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方言[精选5篇]

第一篇：民俗方言

民俗·方言

北海居民种族溯源

北海半岛在史前已是中华民族食毛践土的地方。夏、商、周三代以前，这里先后曾是西瓯和骆越民族的分布区之一。秦汉以后，是上述越(粤)人支系的‚乌浒蛮‛族人所居，为‚俚(僚)‛族的祖先。‚俚(僚)‛族人有部分后来逐渐与汉民族融合，成为合浦(含北海)的土著居民。其中因谋生手段的不同和与汉族融合的先后，又分别有不同的称谓。这就是‚蛋民‛、‚俚人‛、‚东人‛和‚客民‛。

‚蛋民‛是‚舟居穴处，亦能汉音，以采海为生‛的水上居民，其远祖当系秦朝统一中国时，‚莫肯为秦民‛而以海上作为庇护所的越人。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是合浦腹地农村山区的主要居民之一；‚东人‛散居于山区或沿海，‚解汉语，业耕种‛，是北海半岛稍晚于‚蛋民‛，却早于其他的居民。现今冠头岭下村和沙湾、红坎、独树根等农村一带的村民，是说闽南话的，他们是‚东民‛的后裔。‚客民‛则是后来增加的‚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的外来户。这些在唐、宋以后史籍上合称为合浦(含北海)的‚四民‛，不管他们来自福建、粤东沿海或两广内地，追根溯源，大抵属古越(粤)民的后裔。在‚俚人‛之中，又有一部分因迁徒、改业而成为现今合浦沿海唯一保存‚俚‛族系遗音的所谓‚伢人‛。其后裔是现今居住在北海龙潭以东的西村至白龙、营盘一带，从事半农半海的村民。他们说的是一种音调低沉，多带鼻音的‚伢话‛，市区居民中亦右不少说‚伢话‛的。这种伢话是比廉州话还早的合浦方言。

十八世纪后期，由于北海口岸开放和内地军阀混战，前来北海经商或逃避兵灾的人很多，城乡居民的里贯和语言日渐繁杂，其中以来自广东沿海和广西内地的为多，北海现今流行的‚客话‛，正是广州语系与本地的廉州土语相结合的产物。

(《北海日报》1984年10月1日创刊号)

“蛋家”今昔谈

‚蛋家‛又称‚蛋户‛，这是封建时代对沿海船民的侮称。关于‚蛋家‛是不是个种族?历来曾有争议，说是种族，但‚其种不可考‛；说不是吧，但其服饰风俗却自有一套。我们认为，后一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他们的服饰风俗的自成特点，是长年累月以船为家，从事渔业的特殊职业决定的，故算是个职业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称之为‚家‛而不称为‚族‛的原因。

据《广东通志》，我国沿海‚蛋户‛‚以舟为家，捕鱼为业．晋(朝)时不宾服者五万余户‛，以此推知，这个浮家泛宅，靠海为生的群体，至少在我国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水平的秦汉时代就逐渐形成了的。因为在晋朝时他们中不承认司马氏中央政权的，已经有五万余户之多，可见当时他们的人口是相当蕃衍的了。故此便被‚目为蛋家‛，这就是对他们侮辱性贬称的由来。到了唐代，才设户口登记和‚计丁授粮‛，是正式纳入行政管理和由政府供应粮食的开始。明朝洪武初年又设臵‚里长‛基层行政来加强管理并征收渔税。

广东的‚蛋家‛，历史上多集中在潮汕、新会、增城各县海边，雷、琼较少，廉州(合浦)尤少。北海的‚蛋家‛历史较晚，约在清康、乾年间才从广东的新会、雷州的江洪一带迁移来外沙定居的(也有从合浦沿海渔村移来的，祖籍均同，这从他们的语言多带江门或者江洪土音可证)。

‚蛋家‛在封建社会里深受歧视压迫，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他们看作是‚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的蛮民。他们没有在陆上定居和与陆上居民通婚的自由，只能过着‚终岁局促舟中，所得仅充一饱‛的非人生活。清朝雍正年间，沿海‚蛋家‛虽与陕西乐籍、江浙惰民一起获得皇帝‚恩舎‛，废除了传统上某些对之过分压制的政策，但终因封建制度下顽固的意识观念所决定，他们卑下受压的社会地位和处境，直到解放前夕仍没有多大改变。

说到合浦的船民，历史上的命运则更悲惨，是因为合浦是著名的珍珠产地，历代封建帝皇都不惜用船民的血肉来换取他们心爱的珠宝；特别是明朝正德、万历两朝，派来合浦白龙坐镇采珍珠的‚珠池太监‛，暴虐贪婪，被迫冒险出海的船民‚死者万计，得珠仅百八十两‛造成‚以人易珠‛的惨剧。船民联合陆上居民一起造反的事件层出不穷，使合浦一带经常出现‚四山戎马夜纷纷‛的混乱局面。迫使明朝不得不数度撤回采珠成命。所以合浦沿海的船民是富有斗争传统的。

北海外沙的船民，与土著的地角、咸田渔民的风俗习惯语言均有区别，他们列棚而居，多事渔业，也有搞运输和驳艇的，他们从前的衣着一般偏短，是亚热带气候和便于海上操作之故吧。婚嫁习俗有别于市民的是，新娘出嫁前十天的‚哭嫁‛(俗称‚哭家姊‛)，简直就是歌谣演唱，有母女对‚哭‛，有伴嫁妹对‚哭‛，实际是以歌代哭的对唱，十分哀婉动听，出阁前夕的‚拜凡‛(膜拜下凡仙姬之意)，女客麇集，个个炫服金饰，人手折扇，轮番双拜仙姬毕，就是讲古说文，唱歌对答，闹至深夜始散。出阁之日，夫家准于预订的吉时派代表(新郎不亲自来)以小艇来接新娘，在伴嫁娘张伞簇拥之下，和装奁一起分乘小艇送嫁，此时沿路笑语和以桨声，海港气氛为变。夫家当晚的‚伴郎‛仪式，又是一番说唱的逞艺场所，此种风俗，似属《通志》所载的‚男女衣不盖肤‛和‚婚时以蛮歌相迎‛的遗风吧。

解放后，北海市外沙船民与全国各地船民一样，才算彻底翻身，他们已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他们有出席全国的和区、市的人民代表，有出席全国、全区和市内的先进生产者。传统的风俗习惯已日渐改变，与陆民已毫无二致了。

(《八桂香屑录》1992年3月)

“蛋家”的衣食住习俗

北海‚蛋家‛的衣食住风俗特点，亦与陆民有明显区别。

衣着方面，上衣多短身窄袖，男裤偏短，女裤多宽。是为适应亚热带气温和船上操作之故。史书说‚蛋民衣不盖肤‛是有所指的。‚蛋家‛妇女头包更为特别，多用红黄两色间格布夹层浆硬，正方斜角突出额上，状似猪嘴巴，故蛋家人称头包为‚猪嘴‛，发髻多簪珥饰物，光耀夺目。此种装扮，至今仅见于广东珠海渔民和北海侨港镇船民了。

‚蛋家‛住处‚两栖‛。有全家大小和禽畜一起随船出海以‚舟楫为家‛的传统，但也有固定于海边‚植木构成‛的棚户，这是远海归来休整的基地了。住棚虽狭，但每天洗刷，洁净无尘，习惯了‚终年局促舟中‛的生活，倒觉安适。

论食，‚蛋家‛食谱比陆民丰富得多。海鲜海珍，‚皇帝也让我们先吃‛，这是蛋家人的豪语。特别的食法是，鲜鱼鲜虾入酒曲糯米同腌，称为‚糟鱼‛‚糟虾‛，香甘鲜美异常，这是陆民无法享受到的。

食饭禁忌甚多：筷子不能搁在碗上，因为这是‚搁浅‛的兆头。食具不能覆臵，因为这意味‚翻覆‛。生活用语也忌说‚翻‛‚逆‛‚慢‛‚沉‛与及‚含家产‛等字词。爱用稳、顺、快、利和全家福等字词代替。这点，地角渔民也是常用的。

(《八桂香屑录》1999年3月)

理发业旧行规

俗话说：‚险过剃头‛。理发择善而从，绝非把返还老童寄望于‚顶上顶夫‛，而是免使自己头颅横遭刨削；那怕仅仅二十分钟折腾也罢。所以我是理发老师傅工作椅上的常客。

旧社会被摈斥于‚九流‛外的剃头匠是怎么‚捞世界‛?我向老师傅请教。

‚旧时干这行，先要搬钱拜师入行，然后靠手艺过硬。学剃头要三年出师，头一二年干杂役，最后一年才让抓刀剪。师傅兼老板只管饭不付酬，年终赏一套‘大成兰’衫裤了事。学艺期满只得师傅一句话：‘你出师了’。凭这四字才可自立炉灶，算是‘入行’了。‛

我问如果自学不从师呢?老师傅感慨地追述他的经历：‚我是不从师而被同行赶出家乡来北海的。‛他回顾能在北海落脚，是因为他设法弄到一本‚天书‛作护身宝才免遭厄运。

开档第一天，前来‚踩馆‛的人气势汹汹发问‚你从哪里来?‛接着象连珠炮般的轰击：‚刀有几只眼?椅有几条腿?拜什么为师?‛老师傅逐一回答：‚从日出的方向来。刀有四只眼。椅有六条腿。拜水石为师。‛来人即与他称兄道弟起来，便算入了北海的‚行籍‛。如果应对不上，就肯定被踩馆，得漏夜检衫包行身。

老师傅能在北海扎稳脚，不能说不得益于这本“天书”，所谓‚天书‛，实即剃头技艺秘传和行规暗语的集成，书中不但详载有所谓‚八仙过海‛‚五马巡城‛、‚双凤朝阳‛、‚八仙骑鹤‛等‚三十六刀半‛的刀法套路，用刀先后顺逆轻重宜忌都有讲究。还有醉后和夜晚以及喉咙险处不剃等为顾客安全设想的戒条，都很可贵。老师傅都一一在头面上作了表演，使我增识不浅。凭他多年操业领会的祖师真传，不外是‚谨小慎微纤毫不苟‛八个字。

(《北海日报》1988年9月6日)

北海牛墟交易习俗

北海市有‚市‛无‚墟‛。但高德牛墟却是例外。牛墟起自何年?不必也无从深究，但可以说，它与北海农村同起始是可信的。

牛墟交易有一套特殊例规。专门以介绍买卖耕牛为业的掮客，俗称牛客，穿梭于牛墟人牛之问，手持一根竹杖，招徕游说，买客与他接头时，便在竹杖上端指指点点，双方不发一言，卖牛的并不插手和插嘴，如臵身事外。成交后，卖主才与买主直接发生牛款交接关系。掮客则收一定介绍费。

原来牛客的这根竹杖是赶牛兼议价的工具。竹杖的上端，刻着九个数码，每三个数码一行共三行，第一行是438；第二行是951；第三行是276。各行数码，横直相加都等于十五。议价时，双方各在竹杖数码上指点以代言。例如卖方讨价890元，则指8、9；还价700元，则指7。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信息保密，不让第三者插手干扰之故吧?这根竹杖的专用数码表，还有一首歌诀，是旧农村学塾为培养学童的实用知识的必修课，歌诀是：

四海三山八洞天，九龙五虎一齐眠。二郎七夕六儿女，周围十五月团圆。

歌诀的第一、二、三句分别指第一、第二、第三行的数码。第四句说的是三行数纵横相加都等于十五。现在高德牛墟已不存在，合浦乌家牛墟还继续传统的交易活动，但不知竹杖议阶的老例规还保留否?

(《北海日报》1994年11月12日)

北海为何有“市”无“墟”

查阅方志典籍，北海市政区275平方公里半岛范围内，‚市‛的名称最早见于乾隆版的《廉州府志》中的‚高德市‛和‚乾体市‛。而‚北海市‛一名，在同治年间成书的《广东图志》中才出现。考高德、乾体和北海三‚市‛的历史，都没有三日一墟的传统习俗(只有高德的牛墟例外)，天天都成集市。

墟、市的活动，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时同步出现的。《易经〃卜系辞》中已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的记载，是聚集商货交易的场所，所以北方有‚市集‛之称。墟是间歇性的集市，市是经常性的集市，墟、市以此为别。墟的集期称‚墟期‛，非墟期时市集空虚。这是墟字所由来。

合浦地方墟期为三日一墟集，各墟之间错开而不雷同，各有逢一四七日、二五八日和三六九日(以农历为准)成墟的，相沿成习，从不改变和间断。赶墟期买卖谓之‚趁墟‛。柳宗元诗：‚青箬裹盐归垌客；绿荷包饭趁墟人。‛说的是壮族地区。清代诗人有句：‚墟余常乐人争趁，‛‚三日一墟人不断。‛说的是合浦地区，可见趁墟(北方称赶集)是源远流长的人民经济生活中重要的活动。墟有专业性与综合性之分，专业性的有种苗墟、粮食墟(俗叫谷米墟)、猪墟、牛墟等等。如高德的牛墟、福成的猪墟都很出名。以综合性的墟为普遍。

说到正题，北海地区为何有“市”无“墟”?得从北海半岛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的历史去找答案：

其一，北海半岛纵横距离不超过30公里，属交通相对便利的平原。古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并不密集，自然经济以渔业为主(含采珠业)，农业为次。交换物资多属日常生活必须品中不能久贮的食品如蔬菜、鱼蛤之类。故无必要三日一墟。

其二，渔业历来是北海地区的经济基础。收获期受潮水和季节决定，不象农业收获有固定性。海产品的商品价值取决于新鲜，随获随供，买卖无时问规律，不能受墟期限制。

其三，海运业是北海仅次于渔业的经济行业。在明朝中后期，北海港与越南之间已有定期货船交通。内地外运商品的集散，亦须迁就潮水的涨落。非间歇性的墟期所能适应。

答案仅属一家之言，未敢诩为定论。顺便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市‛并不与现代城市都市概念等同，是与墟相对而言的。

(《北海日报》1994年12月2日)

爱惜字纸

笔者在启蒙入塾的少年时代，紧记母亲的一条教训——爱惜字纸：不得用写有或印有文字的纸张揩屁股；路上地下见到字纸要检拾烧掉，不得任人践踏……不然，据说‚孔夫子责怪，将永世认不得字，成为‘盲佬’!‛私塾先生也有‚不得随地扔字纸‛的训导，但没有象母亲那样说明违犯教条的‚后果‛。因此，我和很多同学都养成了爱惜字纸的习惯。

当时有位老者，身穿背上印有‚爱惜字纸，功德无量‛字样的上衣，肩挑一对大竹筐，手持一把长柄铁夹，沿街检拾有字的纸屑，筐满则送到普渡震宫右侧一座烧纸塔内焚化，这位专门拾纸人属于‚五保户‛一类的人物，每月领有由慈善团体‚普善堂‛发放的救济金。抗战后，普善堂经费断绝，由警察局专管环境卫生的‚垃圾头‛适当给予买米钱，使此‚专业‛赖以维持一段时期。

带有迷信色彩的家教不宜提倡，但爱惜字纸的指导思想是尊重文化和知识，且有利于环境卫生，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受对代局限的美德吧。

(《北海晚报》1996年8月6日)廉州话词、字构成的特点与根源

廉州话是合浦诸种方言中的代表语种，流行区有合浦、浦北、北海以及钦州、防城、灵山、博白等市县中的一些乡镇。流行人口约120万人。因其特殊方音和词汇，限制了它的流行范围。在廉州话的丰富词汇中，却保留着大量中土文明的痕迹，有古秦汉的字音和江浙、两湖、闽粤等地的方言词。故可以说廉州话绝大部分语字，是古汉字音义的沿袭，非完全出于杜撰。廉州话有些单音词是二字词语连续的切音；有的词是古今语音的演绎；有的字是方言音义的假借。因此，用文字来表达廉州话，会有不少是古汉字的僻体字或异体字，当然亦有不少土俗字是根据‚六书‛中的会意、形声而杜撰的，另外，还有许多字词只存其音，未有其字的。这些特点，构成了廉州话长期被误解为‚不论其字，惟取其音‛的片面概念。

因为铅字和电脑字盘缺略，排版困难，不打算在此举例说明。为什么廉州话跟两广各地一样，土俗字特别的多?因为岭南古属‚百越‛地区，民族派系丛杂，方音杂沓，无本族文字。秦始皇‚略定扬越‛，移民南下，中土文化南输；两汉时期，合浦珍珠贸易与番禺海外‚贸迁‛发达，北方文明亦不断随南来商贾传入。原来十分丛杂众多的方言虽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岭南语，但却增加了不少中夏文明的词汇和语音了。随着物质文明和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汉字汉音已显得不敷使用了。因而各地方言中的特定文字，便根据各地不同方言音义的需要，扩大汉字使用范围并赋予新的字义，不足部分，则由历代众手杜撰；‚绵历岁月，约定俗成‛的土俗字来补充。这就是廉州话与岭南地区各处‚语少正音，书多俗字‛，‚随俗杜撰，不可胜计，士子行文，亦多怪体‛的历史根源。

(《北海日报》1989年8月18日)

“一铺路”有多远

‚一铺路‛或‚一塘路‛，是本地人对一个里程单位即十华里(相当于五公里)的俗称(两广大部分地方只叫塘而不叫铺)。为什么这样叫呢? 《金史》载：‚泰和六年(1206年)初臵急递铺，腰铃传递(公文)‛。铺就是金朝创设的邮递站，跟以前的驿站一样。《西游记》里也有‚铺兵‛(邮递专差)鸣锣传送文书的叙述。

究竟相距多远才设一铺?顾炎武《日知录》有答案：‚今时(明末)十里一铺设卒以递公文。‛这便是‚一铺路‛为十华里的根据。

‚塘‛，本是清朝军事驻地的专名。千总、把总的驻地叫‚讯‛，每讯之下又设若干个塘。塘根据军事和地形需要而设臵，故塘与塘之间距离有超过、也有不足十里的。所以还是以铺为十华里的叫法为正确。

(《北海日报》1987年6月23日)

“至大芭蕉叶”的出处

‚至大芭蕉叶‛是北海流行的一句赌气话，即‚拚丢饭碗不干‛的意思。此话渊源于二百多年前的广东东莞：清朝乾隆年间，东莞人把仆人叫做‚蕉叶‛。是因为当时当地有个官绅人家，雇请一名俊雅而直率的仆人。主人待客，他常侍身边，应对文雅，礼仪得体，甚得主人钟爱。但有个老毛病，就是在主客谈话时，只要他高兴，往往不顾尊卑名分而僭越插嘴。屡经主人训诫，仍是不改。一天，主客争论的话题是植物叶子大小之最。有说最小是桔叶；有说最大是荷叶……此仆实在按捺不住了，竟当主人和众客面前高声说：‚别说居停把我撵走，这是宰了我，我也要说几句啊!‛于是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诸公想都读过《南方草木状》吧?其中不是说‘蕉叶长一二尺或七八尺’吗?然则蕉叶至大，其无伦矣。‛众客无不叹服。而今把‚至大芭蕉叶‛作为‚不怕丢饭碗‛的代词，实源于此。见《两般秋雨庵随笔》。

(《北海日报》1985年12月10日)

“戴绿帽”释义

通常说妻子有外遇的丈夫或妓院的男执事为‚戴绿帽‛，清朝以前则称‚戴绿头巾‛，其源甚古。考《诗经》‚绿衣黄裳‛一句注为：‚黄为正色，绿为间色。以间色为衣，以正色为裳，是尊卑反臵。故绿色为卑贱之色‛。唐朝制度以绿色为罪人之衣，则绿色又成了耻辱的象征。元朝典章最为苛严，凡当妓女的家庭中的男子，限定要‚裹青头巾‛，违反的治罪。明朝制度，罪人和官妓皆隶乐藉，累代不得改业，乐人一律要戴‚绿头巾‛。清朝改制，头巾已被帽子代替，但绿色仍属贱辱卑下的象征。故‚戴绿帽‛一语便随时俗而兴。

(《北海日报》1986年1月7日)

桂林官话在北海

清朝至民国初年，北海、合浦人大都能讲能听桂林官话，是因为官府规定，官话作为读书、教书和官场交际的标准用语，不懂官话就等于聋哑人，士子不能应考科举，不能当官办事，商贾无法做买卖，以至九流三教、贩夫走卒，无不把学会官话作为糊口的起码技能，作为家庭内助的妇女，也有相当部分‚解官话‛的呢。可见此种官话在当时社会的普及。

清朝官府作此规定并非无故。因为两广属‚百越‛民族地区，上古时代，散居此方的土著民族、部落相当的多，方言土语十分复杂，竟至一个村寨同时流行几种土语，这种地域条件造成的‚语少正音，书多俗字‛的特殊现象至今仍然沿袭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中原‚正音‛的标准用语，外省人在此地生活多有不便。更主要的是因为明、清官制，地方官必须由外籍人当，‚一朝君子一朝臣‛，一位府、县官来上任，必然‚引进‛一班‚自己人‛，上至同知、县丞，下至书吏、司库都非本地人；还有这班人的眷属呢。因此之故，官定官话为标准用语是势所必然了。不管如何，这种规定客观上有利于南北思想文化交流，是一个进步的措施。

官定用语的成文案卷已无法看到了，笔者是从亲历和一些零星资料作出上述定论的。在30年代以前，合浦的秀才、举人老爷们交际应酬都讲桂林官话俗叫‚鸭矢正‛(其义待考)，北海的私塾老师开讲《四书》、《古文评注》、《唐诗三百首》都用官话。学生们朗诵唐诗、宋词也用官话。清光绪九年(1883)，吏部主事唐景崧奉旨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助越抗法，途径北海，在他笔记中说：‚廉州北海妇女解官话。‛可为根据。

(《北海日报》1993年6月28日)

方言顺口溜

廉州话‚晒‛与‚柴‛同音；公馆捱话‚太‛与‚大‛同音；高州话‚买‛与‚卖‛同音；普通话‚歪‛与‚坏‛近音。北海人据此编顺口溜：‚廉州无晒柴，公馆无太大，高州无买卖，老兄(北海人过去把说普通话的人叫‘老兄’)无歪坏‛。同是一个韵脚，曲尽其趣。笔者当年公差所至，也遇到过因不同方言产生的误会。乘阳江人的机帆船去涠洲，夜航风大浪高，船主老劝旅客：‚快衰（睡)!‛印证了‚阳江佬买席——无衰(睡)罗来衰(睡)‛的歇后语。

在天等县买香蕉，壮族老农要价是‚一角钱一‘堆’‛。当付钱准备拿走其中一堆时却被制止，原来‚一堆‛实是‚一对(二条》‛之误。

在海口一间低档旅店下榻，房间设备简陋得连张桌子都没有。向服务员要，她用手连连拍打床榻后走开。海南黎话，床榻与桌子均叫‚台‛。难怪这黎妹讨厌我啰嗦了。男女二人各乘单车对面相撞，女的被撞歪前胎，骂道：‚你撞坏了我的‘胎’了!‛男的揶揄说：‚那我要赔二条命了?!‛女的红着脸悻悻走了。原来北海人把车胎说成‚车呔‛，女的说‚胎‛虽正确，但不谐俗，故受揶揄。

于是我把上面顺口溜续了几句：“„„阳江无睡衰，天等无对堆，海南无床台，北海无呔胎‛。

(《北海晚报》1996年5月22日)北海合浦方言中的黑话与暗语

晚清时期，会党如林，个中成员复杂，良莠兼收，孙中山闹革命，曾利用会党成员组织民军推翻了腐朽的清皇朝，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所使然。北海合浦在当时是出名的‚贼薮‛(俗称薮为‚斗‛)，山有山寇，海有海贼，都是“三点会”的成员，亦有殷实良民被迫入伙的。其中绿林团伙专以打家劫舍，绑架勒索为事。为便于联络通气，故编造了一套黑话。这种‚贼佬话‛也渗融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中，余韵绵历近一世纪而未泯。北海和合浦人至今仍不时使用而不自知。因偶然机会的触发，特介绍一、二以飨读者：

时间：1993年×月×日。地点；廉州镇某饮食大排档。

食客甲、乙，均年过花甲的殷实农民，操廉州话。

甲：‚今日，‘趁闹卖扁嘴’不得价。买了一件‘纸扎’，已无求头搬沙头’了，请借点‘水’给我，回到‘青林’即还。‛

乙：“我带‘水’亦不多，还要买‘十戥和香，四戥粉球，一只棉花包’做清明呢，对不起。‛ 甲、乙离座，皆有醉意。临行，甲关照乙：“记得拿‘二天’啊。‛ 你听懂了吗?翻译如下：

甲：今日趁圩卖鸭子不得价。买了一件衣服，已不够钱买米了，请借点钱给我，回到乡下即还你。乙：我带钱亦不多，还要买十斤烧酒，四斤猪肉，一只鹅做清明呢，实在对不起。临行甲关照乙说：记得拿你的竹笠啊。

北海商场也惯常用这种黑话，如说黄金为“老黄”，白银为‚老斌‛，一万叫‚一方‛一千叫‚一撇‛，一百叫‚一日‛，付款叫‚过水‛或‚磅水‛，用假钱币骗兑真钱币叫‚丢包‛，赌番摊叫‚梗心口‛，吸鸦片叫‚咬云‛，嫖娼叫‚玩耍‛……限于篇幅不能备述。

另外，商场对数码的称谓也另有代词，但不属黑社会的‚贼佬话‛，完全出于商业机密的需要。如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称为‘上字斗山轩光允整竹耳‛。亦有称作‚左捻川罗抓坡星眉湾月‛的。不过北海只用第一种称法。

由此可见，不管是淳风或者陋俗，如果形成风气，普及社会，欲移风易俗，谈何容易。

(《北海建设报》1996年1月17日)

东坡改诗和“狗喽喽花”

传说苏轼见王安石的诗有‚明月枝头叫，黄犬卧花心‛这两句，以为不通：明月怎会叫?花心怎容得黄犬卧?便把它改为‚明月枝头挂，黄犬卧花阴‛。因为这样才说得过去。王安石满肚是气，所以特地把他贬到海南岛和廉州来(按苏轼贬海南，后来量移廉州，根本与王安石无关)。东坡南下后，看见海南有一种见月则鸣，故名‚明月‛的野鸟；廉州有种蕊中有虫似黄犬的野花。于是，他后悔当日改错了诗。

廉州确有这种‚黄犬‛花，俗名‚狗喽喽花‛，草本植物，春夏间开花如指头大，色紫或黄，瓣细如绒，花蕊黄色。小孩戏摘之，对口对花心大呼‚喽喽‛，则有小虫自花蕊出，如小狗状，故花名‚狗喽喽‛。用叫狗的声音来作花名，这是廉州方言的特殊现象，怪不得连苏东坡这样的大学士，也大惑不解了。

(《北海日报》1985年5月25日)

“风报”一词的由来

1987年农历五月初六中午，我市突然来了一阵急风猛雨，顿时飞沙走石，如万马奔腾而过。有人惊呼：‚风报来了!‛

“风报”，是北海合浦地方方言，指的是没有一定规律、突如其来、片刻即过的迅猛风雨。这是本地人称这种气候现象的‚专词‛。不了解出处原委的人，通常写作‚风暴‛。实非。

风报，本属飓风。清代吴震方著《岭南杂记》引季麒光的《台风说》中提到，南海中自正月初四日起至年终，共有18场‚飓(风)”，每飓各有专名。如正月初四起的风叫“接神飓，俗名‘报’，五月初五日(是)屈原飓”。风报的特征是‚无常期且急于台(风)”，与事前有迹象可测，来势由缓慢而渐增大，且为时‚少则昼夜，多则三日‛的台风有别。无怪本地渔人流传‚台风如大贼(事先有警)，风报如小偷(来时无踪)”谚语了。今则把飓风与台风并称，而风报却成为上述现象的专称了。

照《岭南杂记》的说法，农历五月初六在我市出现的大风报，称之为‚屈原报‛或‚龙舟报‛亦无不可。因为节期气象〃前后浮动一二天也算应验的。

(《北海日报》1987年6月9日)

北海端午旧童谣

小时候，最高兴的，除过年外，便是五月初五看龙船了。记得曾跟群儿传唱一首以‚看龙船‛作‚兴‛头的童谣，至今回味，觉得很有文学价值，特默写出来以飨读者：

车车转，浑浑转，阿妈背(音咩)我睇龙船。我无睇，睇鸡仔。鸡仔大，阿爸担去卖。卖得几文钱，买种撒落田。田头来帮勇，无准担屎桶；屎桶熏倒人，要罚三两银。阿爸银无有，牵去一条狗。狗仔吠‚汪汪‛，惊怕被人劏，劏了狗仔捉鸡仔。鸡仔被捉完，明年净心睇龙船。

考此童谣起源于辛亥革命前。那时，游勇横行，结伙冒充官兵，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农民是直接受害者。于是便有‚好事者‛借儿童之口发出怨愤之声。

(《北海日报》1996年6月26日)

北海筵席十人一桌的起源

北海的喜庆酒宴，在抗战前原是8人方桌一席的，俗称‚八仙台‛。1946年以后才改为圆桌10人一席。这种惯例，原是由号称北海商场‚四大天王‛之一的荣昌泰老板吴颂南开的‚风气之先‛。

吴颂南所以同另外三位被公认为商界四杰，确有他们的独到之处，除了‚矢窟夹算盘‛这种生意人共有的本能外(就是今天说的讲究经济效益)，他们还有想他人所不能想的本事。因此各人都有一二件佳话流传。

且说吴颂南长子已届婚娶之期。早为酒席如何开得合算大动脑筋。一天接到请柬，赴天海楼的包厅宴饮，主客恰是10人，酒楼老板李大有特设圆席安排，这在当时是个例外。吴受到启发：娶媳喜宴能否改为10人一席呢?难题是市面出租的桌面都是方桌，向酒楼租用圆席又不够用且不合算。最后想通了：马上投资臵办了20席圆桌台凳和配套所用餐具炊具备用。吴老娶媳喜酒10人一桌开得别开生面，客人虽有微词，反而为他作了宣传。礼金赚了20％不在算，主要的是别人都竞相仿效。他这套台凳餐具出租却大行其道，一举两得。北海酒席10人一桌的惯例就此形成。笔者与吴生前有私交，故得其祥。

(《北海日报》1988年2月2日)

席上不闻觥筹声 菜肴分尽人自散

地角妇女吃喜酒有一种惯例：就坐人齐，便不由分说把菜肴统统夹到各自碗中，然后打包拿走即散席。以往如此，现今也不变，不同的是，过去包装材料限于芭蕉叶、芋叶、手帕、报纸等，剩下不能包走的菜汁、汤水，大家便送饭分享；有说有笑，尚有点宴乐气氛；而今有塑料食品袋，连菜汁汤水都能包装，故‚包干‛务净，散席迅速。陌生的外客对这现象，很少有不瞠目结舌，无以举筷的。

这种惯例，说是美俗未尝不可。据说最初是由包点菜肴回家给老人和孩子分尝而起，这种尊老爱幼的美德无可厚非。说是陋俗亦不无道理，因为10双筷子一齐交错飞舞，‚10大碗‛顷刻而尽，风卷残云，实有失斯文。但习惯成自然，要扭转也难。所以主家只能顺应并予方便，故女客宴席，一律分发食品袋，方便‚包干‛，这也算是物质文明条件下的新俗吧。

但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地角男子汉则属例外，他们浅斟慢酌，细嚼慢咽，尽享筵庆之乐，对女人的做法，一致否定。男女异俗，也算本地特色。

(《北海晚报))1996年12月24日)

死人身上为何放把刀

北海丧俗：死人装敛上箦未进棺材前，尸身上放把大刀镇住。许多人都说不出所以然。据我母亲说，是为了防止打雷或猫跳过尸身，发生死尸‚坐起‛的现象，这种尸变，一则把家人吓坏，二则不利于死者‚往生‛云云。又据她说青年时，大西街有某丧家停尸未敛，有家猫跃过尸身，尸体震动，箦床作响，吓得守灵子女四散一空。后来请巫师画符喃咒以厌胜，花了好些钱财。

关于尸变，《聊斋志异》和许多旧小说都有描述，使人毛骨耸然。这是小说家裨官之言，不必当真。说到北海丧俗用刀镇尸的做法，或许有某些科学道理?科技杂志介绍，尸体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会有生物电的感应而偶然出现震动(如说死尸坐起绝不可能，尸身关节僵硬，岂有坐起之理)。用铁器压尸身是否起到中和生物电的作用呢?当然在普及了火葬的今天，大可不必有此一举了。

(《北海晚报》1996年7月23日)

地角人的“花名”传统

到地角寻亲访友，如说不出被访人的“花名”(即绰号），得到的答复多半只是摇头。‚地角人只有花名‛的习俗莫明起始，但这种‚花名‛传统的妙谛很值得回味。‚花名‛能针对不同性格、气质、偏好、外表、生理、经历、技能等特征而定，用词鄙俚，但准确、凝炼、含蓄而蕴籍，可说是廉州山歌的派生，妙趣横生，令人一笑之余仍堪咀嚼。

两个酒量极大的人，分别叫‚无底瓮‛、‚痞沙头‛(痞——松而不实)；有个做了好事反被贬低的人叫‚垫脚石‛；有个水性极好的叫‚水犸留‛；有个排行第三而懒惰成性的叫‚水蛇三‛；一个沉迷赌博的叫‚摩烂牌‛；有个名声不好又无所作为的叫‚烂尿煲‛；有个能言善辩的叫‚审死官‛；跛子阿晚叫‚跛跳(读挑)晚‛；麻子阿养叫‚花面养‛；有个专占便宜人叫‚鹰不企‛；其它如‚开口螺‛、‚蚝蛎壳‛、‚断头虾‛、‚无螃(读孔)蟹‛……不一而足。至于妇女的花名，类多不雅，从略。有个地角人大言不惭说：‚全村人人有花名；独我‘沤烂板’没有。‛因之笑柄广传。地角花名传统至今不衰，且代有出新。

(《北海晚报》1996年9月3日）

新年漫话舞貔貅

过去，北海民间在新年的喜庆日子里，喜欢搞‚舞貔貅‛的活动来庆闹。在锣鼓和爆竹声中，只见两大汉舞着一只怪物冲出来，一人双手举着怪物的头，一人执着那怪物的尾，随着人的舞动，那怪物眨眼、顿首、张口、摇耳，跳跃、滚地……十分威武。这怪物便是貔貅，它的‚长相‛奇得很：眼如铜铃，血盘大口，狮子鼻，葵扇耳，还在头顶上长出一条翘角，令人望而生畏。

人们为什么要舞这奇异的独角兽?说来是很有意思的。原来，上古时，各部族都有自己图腾，图腾一般选择一些人们认为最有威慑力的猛兽来充当，如狮、虎、豹等。打仗时把图腾抬出去，目的想吓倒对方，在心理上占优势。开始，这些猛兽图腾是很有威吓作用的，但随著人类的进步，常见的猛兽便不可怕了，于是有的部族就根据想象另外创造出一些怪异的动物来作图腾，貔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在狮、虎、犀牛等外形的基础上加以夸张，‚青出于蓝胜于蓝‛，确实比一般的猛兽显得勇猛得多，可怕得多。春秋时的古籍《礼记〃典礼上》就说得很清楚，行军时，‚前有挚兽，则载貔貅。‛可见它是当时军中必备的崇拜物。怪不得后来把勇敢的军士也比作貔貅了。

社会进步了，自然界什么也吓不倒人类了，于是，图腾的意义便转化，由实用性变为娱乐性，比如古代只能绣在战旗上的龙，现在居然也能绣在被面上了。舞貔貅的风俗也是由军旅图腾演变来的，人类有枪炮了，举起一只怪兽吓不退敌人了，但在这个民族的心里，永远不忘曾经帮助过他们取胜的图腾。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这段历史。试想一下，在惊心动魄的锣鼓声中，在欢腾跳跃的貔貅身上，你难道不体验到古人那种胜利的喜悦吗!

(《北海日报》1987年1月29日）

元宵“偷青”与“上灯”

元宵节是继春节之后的传统大节日之一。合浦地方叫‚小年‛。过去过‚小年‛，最富地方特色的风俗要算是‚偷青‛和‚上灯‛了。

‚偷青‛是在元宵节黄昏前开始的。为了在元宵节中得‚采头‛，当天下午，城镇的居民们，个个艳装打扮，或密约情侣，或携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到郊外偷拔农家菜圃中的蔬菜。他们根据自己的愿望来采拔不同品种，如想生财则拔生菜，想勤恳就拔芹菜，拔生葱是想聪明．姑娘们多采菜头(萝卜)，密意在于嫁个称心夫婿，故以‚采头‛为吉兆。对此种约定俗成的‚偷青‛，菜农们只得用提早收获蔬菜或者往菜上洒淋粪水来对待。不然，丰茂的园圃畦陇．转眼便成邱圩。

‚上灯‛本是元宵灯会的美俗，封建统治者以这天晚上作为与民同乐，粉饰太平的活动，金吾不禁，火树银花，花灯花市，人山人海，好不热闹。而痴男怨女的幽会密约，更视此夜为千金一刻的佳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古代元宵的写照。但合浦过去元宵‚上灯‛却是另一回事。所谓‚上灯‛，就是谁家若在旧年生了男孩(生女则否)，新年元宵便要挂上一对花灯，并开‚灯酒‛请客庆祝。灯是从市场买来的，用芦茎结扎。外糊彩带，形制一如宫灯，把它挂在祖宗神祗的厅堂之上，然后大排筵席，庆祝添丁，以求吉莉。

(《北海日报》1987年2月12日)

怎样贴准门联

春节，我国民间有贴门联的风俗。贴门联不单能表现人们美好的愿望，而且体现了人们的文化素养，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但常发现有人把门联贴反了，这是有碍观瞻的。怎样才能把门联贴得准呢? 首先要把上联(对头)和下联(对尾)分别贴在那边的问题搞清楚。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上联便应贴左，下联贴右。左右的定位是这样：你站在门内，面向门外．左边贴上联，右边贴下联。

其次是分辩上下联。上联末字通常是仄声字(极少平声字的)，下联末字是平声字，这样读起来才顺口。掌握分别平仄的知识，一看对联的尾字便能分出上联或下联来了。分辩平仄方法很简单，若以广州话音为标准，字音拉长而不变音的是平声，如‚东‛、‚江‛、‚支‛等字；字音不能拉长．纵能勉强拉长，尾音必然变调的，如‚董‛、‚讲‛、‚纸‛等字，属于仄声。余可类推。

斟酌联语也可分辩上下联。拟对跟写文章诗词一样，语意都有主与从和起与承的规律。例如‚国安家庆；人寿年丰‛一联，分析联语，只有在国家安定团结这种政治局面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人民健康和发展经济。这样就不难辨别上联和下联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语意主从起承关系何等明显，因为如果没有新中国的男女地位平等之因，是决不能产生自由婚姻之果的。如果把这些意思弄清了，就不会因果倒臵，主从颠混了。

(《北海日报》1987年1月27日)

“送灶神”与“守门神”

合浦地方旧俗：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晚，家家户户均备酒茶果品和草料等物，焚香烛和‚奏疏‛一纸，向供奉在厨房里的‚灶神‛(又称灶君)祈求福佑。这种活动，谓之‚送灶君‛。据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灶神一年一度上天奏报人间善恶的日子，故在前夕向灶神礼拜烧‚疏‛以求庇护，祭品中的草料，是为送灶神上天的‚神马‛准备的。‚灶神‛是什么样的．诸说不一。《淮南子》说，黄帝作灶，死为灶神，把灶神说成是民族祖先的化身；《酉阳杂俎》说‚灶神名隗，状如美女‛；道教则称它为‚东厨司命。‛真是莫衷一是。追究起来祀灶神的风俗由来已久，并且不只合浦一地。唐朝罗隐和宋朝范成大分别有《送灶神》诗：‚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皇帝上青天。‛‚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可证渊源的久远。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最重要，这大概是古人之所以在过年时最先奉敬灶君的原因。在日趋文明的今天，盘飧美食无需祈求神明赐予，故此种旧俗早成过去。

‚看门神‛则是过去合浦地方独有的风俗。原来在元宵晚上豪门富户所贴的门神，眼睛往往被人剜去，为防止这种视为不祥事件发生，大户人家都派人通宵看守门神。后来形成了风俗。考究起来最初搞恶作剧的应是一些对豪门怀有恶感的穷人，后来则形成习惯，指导思想是希望分享有钱人的富贵吉祥，并非都抱恶意。此种无稽举动，辛亥革命后已不再发生了。

(《北海日报》1987年1月27日)

北海端午旧俗

传统的端午节，因五月“单五”日的谐音而名。北海端午旧俗丰富多彩，是受珠江三角洲和中原地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龙舟竞赛的传统节目，渔民是最早的主办者，他们笃信一年一度‚扒龙船‛，会使海步平安，渔业丰收。光绪初年，广府商人取代了渔民赛龙舟的主办席位。广东人写的《北海杂录》说‚埠上惟广商敛赀臵一龙舟，届节则铺张旗伞，绕游河内。此外渔人舟子，各以小艇竞渡为乐。‛所指龙舟，实为后来俗称‚花艇‛的前身，而‚渔人舟子‛的‚小艇‛才是竞渡的龙舟。到了宣统年间，北海商会成立．赛龙舟和游花艇活动，转由商会操办。1938年以后，民众剧社接替主办。这种活动，虽在直接受日寇战舰飞机威胁的抗战时期仍未曾中断，经‚三三事变‛浩劫的1941年，照旧有三艘龙舟下水。建国初期10年中，赛龙舟都由各个渔业社组织，市体委接手以后，这种活动便不经常。文革以后，连续中断了10多年，“扒龙船”仅成为北海人的美好回忆了。

游花艇活动原由广商引进。清人写的《珠江竹枝词》：“蝉鸣柳绿荔支红，画舫游人不约同。‛画舫便是《北海杂录》说的‚铺张旗伞‛的花艇。北海花艇用8只驳艇骈连，上铺木板，树以木柱，张以幢幔，张灯结彩，艇上臵酒唱曲，从游泳场到外沙来回‚游河‛，通宵达旦，鼓乐喧阗，与龙舟竞渡同是水乡升平景象的盛举。游花艇组织难度较大，故不经常，抗战后的1947年仅有一次。

粽子是应节的食品，民间作为礼物。传统的粽子须用红绳裹扎。人们还用雄黄调酒而饮并涂小儿面额；用香茅煲水洗身，谓之‚沐兰汤‛，以辟邪气；门悬香茅艾叶，以禳不祥。

端午日北京旧称‚女儿节‛，无怪北海妇女们在当日的节目够多了：节前用五色丝线编织成各种形状的小袋，装入臭丸樟脑，妇女和儿童人佩一个，意在辟秽避恶，却成为互相攀比手艺高下的时令工艺品；又采凤仙花叶和矾捣汁来染指甲，鲜红历久不褪；摘石榴花插头……等等。意为辟邪避瘟，实为时尚装饰。清人《帝京岁时记》：‚榴花似火，家人摘以簪头；凤草飞红，绣女敲而染指。‛故知本地风俗与京穗渊源不浅。

(《北海日报》1988年6月14日)

北海“鬼节”古今谈

农历七月十四日，北海市城乡的寻常百姓家，都例行过‚鬼节‛。

‚鬼节‛取义于梵语‚盂兰‛一词：即解放众生倒悬厄苦之意。据说古有目连之母死入地狱不得食，成为饿鬼，佛在七月中元用‚盂兰盆‛救她苦难，并诵经施食，这是盂兰节民俗的起源。《荆楚岁时纪》称为‚盂兰盆会‛，故知此俗起源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公元58年至75年之间的华中地区。

北海人过‚鬼节‛，无非围绕施阴济阳做文章。

当日，家家杀鸭(这是必备的主品)杀鸡，保持完只，与猪肉整块同锅汤熟，平列摆放木托子之上，谓之‚三牲‛。有钱人家还加一鹅一鸡凑成‚五牲‛。配以一盘方块形的米糕，俗称‚桥板‛的；还有必备的茶、酒米饭，才成为完整的‚牲头‛。点燃香烛，供奉于厅事中的祖先牌位之前，先由齿尊的家长(一般多为老妪当此主祭角色)领头，跪拜中唠唠叨叨，不外祈求家神祖先领祭，庇佑合家平安发财之意，以次按尊卑辈份先后跪拜，毕，焚烧预制的纸衣、纸鞋(市上应节商品之一)冥镪。家祭仪式结束。随之，把牲品切碎碗盛作奇数，朝门外拜祭焚烧冥镪纸衣鞋如仪，还烧爆竹一封。长短丰俭随意，谓之‚葫门烧纸‛，这是专门为本家以外，但有姻亲关系的‚外鬼‛而设的。这种仪式，多在中午时分完毕。

晚餐，合家团聚，共享祭余，高高兴兴地过节。除了家庭成员，一般不请客。懂事的也不登门作客。这种活动，与内陆地区无甚差别。北海的‚蛋家‛(渔家)亦甚重视．出海作业的都尽可能返棹回家过节。但是，节日祭品中的‚桥板餣‛则是北海的地方的特色。是用米粉黄糖为料，用特制的木模子压成长3寸，宽1寸的小方块，有各种精美的图纹，炊熟即成，是为应节的商品。据说是为了方便被幽囚的‚地狱饿鬼‛搭桥渡奈河来阳间享祭领施之用。此俗解放后已省，故而今已无此应节商品供应了。

此外，晚上还有“施幽”活动。即向幽灵饿鬼施舍之意。

当朗月初上之时，家家户户必备一副小牲品——通常是一个煮熟的螃蟹、一个鸭蛋、一尾鱼，还有三碗米饭、酒三杯、茶五杯，摆放托盆之上，点燃香烛，在大门之外，向游魂饿鬼施祭，烧冥镪衣鞋如仪。然后将牲品米饭统统送来前来守候的乞丐、孤儿等人。最后将绿豆芽或葛茹切丝往门外遍撒，‚施幽‛结束，即紧闭大门就寝。而今沿守此俗的已不多了。

解放前富商豪门，‚施幽‛亦是显示气派的活动。牲品丰厚，而且还撒铜钱钞票，视乞丐孤儿们抢夺牲品钱钞为乐，名为‚拖幽‛，实为‚济阳‛。不管如何，在旧社会使无家可归的可怜人难得一饱机会，亦算一种美德吧。

亦有于当晚做水陆道场和焰口等大型活动的。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解放后已彻底革除了。

(《北海乡情报》1993年9月8日)

广州话琐谈

新抱、塞孙

广州话称媳妇为‚新抱‛，或说是‚薪臼‛的转音。旧社会，新妇入门后三朝便进厨房‚洗手作羹汤‛，所以操井臼薪火的家务劳动，是当媳妇的本分。故云薪臼不无道理。

塞孙，即曾孙。《广东新语》说广州称曾孙为‚塞‛。塞者息也，是小之谓；息亦通塞，一说滋息；一说充满。因为至曾孙一代，家庭生齿已相当繁衍，人口充塞门户了，粤西区亦同此称谓。

扌若、抎、忄亟

扌若yug1，动也，《篇海》作呢角切，通指人与物的主动或被动。例如广州话说不得动手动脚是‚晤准扌若手扌若脚。‛说风吹树木动摇是‚风吹的树林都扌若晒。‛粤西区同。

抎wen2。《唐韵》作云粉切。《说文》释为‚有所失也‛。广州话谓寻找，本此而意有所伸。粤西区同。

忄亟gig1。《广韵》作纪律切。《说文》释为‚疾也，从心亟声。‛一日慎重貌。粤语本第一义意伸为伤心、哀毁、愁怼。如说伤心之极为‚真忄亟死人!‛粤西区同。

粤语多唐宋古音

粤语保持许多唐宋古音的事实，在写作旧体诗词和编写粤曲唱词的实践中有直接体会，而且早为世所公认的汉语声韵学权威王力先生在理论上作了肯定。他在征引晚近诸家学说时说：‚相信上古的(声)调类有四个，因为现代中国各地方言都保存着四声的痕迹。‛他还举例：‚吴语平上去入各为二。‛即四声各分阴阳，共八声。而‚广州(语)平上去各分为二，唯入声分化为三‛。即平上去各分阴阳二声，入声则分阴、阳、中三声共为九声。可见广州话比苏杭的‚吴侬软语‛声调为广，王力先生还论证广州话系统的声调说，与‚古代的声调系统大致相当。‛(《汉语声韵学>>453、565页)。他所指的‚古代‛，自注‚包括上中古而言‛。所以王力先生说写作传统诗词，最易分辨平仄的，当属闽南(客家)话与广州话。因为它还保持入声，而北京话早已没有入声了。当然，写格律诗只要掌握平仄，填词掌握平仄及其阴阳就够了，但撰粤曲唱词非要掌握九声不可，否则曲艺演员就因行话所说的‚顶字‛唱不下去。我们还注意到，用北京话朗诵诗词，因为把入声读作平声，对于音乐性很强的古曲诗词，就比不上用粤音(广州话与闽南话)表达得准确。以李煜《浪淘沙》为例：

‚帘外雨潺潺(阳平韵)，春意阑珊(阴平韵)。罗襟不耐五更寒(阳平韵)。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阴平韵)。独自莫凭阑(阳平韵)!无限江山(阴平韵)，别时容易见时难(阳平韵)。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阴平韵)。”

这首词非常讲究用韵的阴阳交替相间，用粤语朗诵，则低昂抑扬顿挫声调美可以完美表达，如用北京音读，效果似逊一筹。

粤语还有许多有声无字的词语，可以说是古音的“痕迹”和遗韵吧!

(《羊城今古》1994年第四期)

第二篇：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目 录

引 言...........................................................2一、二、南昌方言..................................................2 南昌民俗..................................................5

结论............................................................10

主要参考文献..........................................11

摘 要

方言自身是一种民俗事象，是民俗的内容，而且它还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本文试图从了解南昌方言和探求南昌民俗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说明两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关键词：南昌方言；南昌民俗；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引

言

方言自身是一种民俗事象，是民俗的内容，而且它还是一个地区民俗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是民俗文化赖以留存、传承的媒介。本文试图从了解南昌方言和探求南昌民俗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说明两者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一、南昌方言

南昌方言是中国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赣方言的代表。由于赣方言内部的复杂性，真正的南昌方言只局限在南昌市区及南昌县、新建县、进贤县管辖的部分地区。南昌方言具有与其他汉语言一致的结构系统和特点，其整体的语音系统还是相对一致的，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一）南昌方言的形成

为什么相邻两个村的口音都会天差地别，让我对方言的形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拜读各位学者的研究，得出方言形成的两个结论：

1、移民；

南昌方言作为赣方言的分支，南昌方言的形成和赣方言的形成密切相关。征以文献资料：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秦汉三国时期。始皇建立秦朝后,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强制性的人口迁移,其中著名的就有蔚屠睢发卒50万戍边,50万士卒分为5军,其一军“结余干之水”。余干水即在今江西余干县境内。这就拉开了中原汉族人民南迁江西地区的序幕。汉武帝时曾分徙汝南上蔡(今河南新蔡县)人于建城(今江西高安、上高两县)。① 新莽期间,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民纷纷南迁,江西接纳移民甚多。据近人统计,从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汉永和五年(公元141年)的140年间,豫章郡(当时整个江西设豫章郡一个一级行政区)人口自户67,462、口351,965,增加到户406,965、口1,668,906,实增加 户、口达5倍之多,其中除了人口自然增殖的数量外,北方南迁汉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历届朝代北人南迁中，江西接纳北人众多，促进了赣方言的形成。

2、发展融合；

夏商之时,江西为古代苗民生活的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在江西聚居,江西先后属于吴、越、楚的管辖范围,当时居民所使用的语言应属古越语和楚语系统。

原始赣方言的语音系统在东汉末年已经大致形成，而语音是方言的区别性特征，就此意义说，原始赣方言应大致形成于东汉中后期，衍生于唐五代，其人文格局却一直延续到两宋之际才得以确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种方言的确立并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语音特点，还取决于使用人口的多寡和文化影响力的强弱，而赣地区直到两宋之际才具备以上条件。南宋以后，赣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稳定。

赣方言的演变直接影响南昌方言的演变。南昌地貌多以丘陵为主，各地区比较封闭。因为移民源的不同，导致附近地区口音差异极大。南昌方言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移民、地理、交通等诸多影响因素。在历次移民浪潮的冲击下,中原汉语与当时接近吴语、楚语、越语的土语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形象、丰富、复杂的南昌方言。

（二）南昌方言的特色

南昌方言（下简称南昌话）的特色和其他方言一样，可以笼统的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本身的特色，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丝的走在南昌的老街，看着青砖灰瓦、古朴狭小的庭院，欣赏着街头艺人的心灵手巧，喂咂着一装装，一件件透着民俗味的老东西，成为我冬日午后的最爱。

（一）南昌民俗简介

南昌历史传承文化属于吴头楚尾，多元化的因素与包容性，让这里缺乏了特有的传统。尽管南昌的地域特征，已经被时间磨去了棱角，但是依然能够在历史的长河里找寻到印记。

1、垂钓

自古南昌人喜欢四季钓鱼,四季下钓,叫做四季得鲜。民间普遍有春钓鲗鱼、夏钓草鱼、秋钓鳞鱼、冬钓鲫鱼的习惯。据传古时的南昌,家家有网,户户有钩,老少皆喜欢在垂柳掩映的湖中垂钓。“万家灯火舞,渔船钓不收”。便是当时悠悠垂钓的写照。“钓鱼之乐不在鱼,而在治心遣兴也。

2、茶馆

在以江南才子王船山命名的船山路一条街上,就开有宝华楼、聚贤楼、陈源发3座大茶楼,相隔不到300米,各自都设有400－500个座位。靠闹市区,有德春园、春园阁大茶楼,靠东、靠北还有福裕楼、万花楼、四海全、福兴润、杏花园等大茶楼。其中福裕春茶馆,就有号称南昌市半员外之说。

3、万寿朝仙会

朝仙会也名敬香会，是奉祀许逊的庙会。在南昌地区最受人崇拜的是许逊，民间叫他为福主菩萨。相传大约在 1500 年前，136 岁的许真君及全家 42 人（连房屋鸡犬）一齐升天。南昌人为纪念许真君，将他升天的日子俗定为他的生日。为此每年的高安、上高、靖安、奉新、丰城、进贤等县的乡民，自愿斋戒沐浴，有组织地以乡、村、族为团体，组成朝仙会，前往西山万寿朝拜、进香。万寿朝仙会许多禁忌： 1、朝拜前需斋戒一星期； 2、须洗澡换衣服； 3、肩上斜挂黄色进香袋敲锣打鼓结队前往。为了能在八月初一的清晨得到头柱香，朝拜者需昼夜不停地赶往万寿宫。凡是得到了头柱香的人，认为是最幸运的人，比中了状元还高兴。

浅谈南昌方言与南昌民俗

科，六连盛世，七子团圆，八仙贺寿，九子十三孙，十全十美，百子千孙，万代富贵”之类；房柱上贴红对联，一般喜用吉祥平安词语，诸如“红日高照、紫气东来”、“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之类；要喝上梁酒，放鞭炮，送匾额，寓意“天长日久、洪福无边”。

住宅商铺多以吉祥美好词语命名，如旧时南昌茶楼的“宝华楼、聚贤楼、陈源发楼、德春园、春园阁、大福裕楼、万花楼、四海全、福兴润、杏花楼”等。

4、生意往来吉利语

南昌旧时商铺多贴“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对联；生意人见面只问“财路、财气、财源、财运”；生意场上的人在安排宴席时，往往上一道“发菜”（地毛菜），主人就是为了得到客人们“吃发、吃发，越吃越发”这句大吉利的“口彩”。许多酒家把“发菜炖猪蹄”叫做“发财到手”；宴席上行酒令划拳语也多用吉利语，如划拳口诀多为“宝不露、一心敬、哥两好、三三元（三结义）、四季财（四喜事）、五魁首、六六连（六六顺）、七个巧、八仙到、九长久、满堂彩”（各地划拳时口诀不尽相同，但基本以数为主，从零到十共十一个数，其数皆用典故巧妙呼出，且音韵和谐、语义吉祥）。

商铺名称多以“发财致富”有关词语命名，如“亨得利、荣昌、永昌、恒茂”等南昌名铺。

南昌生意人喜欢含有“八”的数字，电话号码多用“168”（一路发）、“518”（我要发）等。

5、日常生活吉利语

南昌旧时民间历来有多礼好客之习俗，待人接物、迎送往来、聚会闲谈中有意加之于良言吉语，称之为“讲礼数”、“作礼”，如此既表示尊重对方，又可营造和谐融洽之交际气氛，显示出优良的传统礼仪文化，其中不少词汇具有南昌方言的特色；

南昌旧时民间晚辈对长辈经常用“福气陀陀”[fut˥ tɕʰi

tʰo

tʰo]的吉利语，其有两层意义，一是形容老人生活中享受到了很多福气；二是形容老人面貌和颜悦色，精神健康愉快，满脸福气，所谓“想啷样就啷样，要

第三篇：方言与民俗调查报告

关于合肥地方戏庐剧的调查报告 关于合肥地方戏庐剧的调查报告 地方戏
关键字：庐剧 合肥 庐剧班 巢县 调查地点：合肥周边县镇 调查方法：搜集材料 民间调查 调查人：陈忠（机械 0804 学号：2008011540）

通过对我家乡地方戏曲的调查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地方文化，地方戏曲是 渗透了我们地方文化戏曲最多的一部分下面使我们对庐剧的调查结果。庐剧，原名倒七戏，又称小倒戏。它流行于安徽省江淮之间的皖西、皖中和江南部分地 区，是安徽省独具特色的地方剧种。倒七戏因何得名，无史料可考。艺人的传说亦不能解释“倒七”为何意。历史上，主要 流行倒七戏的地区如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六安、霍山等地均属庐州府或在庐州 府周围。1955 年 7 月 1 日，安徽省文化局报省委批准，以流行区古地名为由，把倒七戏改 称为庐剧。庐剧形成的年代，有史料记载可以参考佐证。1985 年，在安徽省巢湖市烔炀河镇上，发现一块清代同治七年（1868 年）刻的石碑。碑的上方刻有“正堂陈示”四个大字。碑文约 400 字，是当年在巢县任知县的陈炳所颁示的禁约。禁约计为四条，第二条即提到倒七戏。这块石碑的发现，不但证明了倒七戏这一剧种名称在 130 多年前已经出现，而且对其产生 年代提供了较为可靠的线索：即倒七戏这一剧种形成的年代，能追溯到 1840 年前后（清代 道光、咸丰年间）。庐剧源于何地，说法不一。一说是产生在合肥、巢县一带。这是由于 1949 年前后，庐剧在这个地区极为盛行，唱戏的班社亦多。特别是在巢县烔炀河镇发现有关禁倒七戏的石 碑之后，认为倒七戏就是从合、巢一带最早流行的门歌（亦称锣鼓书）小调、说唱发展而成。一说是形成于大别山一带。六安庐剧老艺人刘正元（1894——1964），1956 年在六安举办 的庐剧源流探讨会上曾说：“听前辈艺人传说，倒七戏初始于霍山、金寨、六安、商城、固 始一带”，亦即皖西、豫南大别山区。合肥的庐剧老艺人王业明、董少轩、李凤山等都说过，他们年幼学戏，师傅多是六安一带的人。这几位老艺人如果活着，都是一百多岁的人了。旧时庐剧班社大都是半职业性的（即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唱戏），长期流动于乡村集 市。演出时一般不上舞台，只打地摊子。一般演员都缺乏功底，只要有副好嗓子，会些“辙 口”就行了，久而久之形成了重唱不重做的倾向。所演剧目，多以“二小”戏、“三小”戏为主。唱腔多是一唱众和，锣鼓伴奏，不用丝弦，三五人凑个班子即可演出，谓之“两打三唱”。演员身兼数角，轮番替换，还要兼打锣

鼓。后来发展到“三打七唱”，“七忙八不忙”，亦还 未形成固定的角色体制。庐剧从前无女艺人，旦角多由年轻稚嫩，嗓音甜脆的男少年扮演。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庐剧班社开始进入城市，演出剧目不断丰富，角色行当也相应增

多，分为花旦、小生、青衣、老旦、老生、小丑六行。在倒七戏兴旺发达时期，每演出于各 地，即吸收当地流行的戏曲或民间艺术来丰富自己。有的班社还时断时续地与徽班、京戏班 合作，先由徽班、京戏班演出正戏，然后续演庐剧小戏，这种做法叫“四平带折”班或“乱弹 班”。与徽、京戏的合班演出，使倒七戏演员在唱、做、念的表演和锣鼓伴奏上都有了新的 不同的演变。而较有水平的倒七戏班不断入城演出，由于要适应城市观众的欣赏习惯，艺术 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倒七戏的表演比较简单。“二小”戏与“三小”戏中虽有些舞蹈动作，但并不与剧情 结合，且可在不同的小戏中运用。表演故事情节比较复杂一些的折戏和本戏时，主要是以唱 来表现时间、地点以及人物的内心活动，舞台动作很少程式，多为生活模拟，适当予以夸张。化妆也比较简单，用铅粉涂面，桃红或大红颜色涂在颊上。旦角多为男性扮演，头上扎着当 时妇女装饰用的“勒子”，上面镶上几颗“银泡”，脑后梳一条假辫子。花旦上身穿花布短褂，青衣穿蓝色的，皆无水袖，下身穿裙子或彩裤，腰间系一条绸腰带，有时也把绸带扎在头上，手里都拿着小手巾。男的扮公子的穿蓝色大褂，扮劳动者的穿短衣，腰里也是系绸带，手里 拿着扇子。后来，有的班社和徽、京戏合班，服装才有了改进。庐剧音乐包括唱腔和伴奏锣鼓，唱腔有主调、花腔两大类。主调唱腔曲牌计有二凉、寒腔、端公调、三

七、小生调、老旦调、老生调、老生衰调 9 种，长于叙事或抒情，多用 于传统折戏和本戏。花腔是传统生活小戏所用腔调的总称，多为专曲专用，名称多随剧目所 定，如“打桑调”、“讨学钱调”等，曲调朴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传统庐剧唱腔无管弦 乐器伴奏，唱腔的起板、收板、小过台和大过台之后的间奏、吆台托腔、换唱曲牌等，都用 锣鼓。解放后，庐剧迎来了新生，政府文化部门建立了合肥地方戏实验剧场，开始对庐剧艺 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导演制，改革音乐，建立乐队，将管弦乐器移植到庐剧音乐中，还革新灯光、布景、美化服饰，使庐剧面貌焕然一新。移植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一 段音乐唱腔“十八里相送”尤为脍炙人口，流行全省。庐剧著名老艺人王本银、丁玉兰、孙邦栋等在继

继承和发展庐剧艺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他们在庐剧观众中有很高的知名度，深受观众的喜爱。庐剧的传统剧目，可分为花腔小戏、折戏和本戏（包括连台本戏）。初步统计共有 292 个。花腔小戏多为“二小”戏、“三小”戏，内容以描写劳动生活和男女互相爱悦者较多，也 有一些是讽刺戏和闹剧，计有《点大麦》、《打桑》、《卖杂货》、《借罗衣》、《讨学钱》、《卖线纱》、《打长工》、《采茶》等 60 多出。折戏，一类是独立存在的，故事完整，有 头有尾；一类是由本戏中抽出来的，可以单独演出，又可连在一起演出，计有《花园扎枪》、《张太和休妻》、《侯美容降香》、《观画》、《山伯闯帘》、《英台打枣》等 78 出。本 戏（包括连台本戏）计有《休丁香》、《秦雪梅》、《干旱记》、《薛凤英》、《合同记》、《白玉带》、《卖花记》、《乌金记》、《双丝带》、《花绒记》等。庐剧流行区广，受各地语言、民间音乐和相邻剧种诸多因素影响，形成几种流派。西 路（亦称上路），流行于皖西六安、霍山一带，唱腔高亢奔放，小嗓（假声）用得多，山歌 味极浓。中路，流行于合肥、巢县一带，唱腔柔和甜美，兼收并蓄了西、东路的许多特色。东路（亦称下路），流行于长江沿岸的芜湖、无为等地，唱腔委婉细腻，多注重行腔韵味，形成独特的风格。1951 年 6 月 26 日，皖北行署文教处根据政务院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的决定，接收当时由民间班社组成的合肥平民剧社，建立私营公助的地方戏曲改革试点单位（仍用原

名），成为全省第一个国家直接管理的地方戏曲剧团。以后又几经改组，更名为安徽省倒七 戏剧团、合肥庐剧、合肥市庐剧团。庐剧得以不断创新，艺术表现力日臻完美，喜爱庐剧的 人也越来越多。1957 年 4 月，应文化部和中国剧协的邀请，合肥庐剧赴京演出。张治中、卫立煌和首 都戏剧界、文艺界的名流、著名演员以及许多热心的观众一起观看了庐剧首演。最令合肥庐 剧全体演员终生难忘的是，5 月 6 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省庐剧团的专场汇报演出，并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走上舞台，同演员一 一握手，称赞他们的高超演技。合肥庐剧在京演出历时 40 多天，在全国首次展现了庐剧艺术的魅力。《休丁香》 《借、罗衣》受到了首都观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重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晚报》 等报刊，连续发表了著名作家赵树理、艾芜、姚雪垠，文艺理论家戴不凡等人的多篇评论文 章，盛赞合肥庐剧这株“

第四篇：浅谈东北方言

浅谈东北方言

摘要：东北方言是北方方言中的一种,其简洁、生动、形象、昂扬、富于节奏感,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吻合。它是由历史的熔铸和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多元性文化现象。东北方言具有多元性,研究东北方言的形成,有助于我们了解东北方言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我将要从东北方言的形成，优点，特点，及其现在的传播的现状及形式这四方面来谈一谈这个贴近我个人生活的东北方言。

关键词：东北方言的形成、特点、传播现状及形式、东北方言的优点

正文：东北地区位于山海关以北，包含黑、吉、辽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东北方言口语词汇不仅为数不少，而且其中很多词汇基调健康，内涵丰富，极具个性，往往为普通话词汇和其他方言口语词汇所难以代替。东北方言体系开放、粗犷豪放、幽默诙谐、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特点，在中国大地上有口皆碑。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柏默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他们可以协助和启发。” 这说明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既相互依存,又有着各自内部的发展规律而独立存在。作为一个东北人，我为家乡的方言感到自豪，它渗透出东北人的人生哲理——热情、奔放，对生活始终充满期待，对未来永远怀有向往。我也怀着一颗热爱的心来介绍我每天说的语言。

最近在网上流行这样那个一段对话问题，一人问：“那本书没了没。”“没没。”“到底没没没？”“我说没没就没没，没了就没了，墨迹呢。”最后问那本书到底是没了还是没没。看到这段话，我忍俊不禁，我想把这份快乐传递，就急着和宿舍人说，没想到，他们反应的尽是茫然，我才发现，她们没懂，这是东北方言。不是东北人一般是不懂的，这就是地域的差异吧。由于我从小就在东北方言的语境中成长，对东北方言，我喜欢去了解和研究这种诙谐，豪放的语言。

第一，东北方言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东北方言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1、语言分化成方言的原因很多，但总的来看，地域的变异是形成方言的根本原因。从地域的民族构成来看，东北是一个汉、满、蒙、回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朝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民族间300多年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东北地区独具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并保留下无数反映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使东北方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如,东北方言中的“哈喇”(肉和油变质)、“喇忽”(遇事疏忽)为满语，松花(白色)江为女真语;吉林为满语，是“吉林乌拉” “吉林”意为“沿”，“乌拉”意为江)的简称,因在松花江畔而得名，卡伦(边防哨卡)湖为锡伯语等等。

2.东北方言中的外来语吸收现象东北方言中不仅融入了众多的满族等少数民族词汇,还融入了俄语等外国语。如称下小上大的水桶为“畏大罗”、称面包为“列巴”(俄语)等。

3.东北方言中的正字误读现象。语言的发展是由中原地区向全国扩散的,尤其满族入主中原后关内汉族冲破封禁出关到东北地区谋生,俗称“闯关东”,还有清朝时大批流放人员来到东北,都给东北注入了中原语言和文化。但由于发展的不同步和传输手段落后造成的差异,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为方言。如东北人常说的“母们”（我们）、“那嘎哒”(那个地方)、农村称呼老夫妇为“老姑姆俩”(老公母俩)、“干哈”(干啥)、“稀罕”(喜欢)都是误读而形成的。

4.东北方言中的一字多义现象。一字多义也是东北方言的一种形成方式。如“贼”，在普通话里是小偷,在东北方言里则有“非常”和“特别”的意思。“贼好”不是说小偷好，而是“非常好”意思。“贼漂亮”不是说小偷漂亮，而是“特别漂亮”的意思。“犊子”在东北方言里是贬义，近于“混蛋”的意思。但是语言环境不同意思也有不同。如“扯犊子”不是扯混蛋，而是闲扯、不干正经事儿的意思。

5.东北方言中的有待考查现象。

有一些东北方言很难找到它的出处和来历,外地人很难理解，但是东北人熟悉、认同、运用它。比如“埋汰”(脏)、“整个浪儿”(全部)等。东北方言与其它方言一样,其形成不是单

一、孤立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顺着东北方言这条藤，挖掘蕴含着的丰富的东北文化现象。东北方言还有的来自正字的误读。由于传输手段受限，加之东北口音影响，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成为东北方言的一部分。如“干哈”是“干啥”的误读；“稀罕”是“喜欢”的误读；“lèn”是“嫩”的误读；“得瑟”是“抖擞”的误读等等。这些误读在为东北方言增加了趣味性的同时，也传承了东北“黑土文化”，为东三省乡土文化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

第二，东北方言的特点。语音上，不分平卷舌是东北话的一大显著特点。比如经典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的一句台词：今天的你我能否重（cóng）复昨天的故事（sì）,我这（zè）张（zāng）旧船（cuán）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cuán）。宋丹丹作为一名北京人，以其过人的表演功力将这段话的“东北味”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外，这个特点在许多其他影视作品和小品中亦有所体现，它为这些文艺作品增加了不少亮色。在以元音“a”开头的词组前加“n”，是东北方言的另一大特点。如，“安排（”nān pái）、恩爱（ēn ài）等等。近些年来，由于普通话在东北地区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普及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特点已经很难显现，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很少有人再使用具有此特点的东北方言。在东北方言中，一些发阳平音的字往往读成上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国”、“福”、“职”、“蠕”等。除此之外，东北方言中变“üe”音为“iao”音的情况也十分常见，如“乐”、“学”等。以上这些特点使得东北方言更加风趣诙谐，读起来虽有些“土气”，却十分亲切。东北方言从发音上体现出了东北人憨直豪放的性格和无畏的个性。

构词上，东北方言特别常用叠词表程度，除了前文说到的“杠杠的”“嗷嗷”，还有“磴磴”（形容结实）、“呼呼”（形容迅疾）、“咔咔”（形容灵敏）等等，这些副词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动作或状态的程度之深，同时又体现出东北人直爽奔放的内心世界。

词语运用上，东北方言更是生动形象，贴近生活。例如，东北方言中，人们把没精打采的人成为“瘪茄子”，这是由茄子被霜打或日晒而呈现出来的蔫状所引申的；再如，“香饽饽”原指一种好吃的面食，却常被用来形容人气高的人或事物；又如，“铁”是牢固坚硬的金属，因此东北方言中常用“铁子”来形容与自己关系亲密、牢不可破的人…… 东北方言灵活的词语运用，像是为东北人的生活注入一针兴奋剂，让东北人如此有激情地面对

三、东北方言的发展和影响东北方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语言根基，也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第三，东北方言的传播现状及形式。

近些年来,东北方言通过影视作品，相声小品，二人转等形式突破地域局限,逐步走向全国,说明东北方言有很强的感染力。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是在媒体传播东北方言的领军人物。1990年赵本山小品登上央视春晚,紧接着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与观众见面,东北方言通过春晚成为各方言中最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小品《卖拐》获得2001年“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接着，东北方言剧《刘老根》在央视一套播出,立刻奠定了东北方言剧的万人迷身份。“忽悠”之后,全国一片“咋整”声。从乡村爱情到不差钱，从忽悠到急眼„„这些作品和语言体现着浓厚的东北文化底蕴,通过方言表现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东北人感到熟悉亲切,北方人感到新鲜有趣。南方人也能看得懂听得懂，在文艺百花园中又多了一朵奇葩，也为民族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壮大了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声势和影响，弘扬了地域特色，促进了文化交流东北方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语言根基，也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展望东北农村题材小品剧和电视剧的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持之以恒地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更密切地关注现实，更深刻地反映生活,在这一原则下，继承优秀传统地域文化,恰当融入东北特有的诙谐、风趣、幽默元素,这样才能多出精品,进而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回报。

然而，东北话之所以能快速推广到全国不仅因为东北方言小品影视的精彩，东北方言自身也有很多明显的优势。

首先，东北话最接近普通话，其中黑龙江、吉林一带大多数东北人说的 甚至比老北京的方言味道还少，这是一种很大的优势。正因为东北话相对标准，读音咬的较为真切，所以运用各种拼音手法都得心应手。在这个信息时代，这是个很多大的优势。

其次，东北方言许多俗语隐含着高度的人生智慧，并且寓意积极、劝人向善。例如“吃人家最短，那人家手软。”也是告诫人们不可贪图一时便宜这些来自生活得词汇虽然没什么大道理，但富于哲理，耐人寻味，使俗语也成了一本学不完的教科书。

当然，现如今，普及普通话的政策对东北方言正在影响，许多有有特征的东北方言也消失了，只凭口耳相传的东北方言也应该得到整理和保护。寻找另一种方法来传承和发展这种民间的方言！

著名学者钱玄同曾说：“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文化。方言是与特定的地域和地域历史、文化相联系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的结晶。汉语方言承载着中国多元地域文化，方言背后，蕴含着这种文化多样性的精髓。胡适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胡适认为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文学语言。一方地域的语言文化是自己一方水土独自创造的，是对人类文化多元化的具体体现。东北方言正以它独特、诙谐的语言特征强力的感染着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中华文化！我们祈愿东北方言和文化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创出精品,继续为丰富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添砖加瓦，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让民族语言、文化之魂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邵则遂，刘宝俊 《大学生语言学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马思周、姜光辉 《东北方言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罗常培 《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年

韩耀旗、林乾 《清代满族风情》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金启孮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金芳 《解读东北喜剧小品》

中国喜剧网，2004年5月

张婧、陈坤 《东北文艺现象透视》

艺术百家 2007年

第五篇：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在网上看到广东一所学校校长禁止学校里说方言。我不知道那是所什么学校，记得这样的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倒是碰到过，因为那是培养演员的学校，学生来自各省市，要不在学校把方言“禁掉”，台词课上起来就很吃力。拿我来说，要不是严格训练，前后鼻音一辈子也分不清。但是，我并没有把方言丢掉。

不过，对于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我倒是觉得普通话能听能说就可以了，不必人人字正腔圆的。

说到底，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工具。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方言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民族的语言，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过去有“官话”，后来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偏安杭州，把“官话”带到了江南，至今还有将杭州话称为“杭州官话”，杭州话里有很多“儿化韵”，也是北方的官话里带来的呢。

我有一个亲戚，儿时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在上海时学会沪语和国语；在香港学了广东话和英语，后来又去美国念大学，大学毕业刚进美国一家公司，恰遇国内去了个团和公司洽谈生意，团内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随团的翻译却听不懂粤语、沪语，只会说普通话。公司方面把我那位亲戚找来，很快就让各方沟通了。事后，美国公司在短时期内将他提拔为远东部门的负责人。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语言作为工具之重要。多掌握一种语言会拓宽你人生的道路。而且如果上述的那个中国去的团里，大家都会说普通话，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但是，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万万不能禁止或取消的。它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植根的土壤。方言中有许许多多来源于生活的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替代不了的。中国文学的代表著《红楼梦》、《水浒》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具体意思，江南人都懂(林黛玉就是从江南到北京去的)，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那原来生动有趣的语言打了个大大的折扣，也很无奈。我们看北京人艺演老舍的《茶馆》，觉得语言特别有味，其实，这部戏说到底是一部北京的方言话剧，有一些对白，即使会说普通话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听不懂的。

方言也是一个人与故乡连系的情感纽带。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听到乡音，就知道是故乡人，就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到了一个新地方，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会有一种陌生感，孤立感；然而，如果你去学习当地方言，哪怕说不好，你会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间，就会受到欢迎。这种由语言建立的情感，也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普通话和乡音方言，都应该会说会听，是缺一不可的。

特色与危机并存

近日，上海市教委表示要大力推进学龄前儿童沪语教育工作，遴选有条件的幼儿园进行上海话教学试点，并逐步在全市推行。

方言不仅是人们日常交流的工具，也是一种深深植根于心中的文化记忆。如何保护和传承方言，现在已成为不少地方共同关注的话题。

我国从1955年开始在教育体系中推广普通话。到2010年，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54%以上。相比普通话推广取得的成就，方言却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化了。

传承文化内涵多

“方言是宝贵的地域文化载体，是汉语文化的财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韫佳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据了解，方言的种类繁多，以不同地理划分方式归类于不同的地方语系。其中官话、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赣语、吴侬软语等七大方言支撑着汉语的整体架构。

一位广西的李先生说：“我来北京三年，普通话越来越标准，现在都有人说我有北京口音了。但跟老家的朋友在一起，我们还是说广西方言。”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汉语方言学专家王莉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是广西人，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说家乡话会感到格外亲切，甚至想前去与之攀谈。”

此外，方言也是一些地方艺术的依托。像苏州评弹、越剧等地方艺术，都要用当地方言去演绎，才更有魅力和特色。

“渐行渐远”需保护

“只有在老乡聚会的时候才会说方言，平时都讲普通话”，当被问及日常生活中是否使用方言作为交流语言时，一位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吴女士说。

据了解，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语言报告》中，中国包括82种语言。学术界估计，如果算上那些尚未进行系统调查研究的语言，中国的语言大约有120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漩认为，目前这120种语言近一半处于衰退状态，有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

王韫佳分析说：“语言的使用是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老百姓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有声信息都是通过普通话来传递；其次，汉语方言的衰落也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普通话教学有关。此外，人口的频繁流动也使得地方语言难以长时间保持原汁原味。”

多种形式存方言

2010年，粤语的存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普”、“粤”能否共存，怎样才能给方言留存一定的生存空间等问题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

对此，王莉宁分析道：“普通话与方言都是中华语言文化的载体，二者并不对立。普通话作为通用语、大范围使用的公共语言，利于日常交流。但在私人场合，可以给方言一定的生存空间。”

王韫佳认为，对于保护方言，语言学工作者不仅要对汉语方言进行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数字化的手段把有声方言资料永久性地保留下来。

令人欣喜的是，浙江省温州市于近日在市图书馆发布《温州方言文献集成》，以图书文字的方式对方言进行了保存。此外，山东省青岛市也在日前启动了方言保护工作，对方言的传承和保存进行整理和录制。

公司禁讲方言令掀网络热议近5成网民不反对使用

上班时间说方言到底行不行呢？新华调查最新结果显示49.8%的网民认为只要不影响工作，说方言完全可以。50.2%的网友则选择在公共环境应该说普通话。调查结果表明国人在处理普通话同方言之间关系时已建立起成熟理性的心态。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语言文字是我们宝贵的财富。虽然各地的文字书写大体一致，但方言作为地域人文的产物却千差万别，语言的多样性从一个侧面彰显着我国文化的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希望给方言更多的发展空间，只要在工作允许的范围内，说说方言大可不必如此“言重”，但同时网友也认为在公共场合应该使用普通话。新华调查结果也印证了网友的观点，62.3%的网民选择在亲友和同乡面前说方言，而选择在上班时间说方言的只有10.1%，仅3.62%的网民选择在公共场合说方言，另外各有12.3%和11.5%的网友选择了只说方言和只说普通话。

普通话盛行不减方言文化情结

新华网郑州2月25日电（记者双瑞）“有一种寒暄叫‘弄啥哩’”“有一种聊天叫‘喷’”„„春节期间，印有洛阳方言附普通话解释的扑克牌在洛阳春节庙会上，几天内卖出数万副，并在网络上刮起晒家乡话、说方言的风潮。

洛阳方言扑克创作团队负责人、36岁的高校教师郭栋没料到，自己的一个想法能得到这么多人认同。他说，吸引大家的不仅是对于方言文化的心领神会，更有对抢救方言的紧迫感。

中国地域辽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山川阻隔、人口迁移等地理、历史和社会因素，形成了多种带有浓郁地域文化特色的方言，承载着各个族群的情感和文化记忆。近年来，随着普通话推广的深入，不时传出方言式微的说法。

上海人一度以自己的沪语为傲。有土生土长的“老上海”说，曾经上海商场里的售货员听到顾客讲普通话，态度都会冷淡不少。但如今，据媒体报道，一家剧团招募演员，几乎找不到能说地道上海话的孩子。

遭遇这种尴尬的不止是上海。高校新生开学时，很难再见多年前大江南北方言齐聚的场景，80后90后们尤其是家在城市的，往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方言？我不太会说啊。”

“没有方言，就感受不到家乡的亲切感了。”郭栋说，方言扑克的创意最初就源于自己回乡所受的“刺激”。在外地求学时，他每次回家一下火车就听到地道的洛阳话叫卖声，后来却变成了普通话。惊愕之余，他发现身边许多人都摒弃了洛阳方言，有些家长嫌“土气”干脆不教给孩子。

在郭栋看来，放任方言艺术湮灭，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行为。他说：“推广普通话和传承方言并不冲突。方言代表情感认同、地域特色，弃之不用等于割断了与文化母体的血脉情缘。”

郭栋迅速召集起一个团队，想通过合适的载体为传承家乡话做点事情。他们搜集了许多“土得掉渣”但充分体现洛阳特色的方言词汇，加以注释，印在了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扑克牌上。

春节期间，正是中国人乡情最浓、归属感最强的时候，洛阳方言扑克勾起了人们对家乡话的集体记忆。一石激起千层浪，方言扑克的影响力冲出了洛阳、河南，网络上许多地区的人都在温习甚至“恶补”已生疏的家乡话。

“很多意思用普通话表达不出来，见老乡我还是愿意说方言。”老家在福建的客家人赖华容说，客家语在她那里传承得比较好，她笑称体内潜伏着根深蒂固的方言情结。

教授教方言，方言也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学校教普通话没啥奇怪，但你见过大学课堂上，教授们专门教授方言吗？昨天，武汉方言研究班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开课，这也是全省高校里开设的首个方言班。而教授的方言正是武汉话。（武汉晨报，9月9日）

在人们的印象中，相对于普通话，方言土语似乎难登大雅之堂，大学专门开设方言学习班似乎没有必要。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语言，方言有时候承担着普通话难以实现的功能。方言并非可有可无，方言同样是宝贵的文化财富。

语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不同地域的方言，或者形成于人口迁移和地域阻隔，或者形成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体现了不同地域间的人群接触和融合。传统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民族迁徙，更直接造成了不同地域方言的形成。同时，各地域方言中又有相似乃至融合的部分，也是民族融合的见证。由于方言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使用，这就决定了方言使用者和受众的局域性。但恰恰是方言的这种局域性特点，使得方言成为了解当地民俗风物的重要工具。不论是古代文献典籍，还是地方戏曲，大多蕴含着方言这一文化符号。以《楚辞》为例，其中就包含着许多方言俗名，比如研究《楚辞》中的方言名物，对于研究古代语言嬗变和名物风俗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方言，还是当地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方言就是文化心理认同的重要符号，对于地域文化发展和情感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由于方言中包含浓厚的地域文化底蕴，而且方言研究与音韵学、训诂学等学术研究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方言对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现代社会来讲，具有地域特色的方言，在影视等文艺作品中的作用也开始显现。适度应用方言，可以有效提高文艺作品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对于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亦与有功焉。

现实情况是，由于对方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方言除了在乡野草莽间通过口耳传播之外，对于方言的学术研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研究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束之高阁”，无法在实践中有效应用。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一些方言语词正面临消亡的危机。甭说城市居民难以理解方言，即便是乡村青年，有时对于老年人的方言语汇也无法通晓。而日渐发展的网络语言，也在不断消解侵蚀传统方言。

方言并不是绝对的，随着时间的历练，被普通大众接受的方言语汇，可以考虑纳入普通话范畴。举其一例，近年来，随着赵本山小品的走红，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忽悠”、“得瑟”等方言语汇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成为普通话也指日可待。我们可以接受“网络潮语”，对那些逐渐大众化的方言语汇也应该秉承兼容并包的心态，给予其充分展现文化魅力的空间。

普通话作为全国范围内的正规语言，当然有其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但方言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归根结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发展应该是兼容并包的，普通话和方言应该各美其美，包容发展，共同铸造珍贵的民族文化宝库。

新华调查：方言需要从娃娃抓起“拯救”吗？

新华网北京1月17日电（记者赖臻、赵仁伟）“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教师”“在幼儿园、中小学开设闽南方言课程”„„最近陆续召开的部分地方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关于“保护方言要从娃娃抓起”的呼吁不绝于耳。

随着人口的流动、社会的多元化以及普通话的推广，一些方言日渐式微，由此引发的“拯救方言”的倡议和行动浮出水面。有关专家指出，部分方言的衰退是社会进步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但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并非“势不两立”，应在坚持推广和规范使用普通话的同时倡导语言和文化多样性，对方言及其背后的地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

方言，渐成“逐渐消逝的声音”？

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建中建议，在公立幼儿园配置北京话的教师，儿童每周上一节课；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入选学科目北京乡土地理；在各层次考试包括高考命题中，有意识地增加方言方面的题目。“作为北京人，我不想等自己老了，看到年轻人已不知北京话为何物。”万建中说。

无独有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提交了一份《以歌谣为载体采集保护、抢救整理北京地方语言》的提案。鲁景超告诉记者：“我是一个老北京，在胡同里长大。最近，我在一个电视剧中听到一个小孩儿唱老北京的儿歌，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好像儿时的记忆重现眼前。”

鲁景超说：“方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是一块土壤上人们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浓缩，但现在真正说老北京话的人太少了。如果那么多方言都消失的话，我们的语言就太单调了。”

蒋玉辉夫妇分别是山东威海人和浙江温州人，12年前，两人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结婚并有了孩子。别看一家三口都是北京户籍，却没人会说北京话。蒋玉辉告诉记者，在这种家庭语境中成长，孩子自然也是普通话，与他们分隔两地的爷爷奶奶或是姥姥姥爷，每次用家乡话进行交流时，孩子一概是听不太懂，“语言不便，想亲近些都不容易，看到老人情绪低落，我也很无奈。” 方言虽亲切，普通话更重要

对于代表委员们力挺方言的呼吁引发社会热议。有观点认为，文化始终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在现代社会，随着文化融合步伐的加快，地域传统文化的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流失，一种方言一旦失去交流工具的功能，必然难逃被淘汰的命运。

实际上，语言的消失是世界现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发布的信息显示，在目前存世的6000多种语言中，有近2500种属于濒危语言，其中超过200种语言会在50年内灭绝。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据统计，中国56个民族使用着大约80种语言，仅汉语就又分成七大方言、数十种次方言与无数种土语。但多种语言、多种方言也成为人们之间交流的障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0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的法定地位，规定其为国家公务用语、教育教学用语和广播电视基本用语。

与此同时，方言的生命力依然旺盛。实际上，近年来在一些地方，普通话与方言“争地盘”的现象并不少见。2010年广州亚运会召开之前，广州市政协便提出提案，为给亚运会营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建议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增加普通话节目播出时段，随即引起社会热议。

也有网友认为，留住方言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保护意识，在当今时代过分推广方言则稍显狭隘。有网民尖锐地指出：“过分强调方言的保护，违背了宪法的精神，也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专家：方言保护需科学 切勿乱“进校园”

针对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问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普通话和方言从来都不是对立的，普通话在全国通用，方言在方言区使用，二者各自发挥其功能和作用，满足不同层面的要求。对待一些濒危的方言，还应该进行调查、整理、研究和保存。

“今后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广普通话，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要对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进行‘科学保护’。”鲁景超说，抢救、整理和保护各民族语言和方言势在必行，通过抢救手段把那些语言用声音的形式留存给后人。

据了解，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试点工作，调查收集当代中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态和有声语料，并进行科学整理、加工和有效保存。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黄涛认为，语言既有交流工具的属性，也有文化属性，一些方言的工具属性可能在逐渐淡化，但其文化属性仍然珍贵，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加以保护。对于许多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日益边缘化的状况，可采取推广普通话与提倡双语制并行不悖的策略。

不过，对于“方言进校园”的倡议，人们意见不一。北京四中语文高级教师刘葵说，方言是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文化价值的语言，但方言主要靠生活圈子形成，并不是靠开课程能解决的，可以采取选修课的形式，但要尊重孩子个人的选择。北京学生家长黄爱芳表示，可以让老师们在日常教学中讲一些，让孩子们做个了解即可，如果专门开设课程意义不大。况且一旦上升到考试环节，无形中还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