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针对文言文教育的理性思考
HR Planning System Integration and Upgrading Research of
A Suzhou Institution
文言文教育的理性思考
钱吕明
一、文言文，非学不可的依据在哪里？
为什么要学习文言文呢？专家学者们各有各的说法，归纳起来不外以下几个方面：①对学生将来从事古代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医学等研究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②可以促进现代文写作能力的提高，③对学生了解我国古代璀璨的文化，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④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自豪感以及高尚的道德情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上四点理由，最关键的是第二点。将来从事与古代文献有关专业的学生毕竟是极少数，为了这“极少数”而赔上“大多数”，是有欠明智的。至于继承文化遗产、培养爱国情操等等，也不一定非读“之乎者也”不可。而第二点就不一样了。语文教育的学科宗旨是培养学生准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运用”的重点是写作，学习文言文能促进现代文写作能力的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可惜，支撑这一理由的依据是苍白的。说来说去，无非是鲁迅、郭沫若、老舍、叶圣陶等老一辈作家，从小学的就是文言文，但他们都用现代汉语写出了光彩夺目垂范后昆的篇章。殊不知正是鲁迅，主张“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叶圣陶提出了中学里不教文言文的设想，吕叔湘先生曾经对不学文言文就写不好白话文的说法提出批评，张志公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长期坚持‘文言’，使人们对文言产生了错觉，甚至产生了迷信，似乎学了文言就一定能够提高语文能力，不学文言就不可能提高语文能力。„„然而，依靠文言来全面的有效的提高现代所需要的语文能力，是不可能的，并且越来越不可能。一代一代离开文言越来越远，决不是越来越近。”（《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开明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笔者无意于判定孰是孰非，只是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意见相左的双方都没有提出非如此不可的证据，他们的理论或流于思辨，或陷于直观，缺少大量的经验要素特别是大量通过受控实验而获得的经验要素作基础。文白相争80年，文言文在语文教育中到底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否要教，该教多少，教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问题。语文教育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并不缺少争论，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实验。
二、文言教材到底该如何编制？ 如果文言文非学不可，就必然涉及到教材如何编制的问题。对此，叶老曾有“要相对地集中”的设想，但到底怎样“相对地集中”，叶老并未拿出具体的方案。
解放以前的国文教科书，在编排体制上虽有不同，但多以文言选文为主，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和使用文言文的能力。解放之后，文言文教学退到次要地位，教材编排或以时代先后为序，或按文体组织单元兼顾文字的深浅，有的辅之以文学史知识的介绍，有的穿插一些古汉语的知识短文，各有特点，学科宗旨更易为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指导思想的明确并不表明教材编制的科学。不管是以时间为序，以文字深浅为序还是以文体为序，都有一个选教哪些文章的问题。如何编排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怎样的编排最能低耗高效地达成教学目标才是问题的关键。要形成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至少要学习哪些选文？至少要掌握哪些实词和虚词？至少要掌握哪些特殊的语法规律？这些实词、虚词以及特殊的语法现象在选文中至少要出现多少次才有助于学生形成文言语感？„„没有哪一种教材的编制者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一种教材的编制者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真正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似乎还没有出现。传统语文教学的法宝落实在一个“多”字上，这一法宝无疑是合乎熟能生巧规律的；但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现代语文教育，图“多”已不可能，科学的教材体系又无从建立，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在黑暗中兜圈子。
三、文言文教学一定要培养阅读能力吗？ 文言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全体中学语文教师都能脱口而出，培养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明明白白写着呢。
这一教学目标并非大纲拟定者的天才创造，它脱胎于解放以前的有关国文课程纲要。1922年的初、高级中学阅读课程纲要、1936年修正公布的初、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都有学生须养成文言阅读和写作能力的规定，解放以后的大纲只是在此基础上减去了写作的要求，降低了阅读的难度而已，至今未见科学的论证。这一本身未必科学也未必必要的规定之所以成为人们的“共识”，成为有关专著论文立论的前提，不过是它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进了大纲，取得了政策的地位而已。
毋庸讳言，文言已经严重脱离今日社会的口语，古汉语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养成使用古汉语的良好习惯，那么，为什么要培养阅读古汉语的能力呢？“这里头仿佛含有这么个意思：你们要接受古来的遗产吗？好，你们学习古代语文吧，学通了古代语文然后自己想办法去了解那些古东西吧。”（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开明出版社1995、9、第1版、）殊不知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在往后的工作中、进修中根本用不着文言文，更不会去阅读那些文字古董，千方百计培养他们这方面的阅读能力不是在做无用功吗？
以这一“政策”为指导，中学文言文教学走进了一个巨大的误区。由于选文只是“例子”，教学的目的只是通过“例子”培养阅读“能力”，而不是掌握“例子”本身，因而大量的时间便用在启发引导学生如何读懂“例子”的方法上，诸如字的通假规律，词的活用规律，实词的一词多义，虚词的多种用法，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以及定语后置、宾语前置、状语后置等特殊语序句的辨别等等，加上结构的分析、章法的研究、语言的欣赏、观点的评价，一问一答加偶尔出现的争辩充斥课堂，琅琅书声被挤到九霄云外，偶有一点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的点缀。结果，几十篇文言文学下来，不仅锦心绣口无觅处，就是能偶尔掉掉书袋说出几句的也寥寥无几。即使教科书上明确要求背诵的少数篇章，真正能够熟背记牢的也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学生获得的仅仅是注定要萎缩的阅读“能力”。
高考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选材的平庸化、命题的迷宫化已经成为高考文言阅读试题的超稳定特色。对高考的这一导向，学生的理解总是一针见血。就是学什么不考什么，课文掌握与否并不重要，因而文言文教学效益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文革除外）。现在，新大纲规定了背诵篇目，但如果中高考导向依然如故，学生是不会“傻乎乎”地去花死功夫的。
四、文言文教育向何处去？ 我不是一个文言教育取消论者。虽然西方有将古代经典翻译成现代语文的成功经验，但我以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大可不必照搬西方的做法。如果我们现今的中学毕业生，提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些中华民族的通用密码都要借助翻译文字，那是大煞风景、不可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要培养中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从实用的角度看，现代文的阅读能力可以使学生受用终身，必须培养并应大力培养；文言文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再说阅读能力的养成必须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有限的选文培养出阅读的能力，只能是语文教育工作者的一厢情愿。虽说“浅易”二字大大降低了难度，但对这两个字从来就没有明晰的界定。我理解的“浅易”是《三国演义》和林觉民的《与妻书》，教材编者理解的浅易是庄子的《逍遥游》，高考命题者理解的“浅易”是二十四史人物传记中那些连高三语文教师也未必能完全读懂的片段。在文言教育的培养方向上，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我认为，文言文教育的目的应定位在“管用”二字上，了解汉民族文化，提高文化素养，陶冶思想情操，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进语言的表现力，应该定为文言文教育的基本目标。从操作的层面来说，帮助学生理解、熟记具体的文言课文，应是文言文教育的第一要务。文言教材要汲取几千年语文教材的编制成果，要精选最能代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诗篇美文，大体上按照先韵后散、由浅入深的顺序编排，让学生吞下去，达到言若出于吾之口，意若出于吾之心的境界，口头发言，能脱口而出，下笔作文，能旁征博引。小学、初中、高中应统筹安排，浅白优美的诗篇应下放到小学背诵，初中阶段应该完成相应数量诗文的背诵任务，高中阶段除继续背诵部分诗文精品外，侧重在运用上做文章。中考、高考必须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学什么，考什么，学什么样的教材，考什么样的教材，决不以教材之外的庸涩文字为难学生。这样，学生在文化素养得到切实提高的同时，或许倒会给人无心插柳柳成阴的惊喜，真正形成了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
这一切还只是我的初步设想，还属于直观思辨的产物，文言文教育要进入科学的轨道，当务之急是尽快组织切实有效的教育实验。全国有成千上万已经或正在等待结题的教研课题，真正具有实验色彩的课题占多少，很令人怀疑。现在，即使以文言文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人们，也纷纷地去研究如何借助文言文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品质、创新能力去了；对一个根本不会游泳的人，却设法大力培养他水上花样舞蹈的能力，我不知道这是基础教育的革命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哀。我们的教育体制从不鼓励真正的教育实验，没有哪所中学敢于进行不教文言文的尝试，没有哪位教师胆敢只教文言文。语文单独设科百年，在文言文教育领域，我们是顶着巨大的困惑和空白跨进21世纪。现在的教育体制必须进一步改革，全体语文教育工作者，各级教研部门尤其是中央和省级的教研部门，必须冲破一切有形无形的禁区，根据已有的设想，广泛征求意见，协同作战，组织切实有效的教育实验，用科学的数据拨开弥漫在文言文教育上空久久不散的迷雾，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切实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第二篇：党校教育理性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在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和谐思想。孔子就提出“和为贵”；墨子说过：“兼相爱”、“爱无差”等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的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共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社会，与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有异曲同工之效。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是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目标。1803年法国的傅立叶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社会”所代替；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深刻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它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途径，结果只能是空想，并提出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行许多有益的设想和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不得及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建国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是有很多宝贵经验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党内和谐特别是党的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领导层的团结统一，这是关键所在。
二是要善于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调节和兼顾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这是保持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
三是要通过民主法制、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等多种形式，加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基础性工作，把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四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五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六是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突出的不和谐因素，建设“社会更加和谐”的小康社会，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上述初步总结的历史经验同胡锦涛提出的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胡锦涛提出和论述的六个方面要求，已经凝结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创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发生作用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他们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与其他社会矛盾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的非对抗性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的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应该看到，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又可以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我国社会和谐程度，这是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出现了不和谐现象才提出这个重要任务的。恰恰相反，我们党正是把握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把握了最高社会理想与现阶段纲领的统一，才主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战略任务的。
第三篇：公共财政理性思考论文
近年来，公共财政问题已成为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热点，财政理论界将其视为我国财政体制根本性改革的关键，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也纷纷在公共财政这个大标题下尝试着财政预算管理的改革实践。尽管多年来我国许多财政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但更多的只是“外围战”，尚未触及财政旧模式的核心，这就决定了我国财政虽已初步具有公共财政的轮廓，但离真正的公共财政尚有相当距离。因此，为推动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公共财政的本源、公共财政同我国社会环境的相容性、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的重要性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公共财政。历史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引导。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这一公共需要呼唤政府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所面对的基础，已从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和个人，转到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上来，财政的“独立主体性”正在形成，财政活动也正转到为经济主体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上来，成为满足经济主体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就被充分认识到，而起调控作用的财政应采取公共财政的形式，则是近些年才被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国家财政不应是延续计划经济诸多特征的传统财政，而应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共需要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所谓硬环境，就是要能保证市场的物资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畅通。这种市场环境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谓软环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有一套相应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游戏规则”的实行。
2.公共财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败的一剂良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预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运作程序之上，这就为精打细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经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避免了由预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现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财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过对政府财力的法律制约，将所有政府预算内外的收入都纳入政府预算中，将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纳入到法治范围之内。政府收支行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约束，政府预算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财政的推行实为医治政府权力腐败的一剂良药。
二、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所面临的难题
1.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公共财政学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社会共同需要”之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时如何给大量的国有经济定位，就成为一大难点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应该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所组成，提出所谓的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论。也有学者将国有经济视作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的庇护。“公共财政双元论”本身违背了公共财政论将财政定位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这一初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国有资产的财政收支，也同样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这一大目标，这部分政府收支仅仅是财政的一个构成要素，而非独立成分。也即是说，国有资产财政只是公共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如果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唯一目标，那么公共财政必然是一元论。至于将国有经济视作公共财政的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庇护的观点，与我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违背，也是不符合国情的。
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担负的责任，远比西方的一般企业多，它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理论上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充任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现如今，国有企业担负的政府职责不可能马上全部转给政府承担起来，同时，能替代国有企业龙头作用的经济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如果让国有企业“一刀切”式地退出，很可能出现一些“真空”或“半真空”状态，这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和调动是不利的，为此，在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去留，应该注重效率标准。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应予以保留和发展；确实无效率的，应予以裁撤。就我国国有经济目前发展的势头看，随着国企脱困目标的如期实现，国企上交给政府的利润必将大幅度增长，如果将此部分收入用于国企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或安置下岗职工，这或许更能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即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定位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之上。
2.如何根本变革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如果说我国多年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大多数改革都只是“外围战”，尚未触及财政旧模式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就是政府预算制度。乍一看，我国的政府预算也是按照必要的程序编制的，但更多的仅是流于形式而已。预算编制中长官意志过强，主观随意性过大，政府预算草案是在预算已开始之后才提交人大会议审议，且审议、批准时间过短，使得人大会议实际上难以深入地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和修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法律的权威性，确定了的预算可以不执行，而没有预算的也可以随意收支，预算的追加、追减没有执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带有很强的任意性和长官意志性。大量的预算外财力的存在，直接否定了政府预算应包括所有政府收支的基本原则，使之无法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
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预算未能真正决定和约束政府行为。目前我国的政府预算，只是政府安排自身收支的粗略的计划，而不是真正的政府预算，这决定了公共财政尚未在我国建成。为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根本变革政府预算制度，构建科学的预算编制程序和规章，增强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和批准的实效性，对违背政府预算的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预算外财力也统一纳入政府预算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预算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从而真正构建起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
第四篇：我们应该如何理性思考
最近通过看各种评论和言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判官一样，面露凶色，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但是能从文字中看到到他们气急败坏的表情。从之前的大学生游行到现在愤青般的发表言论，让我不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生的思考力在哪？我们如何去思考才能帮助部分人看清一些问题，而不是诱发他人的愤怒？一个叔叔曾经问我：如果日本钓鱼岛事件的大学生游行席卷到北京我会去参加吗？如果是三年前的我，我可能会拍拍胸膛勇敢的说：那是肯定的，但是今天的我只会笑笑地说：不会，但是我会关注它。从历史到如今大学生被塑造成这个社会的良知的声音，是有民族意识的先进份子，似乎世间的大事，大学生都略知一二，适时还能推波助澜。
就从游行这件事来说，我们部分人把上街摇摇旗子喊喊口号认为是爱国，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们是发泄愤怒还是真正爱国，我想问一些问题：游行完后，你有没有一种为了民族而发奋促使现在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如果你出国时遇到一个人对我们国家的诽谤而这个人是你事业或学业至关重要的人，惹怒了他，你的前途会受损，你敢不敢指责那个人？如果的答案都不是的话，那么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必你也是心知肚明了。有时我在想，我们大学生的爱国是不是太情绪化，我们的理性常常是因为事件的触发的，而不是一种习惯，所以这种理性是不理智的。不可否认，部分人在做出这些行为和发表高谈阔论的刹那的情感是真挚的，不是去凑热闹的，但是爱国也好关心社会也罢，毕竟不是一个简单和一时的问题，我们应该追究更深层的东西，一种能引起进步的东西，一种有远大发展前途的东西。我们做不到伟大的爱国和关心社会，至少要做个个体理性的思考。“自私”和“伟大”并不总是矛盾的，有时是统一的，明白维护他人“自私”的利益的道理，才能做到不侵害他人私权，扩大他人私利的伟大。
现在社会倡导独立的思考，并不等同于偏激和谩骂，即使社会有不足，我们应该是在思考问题的同时寄予美好的期盼，在分析问题的时候给予他们的一种不同观点带来的理性的碰撞，而不是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到事情闹大时一脸天真的说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没干。我们倡导的独立思考是：一要理性，不是一种想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二是要智慧，做不到智---见解独特，认识深刻，至少要有慧心，能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心智纯净，相信未来和世界在人的努力下是可以变得更美好的。三要理智，发现问题不是为了把它肢解得血淋淋得，吓了他人，也弄得自己恶心。而是要有自控力要明白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是要负责的，不要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不是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以上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第五篇：文言文阅读思考
文言文阅读思考
文言文教学一直是我们的一块“鸡肋”，重要而难啃。我个人认为，如果文言文教学仅仅停留在文言文语言知识的识记积累的记忆层面是教学的一大损失。对照新课标，我以为文言文教学尤其是传记类文言文还是应该立足于三个层面：一是记忆层面，文言词汇的积累；二是思维层面，通过文质兼美的文言阅读材料训练学生思维的发展；三是表达积累层面，利用文言文经典名篇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来熏陶学生、感染学生，利用文言文的言简意丰、谴词造句的考究等特点来涵养学生，让学生进行思想认识的积累和写作素材等的积累。这三个层面要真正落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如果做到了，学生的进步将是非常显著的。这三个层面的落实关键是要贯穿一条主线：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探究，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来提高文言文阅读效率。
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想尽一切办法促使学生在感兴趣的前提下自己去参与，自己去吸收，自己去消化。其次，每一位语文教师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阅读的方法和层次有多种，但“以写促读，以读促写”的目的性阅读是最高效的，因为我们自己在阅读时，许多想不清楚的东西，思维的零散的片段一旦诉诸文字往往明晰化，条理化了；与此同时，写的过程中，混沌的思维又会反过来促使写作者回过头去仔细揣摩、研究文本。这一过程其实是充满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是理解的“实体化”过程，充满了探险般的喜悦。而“满堂灌”的教学可能有实际的“知识收获”，但仅仅可能是记忆层面的，思维能力没有实质性提高；同时这种教学其实在暗示学生“你不行，离开了老师，你什么也不会”，不利于学生的意志力和情感的开发。富兰克林也如是说：“告诉我，我会忘记；教给我，我也许记得；让我参与，我一定学会。”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善“导”，让学生主动参与，让学生全面发展，不仅是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得到的提高，而且独立意识，求知兴趣、克服困难的意志等心理素质也必然得到同步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走上文言文学习的良性循环道路。
下面，以选修九《项羽本纪》（节选）为例，谈一谈自己在传记类文言文教学中的做法：第一步，激发兴趣，反复诵读，让传主的初步形象在学生头脑中“立”起来。
传记类文言文也好，现代文也罢，阅读教学的过程都是让学生在头脑中接触语言文字的符号，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形象的过程，随着形象在学生头脑中的逐渐“复活”，必然会触动他们的感情，使之渐入佳境，沉浸在作者所创造的艺术世界，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艺术的熏陶，获得审美愉悦的满足。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如果不实实在在的让学生去感受形象，不关注学习主体的情感体验，只注重文言的语言积累，会让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效率低下。因为文言文阅读过程也是包括感知、理解和情感体验在内的言语活动过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同学写作总是没有素材，文言文中那么多活跃在历史的天空中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历史人物如晏子、唐太宗、司马迁、李密、段太尉、郑伯、公叔段、王安石、苏武、马钧、刘禹锡、徐霞客、谭嗣同、张中丞、王勃等等只能出现在极少数同学灵动的笔触中，因为我们教师没有让这些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在所有学生心中“立”起来！要让他们在学生心目中“立”起来，要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教师一定要循循善诱。
激趣，可以激发学生的自愿学的热情。激趣的方式多样，可以是相关背景的介绍，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图画，也可以是创造性问题的讨论……如，我利用上现代文的间隙抽空在堂上播放屠洪刚的歌曲《霸王别姬》，引导学生赏析歌词，激发学生对英雄的崇拜、景仰之情，让学生的心开始向往那个激情澎湃的岁月。又将杜牧、王安石、李清照等人对项羽的评价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思考“你如何评价项羽呢？”这种正式上课前的提前预设有利于激发学生提前的去主动探究课文，为后面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开路。
接下去我趁热打铁，要求学生利用早读、晚读反复诵读文章。我的原则是不读个七、八遍，不读到朗朗上口，坚决不开课。为了培养学生的文言语感，就必须注重诵读。诵读时不仅要读清句读，更要读出文章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朗读得好，文
意、文情、文势、文序、文趣，都可在铿锵的朗读声中体现出来，读，是开启文言大门的钥匙，离开了读，学习文言文就等于在空中建楼阁。
第二步，自主积累，自主检测，夯实文言基础。
叶圣陶先生说过这么段话:“语文老师不是给学生讲书的。语文老师是引导学生看书读书的。一篇文章学生也能粗略地看懂，可是深奥的地方，隐藏在字面背后的意义，他们就未必领会。老师就必须在这些场合给学生指点一下，只要三言二语，不要罗里罗嗦，能合他们开窍就行。老师常这样做，学生看书读书的能力自然就会提高了。”这段话不仅适用于现代文教学，也适用于文言文教学。《新课标》指出学生要能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这一要求正好适合高中学生。因为他们有初中文言文的学习基础，又有课文下的注释和《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的帮助，可以粗略地读懂文言课文。基于这一认识，教师在上文言文时一定要放手，要相信学生的潜能，不要包办，将繁琐串讲的时间还给学生直接进入阅读实践，让学生有时间思考。
为了保证落实，一般堂上用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先认真自读，做到“三读一抄一查”。“三读”指读课本，读课文下注释，读课后问题；“一抄”指将课文的重要注释摘要抄录到原文中相应的字、词、句的位置；“一查”指利用工具书查出注释没有自己不解的地方。这样做，既疏通了文意，又加深了印象，且便于以后复习。并且明确要求：第一，通过自读，基本理解重要文言文字词、语句，如有困难，自读结束后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第二，通过自读，理清文章思路，基本了解文章主要内容。在课上坚持让学生自读，让他们自己投入阅读实践，直接感知课文，才能培养他们主动求知的能力。教师在课堂上只要针对学生在自学过程中无法解决的文言词语和文言现象进行适当点拨便可以轻松完成文言字词的梳理，有效避免繁琐串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减轻了课堂文言字词教学的负担。
大概一节半课可以完成全文的字词疏通。剩下半节课可以让学生自出测试题来检测。这样检测虽然是对前面文言知识的“重复”，但这种“重复”区别于机械的重复，是一种有意义的主动重复。给同学们一个出题的样板，规定考察文言实词、虚词、特殊句式的数量，同学们互出试题，往往积极性特别高，除了刚开始个别同学把握不准考点，误将地名、人名出出来，大部分同学出得不错。从答题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同学掌握得也不错。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同学们有兴趣去做，他们体会到了“创造”和“成功“的喜悦。
第三步，小组探究，适当点评，让传主的形象在学生头脑中“活”起来。
新课标提出的“自主、合作、探究”的理念如果真正落实到文言文的课堂上，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键是如何有效操作了。小组探究有利于充分发挥群体学习的优势，使学生在多向的信息交流中收到最大的学习效益。学生在老师的指引下，自己探究，创新思维慢慢就得到了提高。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在学生粗略看懂文章的基础上，给学生以“指点”，使其开窍，逐步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学生毕竟是学生，虽有课上的充分自习，也有自主的生生互动，聚集体之智慧，但其结果也只能是“有所知”，而不能“深知”，因此，在学习的过程中还需要教师做适时的综合提升。如关键句的点拨，段或篇思想内容的的明确，人物评析的方法等，教师的这种提升，无疑会让学生有豁然开朗之感，从而产生继续学习的欲望。做法是：提出传记文言文的具体阅读目标——“学会评论人物的方法和写作人物评论”，有目标的阅读，因为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往往更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讨论的兴趣。然后给学生分组，推选组长，确定每一个小组研习的具体内容。教师只是三言两语提出，评人物可以评单个人物，也可以两两对照，可以和历史人物对照，也可以和文本中人物对照，可以评主帅，可以评谋臣，也可以评部将。自由发言阶段，有的学生从“相籍少时，……竟学”材料中总结到相羽少时的不肯学与其有勇无谋的关系，分析他失败的原因；有学生谈项羽杀会稽守通的果敢；有的学生从“楼烦欲射之，……不敢复出”谈到对项羽气势的理解；有的从“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尽走险阻”谈主帅的能力和两大军事集团内部将领的才能与战争成功的关
系；有的谈“垓下悲歌”中项羽的儿女情长，谈项羽的眼泪；有的学生从“相王至阴陵，迷失道……乃陷大泽中”这段材料中，分析项羽的丧失民心与其失败的关系，分析普通人物在某些时候的关键作用，有的谈细节如反复出现“瞋目叱之”中可以看出太史公对所写人物的情感倾向等等。
学生的发言异彩纷呈，语文科代分析“垓下悲歌中四次突围详略得当的安排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的作用”，他说“同是写突围经过,第一次是夜里潜行,未和敌方发生正面冲突,只一笔带过。第二次是马上作战,实际上是项羽第一次同汉军正面厮杀,作者用了浓墨重彩来突出项羽的个人形象。有正面着笔„大呼驰下‟、„瞋目而叱之‟;有侧面衬托„汉军皆披靡‟、„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就使得项羽的形象突显,由形而神的完成了这个英雄的刻画。第三次也是马上作战,有了第二次的详写,这里不用展开。第四次强调是„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 科代的发言将课堂引向高潮。整个课堂气氛热烈而有序，因为有了“写”的任务，说的学生慷慨陈词，听的学生有的凝神沉思，有的奋笔疾书。
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发言都像科代那样较深入，这就需要教师适当引导学生的评析走向深入。比如学生谈项羽杀会稽守通的果敢，因为是节选，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做点课外延伸，司马迁写项羽“杀会稽守”和“杀宋义”不一样:“籍遂拔剑斩守头 ”,“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二者主体过程完全相同,表现出项羽英勇果决;而更多枝节的不同则表现出他在战斗中逐渐成熟起来，杀会稽守,起主导作用的是项梁,从事前预谋到事后收拾局面,都是他一手操办,而项羽除了听从项梁的安排杀人之外,更无作为。到了杀宋义时,项梁已战死。杀宋义后,他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再„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比起项梁在杀会稽守事件中的表现, 此时的项羽考虑周密,态度从容,手段老道，启发学生在评中注意人物性格的发展性。
总之，这节课比较成功，项羽的形象活脱脱地战立在学生的心中，叩动他们的心弦，震撼他们的灵魂，但真正要促进思维的完整、深入还得通过写作。
第四步，课后习作，堂上讲评，让传主的形象在学生心中“实体化”。
学生如果想要把自己堂上的口头发言、把自己的思维成果用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定离不开再一次对课文的深入探究，甚至还会通过拓展阅读的形式来开启自己的思维，文言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而扩大阅读面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样做其实起了“一箭双雕”——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作用，促使学生形成有一定深度的思考和判断。写的过程中，项羽的形象在每一个人的笔下真正成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至少，项羽在学生心中“实体化”了，每一个人笔下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项羽”，虽然不见得个个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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