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寄语

第一篇：教授寄语

动物科技学院 吴常信教授

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是人生重大的转折，是开始人生创业的起点。知识是你事业腾飞的翅膀，知识象浩瀚的大海，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你们要学无止境，孜孜不倦，勇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学习工作上把握机遇，奋发上进，有所作为。学习，学习，再学习。奉献，奉献，再奉献。愿每个同学都成为事业的成功者，作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资源与环境学院 李维炯教授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有其特定的生态位置，并且彼此和谐的共生。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管我们在科技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仍然不能摆脱对大自然的依赖。人类应该以自然为师。

大学毕业，是人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每个人既要树立鸿鹄之志，又要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在寻找到自己的“生态位置”后，诚实、谦逊、勤奋，在科研、生产和工作实践中担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作一个对国家、社会、人类都有益的人。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 高俊平教授

亲爱的毕业生同学们,在金合欢盛开的季节,你们又将走过人生的一个驿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你们面对困难所表现出来的坚毅,勇敢,信心,决心等优秀品格,都将会是你们美好前程的有力保障。

愿母校因你们而荣耀,愿你们因母校而自豪!人文与发展学院 孙津教授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身在这营盘中的我，年年看着流走的毕业生，总不免有些许惆怅。为什么呢？说不清楚。

其实，惆怅是一种很高的美学境界，能惆怅起来的大抵要有某种心路的交流。学生在校时，我最感快意的是这种心路交流：他们听懂了你讲的课，你会感到知识的畅通；他们听不懂时，也会体谅你的良苦用心。学生毕业走了，我最感欣慰的还是这种心路交流：他们会有问候和消息给你，使你觉得自己四面八方无处不在。

于是，在快意留下的回忆和对欣慰的企盼之间，就涌现出了惆怅的时空。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王福军教授

四年的拼搏润泽了逝去的每一寸光阴，也孕育了未来的每一个期待。非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不会改变我们的追求。自信和乐观，坚毅和努力，将铸就明天的成功。

祝愿毕业生在人生新的里程上大展宏图，成为母校明天的骄傲，成为祖国未来的栋梁。

第二篇：北外刘润清教授寄语英语专业的同学

北外刘润清教授寄语英语专业的同学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

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 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 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You‟re a complex person.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第三篇：教授感谢信

给李灵萍教授的一封感谢信

尊敬的李灵萍教授：

您好！

首先真诚的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给我们讲了一堂让人终生受益的课！从您的讲课内容到授课方式都让我学到了在平时的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东西，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最为至关重要的经验，所以在这里我要真心的对您说声，谢谢！

在您的课上我学到了，让人听了即感到压力的“求职”其实并不是一种负担，相反，求职是一门艺术。在求职、面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灵敏、从容和坦荡是这一艺术的具体体现。面试对于求职者来说是一门综合性的考试，考你平时获得到的知识、考你积累的经验、更重要的还是你临场发挥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我们就是这位求职者，所以懂得面试当中的一些基本礼仪对于我们的求职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在面试前，也就是在平时，我们应该由内而外的全面武装自己，靠知识、靠才能、靠气质来提升自己，到了面试这一关键时刻，就是发挥和表现自己的时刻，除了这些以外，面试之后还应该保持一种君子的风度，哪怕对方拒绝，也要报之以笑，回之以礼！

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就是他最直接名片，在参加面试时首先要建立良好第一形象，也许，不吃辣，不喝酒，不留长指甲，出门前照照镜子，等等细节决定着成败，然后是着装得体大方，最保守也是最保险的男士服装就是西服，但切忌西服过于高档，深色西服配白色袜子等；第三，发型，对于我们男生来说，简单利索庄重最佳。面试前大家都知道‘不迟到’是最基本的利益礼仪，提前十五分钟或更早到，但切忌到后无聊、玩手机、打游戏等的行为，这样会体现出你对这次面试的随意和不重视，另外最好不要朋友陪同。进入办公室，不管门有没有开，还是虚掩的，都应该敲门；问候时要微笑，问候不要忽略副考官等人；递物要双手，文件正的一面朝着对方；忌‘不请自坐’，握手‘长者优先’；举止应优雅大方，交流带以微笑；自我介绍不要拖沓，应答时井然有序，同时应该准备好自己的英文介绍；当你回答不出的时候，应该说“我暂时不能解决这类问题，但回去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来解决这些问题”面试之后要感谢他们给我这次的机会，同时不忘感谢接待人员，面试后一两天给主考官写信或打电话表示感谢。机会永远青睐于有准备的人！

最后还想冒昧的跟李教授提两个问题，您说回答问题时要‘伸缩性的回答’，我对这个不是很理解，难道不是知道到什么就回答什么吗？当上级利益和同事的利益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利益无所谓对错）？希望教授能够帮我解除这难题，谢谢！

敬礼！

最后，祝教授工作愉快，生活开心幸福！a10行政1班李彬峰

2011年4月24日篇二：给杜宏宇教授的一封感谢信 给杜宏宇教授的一封感谢信

尊敬的杜大夫：

您好

我很高兴自己可以遇上您这样一位耐心细致、医术高超的医生，治好了困扰我多年的口腔溃疡，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得口腔溃疡好几年了，一开始真的没有拿它当回事，每次长了口疮都是随便拿点药或是贴剂敷上，后来发现越长越多，越来溃烂的越严重，导致说话进食都困难，我怕了，赶紧上医院治疗，总是吃药之后好了，过一段时间又开始复发，搞得我苦不堪言。后来无意间听人说您在治疗口腔疾病方面是权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到了您。

您耐心的询问了我的病情，细细的给我分析，抚平了我烦躁不安的心情，最后建议我采用中医疗法治疗，以达到不复发的目的。在您的中医疗法治疗下，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效果，坚持治疗两个半月后，基本痊愈了。其实在治好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对疗法的效果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之前就总是在治好了之后过一段时间又复发，没想到现在距离您给我治疗都过了一年多了都没有复发的迹象，我相信我是真的完全好了，也对之前对您抱有怀疑的想法表示歉疚，在这里真诚的对您说句“对不起，谢谢”。最后真诚的希望杜大夫工作顺利

全家幸福

您的患者：白**篇三：至雷庆凯教授的一封感谢信 至雷庆凯教授的一封感谢信

关节炎病是令很多患者朋友感到万分纠结和痛苦的事情，甚至是整个家庭为之心烦不已。特别是随着季节的改变，天气以改变就会随着天气的改变就会特别的疼，专家提醒在生活中一定要多加注意。被关节炎深深折磨的王女士：

王女士，49岁右膝疼痛3年，晚间加剧，行走受困，晚间尤甚。到当地的医院进行检查，结果是受凉导致关节炎就拿了些药回家，但是王女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之后白天也会比较疼，家人感觉事态严重就带患者到省医院接受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双膝关节退行性变，确诊为骨性关节炎。周转各个大大小小的医院都没能最终治疗断根，辗转反侧来到北京体坛中医院找到雷庆凯专家，入院后，专家组根据病情制定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特点采用超导可视微创光针激活术——超导定位，激活软组织。

治疗原理

超声波可视探测下，针对病变部位选用适合型号的空心微针，迅速进入病灶部位，并运用多种手法对病变粘连的组织进行松解、剥离，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调节机体机能、缓解疼痛、改变脊柱力学平衡。以现代高科技激光为介质，将激光导入病灶部位，激光可透入皮肤20mm。其具有杀菌、消炎、镇痛，吸收渗出液、促进创伤修复等功效。避免微针治疗后引发局部炎症及再次出现粘连。

治疗过程

第一步 局麻后，选择适合型号的微针进入病灶部位，松解剥离粘连，疏通经络，恢复动态平衡。第二步 导入适合频率的新型he-ne激光，消炎镇痛，促进机体修复，提高免疫力，避免组织再次粘连。第三步 对治疗部位进行常规护理创可贴外敷。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治疗后观察15-20分钟如无不适即可出院。

目前王女士已完全恢复。面色红润的她完全看不出几个月前还是一位重症患者。她逢人就说：是雷医生让我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他是我的再生父母啊，这么多太感谢他了。篇四：感谢信

感谢信

在此首先感谢王建刚主任，宫杰教授以及神经外科的所有医护人员 我是朱梓骋小朋友的家长，今天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各位医护人员对我家孩子的大力救护，3月21日，本来是孩子7岁的生日。阳光温暖美丽，本打算让孩子高兴，带孩子出去玩玩。不慎让孩子摔伤。当时孩子的情况不容乐观，家里大人承受不了孩子需要开颅的打击。哭作一团。经医院紧急和一遍又一遍的耐心的劝导，家人还是不愿接受这么一个弱小的孩子承受这么大的风险。王主任在外出差，由宫教授组织协调手术方案以及跟我们家属的沟通。从没有不耐烦的心情，看得出他的心情跟我们家属一样着急。一边跟我们家属沟通，一边电话与王主任沟通。家属一次次的放弃手术，宫教授一遍又一遍的劝导我们。晚上十一点多也随叫随到。再三的努力后。王建刚主任出差回来立马过来看孩子，当即决定手术。终于在24日早上医院给孩子安排了第一台手术。经过6个小时的焦心的等待，我家孩子终于顺利做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我们一家人喜极而泣，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家孩子终于平安的回来了。看得出推出手术室的的孩子和医生都非常疲惫。但我们的心终于放下了。术后，王主任和宫教授也对孩子特别照顾。能不给用的药尽量不给孩子用，怕影响孩子以后的身体健康跟智力发育。真是医者父母心啊。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精心的呵护。作为家属我们非常感动。孩子进入监护室后，大哭大闹的非常狂躁，这是孩子不能自己控制的，对其他病号影响很大，护士们也是尽心的护理孩子，哄着孩子尽量平复孩子烦躁的心情。同时也安抚着其他病号，理解孩子的痛苦。我看着她们热情周到又细心地服务，熟练又一丝不苟地操作，感到心里的温暖慢慢洋溢，真是可爱的天使。

孩子现在术后恢复的非常好。吃饭喝水排尿都很不错。也终于看到了主任和教授的一丝放心的笑意。

作为我们家属，“不懂医学”是对病情最大的不负责任。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所以我们只能信任医生，现在也终于理解了每个鲜活的生命对于医生来说都视为亲人一般。在此特别再次感谢王建刚主任和宫杰教授。对工作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对医术精益求精，对病人就像对亲人一样，我从内心真的好感激你们，我们全家人会永远记得您。我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们，但我把感激的心留在这里!祝您万事如意，好人一生平安。此致

敬礼

朱梓骋及全家

2015年3月篇五：给刘光亭的一封感谢信

给刘光亭的一封感谢信

尊敬的刘光亭教授：

您好!我今天拿到了自己的体检报告，上面显示我的所有指标都恢复了正常。在此，我衷心的对刘光亭教授表示感谢!前不久，自己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起初觉得可能是最近没有休息好的原因，也就没有太过在意。可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在意，险些失去了生命。

在工地上干活，突然再次感到头晕目眩，本以为会和前几天一样歇会就没事了，可是眼前却越来越黑，最后失去了意识。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在医院了。

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刘光亭教授。刘光亭教授守在我的病床前，看到我眼睛睁开，会心的笑了。至今还记得刘光亭教授那温暖人心的微笑，让我一个外地打工的人瞬有种要哭的感觉。

刘光亭教授对我说：我昏迷的原因是高血压。他又说：幸亏送医及时，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就算要赚钱养家，也不能这么拼命啊!原先我很讨厌医院，因为那是一个冰冷的房子，一点温暖的感觉都没有，可是遇到您后，心中对于医院和医生的偏见烟消云散。住院观察了一段时候，我就出院了。那时了刘光亭教授还在不断的叮嘱，平时应该多注意休息，身边也要常备降压药。

遇到刘光亭主任，让我一颗在外漂泊的心，好像有了许多的归属感!您救的不止是我的病，还有我的心灵。

祝愿：

体坛中医院中医院心脑科刘光亭教授以及全体医务人员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第四篇：王教授

王教授，您好！

祝您节假日快乐！

王教授，在9月19号我也给您发过邮件，您回了邮件，我仔细看了邮件，当时发现您写错了一个字，您把“请”字写成了“情”字，今天您给我发了邮件，我看见错字还没改过 来，我想着还是提出来。

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还有建筑用地的紧缺，大跨度轻型住房崛起，建筑行业主要向高层建筑，钢结构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必然成为主导方向。所以，钢结构是一个前景光明的方向。但钢结构有一个缺点，就是防火性较差，例如，“911事件”就是由于钢材防火性不是很好，最后整栋建筑都熔了下来。王教授，通过土木学院网的信息，知道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钢结构防火，随着钢结构越来越多的应用，在防火要求也会不断的提高，钢结构防火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方面如果研究出更好的方法，将会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学习，掌握好知识，才能更好的运用所学的设计出安全，可靠的建筑物。

通过对这学期初学的《钢结构基本原理》，我觉得我个人比较适合学习钢结构，因为钢结构要求力学方面的知识要多一些，正好在力学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学好《钢结构基本原理》这门课。王教授，您在邮件中提到

在学校复试之后，您还有一个面试，为了这个面试，我正在努力的看《结构力学》，《材料力学》这两门课。虽然以前学过，但还是有些地方忘记了，还得仔仔细细的看一遍，蛮辛苦的，但我从收到您的邮件后，一直在坚持看这两门课，希望从中可以获得新知识，俗话说的好“温故而知新”嘛。王教授，我这里有一个请求，希望王教授您在学校复试之后，尽快通知我们您面试的时间及具体安排。谢谢！

祝您节日快乐!

我的电话：***

第五篇：教授讲座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教授讲座心得体会

——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公共管理学院

230900333 翁凡凡

摘要：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伴随着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行政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理论也受到不少责难，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就是在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实现了政府向服务本质的回归，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因此至今仍主导着世界行政管理改革运动。

关键字：新公共服务；新公共管理；行政管理

一、老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概述

公共行政的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随着时代地发展，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老公共行政理论）已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新的理论不断涌现，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是针对老公共行政而提出的，对于传统的官僚层级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有力的纠正。它把市场中的企业精神引入新公共管理领域，认为政府应该只是从事那些不能民营化或不能对外承包的活动，市场机制应该尽可能的被利用，以便公民可以在服务供给方面获得更多的选择。不难看出，新公共管理和老公共行政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核心理念是相似的，二者都是依靠和信奉理性选择的模式，希望通过管理来追求效率。

另一方面，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而提出。新公共服务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然而对于新公共服务的一些基本内涵，在传统公共行政时期就已经存在，例如德怀特·沃尔多、马歇尔·迪莫克等人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一直没有占据主流，也相对比较分散。而新公共服务的提出可以说是对这些观点的再次重申和归结，当然也不乏新颖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政府重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新公共管理在当代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中越来越显现其主导范式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新公共管理是针对现实体制提出的具体理论，它对于实践有很强的指导性，虽然只是在原有体制上的修补和创新，没有做根本的改革，但它的意义和进步性是显然的。而新公共服务所倡导的民主参与、尊重公民权、平等、公正等政治价值虽然是根本性的，但缺乏可操作性。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主要内容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西方乃至世界都受到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政府所面临的各公共问题以及政府运作的行政环境，较之以前都更加复杂，这对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使得各国迫切地需要展开政府重塑运动，于是在西方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 运动，随后，新公共管理运动迅速成为整个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主导方向。新公共服务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

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非掌舵。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奥斯本和盖布勒指出新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政府是催化作用的，要掌舵而不是划桨，也就是说，新公共管理理论倡导的政府职能更侧重于政府决策层面，而非执行层面。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者登哈特认为，当前许多行政官员都更加关注“掌舵”，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更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而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服务。

2、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不是公民单个个人利益的叠加或集合，而是管理者和公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责任，它是目标而不是副产品。“公共行政官员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要创造共享利益和共同责任”，政府应该致力于为公众营造一个无拘无束、真诚的对话环境，使公民能够清楚地表达共同的利益以及价值观念，使公共利益居于主导地位，并鼓励公民为了公共利益采取一致行动。

3、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

新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因此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顾客的需求有先后之分、利益有长期和短期之分，而对于公民，政府必须关注其需要和利益，要以公平和公正为原则为他们提供服务，因此没有先后之分，政府要关注的是全体公民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产生于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对话中，故政府必须要努力在其与公民的关系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注重公民的呼声。

4、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

新公共服务理论家强调通过人进行管理，公共组织及其所参与的网络要在尊重所有人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领导权来运作。如果要求公务员具有责任心、奉献精神和公民意识，那么公共管理机构的管理者首先要善待这些公务员。公务员既不是只需要保障和组织的一种官僚职业的雇员，也不只是市场的参与者，他们希望自己与别人有所区别，要求得到承认和支持，希望能够实现自身价值。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5、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

企业家注重的是最大限度的提高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利润，而公共行政官员绝对不能采取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式，他们不是公共机构的所有者，政府的所有者是公民。公共行政官员有责任通过担当公共资源的管理员、公共组织的监督者、公民权利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社区参与的催化剂以及基层领导等角色来为公民服务。因而，公共行政官员必须将其在解决和治理公共问题的角色定位为负责任的参与者。

三、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创新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它在理论上有诸多创新之处，高度重视公民权和公共利益，提出了适合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理论，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于指导公共服务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强调尊重公民权利。

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至于首位，强调对公民的服务，并将权力授予公民。新公共服务理论家们相信公共组织如果能在尊重公民的基础上通过合作和分享的过程来运行，就一定能获得成功，所以提出政府必须要真正了解公民在关心什么，必须对他们的需要和利益作出回应。

2、呼吁维护公共利益。

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追求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一种共同的事业，源于公共对共同价值准则的对话协商，关键是所有的公民能够参与其中，只有当公民参与其中，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程度就会超过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当他们能够根据公共利益去行动时，社会的广泛利益才能统一起来，最终惠及每个人的利益。

3、重新定位政府角色。

新公共服务理论批判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的职责放在“划桨”或“掌舵”上，它看到当今政府不再仅仅是处于控制地位的掌舵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它认为公共管理的本质是服务，政府或公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去控制或驾驭社会，即主张努力构建一个具有完整性和回应性的公共机构。

四、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如何审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成果？罗伯特·达尔在 《行政学的三个问题》 一书中曾指出“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1、新公共服务的话语局限

新公共服务毕竟是产生于西方特有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体系，“当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时，不能从行政本身作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新公共服务理论产生的生态是西方发达国家发达的理性官僚制，充分发展的公民社会，较完善的宪政体制，较高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新公共服务建构的生态框架。然而在面对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发展问题，产生西方发达国家现实背景与话语体系下的新公共服务理论有其深刻的话语局限性。发展中国家公共行政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存量的问题而是增量的问题。由此如果说西方行政理论的话语体系发展建立在丰富存量的基础，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行政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盖伊·彼得斯的提醒值得我们深思：“对于体制转换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追求政府部门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重视建立一个可被预测的、属于全民的、正直的韦伯式的官僚政府”。

2、新公共服务可操作性——理念还是方案

公共服务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服务而非掌舵，但究竟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物中保证公共政策产出的时效与正确导向。从责任的定位来看，政府责任与公民责任的界定如何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定位，新公共服务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如何建立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操作的运行机制。

新公共服务寄希望于公民参与以及在参与和接洽中形成的共识。而如何协商如何形成公共利益，新公共服务也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只是强调了公民参与和公共利益的导向。虽然新公共服务理论鼓励和倡导由公民来参与决策的制定，并且让公民和政府共享政策制定的权力，培养公民的责任和风险意识。公民被期许采取更积极的行动——参与管理政府。但是面对现实中公民的政治参与冷漠，如何提升公民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民，如何提高公民参与的效能感，新公共服务也没有提供良方。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有成效的公民参与应该不以牺牲政府的效率和效能为代价。新公共服务的解答依然是理念是上的倡导。新公共服务提倡所谓的行政民主与公民的民主权，无可非议。但在关注行政民主与民主公民权的同时如何解决效率问题仍然是一个难题，效率与民主的两难如何保持适当的张力。从这方面来说新公共服务在民主与效率的面前仍然无计可施，没有提出可行性的方案，只是对于公共行政领域的民主价值理念的强调。正如许多新公共管理对官僚制的批判拿不出取代官僚制的结构形式一样，他们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也没有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东西，很大程度上只是提醒人们要注意民主、公正、回应性等社会公共价值的诉求的理念，没有太大操作可行的具体方案。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五、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启示

在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领域，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特殊的行政生态，以开放的思想对待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创新理念，在把握明确定位公共行政管理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吸收，探索具有我国特色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是我国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发展的现实选择。这需要建立一种基于完善理性官僚制的框架基础上，充分吸收新公共服务理论的优秀因子，树立一种负责的、服务的、民主的公共行政管理理念。

1、强调公民权利，正确定位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我国原有的政府体制是定位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官僚制的一般特点，且政企不分。政府本位现象严重，成为居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政府凭借强大而严密的行政网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调控，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包大揽，极大地限制了公民权利的发挥，同时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政府机构膨胀等弊端。“新公共服务”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或驾驭社会。因此，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首先应把公民权利放在首位，制订相应的制度加以保护；其次，为公民实现各种权利提供广阔的平台，包括创造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机会；第三，建立公民监督机制，将政府的一切活动置于公民的监督之下，实现“阳光行政”。

2、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保证公共利益。

政府必须致力于建立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这就需要依靠公民及其代表提出利益要求，而我国在利益表达机制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内部的权力精英在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倡议，公民及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较少，从而导致政府权力过大，“主 — 仆”关系倒置，存在政府侵害公 共利益的可能性。新公共服务认为公共利益是就共同价值观进行对话的结果。因此，建立服务型政府有必要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与公众进行广泛的对话与沟通，了解公民的所需所求。通过扩大公民参与范围、拓宽公民参与渠道、深化公民参与程度、加大公民参与力度，使公民及其代表有机会与政府就共同价值进行对话，保证决策的回应性与公共性，达成公共利益。

3、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和保障服务型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相对滞后，政府行为不规范，存在决策不民主、不科学，执行不透明，行政程序不公开，监督不到位，反馈不真实等现象。服务型政府强调保障公民利益、防止权力滥用、保障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加快与完善相关立法；在工作中坚持依法行政；加大司法审查力度，用法律来规范我们的行为。同时，通过健全立法监督、司法监督、党内

论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理论

监督与舆论监督的制约机制，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以保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为基本价值。

参考文献：

[1 ] [美] 罗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J ]，中国行政管理，2002，(10).[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 顾丽梅.美国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反思[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5期.[4]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5] 罗植.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理性探析[J].新乡学院报，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