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第一篇：“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官本位”下的中国大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马国川 2011年04月22日 12:40 PM 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与此有关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怪状不断涌现：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日渐提高，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渐凋零，无以为继；科研条件日益完善，资讯日益发达，偷工减料的学术剽窃、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学习条件不断改善，大学生却越来越无志于学术，走向物质化、功利化和娱乐化，道德水平下滑；大学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教授”、“专家”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失去公信力，每每沦为公众奚落、嘲讽的对象。

这些现象并非全部都源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但中国大学教育的缺陷已不容忽视。中国大学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改革？以这个问题为主题，笔者近年来集中采访了对此很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中国的大学校长。

在笔者采访的14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中，除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外，其余均为大陆大学的校长，包括九位前任校长和四位在任校长。从采访中可以看出，相比而言，前任校长更敢于直言，对问题批评较多，而在任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表现地更为乐观。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这些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航者和意见领袖，也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大学校长的共识之一是，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必须尽快解决。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朱清时认为，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学术论文水分太多，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历史学家、中国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

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之一，而大学校长的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他们提议对大学进行“去行政化”，包括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他们认为，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大学的书记、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官文化”充斥整个大学校园，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

朱清时警告说，最近十多年来，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大腕”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

大学校长的行政评级，已将他们矮化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教育学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是尽其所能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中国大学却是拼命去讨好教育行政部门。在核物理学家、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看来，现在至少应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情况，那时大学管理者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像复旦大学、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校长，社会地位都要高于部级干部。笔者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效法西方，通过招聘和遴选产生大学校长，而不应经政府任命，从而使高校摆脱行政系统的操纵。

大学校长的另一项呼吁是，应该将大学还原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摆脱外部控制，使大学教师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在这个方面，大学校长们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有的主张“教授治学、校长治校”，但总体上都主张让大学回归它的学术本原，成为一方独立超脱的净土。刘道玉说，西方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起，就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既不受教会主宰，也不受政府干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学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号召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中国，怎能只学皮毛而不学精髓？

面对大学与商界、学术与金钱日益交织的现状，大学校长们还就一个问题大声疾呼：大学一定要同市场保持距离。笔者采访的很多校长都表示，一些人误认为大学办企业是美国的经验，但其实在那里，学校与企业等盈利机构之间是截然分开的。而在中国，大学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为由想方设法创收、忽视教育质量而一味追求金钱的倾向已十分严重。例如，章开沅痛心疾首地说，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大跃进”，大学成为重灾区，大量教师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额、项目经费、科研课题、学位授予点上，根本无心考虑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

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资源可供借鉴？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现代大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体制，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中国应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经验。刘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学体制总结为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四种模式，虽然在不同模式中，政府与大学的亲疏关系各有不同，但各个模式均坚持依法、依章程治理大学，以及思想自由与学术自治。有了更好的大学管理制度，中国才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师。

总体而言，这些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主张的，并非多么玄奥的理论，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自笔者完成这些采访至今，还未看到现实中的大学教育体制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反倒是仅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高校界又出现一些新的争议话题，例如北大拟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又如青年学者熊培云在外经贸大学的演讲被一位学工干部“砸场”。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中国高校的自由空间也将萎缩吗？

几天后，清华大学就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值得记录的时刻。清华百年校庆正值北京初春，万物吐翠，难道我们的大学还要坚持某种“主流价值观”，对那些“偏激”的思想和“特立独行”的学生莫名恐惧吗？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学还能坚持“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精华所在、良心所归，难道这些精神我们今天还不能坚持吗？（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媒体从业者。）

第二篇：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浅谈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一代科学巨匠钱学森走了，他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故事有两则：一是，他极为忧虑中国太缺乏具有创新精神、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二是，被公认为世界级大科学家的他一生不喜欢做官，多次顽强执著地“拒官”，且即便做官也是“逢官必副”。

不要奇怪，这两个故事能让人过目不忘，其实是有着它的内在逻辑的。一开始，人们在反思“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来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的时候，生出种种困惑：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笨吗？难道今天的科学家比过去的科学家笨吗？显然这种质疑站不住脚。于是，很自然地由钱学森执著“拒官”，我们想到了当下学术界特别是大学行政化体制的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取向的盛行。

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管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

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 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 校的风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四、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

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

第三篇：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

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现了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据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高校体制为基础，对建国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干部和改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门不单纯是为教学研究等服务，而主要是统领大学一切事务的领导机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为一条“战线”而存在的，即如“工业战线”、“财贸战线”、“文艺战线”、“医疗卫生战线”、“体育战线”等一样，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统一的性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和工农业或其它行业、领域相比，高校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如今在高校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颇类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基本结构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全国大学已分为“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与此相联系，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长、主任、所长；校和院、系两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的组成人员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门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挂钩，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重点被教育的对象，就是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气氛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其间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唯官是举”的新氛围。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在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书记和校长虽然也是“官”，但他们的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社会声望的大学校长们，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担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因为他们也没有“可比性”。单说建国后的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实权在握的“书记兼校长”，也都是一些声望卓著的专家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的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和兴趣，主动要求转到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报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都在极有限的空间里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的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1937年到延安的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典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在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说到张鸣，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才令人们刮目相看！人们发现，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有了一种真正的“大学气象”。说来令人欷嘘不已，人民大学这所曾在50-60年代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无情的解散。按理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它高校更深邃，胸襟更开阔，更大气，更重视人材。却未曾料想，就因为张鸣没能做到对个别领导抱持“敬畏之心”，加之又在一些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上和领导不一致，就被扣上“捣乱分子”、“破坏和谐”的大帽子而被免去系主任一职。试想在吴玉章老校长主政的时期，会发生这种荒唐事吗？和今天的人民大学的某些官员相比，论资格和官衔，吴玉章是中共元老，是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论学问，吴玉章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但“官气”两字，却和他一点也不沾边，吴老不愧是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许只有“权力”最伟大，“教育家”是毫无份量的！

这些话说了似乎也白说，大学的过度行政化似已积重难返，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能否学一点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大学的校长和官员们，请不要再嚷嚷学什么哈佛、耶鲁、伯克利、剑桥、牛津了，中外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了，“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现在大楼都已盖起来了，规模和气派和外邦的大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其它那些“软件”，想必怎么学一时也学不来的。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无用的功课”了，还不如返躬求己，就从“本土”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吴玉章、郭影秋、匡亚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确，属于我们优秀的“本土资源”，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进，让大学板结状的土壤松一口气如何？

第四篇：官本位表现

一、“官本位”思想的表现：

1、不愿深入基层和群众，更不愿下基层“受苦”，安心于坐办公室看文件、做指令；

2、思维僵化，存在机械执行上级决定，生搬硬套，不顾基层实际情况；

3、想问题、作决策、抓工作过多依赖领导指示要求，存在靠习惯思维、凭经验抓落实的现象；

4、做决策不接地气，没能全面把握基层实际情况；

5、跟踪检查不到位。布置了的一些工作没有回音，安排了没有落实，缺少跟踪检查督促落实，造成实际效果不明显；

6、服务意识不强。针对分管工作，安排布置任务多，主动服务，指导帮助，解决难题少；

7、联系群众停留表面。感觉外事、侨务工作直接服务的对象就在身边，相互间都很熟悉，觉得联系群众不是问题，但实际上是停留在表层，对服务对象深层需求和关注点，不是很清楚，造成工作成效没有完全符合服务对象的期盼；

8、决策不够大胆，落实前紧后松。抓细了怕越位，管多了怕越权。认为自己是副职，过分依赖班子决策和主要领导拍板。

二、不够主动担当方面的表现

一是认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认为有些工作不属于自己的分管范围，有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操心，自己即使有这方面的工作经历，也担心自己干多了越位不讨好，话说多了越权不中听。

二是虽然也专注于自己分管的工作，但对一些常规性的工作，存在被动应付多，主动谋划少；注重面上工作多，研究深层次问题少；考虑事务性工作多，考虑长远发展少的情况。

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上有了求稳怕乱的想法，满足于看好自己的门，做好自己分管的事，积极进取精神有所弱化，主动参谋不够，对承担更复杂工作任务的底气不足。

第五篇：官本位思想

历史根源--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公务员福利 就该比公民福利高？

《人民日报》上一篇“公务员收入不高，你为啥不信”的署名文章在互联网上引发网友热议。文章称“应通过消除（公务员的）黑色收入、挤压灰色收入、科学设定白色收入，消解人们（对公务员收入高）的刻板印象”，也认为应该“健全监管、完善机制”，“让公务员收入清清白白”。

对此，有网友表示赞同，提出全国各地公务员的情况不同，不能一干子打死，也有网友指加强社会监督，让公务员的收入真正透明化，才是消除大众偏见的关键。但更多的网友则是提出了更大的质疑：如果公务员收入不高，那么，那些拼命要去考公务员的都是傻瓜吗？为何有些乡镇级的公务员都能开上汽车？基层公务员如此“坑爹”，为何一些基层公务员的子女还是可以进入公务员的队伍？

当然，其实些疑问的一个简单解释是大众混淆了政府官员和普通公务员的性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官本位”下衍生出的历朝历代人们对“公务员”的病态推崇，甚至是崇拜。

但须知人们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崇拜“官”，进而发展出流毒至今的“官本位”思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历代“官本位”背后的那些大众皆知，却又雾里看花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