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第一篇：浅析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浅析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一、前言

自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以来，中国电影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有过繁荣也有过衰落。中国电影从一个完全没有体制的、没有艺术目的盲目尝试阶段，到有一定的体制、艺术目的发展阶段，到现在形成了一个有一定的规模的创意文化产业，既受到欧美电影的影响，同时也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电影既是世界电影的一部分，同时也有其独特的特点。小说改编电影不是中国特有的，它是世界电影史上一个很普通的现象，如菲尔丁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汤姆·琼斯》，《飘》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海明威小说改变的电影《永别了，武器》，左拉小说改编的电影《小酒店》等。同样的，在中国电影诞生不久也出现了小说改编的电影，如任彭年导演的取材自《聊斋志异·崂山道士》的《清虚梦》以及自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火车行动》改编的《车中盗》。此后又有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啼笑姻缘》。

1933年，根据矛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第一次把新文学作品搬上了银幕，实现了电影与新文学的结合，“开辟了中国的新文艺电影之路”。[1]新时期，电影事业迅速发展，并开始走向世界。《人到中年》《牧马人》《子夜》《阿Q正传》《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小说改编的电影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获得了国际性的大奖。自此，中国电影与小说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已是一个毋容置疑的问题了。

二、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著名导演张艺谋曾坦言：“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你仔细看中国电影这些年的发展，会发现所有的好电影几乎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我们谈到第五代电影的取材和走向，实际上应是文学作 品给了我们第一步，我们可以就文学的母体看他们的走向、他们的发展、他们将来的变化。我们研究中国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

【2】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朔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

【3】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家们将来的变化。”张艺谋的这段话是以一个电影人的身份，把电影与小说之间的紧密关系揭示了出来。其实，电影与小说的关系可以从小说改编电影以及电影催红小说这两大现象来阐释。而这两大现象又深刻的揭示了小说与电影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一）概述“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

所谓“电影与小说的双向互动发展关系”是指小说与电影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发展的关系。一方面小说的发展为电影的再创造提供素材，推动电影的发展；另一方面电影的发展又推动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电影与小说都是艺术的一种，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的属性---艺术性。此外电影与小说的源头都来自于生活。共同的属性以及来源使得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变，构成联系。小说改编电影作为电影发展的一种手段，造就了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导演的辉煌。同时也拍出了不少好的电影。如谢晋拍摄的反思文革的三部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张艺谋拍摄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等。电影成为了小说发展的一个出路和方向。小说的受众面比较窄，而电影属于大众艺术，受众面广。因此把小说当作电影的脚本，改编成电影就成为了一个小说一个很好的出路和方向。也因为受电影艺术的影响，小说的写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小说的语言叙事追求视觉造型性。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剧本化倾向。如海岩剧本化的小说《五星饭店》。如果没有小说为电影提供素材，那么电影的发展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同样的，如果没有电影为小说提供另一条受众面更广的出路，小说的发展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二）小说改编电影

在中国电影史上，小说改编电影有两个相对集中的时期。在二十年代电影的初创时期，就有了由法国的侦探小说《保险党十姐妹》改编的电影《红粉骷髅》。此外，还有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沈亚小说改编的《玉梨魂》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小说改编电影就更加风行。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不仅拍摄了不少小说改编的电影，更是把小说改编电影当成自己创作的既定路线。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红高粱》到网络同名小说改编的《山楂树之恋》，由当代知名作家扩展到网络作家，同时也把小说改编电影推向高峰。由此可见，电影随着小说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素材基地。

在小说改编电影上，小说是一种文字艺术，而电影是一种综合的艺术。从小说到电影，也就是由一种单调的艺术转化到另一种复杂的综合性艺术。而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小说改编电影的原则问题。导演也是读者，他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解读小说文本，然后再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把小说文本转化为电影文本。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样一种再创造使得小说与电影之间不仅仅是从一种艺术转化到另一种艺术的过程，反而有了改变或者是超越。

（三）电影催红小说

所谓的“电影催红小说”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电影催红了改编的那部小说；二是电影催红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中国小说数量庞大庞大，良莠不齐，但是好的小说还是有的。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不少好的小说都被掩盖住了光辉。小说改编电影这一现象，为小说提供了另一个出路。由于电影是一门可以容纳文学戏剧、摄影、绘画、音乐、舞蹈、文字、雕塑、建筑等多种艺术的综合艺术，但它又具有独自的艺术特征。电影在艺术表现力上不但具有其它各种艺术的特征，又因可以运用蒙太奇这种艺术性极强的电影组接技巧，具有超越其它一切艺术的表现手段，而且影片可以大量复制放映。它带给了视觉、听觉一体的感官享受，相对对小说这种文字艺术 而言，电影毋容置疑是一种更为大众化的艺术。而小说改编电影就为小说以另一种更加通俗化、平民化的方式，传播出去。此外，电影本身所带来的商业利润相当大，比起小说一传统的出版方式传播，小说改编电影不仅使小说更广泛地为人所知，同时也为作者本身带来庞大的利润。因此小说改编电影这一现象，可说是小说发展的一大推动力。

说到小说，就不免要了解小说的发展是。中国小说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文言小说，起于魏晋时期，一是白话小说，起于五四时期。小说从古代的毫无地位、稗官野史、街谈巷议，到成为独立的文体，到现代小说的流行，小说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地位变迁过程。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这几种文学体裁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到目前为止，当诗歌、戏剧面临着发展的问题时，小说正发展的如日中天。近年来，小说的创作数量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的作家都是小说家，以小说创作登上文坛。虽然戏剧与小说一样都可以改编成电影，但是戏剧改编电影只是在中国电影初创时期比较兴盛，而后来就逐渐淡化了。其中比较成功的是老舍的《茶馆》。此外也有诗歌与散文改变的电影如根据郭小川同名诗歌改编的《一个和八个》，柯蓝散文《深谷回声》改编的《黄土地》。然而他们改编成电影的数量远远不及小说。

随着小说流派的增多，电影技术的发展是小说改编电影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成熟。小说里描绘出来的场景，电影都可以用技术弄出来。也由于电影技术的发展，给人的想象插上了翅膀，使得小说的描写更加天马行空，灵异小说、穿越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小说的种类越来越多。和文学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等几个阶段性的思潮想同步，电影也有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寻根文学（如《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红高粱》）和改革电影（如《人到中年》《秋菊打官司》）其中大部分的电影都是有小说改编而成的。

三、电影与小说的共性以及差异性

电影与小说之间能够相互转换，并且互相推动发展，与其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电影与小说之间既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

（一）电影的文学性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是电影与小说的共同性---电影的文学性。众所周知，小说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它的文学性毋容置疑，而电影的文学性与小说的文学性则具有一致性。电影的文学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电影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就包括了很重要的电影剧本。而电影剧本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电影的效果。因此小说改编电影选择的多数是名家小说或者是网络当红小说。“没有作家的参与，无疑是电影工作上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不可能设想，没有广大作家的支援，能够使人民电影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迅速增长、提高。”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在电影工作上的重要性，也从另一个反面衬托出电影的文学性。其次电影与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一样，具有虚构性、不受时空限制【3】性等特点。电影与小说一样，都是虚构的，他们来源于生活，但又超越了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抽象的和美的概括。无论你置身于小说还是电影中，你都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他们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但是也能带给你同样的心灵悸动。小说以叙事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电影也是通过叙事的手法，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是用文字来表现，而另一个则通过画面、声音、等来呈现。他们两者之间的表现手法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表现方式而已。再次，电影和小说的功能是一致的。他们都具有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娱乐功能。

在表现内容上，小说与电影一样具有的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人民思想的变化，小说和电影也跟着发生了变化。2010年由李可网络小说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以及由艾米网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热播就体现了这一点。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生存压力大，如何在职场上取得成功是每一个工薪阶层人心中最大的渴望。他们也期待通过升职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正是因为《杜拉拉升职记》抓住了现代工薪阶层的心理，抓住了这个时代的渴求，所以才能在上映了13天票房破亿。而《山楂树之恋》在崇尚“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爱情观下，返朴归真，回到了人类感情最纯的状态，也是对当下这个时代“金钱至上”的一种批判。因此票房也突破了8千万，创了文艺片十年之最。

（二）电影的直观性以及小说的含蓄性

电影与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他们又有其各自的特点，也就是所谓的差异性。小说是一种文字艺术，具有含蓄性。而电影是一种综合艺术，它让人从视觉、听觉上获得立体的感官享受，具有直观性。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小说的含蓄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是文字的抽象性。文字是一种抽像性的符号，它既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所谓的确定性是指它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含义，所谓的不确定性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变迁而导致文字的含义在不断的发生。当小说的载体文字有了多种理解时，小说的思想、内容也就变得含蓄了。其次是读者本身在文学修养、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性，而导致了在读同一文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阅读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的理解。因此总的而言，小说具有含蓄性。

电影呈现出来的是直观的画面、声音。那是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的，它不需要通过想象本身去营造出场景。因此它留给人的想象空间就比小说狭窄了很多。而画面的连接跳动也把故事情节以直观的方式一一呈现，不需要观众在脑海里自我组接。因此与小说相比较电影具有直观性的特点。

刘震云，曾就小说和影视剧的关系作了如下比喻：“小说和影视剧谁好谁不好，真的没法比。首先模样长得不一样，要去的地方也不一样，‘炖’法更不一样。好比一块羊肉，放到河南就做成了羊肉烩面，放到陕西就做成了羊肉泡馍。”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这两种艺术虽然能相互转化，但是并不能相互替代，而是既有具有其各自发展的轨迹，就好像是两条不断上升的螺旋线，只是相互交叉着向上发展。

结语：总的来说，电影与小说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发展关系。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推动、共同发展。在电影产业中，电影与小说的关系也是一个颇为热门的话题。了解清楚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对于电影产业的规划和发展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作用。注释：

[1]李少白主编 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63 [2]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J].当代电影，1995（2）：45 [3]张艺谋.谈艺录[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389.参考文献：

影视产业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专著]：第十二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佳明,业陆河主编；中国电影家协会编．—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美国文化产业[专著]／孙有中[等]编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文化产业创意学[专著]／王万举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中国电影史[专著]／李少白主编；李道新[等]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新中国电影史[专著]：1949~2000／尹鸿,凌燕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陈墨.新时期中国电影与文学[J].当代电影，1995（2）：45 柯灵电影文学丛谈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79 贺圣皓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第二篇：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之双向互动现象初探

【 内容 提要】明代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而它们一旦问世之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 艺术 产生很大 影响。明代艺人多数就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的说唱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以及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都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明代/通俗小说/说唱/双向互动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既各有所长，又相互为用，其双向互动现象甚为明显：一方面，明代通俗小说多半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说唱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往往又会回到说唱领域，为说唱艺术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叙事经验，有效地促进说唱艺术的繁衍和变化。因此，研究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的生成、发展 与演化，把握它们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艺术 规律，就有必要对两者的双向互动现象略作考察。

一

明代的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宋元以来的民间说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二三流的小说，亦曾多少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它们在成书以前，就曾以说唱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刊本《封神演义序》即云：“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信史哉？”① 今按《平妖传》(该书题罗贯中编)第15回，就写了一个名叫瞿瞎子的平话艺人在雷太监家里讲说纣王妲己的故事。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云：“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② 其他如《隋唐两朝志传》，亦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说唱成果，“其记太宗事，有太宗为李密所擒囚南牢之说；纪李密归唐事，有秦王十羞李密之说；纪美良川之战，有叔宝污敬德画像之说；纪征高丽事，有叔宝子怀玉与敬德子宝林争先锋之说，有莫利支飞刀对箭之说。凡此种种，皆戏曲及词话所演唱者，今犹可考。”③《残唐五代史演传》所叙故事也大半取自宋元以来的“说五代史”，该书风格粗犷，保留了大量说话痕迹。《春秋列国志传》所据之平话有《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就是现存的《孙庞演义》，后集为《乐毅图齐》)、《吴越春秋连相平话》等。如果将该书与各平话比看，可知其诸多情节均抄自平话，甚或文字亦同。《全汉志传》写吕后斩韩信，袭自《前汉书平话续集》。平话正集今已佚，然观续集开首言项羽兵败自刎事，可推知正集当叙楚汉争雄，亦应被《全汉志传》所蹈袭。《南北宋志传》之南宋部分叙五代史事，与《五代史平话》交错重合处甚多。戴不凡先生曾将二书对勘，指出“这部所谓《南宋志传》，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五代史平话》文字微加修改而成的”④。《北宋志传》卷首按语亦云是书乃“收集《杨家府》等传”。故鲁迅在《 中国 小说的 历史 的变迁》中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 章回小说如此，话本小说也不例外。如《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云：“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卷三十九云：“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云：“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其结尾又云：“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云：“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卷十九云：“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云：“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云：“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这些话语即点明它们同宋元明说唱话本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明代小说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即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⑤ 下面，我们即着重谈谈明代说唱及其所受通俗小说的影响。

二

关于明代说唱，由于资料缺乏，目前 还只能从若干不太完整的记载中略窥其一斑。根据明刘辰《国初事迹》记载：“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又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记载：“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同书卷下还记载：“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居半月(河南)，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匹。”由此可知，明初评话、词话等是比较盛行的，其中不乏伎艺高超之辈，只是其身份卑微，常受到统治者的残害或捉弄。明初平话的盛行，从《永乐大典》著录的二十六卷“平话”亦可测知，即以每卷收平话两至三种 计算，其所收平话亦相当可观。这数十种平话中当有不少产生于明初。只可惜这些平话文本已佚，名目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⑥ 明中叶以后，宫廷中仍有专说平话以供帝王娱乐者。明郑晓《今言》卷一第九十二条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沈德符《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功》亦谓《英烈传》乃郭勋自撰，以旌其祖之功，“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其实，此书并无刻意颂祖之迹，且郑晓言“生擒士诚”者乃郭英，亦与小说所写沐英擒士诚者不合，郑晓或未见原书，只是据传闻臆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郎瑛就见过《忠烈传》(见《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辩证类·郭四箭”)。该书主要出自平话艺人的讲说成果，书中说话痕迹灼然可见，郭勋也许对之做过整理、加工，然后再让“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这说明统治者不仅爱听平话，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当时，贵族之家、有钱之人也蓄养或招请说书人以供笑乐。沈德符《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记载：“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书乙未事”云：“元美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辄自称朕，称寡人，称人曰卿等，以为常，然直戏耳。”《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云：“西门庆„„被左右就请到松鹤轩阁儿里„„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记载：“过了两月，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叫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另外，现存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三种，是从西安同知宣昶之妻的墓中掘出的，这说明宣昶之妻生前很喜欢听人说唱词话，所以死后才会以这些词话唱本作为殉葬品。这些唱本结尾还常有这样的话：“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贵人听。”可见它是当年艺人在官宦人家讲唱时使用的脚本。今存《大唐秦王词话》也是一个喜欢“游情讲艺”(说唱)的士人诸圣邻，根据当时说唱艺人的“遗编”整理、修订而成(见书前《唐秦王本传叙》)。说唱艺人除了随时听命宫廷或达官贵人们的差遣或传唤，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市井闾巷、寺庙道观赶趁作场。明无名氏《如梦录·街市纪》专叙明代汴梁风俗景物，其中说：“相国寺每日寺中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明刘元卿《贤弈编》也记载：“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元宵灯节百戏竞呈，也写道：“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曾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末清初人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亦云：“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 根据以上这些零星史料，不难看出明代说唱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柳敬亭为代表的一批说书名家。清初黄宗羲《柳敬亭传》即云：“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者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亦云：“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皆独步一时。

第三篇：双向互动业务户均成本与入户率间关系说明

双向互动业务户均成本与入户率间关系说明

测算假设条件：考虑出发点是在单向整转基础上进行双向互动业务收入盈亏平衡测算。如果直接全网进行双向整转，需考虑单向网络改造成本和单向业务运营成本。测算重点说明：

1、网络改造成本按576户=12栋*4单元*6层*2户的标准模型核算，双向网改造投资主要为数据提供通道EPON设备中OLT和OUN设备，东方广视GW2网关设备以及相关附材。本模型与网络实际情况会有所偏差，故与实际成本有所偏差。

2、前端互动平台每个流成本按4：1收敛比，考虑到用户发展到10000个流后，户均流成本略微下降，但系统管理安全投资增加，两项相加，户均流成本变化不大。故采用固定的户均流成本。

3、机顶盒技术保障前提：单向机顶盒在不增加投资前提下能够升级为双向机项盒，机项盒成本中除去了单向机顶盒成本，本次核算只包含东方广视小猫成本和CA卡成本，包括机顶盒和小猫安装调试成本。

4、本次双向用户户均收益是在确保单向广播收入前提下双向互动业务新增收入。未考虑由于双向业务收入增加而对单向广播业务收入减少的影响。

5、成本费用中只考虑前端平台和网络设备运行维护费用，未考虑双向业务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费用。建议在今后运行中在本次核算中追加双向业务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费用。附表：双向互动业务户均成本与入户率关系表一；三年盈亏平衡时户均月收益与入户率间的关系表二；两年盈亏平衡时户均月收益与入户率间的关系表三。入户率与户均月收益下降速度间关系表四。表一：

双向互动业务户均成本与入户率间关系户均成本(元/户)3000200010000双向互动业务户均成本与入户率间关系5%10%15%20%25%81230%73235%67440%63145%59750%57055%54860%5302700***入户率(%)表二： 户均月收益与入户率间关系(三年盈亏平衡）户均月收益(元)806040200户均月收益与入户率间关系5%7510%15%20%25%30%35%40%45%50%55%60%42.331.425.922.620.318.717.516.615.815.214.7入户率(%)

表三：

户均收益与入户率间关系（两年盈亏平衡）户均月收益（元）150100500户均收益与入户率间关系5%10%15%20%25%30%35%40%45%50%55%60%11263.547.138.833.830.528.126.324.923.722.822.1入户率（%）从表二和表三中可得出：入户率与户均收益间关系，如果入户率在10%～20%，户均月收益53元～32.5元。考虑双向业务市场营销和用户服务费用占收入20%。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入户率，户均月收入可降低两元钱。即户均月收益60元～40元。（突破1万户～2万户瓶颈问题分析）。表四：入户率与户均月收益下降速度间关系：

7060月均收益50403020100系列110%6015%5020%4025%35入户率30%3035%2840%26

第四篇：关于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

**县公安局作为县委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单位，紧密结合县委“推进科学发展、奋力追赶跨越”这一主题，确立了我局的主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三项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本主题内容之一。笔者结合当前公安系统和我县实际就警民关系互动发展谈谈自己的观点，供参考。

人民警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即警民关系）是构建

4、公安机关内部的管理导向偏颇，带来执法行为上和效率上的偏差。目前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的绩效管理模式有越来越企业化的趋势，警务管理尽量往抽象的数字上靠，原因是能够为管理带来方便。这种警务管理的企业化趋向，带来不少弊端，将警务活动所具有的伦理内涵丢失了。另外，内部监督与民警权益冲突不断，民警查民警、内耗，为别有用心的人留下话柄。被外部、内部多面夹击扭曲警民关系，其结果是警察劳累，流血、流汗又伤心时有发生。

（二）在人民群众方面。

1、对人民警察的期望过高，认识也不够。群众由于对我国法律不太了解认为，警察就是神，所有案件应该全部破获、坏人就该关起来。甚至对“有事找警察”神话，警察成为万能工具。稍有不满意，不管该不该警察管理，常常用“我要投诉你”作为结束语。

2、不协作，万事不求人。从现实生活看，老百姓认为为与警察打交道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是。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一般怀着一副“少惹是非”心态，不能积极配合警务工作的进行，甚至对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中发生的矛盾产生不满，与公安对立情绪，抵制、对抗公安机关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

3、极少数人由于本身思想素质不高而对警察存有思想偏见。一些有钱人蔑视警察，看不起警务人员；有的又嫉妒警察，讥讽警察行为很造作，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一旦在社会管理中发生矛盾，关系很难协调好。

（三）在其他方面。

1、非警务活动。一些党政部门往往凭借自己的权威，通过行政命令使公安机关承担许多原本不应承担的职责，无形中给公安机关施加了压力。

2、在群体性事件中职责不清，把警察权作为救命稻草。特别是一些撤迁安置事件处置中，很少过问撤迁、施工的合法性，让警察承担保护违法的执法风险。

3、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冒充警察招摇撞骗，严重影响了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也使公安机关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4、警察成了社会矛盾的转嫁者。为应对社会矛盾凸显的局面，警察付出了太多的辛劳。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冲突期，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污染等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广泛，众多的社会矛盾，使警察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警察永远处于“灭火”的状态。当警察疲惫地奔波于各种群体性事件的现场时，我们看到警察尴尬地被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警察承载了“无直接利益冲突”下的“迂回发泄”。

二、在法治环境下警民和谐关系互动的可能性

在我国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激增，公安执法（法治）以其强制力和威慑力预防和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产生和发展，缓和矛盾增长趋势，防止纠纷发生，保证社会各种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为构建社会主义(一)明确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的主体。

在我国处理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应该是公共关系处理的典范。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可以借鉴，提倡并高歌“警爱民，民拥警，警民团结一家人”。由于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是一个完整的公共关系主体，而人民群众是集合概念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因此，笔者建议将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的主体确定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和各级人民政府、机关、企业、社会团体及人民群众较为科学。

（二）确立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方向。

公安机关应当在对社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不同时期的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方向，并在媒体公开征求意见，公安机关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确定方向。不能搞警民关系一刀切和不切实际的花权秀腿，不然警民关系不但得不到改善还有可能恶化。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检验和衡量社会治安工作的根本标准，同样是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总的方向。中新网8月1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今天出版的《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建立、完善由人民群众评判执法工作的机制，推动建立新型警民关系，确保对执法权力的全程监督，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笔者认为，***同志切中当前影响警民关系之要害“人民群众评判执法”、“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人民群众评判执法”，就是一种警民互动发展过程，说穿了就是让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监督权、参与社会治安

（五）加强民警基本素质工程建设，打牢和谐警民关系基础，树立“七心”。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公安机关的基本活动是执法活动，公安民警的基本行为是执法行为。公安民警执法素质和执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公安工作的水平。”，点出了公安工作的核心所在：公安民警是公安机关执法主角，是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保障者和促进者，是警民关系的实践者，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警民关系互动发展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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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有事业心。勿将执法工作当成职业来做，应将其当成事业来做。职业是一种谋生手段，容易为了生计产生贪欲、乱执法。“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是强烈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是执法方法和执法艺术的升华，需要民警有事业心才会去钻研、探索。

二要有爱心。这是处理好警民关系的基础和奥秘所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地区，如果人人都有爱心，和谐社会就能实现。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心，做什么工作都不会有责任，也不会有成就。老百姓在你心中份量有多重，你在老百姓心中份量就有多重。在处理警民关系过程中，我们多一份爱心就多一份感动，多一份爱心就多一份理解，多一次爱心就多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相反，少一份爱心就会多一份冷漠，群众就多一份怨恨、多一份敌意，就会减少一次增进感情的机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前人心系民生的写照。

三是要有热心。这是处理好警民关系的基本态度。群众有事找警察就像病人求医，医生的热心可以给病人带来温暖，可以增强病人痊愈的信心。我们处理警民关系的态度同样直接关系到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感情。民警热情的态度，体贴的话语，可以增进群众的认同感，便于彼此沟通交流，“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执法中一句充满温馨的话语、群众就会心平气和；接待时一杯暖人的开水，群众就会感到无比的温暖。

四要处以公心。这是处理好警民关系的重要标准。从涉警上访群众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上访案件是办案中执法不公造成的。如果群众的合理诉求得不到满足，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就会失去对公平、正义的信赖，甚至可能采取有悖法律、政策的过激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会增加不和谐因素，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每一次执法、每处理一起案件，都要用法律政策的标尺量一量，用公平正义的天平称一称，使每一次执法和办案都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都体现公平与正义。那么公安机关秉公执法、公正廉明的形象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就会更牢固、更高大。

五要有诚心。这是解决警民关系的关键所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接待来访群众时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执法办案时故意刁难，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增加群众的敌视和怨恨心理。特别是我们在走访涉访群众过程中，认真倾听是一种美德，对于走访民警而言，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或访求是达到走访效果的重要前提，也是打开心结的钥匙。每一名走访民警都要努力做到，从见到被走访人的第一面起，就要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或者诉求，认真分析群众反映的问题，诚心诚意地对群众说实话，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解难题，这样我们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达到我们主动化解矛盾、增进感情的目的。

六要有恒心。这是处理警民关系的基本要求。我们在走访群众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一些群众的问题靠一两次工作是很难解决的。要使群众理解我们的工作、达到走访的效果，除了认真帮助群众处理问题以外，还要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既要解决具体问题，又要解开思想疙瘩。

七要用心。这是处理警民关系的有效方法。我们讲同一块土地，不同的人耕种收成不一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耕种者是不是用心播种、扎实耕耘。在处理好警民关系中，我们每一名民警都是一名耕耘者，要做到：脑子要想事，心里要装事，眼睛要看事，耳朵要听事，嘴巴要说事，用心思考，用心工作，用心干事。只要用心工作，办法就多，措施就灵，效果就好；只要用心工作，影响警民警关系问题就会得到解决，我们民警的人生价值就会在工作中体现，我们民警对事业的追求就会在干事创业中实现。

（六）改革执法执勤方式，实现警察角色的转变，重塑警察形象。

（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拥警办公室，加大民警权益政府法律救济，解除公安机关及其民警执法后顾之忧。

（八）建议政府相关部门依法行政，重大工程实行政府法制部门法律审核，始终使公安机关警力置于依法保护依法行政及合法的境地。

第五篇：关于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

**县公安局作为县委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单位，紧密结合县委“推进科学发展、奋力追赶跨越”这一主题，确立了我局的主题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三项建设”。“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本主题内容之一。笔者结合当前公安系统和我县实际就警民关系互动发展谈谈自己的观点，供参考。

人民警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即警民关系）是构穿越小说网 http://www.xiexiebang.com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元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警民关系和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一样，有着广泛而坚实的基础，可以说鱼水情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这首儿歌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回忆，在那个时代，警察的形象是阳光的，是值得信任的。笔者不否认在警察队伍中有很多爱民、为民的好警察，警民关系融洽仍是主流，但不少地方的群众对警察仍有意见，警民关系处于“亚健康”的不和谐状态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在当今中国，警察与民众之间似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群体隔离、对立的倾向。在社会转型的旋涡中，警察承载了很多重任，也面临着超强付出所带来的自身危机，转型社会的阵痛同样与警察如影相随。一位警嫂在互联网发言质问：警察队伍每年因公牺牲达400人，为何我们的人民仍对警察怨恨不止？我们的公安机关是为了维护一方社会治安的，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的，理应得到百姓的尊敬和热爱。但在现实中，由于一些公安民警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个别警察甚至堕落成黑恶势力保护伞，严重伤害群众的感情，造成了一些地方警民关系紧张，因此，“修补警民关系”不仅是在**，而应该成为各地公安机关重要的一课。

警民关系的不和谐，从本质上看，也是在社会变革时期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现阶段的警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所出现的失调和冲突，究其原因既有公安机关自身的不正之风引起的，也有广大老百姓自身的认识偏差所带来的，更有其他客观方面的是非曲直，而要彻底融合警民关系，无疑是给人民警察这一神圣的身份加重了负担。真正要解决好警民之间的关系，也就应该研究这一特殊时期警民关系不和谐的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来缓和警民之间从不适应到适应的许多矛盾，增强警民之间相互协作的关系。

和谐警民关系，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一种良性的公共关系。公共关系是指一个社会组织遵循一定的原则，通过双向的信息沟通，为组织树立良好形象，旨在谋求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社会公众的谅解和支持，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社会关系。公共关系是由社会组织、媒体、公众三要素组成。良好的公共关系是社会组织采取塑造形象、协调关系、传播管理等方式，通过媒体作用于公众，使公众对社会组织产生好感，自愿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所形成的互助互利的关系。

有鉴于此，笔者对全国公安机关目前单方“一厢情愿”的“讨好”式活动效果产生凝问并斗胆认为：警民关系和谐互动发展，才是公安机关应当追求的目标。

一、从法律角度冷静面对当前“亚健康”状态的警民关系

公安机关最基本职责是执行法律，公安民警最基本活动是执法活动。这是我国法律本身对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的最低要求，也是公安工作的底线，如果抛开对法律的执行去谈警民关系，笔者认为是在做秀。然而，由于公安机关及其民警在执法活动中由于中国国情而处于尴尬局面：

（一）在公安机关自身方面。

1、警察无可奈何，无法回避法律（法律的执行本身可能产生不和谐因素）。由于全球警察属于国家暴力机器之一，往往会出现镇压式的打击管理。我国公安机关担负着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双重任务，公安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的重要区别，就是要通过刑事执法手段和行政执法手段，保证其他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属于我国法律执行的坚强后盾。这是法律硬性规定，公安机关及其民警无法回避。群众可不管这些，他只知道人是警察抓的，帐记在民警头上。

2、缺乏执法技巧，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失衡。同样一件（案）事，不同民警去办其效果可能不同，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以查处卖淫嫖娼举报线索为例，a组民警按规定着装、携带检查证强行进入美容美发店，出示警察证并依法告知检查来意，发现举报线索有误店内是一对夫妻，当即向其道歉并叮嘱晚上注意安全后退出；b组民警虽未着装，强行进入美容美发店出示警察证并依法告知治安检查来意，发现举报线索有误店内是一对夫妻，当即说明发现门锁未关好、最近这一带案件高发我们来看一下，叮嘱晚上注意安全后退出；c组民警未着装、未携带检查证，强行进入美容美发店说：“我们是警察，有人举报这个店有人卖淫嫖娼……”，店主说明我们是夫妻，民警对举报线索深信，根本不听说明并强行将二人带至公安机关。这三组民警对举报线索依法查证的不同执法方式，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差异显而易见。

3、自身执法行为不公、执法素质不高。如今老百姓对公安工作评价有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