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第一篇：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主持人:陈启能)·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摘要] 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 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关键词] 当代史研究；意识形态；西方话语；本土史学;现代性自负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11—0029—04

当代史最为波澜壮阔、曲折摇曳,又几乎与每个人的当下境况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最受人们关注。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对于当前的史学界来说,当代史去古未远,余波荡漾,过程清晰,线索历历,最值得抓紧研究,不必等待凝固之后、甚至完全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乃至蜕变为纯粹的文献之后,再去着手研究。

当然,当代史的难写,人所共知。这主要来自以下几点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的限制当然是我们首先要在此强调的。我觉得这一点今天已无必要讳言。虽然意识形态并不必然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并不总是起负面作用,但主流意识形态却可以提醒你哪些问题可以随时进行研究,而另一些问题则必须放一放,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真理性”认识,一种已经探明的“真相”,一段证据确凿的历史,该不该说出来,的的确确有个“时机”问题,也有个“策略”问题,“应不应讲,什么时候讲,讲些什么,从政治上考虑都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①。虽然不能也不应以要求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自己的确应该明白,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与当下的“现实”协调,因为当代史的某些部分的确不同于古代史:当年的刘项之争你可以尽情地发表看法,但半个世纪前的政治冲突却至今仍需留待后人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某一党派的私利所在,也和整个民族的利益相关。这当然会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你越想知道的、甚至认为越重要的就越不可能畅所欲言,而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其他问题则肯定难以透彻说明。老实说,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涉足当代史,就因为这一段历史迄今还难以从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

与意识形态的限制相比,材料所带来的困难似乎更具根本性。当代史的材料之多、头绪之繁杂、遍览之不易,那可能是研究“秦汉史”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就以对历史学的学术史研究而言,当代有多少专业期刊、多少综合杂志、多少大学学报、多少以书代刊的论丛、多少会议文章结集、多少史家的成果、多少论文、多少著述、多少领域、多少方向、多少专业、多少专题、多少博士论文要看,能看得过来吗?别说“竭泽而渔”了,就是拣最基本的东西看也不容易。而且,这些散在的材料又大都未经过任何哪怕是初步的整理和编排。这和我们上面所说的“秦汉史”研究完全不同:第一,“秦汉史”的文献材料有限,就《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几部书;第二,这些极为有限的资料也已经过许多人的深加工,如整理出的有:秦汉官制史料、秦汉经济史料、秦汉农战史料、秦汉哲学史资料等等。与研究古代史相比,治当代史者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材料上所花的搜集鉴别与披沙拣金的功夫要大得不成比例。

更重要的是,治当代史可能需要更多、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譬如,在关于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叙事中,学界大都沿用一条基本的叙事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等,这样的概括在提供许多东西的同时当然甚至会遮蔽更多的东西。但是,这毕竟会给你指出一条途径,使你不至于像在失去方向感的荒野上那样彷徨无路。而当代史则是这样的典型的荒野。这种荒野感可能主要来自前边所说的材料太多太杂,以致使人目迷五色,不易把握变迁的脉络和主次的差别。其次,则由于距离太近,反而看不清楚对象的轮廓和边界。试想,你本人身在其中,周围的一切又都在变动不居,远不像已经消失的凝固在有限的文献上的“古代”那样可以供你从各个角度静止地去观察,而现实的一切则可能是混沌一片乱丝一团,很难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觉。换句话说,“距离太近”的历史是本然的历史,而“文献”上的历史则是前人记录整理后的结果,———后者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一种秩序或“整体感”了。譬如《宋儒学案》、《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等已经给了我们一种师承传授的系谱或学术版图了,甚至包括民国时期的学术版图我们也已经有许冠三先生的《新史学九十年》这样带有经典性质的著作了。我们身在其中的当代呢?不全靠我们自己去直接观察和判断吗?再者,“历史”的本质含义是“过程”,没有“过程”当然就没有“历史”。所以,当现实作为一个“过程”正在展开或尚未结束或最终的结果尚未呈现时,一般说来,对它作历史的研究和判断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这个“过程”还不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②因为,一个明确概念的提出,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但是,过分强调这一点,那就等于事实上完全排除了当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正是马克思本人进行了卓越的带有典范性质的当代史研究,这就是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实际上,问题的实质在于,在材料不充分或过程未终结时,准确的判断是否可能?已有的例证表明,这部分取决于洞察力的深浅,并不完全取决于材料的多寡。实际上,从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材料永远没有充分的时候,相对于历史本身,任何材料都永远无法全息地反映外部现实;至于过程是否终结,也很难说,儒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但至今仍很难说儒学所推动所介入的历史过程已经终结。总之,洞察力对任何时段的历史的研究都是必需的,只是当代史研究可能比古代史研究对洞察力的依赖程度更高。再进一步地说,具有“一叶知秋”和“见微知著”的犀利目光是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前提。

在笔者看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利害关系太大。也就是说,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身说法,作者定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历史,死无对证,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还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给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其三,当作者与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对象有某种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而不能认同于他们当年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时,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烦的事。如实评述吧,心有不忍,心有不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吧,又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背,进退两难。这就是笔者当时的感受;但这些感受还明显局限在学术本身上。事实上,问题比这里说的要严重得多。这当然让不少聪明人知难而退。

在历史研究领域,当代史研究的状况似乎最不令人满意。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实际上还有一些认识上的谬误也在起着不小的阻碍作用。

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从而认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写史,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就是其中一个根深蒂固的现代性偏见。这种偏见赖以流行的预设是,同时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几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别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多年来,史学界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偏见指导之下搁置了当代史研究的。应该说这种认识不无部分道理。尽管那些历史刚刚逝去、余音未绝,但历史当事人的沉默、失语和成功者的控制、筛选,使近现代史、当代史也变得迷雾重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谁都知道,历史学家历来主要是通过耳朵而不是通过眼睛来研究历史的。假如说历史学家是通过研究的话也是借用别人的眼睛来看历史,譬如说,秦汉史家们只能通过司马迁和班固的眼睛来看历史,等等。他们的著作固然都带有“实录”的性质,后人通过他们的眼睛固然看到了部分真切的历史,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或不想让后人看到的或他们认为没有价值而实际上价值很大的历史后人都永远也看不到了。兰克认为撰写历史最好能“如实直书”。笔者曾指出,当兰克们在撰写历史时,“历史”本身早就不在了,“实”早就消失了,“如实直书”又从何谈起呢?当兰克的中国弟子们写“秦”的历史时,“秦”本身早就灰飞烟灭了,如何“如实直书”?应该说,“如实直书”的治史理念也许只有在治当代史时才能部分地变成现实,———惟有它可以部分地诉诸历史本身来检验。所以严格地说,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笔者实在不敢相信,几十上百代之后的人比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更能写好“毛泽东时代”?正如笔者实在不敢相信,今天的史家竟能比司马迁更能写好秦末汉初的历史一样。

经验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彻底了解一个人,最好与这个人朝夕相处一段;我们要想了解一个时代,最好能对这个时代有某种切身的感受,最好能在这个时代生活过一段,然后再跳出这个时代。人们常说,写历史最好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也就是说,最好能“回到现场”,那么,基本在“现场”范围之内或离“现场”不远的人当然理应比不在“现场”或远离“现场”的后人更有资格和可能写好这一段历史。他(她)们尽管有种种局限,特别是容易受到他(她)们所属集团的“集团假设”或“集体偏见”的制约,有可能使他(她)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能摆脱“偏见”和“预设”来赤裸裸地面对历史,后人研究前人时也同样会受到“偏见”和“预设”的左右,但身在“现场”之中对历史的直接观察毕竟会使史家感受到历史真实的强大存在,而不必像后世史家那样再通过对所谓“材料的批判”和所谓的“去粗取精”来获得历史真实。这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身在现场的人都能写出真历史,这里只是强调,对于那些具备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人来说,研究当代史所受到的局限比研究古代史所受到的局限并不更多也并不更大。相反的,一个连自身所在的时代都看不清看不透的人,你如何指望他(她)能看清早已消逝了的“秦汉社会”、“魏晋时代”?他(她)仅根据偶然遗留下来的若干死材料就能穿透一两千年时间屏障的洞察力靠什么来取信于人? 大浪淘沙。时间之流不知过滤掉了多少对于认识历史而言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一方面倡导“写如实在发生一样的历史”,一方面又竭力回避或有意无意压抑最有可能成为这种历史的当代史研究,实在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而这一切从认识上都可能根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现代性谬误:总是顽固地认为后人比前人更聪明、掌握的真理更多、受到的局限更少,因站在前人肩上而对历史看得更清,这大概也是进化论所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现代性自负”在历史认识论领域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另外,当代史的难写和难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代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历史本身所存在的巨大距离,而且,这个当代的话语系统还几乎完全来源于西方,换句话说,近百年来我们用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概念工具基本上是西方的。这大大增加了把握历史真相的难度。最迟从18世纪开始,“西方话语”凭借经济、政治、科学实力做后盾,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话语霸权”,物质实力相对弱小的的民族和国家在强势“西方话语”的全方位渗透下日益“失语”。中国文化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否写出本土化的中国历史?在西方话语成为主流话语的时代,我们还能否读到原汁原味的中国历史?我们还能否走入中国历史,真正感受历史的真实?“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的渗透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历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20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史的描述基本上是以“西方话语”为中介进行的。从话语系统的角度看,中国史学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国史在中国”。晚清以前的正史编撰,是中国在没有他者做映照的前提下的自言自语,没有任何的自觉,更谈不上批判和自省,处于黑格尔所描述的“原始的历史”阶段。他们贯彻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把历史写成了帝王、朝廷、贵族的历史。包括《清史稿》的编纂,编者们虽然生活在20世纪的背景下,但他们的精神却与所描述的历史完全同调,没有对历史的任何反省。这种历史的长处在于保留了原汁原味,未经污染,而短处在于它没有任何的批判观念。第二阶段是“中国史在西方”。梁启超开启了这种历史研究状态,其实质是用西方话语来描述中国历史,用西方程序对中国历史重新编码。这一阶段,大量新观念、新词汇、新思想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人开始运用“革命”、“阶级”、“社会”等西方概念工具来描述、评析中国历史。这时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 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以欧洲历史为“主干”、为“典型”、为“标准”、为“正常”,中国社会则成为“例外”、“化外”、“变种”和“早熟”,总之是“非正常”。譬如马克思就称“中国是文明发展早熟的小孩”等。中国的历史话语被改变了,用这种话语写出的大都是不带中国味的中国历史。最典型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是从西方视角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改写,实质是披着东方外衣的西方主义。现在看来,欧洲人的手电筒只照到了中国人的一面,有意无意之中,他们忽视了中国的另一面。中国也有灿烂的传统文化,也有繁荣的商品经济,也有活跃的土地买卖,也有繁华的都市生活。西方人把文化的空间差异还原为文化的时代差异,把历史演化路线的民族差异还原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从而把横向问题还原为纵向问题,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基本预设,没有事实根据,是胜利者的神话!这种预设强行把中国的过去纳入西方历史阶段的序列,使中国历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样做当然也有其长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对中国历史保持了反省的立场,看到了中国文明的短处,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反省的历史”阶段。其次,这是一种把中国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与全球史、与普世价值相联系的历史叙事。第三阶段是“中国史重返中国”。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阶段。所谓的“中国史重返中国”,是指重新寻找中国史自身发展的基本线索,扎根于中国经验,而不是西方经验当中。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这一思潮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兴起的本土化运动,反映了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质。这和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已经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然,“中国史重返中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在各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尚不能令人满意。如何在“西方话语”仍是主流话语的背景下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当然还有赖于学术界作更深一 步的探讨和研究。其中,清理“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本身相结合过程中所存在的经验教训,当是关键一环。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很愿意向读者推荐青年学者蒋海升的《“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一书。“古史分期”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农民战争”问题论战、“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论战、“汉民族形成”问题论战,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的这五大事件被后人称作“五朵金花”,近20年来,从学术史、问题综述和史学思潮的角度论及“五朵金花”的著述不少,但从话语系统和概念工具的运用这一前沿意识出发的探讨,还非常少见。此一书稿正是这若干“少见”成果之一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此书稿下力清理了“西方话语”成为20世纪史学界“五朵金花”大讨论中主流话语的过程,分析了“五朵金花”问题讨论所依托的理论预设、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指出“五朵金花”问题讨论的展开,实质就是使用“西方话语”对“中国历史”进行编码而产生的分歧,使用基于欧洲经验提出来的理论模式和概念,而这些概念和模式与中国历史事实存在着较大距离,这种难以跨越的距离正是构成“五朵金花”讨论中诸多分歧出现的原因。这些大论战的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可以看作是中国事实、中国经验对西方话语和外来模式的反抗!作者同时指出,“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虽然存在种种距离,但它毕竟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和概念工具,毕竟使中国历史朝社会科学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毕竟开启了历史研究理论化的进程,从而使历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作者的这些认识均堪称真知灼见!总之,作者力图客观准确地呈现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真实面貌,这不失为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一种积极努力。值得欣喜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严循学术规范,所能到手的资料可以说网罗无遗,证据的坚实程度自不待言。至于结构合理,行文流畅,思路清晰等,尚属余事。因此,此一书稿可以视为当代史学学术史研究上的一项重要成果。当然,此书也还有一些不足有待弥补,一些地方不够精细,另有若干章节有待加强,个别提法尚需打磨斟酌,等等。这些都说明,作为一名学术新手,作者前面的路还很长,还需付出很多甚至更多的艰辛!我们期待作者置身其中的一代青年才俊尽快成长起来。

(说明:本文系作者为蒋海升著《“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一书所作序言,该书2009年10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武卫华)*收稿日期:2009-10-08 作者简介: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史哲》主编。

① 孙思白:《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载红旗杂志社编:《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92页。

第二篇：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读《文明美德伴我成长》有感

《文明美德伴我成长》在这本2011-2012学年中学生指定读本中，文明、美德是重点，正是这本书，让我更加明白了践行美德的重要性，也同样让我明白，保护环境，已经到刻不容缓。当最后一只动物在枪声中倒地，但最后一棵树被锯子锯断，被黄沙掩瞒，人类----迄今为止宇宙中所发现的最高级生物形态，也将不再存在。

环保，这个日益响亮的名词，正在一步步走进我们的视线，它的响亮并不是毫无根据，看看下面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吧，云南91种野生重点保护植物有45种处于濒危状态，部分珍稀树木和药材仅剩几棵，甚至一棵；我国沙化土地面积达168.9万平方米，且仍以年2460平方千米的速度在扩展，危及一亿多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全球林业面积以每年0.4%的速度锐减，森林遭破坏陈伟全球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物种灭绝速度由大致每天一种加快到每小时一种，地球上濒危物种大概占到全部物种的10%左右，中国要高出全世界5-10个百分点，占中国物种的15%--20%......我想，每一个热爱地球的子民看到这里都会喊停，因为你们不愿再看到这样的事件，也承受不了更多这样的事实。

然而有些铁石心肠的人仍旧会无动于衷，取熊胆，扒虎皮，为了那一叠叠厚厚的钞票，而扔掉了自己的良心，当有一天，曾经湛蓝的“江天一色无纤尘”的天空。曾经无比清澈，晶莹透明的河水，曾经满山的苍翠汇成的一片无边的的海洋，都离我们而去时，我们才会觉得今

天对自然掠夺式的索取所导致的资源枯源，物种濒危，环境恶化是一种犯罪!

保护环境，离我们太近，它就在我们身边，也许你不经意间的一个小动作，例如随意扔下一个废电池，在那些环保人士的眼中，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土壤里，将会有一平方米的土地永远失去利用价值。

印第安酋长西雅图曾说过：“人类属于大地，大地不属于人类”。的确，从形成的时间和历史进程来看，人类对大地就有如蚂蚁对恐龙，地球在宇宙中具有着独一无二的美，这种美是人类一手建成的，也是由人类一手在破坏着，人类伤害了地球太多太多。1681年最后一只渡渡鸟被残忍地杀害。1900年，最后一只旅鸽死在它的鸟笼里。1937年，巴里虎灭绝。1981年，与渡渡鸟相依为命的大颅揽树，在仅剩13株时，在科学家的帮助下终于绝处逢生，这一年，正好是渡渡鸟灭绝300周年。2011年3月2日，东部美洲灭绝„„难道，在若干年后，我们的地球只有靠克隆才能继续存在，地球将要变成一个克隆的世界？

正如书中所写“我们不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是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幸而聪明的地球人都懂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的道理，正在为环保坚持不懈地努力着，这是令人欣慰的。

保护化境，刻不容缓！让我们践行美德，保护我们的家园，为人类生活的创建一个美好和谐的环境唯有如此，我们的地球妈妈才会因

拥有人类而笑傲宇宙。

第三篇：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

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

——浅谈观看《廉政文化电视讲坛》的思考

张士勇

2010年11月4日

2010年11月，扬州市纪委与扬州市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了《廉政文化电视讲坛（共10讲）》节目，节目主要通过讲述扬州历史人物的勤廉史话，用扬州先贤的精神和事迹，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知兴替，以人为鉴明得失，共同营造勤廉廉政的文化氛围。一定程度上说，《廉政文化电视讲坛》的播出对于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水平和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党员干部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与此同时，腐败问题也日益突现。作为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服务人民群众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机关单位应该加大廉政文化建设的力度，营造人人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常弃非分之想的“尊廉崇洁”，“褒廉贬腐”的氛围。因此现阶段，在机关单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刻不容缓。作为甘垛国土所支部带头人，要思考的不仅是自身的廉洁从政问题，更要思考如 1

何带领全所上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作风学风，锤炼一支廉洁勤政，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公务员队伍的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本人谈几点学习体会。

一、加强党风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及宣传

从根本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理论，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石。在此基础上，我支部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优势，组织专家、学者广泛开展多层次、多角度、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理论研讨活动，对党风廉政文化的理念、内容结构、特点规律、建设的对策，进行深入探讨和可行性的科学论证，进一步提升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水平，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为党风廉政文化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推动党风廉政文化建设良性发展。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网络、广播站、报刊、宣传栏、报栏等加强对党风廉政文化的宣传，宣传报道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进展、成效、经验和先进典型，在全所培养廉政理念、树立廉政意识、营造廉政氛围。

二、加强领导、总体规划

在局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认识紧迫性和重要性，把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国土所整体建设。领导要做好任务分工，明确责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建立我所党风廉政文化思想教育机制，把反腐倡廉教育

纳入日常工作之中；建立和完善国土所党内监督机制，把反腐倡廉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活动之中；建立科学、合理、严密的运行机制，抓好国土所平日巡查、办事、评优等环节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三、加强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机制建设

在乡镇国土所党风廉政文化建设中，一方面要着眼于现行领导体制、组织体制的改革，使之在符合党风廉政文化建设要求方面更加完善；另一方面，要将党风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方法落实在具体的组织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中；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广大人员共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加大对领导班子的监督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种问题，防止小过酿成大错。大力倡导和弘扬监督的风气，形成良好的监督氛围。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把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列入领导班子考核内容。加强对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按照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的要求明确责任，实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激发广大所员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一种人人关心、齐抓共管的廉政建设的良好工作态势。

四、加强道德建设

道德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具有榜样示范作用。因此，要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引导广大职工树立强烈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勤政为民。要树立道德典型，加强道德建设的宣传力度，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风尚。要根据《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和新时期工作的特点，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将之固定下来，创造一个崇尚道德、乐业为民的环境。

总之，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新时期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机关单位在加强制度反腐工作中，要不断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认真学习相关条例规定，并以史为鉴、以人为鉴，按照中央的反腐方针和部署，紧密结合国土所支部工作实际，不断探索构建反腐倡廉体系的途径和措施，保持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

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讨论书目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林学忠：《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赖惠敏：《清代的皇权与世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桑兵等编：《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书局，200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五篇：近代史研究——历史学者

一、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中国通史》，第11册，人民出版社，2007年，作者之一

《戊戌变法史事考》（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5年；2005年新版

《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新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中文繁体字版

《清代全史》，第7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方志出版社，2007年新版；作者之一 《国民党抗日殉国将领传》，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二、张海鹏，1964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系，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副主任。编着有《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等。

三、戚其章（1925年3月—2012年10月7日），山东省威海市人。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历史学会会长。

1990年《甲午战争史》出版后，他开始致力于把甲午战争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2009年，戚其章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甲午战争新讲》，201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新讲》。

著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北洋舰队》等。

四、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关注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日关系(以民间团体和学者为中心)等领域。尤其以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为重点。

桑兵教授长期从事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近代中

日关系以及清代以来的史学与学术研究。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他着重于近代中国知识转型、近代学术与学人以及庚子勤王运动的研究，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２１１工程第１、第２期建设项目和９８５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如“晚清至民国社会与文化”、“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庚子勤王运动与近代政治变革的转换”、“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清史·典志·教育志》”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出版了《国学与汉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等四部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多篇既有创新性、开拓性，又有实证性、科学性的高质量学术论文。

五、朱英，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曾赴日本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研究，担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已出版专著8部，主要代表作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等。

专著目录

1.《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与马敏合作），巴蜀书社1993年版

4.《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与石柏林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六、马敏，2011年8月起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首任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校长。现任教育部首届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编写组主要专家，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历史）评审组成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湖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会史博览会史、教会大学史等。自1985年以来先后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等重点和一般社科研究项目1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六部，主编学术著作七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100余篇

七、陈旭麓（1918-1988），历史学家。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华东师大教授、历史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中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务长等职,是华东师大创始人之一。1951年参加民主同盟。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史学会副理事长 著作书目

1．《初中本国史》，贵阳文通书局（1942年）

2．《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

3．《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4．《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5．《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

6．《邹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7．《近代史思辩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

8．《宋教仁》（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

9．《邹容与陈天华》（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0．《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浮想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

12．《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陈旭麓文集》（4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八、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门史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冯先生名列其中。

代表性著作

《上古神话纵横谈》、《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国古文化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