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合理的税收逻辑

第一篇：关于构建合理的税收逻辑

【编者的话】纳税人有哪些权利？政府拿税收做了什么？什么是“阳光预算”？个人所得税怎样征收才合理？你交了多少隐蔽的间接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如何解决？从过去大众普遍对税收和财政预算漠不关心、一无所知，到现在“税痛指数”成为人们关心的热门话题，可见我们已进入税感时代，财税知识的普及势在必行。近日，著名财税学者李炜光的《税收的逻辑》一书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此，新京报记者、本刊特约记者张弘专访了李炜光。

构建合理的税收逻辑

□李炜光 张 弘

税收伦理

税收不能回避道德问题

张 弘（新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所指称的税收伦理，其核心内容是什么呢？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最具思想力的财政学者之一，其论文《公共财政的宪政思维》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学研究的开风气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炜光说财税》一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以下简称“李”）：税收伦理的基本问题我理解应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税收的征收和交纳主体，即政府和纳税人怎样行为才合乎税收事物的发展规律，我们的社会制定一个税收道德的目的是什么，还应当回答社会治理税收活动各种道德原则和规范，并使其为社会普遍接受和遵行，比如公平、正义、人道、为善、诚信、节俭等，以及如何使这些公认的税收道德在一个社会中推广实现。而倡行税收道德的目的，无疑在于保障和维护基本的税收秩序，增进每个纳税人的利益，如拉布莱所说的，建立一个“充满自由与责任的自由国度”。有人说道德是针对个人而论的，征税属于公权力运作，不应用道德约束之。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因为税收是征收者和纳税者之间的双向关系，与私人部门直接相关，而且税收制度和政策也是与他人一样的“人”来制定的，有道德和无道德，其结果绝不会一样。税收不能回避道德问题。

记 者：“无代表，不纳税”应当是财税征收中政府与民众的基本关系吗？

李：“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体现的是税收的宪政精神，产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约翰王与二十五名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规定的非经以贵族为核心的会议之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已经包含了后世议会所具有的征税权，成为“无代表不纳税”原则的思想基础。北美殖民地之所以要求独立，只是对英国强加给北美的各种新税收（印花税、糖税、茶税等）的不满。征税本身并没有错，哪怕多征一点，哪怕交了以后政府有滥用都在所难免，不一定构成革命的理由。真正有问题的是在决定征税这件事上人民没有参与权，没有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国会中就参与征税问题进行讨论和投票。征税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剥夺，从情理上说首先应当事先征得纳税人的同意，或者说只要没有经过选民哪怕是间接同意的征收，其合法性来源就都不充分。

在现代社会，税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数量的财产而使政府具有从事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一种活动，本质上是公民为购买政府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这个解释合乎现代税收的本质，突出的是公民在国家税收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税收主权。公民通过法定程序和自己选举的代议机构授权政府依法征税，人民自己也有责任（准确地说，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依法纳税并监督政府履行财政职责的全过程。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由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每一分钱都来自公民的口袋，税收的增加就意味着人民手中可支配货币的减少，所以任何财政税收事务，政策制度的制定、出台，都必须首先取得人民的同意或谅解。在我看来，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尊重、维护和扩大公民的政治与财政预算的参与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征税、用税过程中政府与人民应有的“基本关系”。

记 者：您认为，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治理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是“财政”的全部内容，并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我所关注的是，前不久，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究竟属于谁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网民的关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我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近三分之一。那么，外汇储备究竟是谁的钱？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过程。

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出口商品或劳务，挣回美元等外汇，然后将这些外汇的一部分或全部卖给银行获得人民币。外商对中国投资也往往需要将手中的部分或全部外汇资金换成人民币，也得将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在保留一定额度外汇用于日常业务后，将其余外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一旦被央行购买就成为国家外汇储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已不再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出口等所获外汇收入，可根据其经营需要自行保留或卖给银行。

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和个人不是把外汇无偿交给央行，而是通过银行卖给央行，并获得了等值人民币。这些交易都是出于等价和自愿的原则，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在外汇与人民币兑换时已经实现，即“银货两讫”。另一方面，央行购买外汇，要付出等值的人民币，这个过程表现为人民币投放。换言之，外汇储备是央行用“发票子”这种向社会负债的方式“买”来的，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方为外汇储备，负债方则是等值的人民币投放。外汇储备其实并非央行的“净资产”，背后对应的是等量负债。

可见，外汇储备是央行以负债方式形成的资产，不能无偿使用，也不能理解成“老百姓的血汗钱”。从源头看，外汇储备一部分来自出口，这是国内企业或个人辛勤劳动的结果，可说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笔财富由央行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持有，老百姓以等值人民币的形式持有。外汇储备还有一部分来自外商投资等资本流入，这就更与“血汗钱”不沾边儿了。

征税权力

税收应当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征收

记 者：您还说，“财政权”和“财政治理权”并不是一回事，有些学者弄混了。具体说，这两者差异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国家财政权是对税权的一种广义上的理解，理论上归人民所有，因为在民主宪政国家，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属于人民和服务于人民。它具有双重属性，即具有国家权力的属性，又具有公民权利的属性，人民基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才建立了国家，为了保证国家有能力完成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人民同意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让渡给代表国家行使职能的政府，这种让渡是严格遵行法定形式进行的，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财政税收管理权的授权机制和程序，由政府依据人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来决定财政支出的结构核数量，并保留对政府财政行为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在我国，其具体实施和操作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民主渠道进行，基本目的是保护公民财产和人身安全。

财政治理权，指的是国家财政性行政权责，是国家各级财政（含税收）行政机关受权代表国家行使宪法、法律所规定的财政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如财政会计管理权、财政预算管理权、财政税费的征管权等等。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一个是从国家主权和人民权利的最高层面上理解，是从财政税收的根本性质上看问题，另一个只是从技术的、操作的层面上看问题。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没有一个比较权威和服众的定义。

记 者：在现代国家体系中，征税权应当由谁来拥有？政府向公民征税，公民除了顺从，是否有不服从或反对的权利？历史上，西方国家又是怎样解决这一冲突的？

李：征税权是指由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开征、停征税收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管理税收事务的权利与权力的总称。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剥夺，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税收在理论上又是返还于全民，所以应当由全体人民投票决定应不应该征收、如何征收和征收上来如何使用等。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征税是议会独享的权利，税收须由议会立法开征，政府部门无权自行开征新税，只能按照议会通过的法律来征税。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宪政制度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统治者与人民争夺征税权的历史。在英国，国王与贵族、平民经长期的斗争与妥协最终才形成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规则；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规定了公民对税赋有决定权，而美国独立战争也是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独立宣言》所列举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讨论税收或预算必然有一个代表性来源问题，并需要建立一个进行讨论以表示同意或反对的机构，这就是议会产生的缘由。议会从它诞生那天起，其所具有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就是代表纳税人的利益制约王权随意征税和主持财政税收立法，这促使它逐渐从贵族议政性质逐渐转变为代议性质的民意机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记 者：在每一个新的税种出台之前，怎样的程序才能被认为是合理且符合程序公正原则的？

李：应当遵行法定原则，广泛听取民意并严格遵循立法程序。其中最重要的是立法，包括所有的税种和征税办法与制度都需立法。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早已树立这样的意识：未立法者不构成任何人的任何纳税责任和征税权力，未立法者即为非法，人民可以不认账。

在我国，税收的立法权被划分为立法机关立法和立法机关授权立法两种，就是说，一部新的税收法律，可以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也可以由国务院制定。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只有企业和个人两部所得税的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其余全部是国务院发布的条例。我早就指出过，作为一个法治国家，这种机制的法治程度是不高的，应该逐步过渡到人大立法的层次上来。实际上我国立法法已经做出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都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它的常委会制定或者修订法律的方式进行，其中当然包括税种的增设或者变更。

目前，我国制定新税法或新税收法规之前有一个酝酿过程，一般先由财税部门根据调研意见提出草案，经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交由国务院会议研究通过，需上报全国人大制定的报请人大有关机构审查，通过后提交人大会议或常委会审议，最后由国家主席命令公布。其间如果涉及税法的原则问题或体制政策的重大变动，还要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讨论决定。

实现税制合理和程序公正的关键是民主不可缺位。税收立法和政策调整过程中，一定要有纳税人参加，广泛听取民意，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立法机关举行听证会、民调、媒体讨论、学界研讨等，从技术上全面、合理地衡量、平衡各方利益，最终实现由纳税人通过民主程序在公民之间分配税收负担的要求，而不是纳税人之外的人来决定税收负担的分配比例。这是个我们中间很多人还不熟悉和难以接受的理念，然而却是税收的必行之路，早晚我们也得走到这条路上来。总之，开征新税必须慎之又慎，严格履行法律程序，减少随意性，或者干脆说，税收立法，行政权力请退出。

监督税收

税收交了以后仍是纳税人的钱

记 者：政府的税收总额，以及税收的流向和支出，是否应当对民众公开且完全透明化？如果是，怎样实现这一点？

李：我认为，纳税人交了税以后其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仍属于纳税人，这就是“纳税人的血汗钱”的含义，政府只是受全国人民之委托来管理和使用这部分资源。由此，纳税人也就有权利知道税收的流向和效果，这就涉及到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的问题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在审查预算时都要花很长时间，而且项目也非常细、非常具体，每一笔花销都要经过严格论证，都要在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这是对的。我们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所以才难以抑制住“三公消费”等贪腐现象的蔓延。

记 者：在这一点上，国外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李：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预算监督透明化方面都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允许公众旁听会议、出版议会辩论日志、实况转播议会活动全程、网络互动等。在加拿大，议会活动会全天候报道，包括众议院辩论、参议院会议、议会委员会的听证会、特殊事务调查等。在中东地区，以色列议会是透明度最高的议会，除非法律规定和议长认为会危害国家安全，议会活动均向公众和媒体公开，媒体可以任意进入议会。英国议会除了允许传媒对议会报道外，还实行文件公开制度。平民院的各类文件一律向公众公开，其中包括平民院法案、平民院材料、贵族院材料以及奉旨呈文。

一般说，预算公开的内容和范围是非常细致与严格规定的，如预算收支信息，是让公众通过了解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了解政府如何运作；负债信息，使公众能够了解政府筹集资金并偿还债务的能力，并评估政府履行全部承诺所需要的收入；绩效信息，让公众了解公共资源的使用或政府活动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效果；风险信息，如政府发行公债的风险、给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在一定条件下转移到政府头上的风险等，都与政府作为公共主体的职能及其具体政策目标有关，可能导致未来财政资源的损失，因此应向公众披露。此外还有税收支出信息，政府有必要对税收优惠的目标、受益对象和受益程度等信息予以公开披露。

记 者：从税收的监督和制约方面来说，应当建立怎样的机制，预防纳税人的血汗钱被挥霍？

李：只要使税收的收入和支出都放在老百姓的面前，让大家能看到一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完完整整、实实在在的政府收支明细账，就可以有效制约政府在支配财政资源方面的随意性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公共事件和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信息畅通的社会。而信息通畅的目的，一是问责，二是纠错。信息不畅，不能问责和缺少纠错机制的社会，迟早会出问题。我的看法是，向公众隐瞒信息，或公布不实的信息，与侵吞公共财产、贪污受贿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都属于犯罪行为，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严厉制止。

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可带来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好处，公众可了解财政预算活动的事实根据、形成过程、基本目标、预期成本和未来效益等情况，激发其参与其中的兴趣和热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各种不同意见博弈的结果，是每个人都在这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中发挥自己或大或小、或正或负的作用。在亿万双眼睛紧盯官员们怎么花钱的情况下，违规和腐败现象必然会减少。

记 者：如果纳税人血汗钱被挥霍，怎样才能让纳税人对官员问责？

李：说到问责，首先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的行为要拥有控制权，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监督权。控制权包括决策权、约束权、监督权、检查权、问责权以及任免相关官员的权力。要大力加强对预算的控制监督，要把比较成熟的税收法规、条例等上升为法律，经人大审议批准形成正式税法实施，一切预算外的财政活动都必须纳入人大的控制范围。还可以效仿其他国家建立纳税人诉讼法规，公众可以通过诉讼来试图阻止可能违法的政府支出项目。在美国，如果某个纳税人发现哪项具体预算开支项目违宪或者违反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向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法院可以裁决，要求暂停或终止该项开支，这就是纳税人对公共预算的监督权的实际体现。在日本，个人可以纳税人的身份提起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交际费支出的诉讼。

记 者：作为公民，我很关注一点，即税收与福利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怎样的？

李：我想这个问题的本意是想探讨高税收与高福利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关系。可以这样讲，高福利很可能造成高税收，但是高税收不一定能够实现高福利。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福利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之一，如果税收增加，那么要求福利支出增加无疑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中国的财政制度源自于计划经济体制，购买性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长期偏大，而政府应当承担的再分配功能则相应地受到了挤压。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高水准的福利制度，要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缺陷，而不是什么国情。避免社会快速转型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位而付出民生与社会稳定的代价，应当也必须是未来财政支出的重要方面。

因当看到，我国目前财政支出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经济服务（特别是经济建设事务）和一般公共服务，而忽视社会性支出，是造成中国社会发展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之一。在经济持续增长三十余年之后，如今社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人民福利改善最大的制约因素。

记 者：西方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又有哪些模式？

李：西方各国的福利经济制度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全民福利型”，即国家对全体公民实施普遍的社会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税收。全部或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支付，个人基本上不缴纳保险费或缴纳很少。如英国、瑞典等国家就采用这种模式，强调保证各阶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二是“社会共济型”，即以个人或雇主缴纳保险费为主，政府财政给予补助，主要是运用社会财力自筹自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自治自管，国家制定法规，进行宏观调控。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德国、美国等，其社会福利经济制度侧重于用社会保障津贴来取代工资和薪金的收入。

税收现状 财政信息透明度很低

记 者：您的上一本书《李炜光说财政》出版的时候，我们曾谈到过政府的财政预算问题。一年过去了，在配套的法治以及政府操作层面，是否有一些进步的迹象？

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2008年5月1日起颁布施行，其中第十条第四款规定要重点公开“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已经开始明了和善于运用这一条例对各级政府提出公布预算及决算信息的要求。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依据这一条例，连续三年对中国三十一个省市财政透明度进行调查。只是该调查结果并不十分乐观，中国省级财政、省级行政单位行政收支、人大财政信息透明度均很低，其中人大的情况最差，在2011年调查的三十一个省市中，只有两个省的人大予以信息回复。

2011年政府预算、决算公开中取得进展的表现是国务院所属各中央部门基本公开了“三公”经费，虽然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改进，毕竟开了个好头。国务院曾要求各地方政府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三公”，但是截至10月底，除了北京、上海和陕西三个省市级单位和广州、成都等少数几个城市公布了“三公”经费之外，其他省市各级政府尚无积极响应的表现。记 者：很多人指责个税成了“工资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以家庭为征收单位就能避免这种“工资税”的情况吗？一个子女负担、赡养老人负担过重的家庭，又如何与一个没有这些负担的家庭所承担的个税进行区分？

李：至于工资税这一提法，我想是大家对目前个人所得税交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不满的表示。个税免征额上调，据称减少了6000多万纳税人，却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目前的税制结构下，个人所得结构越是单一，课税反而越重，这就是我国个税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过渡变得急迫起来。此外，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严重滞后也是一个原因。税务机关无法准确掌握个人的全部收入来源及其类别，也就难以做到分类、合理征收。显然，个人所得税还有比提高免征额更要紧的问题要解决，这就是加强个人征信体系的建设，促进税制由分类向综合的转型。

以家庭为单位申报个税符合国际惯例，对普通工薪家庭尤其是经济负担沉重的家庭来说，可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公平的原则，无疑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不过，实施家庭申报，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公众的纳税诚信还有待提高，税务部门对个人隐性收入、赡养和抚养人口、家庭成员就业、受教育程度等信息的掌控还不足，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因素等，需要逐步推进相关的制度建设才有可能。

记 者：一些作家认为，对稿费收入进行征税不合理。其理由是，一部作品的写作很可能是其多年劳动的结果，一概进行征税不公平。另外，也有作家说，经常有写不出来的情况，如果只要出了作品，拿了稿费就要征税，明显不合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1980年9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稿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税率为20%，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实际税率即为14%。稿费的个税免征额一直停留在800元。这一规定新闻出版单位执行了三十多年，一直没有修订。可是，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工资、薪金个税免征额却上调了三次。1999年修订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支付报酬可以选择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或版税，或一次性付酬的方式。基本稿酬标准中规定，原创作品每千字30-100元，如果抽取版税，版税率在3%-10%。我的意见是，提高作家或一般作者的稿费、版税的免征额标准，比如提高到4000元或5000元以上，以体现文字工作者的劳动价值，让他们合法而体面地得到应有的劳动所得。

记 者：处于隐蔽状态的流转税，有一部分属于重复征收，大大增加了商品的成本：物流成本的增加，使得老百姓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生活成本。这一问题应当如何破解？

李：你所说的重复征收问题，主要存在于营业税之中。营业税是针对经营者的营业收入征收的税种，一般以营业收入的某一比例征税，经营者会将税收加到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中，传导到下游的企业或终端消费者。表面看营业税的税率并不高，问题在于，商品每经过一道流转环节就要纳一次税，税上加税，流转环节越多，重复征收越严重，税负就越重。一种税率为5%的商品如果流转四次，其税率如滚雪球一样至少加到20%，成为重税。营业税的重复征收，是营业税与生俱来的缺点，有此严重缺陷而长存不废，仅仅是因为它征管简单，征收成本较低。目前物流成本的增加自是与税有关，但也还存在其他因素。有报道说，目前取暖用煤的价格高企，主要是由于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造成的，而运输成本包括油费、各项收费、罚款等。本来一天一夜就能运到的货，在路上堵了四天五夜，必然推高煤炭的终端价格。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虽然营业税并入增值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重复征税的问题，但不一定降低税负。一般来说，增值税的税率高于营业税，所以有可能两税合并后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重复征税减少了，另一方面税率却上升了，原营业税的负担者其负担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正是一些企业对于营业税转增值税心怀疑虑的原因。所以说，营业税改增值税，既终结重复征税同时也降低税负，并且我的意见是不要再行试点，即刻全面推开，把它作为近期税制改革的重点。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欧阳婷、张丽恒参与了以上问题的解答）

第二篇：浅谈完善税收协定构建合理国际税收秩序

“由于相互协商程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税收争议，以至于众多争议得不到有效解决而最终不了了之。”“国家间所得税制和双边税收协定的差异没有消除，纳税人在自由流动中依然面临被迫遵从多种税收规则而导致高成本的局面。”在不久前召开的中欧税收协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中外专家指出国际税收协定依然未能彻底解决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问题，并对此提出了不

同的解决方案。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税收协作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展开

在此次由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和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研究中心、世界税法协会等协办的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会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郝昭成，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北京大学教授刘剑文等专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自1899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来，现在全球约有2000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正在得到执行。中欧彼此都是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欧洲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的发源地，在国际税收理论与实践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中欧税收界的学者共同探讨国际税收协定问题，从短期内而言，有利于当前减少税收壁垒和抵制经济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对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现实作用；从根本上看，有助于塑造更加健康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

维也纳经济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迈克尔·兰教授说，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欧盟不断扩大，欧洲税收的一体化进程也得到发展。欧盟运用欧盟法院的裁判功能，不断取消各国对欧盟税收统一的障碍性制度。欧盟目前正在考虑统一企业所得税税基，这项工作可望在2010年启动。

奥地利财政部国际税收法律顾问、oecd税务培训中心名誉教授汉缪·鲁柯达指出，oecd和联合国（un）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协定范本，平衡了协定伙伴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接受了oecd范本注释关于非成员国地位的规则，中欧之间税收协定的统一协调性大大增加。

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协定处处长傅瑶透露，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全球范围的税收协定网络，对外签署协定90个，其中欧洲38个、亚洲和大洋洲34个、美洲9个、非洲9个。中国税收协定工作发展与改革开放历程同步，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主要与发达国家签订税收协定。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与发达国家谈签的同时，开始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第三个阶段从2000年以后开始，更多地与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境外投资较多的国家开展协定谈判工作。税收协定在国际税务管理工作中发挥了法律保障、税收优惠和协商合作作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表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双边税收关系，基本上局限于交通领域，主要是签署海运和空运税收协定。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协调税收管辖权的范围，从单一的交通运输领域，向跨国投资、技术交流和劳务流动等多方面发展。一系列税收协定的成功谈签，贯彻了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的开放战略，加快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步伐。

现行税收协定并不能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国际税收协作。截至2007年底，世界上174个国家（地区）共签订双边国际税收协定2730个。但这些国际税收协定还存在诸多问题，并没有充分消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

汉缪·鲁柯达举例说明了双边税收协定在欧盟内存在的一些扭曲现象。比如希腊某公司为获得税收饶让，在塞浦路斯设立控股公司；比利时银行通过奥地利银行对中国提供贷款，以享受对利息总额70%征税的好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智勇指出，事实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已存在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但是，在欧盟现行法律框架下，27个成员国依然享有税收主权，这意味着单一的内部市场存在着27套内容迥异的所得税法。因此，双重征税和税收歧视在所难免，对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产生壁垒效应。

**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永伟指出，目前世界各国之间缔结有数以千计的国际税收协定，但却没有负责对这些协定进行监督的国际组织，没有负责解决由协定实施而引起的争议的专门机构，也没有适用于解决税收协定争议的统一的国际规则。

长春税务学院教授王君指出，目前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据估计，避税地持有的财富导致世界各国政府每年损失2550亿美元的税收。由于避税地的特殊税收政策，世界各国因为担心避税地滥用税收协定或利用其他手段避税，所以都尽量避免与避税地（离岸金融中心）

签订全面的税收协定。与此同时，避税地也不愿在税收协定中加入情报交换等条款。因而，反映在签订税收协定的数量上，各大避税地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对较少。

税收协定如何应对挑战

目前，国际税收竞争越来越激烈，在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跨国色彩越来越浓厚，避免双重征税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侵蚀税基、延期纳税、套利行为等方式的避税行为不断增加。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

张智勇认为，为了建立一个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市场，需要进一步完善双边税收协定，缔结多边税收协定。多边税收协定可以消除多个税收管辖权造成的双重征税，消除双边税收协定的差异，便于税收协定的统一解释，促进税务当局的更紧密合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汤贡亮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外投资会逐步增多。中国的税收协定政策应更多地关注居民管辖权规则，关注对纳税人的平等保护。随着中国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针对外国投资的减免税政策的调整，国际避税现象会更加活跃。当新企业所得税法通过“特别纳税调整”规定加大对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管力度后，企业会通过各种隐蔽途径转移资金或者通过名义上的投资者来设立相关企业，以图继续转移利润而避税。甚至有可能出现一些真正的非关联企业夹杂在转移定价的过程中，成为所谓的过桥企业，以图迷惑、干扰税务机关的视线。对此，中国政府在签订和适用税收协定时应该未雨绸缪，及早应对。当前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压力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有所抬头，寻求税收壁垒的保护也可能成为一种选项。合理调整国际税收协定，不但对克服当前的金融危机有所助益，而且将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

靳东升则提出，在税收协定上，不能一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由于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往来大致平衡，适用于发达国家间的协定范本，显然不能够适用于投资和贸易往来都不相当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不同，发展中国家位于不利的地位。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发展中国家将很难参与竞争。应根据国家的差距，允许发展中国家实行一些优待政策。这符合亚当·斯密提出的量能负担理论，即相同能力者纳相同的税，不同能力者纳不同的税。

还有一些专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在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收征管互助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谈签税收情报交换协议、在税收协定范本中加入征管互助条款等，已成为国际税收合作的新趋势。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是对离岸金融中心，通过谈签税收情报交换协议等措施，用好税收情报交换和税收征管互助等手段，提高国际税收管理质量。

第三篇：构建合理人力资源体系

构建合理人力资源体系助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桂阳县委政策研究室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键性问题，人才工作是战略性工作。当前，桂阳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能不能实现我县经济发展方式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依靠资源能源消耗方式向依靠科技进步、循环推进方式转变，是事关今后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是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在推动我县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核心作用，着力做好四个关键环节的工作，进一步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体系。

一要坚持三个并重，抓好引才环节。当前，我县正着力建设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发展大企业，越来越需要一大批懂经营、会管理、懂技术、有专长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引进人才是开掘人才资源的必要举措，也是弥补本地人才不足的一条重要捷径。我们要着眼于建设一支有利于当前桂阳经济社会展形势的人才队伍，把好人才引进这一道关口，切实为桂阳转型跨越发展选准才、选优才。要坚持就业环境和创业平台并重，打造人才集聚洼地。切实树立并坚决贯彻“经济发展，人才先行”的思想理念，充分重视人才在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增长后劲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全力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关心人才、支持人才的用人环境；制定和完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广开“绿色通道”，提供无障碍、一站式、个性化、全方位服务，为各类优秀人才来桂阳施展才华和抱负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同时，要积极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以我县“一园六区”产业项目建设为依托，把园区作为人才就业创业的载体，形成依托园区引项目，通 1

过项目引人才，借助人才兴产业、做大产业促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坚持专业人才和特色人才并重，树立科学人才观。我县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县份，面临着产业转型发展的诸多挑战，加快改造提升优势传统产业步伐，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工业园区建设需要大量的有较高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我县生猪、油茶、烤烟等特色农业产业对有丰富实践经验与一技之长的实用型、特色型人才要求较高，所以我们在人才引进的时候既要重视高素质、创新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也要重视符合桂阳特色产业发展要求的技能型、实用型乡土特色人才。真正做到人才工作的目标任务围绕桂阳发展来确立，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根据桂阳发展来制定，人才工作的成效用桂阳发展来检验，一切唯发展是举，一切唯发展是图，着力构建符合桂阳本土实际、体现桂阳发展特色的人力资源体系。要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并重，加快项目建设步伐。人才就是资源，资源就是项目，项目就是资金，资金就是发展。我们在着力做好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更要注重招才引智，坚持“两条腿走路”。在招商和引才工作中，要深刻认识二者的重大意义，讲求科学的招商引才办法，牢固树立埋头实干的工作作风，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以项目是否真正落地作为检验招商的成败标准，以人才能否发挥实效做为衡量引才的优劣准则。要积极探索，创新方式，坚持以项目为依托，把招商引资和引进人才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项目投入与人才引进齐头并进，形成依托项目吸纳人才，通过人才做大项目的良好局面，取得引资和引才“双赢”。

二要做好三个施教，抓好育才环节。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的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思想观念，深入实施人才资源开发优先战略，不断加大人才开发的资金投入

力度，切实加强人才教育培训工作组织领导，积极利用各类资源开展人才教育培训，围绕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断创新人才教育培训手段，探索各类人才人培养模式，在具体工作中努力做好三个“施教”。一是因需施教，突出人才培养特色。充分了解当前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各类人才的培训需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研究制定科学的人才教育培训计划。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手段，采取深入企业调研、发放需求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重点对象访谈等各种方式，调查了解我县人才构成的能力素质现状，分析掌握推动我县转型跨越发展的人才薄弱环节，尽快把最希望了解的知识、最渴望掌握的理论、最迫切解决的问题，最需要提高的技能转化为相关培训课程，改变“教什么学什么”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做到转型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人才成长缺乏什么就补充什么。二是因岗施教，突出人才培养重点。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才采用不同的培训方式，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和培训重点。针对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才，要围绕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宏观决策、综合协调能力，开设一些专题班次。针对专业技术型人才，要依托重大项目建设，注重引导他们在我县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重点做好一批科技攻关课题，提升我县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针对我县充裕的劳动力市场，有关职能部门要多渠道、多方式地开展各种培训活动，全力构建新型劳动力培养基地，真正实现人口大县向人力资源强县的重大转变。三是因势施教，突出人才培养导向。要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提出的“追赶长浏望，领跑大湘南”奋斗目标和“二四三”发展战略，结合当前我县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把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到提升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综合能力上，做到有的放矢。要结合当前各项工作重点，用加快桂阳转型

跨越发展的主题统一各级各类人才的思想和行动，全力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技能拔尖，大局意识浓厚的人才队伍。

三要做到三个结合，抓好用才环节。“人才发展，以用为本”。做好人才的任用工作是实施“人才强县”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创建“创业型城市”和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是企业实现跨越发展、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努力做到三个结合，用好现有人才。一是主导与主体结合，增强人才智力支撑。把以政府为主导和以企业为主体有机结合起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县委县政府的经济与发展计划，真正做到谋划发展的同时考虑人才保证，研究政策的同时考虑人才导向，部署工作的同时考虑人才措施。要把企业作为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人才干事创业的主要平台。坚持任人唯贤，不论资排辈，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以水平、能力、实绩大胆选用人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智力发挥撑起企业发展，以企业发展助推我县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开发与利用结合，提高人才利用效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支持人才开发战略，鼓励支持企业设立人才研究开发机构，壮大高新技术研发人才队伍。力求达到用好一个人才，发展一个企业，带动一方经济，致富一批百姓的目标。把重视合理利用现有人才，作为人才资源开发的基础工作，要注重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在健全人才开发体系，改善工作生活条件，营造尊重人才社会氛围等方面不断有所作为，为优秀人才的大量涌现并切实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形成鼓励人才敢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激发人才干大事业的良好局面。三是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结合，畅通人才流通渠道。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市场，发挥有形人才市场要素配置人才资源的主渠道作用，切实推进各类人才和用人单位两个市场

主体有效对接，形成人才就业找市场，单位用人找市场的人才配置机制；搞好人才市场的网络化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建设，实现人才资源共享；继续完善无形人才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有序、开放竞争的人才流动机制，打破人才的地区、单位和所有制壁垒，融入更加广阔的人才市场体系。

四要围绕三个心，抓好留才环节。人才是流动的，要引得进、用得好，更要稳得到、留得住。当前我县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机遇期，加快追赶领跑、转型跨越的攻坚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能否留住人才，充分发挥现有人才作用，是县域经济和社会繁荣安定、和谐发展与否的关键因素，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做到从心入手，留住人才。一是要解除担心，坚持用待遇留才。良好的政治、生活待遇是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是留住人才的主要因素和有效措施。对各类优秀人才，在社会上要给“荣誉”，在工作单位要给“地位”。要根据各类人才工作业绩大小、贡献多少，在入党、评先、奖金福利、纳入正规编制等方面给予相应的照顾，解决好人才的养老、住房、儿女就学、家属安置等一系列后顾之忧，使优秀人才能够心无旁骛、满心热忱、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全县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二是凝聚人心，坚持用感情留才。要把人才视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真正做到思想上重视人才，感情上贴近人才，生活上关心人才，事业上鼓励人才。要建立县主要领导联系优秀技术人才制度和单位领导联系技术骨干制度，对人才的基本情况、思想状况，要主动了解，对人才工作、生活、健康等方面的情况，要主动过问；对人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主动帮助解决。要充分尊重人才的特殊禀赋和个性，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兼容并包、凝聚人心。要做到相互信任、彼此尊重，特别是在人才遇到挫折时，要及时给予鼓励和支持。三是调动信心，坚持用事业留才。栓心留人，最根本的是要用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事业去团结人、凝聚人。对各类人才，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从各个方面为他们施展才能、实现抱负提供舞台。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改善工作条件，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充分调动起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鼓励开拓、支持创新，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充分激发出各类人才建功立业的强大信心和动力；要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人才学习提高、更新知识的需求，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各类人才切实感到，在我县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

第四篇：漫谈合理的投资逻辑

漫谈合理的投资逻辑

谷为陵

这几天全球资本市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莫过于黄金价格的暴跌。黄金价格能够崩盘，恐怕事先没有几个人能够料到。在全球量化宽松的大背景下，作为具有部分货币属性和价值尺度的黄金，其价格无论如何是不应该崩盘的，但它却还是崩了，这是何道理？

我记得《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曾多次强调，白银将是你一生最大的投资机会，他曾预测白银会上涨到每盎司100美元以上。自他说这话不久之后，白银价格就从每盎司49.75美元开始暴跌，这一年来，白银价格自高点已经跌去了整整50%。那些做多白银的投机者，假若跑得晚了些的话，估计现在就剩下一堆白骨了。

大家如果有闲工夫，不妨可以翻阅一下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四卷本系列，其最终的结论就是，因全球各国政府滥发纸币，使得黄金、白银还会回归“金银本位”体系，最终黄金与白银价格会出现长期的上涨。

如果某些人因迷信宋鸿兵的预测而冲进黄金和白银的期货市场，那么，我相信至今为止，这些人应该是赚少而赔多的。这不赖他们，这应该赖他们太相信宋鸿兵的预测；再进一步，这也不应该赖宋鸿兵，因为人类并不善于预测，有情可原。但是，在去年白银暴跌后，受了损失的投机者就迁怒过宋鸿兵，宋鸿兵为自己开脱而说了这样的话，其大意是说，他说的黄金、白银价格上涨，指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短期行为。言外之意是，别看白银价格现在跳水跳的欢，以后还会涨上去的。

我认为，宋鸿兵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足以证明他不是太懂黄金和白银市场，显得过于书生气了。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涉及到市场的长期预测和短期预测问题。从市场的本质来看，市场是短期可预测的，而长期不可预测的，宋鸿兵正好给说反了，他哪来的本事，能够预测出市场的长期走势？

市场的本质是什么？经过多年的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现在数学家已经给资本市场的本质下了一个科学的结论，那就是任何自由交易的市场，本质上都属于确定性的混沌体系。确定性的混沌体系，是指拥有强烈的正反馈力量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因正反馈力量的作用，而使系统具有固有的不稳定趋势。反馈又称回馈，是控制论的基本概念，指将系统的输出返回到输入端并以某种方式改变输入，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过程。反馈可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前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反的作用，使系统输出与系统目标的误差减小，系统趋于稳定；后者使输出起到与输入相似的作用，使系统偏差不断增大，使系统振荡，可以放大控制作用。简单地说，正反馈就是导致不稳定的反馈，负反馈就是导致稳定的反馈。拥有正反馈的系统具有这样的基本性质：从动力学来看，我们有可能预测到系统的短期运动行为，但是，它同时意味着预测长期行为是不可能的。

确定性的混沌体系包括天气变化、湍流，以及我们的股市等。我们可以不当科学家，但我们应该相信科学。既然数学家已经给出了市场的本质认识，指出了市场长期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为什么还要像追求永动机那样去试图预测市场的长期走势呢？

确定性混沌系统的短期可预测性，是一切合理的投资逻辑的来源，也是我们建立高确定性投资模式的基础。在股市里，一切高确定性投资模式，都来源于短期的确定性的预测。从理论上说，市场的短期的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种力量：一是惯性力量，二是突变力量。为此，就可以据此而发展出两种高确定性的操作模式：一是惯性运动操作模式，二是突变运动操作模式。现简述如下：

一、惯性运动模式

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的作用下，将保持匀速运动。这就是惯性运动定律。在股市里，也存在三类惯性运动：

1、基本面的惯性运动

其表现为，一个历史上长期经营稳健的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其经营将继续稳健。这就是巴菲特选择那些具有长久经营历史的传统型企业的理论基础。但斌、林园他们当初选择贵州茅台，也是基于这样的投资思想：一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企业，理应继续存在下去，投资这样的企业，起码没有摘牌的风险。基本面惯性可以延续较长时间，属于中长期的时间周期。

利用基本面惯性，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就是在长期成长股里继续掘金，利用长期成长股的成长惯性获利，比如，继续挖掘现在炙手可热的某些医药股等。

2、技术面惯性

其表现为，价格按照趋势运动。价格走势具有自我实现与自我增强的特征，这也是因为价格运动的惯性所为。一个上涨趋势倾向于保持上涨，而一个下跌趋势倾向于保持下跌，直至出现外力改变趋势为止。总体来看，一个单一的技术面惯性延续时间不会很长，属于短中周期范畴。

利用技术面惯性，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那就是顺势而为的操作方法。亚当理论就是源于价格走势的惯性原理。其中，发掘一个强势上涨行情的拐点或者启动点，将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操作模式。比如，在价格的长期底部或者长期高位平台出现放量突破时，往往预示着是新的一轮上涨趋势的开始。

3、市场面惯性

其表现为，已经形成的市场热点将会持续。市场热点反映的是大众心理，大众心理也存在惯性运动，其表现为市场热点的持续炒作。比如，2000年的网络热点、2007年的有色金属热点、2010年的稀土概念热点等，持续时间都长达1 ～2年。不同的热点持续的时间不同，这与当时的市场强弱、热点的力度都有关系。当市场越强势、市场热点越大，市场热点的持续时间就越长；反之，市场越弱势、市场热点越小，市场热点的持续时间就越短。但总体来看，市场面惯性属于短期与中期，几乎难见长期的市场面惯性。

利用市场面惯性，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那就是追逐市场热点，或者说进行市场主题投资，这是短线资金的主流操作方式。

二、突变运动模式

突变运动是对惯性运动的破坏，是改变原有趋势的运动方式。突变运动主要体现为事件驱动下的价格剧烈变化行为。引发突变运动有三类原因：一是基本面突变，二是市场面突变，三是技术面突变。

1、基本面突变 基本面突变，包括宏观基本面突变，如政策性、行业性突变；也包括微观基本面突变，如个股的业绩暴增、突发性重大利好题材等。利用基本面突变模式，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那就是通过寻找基本面拐点而把握股价趋势的变动拐点。

2、市场面突变

因突然形成的市场热点，会导致相关股票价格出现暴涨。利用市场面突变模式，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那就是通过寻找属于突发性热点的、股价才刚刚启动的股票。

3、技术面突变

技术面突破后，股价往往会因正反馈力量，而出现自我实现、自我增强的效应，催生一轮上涨行情或者下跌行情。如，长期底部，特别是高位平台的股价向上突破，往往会形成一轮新的上涨行情；反之，长期盘整平台，特别是长期高位盘整平台的股价向下突破，往往会形成一轮新的下跌行情。利用技术面突变模式，可发展出的一种投资方法，那就是挖掘和发现股价即将向上突破或者刚刚开始突破的股票。

总之，通过把握市场的确定性混沌的本质，就可以建立惯性运动操作模式与突变运动操作模式这两种确定性的投资方法，这就是最为合理的投资逻辑。

第五篇：外贸出口企业合理避税税收筹划

外贸出口企业合理避税税收筹划

根据多年的出口货物退（免）税工作实践，现将出口货物退（免）税税收筹划的方法和思路作如下介绍：

一、调整出口货物的经营品种

（一）提高退税率较高的货物的经营比重

作为外贸出口企业，收购征税率相同但退税率不同的货物出口，退税率高的货物比退税率低的货物盈利大。所以，应提高退税率较高的货物出口比重。这个道理很浅显，但作为一个有固定客户、有固定业务，熟知某一行业的外贸出口企业，随意改变货物的经营品种并非是一件易事。因此，这种方法受到了一定限制。

（二）提高属消费税征税范围内的货物的经营比重

一般来说，作为外贸出口企业，提高属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货物出口比重，其收益比非消费税征收范围内的货物要大得多。收购属消费税范围内的货物出口，不光能得到增值税退税，而且能获得消费税退税，从而大幅度降低了出口成本。当然如前所述，并非每一个外贸出口企业都可随意提高这一比重。这种方法也受到一定限制。

二、改变经营方式

（一）改变货物经营收购方式

一般地，外贸出口企业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货物用于出口比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用于出口的盈利高。这是因为，在当前出口货物的退税率小于征税率的情况下，从小规模纳税人进货，征税率为6％（农产品、煤炭除？，退税率也为6％，不会因征退税率不同而产生的增值税差额大于出口成本；而从一般纳税人进货，货物退税率低于征税率，其产生的增值税差额要计入出口成本中，两相比较，前者进货方式下出口成本较低，盈利高。

（二）改变贸易方式

出口企业发生了国外料件加工复出口货物业务，可采取三种贸易方式：一是国外料件正常报关进口，缴纳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或增值税及关税，加工复出口后再申请退还增值税或消费税；二是进料加工方式，加工货物复出口后，可申请办理加工及生产环节已缴纳增值税的出口退税；三是来料加工方式，免征加工费的增值税，对其耗用的国产辅料也不办理出口退税。毫无疑问，从税收筹划上讲，第一种方式应舍弃。至于第二种、第三种方式，个体选择何种方式最为合适，还必须进一步作以下分析：

作为外贸出口企业，在加工复出口货物耗用的国产料件少的情况下，应选择来料加工，虽可办理增值税退税，因退税率低于征税率，其增值税差额要计入出口货物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料加工方式业务成本较大；反之当料理件加工使用的国产料件较多时，因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可办理出口退税，虽然仍存在因退税率低于征税率而增加了出口货物成本，但与来料贸易方式下相比，当耗用的国产料件数额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前者业务成本会等于甚至小于后者的业务成本。因为，在来料加工方式下，耗用的国产料件超多，因其不能办理退税，会存在出口成本随着国产料件数量的增加而增大的现象。

另外，作为对外贸易出口企业，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又可因料件进口后是委托加工还是作价加工两种情况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结果。一般地，在进料加工贸易方式下，选择委托加工比作价加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