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_邓大才

第一篇：近30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_邓大才

摘要

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大来源：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学者主要运用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以问题为导向；90 年代不少学者开始借鉴成熟的西方田野调查方法，以理论为导向；21 世纪初期两种方法论开始融合、整合。这些融合与整合，推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发展，提升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水平，但是，这些融合与整合并不十分理想，要融合与整合两大方法还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

关键词：农村政治学；实证政治学；方法论

一、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多来，中国政治科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兴起。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几乎全为舶来品，悉数从国外直接引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来源则较为多元化，既有本土传承，又有西学之术。对于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方法，有学者对此进行类型学分析。袁达毅（2003）从研究成果来源和方式的维度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三大派：机关派、田野派和学院派；郭正林（2007）从分析框架的视角将中国农村政治研究分为国家与社会、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三大视界。然而，他们两位均没有专门农村针对实证政治学进行分类和研究。王丽萍（2004）从研究工具的角度将中国实证政治学研究分为定性经验研究和定量经验研究。徐勇、邓大才（2008）从研究对象着手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分为个案研究、问卷调查和参与实验，并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发展阶段进行检视。这些研究无疑是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的先驱之作，然而，它们并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源流、运用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即没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何而来、遵循怎样的传统、将走向何方进行研究。本文将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来源作一个回顾，检视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运用、发展与基本走向。

二、中国传统调查研究：问题导向

改革开放后，第一代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学者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传统，以问题为导向，以国家需要为目标。1988 年，张厚安牵头成立了华中师范大学农村基层政权研究中心，以“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理论务农”为调查研究的宗旨，带领徐勇、项继权等学者在全国进行农村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张厚安、徐勇率先深入基层，从事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农村政治学实证研究的先河。但是，这种研究显然超出了纯粹的学理性研究，强调现实关怀。不管从调查方法还是从调查目标来看，早期实证政治学学者均是运用中国传统的调查方法，所做调查研究属于传统调查研究的范畴。

传统调查研究具有现实性、资政性和问题性等特点，但存在难以克服的方法论困境：一是没有科学性规范。传统调查研究与西方科学研究范式存在很大区别，虽然在知识生产方面两者殊途同归，但是，前者对知识生产是一种经验式的、直觉式的，没有形成调查研究的知识、规则，后者从自然科学演化而来，讲求知识积累的规则，要求标准化生产。由于长期与国际社会科学界隔绝，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研究缺乏学理和方法论的支撑。包括从事农村调查的学者，只知道做实地调查，需要重视社会基层，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并未将中国农村实证研究作为一门严格的社会科学来对待，未能形成明确的研究方法指向。他们只是知道在做调查，但并不明确为什么做调查，怎样做调查。在早期实证政治学学者的研究中，很难发现文献梳理，难以找出分析框架，也少有理论的演绎和假说，因此，知识生产存在偶然、个别、直觉、经验式的特点，很难对未来进行预测。二是没有摒弃价值。早期的实证政治学学者并不排斥也不忌讳价值，然而，他们主张从事实出发，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意识形态对研究的影响，可以从甘阳（2000）的表述中得到体现：以知识场域为媒介批判和型塑政治，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上狭隘化知识场域。三是没有意识到“归纳问题”。笔者将早期实证政治学称为朴素的、自然的实证政治学，也可说早期实证政治学“有政治研究，但没有政治学研究”，“有政治实证研究，但没有政治学实证研究”，因而其研究无法推动新知识的生产、积累和学科发展，后人无法在其基础上创造边际知识和增量贡献。

三、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理论导向

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从其第二个来源——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借鉴了理论建构方法及生产理论的规范、程序和原则。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传入国内，加上费孝通、林耀华等老一辈学者的推动，社会学、人类学开始复兴，学者重新开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问卷调查、实地调查、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从事研究。中国社会学、人类学不仅有一个复兴的过程，而且有一个超越的任务。复兴必须学习和借鉴，超越必须批评和对话。因此，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的欧美汉学家成为国内社会学、人类学学者的学习对象，其理论成为对话对象和超越目标，尔后才有可能与立足于西方经验的经典理论对话。西方社会人类学对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影响最大的当数施坚雅及其“集市理论”、“区域理论”和弗里德曼及其“宗族理论”，以及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的功能主义理论，帕森斯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的社会学方法，吉尔茨、福柯的人类学方法以及萨义德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方法等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影响都比较大。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实证政治学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逐渐增多，研究方法以实证为主，尤其是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徐勇、徐增阳，1999）。随着经济发展，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的社会学开始兴盛。王沪宁、张乐天、曹锦清、王铭铭等学者较早尝试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乡村政治现象和行为。王沪宁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对 15 个个案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是最早借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乡村政治和文化的中国政治学者。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期，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浙江北部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也涉及到了乡村政权、政治问题（曹锦清等，2001）。20 世纪 90年代末期，张乐天在对浙北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实证研究力作——《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通过对联民村的田野调查和农村文本资料的收集、整理，考察了人民公社在联民村的发生、发展历程。20 世纪初，曹锦清通过对黄河岸边一些村庄的走访推出了《黄河边的中国》一书，此著为典型的人类学著作，但是，作者对乡村政权也进行了一定的描述和分析，得出了“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曹锦清，2001）。张乐天、曹锦清（2001）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用人类学的方法从事乡村调查研究，涉及到农村的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当然，他们的研究对政治学者也有很大的启发，不少政治学者采用这类方法进行研究，导致学科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有学者认为，中国许多重要的政治研究课题，往往是由其他学科、其他领域提出的，或者主要由其他学科占有的（朱光磊，2004）。乡村政治学领域被社会学、人类学“占领”，变成了其他学科的“殖民地”。

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方法来源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评析：一是中国人类学者利用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政治现象，当然，人类学者并不以政治为研究对象，他们只是在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中涉及到了政治现象，特别是乡村政治。村治研究中对村治具体处境的研究较为薄弱。政治学界对此缺少系统的研究，对这方面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界和经济学界。二是中国实证政治学主要借鉴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叙事风格，特别是价值中立、客观的研究原则及从事实中发现问题、建构理论的实证主义传统较受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推崇。三是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和文化，并从社会、文化维度研究政治现象。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也将此种方法拿过来，从而离开政治本身去寻找制度、权力和政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促使中国实证政治学向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领域延伸。

四、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基本走向

经过近30 年的发展，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能否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则取决于能否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1.传统方法与科学研究：继承与发展的统一。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首先要解决中国传统的调查经验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田野调查方法的整合与融合问题。中国传统调查研究虽然主观性、随意性比较强，但比较灵活，也很有成效。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要在发挥中国传统调查研究优点的同时，借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将中国传统调查研究方法的“求实”与西方田野调查的“求理”统一起来，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哲学基础。

2.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借鉴与超越的统一。有学者强调本土化，有学者强调西方经典理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西方经典理论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西学东移必然会“水土不服”，但是，西方理论的产生方法、参照作用却不容忽视。本土经验要能够成为经验，离不开与西方经典理论的对话，离不开与已有理论的对照。当然，西方经典理论必须用中国经验进行检验，检验通过，则认之；检验不能通过，则弃之、改之。要以开放的心态夯实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方法论基础。

3.理论自洽与经验外洽：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当前中国农村政治学研究有两个较为明显的倾向：重形而上的理论演绎，轻实证和经验，或者重形而下的经验归纳，轻规范和演绎。前者注重理论的自洽，但不注重经验检验；后者注重经验的归纳，但不注重理论的提升。其实，这折射出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实证政治学学者有割裂理论与经验、归纳与演绎的倾向。真正的实证研究离不开理论假说、演绎和概括，即理论自洽。实证研究不仅必须有理论假说，还必须有理论归纳、概括和提炼；同时，归纳、概括、提炼的理论还必须得到其他个案、样本的支持，并通过建模将其模型化和抽象化，即实现理论与经验的外洽，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的逻辑基础。

4.调查广度与田野深度：定量与定性的统一。田野调查广度和深度是实证研究学者追求的目标。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对广度的追求可能更甚于对深度的追求，偏好个案，追求大样本，这无可厚非。但是，追求广度不能以牺牲深度为代价，调研的广度不代表深度。只有深度的田野调查，才能够发现变量之间的变化和运行机制；只有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调查广度，结论才具有可靠性和有效性，并有助于结论的一般化。广度和深度的取舍，实质上是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选择的体现。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学者要搞好定性研究，特别是注意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深入调查，持续跟踪，实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统一，建构中国农村实证政治学发展的科学基础。

参考文献

[1] 袁达毅：《国内政治学研究的流派与方法》,载郭正林、肖滨主编《规范与实证的政治学方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2] 郭正林：《中国农村研究的理论视野》,载徐勇、徐增阳主编《乡土民主的成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 王丽萍：《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未刊稿,2005年.[4] 徐勇,邓大才：《政治学研究：从殿堂到田野》,载邓正来、郝雨凡（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回顾与前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5] 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7] 费孝通：《禄村农田》,载《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 徐勇,慕良泽：《田野与政治：实证方法的引入与研究范式的创新》,《学术研究》2009 年第5 期.

第二篇：硕士毕业论文实证研究方法选择

一篇转帖的文章，作者真的很强大！

本文的缘起：

当初一个舍友来自西部地区，从没学过计量（OLS都没学过）。但毕业论文老板要求用数据说话，发愁。我于心不忍，告诉她：我每天晚上自习回来，睡觉前花10分钟给你讲解一下STATA的操作和出来的各项结果意义。第一天，我讲了OLS。画了一张散点图和一根直线，用了1分钟就让她完全理解了OLS的精髓，这是用来干啥的。后面9分钟讲解了STATA的操作和OLS的各种变种。结果只一个星期，讲完五种方法（下面会介绍），她信心大增。后来一下子发了好几篇CSSCI，计量做的天花乱坠，让人误以为是一个大师。毕业论文也顺利通过。她说我的方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快的计量速成法。她说，以后有时间要好好看看计量书，打打基础。我推荐她读伍德里奇的那本现代观点。但她论文发表了好多篇，至今还没看那本书。问其原因：“看了一下OLS，跟你讲的没啥区别，就是多了些推导。那些推导看不看都不影响我用软件。现在没空看，先发论文再说。”

我笑其太浮躁。但后来想想，这种学习方法不一定适合所有人，但或许适合一部分人群。因此有必要写出来让这部分人群都有所收获，不会因为发不了CSSCI而担忧，不会因为毕业论文不会做计量而担忧。因此有了本文。你是不是属于这样的人群？请看下面： 本文的目标人群：

1、不懂计量的人；

2、想学计量却苦于缺乏时间的人；

3、想学计量却看不懂、推导不了那些恐怖矩阵的人，也就是不想看推导过程，也想发论文的人。

4、不想看计量书，却想写计量论文，发几篇CSSCI，尽快毕业的人。

5、所有想速成的人。

但是目标人群一定要能看懂STATA软件操作手册的人（或者其他软件操作手册）。如果你不认得手册上的字，不要来告诉我。我也不认得。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懂STATA、EVIEWS的人给你讲解一下，那么你看不懂手册也无所谓。

本文的目标：不看计量推导、不看计量书籍就能发计量论文，而且是大规模批量生产计量论文，甚至是发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

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你能否掌握本黑客教程的内容，能否阅读软件手册。申明：不是教你如何抄袭作弊，而是教你写计量论文的方法和捷径。目录

一、计量论文的两大要点是什么？

二、如何判断计量论文的水平高低？

三、做计量的“大杀器”有哪些？

四、瞎倒腾计量的秘诀

五、大规模发CSSCI的建议

一、计量论文的两大要点是什么？

1、计量模型的建立（就是那个方程，表达什么经济含义要知道）；

2、模型中的系数如何估计出来（关键在于估计方法的选择）。第1个要点涉及你论文主题。你一般要想用数据检验某种经济关系，根据这种经济关系来建立计量模型。如果你不知道要检验什么经济关系，那我劝你就此打住。你发不了经济研究了。第2个要点。千万种方法的出现，目的都是要把那个系数给估计出来。不同估计方法的估计效果好坏，就是根据各种统计量来判断。如果能选择一种最合适你数据的估计方法，那么这论文基本就成了。

二、如何判断计量论文的水平高低？

掌握了上面两个要点，只是说你能写出一篇计量论文，并不是说能写出一篇高水平的论文。水平的高低在于你处理这两个要点时水平的高低。下面仔细讲解。

如果只是为了写计量论文，只需要“知其然”即可。没有人会因为不会推导OLS估计量而对软件里面出来的结果不知所措。这条途径，最快捷的走法是找一个懂的人，把结果里面的各种东西所表示的意思给你讲一遍，每个东西要注意什么。基本就可以了。在一般的CSSCI上发表论文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找不到人，就看STATA的手册，里面的例子会讲解每个指标参数统计量的含义。这样慢一点，但效果很好，而且也能成为STATA专家。STATA手册比高级计量教材看起来轻松多了，就是告诉你怎么操作软件，然后得到什么结果的。计量论文中的估计问题，最关键的事情，不是能推导估计量，而是在STATA里面选择一个“合适”的方法估计出来。然后解释结果的经济意义。而计量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方法的复杂性，而在于方法的合适程度。因此高水平的计量论文，不必要求作者掌握高深的计量推导，而在于“选择”的技巧。每种计量方法，都有优劣。所谓用人之长，容人之短。水平高的人，能够选择以其之长，攻它之短。同时又能隐藏计量方法内在的拙劣。其实，计量论文的水平主要决定于论文的主题的重要性。这个话题大家都很关心，就很重要，发表就很容易。所以，你会发现国际顶级期刊上一些计量论文所用的方法很简单。这些论文能发表，主要是他讨论的问题很重要（这涉及第一个要点），采用的方法即使有缺陷，也无伤大雅。如果问题不是非常重要，只是有新意，但是估计方法比较合适，也能发一个中上等期刊。如果问题属于鸡毛蒜皮之类，那就只能诉诸于超级复杂的计量方法，祈求审稿人看论文时，方法还没看完就已经累得半死，再也没有心情来思考你的问题的重要性，然后也能通过了。

三、做计量的“大杀器”有哪些？

所谓的大杀器，不是指超级复杂的计量方法，而是指这种东西一旦用起来，一般不会有人来攻击。所谓的一招毙命，毙了审稿人的命。计量方法很多，可以说满天飞。但是，真正有价值的方法，被人公认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大杀器”），只有5种。并不是你所看到的所有的方法都有人信。这点大部分初学计量的人都不会意识到。看到书上介绍一个方法，就认为这是一个好方法。其实不是。书上很多方法的介绍，仅仅是出于理论推演的需要，并不是实际研究中都能用的。你如果查阅一下国际上关于经验研究类的论文，会发现大部分论文所用方法无非是：

1、简单回归；

2、工具变量回归；

3、面板固定效应回归；

4、差分再差分回归(difference in differnece)；

5、狂忒二回归(Quantile)。

大杀器就这几种，破绽最少，公认度最高，使用最广泛。真是所谓的老少皆宜、童叟无欺。其他的方法都不会更好，只会招致更多的破绽。你在STATA里面还可以看到无数的其他方法，例如GMM、多层次分析法等。这个GMM实在是一个没有用的忽悠，他还分为diffGMM和系统GMM。其关键思想是当你找不到工具变量时，用滞后项来做工具变量。结果你会发现令人崩溃的情况：不同滞后变量的阶数，严重影响你的结果，更令人崩溃的是，一些判断估计结果优劣的指标会失灵。这完全是胡搞！这GMM的唯一价值在于理论价值，而不在于实践价值。你如果要玩计量，你就可以在GMM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玩计量的方法后面讲）。有人会问：简单回归会不会太简单？我只能说你真逗。STATA里面那么多选项，你加就是了。什么异方差、什么序列相关，一大堆尽管加。如果你实在无法确定是否有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那就把选项都加上。反正如果没有异方差，结果是一样的。有异方差，软件就自动给你纠正了。这不很爽嘛。如果样本太少，你还能加一个选项：bootstrap来估计方差。你看爽不爽！bootstrap就是自己提靴子的方法。自己把脚抬起来扛在肩上走路，就这么牛。这个bootstrap就是用30个样本能做到30万样本那样的效果。有吸引力吧。你说这个简单回归简单还是不简单！很简单，就是加选项。可是，要理论推导，就不简单了。我估计国内能推导的没几个人。经济研究上论文作者，最多只有5%的人能推导，而且大部分是海龟。所以，你不需要会推导，也能把计量做的天花乱坠。

工具变量(IV)回归，这不用说了，有内生性变量，就用这个吧。一旦有内生性变量，你的估计就有问题了。国际审稿人会拼了老命整死你。国内审稿人大部分不懂这东西（除了经济研究这类刊物的部分审稿人以外）。工具变量的选择只要掌握一个关键点就行：找一个和内生性变量有数据相关的，但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东西，这就是你的IV了。例如贸易量如果是内生的，那么你找地理距离作为IV。北京到纽约的距离，那是自然形成的，没人认为是由贸易量导致的，这就是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你会发现两者在数据上具有相关性。这就很好。这种数据相关性越强，IV的效果就越好。就这么一段话，IV变量回归就讲完了。在STATA里面，你直接把原回归方程写出来，然后把IV填进去就可以了，回车就得到你的结果。关键是你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工具变量。你能找到，这个工具也不大能用。不过要注意，IV不灵不代表你不能发表。经济研究上还不是发了一大堆这样的论文。所以，你只要找到一个IV，效果不是差的太离谱，一般都能发。当然不能发国际一流了。国内是没问题。国内审稿人没人会重复你的结果看看是否有问题，因此你说这个IV效果已经是最好的了，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比这个更好的了，审稿人也没的话说。就发表呗！如果审稿人说，另外一个IV效果可能要比你的好。那你就采纳他的建议用他的IV（尽管他的建议会更差），然后感谢他一下。第二次审稿，难道他还会说自己上次是胡说八道？？？所以就发表了，哈哈哈哈！有人又会问：面板不是还有个随机效应嘛？我只能说，你是看过书的人，所以才知道随机效应。其实随机效应压根就没什么用处。有人信誓旦旦说可以用hausman来检验。我只能告诉你，这检验压根就不可靠。可靠也是理论上可靠，实践上根本没人信。当然中国人都信，不信的都是美国欧洲这样的计量经济学家。你难道不知道hausman还会出现负值！做过这个检验的人都很头疼这个负值，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如果看看一些高手的建议，或者一些书籍，你就会发现，最权威的建议就是：当你无法判断该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时候，选择固定效应更可靠。随机效应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但是固定效应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差分再差分，是固定效应的一个变种，在估计某个事件发生带来的效应时最有用的方法，特简单，看看STATA手册就明白了。狂忒二回归(Quantile)是一般均值回归的一个推广。看名字挺吓人，其实很简单。如果你知道OLS是一个均值回归，那类推就可以知道1/2分位数回归。你知道的，正态分布下，均值就是1/2分位数的地方。均值回归就是1/2分位数回归。知道了1/2回归，你自然知道1/4和3/4分位数回归了。如果还不懂，翻开伍德里奇的书，讲到简单OLS回归时，我记得有一个图，上面对不同位置的x位置画了不同的正态分布密度函数(第2版是figure 2.1，pp26，见下面)。如果是异方差问题，那么不同x位置的正太分布图的方差就有变化。这个图上注明了预测值是E(Y|X)，就是Y的条件期望，就是那根回归预测直线啦。在正态分布下就是Y的密度函数的中心点的连线，就是1/2分位数点的连线。如果那条预测线画在密度函数的1/4和3/4分位数点上，那么预测结果就不是Y的均值（在非正态下可能是均值），而是1/4和3/4分位数点的预测值。这下明白狂忒二回归了吧。分位数回归就是看看那根预测直线在不同的分位数点上有什么结果,得到什么样的回归系数。通常的OLS预测直线，仅仅是一个特例而已。进一步推广，可以推广到任意分位数点回归的情况。道理一样。

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的图2.1（解释Quantile回归的意义）

不过要注意，大杀器要用对。有内生性变量，你就不要用简单回归了，你得用IV回归。这几种大杀器的精髓一领会，基本上其他东西就难不倒你了。就是STATA里面的选项多选几个或者少选几个的问题。你所要做的就是在STATA里面打钩、设置参数。对付一般的CSSCI论文，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如果你提了一个大家很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一个重要问题，那么用用IV，或者固定面板，发个经济研究基本没问题。如果你的问题不是很重要，还想发经济研究，那你就要简单问题复杂化。上面大杀器能解决的问题，你就用更不可靠的方法但更复杂的方法去解决吧。大家用开源软件就会知道，一般开源软件会有一个稳定版本，功能比较少，效果很稳定，能满足你日常几乎所有的需求。还有一个开发版本，专门给那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的人倒腾的版本，因为是开发版本，所以很不稳定，经常会出错、崩溃。不过能倒腾的人不怕崩溃，崩溃了能自己修。你要是想倒腾，接着往下看吧。

四、瞎倒腾计量的秘诀

瞎倒腾有两种水平，第一种是低水平，第二种，那你也猜到了，就是高水平瞎倒腾。

低水平瞎倒腾，就是大杀器不够过瘾，要用摄人魂魄、但容易走火入魔的计量方法达到发表经济研究的目的。例如，没事弄弄协整，搞一把单位根检验之类的。听起来头头是道，其实都是杞人忧天。你想想，要是有协整，时间序列你根本不用着急。要是没有协整，你着急也没用。那你还协整个啥！面板来说，你有协整，也没有一个较好的估计方法，期刊上不是还有很多人在用固定效应OLS，或者是加点滞后滞前项变成一个固定效应动态OLS来估计非平稳面板嘛。面板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可靠的协整向量估计方法，否则STATA这样的软件早就提供按钮了（STATA和EVIEW现在只有协整的检验方法，不是协整向量的估计）。既然没有公认可靠的方法，你急啥！

其实，协整这玩意，最大的价值也在于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几乎没有。当年格兰杰发表协整思想，说如果变量不平稳，在没有协整关系的情况下，前人回归都不可靠。这话把大家吓个半死。惊魂未定时格兰杰又说，在协整情况下没问题，大部分论文中的经济变量都有协整关系。大家一听，松了口气，原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那些少数自然自讨没趣。从格兰杰当年这搞笑天分，你就知道期刊上那些协整玩意都是忽悠。当然，又是单位根检验，又是协整检验，然后各种估计方法，这就好几页篇幅过去了，经济研究编辑一看，至少进入匿名审稿了。兵法曰：唱空城计，以静制动。意思你知道的。

上面是低水平瞎倒腾。虽然摄人魂魄，但是一旦走火入魔，论文就被毙。风险和收益，你自己把握吧。下面简单谈谈高水平瞎倒腾。这不属于本文的目标范围，但是既然提到瞎倒腾，不提一下这个有点缺陷。能干这事的人，一般都要看过高级计量。不看是不会的。如果你没看过，下面可以直接跳过。

这高水平瞎倒腾，基本上是一招毙命，当然是毙审稿人和主编的命。要毙了自己的命，还不如不瞎倒腾呢。我只讲一下操作步骤。能如此瞎倒腾的人，基本一看就能心领神会。找一篇顶级期刊的名人写的经验研究论文。这类论文通常是问题很重要，方法很傻瓜。然后你去拓展方法。这里改改残差假设，那里修修变量平稳性强度，重新推导一下估计量（这就是为什么走这条路，你就得会推导），得到一个新的分布，然后按照这个新分布来做显著性检验，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看看有什么结果变化。啥变化也没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没大的变化，也会有系数程度大小的变化，或者显著性有所轻微变化。只要有变化，就大做文章，巴拉巴拉一大堆讨论，晕死他再说。这论文写出来，投经济研究自然没什么问题。说实话国内能这么玩的人毕竟少数。你玩把戏，审稿人都不一定看得出来。自然就通过了。如果投国际上一流刊物，那么多人在玩这个把戏，都是火眼金睛，就看你玩的转否。如同马戏团的杂技，有人玩得溜，有人会出破绽。再补充一个中等水平的瞎倒腾方法。你也不需要会推导公式，但是你得会用一些傻×程序，例如GAUSS，MATLAB、R等。你平时紧紧盯着那些出新方法的期刊，我指的是国际期刊哦。一旦有一个新方法出来，作者都会附一个程序，例如R程序。你就下载下来。看明白这篇对应论文的摘要、introduction和结论，基本搞清楚这方法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的，在什么情况下能用。这就行了。你拿过来把中国数据往里面灌，然后出来一篇论文。因为这方法很新，国内基本没人见过，即使见过也是极少数人。没人见过就好办事。你说自己的结果怎么样可靠，怎么样比别人的结果要好，那就是好。编辑肯定没见过这方法，审稿人只是小概率见过。所以这论文一投就中。

五、大规模发CSSCI的建议

以揭示经济变量之间关系为目的的人，掌握大杀器的用法就够了。发CSSCI没有问题。你把一个数据集用一个方法做一遍，每个方法都做一遍。然后挑最差的一个结果写一篇论文，然后发表。然后次佳的结果写第二篇，推进你第一篇的结论，说你用了新方法有了新发现。准能发。这年头的CSSCI，大部分都是没有什么新结果的，花钱就能发。你要弄出一些新结果来推进一下，那就是上层之作了。然后，你知道的，第三篇文章杀出来了，第四篇文章又杀出来了。别忘了，还有第五种狂忒二方法，CSSCI编辑基本不知道啥东西，你基本上是一招杀敌。这样至少5篇CSSCI。一般研究生博士生都能毕业了。碰到**的学校，你也**一点，再找一个数据集，再整5篇CSSCI。10篇总能让人毕业了吧！！如果你的学校非要发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科，那你就再把我上面的五种方法看一遍，融会贯通，让自己能做到对症下药，发经济研究基本没问题。对症下药就是计量方法要选择合适的，那几种大杀器不要用错了地方。结论

你那学校发经济研究也不能毕业？？？难道你在哈佛念书？那你看错帖子了。哈佛写经验类论文是不能毕业的！！对于大部分国内学生来说，没人教授计量经济学，很痛苦。有人教授计量，更痛苦。计量经济学的教材、那些漫天飞舞的矩阵，有时间看看，没时间不看也行，不影响写论文。关键是看看软件的手册，有条件找个懂软件的人，一周就能成为计量写作的高手。我猜想看这帖子的大部分人都是属于写经验论文的吧，按照上面的方法，发个10篇CSSCI基本没问题。难道毕业还有问题？

特别申明：以上方法，只是用于应急、被迫发表才能毕业等情况。如果有时间，还需要认真阅读高级计量，不但做到知其然，还要做到知其所以然。

用五种计量大杀器，成功登上国内一流期刊的具体实例 对照具体的案例，效果更佳。

1、《市场化改革、企业业绩与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不折腾。

2、《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IV，左右开弓一招毙命，不折腾。

3、《中国自主创新中研发资本投入产出绩效分析——兼论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 02期

折腾一大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后回到简单OLS（第一种大杀器）来估计时间序列，连常见的EG两步法也不见踪影。一句话，能折腾。

以上只作为示例，不涉及作者。他们能发一流期刊，是因为主题选得好，不是因为计量工具问题。这些论文的计量仅仅需要知道EVIEWS或STATA软件怎么操作即可，不需要更多的高级计量知识。你可以不看计量经济学教科书，可以没有高深的计量知识，但是，你得有经济学知识。即使是愿意折腾的人，协整检验在软件里面也就折腾几下就出来结果了。一般的CSSCI的例子自己可以找找，多得是。

最后：祝大家灌水CSSCI，顺利毕业。但切忌抄袭等学术不端。

第三篇：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实证研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由于受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限制，其中包括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接受教育选择不自由，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种受压制和被歧视的地位。农民面对自己的制度性强加成分，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只有被动的接受。而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制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农民能自己选择自己的就业地点，虽受户籍制度的相关限制，大量的农村人口依然涌入了城市，在改革的浪潮中寻求新的职业发展，农民工群体得以形成和壮大，农民工的政治心理随着进城过程也经历着变化。

一、主要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

（二）政治效能感。政治效能感是指公民认为自己能够对政府产生影响的信念，包含两个维度： 其一，与他人相比，个人自认为对政府具有影响力。其二，面对政治体系而言，个人自认为政府会对其要求有所回应。这两个维度可以概括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并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影响政府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当回应民众的感觉”。

二、研究设计

文章的研究内容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其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研究目的是探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之后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情况和对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信任状况，以及从何种角度可以提升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过程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问卷设计。第二阶段主要是实地调查阶段，湖北省武汉市多个火车站、汽车站作为样本采集点，候车人群作为目标群体，随机采访候车人群，选择符合问卷目标群体的人进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是问卷整理和报告撰写阶段。

三、变量测量

（一）因变量：政治效能感。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主要通过对问卷中如下五个问题的选项为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政治效能感越强。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外在效能感因子”和“内在效能感因子”，如“表一”所示。

数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问卷数据。

（二）预测变量：身份认同与政治信任。包括如下方面：

1.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在公众的身份认同方面，通过对问卷中如下问题的选项，即完全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分别赋值1-4分，分数越高说明认为城乡差别越大。我们用主成分法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阶层认知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因子”和“社会地位认知因子”，如“表二”所示。

2.农民工的政治信任状况。在农民工的政治信任方面，通过询问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军队、法院、工会、青年团和妇联9类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来测量其社会信任状况，选项为非常信任、有些信任、不太信任和完全不信任，分别赋值 1-4 分，分值越高，代表对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越高。运用主成分法对这9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经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我们提取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和“社会团体信任因子”，如“表三”所示。

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完成了对主要变量的测量后，为了全面探讨社会信任和政治参与对公众政治效能感的影响，根据研究策略，分别以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为因变量，以身份认同感和政治信任为主要预测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表四”所示。

数据分析表明，城乡差别认知对农民工的外在政治效能感和内在政治效能感都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作为主要预测变量的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工的外在效能感和内在效能感有显著不同。国家机关信任只对农民工外在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而社会地位认知仅对内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作为预测变量的政治信任和身份认同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均具有显著影响，只是不同维度对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的影响有所区别。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2016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孔凡义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社会调查数据，在数据结果分析中发现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更是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相关的重要因素。

身份认同和政治信任是政治效能感的重要预测变量。作为身份认同的三个因子，城乡差别认知和社会地位认知对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是社会阶层认知对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在本次数据中并未有显著影响。城乡差别认知不仅对农民工外在效能感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影响着其内在效能感。数据显示，农民工越认为自己与城市人无异，其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就越高，这是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工带来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过程中，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经历更加丰富，眼界更加开阔，人与人之间交往增多，对社会的了解更加深入，进而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诉求，并期待自己的想法得到回??，相应的，政治效能感得以提升。社会地位认知因子仅对农民工内在效能感产生显著性影响，数据显示，农民工内心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越高，内在效能感越强，越认为自己能够影响政府。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工的心理认知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任劳任怨的形象，反而随着自己劳动技能的提升，自信心增强，农民工对工作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地位提升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近年来农民工讨薪成功也反映了这一现象。因此，随着农民工社会地位认知的提高，其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在增强。

在政治信任方面，国家机关信任因子对于农民工外在效能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反，社会团体信任因子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并无密切关系。农民工对于政府、人大、公安机关和军队等国家机关的信任度越高，代表着他们对自己政治诉求的回应期待越高，这种信任体现了他们对于国家机关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的认知，对其回应自身诉求更有信心。这种信任是农民工自身心理认知，但其来源于实际。近年来，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体会到以劳动局为代表的国家机关的帮助，在现实工作中，面对劳动剥削，农民工的诉求能得到相关部门有效及时的回应，逐渐农民工对于国家机关的信任感上升，因而也能提高其外在效能感。

从以上分析来看，笔者认为未来的政治效能感研究应继续将农民工对于社会的认知纳入考虑范畴，同时考虑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下，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感知变化以及相应对政治效能感产生的影响。对于农民工这一广大特殊群体，应关注其心理变化，提升其政治效能感，促进我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淑华，李海莹，刘芳.（2012）.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05（1）：21-27.[2]李翠玲，段学芬.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农民工的市民化.人力资源管理，2010（4）：46-48.[3]付建军.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1）：77-90.[4]唐斌.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行政与法，2012（03）：64-68.

第四篇：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新书推荐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2版)(IACMR组织与管理研究方法系列)I S B N ：9787301206980

出 版 社：北京大学

作者：陈晓萍 徐淑英 樊景立

出版时间：2012-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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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书上一版销售20000册，被当当网评为终身五星级图书，本版新增了“质化研究及其数据分析”、“管理与组织的情境化研究”以及“理论构建与模型检验”等章节，对研究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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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

1、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流行的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威权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只有“参与的扩大”才是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最重要的标志；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说成是创建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自由；把“政治参与”概念解释成不是民众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而是政府通过把民众“卷入”国家组织的机体而控制住他们，以保持政治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全面的，是“搞乱了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认为亨廷顿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不能深刻领悟到经济的自由体制的价值，因而忽视了对民主政治的“载体”（即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思考；认为亨廷顿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的考察，仅仅把“政治制度化”作为克服**的药方，而忽视了其他措施的选择。另有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政治发展进程。政治发展就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也就是一个抛弃专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的过程”。

2、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始自何时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因此，巴西的政治现代化应该是从1930年革命开始的，因为“1930年革命在政治上的主要功绩是推翻了农业寡头统治，取消了‘州长政治’与‘咖啡与奶的政治’”，开始了“大量的‘破’与‘立’的工作”。另有学者认为，巴西自成立共和国（1889）之后，“现代政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立宪制度和内阁政府制度等，基本得到确立”。还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但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却可追溯到墨西哥独立革命的时候。

3、关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拉美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拉美独立战争深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张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催生了拉美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由于殖民地的封建专制传统、天主教与传统专制的政治联盟以及军人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深远影响，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形成了一个“考迪罗主义时代”。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平民主义是由希望发展工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人、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结成联盟，以加强自身主导权的新型政治思潮”，是考迪罗主义衰败过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使权威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经济成功之后出现的经济失败则为权威主义垮台提供了一个契机。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关于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拉美的控制，给拉美这片大陆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大环境；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在拉美的影响，激发了拉美的平民主义思潮，使拉美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前半期再次兴起；认为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支持的左翼运动，极力扶植右派军人力量，使拉美出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倒退。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外交”，推动了拉美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转变；没有美国的压力，巴拿马、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转向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人干政的根源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周期性交替现象的原因在于拉美的军人干政传统。而军人干政的根源则在于西葡的殖民统治遗产。

关于民主化成果的巩固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主与专制周期性交替现象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原意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而是因为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与民主成果的巩固并不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是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力量对比变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关于拉美民主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先行者”。另有学者认为，墨西哥（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制度”，达到效率与公平统一；这是墨西哥政治发展所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4、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载体），现代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构成；认为集体的、计划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奴役”，而不是民主制度；认为亨廷顿把列宁式的政党看成是强大政党的典范，看成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认为亨廷顿的所谓政治不稳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制度”（指强大的政党组织）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观点，以及他的所谓“没有政治制度化伴随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实践证明，恰恰是他认为最制度化的国家（苏联阵营）最后走向了经济的停滞。另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并不是同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相互排斥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和谐的”、“直线式”的道路，而是一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西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5、·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问题

有学者认为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寡头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军事制度和再民主化等五个阶段。寡头政治阶段从1889年巴西帝制被推翻至1930年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建立了联邦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教分离，等西方民主制的一些主要原则，但并未改变国家统治势力的结构，仍然是农业寡头的统治。现代政治体制确立时期从1930年至1945年瓦加斯第一次执政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政治现代化开始的时期。

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运动时期从1945年至1964年，被认为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时期，转变的标志是1946年宪法，特点是“新国家”的结束，政党政治活跃，民众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军事制度时期从1964年军人政变至1985年还政于民的时期，是对前一时期以民主化和民众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的反动。再民主化时期是从1985年文人开始执政至今的时期，国家再一次从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

6、·关于全球化与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

认为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加剧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引发社会**，加速了独裁政权的终结；第二，拉美各国经济上与政治上日益密切的合作制约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和平的大环境；第三，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政治的巩固，从而增加了对不民主的政权更替的制裁机制；第四，民主化进程中经济上的成就驳倒了过去很流行的所谓专制政府更容易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和确保经济增长的观点，但经济与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的不稳定与两极分化的事实则削弱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反对民主政治和要求独裁的宣传留下了活动空间，出现了“军事化民主制”或称“看守民主制”的倾向；拉美的民主政治依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7、关于巴西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巴西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特点：民主不总是追求的目标；政治发展并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受制于世界形势的变化。

8、关于革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关于如何评价革命的作用的问题成了政治学界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有学者特别对拉美的墨西哥革命（20年代初期）和玻利维亚革命（20年代中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影响，巩固和建设政权比取得政权更不容易。

9、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政权问题

（1）学术界继续对考迪罗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考迪罗现象是在封建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部掌权的情况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才产生的，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状态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要克服或消灭考迪罗现象，除了首先必须铲除孕育它的封建大地产制外，最根本的是必须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市场经济。认为与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总督或都督统治以及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相比，考迪罗现象乃“是一种历史进步”；拉丁美洲之所以明显落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并不完全是考迪罗统治所致。认为考迪罗有两种，一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考迪罗；一种是保护封建大地产制的考迪罗。前者是进步的考迪罗，后者是反动的考迪罗。认为地主阶级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总是占优势，这一点决定了考迪罗现象的长期性。

（2）关于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变的原因问题。有学者认为，70年代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籍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0、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因为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局势的稳定，因此，“在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阶段中，都表现为政治发展先行，至少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有学者研究了目前拉美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趋势，认为“片面强调‘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条想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片面性，重新发挥国家作用的‘第三条道路’很自然地成为拉美国家的选择”；但这一新的选择能否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赢得最大的利益，避免全球化的风险，需要拭目以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建立起来，市场体制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但是，在加强国家作用的同时，避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1、关于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兴起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的兴起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外因是“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