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阶级、专政与国家治理体系（推荐五篇）

第一篇：国家、阶级、专政与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定义，以及从专政到国家治理体系

——兼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使命的完成

作者：鲁品越（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1949年生，男，汉）

邮政地址：200433 上海市国定路777号，上海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 电话：***，信箱：lupinyue@mail.shufe.edu.cn ***@163.com

【摘要】：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成了其伟大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关键词】 公共权力

阶级性

无产阶级专政

依法治国

国家究竟是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机构，还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国家和对民族传统的继承，也影响到我们如何跟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国家打交道，更直接关系到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部门的工作：究竟应当以进行阶级斗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任务，还是以发展社会经济、进行社会治理为主要任务。在当今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必须建设起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这样的时刻，教条式地照搬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上的结论，片面强调国家的阶级压迫职能，有意地忽视甚至否认国家的公共事务治理职能，会使我们的外交与内政受到巨大束缚与干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唯一正确路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摆脱“两个凡是”教条主义学风的束缚，对国家职能及其矛盾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

一.国家权力机构的基本矛盾：公共权力与阶级工具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历史观，反对将社会理解为由一个个具有抽象共性的孤立个体组成的集合体，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各个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组成的整体的社会系统。这样的整体系统必然有一系列公共事务（这是整体性的表现）：如抵御外敌的集体防卫、进行与外部社会的合作，以及内部的治安、交通、环境治理等等，需要组织社会成员来完成；同时还必须处理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冲突（包括阶级冲突）以维护社会整体的稳定。对于一个小规模的社会（如村庄）来说，只需按照社会成员自发形成的伦理规则就能组织社会成员进行这样的公共事务和处理矛盾冲突，这就是社会自治，毋须建立强制性的权力机构。然而对于一个大规模的社会来说，这种原始的治理方式必须失效，必须有一个强制性的权力机构对这些事务进行管理与裁决，这种权力即“公共权力”，而这种公共权力机构就是国家。没有这样的公共权力机构，一方面无法进行维持社会集体生存所必须的公共事务活动而导致社会作为整体而生存，一方面也无法将社会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使社会“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①因此，社会生活实践的对公共权力体系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乃是国家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合法性根据。恩格斯指出，国家与氏族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所谓“国家主权”就是国家拥有的公共权力，这是国家的生命所在。因此，按照恩格斯的上述说法，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

国家是对一定地域内的社会成员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即具有国家主权的机构，但是国家拥有的公共权力并非超越社会的“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②这是因为这种公共权力机构并非由凌驾在社会之上的“神”来掌握，归根到底由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掌握，而每个人的本质是其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阶级社会中，整个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由此形成了不同阶级与阶层的对立意志。而能够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人们，一定代表在社会中那些掌握关键资源而处于优势地位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否则无法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支持，从而无法掌握和巩固其拥有的公共权力。这就是阶级社会中国家的阶级性，它由国家权力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在剥削阶级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基础之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上，国家公共权力必然掌握在代表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国家的公共权力必然受到剥削阶级意志的污染，这表现在管理与实施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国家贯彻剥削阶级的意志以谋取自身利益，使国家成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③

国家既是拥有主权的公共权力机构，又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二者是何关系？前者是国家的定义，后者是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其在国内事务上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因此，“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不能成为国家的定义：第一，如果某个阶级压迫的机构未能成为公共权力机构，至多只是一个武装组织或社会团体，而不是国家。“伊斯兰国”就不是国家，地下黑社会、黑工厂不是国家，虽然它们也能够进行一个社会集团压迫另一个社会集团的活动。第二，它只是国家在处理国内事务上的性质，而不是国家对外关系上的性质：因为国家对外关系上不可能进行阶级统治，不能称之为“阶级压迫的工具”。第三，国家对外与对内的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国家主权，它是国家的灵魂，丢掉了“国家主权”来讲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必然忽略了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导致对国家的片面理解。

由于上述原因，历史上的国家权力机构面临着根本性矛盾：一方面，国家的合法性来自其拥有的公共权力，这种权力本来应当代表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社会整体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历史上一切国家都宣称自己代表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以获得其合法性。然而另一方面，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基础条件下，国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的手中，受到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意志支配，从而使公共权力沦为执行其阶级意志的工具。由此形成了历史上国家权力机构面临的基本矛盾：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对这个矛盾的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根本利益，至多只能在一定时期将这个矛盾控制在合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范围内，这就是所谓在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世”。而从根本上说，剥削阶级国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总是受到自身利益的驱使，将公共权力沦为其压榨劳动者的残酷工具，从而破坏其公共性——破坏社会整体的生存条件。这就招致人民的反抗而使国家权力失去其合法性，由此形成国家权力系统的更替。剥削阶级国家政权，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之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使其面临的公共性与阶级性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调和，从而无法得到真正解决。

二、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意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使命的完成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夺取了公共权力，建立了它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那么，这个代表旧中国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新政权，能否解决一切剥削阶级国家政权所不能解决的矛盾——阶级性与社会整体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呢？它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呢？对此我们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

③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18页。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旧中国，以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为其伟大历史使命。旧中国是个分裂性社会——分裂为以“三座大山”为统治阶级、以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为被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尚未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可能以国家的身份来代表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只能代表国民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被压迫民众，由此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社会本质是代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广大被压迫阶级。但是，它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是推翻代表反动的剥削阶级利益、阻碍中华民族公共利益实现的旧政权，以建立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政权。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而使自己的阶级性与人类公共性相一致。在中国，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统治阶级，但其诉求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一致，也与全人类整体利益一致，即阶级性与公共性相一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合法性基础。

经过这样的革命斗争，终于取得了1949年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推翻旧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无产阶级革命党，这是因为在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一方面是由于被推翻的政权的仍然具有有组织为集团性的阶级力量以反抗新政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随着军事革命的胜利而立刻发生变化，因此旧政权的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必须实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建立与巩固新的政权，打击和镇压已经被打败的革命对象的复辟旧政权的思想与行动，尽最大可能将这些阶级的成员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公民，从而消灭这些人作为阶级集团力量的存在。与此同时也要逐步对整个民族经济基础进行改造，建立新的经济基础，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区别于剥削阶级政权的新政权。这种改造首先针对民族资产阶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还要改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之从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无产阶级也要改造自己，因为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从而从无产阶级转变有产的工人阶级，转变为社会管理者。通过这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而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最大的“公共性”。

随着对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的革命对象大多数已经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所从属的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即使有残余，也不再形成某种集团性力量。无产阶级本身在夺取政权之后占有了生产资料，因而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能够通过公有制支配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也从过去的小生产者改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与国外资本的合作、民营资本等“三资企业”，但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④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体人民虽然有阶级与阶层的差别，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冲突仍然存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全社会已经不再分裂为对抗性的社会集团。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通过人民民主专政而在社会结构上取得的伟大成就，正在于通过上述一系列的社会改造，克服了社会分裂，将全体人民团结为的整体力量。全中国广大人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准则。因此，阶级、阶层在一定范围内的矛盾仍然存在，但是在总体上已经转变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为国家政权的公共性提供了现实基础。

这个根本利益一致的全中国人民需要先进力量来代表。这种先进力量责无旁贷地就是领导人民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和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导核心——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必然发生变化，即中国共产党既是全体人民中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由全体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所组成，这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有明确的表述与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

⑥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表现在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⑤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的执政手段与执政形态就要发生变化：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转化为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准则的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这就是说，不再预先划分每个人所属的阶级的身份，然后根据阶级关系来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矛盾的“专政”方法，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护与约束每个公民的行为。所有公民，不论其属于哪个阶级，其行为都受到同样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保护与约束。实现这种执政方式的改变，是因为国内的剥削阶级已经不能作为一种全国性的集体性力量与人民对抗。零散地发生的阶级冲突现象，处于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能够用社会主义的法制的手段进行协调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需要通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正因如此，阶级斗争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夺取政权的武装革命时期、掌握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之后，进入到了新的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发展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逐步地完成了它的伟大历史使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要逐步采取一种新的形式。

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新形态

④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

⑤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⑥《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2007年10月21日通过）。虽然人民民主专政已经上述取得伟大胜利，从而使中国国家的政权形态需要进行从“人民民主专政”向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转变，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全结束其历史使命，这是因为这个过程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社会主义法制体系还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巩固的过程。为了这个转变过程不发生国家治理真空，所以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仍然需要人民民主专政。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法制体系逐步完善，依法治国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逐步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价值准则，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依法治国的迫切需要，以“人治”为基础（根据每个人的阶级成分来处理社会冲突）的专政手段，必须被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取代。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其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之后，所逐步推进的对中国政权形式的根本变革。随后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作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讲话，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而这个历史任务的总的要求，是“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可以说，新一届党中央在政治领域开启的这项历史任务，与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的任务相互辉映，同样伟大。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如上所述，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将人划分为不同阶级，依靠无产阶级群众力量，根据阶级关系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治国方式。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而在社会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非陷入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国家的治理方式应当逐步走向依法治国。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来体现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有公民不论属于哪个阶级，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不同阶级成员之间的冲突，也要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他们的行为，将其行为控制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和资本方的合法利益，从而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范围之内。

我国的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现代治理体系，必然将具有中国特色，这是由中国传统（特别是建国后我党领导下形成的治国传统）所必然形成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那种在中国没有历史根基的治理体系，如果盲目地引入中国，必然不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遵循，从而不可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立足生根，只会将中国导入到社会**之中。

我国的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现代治理体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定型化，通过一套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法治体系来实施与运行，从而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法律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用法律形式保证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保我国的国有资产和其他各种所有制资产的安全；用法律形式规范政府行为，以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用法律形式保障我国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者的各项民主权利和其他各种基本权益，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同时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国内外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处理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

正是由于这种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它能够逐步地真正解决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国家政权在合法性上的公共权力性质与执政者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阶级性的矛盾。这是因为这种治理体系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而在这个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力量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其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因此，这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权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国家政权在合法性上的公共权力性质与执政者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阶级性的矛盾。由此建立的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将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创造，也将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创造。

作者简介：1949年生，男，汉族。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二级教授，国务院有特殊贡献的专家津贴享受者，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2011年入选中国校友会网“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兼职教授。1978－1981 年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1982－1995 东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95－2002南京大学教授。2003年起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至今。

先后获得上海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等学术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和其他省部级机构颁发的优秀成果等计十余项。被授于上海市文教卫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获得上海财经大学首届学术奖、首届科研标兵奖、教书育人标兵奖、教学基金一等奖等多项奖励和“我心目中的好老师”称号。

先后主持“《资本论》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劳动价值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续建构”等五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教育部基金项目，三项上海市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

已正式出版的论著二百余万字，其中专著有《深层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由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人间正道》（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资本逻辑与当代现实》、《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西方科学历程及其理论透视》、《社会组织学原理与中国体制改革》和《中国未来之路——信息化进程在中国》等七部。译作：《西方传统的根源》等两部。境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数十篇学术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月刊》上。许多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新华文摘与其它文摘性报刊杂志转载、摘要与评论。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哲学与唯物史观。主要学术贡献为深层生成论哲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值哲学、《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第二篇：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李新廷，朱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北京100091）

摘要：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183（2014）04-0008-04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了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设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外，还提到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等概念，并把“创新社会治理” 体制单独列为一节。那么，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和区别？ 辨析这两种治理关系对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的，这一概念在我国以往的官方规范文件中并未出现过。但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国家治理” 这一概念，“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被写入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 部分中。可以看出，在十八大报告中，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并列一起。这里的国家治理和之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并非同一概念，而是从一个相对狭义的范畴上界定的，是与社会管理相对的。《决定》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无疑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是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包括在内的治理体系。不仅如此，在《决定》中国家治理体系的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等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才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 3。总书记也对国家治理体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3］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的体系化状态。国家治理既表明了治理的主体是国家，也表明了治理的范围是在国家的领域之内。而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这一宏观性也表明了国家治理的宏观性。何增科认为： “国家治理是国家联合市场和社会力量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国家治理可以从多种维度去分析。从横向来看，可分为经济治理、政治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层社会治理、地方国家治理、全国性国家治理、国家参与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 ［4］ 郭小聪认为： “所谓国家治理，是指主权国家的执政者及其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为了实现社会发展目标，通过一定的体制设置和制度安排，协同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一起，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推动经济和社会其他领域发展的过程。它是多层管理主体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处理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的一系列制度、体制、规则、程序和方式的总和。” ［5］

综上所述，国家治理的主体和方式都是多元性的，政府和执政党是治理的重要主体，社会也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的范围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决定》中有关治理的重要论述除了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治理。《决定》的第十三部分涉及的就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的提出取代了以往的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管理创新，也是对十八大报告以及之前所提的社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社会治理针对的是社会领域中的社会问题。姜晓萍认为：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6］。社会治理重视的是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决定》中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来阐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可以说是抓住了社会治理的重点和核心，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中对社会多元力量的重视。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建设是国家建设的基础，因而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在学界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根据国家的强弱和社会的强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类型①：即强国家—强社会、强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然而，这种分类容易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造成一种不是国家统治社会就是社会压制国家的研究状况，不利于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我们国家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维稳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强调社会建设对于整个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对社会建设予以重视，注重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关切民生等重大领域，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表明了国家对社会领域的重视。社会治理的成效在社会意义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成效。

二是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诊断及其解决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社会转型的深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我国国家建设和治理的主要内容。当前我们处在社会转型和国家建设与治理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性问题的凸显不可避免。我们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主要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诊断不够准确，从而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判断当前社会转型关键期的这一事实，诊断这一大转型过程中凸显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能够有效的进行国家治理。

三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即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治理包括多种类型，存在多种维度，因而在治理的主体上也是多元化的，这是国家治理的一大特征。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意味着公共权力并非唯一的主体，国家治理必须要从政府向社会倾斜，政府必须协同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化的治理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也指出：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现政

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2］，等等，这些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国家进行治理的重要主体。

四是社会治理追求的价值也是国家治理追求的价值。社会治理并非一种单纯的治理过程，这一过程贯穿着它自身的价值追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社会治理主张多元社会力量的参与，主张社会力量对公权力的监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这些体现的是对民主的追求。《决定》还提出治理要依法进行，做到依法治理，依法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权利。社会治理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保证发展的成果和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多元化的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利益的冲突，社会治理的过程就是将这种冲突的过程在一个安定有序的状态下进行调节，因而社会治理最基本的要求是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社会治理的另一价值追求是充满活力，这不仅是指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而且也指治理主体的活力能够让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也充满活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是社会治理的价值追求，更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

二、以社会治理创新为突破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杨雪冬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也需要确定阶段性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应该加快推进执政党以及政府治理的现代化，选择社会治理领域作为突破口” ［7］。

第一，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要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实现政社分开。政府应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退出社会领域的直接管理。2013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说明》，进一步阐述了政府机构改革的蓝图和路线，指出社会领域自治的重要性，让人民群众通过社会组织实现自我治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对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来说意义重大。社会公共领域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中介，而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的中介和载体。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了社团组织对于民主和社会自治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大力培育多元化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功能。《决定》也指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 ［2］ 50，等等。

第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离不开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以及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是社会治理的重点领域。社会转型期，基层利益纠葛问题的处理和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在于基层的自我治理和底层的政治参与，通过这种自治和参与的方式才能调动基层多元利益主体和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在自治的过程中化解矛盾，将各方的利益凝聚于治理的过程中。基层的自治和底层的参与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形成。当今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价值、需求、矛盾多元化要求社会治理的多元化，只有多元化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应对这些多元化的要求，维护社会的稳定。底层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可以为自身创造活力，缓解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让政府真正地集中于顶层设计，从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不断促进公民社会的成熟，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的质量。因此，要健全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的制度渠道和服务体系，健全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机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

第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关键在于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建一个多中心、协同性的治理模式。正如《决定》中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 49。社会治理体制既要顶层设计又要底层参与，发挥政府和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的协同作用。政府掌舵，制定社会治理的相关规则，明确多元主体的主体地位、职责和手段，协同好政社关系，协调好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积极地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有序运行，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同时，提高基层和底层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引导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构建一个多中心的具有协同性的治理体制。这一体制还要依法治理，在法律保障下，综合协调各方利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实现整体性的利益共赢。

总而言之，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突破口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当下的一个重点。因此，将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力量整合到社会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来，能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注释：

①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学者

乔尔·S·米格代尔，相关著作有《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以及《强社会与弱国家》等。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 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上来［EB/OL］.http：//.［4］ 何增科.国家治理现代化及其评估［N］.学习时

报，2014-01-13.［5］ 郭小聪.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J］.人

民论坛，2010(2).［6］ 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

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7］ 杨雪冬.社会治理是突破口［J］.决策，2014(1).［责任编辑： 于洋］ 11

第三篇：法治与国家治理

法治与国家治理 作者：王韶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范围之广，改革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其中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论述特别引人关注。

在笔者看来，法治化、法治中国与国家治理体系有如下的关系：

首先，从涉及范围与领域看，国家治理体系是最为宏观的，指的是一个国家治国理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而法治中国则主要集中在法治领域、法律制度体系、司法活动等方面，既包括新十六字方针，即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也包括即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其次，从发挥功能作用的顺序及普遍性看，国家治理体系涉及整个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联。因此，国家治理活动最为普遍，无处不在。而法治中国则是国家治理体系中上升到法治的部分，依法治理领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

但是，在地位作用、重要程度上，法治化、法治中国则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从十八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来看，其中在民主政治方面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可见，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核心，以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为支撑的法治体系建设，在十八大报告中十分明确。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更加明确说明法治化在治国理政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十八大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这些论述都明

确无误地表明，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国家的治理，治国理政，一切主体，包括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也就是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体系，意味着未来中国必将是法治之中国。

此外，从治理手段看，除了法律手段、法治方式，尽管还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也要依法采取，而且法律手段和司法程序往往是最后的和最终的手段，即司法具有终局性。

第四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背景材料】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什么？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二、为什么？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如何推进？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努力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的束缚。第二，加强顶层设计，从战略上谋划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第三，总结地方治理改革创新经验，及时将优秀的地方治理创新做法上升为国家制度。第四，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第五，坚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国家治理体制。

第六，破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主义流毒。例1：材料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公报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的概念。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

请结合政治生活知识谈谈党和政府应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思路点拨】 中国共产党：

①地位、性质、宗旨 ②领导和执政方式 ③执政理念和执政思想 ④我国的政党制度 ⑤政协的性质和职能

⑥党对国家的领导（选修3）政府:

①宗旨、原则、职能、依法行政、树立威信； ④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⑤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2）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知识，分析说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原因。【思路点拨】 ①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②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④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材料二：在国家治理中，对于国家权力在治理主体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是在社会组织和个人治理不能或无效时才跟进，即政府治理应居于补缺地位；也有人认为政府治理应居于主导地位。

（3）根据材料，结合“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知识，请你分析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地位。【思路点拨】

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供求、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固有的弱点和弊端。

②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必须加强国家宏观调控，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③因此，在市场经济领域中，政府必须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

材料三：国家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4）请结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关知识，为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出两点建议。【思路点拨】

①奏响主旋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发挥其强有力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②增强人民文化创造的活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四有”公民。

④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例2：材料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丰富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治理应有益于增进人民福祉。

（1）结合文化生活的相关知识，谈谈国家治理激发社会活力的两点举措。【思路点拨】

①尊重文化多样性，遵循各民族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 ②推动文化的传播、交流、借鉴与融合，推动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实现世界文化的繁荣；

③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的文化需求； ④增强人民文化创造的活力，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⑤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2）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国家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对此甲乙两位同学有不同观点。甲认为：只有发展基层民主才能扩大人民民主。乙则认为：扩大人民民主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请你结合政治生活的有关知识，对甲乙两位同学的观点作出评析。【思路点拨】

①甲同学的观点片面。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实行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的途径。实行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以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发展基层民主有利于扩大人民民主。除此之外，还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②乙同学的观点片面。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扩大人民民主必须发挥政协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还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请从“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谈谈国家治理应如何增进人民福祉。【思路点拨】

①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我国实现社会公平、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②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③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要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提高效率，又要促进公平。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拓展一：请从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角度谈谈国家治理应如何增进人民福祉。【思路点拨】 政府：

①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对人民负责的工作原则； ②政府要履行相应的职能、充分发挥管理和服务的作用； ③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高行政能力和水平。中国共产党：

要发挥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坚持“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③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拓展二：结合辩证唯物论的角度谈谈国家治理应如何增进人民福祉。【思路点拨】 ①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②意识能动作用 ③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

材料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又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

（4）结合材料，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出发谈谈国家治理给你的启示。

【思路点拨】

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

②国家治理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体现了矛盾具有普遍性和共性，国家治理还要尊重个别，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体现了矛盾具有特殊性和个性。这就要求我们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遵循从特殊到普遍，再由普遍到特殊的认识秩序，实现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什么？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

第五篇：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综述

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综述

臧荣尧

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扶贫开发规划，取得一些显著的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历史、地理、社会等诸方面的原因，截至2014年底，全国仍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12.8万个贫困村，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达7017万人。我国扶贫工作任重道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2013年11月，总书记到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总书记进一步就扶贫工作提出了“六个精准”措施：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至此，“精准扶贫”的战略思想基本形成，并成为党和国家新时期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举措。

关键字：大规模；

任重道远；

重要战略举措；

一系列；

巨大贡献

我国扶贫开发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是，长期来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全国农村贫困居民8249万人（其中四川为602万人），实际远远不止8000万，这个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7.40万户农村住户调查样本数据推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对于研究贫困居民规模、分析贫困发展趋势不是很科学，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存在“谁是贫困居民”“贫困原因是什么”“怎么针对性帮扶”“帮扶效果又怎样”等不确定问题。由于全省乃至全国都没有建立统一的扶贫信息系统，因此对于具体贫困居民、贫困农户的帮扶工作就存在许多盲点，真正的一些贫困农户和贫困居民没有得到帮扶。一．当前中国精准扶贫工作出现的主要问题与应对措施的分析

各级政府在推动精准扶贫政策落实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与习总书记的六个精准仍存在一些差距如：贫困居民底数不清、情况不明、针对性不强、扶贫项目指向不准，尤其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没有更好的发挥效益等等。部分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不少扶贫制度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在“扶农”而不是“扶贫”，制定的制度未能解决好钱和政策用在谁身上、怎么用、用得怎么样等问题，扶贫“精准度”欠佳，导致扶贫资金未能更好的瞄准真正贫困居民。精准识别数据录入质量不高。各级扶贫部门均建立了贫困人口档案，但缺乏科学的动态管理方法，有些原是贫困户，后经创业脱贫，而未及时退出贫困档案，有些原来虽然不是贫困户，后因病等原因致贫而未能及时进行贫困户档案。谁是真正的贫困人口、分布在哪里、致贫原因何在、怎样才能脱贫，录入数据缺乏深度调查和科学分析。资金存在多头投入，缺乏科学安排。随着社会对扶贫工作重视，各职能部门也根据单位的工作性质进行扶贫资金的投入，但此类资金未通过扶贫部门而直接拨付相应的行政村或扶贫项目，项目具体情况各级扶贫部门不能准确掌握，导致部分扶贫项目精准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存在分散、细碎、撒胡椒面的现象，集中力量和资金解决深层次贫困问题的合力不够，扶贫资金发挥效益和辐射功能的彰显力不够。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前期调研不够细致。目前农村贫困群体80%以上多为缺乏劳动力的伤、残、病人口，他们想脱贫因受客观条件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目前开展多数扶贫项目为养殖、种植等产业扶贫，大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不能独立承担。扶贫项目未能根据贫困户不同的致贫原因和现实状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精准选择，影响了扶贫项目实施的效果。另外扶贫还存在如下问题

（1）扶贫对象界定模糊，扶贫对象常由干部“毛估估”，扶贫资金轻洒“杨柳水”，以致于“年年扶贫年年贫”。

（2）舍不得脱“贫困帽”，数字弄虚作假，挤占浪费国家扶贫资金。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滋生腐败。表面上看，粗放扶贫是工作方法存在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干部群众观和执政理念的大问题，不可小觑。

（4）现行的扶贫制度设计存在问题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更多的是扶农而不是扶贫。

表面上看这些问题都很小，可反映的都是些大问题，从细节就可看出。因此得为此想出对应的应对措施。

（1）精准扶贫要制定好发展规划。“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于贫困村而言，不仅需要村民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团结一致抓生产、出效益，还需要有关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布局上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制定扶贫计划，帮助当地村干部理清思路，制定好发展规划，实事求是帮困难群众选出一条致富的好路子;针对各贫困村的不同情况，找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在政策、产业、技术、信息、培训等致富要素上有针对性地帮困扶贫。（2）精准扶贫要瞄准扶贫对象。明确工作对象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前提，扶贫工作也是如此。首先就要自上而下从“贫困区域—贫困村—贫困户”逐步细化扶贫对象，划分层次、各负其责，各相关部门瞄准扶贫对象，集中力量做好“极贫户”的扶贫工作，并建立贫困对象档案管理制度，为后续扶贫工作有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

（3）精准扶贫要规范扶贫资金。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金充分惠及扶贫对象，防范扶贫资金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和监管弱化等问题出现。提高扶贫资金的精准度，让扶贫资金直接与扶贫对象发生作用，避免扶贫资金在层级分割的行政部门不断下移过程中被挪用，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最大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的作用。（4）精准扶贫要创新扶贫方式。原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只输血不造血”的单一扶贫方式，导致贫苦地区的群众“等”、“靠”思想严重，返贫现象频发。因此，必须创新扶贫方式：一方面，建立科学完善的扶贫机制，成立帮扶对子，由定点挂钩单位主抓帮扶村的扶贫工作，真正“扑下身子”走进农户家中，像习总书记一样真正了解贫困户的真实生活，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对帮扶村进行“造血扶贫”，同时完善扶贫开发的问责机制，贫困县的考核机制将由主要考核地区生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转变。加大挪用扶贫资金等行为的成本。（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