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医疗公证”的理性思考

第一篇：关于“医疗公证”的理性思考

关于“医疗公证”的理性思考

李生峰

摘 要：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医疗公证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医务人员轻装上阵，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疗机构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但是，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对医疗公证的内容，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而且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又缺少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监督，必须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建立医疗过失责任保险制度，合理解决医疗风险问题。

关键词：医疗公证，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利与弊，服务质量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中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与一般的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正相反，因而被称为“举证责任倒置”。加上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理》）的颁布实施，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风险责任增大，就会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和举证不能所带来的赔偿等责任。为规避风险，分清责任是非，1999年3月4日我国武钢二医院成功地为87岁高龄的患者周梅根实施了人工股骨头置换术，这是我国首例经过公证的手术。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后，各地医疗机构纷纷效仿。医疗公证（medical notarization）便成了处理医疗纠纷的一个亮点，褒贬不一。医疗公证是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按照公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申请，对法律行为或者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证明它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的非诉讼活动。公证制度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国家预防纠纷、维护法制、巩固法律秩序的一种司法行政手段。” 我国《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所谓医疗公证应该是公证机关根据医患双方的申请，为划清医疗风险与责任，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依照法定程序，对其法律行为、事件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的一种非诉讼活动。

一、医疗公证产生的社会背景 过去，一般的手术医疗程序由院方决定，要不要手术或施行什么程度的手术都是医师说了算，病人在手术前对手术风险一无所知。随着医疗事业的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患者对手术的成功预期和对医院的健康保证预期日益提高，于是因术后的不良后果引发的医患纠纷多了起来，患者往往将责任全部推向医方，认为自己虽然同意手术，但并不知道术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手术同意书》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一般将手术可能出现的一切风险和不良后果列出，有的较详细的还将各种风险的几率列出，然后让患方逐条看明，最后在患方完全同意并签字的情况下手术才可以进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手术同意书的主要作用是得到实施手术的许可。但实践中，往往医师交待病情不够，敷衍了事，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当作例行程序。结果，发生了医疗纠纷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是非难以判定。随着“举证责任倒置”的实施，医疗机构的风险意识提高了，于是，就产生了医疗公证，以期取得法律上的证据效力。

二、医疗公证对医患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认知医疗风险、分担风险责任的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以下案例：

周梅根，男，87岁，武钢交运公司退休职工。患有股骨颈骨折。股骨颈骨折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的疾病，由于股骨颈的血液供应差，常常难以愈合。因此，医生对于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常用人工股骨头置换术。面对这样一个高龄、高危的病人，医生们给他进行了周密的术前准备：心电图发现病人有心肌缺血，房室交界性早搏；肺功能检查显示有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内科会诊诊断为肺心病、心功能不全、慢性支气管炎并肺部感染、右上肺结核。在住院期间，老人又两次发生疝嵌顿，都经过值班医师手法复位还纳。武钢二医院外科医生们经过讨论，认为股骨头置换手术中麻醉风险极大，医生对此存有顾虑。然而，疾病的折磨使老人痛不欲生，这位在60年代就为武钢建设作出贡献、曾获得武钢公司劳模和标兵称号的老人完全失去了生活兴趣，曾先后3次在病床上自缢，都被家属和同房的病友发现。自杀不成，老人就绝食，看见老人在无情地自我摧残，家属看在眼里，心如刀绞。就技术而言，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并不是难度特别大的手术，该院已有数十例手术成功的经验，完成这样一例手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面对这样一例病情复杂的高龄病人，加上日益增多的医疗纠纷，又有谁不害怕呢？最后，患者亲属经协商决定，为了使医生解除后顾之忧，为亲人解除痛苦，明确提出来要进行医疗公证。1999年3月3日，病人的儿子周林祥和武钢二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到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随后，医院进行了反复的研究、论证，制定了周密的麻醉和手术方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

可见，医学是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充满着未知数和变数，临床上又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和诊疗措施。医院有顾虑，执业医师也有压力，手术没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但是，患者或患者家属又强烈要求实施手术。所以，医疗公证是化解风险、避免医疗纠纷的一种新尝试。第一，有利于医患双方加强沟通。医疗机构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使患者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谓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就是指临床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患者，在非强制状态下充分接受和理解各种与其所患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在此基础上对医疗人员制定的诊疗计划自行决定取舍的一种权利。我国的现行医疗制度中，很多做大手术的患者一般是不了解手术同意书的内容的，手术同意书由亲属签字。这样做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不至于影响诊疗、手术和术后病情的调理和恢复。但是，医疗手术的风险（包括死亡）由患者承担，而患者又不知情，这与我国的基本法精神相违背的。事实上，只有患者本人才拥有对自己生命健康的取舍权。因此，施行手术或者特殊治疗，必须首先征得患者本人意见（除非患者意识不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意志）。在西方国家，不管医疗费用由谁承担，在手术协议上签字的都应该是病人自己，除非病人失去了这种行为能力。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履行告知义务，提供真实而充分的信息给患者，包括诊断结论、采取的治疗措施、手术方案、相应的疗效、手术成功的机率、潜在的风险、防范风险的预案、可能的并发症等。医方应尽可能地拟订多种治疗方案供患方选择。当然，医务人员应注意告知的“技巧”，要考虑患者的文化水平、语言背景、理解能力、知情程度、意识状况、环境压力等。医疗公证实际上就是对医务人员履行告知义务和患者的知情与同意的法律证明。主要是对病人、医生双方都有一个约束，既避免病人在手术之后变卦，也避免医生篡改手术同意书。

从根本上讲，医患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能将医患双方利益统一起来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以及勇于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态度。患者首先应当信任医方，同时也必须清楚，很多手术都是充满一定风险的，医方事先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一旦手术出现意外，如医方没有过错的，患者或患者亲属应当按医疗公证的约定，理智地对待不幸的后果。

第二，有利于医务人员摆脱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可以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面对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出，医疗机构也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新《条理》也改变了过去的医疗损害有限“补偿”规定，明确提出了医疗损害赔偿的概念，并将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问题纳入了“民事责任”范畴。医疗诉讼请求的标的额由几千、几万元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因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不考虑手术的高风险和医疗成本。保守治疗、“防卫性措施” 将在无奈之中膨胀。过去遇到一些技术上尚需探索的高风险手术，纵然患者有强烈的求治愿望，医生也有恻隐之心，但由于医疗、舆论、法律带来的顾虑，医师大多数望而却步。“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的执业道德受到挑战。医疗公证使医患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和风险，消除了医务人员的后顾之忧，化压力为动力，让技术与潜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无疑为过去医生不敢治、病人愿意治的病提供了一定的治疗机会和法律保障，同时也维护了危重病人接受治疗的权利。

第三，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处理。一旦发生经过公证的医疗意外，医患双方可以根据事先约定的责任及时、彻底、妥善解决纠纷。

任何纠纷的最终解决都要靠证据。医疗纠纷争执的焦点是证据的采信度，为掩盖真相、弥补漏洞、逃避责任而篡改病史的行为在医院已司空见惯；对医务人员是否履行了告知义务医患双方各执一词。所以，单方面提供的证据材料，其证明效力往往受到质疑。况且医学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很多疾病的治疗都不尽人意。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有些疾病还达不到“证明”的水平。医疗公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具有独立地位的第三者站在法律公正的立场上进行裁决，有利于医疗纠纷的及时、彻底、妥善解决。

第四，医疗公证是对高风险诊疗保障机制的有益探索。

没有病人自愿承担风险的精神，也不会有医学的进步、诊疗技术的提高。签订医疗公证，让医生敢于做手术，放心做手术，对医院大胆推进技术创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攻破医学难题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医疗纠纷，使医院从众多的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三、医疗公证存在的问题

公证作为一种司法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与采用。医疗公证是医疗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很多弊端需要我们探讨。第一，从主观上看，医疗公证有“乘人之危”之嫌。

表面上，医疗公证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是医疗机构与患者合理分担医疗风险的一种措施。事实上，在医患关系矛盾体中，医患双方是信息不对等的两个群体，患者方对医疗知识和医疗规则知道的毕竟很有限，是绝对的弱势群体。需要什么样的治疗（手术），怎样治疗（手术），患者方没有抗争的任何优势。对患者来说，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如果拒绝医方的要求，患者就会冒更大的风险，甚至死亡。在签订医疗公证的过程中，患者方基本上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不可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所以，进行这种风险公证，医方有“乘人之危”的嫌疑。

第二，从内容上看，医疗公证使患方承担更多的风险，当事人双方权利和义务很不对等，显失公平。

医方与患方签订医疗公证，把受法律保护的公民生命，交由医务人员去处理，当手术失败，导致病人残废、死亡等严重后果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以“不受法律的追究”。这实质上是以所谓的“合法”形式，达到规避法律制裁的目的。医疗公证把应由医方承担的风险，转嫁到患方的身上，这是玩忽职守，违反社会公德，有推卸责任，明哲保身之嫌，这对患方是显失公平的。

公平原则实际上是商品经济道德规范的法律化，公平观念也就是社会道德的观念、正义的观念。从民法学理论上讲，医疗公证的免责事由，是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约定的，法律一般承认其效力，但是，为了追求公平，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以下免责条款无效：（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第三，实践中，医疗公证后的医疗行为缺少医疗质量的有效监督。

医患双方签订医疗公证后，医方的思想包袱解除了，而患方的压力更大了。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至多也只是列举了一些一般性的服务类型，无法达到面面俱到，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总是操纵在医方手中，医方是否提供了适当的医疗服务，完全靠道德和良心来约束，因为目前我国尚无医疗质量监督机构，谁来“公证”医方的医德和医术呢？所以，怎样从法律上来规范医方的服务行为还是个问题。“教育广大卫生人员弘扬白求恩精神，树立救死扶伤、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满腔热忱、开拓进取、精益求精、乐于奉献、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一切有损于群众利益的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仍是一个“软”指标。

四、医疗公证所引出的法律思考

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性。医疗公证产生以来，利弊参半，褒贬不一，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说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已经得到深化，而医事立法相对滞后。第一，公民对自己享有的民事权利有处分权，医疗公证行为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是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医疗法规的立法，保证医疗公证内容的公平合理，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控体制建设。

第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在满足于求医问药，而是追求自身的保健、长寿，医疗服务质量成为大家关注的社会热点。医疗公证既是医患双方相互信任度低的无奈之举，也是公民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的体现。公证书不是判决书，“公证”在法律上只是起到加强证据的法律效力的作用，如果医务人员由于渎职而导致医疗事故，患方也可以根据公证书进行索赔。

第二篇：党校教育理性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在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社会和谐思想。孔子就提出“和为贵”；墨子说过：“兼相爱”、“爱无差”等理想社会方案；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状态；而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提出的建立“务使天下共享”、“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共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美好社会，与康有为（《大同书》）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有异曲同工之效。

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亦是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目标。1803年法国的傅立叶发表的《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和谐社会”所代替；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深刻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它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途径，结果只能是空想，并提出要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行许多有益的设想和探索，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不得及实践。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延安时期、建国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是有很多宝贵经验的，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首先要实现党内和谐特别是党的理论、路线的正确和领导层的团结统一，这是关键所在。

二是要善于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政策，调节和兼顾各个阶级或阶层的利益关系，这是保持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

三是要通过民主法制、思想道德和教育文化等多种形式，加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基础性工作，把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针对性的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四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就要从政策上支持、制度上保证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活力。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五是要做到统筹兼顾、利益协调，使各项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六是要妥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把矛盾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突出的不和谐因素，建设“社会更加和谐”的小康社会，构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特别是当我们把上述初步总结的历史经验同胡锦涛提出的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联系起来，不难发现胡锦涛提出和论述的六个方面要求，已经凝结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创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积累的基本经验。

构建和谐社会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发生作用的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其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正是他们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与其他社会矛盾根本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的非对抗性矛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的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应该看到，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它既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又可以体现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我们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我国社会和谐程度，这是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出现了不和谐现象才提出这个重要任务的。恰恰相反，我们党正是把握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把握了最高社会理想与现阶段纲领的统一，才主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战略任务的。

第三篇：公共财政理性思考论文

近年来，公共财政问题已成为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一大热点，财政理论界将其视为我国财政体制根本性改革的关键，不少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也纷纷在公共财政这个大标题下尝试着财政预算管理的改革实践。尽管多年来我国许多财政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但更多的只是“外围战”，尚未触及财政旧模式的核心，这就决定了我国财政虽已初步具有公共财政的轮廓，但离真正的公共财政尚有相当距离。因此，为推动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发展，对公共财政的本源、公共财政同我国社会环境的相容性、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的重要性和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我国推行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性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公共财政。历史证明，无政府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很高，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有效形式，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引导。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失灵，达到资源配置最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需要，这一公共需要呼唤政府的公共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财政所面对的基础，已从作为行政附属物的企业和个人，转到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上来，财政的“独立主体性”正在形成，财政活动也正转到为经济主体的公共利益提供服务上来，成为满足经济主体公共需要的基本手段。国家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就被充分认识到，而起调控作用的财政应采取公共财政的形式，则是近些年才被我们逐渐认识到的。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国家财政不应是延续计划经济诸多特征的传统财政，而应是与市场经济的公共需要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营造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所谓硬环境，就是要能保证市场的物资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畅通。这种市场环境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所谓软环境，是指能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有一套相应的机构，来监督这些“游戏规则”的实行。

2.公共财政是提高政府支出效率、遏止腐败的一剂良药。公共财政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政府预算建立在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运作程序之上，这就为精打细算、有效地使用政府经费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避免了由预算制度流于形式所造成的政府支出铺张浪费现象，大大促使政府支出效率的提高。公共财政的又一重要特征，是通过对政府财力的法律制约，将所有政府预算内外的收入都纳入政府预算中，将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纳入到法治范围之内。政府收支行为如果不能受到有效的法制约束，政府预算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就为权力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肥沃的土壤。因此，公共财政的推行实为医治政府权力腐败的一剂良药。

二、我国公共财政改革向纵深推进所面临的难题

1.在公共财政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定位问题。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始终是一种客观存在。西方公共财政学建立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社会共同需要”之上，我国在借鉴西方公共财政体制时如何给大量的国有经济定位，就成为一大难点问题。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财政应该由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所组成，提出所谓的公共财政双元结构论。也有学者将国有经济视作构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关键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的庇护。“公共财政双元论”本身违背了公共财政论将财政定位在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这一初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国有资产的财政收支，也同样服务于社会公共需要这一大目标，这部分政府收支仅仅是财政的一个构成要素，而非独立成分。也即是说，国有资产财政只是公共财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如果将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分配的唯一目标，那么公共财政必然是一元论。至于将国有经济视作公共财政的障碍、主张放弃对国有产权庇护的观点，与我国政治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违背，也是不符合国情的。

我国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曾经担负的责任，远比西方的一般企业多，它们不仅承担了大量理论上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而且在经济发展中充任了“龙头”作用，带动了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现如今，国有企业担负的政府职责不可能马上全部转给政府承担起来，同时，能替代国有企业龙头作用的经济力量尚未真正形成。在此情况下，如果让国有企业“一刀切”式地退出，很可能出现一些“真空”或“半真空”状态，这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运用和调动是不利的，为此，在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去留，应该注重效率标准。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应予以保留和发展；确实无效率的，应予以裁撤。就我国国有经济目前发展的势头看，随着国企脱困目标的如期实现，国企上交给政府的利润必将大幅度增长，如果将此部分收入用于国企高新技术项目的投资或安置下岗职工，这或许更能体现公共财政的要求，即将与国有经济相关的财政收支定位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之上。

2.如何根本变革我国的政府预算制度。如果说我国多年来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大多数改革都只是“外围战”，尚未触及财政旧模式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就是政府预算制度。乍一看，我国的政府预算也是按照必要的程序编制的，但更多的仅是流于形式而已。预算编制中长官意志过强，主观随意性过大，政府预算草案是在预算已开始之后才提交人大会议审议，且审议、批准时间过短，使得人大会议实际上难以深入地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和修改。预算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法律的权威性，确定了的预算可以不执行，而没有预算的也可以随意收支，预算的追加、追减没有执行相应的法律程序，带有很强的任意性和长官意志性。大量的预算外财力的存在，直接否定了政府预算应包括所有政府收支的基本原则，使之无法约束和规范政府行为。

迄今为止，我国的政府预算未能真正决定和约束政府行为。目前我国的政府预算，只是政府安排自身收支的粗略的计划，而不是真正的政府预算，这决定了公共财政尚未在我国建成。为此，我们必须下决心根本变革政府预算制度，构建科学的预算编制程序和规章，增强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和批准的实效性，对违背政府预算的行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将预算外财力也统一纳入政府预算之内。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预算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从而真正构建起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

第四篇：我们应该如何理性思考

最近通过看各种评论和言论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像一个判官一样，面露凶色，虽然我看不到他们的脸，但是能从文字中看到到他们气急败坏的表情。从之前的大学生游行到现在愤青般的发表言论，让我不禁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大学生的思考力在哪？我们如何去思考才能帮助部分人看清一些问题，而不是诱发他人的愤怒？一个叔叔曾经问我：如果日本钓鱼岛事件的大学生游行席卷到北京我会去参加吗？如果是三年前的我，我可能会拍拍胸膛勇敢的说：那是肯定的，但是今天的我只会笑笑地说：不会，但是我会关注它。从历史到如今大学生被塑造成这个社会的良知的声音，是有民族意识的先进份子，似乎世间的大事，大学生都略知一二，适时还能推波助澜。

就从游行这件事来说，我们部分人把上街摇摇旗子喊喊口号认为是爱国，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们是发泄愤怒还是真正爱国，我想问一些问题：游行完后，你有没有一种为了民族而发奋促使现在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如果你出国时遇到一个人对我们国家的诽谤而这个人是你事业或学业至关重要的人，惹怒了他，你的前途会受损，你敢不敢指责那个人？如果的答案都不是的话，那么前面这个问题的答案想必你也是心知肚明了。有时我在想，我们大学生的爱国是不是太情绪化，我们的理性常常是因为事件的触发的，而不是一种习惯，所以这种理性是不理智的。不可否认，部分人在做出这些行为和发表高谈阔论的刹那的情感是真挚的，不是去凑热闹的，但是爱国也好关心社会也罢，毕竟不是一个简单和一时的问题，我们应该追究更深层的东西，一种能引起进步的东西，一种有远大发展前途的东西。我们做不到伟大的爱国和关心社会，至少要做个个体理性的思考。“自私”和“伟大”并不总是矛盾的，有时是统一的，明白维护他人“自私”的利益的道理，才能做到不侵害他人私权，扩大他人私利的伟大。

现在社会倡导独立的思考，并不等同于偏激和谩骂，即使社会有不足，我们应该是在思考问题的同时寄予美好的期盼，在分析问题的时候给予他们的一种不同观点带来的理性的碰撞，而不是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到事情闹大时一脸天真的说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没干。我们倡导的独立思考是：一要理性，不是一种想当然，要从实际出发。二是要智慧，做不到智---见解独特，认识深刻，至少要有慧心，能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去看待问题，心智纯净，相信未来和世界在人的努力下是可以变得更美好的。三要理智，发现问题不是为了把它肢解得血淋淋得，吓了他人，也弄得自己恶心。而是要有自控力要明白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是要负责的，不要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也不是指着别人的鼻子骂来宣泄自己的不满。以上观点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共同讨论，共同进步。

第五篇：医疗联合体的理性探索

医疗联合体的理性探索

本报讯11月8日，浙大医学院附属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与宁波北仑区卫生局长丁志良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并举行了签约挂牌仪式。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经营管理权正式委托给浙大附属一院，两家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院管理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在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增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北仑分院牌子。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省卫生厅副厅长马伟杭等出席了仪式。

这是附属一院积极探索医疗改革新途径又一举动。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之际，在浙江大学和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浙医一院日前出台医院管理新举措，通过建立医疗联合体缓解基层患者看病难，积极探索医疗改革新途径。

近几年来，附属一院利用现有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技术优势、科研优势、品牌优势、管理优势，不断挖掘潜力，拓展新的医疗空间。通过建立协作医院的模式，利用网络医疗服务平台，先后和省内50余家协作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并将该平台率先应用在浙江省边远、贫困、海岛地区，包括丽水、龙游、舟山、玉环、义乌等医院，为异地的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今年7月还建成开通国内首个支援地震灾区网络医疗服务平台，从而在各级医疗机构之间共享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实时传递信息，使医疗援助更及时、更高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患者看病难问题，也为卫生事业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这次托管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合作期限为15年，从2009年1月1日到2023年12月31日。合作也更为紧密，浙医一院派出一定数量的技术和管理骨干长期在北仑区人民医院指导工作，接受北仑区人民医院卫技人员进修培训和职能科室管理干部挂职锻炼，有计划地为北仑区人民医院引入科学的的管理手段和先进的医疗技术、科研成果，培养一支优秀的的医疗团队和管理团队，快速提升北仑区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北仑区人民医院跨越式发展，满足当地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附属一院将通过托管基层医院这种新型的管理模式，发挥大医院的龙头和示范作用，扩大技术辐射力，带动全省医疗服务水平。

附属一院院长郑树森院士介绍说：目前我国优势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大医院。一方面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既增加了就医困难，又加大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导致了“看病难”、“住院难”。城市大医院与基层医院建立合作关系，是充分利用医疗资源，缓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差距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浙江大学十分重视地方合作，被教育部称为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作为浙江大学的附属医院，我们有责任进一步加大服务地方力度，更好地服务人民健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我们要本着“资源共享、服务基层、共同发展、造福百姓”的原则，通过组建医疗联合体，带动全省医疗服务水平，并在深化卫生改革、创新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有益的尝试，从而进一步促进我省卫生强省建设，并推动浙江大学服务地方工作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