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一章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第九章 明代历史演义小说
第一节 演义小说及其发展概况
一、什么是演义小说
“演义”一词出自晋代潘岳《西征赋》，原意是援引古事、敷陈其事而加以引伸的意思。大约元末明初开始成为小说体裁的名称。演义小说，简单地说就是敷演历史事实的小说。由于它是敷演所谓“历史事实”的，所以通常称之为历史演义小说。依据郑振铎的意思，这种小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创作主旨在于演绎历史事件，反映历史发展概貌，记述朝代兴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二是所写的主要事件和人物，多本有其事而添设敷衍，实多虚少，因而创作往往受历史的局限；三是多采用编年体的写法，或记述一代史实，或通演古今事，人物多为帝王将相，具有历史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二、演义小说的发展演变
演义小说由宋代说话的“四家”（吴自牧《梦粱录》计四科为：小说；谈经，说参请，说诨经；讲史书；合生。但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各书记载稍异）之一的“讲史”发展而来。讲史的特点是演说“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都城纪胜》《梦粱录》），题材一般取材于正史如《通鉴》，但作一定程度的虚构；也有取材于野史传说的。“讲史”形式上分卷分目，略具后来章回小说雏形。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演义”小说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由于它采用章回的形式，以后的演义小说也都一样一律采用章回的形式。明代是演义小说繁荣昌盛的时代，它的起点就是《三国演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影响了明清两代的演义小说的创作，产生了不少新的历史演义小说。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说：“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到清代，历史演义小说又有发展。这些历史演义小说，影响最大的有四个系统：列国、杨家将、说唐和说岳。其中说岳与杨家府两个系统，说唐的后半——《说唐演义全传》及其续书《说唐后传》、《混唐后传》、《说唐三传》、《粉妆楼全传》等具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特点，所以有的书称为英雄传奇小说。
列国系统：
１、宋代讲史平话有《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２、明中叶余象斗编撰《列国志传》。
３、明末冯梦龙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写成《新列国志》。４、清蔡元放将《新列国志》删改润色成《东周列国志》，为最流行的本子。《东周列国志》是成就仅次于《三国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杨家将系统：
1、宋代有其故事流传，如南宋临安说话人即有说《杨令公》《五郎为僧》平话。
2、金院本中有《打王枢密爨》。３、元明两代有许多杨家将故事的戏曲作品，如元杂剧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楼》，明杂剧有《开诏救忠》《活拿萧天佑》《破天阵》《黄眉翁》等。
４、明代有“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的《新绣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演义志传》即《杨家府演义》（万历刊本）。
《杨家府演义》为此系统的代表作。说唐系统：
１、唐宋元说唱小说戏曲中隋唐故事：传奇故事如记隋事者有《大业拾遗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记唐事者有《隋唐嘉话》《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太真外传》《梅妃传》等；元杂剧有十几种与隋唐故事相关的剧作。另有《天宝遗事诸宫调》。
２、明初罗贯中有《隋唐两朝志传》、明中后期熊大木有《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另有万历刻本、澹圃主人(即诸圣邻)编次《大唐秦王词话》。
３、明末无名氏有《隋炀帝艳史》、袁于令有《隋史遗文》。４、清代康熙年间褚人获《隋唐演义》、约成书于雍正年间的无名氏的专演瓦岗英雄的《说唐演义全传》。
５、《说唐演义全传》的续书《说唐后传》（罗通扫北、薛仁贵东征高丽）、《混唐后传》（抄录隋唐演义》征西部分）、《说唐三传》（薛丁山樊梨花征西事）等；另有《粉妆楼全传》。
《隋唐演义》、《说唐演义全传》为说唐系统的高峰。说岳系统：
１、宋即有相关故事流传。《梦粱录》卷２１记载王六大夫于咸淳年间“敷衍《复华篇》及《中兴名将录》”，《醉翁谈录》有“新话说张韩刘岳”的话。《夷坚志》还有“东窗事犯”的故事。
２、宋元明有众多戏曲作品，如元杂剧有孔文卿《东窗事犯》，南戏有《秦桧东窗事犯》，明代有《岳飞破虏东窗记》及《精忠记》。
３、明熊大木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又名《大宋演义英烈传》、《岳武穆精忠传》。
４、清乾隆间钱采《说岳全传》。
《说岳全传》为此系统之空前的作品。不少戏曲、说唱作品均取材于此。其它演义小说： 尚有《西汉演义》《二十四史通俗演义》等
第二节 演义小说的代表作《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 贾仲明（1342－1423？）《录鬼簿续编》（作于1422年）：“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矣，竟不知其所终。”贾仲明至正甲辰（1364）复会罗贯中时22岁，两人为“忘年交”，估计罗贯中在50左右。如此罗生年在1314年左右。假定罗年７０而终，则其卒年在1384年左右。
近来发现四明丛书刊本《赵宝峰先生文集•附录》载有《门人祭赵宝峰先生文》，中有署罗本者。罗本即罗贯中（郎瑛《七修类稿》：“《三国》、《水浒》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嘉靖间几种《三国志通俗演 义》题署，最早刊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而所列门人，均按年龄排序。罗本排名第11位，其前为向寿（1310年生）、乌斯通（1314年生），其后为王桓（1319年生）。此与前述推论大体相符。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等依据地名以为创作于元代，与前述推论没有冲突，并无不可。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11《周瑜南郡战曹仁》节“油江口”注说：“今时江陵管下公安县是也。”元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卷14说：“油江口，地名，三国时昭烈帝立营于此，改名公安县，今县属江陵府。”《大明一统志》说：“公安县，今属荆州府。”如为明时地名，当说“油江口”“今时荆州府公安县是也。”这样的地名注有二十多条，都与元代地名相合。
除了上述材料外，明人王圻《稗史汇编》对罗贯中也有记载。其卷一百三《文史门·杂书类·院本》:“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清人徐渭仁说他曾客于张士诚幕中（《徐炳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但均不知何据。
罗贯中的其他所传作品：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另外或曰他也是《水浒传》的作者之一。
二、《三国演义》的版本
据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今所见明时刊本已不下２０种。其中最早者为嘉靖壬午（1522）刊本（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以弘治甲寅即1494年刊本为最古。当以孙说为是），书名《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蒋大器）《序》、嘉靖壬午修髯子（张尚德）《引》。该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藏板影印，因其前有庸愚子弘治甲寅年序，因误名《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24卷240则，每则前有七言一句的小目。比如卷一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则“刘玄德斩寇立功”，第三则“安喜张飞鞭督邮”。今通行《三国演义》第一回为《宴桃源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立首功》，第二回为《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嘉靖本以前，估计均为抄本。以后各种版本，都依据嘉靖本，只是在插图、音释、考证、评点和卷数、回目、个别文字方面作些调整，但总体面貌没有变化。至《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才将240则合并为120回，回目也由单句变为双句。
在《三国演义》的各种版本中，影响最大的是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毛氏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修改了该书的回目，削除了原书的论赞，而且对情节和文字也作了些增删的处理，并逐回加上自己的评论。但也正因为如此，毛本非保存其完整原貌的本子。毛氏父子评改本简称为《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毛本出来后，一切旧本乃不复行。
三、《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高儒《百川书志》说：“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三国演义》的取材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史册”；二是文学艺术作品。（1）前者主要是晋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通鉴纲目》；（2）后者主要是六朝以来的民间故事、说唱、小说、宋元以来戏曲作品。如按时代排比，发展轮廓大致如下：
六朝：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所取材料如：曹操梦中杀人，望梅止渴，曹娥碑词（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七步成诗等。
隋：《大业拾遗记》，中有木刻三国故事。唐：李商隐《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北宋：说话中有“说三分”的霍四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小儿听说三国故事；前两者又说明当时还有讲史话本。
宋元南戏：《周小郎月夜戏小乔》《貂蝉女》。元代：
（1）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杂剧中大约有三国戏60多种，今存《单刀会》等１０种（具体为《单刀会》《西蜀梦》《襄阳会》《王粲登楼》《三战吕布》《黄鹤楼》《博望烧屯》《连环计》《千里独行》《隔江斗智》），元明之际杂剧10余种（《陈仓路》《五马破曹》《庞掠四郡》《娶小乔》《桃园三结义》《单刀劈四寇》《怒斩关平》《单战吕布》《大战石榴园》《三出小沛》《大破杏林庄》等）。其中完整的“貂蝉”故事据说就最先见于元杂剧无名氏《连环计》。剧写杨彪、王允、蔡邕等人巧设连环之计，使董卓、吕布反目成仇并以忠义说服李肃，最终借董卓受禅之机合力将其杀死。此剧本事虽然出自《后汉书》的《董卓传》与《吕布传》，但其中貂蝉事则当出自民间传说。作者出于封建的正统思想对杨彪、王允等人维护汉室的耿耿忠心给予了充分肯定
（2）话本：元有刻本《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的话本流传。
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特别是在朱熹《通鉴纲目》（改《资治通鉴》曹魏编年为蜀汉编年）的影响下，“尊刘贬曹”倾向早已形成。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轼《东坡志林》的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可见，《三国演义》无论是从材料看，抑或从思想倾向看，都是在广泛吸取前人有关三国故事的基础上重新熔裁之后写成的，是世代累积型作品。
四、《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1）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传统的正统观念。如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小说称刘备为刘皇叔，汉室出身成为小说“拥刘”的根据之一。相反，曹操不是汉朝天子刘姓的后代却又篡权，因而被称为“汉贼”。这是封建“家天下”的思想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体现《三国演义》的局限。（2）但这种思想，又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汉民族的爱国思想。受宋元时期北方少数族的侵扰，宋元时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将“汉家政权”视为”汉族政权”的象征，拥护“刘汉”，反映了人们维护汉族政权的愿望。（3）“拥刘反曹”倾向也反映了作者歌颂“仁政”反对暴政的思想，表现了作者“明君贤相良将”的政治理想。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是“仁君”的典范（如当阳败退，形势十分危急，但刘备并不因此抛弃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曹操是奸诈之君的代表，“拥刘反曹”实则就是“拥护仁君反对奸诈之君”，宣扬 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思想。
（二）肯定了刘关张的“义”的思想：刘关张三人桃园结义之后，名为君臣，实为结义兄弟，所以“义”高于一切。关羽尽管身陷囹圄，却“身在曹营心在汉”，坚决拒绝曹操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险，投奔寄人篱下的义兄刘备；赤壁之战，他奉命扼守华容道，他又不忘曹操对他的“新恩”，竟然甘违“杀头”军令，“义释”了曹操。由此成为“义”的化身。而刘备，一旦知悉义弟关羽被东吴所杀，就一心复仇，即使此举有危国家社稷也在所不惜（赵云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先主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显然，在刘备，“义”是压倒一切的，结义之弟重于国家社稷。张飞也是以报兄仇压倒一切，以致因此鞭打部下而为其暗杀。这种“义”，显然是下层民众、尤其是市民道德观念的产物。
五、《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毛宗岗评《三国演义》的人物时有“三奇”“三绝”的说法：诸葛亮为“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又分别称其为“智绝、义绝、奸绝”。这足以说明《三国演义》的人物是典型的，虽然人物性格有失之绝对化的倾向。
被毛宗岗称之为“奸绝”的曹操是《三国演义》刻画最成功的人物。他“奸”:他阴险奸诈、忌贤妒能、虐杀人才、甚而“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显得极端奸诈自私。但他又“雄”: 雄才大略、为人洒脱、豪爽多智、处变不惊、爱惜人才、审时度势；有时还轻敛薄赋，爱惜百姓；甚而明知刘备胸怀大志，久必为患，但为“不失天下之心”而并不杀他；而当关公挂印封金、离曹奔刘时，他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都显得宽大仁德。曹操是 “奸”“雄”的有机结合体，汝南许劭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以说是对他的最好概括。可见曹操是“奸雄”的典型。第12回写曹操与吕布战于濮阳，中了陈宫之计，仓皇而逃：
火光里正撞见吕布挺戟跃马而来。操以手掩面，加鞭纵马竟过。吕布从后拍马赶来，将戟于操盔上一击，问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骑黄马者是他。”吕布听说，弃了曹操，纵马向前追赶。曹操拨转马头，望东门而走……
曹操因此得脱。这种处变不惊、临危不乱、险境中镇定自若的本领，就绝非一般奸诈小人所能为。
关羽“义绝”（或“勇”），是“义”的化身。这种“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刘备的“守义”。刘备寄人篱下，关羽尽管身陷囹圄，却坚决拒绝曹操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历尽艰险，为的就是严守“桃园结义”之“义”。这是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侠义行为。二是对曹操的不“负义”。他虽说“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在他心目中明显“旧义”重于“新恩”，但他却并不因为“旧义难忘”而不顾“新恩”。他斩颜良，诛文丑，就是为报曹操之“新恩”。他过五关斩六将，每次杀人，尽管势不得已，但总是担心“曹公知之，必以为我为负恩之人”。到了华容道上，他竟然甘违“杀头”军令，“义释”了曹操。显然，此时的“义”，已经大于了“兴复汉室”的誓言与事业，是一种为了不“忘恩负义”从而可以牺牲一切“大义”行为。关羽的“义”，显然也是下层平民百姓尤其是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的产物。
当然，关羽也是有缺点的，正如齐裕焜《明代小说史》所说：“一生英勇，蔑视敌人，气吞山河，但又骄傲自大，刚愎自用。”
诸葛“智绝”，是贤相的典范，是道德智慧的化身，集忠贞、诚信、仁义、坚毅、睿智、机敏于一身。他料事如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玩曹操、周瑜这样的智谋之士于股掌之间；他辅佐两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有不当处，所谓欲“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
刘备“仁绝”，是仁君的典范。如当阳败退，形势十分危急，但刘备并不因此抛弃随他而行的十几万百姓。但作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所谓“刘备摔阿斗，刁买人心”。
张飞“莽绝”，为人鲁莽直率，嫉恶如仇，粗中有细。
六、《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１、宏大绵密的结构：《三国演义》叙述起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的共９７年的所谓“三国”史实，诚如高儒《百川书志》所说“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内容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它以史为经，以事为纬，以蜀汉为中心，以蜀汉与曹魏之争为主线，适当穿插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尔虞我诈、尔存我亡的政治、军事斗争，使之矛盾集中，线索分明，主次有序，详略得宜。
２、七实三虚的写法，较好地处理好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历史演义小说的典范。虽然谢肇淛《五杂俎》以为“太实则近腐”，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学诚《丙辰札记》以为“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讯也以为“虚实”失当，以致像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都因此产生了误会（民间有“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骗死人”的说法）但是演义小说毕竟“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鲁讯《中国小说史略》），或者说“全实则死，全虚则诞”，所以大约只有如《三国演义》的“虚实”，才是恰当的。
3、“犯中求避”的战争描写：“犯中求避”为毛宗岗语，“犯”指情节的相犯相似，“避”指情节的相避不同，即善于在相似的情节中写出战争的不同个性。具体说就是写不同的战争又写出不同的特点，如赤壁之战与猇亭之战，毛宗岗即有如下评论：“曹操赤壁之战，骄兵也；先主猇亭之战，愤兵也。骄兵败，愤兵亦败。”赤壁之战中，孙、刘以进攻取胜，猇亭之战中，东吴以坚守取胜；赤壁之战中，指挥者诸葛亮与周瑜才华横溢，妙计层出不穷，猇亭之战指挥者陆逊忍辱负重，以柔克刚。一骄一愤，一攻一守，一刚一柔，绝不雷同。再如书中官渡、赤壁、彝陵三大战争，虽然情节相似，如均为以少胜多，都用火攻等，却同样写出了战争的不同个性。
4、文白相杂的语言特点：作于弘治甲寅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史之文，理微义奥”，而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只有《三国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恰好弥补了两者的缺陷，使“人人得而知之”。
七、《三国演义》之不足
１、“虚实失当”。章学诚《丙辰札记》以为“七实三虚惑乱观者”，鲁讯也以为“虚实”失当，因其虚得不够，致使像王渔洋这样的大诗人都因此产生了误会。
２、人物形象绝对化片面化或“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它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 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鲁迅《中国小说的变迁》）
３、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能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或者“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中国小说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
４、正统思想：因为刘备与皇室稍微沾一点血缘关系，便被尊为正统。这同周仓所谓:“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也有些矛盾。
5、对黄巾农民起义的态度：以之为“贼”，给以丑诋谩骂。
第二篇：品评历史演义.doc改文
品三国人物
悟处世之道
——《三国演义》读后感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今天我向大家谈谈我的一本好书，如有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教！
一、歌词导入：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提起这首词，人们都会想到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也许在坐的各位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也许有的人在学校的时候读过，现在已经淡忘了，无论怎样，今天我们就共同重温一下《三国演义》吧！
二、作品简介：
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重要的文学名著，是明代文学家罗贯中编著而成的。此书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统治集团相互斗争为主要描写内容，它讲述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辨证的认识。
书中刻画了近200个人物形象，有平庸无能的刘禅，气量狭隘的周瑜，足智多谋的诸葛亮，忠厚的鲁肃，勇猛的张飞，重义的关羽，纳贤的刘备，奸诈的曹操等等，无不极尽其态。这些人物给了我很深的教育。让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事之道。特别是、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曹操是一位奸雄，他生活的信条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阴谋家，这与历史上的真曹操是不可混同的。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近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刘备被作者塑造成为仁民爱物、视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接下来，我就对这些人物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三、品析人物，感受颇多：
（一）、先来说说曹操这个人物。曹操，就是魏武帝。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字孟德，小名阿瞒，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军中，逐步扩充军事力量。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军阀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方。到了东汉献帝时进位为丞相，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后封魏王。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儿子曹丕取代汉献帝建魏国，追尊为武帝，享年六十六岁。
曹操一生都属于十分大胆型、也是十分奸诈的人物。他被后人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错杀吕伯奢的故事，或许大家记忆犹新吧。当时曹操与陈宫逃亡，躲到吕伯奢家，吕家想杀猪款待他们，曹操听见后院的磨刀之声，疑心大起，又听见有人说，“绑上再杀”，于是，不问青红皂白，误杀了吕伯奢一家八口人，之后才明白真相，但他一不做二不休，转身回头又杀了半路遇见打酒回来的吕伯奢，当陈宫责怪他残忍时，他还振振有词的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其无情无义至此，致使陈宫离他而去。
不过曹操后来说的那句话也耐人寻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站在他的立场想想，如果当时他不斩尽杀绝的话，吕伯奢能放过他吗? 可能曹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奸诈带来的只会是一时的小利，一直是奸诈的话，自然会遭到报应。后来董承一伙人便刺杀曹操，可惜事败了。后来陆续都有一些人刺杀曹操，但都因一些意外而失败了，否则这位曹阿瞒也不会叱咤风云了。曹操给我的启示就是，做人不能太狡诈。
其实，用真正的历史评价，曹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
作为政治家：曹操年轻时即已文武双全.「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作为军事家：曹操唯才是用。关羽被他抓住时，他很希望关羽降服于他，因为他知道关羽是一个又忠心又骁勇善战的人，但关羽始终都不答应，还恶语相加。最后，宁愿放关羽回去，也舍不得杀了他。可见他是一个很惜才的人。
作为诗人：他的《龟虽寿》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达自己虽至晚年仍有雄心壮志，真所谓“老当益壮”!再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自己统一中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这种博大的胸襟，虽不加润饰，却能表露无疑。
（二）、与曹操截然相反的一个人物就是刘备了。刘备，字玄德，河北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为三国蜀汉开国君王。东汉灵帝末年，与关羽、张飞一道讨黄巾贼有功，遂为安喜寨县尉。密诛曹操不成，潜逃。三顾茅庐始得诸葛亮辅佐。后与孙权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取得益州与汉中，自立为汉中王。
他知人善任，有名将关羽、张飞为左右手；自得诸葛亮，信任专一，言听计从，措施得宜，故能在地狭民少的蜀地，开创与魏、吴鼎立局面。但为报杀关羽、夺荆州之仇。第二年，两军决战于夷陵，因战略错误，且相持七八个月，蜀军疲惫，士气低落，为吴国大将陆逊所败，损失惨重。刘备逃归白帝城。第二年病重，托孤于丞相诸葛亮，不久驾崩。
他一生以仁义当先，热爱百姓。与曹操相比性格截然相反，曹操奸诈，刘备仁义。刘备在落难时，还带着百姓逃命，他管理一个新野，或是徐州，都是布施仁政，得到百姓的拥戴。由此看来，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仁政才是爱民的体现。
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某些人看来，三国的人物中，真正的奸雄不是曹操，而是刘备。由于三国一书的作者从内心深处的拥刘反曹倾向，自然就把曹操描写成奸雄。但三国读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刘备才是真正的奸雄。曹操本来也够奸雄的资格了，但有刘备在，他实在不应该 “荣膺” 奸雄这一称号。看看刘备的一生： 吞刘璋、迫刘表、坑吕布、骗曹操、懵袁绍、伐孙权、摔阿斗、嘱孔明、迎张松、欺袁术，无不体现其奸雄的性格.。刘备每逢遇到生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都不忘说一句：“我乃汉室宗亲。” 要知道, 在那时侯, 人们的头脑中正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外姓都可以纷纷割地称王, 拥兵自重，“汉室宗亲”当然应该得到承认和更多人的支持了，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善于自我包装。还别说，这种包装有时还真管用，当初刘备在第一次见到张飞的时候，只这一句就把张飞给镇得服服帖帖，张飞一说，关羽也老老实实跟着干起了革命事业，后来刘备在进位汉中王和进一步升为蜀汉皇帝时，这一条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三国，之所以精彩，我以为主要就是有蜀汉这一支，可以说是由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人组成的政权，注重江湖义气的刘备，怎么看都更像一个草莽英雄而非帝王。民间俗传三国时刘备﹑关羽﹑张飞在桃园结拜兄弟，立下誓言：“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直到后来，为报杀关羽之仇，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 所以说，刘备看重的不是锦绣河山，看重的不是成败得失，而是自己的理想。不过也只有刘备这样的帝王，才会有诸葛亮，关羽这样的人才才能闪耀于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千古推崇的楷模。
刘备被东吴的陆逊一把火烧得逃回白帝城，七十万大军尽数化为灰烬，又气又急又羞，得了重病，自知命将休矣，于是把诸葛亮叫到塌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诸葛亮听了, 当时就把头磕得流出血来了。其实，阿斗可辅不可辅，刘备自己最清楚，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诸葛亮也清楚，正因为知其不可辅，才有了这一番遗嘱，意思是要诸葛亮明知其不可辅也 “硬要辅”。完了，又命令几个儿子拜诸葛亮为义父。你想, 经过这一番折腾, 诸葛亮不“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才怪呢。刘备死后，诸葛亮一直扶着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直到病逝于五丈原。难怪有人指责刘备为枭雄。枭，有几种含义，一种是不孝的鸟，传说枭长大后会咬死母亲，但这个和刘备应该没有关系；一种是指凶猛的鹰类，常说是猫头鹰，我实在不觉得猫头鹰有多么的凶猛。但无论如何，枭与猫头鹰应该有相似的地方，猫头鹰是白天躲着，夜晚才捕食的。这应该也是枭的特点。古人以日为阳，夜为阴。是否就是指枭这种猛禽是在人的面前表现得比较温顺，但一旦在人的背后就表现得十分凶猛，会反咬一口。
总之，不论是曹操还是刘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非常注重人才，曹操失了一个吕韦，祭奠时他不哭自己曹家的人，独哭吕韦。他的谋臣郭嘉死后，他也十分痛心。刘备则更重视人才了，起初赵云并不是刘家的将军，但他十分器重赵云，几次留他，后来终于归到了刘门下，才使得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两次脱险。徐庶被曹操“骗”到曹营，临行时，刘备哭着送别，还要砍掉挡在前面的竹林，后来徐庶才又回来推荐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更是成为聘用人才的典范。所以
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招兵买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同创建事业，这才是成功之道。
（三）、与之相反的例子便是袁绍了，袁绍英俊威武、礼贤下士，“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这给他带来了人才的优势。照说袁绍与曹操一战的时候，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袁绍为人不重视人才，有许多忠臣在身边也不知道。他外表宽容，内心多疑，优柔寡断，有人才而不能用，听到好的计谋而不能采纳，正如曹操所言：“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即使得到人才又能怎么样呢！门下的谋士们互相嫉妒、互相谋害，不能齐心协力辅佐袁绍。他如果听忠臣的话，那曹操怎么可能胜得了他呢?而他却听信谗言，致使败给了兵力较少的曹操！袁绍最终的灭亡，不是不够聪明，而是内部不团结。团结有团结之道，必须同时站在合情合理的平等基础上，你让一寸，我让一尺，或我让一寸，你让一尺。如果非要对手彻头彻尾投降屈膝，才算团结，恐怕是团结不了。
因此，:要善于听取好的意见，忠言逆耳利于行。曹操赤壁之战为什么会败?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听信好的意见，面对新来的庞统这个外人，他却毫不犹豫地相信了他的“连环计”，而面对另一个臣子对他的忠言，那位臣子大致说的是：“若敌人用火攻，如之耐何？”曹操答的大致意思是：“现在这个季节，不会刮东南风，如果用火攻，那便是烧他们自己的营了。”这也怪不了曹操，他又不像孔明这个气象专家能知风雨。但既然有人提了建议，曹操也应该有所警觉呀，不然也不会败了。另外一次就是刘备在一片靠近水的树林中安七百里连营，早有臣子向他提出建议，说敌人如果用火攻怎么办?但他没有接受，致使后来真的被陆逊七百里火烧连营。所以，能否正确听取他人的意见，往往决定着事情的最终成败。
（四）、诸葛亮，作为蜀汉丞相，在开发西南，稳定民族团结，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品质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这里就不多说了，作为统帅，他还是有一些缺点的。
首先，没能阻止刘备伐吴，是他为相所犯的最大错误，明知刘备意气用事，为报兄弟之仇，而不顾江山社稷之大局。如刘备所言：“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使蜀汉实力大减，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当时最强水平。
其次，错用马谡，不听魏延剑走偏锋的建议，过于保守，使得唯一一次可能成功的伐魏机会变为泡影。
再次，选择的根据地也不是能够支撑起统一全国的，自古以来统一全国的根据地北方占多数，例如刘邦的关中平原，刘秀的河北，隋唐的陕西，蒙元的蒙古，满清的东北，唯一一次以南方北伐的形式统一全国的只有朱元璋，而且历代南方政权北伐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如祖狄北伐，岳飞北伐，太平天国北伐，民国北伐也只能是勉强成功。
最后，刘禅的无能客观上也与诸葛亮有些关系，史载诸葛亮事无巨细，必亲揽之，从不知道锻炼刘禅，对他的溺爱，使得刘禅除了玩乐还能做什么，另外，也使他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年仅53岁就累死了，说明他不懂得合理分配时间和用人。
（五）、三国演义中的另一些人物，也给我许多启示。那些贪财，贪色的人，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董卓与吕布之所以会兵刃，还不是让一个小女子貂婵在中间挑拨离间，所以董卓便是败在了自己的好色上。曹操修了铜雀台后，还要把东吴的“二乔”放于台上，于是便让孔明用这点激了周瑜，让周瑜决心出兵打曹操，曹操才有赤壁一败。
与之相反的则是关羽了，他不贪财也不好色，得到了曹操的敬佩，也得到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敬佩。他降汉不降曹、秉烛达旦、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斩蔡阳，后来又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他忠于故主，因战败降敌，但一得知故主消息，便不顾千里万里前往追寻。虽投降了敌人，但最后还是回来了，不但仍算忠，而且还要算一种难能可贵的忠。正如曹操对关羽的评价：“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给西蜀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张飞被杀，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让蜀国在军事上蒙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失。这些都拜关羽所赐。蜀国本来就比孙吴和曹魏起步晚。诸葛亮的三分天下虽已成功，可刚刚要逐鹿中原的时候，就在蜀国的希望之火刚刚要燃烧天下的时候。却被一场大雨给灭了。而浇灭这场大雨的不是东吴也不是曹操，就是关羽本人给灭的。
因此，关羽虽忠诚可嘉，但性直气傲，所以，我又知道了，为人不能贪财好色，要做一个正直正义，刚正不阿，虚怀若谷的人。
四、以人为鉴，可知得失：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给我很多借鉴。比如：
刘备三顾茅庐，使得诸葛亮出山坐阵，为刘备打下了一片江山。如果不是刘备的持久以恒，哪得诸葛亮这位贤臣？“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寒梅扑鼻香。”古人给我们以启示，管理者要礼贤下士、知人善用。在困难面前善用人才，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被动处境，成功之门将被轻轻叩启，因为真诚就是一把打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由此我懂得了，在工作中要以人为本，时刻把要以纳税人的利益为重。做一名富有爱心的税务工作者，善于走进纳税人的情绪世界，把他们当朋友，真诚相待，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尊重和依附为前提，要做到严中有爱，严中有章，严中有信，严中有度。
从诸葛亮身上我懂得了，做事要严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对工作一丝不苟，事无巨细，兢兢业业。做人要忠心。诸葛亮为了刘备，“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完全是感念刘备的知遇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纵然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而当今社会，人与人之间，所缺乏的就是诚心。而诸葛亮一心为刘备打天下，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真是每个时代的上层领导所苦苦追寻的人才吗？
从关羽身上，我懂得了：对党组织要诚心，对工作应尽职，对待纳税人应尽责。古人说：“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人，只有终于信仰、忠于事业，忠于岗位，才能在不懈的奋斗中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因为我们肩负着“聚财为国，执法
为民”的历史使命！我们需要吃苦耐劳、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能为建设和谐地税做贡献！
五、最后小结
总之，评价归评价，谈论归谈论，历史终归是历史，只可评价，无可更改。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且每个英雄都有功过，功过自会留给后人评说，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他们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可以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他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各具其态，有长有短。总的来说，读过这本书之后我大开眼界，还可以学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懂得越多，越能感觉到自身的不足。“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比如，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不够，调查研究不够，征收过程中的度把握不到位等等，因此工作中有不少漏洞，但我不会止步不前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切实加强业务学习，多向有经验的同志求教，取长补短，勇于奋进，不断适应工作的需要，使今后的工作再上一个台阶！
我的一本好书介绍完毕，谢谢大家！
第三篇：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之双向互动现象初探
【 内容 提要】明代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而它们一旦问世之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 艺术 产生很大 影响。明代艺人多数就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的说唱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以及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都曾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关键词】 明代/通俗小说/说唱/双向互动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既各有所长，又相互为用，其双向互动现象甚为明显：一方面，明代通俗小说多半是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在说唱基础上形成的通俗小说，往往又会回到说唱领域，为说唱艺术提供丰富的素材和叙事经验，有效地促进说唱艺术的繁衍和变化。因此，研究 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艺术的生成、发展 与演化，把握它们的动态发展过程及其体现的艺术 规律，就有必要对两者的双向互动现象略作考察。
一
明代的通俗小说多半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宋元以来的民间说唱，《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且不必论，即使是那些二三流的小说，亦曾多少得力于民间说唱的孕育。如《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等，它们在成书以前，就曾以说唱形式在民间广为流传。明刊本《封神演义序》即云：“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可谓信史哉？”① 今按《平妖传》(该书题罗贯中编)第15回，就写了一个名叫瞿瞎子的平话艺人在雷太监家里讲说纣王妲己的故事。钱曾《读书敏求记》亦云：“盖三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戏剧，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② 其他如《隋唐两朝志传》，亦汲取了丰富的民间说唱成果，“其记太宗事，有太宗为李密所擒囚南牢之说；纪李密归唐事，有秦王十羞李密之说；纪美良川之战，有叔宝污敬德画像之说；纪征高丽事，有叔宝子怀玉与敬德子宝林争先锋之说，有莫利支飞刀对箭之说。凡此种种，皆戏曲及词话所演唱者，今犹可考。”③《残唐五代史演传》所叙故事也大半取自宋元以来的“说五代史”，该书风格粗犷，保留了大量说话痕迹。《春秋列国志传》所据之平话有《武王伐纣书》、《七国春秋平话》(前集就是现存的《孙庞演义》，后集为《乐毅图齐》)、《吴越春秋连相平话》等。如果将该书与各平话比看，可知其诸多情节均抄自平话，甚或文字亦同。《全汉志传》写吕后斩韩信，袭自《前汉书平话续集》。平话正集今已佚，然观续集开首言项羽兵败自刎事，可推知正集当叙楚汉争雄，亦应被《全汉志传》所蹈袭。《南北宋志传》之南宋部分叙五代史事，与《五代史平话》交错重合处甚多。戴不凡先生曾将二书对勘，指出“这部所谓《南宋志传》，许多地方简直是直抄《五代史平话》文字微加修改而成的”④。《北宋志传》卷首按语亦云是书乃“收集《杨家府》等传”。故鲁迅在《 中国 小说的 历史 的变迁》中说：“后之章回小说如《三国志演义》等长篇的叙述，皆本于‘讲史’。” 章回小说如此，话本小说也不例外。如《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云：“这话本是京师老郎流传。”卷三十九云：“这段话本，叫做‘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云：“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其结尾又云：“至今闾里中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云：“听在下说这段评话。”卷十九云：“这段话本，则唤做‘新罗白鹞，定山三怪’。”《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云：“说话的，为何今日讲这两三个故事？只为自家要说那三孝廉让产立高名。这段话文不比曹丕忌刻，也没子建风流，胜如紫荆花下三田，花萼楼中诸李，随你不和顺的弟兄，听着在下讲这节故事，都要学好起来。”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云：“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这些话语即点明它们同宋元明说唱话本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明代小说在民间说唱基础上形成后，往往又会成为说唱艺人取材、讲说的对象，从而对说唱艺术产生很大影响。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即说：“明代已有《三国》、《水浒》等成书，晚期并有《三言》等成书。所以明代的说书，大抵是根据文学作品再加发挥的。”⑤ 下面，我们即着重谈谈明代说唱及其所受通俗小说的影响。
二
关于明代说唱，由于资料缺乏，目前 还只能从若干不太完整的记载中略窥其一斑。根据明刘辰《国初事迹》记载：“太祖命乐人张良才说平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入言，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又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上记载：“陈君佐，扬州人，善滑稽，太祖爱之。尝令说一字笑话，请俟一日，上许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人，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见上，至金水桥，大喝‘拜’。诸瞽仓皇下跪，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同书卷下还记载：“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居半月(河南)，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匹。”由此可知，明初评话、词话等是比较盛行的，其中不乏伎艺高超之辈，只是其身份卑微，常受到统治者的残害或捉弄。明初平话的盛行，从《永乐大典》著录的二十六卷“平话”亦可测知，即以每卷收平话两至三种 计算，其所收平话亦相当可观。这数十种平话中当有不少产生于明初。只可惜这些平话文本已佚，名目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云：“案《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至夥，皆优人以前代轶事衍为俗语，而口说之。”⑥ 明中叶以后，宫廷中仍有专说平话以供帝王娱乐者。明郑晓《今言》卷一第九十二条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沈德符《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功》亦谓《英烈传》乃郭勋自撰，以旌其祖之功，“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其实，此书并无刻意颂祖之迹，且郑晓言“生擒士诚”者乃郭英，亦与小说所写沐英擒士诚者不合，郑晓或未见原书，只是据传闻臆测。早在弘治、正德年间，郎瑛就见过《忠烈传》(见《七修类稿》卷二十四“辩证类·郭四箭”)。该书主要出自平话艺人的讲说成果，书中说话痕迹灼然可见，郭勋也许对之做过整理、加工，然后再让“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这说明统治者不仅爱听平话，而且还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当时，贵族之家、有钱之人也蓄养或招请说书人以供笑乐。沈德符《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记载：“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五“书乙未事”云：“元美家有厮养名胡忠者，善说平话。元美酒酣，辄命说解客颐。忠每说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辄自称朕，称寡人，称人曰卿等，以为常，然直戏耳。”《金瓶梅》第三十九回云：“西门庆„„被左右就请到松鹤轩阁儿里„„原来吴道官叫了个说书的，说西汉评话《鸿门会》。”《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也记载：“过了两月，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叫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另外，现存的明成化说唱词话十三种，是从西安同知宣昶之妻的墓中掘出的，这说明宣昶之妻生前很喜欢听人说唱词话，所以死后才会以这些词话唱本作为殉葬品。这些唱本结尾还常有这样的话：“今唱此书当了毕，将来呈上贵人听。”可见它是当年艺人在官宦人家讲唱时使用的脚本。今存《大唐秦王词话》也是一个喜欢“游情讲艺”(说唱)的士人诸圣邻，根据当时说唱艺人的“遗编”整理、修订而成(见书前《唐秦王本传叙》)。说唱艺人除了随时听命宫廷或达官贵人们的差遣或传唤，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市井闾巷、寺庙道观赶趁作场。明无名氏《如梦录·街市纪》专叙明代汴梁风俗景物，其中说：“相国寺每日寺中说书、算卦、相面，百艺逞能，亦有卖吃食等项。”明刘元卿《贤弈编》也记载：“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金瓶梅》第十二回写元宵灯节百戏竞呈，也写道：“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明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曾说：“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人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末清初人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亦云：“城中玄妙观前，有一个李海泉，说得好《岳传》，被我请他在此间李王庙前，开设书场。” 根据以上这些零星史料，不难看出明代说唱是比较流行的，特别是到了明末清初，还出现了以柳敬亭为代表的一批说书名家。清初黄宗羲《柳敬亭传》即云：“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者著。”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亦云：“评话盛于江南。„„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皆独步一时。
第四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
第五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答：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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