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第一篇：中国特色国家治理

试析中国特色国家民主治理

陈石

摘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依托，立足具体国情，体现求理担责，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相融，符合当代民主演进趋势，是国家整体治理的主导构成。其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人民主体为基础，国家法治为保障，通过国家治理体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落到实处，使社会发展及民主政治成本较低、效果较好。

关键词：中国特色 国家治理 民主政治 现代性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确定及所提出的相应要求，显示出对未来发展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意味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能够展现出在现代社会的强大优势，是其全面趋于成熟的重大标志，有着深刻丰富的内涵。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所依托和反映的民主形态，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其全面准确的理解，应是必要的思想准备。

一、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整体性

凡是相关主体为实现整体目标展开协调合作的行为，都可称之为治理，但一般是在民主政治范围内使用治理概念，即各方主体通过民主途径合作处理公共事务。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特指包括民主治理在内的国家运行治理，国家治理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指国家整体治理，即一国范围内所有个人和组织，都能通过合理体系发挥自身应有能量，形成社会整体合力，为国家发展共同协调地发挥作用。它改变个体化社会同整体化社会非此即彼的局面，其鲜明特点，是使治理不再限于公共领域，而是进入人们社会生活及日常选择。这种整体治理的运行，以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强化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的相互联系，扩展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外部干预和内部调节有机结合，力图做到国家同社会协调共存、个体同整体相互依赖，从而使私人空间同公共领域对接、个体价值同整体理性相容、活力激发同社会有序同在。其深层次运行状态，是各方主体共同参与，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矛盾关系，实施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保证其发展态势的相对平衡，使社会发展贯穿以人为本的实质，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国国家整体治理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及生态文明为基本构成，体现立足国情的务实性；着眼发展的导向性；应有内涵的完整性；治理运行的保障性。随着改革全面深化的推动，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运行形态正在形成，并将不断成熟完善，它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能够推动我国社会的不断演进。

国家治理的第二层面是国家民主治理，在民主治理中使用国家概念，有着进入国家整体治理和和注重国家组织参与两层含义。国家整体治理将人的个体同社会整体合理结合，在我国现实社会条件下，不可能是社会自发运行的结果，其机制体制构建运行及完善的保障，主要是在公共事务范围之内。国家民主治理围绕公共事务展开，其基本的使命职责，就是为国家整体治理提供公共事务的支撑，并由此建立同其它构成不可分割的联系，成为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构成。由于要以国家整体治理作为运行条件，它区别于以个体化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治

理。这种区别从主体事务上看，我国国家民主治理从具体国情出发，以国家组织事务为重心，肯定国家组织的能动参与；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则从超前判断出发，以社会自治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的功能被尽力弱化。由此可看出二者实质的不同，西方国家民主治理以社会自发试错为实质特征，我国国家民主治理则以共同求理担责为实质特征。国家民主治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形态，其核心的构成，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它使国家管理同民主政治、自觉求理同各方参与、具体途径同使命责任、实施法治同公民权利能够紧密结合，具有完整性和实践性。应该指出，三要素有机统一并非虚置人民主体，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执政功能的发挥，及法治权威公理的落实，保证公民民主参与的政治权利得到广泛行使；合理利益得到应有维护；理性资源得到发掘利用。即只有做到公共理性主导民主政治，人民才能真正当家作主。

国家民主治理以国家事务为重心，国家组织体现自身定位职责的治理，即国家组织管理国家的民主治理参与，无疑占有较大比重，但其意义不能仅以此判定，作为国家治理的第三层面，它是国家治理全部内涵的关键所在，是国家治理体系主要的实施主体和对象。由于执政党功能的发挥，决定国家民主治理实质的体现，我国国家组织将执政党置于其中，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其在国家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不仅不会削弱或替代国家组织其他构成的应有定位和功能，反而使之清晰显现并融入民主，尤其是使国家权力机关能够代表人民。正因为各构成之间的依存互补，国家组织才能整体参与到国家民主治理之中。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要构建并实施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从这一界定可以看出，国家治理体系是以国家民主治理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但它并非仅指狭义的制度规范，体制机制被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即要以体制机制的构建运行及完善，并结合相应制度规范展开国家管理。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治理体系，实际都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实施国家管理，以对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规定为依据，要将保证其构建运行及完善作为职责和成效；国家民主治理体系的运行，是体现三要素有机统一的过程，应有体制机制及制度规范的保障，使各方关系及运行要求合理，并且会尤为注重国家民主治理途径的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社会主体参与的规定，但国家组织治理参与的制度规定显然更为必要和重要，因而是其主要的内容，它对国家组织治理治国的要求及条件予以系统权威的规定，关键是体现“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基本点，同时因政府是主要执行主体，肯定会较多着力于政府治理参与。

二、体现民主治理实践的现代性

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理念的演绎，它受到客观历史条件制约，显现阶段演进特征，并反映各国具体国情，有着不同民族国家的特定性，是在时代背景下一般要求同具体模式的统一。其所存在的基本意义，是使公共事务体现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同私人事务相对，这种区分表明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的冲突，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难以依靠人们普遍的自觉。处理私人事务的人的个体，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要为社会整体承担必要的责任，即要确立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既然需要这种关系，它就不可能依赖社会自身，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机制体制，由国家法律予以权威界定，由国家组织予以权威干预。国家组织与公民身份共在，不可

割裂分离，将所谓公民社会看作充分自治的社会，是对公民含义的误读。公共事务以公民身份为前提，所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关系，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实际都是需要国家组织干预的管理事务，即国家组织以管理社会来服务社会。公共服务只是公共事务的构成，不以绝对服从具体对象的意志为标准，而是以体现公共理性的依据，对整体公共利益进行干预性分配，如果认为国家组织的服务就是公共服务，肯定是不理性的判断。公共事务要以公共理性处理，国家组织不可能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并具有公共理性，由于国家组织权力的腐蚀性及扩张性，以及国家组织成员的局限，民主政治必须保证对国家组织的控制，以防范其异化。但公民参与并不意味着公共理性能够自发形成，民主政治的社会失灵，反映出自发民主目的追求同依赖条件的相悖

当代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运行中，一直为避免或遏制国家组织异化而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强化控制或尽力削弱。对程序民主的重视，就是体现前者的选择。代议制作为程序民主的重要依托，曾被认为是较恰当的民主实现形式，但从运行状况来看，其弊端已经显现。无论是选举议员还是选举执政党，利益博弈、感性选择、理性无知等表现，总是同选举民主紧紧相随，而且选举民主对结果产生之后的影响有限，即选举结果不能决定议政执政过程，议员出于私利的背叛，议会无休止的争吵，使代议制的公共性受到广泛质疑。随着福利主义的推行及政府责任的加重，由执政党组阁的政府，也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从而导致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明目张胆地僭越议会，乃至侵犯剥夺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一定程度处于失控状态。公民游行示威等方式的过程施压，往往诱发加剧暴力冲突，社会成本较高。当前多数西方国家正在开始民主重心的转移，即从注重程序民主转向注重实质民主，后者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体现对公共事务理性共识的追求，实质民主是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体现民主政治在时代背景下的现代性，而实质民主的落实，只能通过民主治理的实施。

民主治理要求各方主体能动地合作参与，使民主政治成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共识政治。它注重过程民主的协商、协同、沟通及自治等途径，是包括所有民主途径的整体形态。民主治理是复杂的政治过程，形成参与共识并不容易，使之具有公共理性则更为困难。因而同样会出现治理失效，其表现包括恶性博弈、意志对抗、效率较低、政府失责、扩权替代等。要应对治理失效，需要国家组织体现应有优势，发挥应有作用。但西方国家为防止国家异化进行的体制设计，如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两官分途、管理缺位等，使国家组织同公民之间难以展开理性整合，从而为治理失效的应对设置了障碍。在国家无能乃至异化的同时，由于社会结构优化等有利因素，公民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却提升较快，非政府组织大量涌现，社会自治空间不断扩展，自由主义者的主观理念由此膨胀，借此鼓动社会主体主导治理乃至替代国家组织，将共同治理转化为自发治理。其基本思路，就是同公共管理改革结合，尽力削弱国家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竞争治理模式，“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都有可能成为不同层面的权力中心。”〔2〕，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仅社会自治的范围及程度有限，而且存在诸多阶段缺陷，这一措施的初步尝试，就已暴露出部分缺陷，如公众认可偏离理性；多元博弈带来混乱；社会权力出现异化等，自由主义者目前仍不愿正视社会失灵的现实，实际是在阻碍社会演进发展。

从以上过程来看，尽管当代西方民主已经进入治理时代，但由历史渊源及现实环境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演变，难以脱离自由主义主流思潮的主

导，也就无法改变阻碍民主政治适应发展的深层因素，因而西方国家主流话语的民主政治现代化，就是自发治理对民主治理的支配。民主治理的不同具体模式，不会改变应有的基本形态，它应该表现出以下特征：具有处理公共事务的功能；蕴含推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体现追求理性共识的凝聚；保证应有具体途径的互补；做到国家社会之间的贯通；提供展开系统整合的平台；力求控制试错成本的高效。其总体特征，就是使民主政治能够求理担责，成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民主形态。这种民主形态需要诸多条件，其基本条件，是要有足够的公共理性资源，就现代社会的整体环境来说，通过合理民主治理对公共理性资源的激发、利用及扩展，即使是公私冲突仍然普遍存在，也可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公共理性主导，保证参与主体的应有责任承担。在现阶段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之下，合理的民主治理形态，也会出现程度受限及局部失灵，但可以做到底线控制和纠错完善。因此，激进不能等同于先进，民主政治的先进性，就是其合规律的现代性。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的某些社会条件不如西方国家，但拥有产生公共理性的诸多优势。我国国家民主治理立足具体国情、遵循客观规律、能够把握边界，比之于西方模式，是更具现代性的民主形态，它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稳定发展，并对推动全球民主进程有借鉴意义。

三、体现处理公共事务的科学性

民主政治不是任意释放欲望的途径，它要有效处理公共事务，以体现自身存在价值。处理公共事务有其客观的规律，民主政治的合规律性，从属于处理公共事务的合规律性。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从选举主导转向重视治理，虽然在力图改变民主政治同公共事务脱节的状况，但仍然将所谓权利民主同求理民主相对立，反映利益博弈，体现自由意志，理性共识难以形成，总是以试错换取理性，即参与者为此付出利益成本，才能得到理性结果。其中的原因较为复杂，思想理论的偏差不可忽视，主要的问题，就是将主观强加于客观。由于我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具体国情，国家民主治理不仅承担重大社会责任，而且必须尽可能减少主体试错，其共同求理担责的特征，要求参与者认识并遵循客观规律，尤其是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科学思想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我国国家民主治理拥有思想的优势，即能够体现科学思想的指导。这种思想体系有着合理传承、兼收并蓄的丰富内涵，其关键性的构成，就是执政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集中准确地揭示我国治国规律，昭显现代社会共通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思想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即它是国家整体治理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其中处于统领地位的理性资源。同时也是国家民主治理融于其中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标志，这种思想体系不仅指导执政党及政府等国家组织治理参与，而且因其思想性和文化性的相通，能够日趋深入普遍地为参与国家民主治理的人民群众所接受。

人的私欲缺陷的外部效应，使公共事务得以产生，即公共事务的利他，源于私人事务的利己，因而公共事务的存在，印证公共资源不同程度的短缺。但应该看到，只要利己追求能够实现人们利益需要，它就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利己机制正面能量的释放，要求公民角色的确立，即以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来化解利己和利他的冲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运行以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基础，形成社会矛盾关系的复杂系统，即所有同社会运行相关的价值、要素及相关要求，都构成相互依存冲突的社会矛盾关系，它包括公平和效率、经济和社会、利益和道德、民主和公理、城市和农村、保护和促进等诸多关系。人的个体同社

会整体的关系，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些社会矛盾关系在客观条件制约之下，因人的非利他欲望及非理性行为，导致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失衡，如果这种失衡表现出不能兼顾的片面性、冲突激化的互斥性、阻碍演进的短期性，并由此带来负面效应，就可能成为公共事务的对象。具体标准应包括：损害公共利益；违背发展要求；侵犯公民权利；导致社会失稳；难以利己调节；越过容错边界；不属私人事务等。所有矛盾关系的越界失衡，实质都是核心关系的相对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公共事务，就是以承担公共责任来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它要保证其在特定条件下应有的相对平衡，但这种状态要得以衔接持续，只能使社会矛盾关系处于改变演进之中，即对社会矛盾关系不断进行构成提升的优化，社会发展正是社会矛盾关系得到优化的结果。而所有优化，当然都是对核心关系的优化，它意味着以人为本发展实质的显现。国家民主治理主体处理社会矛盾关系，就是在公共事务范围内展开提升优化的系统整合，也就是遵循相关客观规律，实施有效统筹兼顾。其基本的要求，是使之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状态，即社会发展应有的状态。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民主治理自身运行相关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而这种提升优化，只有在承担履行自身使命职责的过程中才能展开实现。

以系统整合处理社会矛盾关系，有着诸多的具体要求，如做到扬利抑弊；把握约束条件；搞清相互联系；控制恰当边界；创造保障条件等，国家主体要达到这些要求，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冲突明显、负面积淀深厚、社会状况复杂、整体环境脆弱，社会矛盾关系失衡的状况较为突出，而且处理这些关系两难性较强，试错空间较小、试错成本较高。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制约因素，同样会影响国家主体状况，其对系统整合的不适应较为普遍，应对这种局面，任何局部或表面的措施都效果不隹，必须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体改革目标，进行执政党主导的深层次整体改革，这种改革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紧密结合，其深度、力度和难度前所未有，但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治理体系是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成果，科学发展观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是对其具体内涵的丰富发展。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使社会矛盾关系的处理，能够具有体制机制的条件，并提供制度规范的依据。从系统整合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思考：其一，是系统整合内容的界定。即着力于社会矛盾关系的提升优化，在总体使命任务之下，对社会矛盾关系的现实状况、制约因素、具体目的、整合尺度、一般要求、演进趋势等，要作出尽可能客观准确的界定，并力求这种内容界定能够转化为制度的规定。关键是要把握适度试错容错的边界，并保证各方使命职责的合理性。其二，是系统整合规范的确立。即要对国家运行所有主体参与的行为及条件，在合理定位的基础上，进行法制和道德的规范界定。国家组织界定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同担责、定位同职责、规定同现实的对接。执政党及政府的定位及规范是其重心所在，社会主体界定则要坚持内在调节与外部干预的统一，并细化法制和道德的义务及责任。这种规范在坚持刚性要求的同时，应注重自主空间的适度。其三，是系统整合条件的提供。即要明确各方主体参与系统整合所需的条件，这些条件应显现国家治理三个层面的相互依赖，即相互之间互为条件。条件提供的规定应反映客观因素的制约，同时更要使条件的利用创造及提升扩展体现出来，并对提供这些条件的要求作出应有规定。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运行及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艰难复杂的过程，应在科学思想指导下把握客观规律，以尽可能低的试错成本，较好较快地达到改革目的。

四、体现机制体制运行的贯通性

当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一般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这种选举较集中地反映西方民主模式的弊端，其所谓合法性不能等同于合理性。而且执政党以组成政府内阁为执政标志，由于政府内阁行政的自主性和封闭性，执政党一旦产生，就很难进入民主途径，在政府弱化有限的情况下，政党执政同民主政治的疏离，同样暴露出西方民主的局限。由此可见，认为西方民主模式才能保证执政党的合法性的观点，或肤浅幼稚；或别有用心。现代民主政治共同求理担责的应有特征，要求民主治理能够凝聚公理民心，即在民主途径中展开各方合作，汲取提升民意、取得普遍共识、形成权威公理、做到共同实施。它需要能够具备应有条件的政治组织，来发挥这种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核心功能，目前西方国家的任何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都难以具备所需的条件，我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是能够发挥凝聚功能的强大理性力量，从使命依据来说，是党的执政功能的民主内涵体现国家民主治理实质。而条件依据则包括以下方面：党的执政地位的广泛认同夯实国家民主治理基础；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符合国家民主治理要求；党的组织成员的先进构成保障国家民主治理实现；党的执政思想的科学指导保证国家民主治理合理；党的执政担责的长期效应保证国家民主治理稳定；党的执政机制的系统运行进入国家民主治理途径；党的执政制度的日趋完善体现国家民主治理法治。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实不可替代，从实质上说，比之于西方国家的执政党，它有着更为鲜明稳固的合法性，这种通过国家民主治理全面渗透于民主政治中的合法性，使我国执政党应该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所具有的民主功能，是国家民主治理整体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能够将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特征，全面贯通于国家民主治理的运行之中。

我国执政党凝聚公理民心的功能，通过国家治理体系体现出来，是以国家制度为保障的行为。因这一核心功能的贯通，国家组织对国家的管理，形成合理互补的分工。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由其核心功能直接决定，包括统领整合、引导发展、把握方向、控制大局等；其基本运行功能，则主要是进行重大决策、展开融合互动及实施政策监督等。这些功能的发挥，充分显现出执政党在国家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程序和权威，必须在国家制度中得到应有保证，但其汲取民意的功能，需要在同执政党的协同中得到实现，执政党并未替代国家权力机关，它只是在显现凝聚公理民心的优势，而有了这种优势，就必然合法合理地影响国家权力机关理性意志的形成。国家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机关，而法律是权威公理的载体，党的领导同体现依法治国的司法行为并不相悖。执政党同政府的分工相对复杂，其制度化的要求更为紧迫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应明确党委重大事务决策的范围及依据，以解决党政职责不清的问题，并尽快保证问责制度完善落实，应注重党政协同的规范的完善，使执政党执政同政府行政从上到下形成良性互动，其重心所在，还是要通过制度建设的强化，来扩大执政党凝聚功能对政府行政的影响。

国家民主治理通过具体途径实施，它赋予民主政治具体途径以特定的含义，即这些途径以执政党凝聚功能相贯通，服从于共同求理担责的实质特征，并具有整体性和互补性。融合途径是理性相通的合作，它彰显凝聚功能，以统领影响其它途径；协同途径是恰当分工的合作，它划定各方职责，以形成互补协调的关系；协商途径是共同议政的合作；它创造相关条件，以共同追求理性共识；沟通途径

是信息交流的合作，它提供应有渠道，以发挥信息互通的功能；自治途径是社会为主的合作；它准许有控自治，以体现公民应有自主空间；监督途径是相互监督的合作。它做到有效制约，以保证权力和权利的合理；选举途径是民意用人的合作，它反映民意对权威的影响。国家民主治理的具体途径，使公民参与和国家组织参与都能够广泛深入展开，并在相互融合之中各尽其责、互制互动，共同追求公共理性。由于具体途径的渗透性、扩展性及影响性，它成为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提升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公民参与的层面上，增强了国家民主治理同国家整体治理其它构成的联系。在具体途径中参与国家民主治理，是国家组织治理参与具有有深度和广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其履行职责方式的重大转变，它实现了国家权力的受制同行使统一；国家意志的民主同汲取统一；国家影响的刚性同柔性统一；国家保障的制度同理性统一。国家民主治理以具体途径来得到落实，使之进入社会各层面和各领域，因而必然受到历史积淀影响、反映现实社会状况，公民参与的利益博弈、感性选择、宗法调节乃至恶性势力的渗透，可能都很难避免。国家组织参与的不适应，乃至扭曲抵制的现象也会出现，因此，具体途径的规定，必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制度设计要在各种因素制约之下，尽可能做到理性和精细，它应有参与失效的应对；底线控制的刚性；冲突化解的措施；阶段选择的迁就，以及有序提升的空间。我国具体国情复杂，层次和地方的差异都相对较大，具体途径的制度规定，还应将一般同特殊结合，具有多位阶，体现针对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一种新的分析框架［J］南京社会科学，2001，（9）

陈石，男，1955年2月生；工作单位：贵州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职称：教授﹙行政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特色公共行政、民主政治及社会管理；近期研究重心是民主治理研究、科学发展观原理研究，以及行政学、社会管理学原理创新研究。在包括重要期刋及核心期刊在内的公开刋物发表专业学术论文50余篇；从事行政学、政治学教学科研25年。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桐木岭 邮编：550028 电话：***.

第二篇：我国国家治理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系提供了遵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习近平同志指出：“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对二者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不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决定了治理的本质、方向和内容会存在重大差别。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从历史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必须倍加珍惜。从现实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的根本方向前进，在这一点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动摇。为了确保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的根本方向前进，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方面工作的坚强领导。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基本依托。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制度落实到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化、实体化。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它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治理能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只有构建起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同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又可以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第三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心得体会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心得体会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心得体会

10月28日至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一决定具有重大意义，是为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万世开太平的重大举措。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成果：坚持党领导一切工作，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受了实践考验，已经逐步成熟。

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认可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感召力越来越强。中国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需要把自己的制度优势发挥好、巩固好，使之更加成熟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而不是向着其他方向成熟定型。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成体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我们进一步建构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领导的民主集中型的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十分明显，是能够持续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而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因为它具有形成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源泉、根本政治保证、根本思想路线、根本组织原则以及干部制度。

新中国70年，是我国经济社会繁荣昌盛、创造发展奇迹的70年，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7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问题不断探索，最终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取得重大成果和重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坚持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领导，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生态保护制度和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并由此带来的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是新中国70年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成就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需要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需要通过治理效能来实现和彰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创造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但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还面临一系列来自国内外的现实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以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领导是最鲜明的标志。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关键、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这个最本质特征更加鲜明地体现好，把这个最大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好。因此，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必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同时，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保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统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一是强化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二是提升党在国家治理能力中的引领地位，增强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

第四篇：国家治理能力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17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主持开班式。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第五篇：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思想精髓，也就是其中最具时代要求，被称之为“精神精华的东西”。它是整个思想理论体系赖以成立和富有生命力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揭示了坚持解放思想对于党在新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重要作用，并强调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要继续解放思想。这就昭示我们，解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是这个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也是理解这个理论体系的钥匙。只有牢牢把握这个精髓，才能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

坚持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和理论结晶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创立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这既是一个批判旧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和克服自身内在矛盾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本质，坚决反对鼓吹迷信和把具体理论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的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坚持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其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条件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它来自人类的社会实践，批判和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解放思想中创立的，是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大量历史和现实材料的基础上揭示了贯穿上述领域的基本规律。人们推崇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称之为科学，就是因为它本身是解放思想的，它的基本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党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进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党在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与解放思想息息相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党突破“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观念，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之所以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内容，就是因为没有局限于传统的“公有制

和按劳分配”的羁绊，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传统观念；党的十四大之所以能够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同样是因为我们突破了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的传统思维定式，等等。这些都是解放思想的必然产物和重大成果，同时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的新解放。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的十年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和实践主题，继续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继续进行理论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这期间的直接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世界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阶段，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借鉴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经验，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单纯追求GDP的片面发展观，突破传统发展观的困扰，创造性地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以贯之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成果中的一条主线，构成其中的“根”和“脉”，是党的创新理论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因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精髓，才能真正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懂、掌握、用好这个理论体系，也才能真正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型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化，要求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坚持继续解放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来，并且成为贯穿十七大报告的思想红线，这表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和新的发展实践中，不仅要继续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而且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要求我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我们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所

取得的认识，我们的认识所实现的飞跃，从大的时空范围看还远没有完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始终不渝地坚持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当前突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主要是因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当今世界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大趋势，我们正在干前人从未干过的伟大事业，既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用。我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已经驶向了波涛汹涌、暗流涌动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海。我们有着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同样也面临着许多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严峻挑战，任何别的理论都无法解决我们13亿人口大国的问题。坚持和创新符合我们自己实际、国情、道路和利益的理论，不能靠神仙皇帝，只能靠我们党自己。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当前已进入了对传统计划经济最核心部位进行改革的攻坚阶段，这就更需要我们党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破除一切思想上和体制上的障碍，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解放思想。

党的十七大强调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今天解放思想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也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牵动战略全局的关键之点。按照这样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就要围绕深刻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继续解放思想，使思想认识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现阶段实际。要围绕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善于正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使思想观念跟上时代步伐和群众要求。要围绕深化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深刻领会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历史意义和基本经验，统一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型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化提供精神动力支持。

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形而上学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思维方式，在我们这样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当前解放思想，就是要继续按照邓小平同志说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是继续从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一些所谓的“传统正确认识”中解放出来，特别是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当深入改革开放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时，教条主义思维方式首先想到的是倒退到原来的苏联模式。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名义推进的，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要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中解放出来，坚定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二是着眼于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克服因循守旧思想，放开手脚探索，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特别是体制机制创新。总之，一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观念、做法和体制，都在我们坚决反对和摒弃之列。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表率，在解放思想中真抓实干，在转变观念中破解难题，真正把解放思想体现在具体工作中，落实到解决问题上。

解放思想作为一种破除旧的思想枷锁的锐利武器，既是改造世界主体素质特别是精神状态的集中体现，又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在解放思想的漫长过程中，由于人们认识上的差异和外部条件的干扰，往往会出现偏差。而与解放思想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则可进行有效调节，形成一种舆论力量、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从而使各种有害的社会思潮与倾向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进而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和谐。因此，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就是要努力营造有利于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文化环境，真正形成有利于继续解放思想的价值观念、舆论力量和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