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文化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关系

第一篇：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文化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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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大学精神与中国大学

【摘 要】当前，我国大学学术造假、急功近利现象突出，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严重。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大学精神的缺失。为此，本文阐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以及大学精神包括哪些内容，并结合大学精神对我国大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大学精神 中国大学 学术自由 自主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1）13－0031－03

当前，党和政府给予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号召。2010年，又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然而，我国的教育现状并不尽如人意，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不惜重金、远涉他乡圆自己的求学梦。中国大学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已成为摆在国人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加上学术造假、诚信不好，中国的高等教育前景令人担忧。

中国大学的教育问题出在哪？不少教育界人士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大学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物质方面，而在精神层面。正如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所说，与70年前的西南联大相比，如今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条件、资金显然都大大超过当年的西南联大，但今天中国大学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难以超越当年的西南联大。

那么，如今的中国大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西南联大差距在哪？笔者认为，现今中国大学缺失基本的大学精神。

一 什么是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什么，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理想或理念；有人认为大学精神等同于大学功能；还有人认为大学精神是大学的行为特征和精神气质，如大学精神面貌、特色、凝聚力等；我认为，大学精神应涵盖以下两点：（1）大学精神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自觉形成并共同遵循的一套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一直以来对大学的办学行为和大学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2）大学精神类似于大学不成文的行业核心规范，对大学活动起着规范和制约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本质的体现，它保障了大学育人、求真、服务社会等主要价值和使命的实现，引导着大学从工具意识向本体意识的回归，使大学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行，不因外界的利诱偏离方向。

概括地说，大学精神是大学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保障大学保持其本色的主要思想和原则。大学精神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思想指导和精神制约两个方面。

二 大学精神的内容

大学精神包括哪些内容？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多数人认同“学术自由和自主管理”这一点。大学是以探索和研究学问为主，同时承担着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的学术性组织。作为学术性组织，探寻和发现真理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大学活动的重要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学者们必须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不受限制地反复试验才有可能取得卓越的科研成果；大学只有实行自主管理，才能排除外界的干扰，创设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保证学者们依着真理的目标前进。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创立之初就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利益群体和行会性组织，中世纪大学在运行上主要依靠群体成员的自发意愿而不是依靠某种行政指令。这种运行方式充分体现了大学作为“法律体系内一个建立在精神生活自治之上的组织”的特点，其自治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在于为作为学者团体的大学提供一种制度保障，强调的是一种团体性权利。这个思想和理念被以后新成立的大学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学术自由、自主管理”精神，或称作大学的独立自由精神。

独立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和基础，是大学生存的生命线。大学自身应保持和珍惜这个精神，社会各界都要认可和尊重这个精神。为此，大学要很大程度地远离社会的干扰，保持自己的独立自由；政府应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大学的独立和自由。

独立自由是大学的基本精神，但大学精神并不局限于独立自由，围绕着大学的功能、使命和发展的实际，我认为大学精神包括以下内容：

1．独立精神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大学在于“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正如上文所述，独立精神是大学保持学术本色的重要保证之一，是大学履行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功能的必要条件。大学的独立精神要求大学按照自己的原则和价值标准进行活动，始终保持不为政府和其他组织左右的独立意识，不为强权和金钱改变其行为的独立思想，并为其独立性不懈抗争的精神。以创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闻名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认为：“大学基于一定的价值体系，对社会风尚保持合适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灾难的莽撞”。“大学应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随世俗的风尚、喜好乱转；不应像报纸和政客那样见风使舵、赶时髦”（弗莱克斯纳，大学，1930）。所以，大学与外界社会环境的关系要做到：一方面大学要适应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大学要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不应受到政治、社会风气等外界因素的干扰，偏离自己的轨迹。

大学的独立精神意义在于大学应是一切知识和事实、科学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为学者与外界之间建立了一层无形的防火墙，使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尽可能地排除外来势力的侵入。这一距离的存在使思维更加客观、学术作风更加踏实、品质更纯真，成为维持大学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智慧之发展的客观条件。有了这个距离，大学就可以避免功利化和市场化。用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话说：“大学要尽量成为‘乌托邦’”。

2．自由精神

大学的自由以大学的独立精神为前提，大学没有独立性就很难有自由。

自由精神首先是一种自主选择而不被追究的权利。罗素曾说：“自由的精神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一切意见或多或少总有怀疑的余地’”（罗素，论自由，2007）。大学的自由精神表现为大学师生具有自主教学、自主研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表现为大学师生有发表、讨论学术意见而免于被处置的自由。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说，“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是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纽曼，大学理念，1852）。温柏格说，“大学里，专家和研究者是皇帝”。大学以知识创新为根本，在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学者们有权选择自己的研究方法、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在对知识合理性和准确性的判别上，学者们只受基于理性方式产生的纯学术行规与权威的制约，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是屈从外界的标准。可以说，“学者们是他们自己道德的唯一评判者”。在文明的国家里，学术自由已上升为一种工作的条件，是学者从事传授与探索真理所必需的条件，是研究最有效的环境。

自由精神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要，张楚廷教授曾指出，“一所大学办得怎么样？不仅看它是否传递了真理，而且看它是否赋予了师生以自由，后者的重要性不亚于前者”（张楚廷，张楚廷教育文集，2007）。

3．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指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和气质。大学作为教学科研机构，其探索和传授新知识的特点要求大学必须遵循科学精神。

大学的科学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求真的精神；二是求是的态度。

求真精神表现为信仰真理、崇尚学术，理性地、无休止地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

大学是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殿堂，大学师生不仅是社会王国的公民，更是科学王国的积极构建者，是真理和科学的追随者。大学师生受“原始的求知欲”和“闲逸的好奇心”的驱使，执著地探求未知领域，追求真理，而不应受其他因素驱动。

求是态度是大学最基本的治学态度。大学注重学术、探求真理，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此，需要尊重事实、讲求实际、注重效益、捍卫真理，具有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求是态度体现在师生教学科研活动中，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讲求用数据说话、以客观事实验证假设、反复求证以及对先人理论的批判性地继承、发展。类似于《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科学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重要内容，一所大学只有拥有一批孜孜以求、求真务实的知识分子队伍，学术才有希望，教育才有希望。

不仅如此，科学精神还有助于大学形成一种有益于学科发展和学术合作的价值理念和氛围，以修正大学学术间互不往来或恶性竞争的学术歧途。纽曼指出，“在大学里，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人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互相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为了达到理智上的和谐被召集起来，共同调整各自钻研的学科的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帮助。这样就营造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纽曼，大学理念，1852）。

4．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指向人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对生命及个人独特价值的尊重。大学是以培养“人”为天职的，它的立足点和归宿点都是人，因此，大学教育要从人的特点和发展需要出发，关心人、发展人、完善人。为此，大学教职工要把促进学生的发展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把教育教学工作的重心放在学生全面发展上，要使受教育者在人格、智能、品德方面得到最充分的完善，使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的人；有文化、有修养的人；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富有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人，以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这是大学教育的根本。

5．服务精神

大学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体现了大学服务于受教育者的服务精神。当然当代大学的服务对象不仅是学生，而且还包括政府、企业乃至整个社会。

大学服务精神表现在大学积极参与科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应用、文化传播和公民素质提升的活动，为军事技术进步、工农业生产发展等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持；为政府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政策咨询；为社会提供成人教育、法律援助、卫生保健等全方位服务社会。

第三篇：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_大学精神

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大学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具有超越物质存在的历史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研究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意义之所在。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外延十分广阔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进行定义，文化应当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的总和，它涵盖了人类在 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从狭义的角度定义，文化则主要是指与经济、政治相区别的观念形态，它涵盖的是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

以下对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的讨论，将以狭义文化概念为基础来展开。

一、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

大学文化是由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大学人”在对知识进行传承、整理、交流和创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与大众文化或其他社会文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文化系统。与大众文化或其他文化相比较，大学文化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化。大学以传承、整理和创新知识为己任，是知识的集散地和创造源。而创造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就是探求未知世界、求证事物本质的过程，就是历尽艰辛、追求真理的过程。在这种特殊活动和特殊环境下形成的大学文化，必然深深地留下“上下求索”的烙印，必然把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作为自己的旗帜。

其次，大学文化是一种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创造知识和传承知识的终极目的，是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为了使人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使人类美好的信念和情感得到充分的张扬。一句话，是为了满足人类永恒的需要。大学文化总是把人类的未来作为自己的建设对象，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充满了对自己民族、对社会、对整个世界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与普通的商业文化、时尚文化、消费文化等相比较，大学文化所凸显的是：执着的价值追求，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神圣使命。

第三，大学文化是一种崇尚学术的文化。学术活动是大学存在的基础和核心。大学文化拒绝一切思想观念的和教条的禁锢与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始终强调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要求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学术的理性思考和研究，在开放的环境中实现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第四，大学文化是一种严谨求是的文化，大学的活动，主要是进行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规律、人与逻辑、人与道德、人与社会、人与命运的思辩和对话，这种思辩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严谨的学术过程。因此，大学文化鄙视浅薄、浮躁、虚假、急功近利和随波逐流，崇尚严谨、逻辑、实证、经验，崇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艰苦攀登和勤奋工作。

第五，大学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科学的特性就是大胆质疑，整理知识、继承传统需要批判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学术交流、文化交融需要批判与反批判的碰

撞；创新知识、追求真理，需要不断超越他人和自我，不断批判他人和自我；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需要批判的精神，从而达到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目标。

尽管大学文化具有多方面的特质，但其核心和灵魂只有一个，即大学精神。如果说上述五个方面的品质主要表达的是大学文化的共性的话，那么，大学精神这个概念更多的则是在诠释一所大学的个性。坦率地说，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大学精神，只有那些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通过对自己办学理念的倡导、践行、提炼和升华，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判断和理性诉求的大学，才名副其实地具有自己的大学精神。大学精神一旦形成，就将为学校抗打击求发展注入坚强的生命底蕴，并发挥出强有力的价值导向、群体凝聚和社会辐射等一系列功能。

在中国高等教育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不少大学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例如，北京大学以“提倡新学，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闻名，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传世，北京师范大学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而著称。正是既有共性又极富个性魅力的大学精神，始终坚定不移地守望着大学精神这块理性王国，才使这些百年名校经久不衰，青春常在。

审视大学精神，至少应当包括三个视角：

首先是哲学视角。大学精神实际上反映了一所学校所特有的哲学思想，它本质上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学术追求、管理模式的哲学抽象，是对学校“文化体”和“文化群”的整合、凝炼和升华。作为哲学层面的大学精神，一定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理论品质。我们应当能够从一所大学的精神中，清晰地看到这所大学的理想目标、精神信念、价值取向以及认知世界的态度和方法，感受到它的理性光芒。

其次是历史视角。大学精神不是一朝一夕铸就的，它是通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凝聚、发展而形成的，是特定范围的“文化体”和“文化群”共同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的自然结果。作为历史层面的大学精神，一定具有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大学精神中，应该让人们既能够看到学校的历史足迹，又能够看到它的现实追求，既能够看到它优良的传统，又能够看到它创新的硕果，感受到它与时俱进的精神脉搏。

第三是文化视角。高等学校是以传承、整理和发展科学文化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的，大学精神正是“大学人”进行这种传承、整理和发展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关于自身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行为准则的文化成果。作为文化层面的大学精神，一定具有伦理、科学与民主、开放相统一的品质。我们应当在大学精神中，既能切实地感受到对知识的渴求、真理的探索和对科学的崇尚，又能深刻地领略到对合理公正的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由它透射出的报效祖国、造福人类、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和改造社会的崇高使命感与责任感。

二、川大精神

新四川大学是由原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华西医科大学三个全国重点大学，历经两次强强合并组建而成。三强合并前的原三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优良传统和各具特色的“学校精神”。新四川大学精神应是原三校“学校精神”及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经过近十年的碰撞和融合，三强合一，终于融会成了独具个性的新四川大学精神，其精神内涵集中体现在校风和校训上。

校风是学校风气的总称，包括学风、教风以及学校积淀的传统文化精神和学术探索所形成的风气和氛围，它既是大学精神的综合反映，又是大学精神的具体化和外化，其表述应该简洁、明确，作为师生员工行动的座右铭，便于对照、落实。新四川大学的校风概括为：“严谨、勤奋、求是、创新”。这八个字符合校风内涵、外延的要求，较好地继承和概括了原三校长期形成的优良校风，也体现了三强合并后的新川大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氛围和校园风气。

校训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其表述应比校风更凝炼、抽象，内涵更丰富深邃，能较好地概括学校的整体价值追求，反映学校的独特气质，体现出学校源远流长的文化底蕴和雍容高雅的名校风范。

新四川大学的校训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八个字语出民族英雄林则徐题于书室的一副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比较贴切地概括了今日之四川大学的发展历程、办学特色与价值追求，有较强的感召力和渗透力。

一是体现了学校发展历史和现实的统一。首先，它较好地反映了“三强合并”前的原三校不断融合、改革、发展的历史以及相互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原四川大学以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为肇端，历经“两院入堂”、“三水汇流”，前后融汇了不少蜀中名校的精华；1954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组建、尔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原成都科技大学，前前后后整合了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华西大学、川北大学、西南农学院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原华西医科大学自1910年创办起，发展历程中曾与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东吴大学生物系、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联合办学，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时，其文理学院并入了当时的四川大学。同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直接反映了新川大“三强合并”的现实。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的指引下，学校两次“强强合并”，终于“三强合一”，铸就了四川大学今日之辉煌。

二是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继承和创新是一所大学长足发展的不竭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四川大学精英云集，人才荟萃，是生产和传播新思想、新理念的重要基地，也是社会先进文化的示范区和辐射源。一方面，学校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沃土之中，成为弘扬民族优良传统，塑造凝聚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成为研究、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阵地；另一方面，又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善于吸收消化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融中，创造出高水平的人类文明成果，奏响继承与创造相伴、改革与发展并进的华美乐章。

三是体现了科学与民主精神的统一。科学的发展需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聚集各类知识的涓涓细流，才能最终汇成人类知识的汪洋大海。四川大学学科较全，文、理、工、医、史、哲、经、管、法、农、教，各学科如众水相聚，相互激荡、相互融会、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从而不断产生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推动科学技术向着高、精、尖的层次发展。同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现代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各种文化思潮冲撞和对话的舞台，也是各家各派学术思想汇聚的大海，百家争鸣、百花

齐放，在不断的兼容并包中，促进多文化因子在广阔的校园时空中交叉渗透、交相辉映。

总之，四川大学的校风“严谨、勤奋、求是、创新”和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补充，缺一不可。以这十六个字为核心的川大精神，在哲学层面上，体现了川大人追求真理，刚正不阿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在历史层面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四川大学不断融合、改革、发展、创新的风雨历程；在文化层面上，展现了学校“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宽广胸襟和民主宽松的学术氛围。在我国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四川大学师生职工正在秉承和弘扬“川大精神”，并努力使之扎根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

三、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建设

大学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我们不仅需要阐释大学精神的历史、内涵和功能，着眼于大学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而且应当着眼于大学精神的未来，着眼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建设。

首先，必须纯洁大学的精神家园。之所以重提精神家园的话题，是因为在物质生活给人们带来享受的今天，大学精神与物质世界那种本应和谐美妙的关系正面临某种程度的异化。惟其如此，才更需要我们光大大学精神的传统，维护大学作为“社会良心”的美誉，维护大学精神的圣洁，维护学术精神的尊严。

其次，必须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科学创造和人文关怀是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尽管它们的内涵、特质、对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二者绝不是互相排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人文关怀获得新的理性工具、实证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人文关怀则向科学技术注入真、善、美的文化底蕴。在当今世界，把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的融合作为培育大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取向，既重要又迫切。因为，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人类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之时，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精神道德领域的挑战，如克隆技术的诞生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但以克隆人为攻关方向的科学研究，则可能使人类面临改变自身的危险；科学技术通过对资源的广泛开发利用，在极大地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又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这一切都说明，培育大学精神一定要强调科学创造中的人文关怀，通过人文精神对科学创造的正确引导，保证科技进步造福人类而不是祸及人类。

第三，必须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理念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体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肩负的历史使命不同了，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不同了，因而教育理念也需要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致力于创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学校，更应当在办学理念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在思考教育理念创新的问题上，至少应充分考虑到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怎样在观念上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二是在体制上怎样真正形成以院系为管理重心，以教师为办学主体，以学生为育人中心的运行机制；三是怎样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全面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四是怎样进一步强化科研，真正把科研与教学结合起来，以科研强势带动人才培养，为拔尖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服务；同时真正把科研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为经济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必须大力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精神的建设不可能

孤立地进行，它必然要和世界文化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客观上要求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必须自觉加快国际化步伐，具备更加宽广的视野，在科学研究方面不断把握新理论、拓展新领域，追踪新科技、创造新成果；在文化领域方面要与世界文化加强接触、扩大交流，沟通融会，吸取精华，创新知识；在培养人才方面，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培育出一大批敢于攀登世界科技文化高峰的拔尖创新创业人才。

第五，必须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今天，中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承担着为民族振兴进行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历史重任，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没有与世界科技、文化和人才培养一争高下的强烈竞争意识，就无法当此重任。因此，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无疑应把“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竞争意识注入大学精神，使之更具活力、更具时代特点。(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

来源：《光明日报》（责任编辑：蒋波）

第四篇：论大学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以天津北洋大学为例

论大学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关系以天津北洋大学为例

摘要：始建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伴随着天津城市建设的发展，北洋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积极参与发展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培养了大量卫生工程人才，并且筹设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在参与市政建设的过程中，北洋大学自身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为实现犬学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北洋大学；公共卫生；卫生工程；人才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6-0113-05近代以来，公共卫生成为城市发展中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成为人们评价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最早产生于沿海开放城市的租界中，天津市作为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早在19世纪末便出现了以租界居民为服务对象的公共卫生事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掀起了市政建设的热潮，为天津的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了契机。

其中北洋大学就是最早关注城市公共卫生的机构建设的新型大学，该校创建于1895年10月2日，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培养标准等方面均定位于世界一流大学，因此获得“东方康奈尔”之称，是我国近代享誉海外的知名高校。北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关注城市的发展，在城市公共卫生方面有独特的研究，开创了办大学与城市共同发展的先河，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办好大学提供了有益的启

示：大学的发展要与城市协调发展，才能推进自身发展壮大。

一、打造卫生工程人才培养平台

北洋大学建校之初，便将城市公共卫生工程作为工科专业必修科目，并重金聘请外国专家授课，如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卫生工程专业毕业的阿瑟·布雷德弗德·毛理尔(arthur b.morrill)等。因此，北洋大学的早期毕业生，普遍具备一定的公共卫生工程知识。民国时期，著名工程教育家李书田担任北洋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将公共卫生人才作为学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李书田在《卫生工程人才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文中，将公共卫生所需的人才分为公共卫生人才、公共卫生工程人才和卫生工程人才三类：“公共卫生人才，须受具体之应用生物学、卫生生物学、细菌学、卫生设施、卫生行政技术、生命统计、工业卫生等学科训练。公共卫生工程人才须受具有系统之细菌学、卫生设施、公共卫生、工业卫生公共卫生行政及基本的工程技术等学科之训练。卫生工程人才应习知给水清水等工程与污渠工程及秽水及废物处置工事之设计、建筑、养护与管理。对于卫生设施之全领域及其与公共卫生之关系，亦需加以相当之注意。土木工程学术之各部门，凡与卫生工程建设之有关者，均须受此训练。机械及电机工程之有关抽水厂与清水及净污等厂设备选购事宜部分，亦应具有相当之训练。”李书田并根据国内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指出，各大学在人才的培养上，应有不同的分工侧重。他“分别聘请在国内素著之大学医学院及工学院的教授，造就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工程暨卫生工程人才。”即北洋大学应以

工科优势为基础，要侧重培养卫生工程方向的人才。

1934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北洋大学在土木工-程学系设水利与卫生工程专业，同时着手设立卫生工程实验室。将卫生工程与水利工程共同设置在一个专业中，这是具有前瞻性、跨领域的专业设置，其中包含着学校对于自身发展规划、学科建设和大城市发展的需要等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天津城历史上水灾频仍，近代以来更是多次威胁天津城市的安全。在1917年的特大水灾中，市区五分之四的面积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达八十多万。因此，水利工程人才一直是北洋大学人才培养的重点方向。另一方面，就天津市的情况来说，20世纪初，公共卫生事业的重点是控制导致传染病发生的环境因素，水患引起的防病防疫是天津地区公共卫生领域的主要课题。因此，学校参考国际上高校相关专业的设置情况，特别是较早开设公共卫生工程专业的美国高校，如康奈尔大学水利卫生工程专业的学科设置和课程安排，以公共卫生原有优势学科为基础，打造兼具利与公共卫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平台。为了加快新设学科的建设步伐，学校引进了一批优秀师资，聘请时任华北水利委员会主席的李赋都为专任研究教授，徐世大、涂允成为水利与卫生工程专业兼任教授和专任副教授。徐、涂二位教授均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水利卫生工程。重返北洋大学后充分发挥自身科研优势，为水利卫生工程专业的起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截至抗战爆发以前，北洋大学水利卫生工程专业共培养出两届20名毕业生，为探索我国卫生工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在此基础上，校长李书田还积极筹备成立“中国公共卫生协会”，“以协力研究公共卫生学术，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及增进国民健康。”学校还围绕公共卫生这一课题，进行了跨学科研究的探索。1935年，北洋大学教授涂允成受学校委托赴河北省定县做卫生状况的调查，并撰写论文《定县卫生调查》，[习对当地的饮水、食物、空气质量、垃圾排放、污水处理、动植物防疫等公共安全要件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和记录，为研究和改进乡村社会的公共卫生事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北洋大学以科学方法进行社会考察的重要尝试，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定县调查”的重要补充。

二、积极筹办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

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拥有130万人口的大都市。伴随人口增长，城市医疗资源严重不足。1937年，天津市各级医院床位总数仅有400余张，远远没有达到当时直具备的卫生标准：城市中应每千人拥有一张病床。这一医疗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缺口：“天津市政虽日渐进步，然卫生及医院设施，犹未臻完善。„„我天津市虽有市立、租界立、私立及教会立各医院，然究无尽美尽善之医院”。医疗设施的不足已经成为当时天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个难题。

另一方面，医学院的设置对于北洋大学自身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相继颁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个学院，具备3个学院或9个以上系科者为大学。由于北洋大学当时未能满足其要求，同年被降格为独立学院，北洋大学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虽然如此，北洋工学院并未放弃重新恢复大学称号的努力。早在改名当年的1929年8月16日就聘请王宠惠、王正廷、李煜瀛、王劭廉、赵天麟、茅以升等7位知名校友为“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备恢复大学称号的准备工作。李书田到任校长之后，制订了《国立北洋大学筹备缘起及分期完成计划》，作为学校未来发展的详细规划，并着手分阶段实施。截止到1937年以前，已经完成“整饬充实发展工学院与筹设理学院”的工作，并将设立医学院作为学校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要恢复北洋大学，医学院的设置也成为学校建设规划中的关键布局。当时计划“至筹设医学院 及附属医院„„俾可于二十七年夏季招考本科一年级学生”，“本校名称拟即自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正式恢复十七年夏季以来之旧称‘国立北洋大学’。”

医学院初步规划学生总数不超过300人，每年招收学生40名为限。附属医院作为学校产业，同时也是学生的实习基地，设有床位150张、手术室、药局、剖检室、实验室、门诊处及x光室等。按照当时大学组织规程，医学院初建时暂不分系，“嗣后于医学系之外，添设公共卫生学系”。学生5年毕业，于第6年前往医院实习，并提交毕业论文。医学院建成之后，还将与天津市政府合作设置卫生所，卫生所与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处保持密切联系，既充实了城市公共卫生机构，又为北洋大学相关学科学生提供实习的平台。在医

学院与附属医院的设立规划中，贯穿了北洋大学一贯注重实用人才培养的育才思想。按照计划，为完善医科体系，还将设立生物与生理学系以及医药学系，扩大学科的外延，并以医科为中心，继续设立药学、生物等专业，并独立设置公共卫生工程系，在此基础上成立“国立北洋大学研究院”，使“理、工、医三系之各系组，互相联系，综合成为一有机的学术集团。”为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搭建了平台。

在筹办北洋大学医学院过程中，北洋大学采取以依托天津市既有的教育资源为主、国家拨款为辅的办法，对占份额不大的办学经常费用，申请列入国家岁出教育文化预算之内。而新学院第一年开办时的启动资金，则利用原天津北洋海军医学校的校产来补充。北洋海军医学校前身为北洋海军医学堂，1930年该学校因经费不足停办，将这些经费用来筹建北洋大学医学院。“天津昔有陆军与海军医学校两所，后或迁京或停办，以百三十万人口之大都市，而尚无医学院及市民可以托命之医院，殊与文化水准及促进公共卫生有碍„„天津应有完备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各一所。”这样在解决启动资金的同时，也整合了地方原有的教育资源。

在筹办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过程中，北洋大学也加强了与天津市各界之间的联系，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北洋大学因庚子之乱中，校舍被德军占领，被迫于1903年迁往距天津城北10里处的西沽，此后便长期位于郊外。学校认为“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必须设于市内，以便诊病与就医。”目因此决定将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迁回原北

洋大学的校址。由于时过境迁，原校址产权涉及多个单位和私人宅地。为争取回迁顺利，学校及校友会成员多方奔走，并积极与天津市政府进行沟通，表明北洋大学与城市共谋发展之意。“天津为华北一大都市，将来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于本市亦一重要贡献，将期与贵市政府之市政建设相得益彰。”北洋大学的真诚意愿得到了天津市政府的积极支持，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对北洋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规划方案非常赞成，认为“极属有益地方之举，允协助进行。”张自忠特别派出秘书马彦翀和参事边洁清作为市府代表。与北洋大学校方共同商议在天津市内购拨院址事宜。除市政府支持之外，北洋大学也得到了天津本地知名人士的支持。卢木斋、娄鲁青等得知北洋医学院选址涉及自己的房产后，均欣然同意出让，并在价格方面给予了相当优惠。

北洋大学筹办医学院及附属医院，还有另—个目的，就是在全国各大学的激烈竞争中得以壮大发展，实现“以其与匕海同济医工，南北并美”的期望。按计划学院及附属医院的建立应自1938年起，5年内完成。“本校拟于=十七年夏季正式添设医学院，开始招生„„一切设备及附属医院，务期于三十—年夏季完成。”由于地址临近中山路，“中山先生又曾医人医国，则定名为国立北洋大学中山医学院。岂非千秋万世，弥资纪念哉！遗憾的是，由于不久之唇抗日战争爆发，该计划只好暂时搁置。

三、北洋大学与天津城市建设共同发展

“九一八事变”以后，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城市上空。随着战争的迫近，化学武器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危害威胁着人们。当时的化学武器主要以各种毒气为主。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毒气，主要用于欧洲战场，毒气的使用对交战双方及平民百姓造成了重大伤害。由于毒气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战后各国列强都将毒气作为主要战争武器进行重点研究和开发。早在1932年日本侵华的“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突袭中国驻军，侵占上海市闸北。当时有传言日军将使用毒气，造成了极大恐慌和社会混乱。“一二·八之战，沪地人民，唯恐日人施用有悖人道之毒气，此乃由于吾人平素对于毒气之防御无相当准备之故。”这次事变的过程中，学者们发现有必要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研究毒气的防御，以减少民众由于对毒气的了解不足所造成的损害。

北洋大学首先在校刊上刊登有关毒气的防御和治疗方法的文章，普及相关知识。继而在军事工程研究会机械化学研究小组下特设毒气化学研究系。北洋大学教师王子祜撰写了论文《毒气战争概论》，详细介绍了毒气的历史、种类、效用、防毒措施和原理等知识。其中特别提到普通居民遇毒气攻击时，“须立将住室之窗户及其他与外界相通之处，严为封闭(需事前准备)，以免毒气侵入，然后攀登楼上或较高之地，或用浸水或稀薄酉全溶液之手帕，封住口部及鼻孔，权当简单之防毒面具”。

北洋大学的高乃谦教授则在其论文《军用毒气之化学浅说》中详尽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出现的各种毒气的成分、分子排列、中毒症状等。在他的另一篇论文《军用毒气之防御》中不但

介绍了防毒面具的制作方法及各种应急防护措施，而且前瞻性地提出目前以活性炭为主的防毒措施，是建立在未发现活性炭所不能吸收的毒物之基础上，未来有可能出现针对现有防毒措施的反制办法。“恐将来之毒调必能夺取活性炭素之能力；否则必将以活性炭素为促进化学反应之媒介，而利用其机能，发明适当之混合剂，导致此炭素之上，使面具内起猛烈有毒之化学反应，以资反制。”不仅教师，在校学生齐玉亭也以战场出现率最高的糜烂性毒气为题，在丁绪淮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糜烂性毒气制法及防御}---文。战争同样引起了北洋大学的学者对于城市供水安全的担忧。作为沿海商埠，天津市是中国较早出现自来水系统的城市之一，早在1898年，英国仁记洋行发起成立了主要以租界内居民为服务对象的“天津自来水公司”，这也是华北地区最早的自来水事业。然而自此以后，天津市自来水事业一直掌握在私人和外国人中。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市内自来水供应商主要有英租界工部局自来水部(原“天津自来水公司”)和济安自来水公司，两家公司均由外资控制。其中济安自来水公司依仗外资特权，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跨越老城区和各国租界的城市供水系统，垄断了除英租界外几乎全部的城市供水业务。

面对近代中国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这种城市供水完全为外资垄断的现实引起知识界的忧虑。曾经在北洋大学读书的马寅初先生，在《北洋理工季刊》发表论文，指出自来水事业对于城市安全的重要性，并提倡国有以代替私人或外国资本控制。“试想中国各大都市的自来水，是由私人来办，假设若掌握在几个私人

第五篇：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作者：葛景春

摘 要：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杜甫；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3—0205—0

5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分裂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主张平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的和谐发展的。，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

一。(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四)杜甫审美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真善美的和谐。杜甫所尊崇的主要是儒家的审美思想。儒家的美学观主要是“尽善尽美”的善、美和谐理论。此外，道家的“嫉伪崇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思想，对杜甫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的崇真嫉伪思想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儒家的“尽善尽美”和道家的“以真为美”相结合而成的真善美和谐的审美理念，形成了杜甫以道德伦理为价值标准以及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思想。伦理观与审美观的和谐。杜甫充分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道德观和诗歌的审美观，表现出“中和”的和谐思想。杜甫为人忠厚诚恳，他的诗歌也表现出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与人际关系的和洽仁厚的态度。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也都具有一种“中和”之美，很有一种理性的节制，不像李白的诗歌那样任情随意，飞扬跋扈。

(五)杜甫诗歌机制中的和谐理念

杜甫诗歌在机制方面体现了充分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不同诗歌体裁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诗歌情感与节奏、意象的和谐等方面。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有区别的。诗歌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在古体诗中，主要是语言的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的自然声韵是相当和谐的。在声律上，杜甫还追求诗歌人为的声律与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中常常有“三平调”的句式。这些句式，是杜甫为了使古体诗避免律句入诗而故意造成的。三平调是人为的，而古诗要的却是自然的音律，并不刻意避免律句入诗。他的拗体律诗中也有些不讲声律、任凭自然声调的句子，以打破律诗声律过于呆板和熟套，其目的是追求一种人为声律与自然声律相和谐。

情感与节奏的变化与和谐。杜甫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是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正是“顿挫”才造成了前者的“沉郁”风格。上联与下联在语法结构与语言节奏上都有变化，这是节奏上的“顿挫”。正是在节奏的顿挫变化，才造成杜诗情感的迭荡起伏，造成“沉郁”的语言风格。

情感与意象的变化与和谐。“沉郁”的情感，导致诗歌的意象的对比和变化，即意象的“顿挫”。杜诗的意象变化较大。如《旅夜书怀》和《登岳阳楼》的中二联，上联写景是阔大的意象，下联写的是个人遭际，是小的意象。前后的意象有较大的反差，这是意象的“顿挫”即变化。正是意象的巨大反差和顿挫变化，才造成情感上的“沉郁”。二者既是变化的，也是和谐的，是对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