上尊下卑。不论王公贵族、平民百姓，都必须以“礼”为标准，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可以说“礼”是维系“上尊下卑”等级秩序和亲疏关系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中，作为“礼”的衍生物——礼貌原则，与西方的礼貌原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中国社会的礼貌原则如同“礼”的基本精神一样，强调“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等级差别的标志。

2．礼貌准则选择侧重上的差异

在Leech的礼貌原则中，策略准则是最重要的，是人们交际时最经常采用的准则，它构成了英语语言文化礼貌原则的核心。在西方社会，个人利益、个人权力、隐私等都被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人们之间，哪怕上级对下级，父母对子女，教师对学生实施“指示性”言语(诸如请示、命令、警告、建议、劝告等)行为时，人们必须遵循策略准则以减少对别人消极面子的威胁，或尽量减少语气的强迫性。

然而，中国的传统来看，人们的行为是受社会期望所制约的。有些人有权力，或适合向别人提出命令、要求、建议、劝告、提醒、威胁、警告等等；而有些人只能处在无条件地接受或完成这些行为的地位。正所谓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譬如，通常只有长者对幼者，上级对下级，教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老板对雇员实施“指示性”言语。反之则不妥，被当成不礼貌的表现。3．中西方表达礼貌的方式上的差异

(1)恭维与应答。恭维语是一职多能的社会言语行为，即在日常生活交往的不同社会环境中可以完成不同的功能。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调查，英语恭维语除表示欣赏外，其主要的功能是协同交往双方关系的“一致性”，交际者采用积极礼貌的方略。而汉语恭维语的功能主要集中在：使对方感觉良好；欣赏；利用他人。

(2)邀请与接受。中国人通常采用螺线型思维模式，话语整体结构包括多次话轮转换，经过谈话双方多次协商之后，才能完成一个交易。这种情况在邀请与接受邀请的礼貌会话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邀请人往往三番五次地邀约，以示真心实意，这体现了

中国传统礼貌的热情准则。而受邀请人推三托四，邀请人一再坚持。一方面，受邀请人要一再试探对方是否真心，是否只是礼节性的邀请，而非真实邀请。过早接受邀请则会有失于礼节；另一方面，只有一再坚持，才能体现自己的诚意，因此邀请方和受邀请方经常要经过屡次协商才达成一致。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大变革，随着对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中西方礼貌文化差异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礼貌是一面镜子，反映了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如何有效地运用礼貌原则达到成功的言语交际和沟通，取决于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只有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并且具有成功地与其他文化成员交流的真诚愿望，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这种差异制造的交流障碍，进而剔除本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促进文化重组。

第二篇：中西方礼貌用语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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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中西方礼貌用语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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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星巴克的成功之道

第三篇：中西方节目主持人对比

中西方节目主持人对比

黄露

1006010138

10广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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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状况。

说起主持人的来源，还得追溯到1928年荷兰对外广播公司开播首个主持人节目“快乐的电台”，自那以后，主持人这个行业才从西方逐渐兴起。而相比之下，中国国内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则要晚上半个多世纪，一直是到1980年7月12日中央电视台开播的《观察与思考》首次正式打出“主持人”字幕时，主持人这一职业才正式在我国出现。发展至今，我国的节目主持人行业已经经过了三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如今的主持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首先，主持人不再是最初充当报幕员和播音员的机械式主持人了，而是具备采访、播音、评论等能力于一体的“多功能”主持人。记得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开播时，主持人播报新闻大多像“看图说话”一般，新闻图片上显示的是什么，主持人就描述一遍，很少会涉及到图片所隐含的新闻意义。而如今再看《新闻联播》，主持人不仅要具备基本的新闻播报能力，有时候主持人还要去到现场采写新闻，或者在演播室对新闻进行评论。

其次，如今的主持人的主持声音也不像之前那样干涩、枯燥、平淡无味了，其主持的语言也变得温柔细腻，充满了人情味。比如柴静，当年她刚进入央视主持《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时，就因为太过官方的生硬的主持风格伤害过一些本就受过伤害的嘉宾，后来她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加以改正，如今才成就了她“温柔杀手”的称号。

再次，主持人这个行业也不像当初那样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如今的主持业也学会了从受众的需求出发，时不时与观众进行些互动，与受众保持双向联系„„

类似的变化有很多很多，从而也可以看出，我国的节目主持人发展状况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很有发展前途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些年来节目主持人的积极发展状况，但也要看到国内节目主持人与国外节目主持人的较大差距。在此，我将通过对比美国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和有“东方奥普拉”之称的鲁豫的主持风格来分析中西方节目主持人的差距。

二、人物介绍

奥普拉•温弗瑞是一位天命之年、长相平平，身材欠佳的黑人妇女，但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的人靠着其极具个性的主持能力，凭借着独一无二的《奥普拉秀》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妇女之一。陈鲁豫曾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最受欢迎的十大主持人”称号，她主持的《鲁豫有约》更是根据她的采访风格特意打造的一档明星主持节目。鲁豫还因为她采访的幽默感和真诚被称为“东方奥普拉”。

三、奥普拉和鲁豫之间的共同点。

1、两位主持人都是以真诚动人的。

其他一些主持人，在进行人物访谈时，并不是特别关心采访对象的回答和心理，而是关心下一个问题问什么，这就明显使得采访对象觉得主持人并没有将自己放在心上，采访对象的回答也越来越无趣了。但是奥普拉和陈鲁豫不同，她们虽然也会考虑接下来要问什么，她们更关心的是采访对象的回答，并根据采访对象的回答做出相应的回应。陈鲁豫在《鲁豫有约》中就会捉住采访对象回答的一个亮点，并不时在之后的问答中再度提起，这就让受访嘉宾感觉主持人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奥普拉更甚，在做节目访谈时，奥普拉常常不惜将自己的一些秘密作为“交换条件”，并和嘉宾一起抱头痛哭或是仰天长笑。这样的真诚，换做是谁，也都愿意说出那些本不愿说出的事吧！

2、两位主持人进行人物访谈时都善于营造轻松的采访气氛。

我一直认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进行采访时并不是靠刻意的搞笑或者是牵强的幽默，好的主持人会让受访嘉宾感到自然的轻松，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奥普拉和陈鲁豫就善于调节采访现场的气氛。比如，陈鲁豫在采访受访嘉宾时在听到嘉宾某些幽默的回答时放声大笑。这种大笑并不是每一位女主持人都敢于做的。受到主持人的感染，嘉宾的情绪自然也就会放轻松。奥普拉的纯真可爱更是为人所知，她在采访嘉宾时会跟随着采访嘉宾的回答做出很夸张的肢体动作或者是夸张的大笑。这些夸张的元素，让再害羞的嘉宾也会放松心态的。

3、两位主持人对节目的控制能力都很强。

虽说两人在节目中的情绪经常会随着嘉宾的情绪波动而波动，但是两人并没有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而把节目引导偏离轨道。她们所问的问题之间是由内在的逻辑联系的，因此，即使对于一个问题，主持人会有所发挥，但也不影响总体的节目进程。

四、奥普拉和鲁豫之间的不同点。

1、两人的职业经历不同。

奥普拉是在电视台熬10多年才遇到自己的伯乐，歪打正着被迫去主持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才从一名不称职的新闻采写记者成功蜕变为“脱口秀女王”的。虽然她自己说这是歪打正着，但不能否认，10多年电视记者的经验让她更加能够摸清受众的收视心理，做出更让受众接受的电视节目的。陈鲁豫则不同，她是1993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央视担任主持人的，直接的就业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经验不足。也许是意识到了这点，在央视工作两年后她便远赴美国，留学“充电”。直至学成归来，才登上了事业的高峰。

2、主持涉及面不同。

和奥普拉相比，陈鲁豫的主持内容主要是注重节目人物的故事情节，但奥普拉不仅注重普通人物的故事，也注重国际重要敏感问题。奥普拉有很多期的采访都是和关爱妇女儿童、抵制吸毒等社会重大敏感问题。由此看来，这也算是我国访谈类节目比较薄弱的问题。

3、陈鲁豫的采访语气与奥普拉相比，温柔有余，尖锐不足。

其实我眼中的奥普拉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在采访到悲伤的故事时，也会和嘉宾一起抱头痛哭。但对于那些很敏感的问题，奥普拉从不马虎。比如，在著名的“詹姆斯·弗雷自传事件”中，奥普拉三次专题节目访谈弗雷，第一次受到弗雷戒毒故事感动而向大众大力推荐其自传，第二次对弗雷自传中的虚假情节进行当面质问和严重质疑，第三次则为自己的“严厉过火”向弗雷道歉。这三次采访中，我们足以看出奥普拉的真诚、负责。这些特质正是西方节目主持人主持亮点，也是我们国内的主持人不足的地方。

4、最后，我自认为把陈鲁豫称为“东方奥普拉”并不是很适合。

毕竟，鲁豫也是有自己的采访特点的，比如在节目中她会安安静静地倾听受访者的诉说，绝不会从中打断。她的安静，正是她的特点。而现在她被安上奥普拉的标签，这对于她的采访特点来说是一种抹杀。她是陈鲁豫，绝不是第二个奥普拉。

五、总结中西方节目主持人的差距。

综上所述，从对比中西方两位著名女性节目主持人陈鲁豫和奥普拉来看，以小见大地可以看出两者之间还是有对比性的。

第一、我国节目主持人的新闻从业经验和西方节目主持人是有差距的。西方国家的主持人很多都是从最基础的新闻采写工作干起，并且是在新闻基层磨练了数十年后才当上主持人的，所以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节目主持比较有深度。而我国的许多主持人都是直接从学校进入主持行业，十分缺少基层的锻炼。不仅对新闻领域没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而且主持能力比较单一，不像西方许多主持人那样全能。

第二、由于中西方主持人节目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导致主持人个 性发挥和内在环境不同。在西方，许多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人，还负责整个节目的策划、选题、采访和编稿等，所以在节目中，主持人不仅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还可以相对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性特点。中国则不同，我国的许多主持人只会负责到节目的采访和主持，自然，从中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我国主持人在主持中会受到采访稿或者主持稿的束缚，不能够畅快地表现自己的个性。

第三、中国节目主持人虽然与西方有所差距，但仍有自己的发展空间的。

第四篇：中西方文化对比

中西方文化对比

--对文化教化功能的再认识

以前曾经看过一则趣事，是说不同国家的人弄丢了一枚硬币后的反应，美国人只会摇摇头，不再回想，日本人会回家做一番深刻的反思，德国人会在丢失硬币的周围仔细寻找。从这则趣事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心理，而不同民族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体现的就是文化的教化功能。

比如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强调伦理道德与群体意识的儒家文化，其次就是宁静恬淡的道家文化。因此，一个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全面教化的中国人，在青年时期追求立足社会与实现个人理想，采取的是入世、有为、贡献社会的价值取向；而在老年退休，要求减轻或摆脱精神痛苦与求助心切之时，便倾向接受道家处世养生原则。

与历经数千年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对应的西方文化，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丰厚遗产。但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发展过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并经过人的心理折射后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体现在三方面：群体与个体，保守与求新，讲“礼”与平等。

中国是一个以群体文化为主要文化特征的国家。中国人的群体意识来源于以农耕为主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人习惯于集体作业，成为中国人典型的人生体验和一种约定俗成的典型情境，从而造就了中国人的群体文化心理。“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说法，就是群体观念的典型反映。而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使人更倾向于不依赖他人而通过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来指导自己行事为人。因此西方人推崇个体文化心理。

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极大。中庸中的“中”字意味着“折中、调和、无过也无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论语·率雍》也写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中国，标新立异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独行的人往往被众人所排斥。这种拒绝变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国造成强大的保守意识，使中国文化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西方个体主义的文化心理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正是这种追求“差异”和“多样化”的“求变”心理，使西方人拥有了那种独立创新的科学精神，推动西方社会创造出丰富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中国人信奉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孟子称：“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群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中国，人与人交往时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约，否则就是失礼。这种较强的等级观念也在其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出来。汉语中当几个词并列时许多情况下排列顺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师徒、男女老少等等。中国人推崇“抑己尊人”的处世原则，谈话时有意抬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显得卑微，因此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谦称和敬称。汉语自称谦词古代有：仆、小人、愚、鄙人等，近现代有：学生、晚辈等。自称亲人谦词有：家父、家母、内人、犬子等，敬称对方亲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爱等。而西方文化心理强调平等。平等意识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西方人的行为、工作、娱乐、语言、政治等无不体现出平等观念。因此，令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西方，子女对父母、学生对老师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辈或学生可以就一个问题或观点与长辈或老师争得面红耳赤，毫不顾忌后者的面子或权威。

通过以上对中西方人不同文化心理以及行为方式的比较，可以看出，文化的教化功能在于，不同的文化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等方面体现出了诸多不同。文化虽无形，但它可以通过教化功能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每一个有形的人身上。可以说，正因为文化具有教化功能，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才得以保存和体现。

第五篇：中西方法制新闻的对比分析

透过西方看中国

——中西方报道犯罪对比分析

自1801年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始，西方的法制新闻开始逐渐发展兴盛起来。因此，西方的法制新闻起步较早，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有了相当完备和成熟的监督管理体系，很多国家都有相关的舆论管理的法律、法案。

而较之西方，我国的法制新闻起步较晚，新中国的法制新闻的正式兴起，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同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同步发展起来。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仍不完善，尤其是在新闻方面，仍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盲区——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新闻法律法规，来切实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记者维权只能依靠宪法、民法、刑法等一些部门法中的几个相关法律条款或是一些与新闻工作者有关的司法解释。《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则是目前国家对新闻界的重要保护和约束手段。

正是由于中西方法制新闻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步，因此中西方媒体在法制新闻采访报道的方法和手段上有很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在对犯罪报道上显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犯罪报道是新闻报道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报道的敏感性，这类报道是很容易引起诉讼的报道领域，所以许多西方主流传媒对此有明确规约。其主要内容有： 首先，犯罪报道要始终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对犯罪案件进行报道时，要坚持“用事实说话”。法庭没有宣布其有罪，记者不能主观意定其为犯罪人，而对其冠以“杀人犯”、“抢劫犯”等名称，为其定罪。应当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当犯罪嫌疑人为无罪者看待。第二，描述犯罪要适度，防止鼓励刺激犯罪。犯罪报道要适度，语言要准确。不能为了追求利益为了吸引公众而过分渲染犯罪，过细描绘犯罪情节。过度的犯罪报道很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起到预防打击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刺激犯罪，使犯罪行为更加猖獗。第三，对犯罪嫌疑人家庭的报道也要适度。不能为了挖新闻而大量的揭露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或者引起其家属情绪上的波动，精神上的损害。

第四，向罪犯及相关人付酬问题。西方很多媒体都规定可以或应当向受采访的犯罪人、被害人、证人等案件的直接间接相关人支付采访报酬。

第五，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与西方犯罪报道规定相比，我国在犯罪报道方面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向西方借鉴和学习。

首先，在犯罪报道中，我国与西方截然相反——一贯坚持有罪推定原则。新闻媒体总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犯罪嫌疑人。为了抢新闻，追求实效性，在采访时，很乐于运用媒介审判。例如许多的记者在采访犯罪嫌疑人时，总爱说“你这个‘XX犯’，你认罪吗？”又或者是一些新闻记者或者新闻单位为了抢新闻，一拿到公安机关的侦破材料、检察机关的侦查材料和起诉书，不再做任何采访、核实，也不等法院开庭，就匆忙发布。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未经法院审判，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原则。给蒙冤的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也会使采访工作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第二，对犯罪情节不宜描写过细，这是西方与中国在报道犯罪方面的共识。但是这种共识很多时候仅限于理论和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犯罪报道描写过度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例如对3-23福建南平凶杀案的报道，全国各大媒体及各大门户网站，都进行了大规模的连续性的追踪报道。许多媒体还详细的介绍了犯罪人郑民生持刀杀害8名小学生，重伤5人的全

过程，描写之细腻，如同记者亲历。而正是由于记者过度的描写和分析，使得对南平凶杀案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极其恶劣的蝴蝶效应——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发生一起凶杀事件，造成2死5伤；4月28日下午3时许，广东雷州一名正在病休中的中年男教师潜入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内，用水果刀砍杀16名学生和1名教师；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一起凶杀案，导致31人受伤，5人重伤„„许多“潜伏”的“郑民生”因为媒体的炒作和对犯罪细致的描写，对犯罪动机的深入的分析，使得他们受到“鼓舞”，最终从幕后走到前台，实施严重恶劣的杀人行为。可以说，众多的校园袭击恶性案件的发生，与新闻媒体的过度描摹、细致报道十分不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与西方媒体相比，我国新闻媒体对案件当事人家庭的采访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案件的当事人是指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以及案件的受害人。就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属而言，媒体过度的采访会给其家属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同时也很容易使家属因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罪行而受到牵连，不能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批评的众矢之的。就被害人家属而言，本身被害人的人身损害已经给家属带来了巨大的悲痛，而大批新闻记者不间断的询问参访，让家属心灵上的伤疤一次次被揭开，虽然满足了公众的求知需求，但对于被害人家属是莫大的伤害。

例如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杀人案”，案发后，大批记者马不停蹄奔赴马加爵和四位受害人的家中进行采访。在马加爵家，记者完全置马加爵父母心痛与、愧疚与无助于不顾，反复询问马加爵的父母对马加爵杀人潜逃的看法，使得这对父母在每次采访中都是以泪洗面，心理上饱受煎熬。而在四位被害人家中，记者则要求悲痛之情已经无以复加的被害人的父母一遍遍回忆孩子生前的种种表现，以及见到孩子尸体时的心情。这种严重超越道德底线的采访是对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人的家属，都是一种莫大的伤害。新闻记者为了追求稿子的刺激性和人情味而置案件当事人的家属于不顾的行为是值得深思和检讨的。

第四，关于向罪犯及其相关人员的采访支付酬劳的问题，我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一般情况下，我国不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是罪犯支付酬劳。

第五，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同西方一样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法律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未成年人审判应遵循的原则。

在案件新闻的采写中，凡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资料都要慎重选用。一些记者、编辑在报道中公开未成年人的姓名、地址、学校、家庭等，或从叙述中让人推断出来是某个未成年人；有的违反规定将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了公开报道；有的还刊登未成年犯罪人的照片。这些行为既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也容易引发新闻官司，是新闻记者和新闻单位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西方的犯罪报道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其中不乏缺点和不足。

新闻媒体是第四种监督权力，但有时候新闻记者单位为了抢新闻，过分追求时效性和公开性而不自觉地充当了犯罪人的工具，导致犯罪行为的恶化。慕尼黑惨案便是西方犯罪采访（报道劫持人质事件）的一大败笔。

1972年，第20届奥运会在原西德的慕尼黑召开。9月5日凌晨，5名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突然袭击了奥运村，抓住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2名以色列保安人员，把他们作为人质，要挟以色列当局释放正在关押的256名巴勒斯坦人。德国警方全力营救，未能成功，11名人质被杀，这桩流血惨案，被称为“慕尼黑事件”或“黑九月事件”。这届奥运会因此被迫停赛一天，顺延至9月11日结束，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当西德内政部长、慕尼黑警察总监和奥运村村长进入31号楼与恐怖分子谈判时，西德警方有一次绝好的机会利用绳索从楼顶滑落到恐怖分子劫持人质的房间

进行营救。但是，就在营救按计划顺利进行时，西德警方忽视了对面大楼楼顶上聚集的大量的新闻记者。为了抢新闻，他们全都在不遗余力地进行着营救行动现场直播，而此时在屋子里看管人质的恐怖分子也刚好通过电视看到了警方的动向，立刻告诉谈判的同伴终止谈判，并以杀害人质相威胁，迫使警察撤退，营救宣告失败。

可以说，这次最有希望的营救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与新闻记者盲目的抢新闻，过分的强调公开性有着莫大的关系。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对于营救失败有这一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见，新闻自由过分的运用，新闻公开性与时效性过度的追求，对犯罪新闻乃至各类新闻的采访报道都是有害无益的。

通过对中西方报道犯罪的对比分析，我认为中国与西方在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犯罪情节的描写要求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但有很对方面使我国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通过对比分析，我认为我国犯罪报道应当采取如下改革措施——

1、新闻记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把握角色定位。记者要明白自己的职责，认真采访，写

出负责任，有价值而又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新闻报道。

2、健全我国的法律法规，加快制定新闻法规，是新闻工作有法可依。

3、采访要客观公正，杜绝舆论审判。

4、法制记者要熟悉法律法规，采访报道要运用法言法语。要加强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道德意识与道德修养。

5、采访犯罪案件当事人及其家属时，要注意提问的技巧，切忌盲目生硬。

6、形成一套规范的犯罪报道写作体系，加强对案件描述新闻报道的监督和审查。

7、犯罪的报道要经过有关机关的批准，尤其是突发性犯罪事件，不能为了追求利益抢

新闻而进行盲目报道。要考虑大局，以大局为重，尊重相关人员的安排。也就是说，新闻记者要有全局意识，把握主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我国的法制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之路任重而道远。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新闻业务的日益成熟，我国的法治新闻也会朝着越来越积极的方向发展，成为推动社会法制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透过西方看中国

——中西方报道犯罪对比分析

新闻传播学院

田艺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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