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与分析

第一篇：西方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与分析

西方地理大发现与郑和下西洋的对比与分析

地理大发现是指15～18世纪（又称大航海时代，即新航路的开辟），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它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而郑和下西洋是指明朝初期郑和奉命出使7次下西洋的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友好和平交流。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洲各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者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区别，一下就对二者进行对比与分析。

一．

关于原因和目的：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新的殖民地。财富的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以及来中国的寻金热。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南欧一些国家，手工业及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一些商人渴望向外扩充贸易，获取更多财富。但从十五世纪中叶起，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占据东西方交通往来的要地——君士坦丁堡及东地中海和黑海周围广大地区，对过往商人横征暴敛，多方刁难，加之频繁的战争和海盗活动，从而阻碍西欧与东方陆上贸易的通道；而由东方经由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和经由红海——埃及——地中海的两条海上商路又完全为阿拉伯人所操纵。因此，欧洲商人和封建主为了获得比较充裕的东方商品和寻求更多的交换手段——黄金，并免受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及意大利人的层层盘剥，便急于探求通向东方的新航路。同时，由于西方各国在生产技术方面已有很大进步，指南针也已从我国传到了欧洲，航海术的提高，多桅快速帆船的出现，利用火药制造大炮和轻便毛瑟枪的出现，以及地圆学说获得承认等等，都是为远洋探航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其有利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了探索新航路的主要组织者。郑和下西洋主要是政治目的：宣扬国威，加强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寻找珍奇异宝。主要是经济目的：侵占海外殖民地，掠夺财富，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通过贡赐贸易，以和平友好交往为主要形式进行武力抢掠。郑和下西洋的条件和前提：1.中国唐宋元朝以来领先世界的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发达的造船技术； 2.永乐帝朱棣宣扬大国国威，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3.中国的元朝的远洋贸易传统，元朝时中国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4.明朝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能够调动力量办大事[3]，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军事力量保障；5.郑和船队上的海员、明朝军队士二． 兵、翻译官等人的共同努力。

关于意义和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对新大陆的发现，都宣布自己的探险队最先到达的地方为本国

1627年的一幅世界地图领土，两国因此争执不断。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下，于1494年签订条约，规定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加（1里加=5.92公里）处从北极到南极的经线为分界线（称为教皇子午线），西侧归西班牙，东侧归葡萄牙。麦哲伦实现环球航行后，争议又起，再次订立条约，西班牙独占巴西以外的美洲全部，葡萄牙则将亚洲、非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之后，荷兰、英国、法国接踵而至，几乎将欧洲以外的土地瓜分殆尽。对新发现地区的掠夺：由于新大陆的瓜分，导致了印第安人被大肆屠杀，非洲黑人大批贩卖，黄金、白银、香料等不断运回欧洲。（世界上接近一半的黄金流入西班牙）对欧洲及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同时，地理大发现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航海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天文学、数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7世纪，科学的中心已从中世纪商业繁荣和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德国和意大利北部，转移到受地理大发现好处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如法国、荷兰和英国南部。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上，美洲的马铃薯、烟草、玉米、花生等作物传入中国，促进粮食了粮食产量的提高，有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出现了专业生产区域。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客观上为清朝前期人口的迅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外交上，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开始侵扰我国。一方面中国被迫开始了反侵略的战争，捍卫国家主权，如郑成功收复台湾；另一方面为抵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海盗式的骚扰，清政府设置了广州行，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导致近代中国逐渐落伍。文化上，“西学东渐”开始，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东来，传播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文化，如《坤舆万国全国》。徐光启等人开始注意吸收西方科技成果，如在《农政全书》中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与工具。

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睦邻友好、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增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但贡赐贸易无益于国计民生。后来由于国力衰退而终止 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成长，为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引发了西欧国家的殖民扩张热潮

郑和下西洋，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影响之巨，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含有其匹的。正如前文说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欧洲人对美洲的新开发，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来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价格革命”——金银贬价，使得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评价。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是中国拥抱外部世界的象征；郑和以多元宗教文化为先导，打通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实践，将中国的航海事业铭刻在世界航海史的里程碑上。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一钧在主题为《人类历史转轨时期伟大的和平实践》报告中提出，1405年，郑和首次下西洋，揭开了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的序幕。郑一钧说，由于世界性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交通为之大变，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往来，逐渐打破了全球东西方之间、各大洲不同地区之间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这对人类社会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导致人类社会日益具有世界性，从此进入一个带根本性的历史转轨时期。在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发生于东方的郑和航海壮举，让大批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海洋，在人类文明交汇的大舞台上，以伟大的和平实践，谱写了十五世纪初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丽篇章。台湾中华郑和学会理事王桂岩与郑一钧观点相近。王桂岩说，郑和率领两百余艘船只、两万七千余人员的庞大舰队出使远航，是世界航海史的空前首航，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将海上交通推上高峰，震惊了西洋的航海冒险家，激起了他们东来的欲望，进而使世人认识了海洋，开辟了海上航道，增进了世界经济繁荣及文化交流。尝试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专家们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大航海不同，以郑和为代表的中国人大航海，推动大批中国人以空前的规模走向海洋，是为了以中国人传统的政治道德理念，尝试建立和平与和谐的国际社会秩序。郑一钧说，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是以“仁”、“恕”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郑和使团在海外努力传播中华文教，与古代志士仁人所追求的大同理想，追求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大同”与“和谐”的理想，也是各国人民向往“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种表现，反映了海外各国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望。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儒学会会长林义彪从自己家乡人民对郑和的崇拜来表述郑和下西洋和平之旅的意义。林义彪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外关系的丰碑。郑和航海图也被以后的西方航海家所利用。他说，郑和下西洋，向各国推广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先进技术，传播了文化文明，三． 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西方地理大发现可以促进西欧发展而郑和下西洋却不能促进中国发展呢？1.规模大小不同：郑和自1405年到1433年下西洋共7次，历时28年，经事三朝，所经国家33国，船队遍印度洋各地，总航程达10万公里。比哥伦布四次西航所乘船只总数30艘还要多好几倍。郑和下西洋尽管比哥伦布西航要早将近一个世纪，但不论是航行次数之多、时间之长、航程之远、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众和素质之高、组织之严密都是此后的哥伦布远航所望尘莫及，2.背景不同：郑和下西洋所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传统的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已发展到顶点，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处在萌芽的前夕。哥伦布西航发生在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西欧。西欧各国的封建王朝把开辟新航路同开拓疆土、扩张领土相结合；货币、黄金是驱使欧洲人远渡大洋的动力，西欧这种开放式的充满经济活力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哥伦布西航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两人社会经济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后者以商品经济为基础，这就使得他们远航的目的的性质和影响各不相同。3.经济后果不同：郑和下西洋开支浩繁，消耗国家大量储备，加重人民负担，难以长期维持，完全是弊大于利，明政府对远航只考虑政治影响，而不顾及经济效益。哥伦布到达美洲带来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亚非拉的大肆掠夺和欺骗性贸易，使大量金银财富源源不断流向西欧，转化为资本，成为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以引起欧洲“价格革命”，新兴资产阶级从中获取暴利，促进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4.历史功绩：郑和下西洋所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本质上仍然是为了达到宣扬国威、示中国富强的政治目的。哥伦布西航把西半球和东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接了起来，世界开始真正成为一个整体，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彻底打破，从而为新哲学和新科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同时，它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原先作为主要商路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现在转移到大西洋彼岸，使西班牙成为16世纪西欧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商业、海运和工场手工业获得很大发展。5.航海史方面：郑和第一次横渡印度洋，开创了洲际航海史的新篇章，这对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开辟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起了先导作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航程，不难看出，郑和实际上是15、16实际世界规模航海活动的引发者；哥伦布西航对世界航海史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大贡献是：开辟欧洲到美洲的大西洋新航路，促使葡萄牙人加快了开辟欧洲到亚洲印度新航路的步伐，从而把西方航海探险活动推向高峰。总之，哥伦布远航为加速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意义远远超过郑和下西洋。

中国与英国封建制度对比与分析

中世纪的英国是封建领主制，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里诞生的。

封建领主制的领主有各自的地盘，但都处于小国寡民状态，欧洲有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工商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当他们要反抗时，封建领主往往镇压力量不足。封建领主之间要相互竞争，谁也不敢对自己领地上的工商城市横征暴敛，如果这样做，会有大量民众携带钱财外逃，跑到对手地盘上去，增加对手力量。当商人以及其他平民富人财力壮大时，封建领主还经常向他们借高利贷。我国战国时候跟欧洲一样，周赧王当年讨伐秦国也是借高利贷的。这些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封建领主制度下放开手脚发展了。集权制度下的皇帝和官僚就不用借高利贷了,皇帝或者官僚动用国家暴力的威胁就可以让商人无偿捐献了。

整个中国都是皇帝的，明朝时苏州市民暴动，结果皇帝一下子就调集几十万军队镇压了，换成封建领主，就力不从心了。中国明朝清朝皇帝及其代理人各级官僚、官差可以对工商城市进行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中国工商业无法发展，假如反抗，皇帝朝廷有的是军队。明朝清朝时候少数几个工商城市如苏州扬州等，是中国农业社会海洋中的几个小孤岛，富于反抗的市民阶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数是逆来顺受的广大农民，这些农民为朝廷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税源兵源，使皇帝镇压新兴市民阶层如捏死一只蚂蚁。

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是皇帝雇佣来管理百姓的,这些是皇帝的百姓不是自己的百姓。他们只能在有效的任期内剥削百姓。而封建领主的臣民是自己的，他们要世代剥削百姓。

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往往是杀鸡取卵的剥削，想实现短期剥削最大化。而封建领主要有节制的剥削，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比封建领主更狠，更不关心百姓死活。

另外，英国的贵族世袭制度使官职都把持在贵族手里，平民没机会当官，所以平民精英都去当资产阶级、当科学家去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中国的平民精英都去考科举当官，当官又剥削百姓，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摧残者。

英国的封建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因为有宗教等等信仰上的契约，使得国王从最开始就把土地分给了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的骑士和贵族，这是从罗马占领英国就开始的习惯。国王依赖于骑士的武装和承诺来维护王权。因此国王本身没有武装，或者说没有具有威慑力的军队。因此即使在查里一世（斯图亚特时期）时代，国王根本没有军队和警察来实行专职，人民服从于他的保证完全是一种不稳固的信仰。

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的分封制度是非常零散的，整个国家可以说是被分成了无数的小块，因此当人民要表达意愿的时候，代议制就是必要的选择。因为没有区域性的大的代表，谁也不能代替另一个封建领主说话，而每个领土上的人都依赖于领主，所以只有领主（士绅、骑士）可以有代表权，因此必须产生一个由多人组成的政治组织，即议会。而古代中国，虽然同样是分封，但是每个王侯都有相当大的领地，可以说已经能够独立形成一套政治体系（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经常会有诸侯造反的原因，虽然英国历史上也有许多伯爵、王室后代的反叛，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拥兵自重，而是因为对于谁应该继承王位右不同的观念，或者宗教信仰、理念不同造成的），而他们数量也不多，所以不具备产生议会的条件，同时皇帝绝对拥有军队的统治，王侯和人民对皇帝的服从建立在军队的威慑，而不是某种宗教信仰或者信念。因此，中国的“封建”不可能产生议会。可以说，英国的这种封建制度是不稳固的，随着地方领主的开明和富有，他们在议会中会要求更多的内容，而不觉得这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由于欧洲是经商为主的经济发展，因此财富更多的产生于人民自发的贸易活动，他们的意愿直接决定了国王的税收，再加上他们有表达意愿的场所——议会，所以要求不断提高和议会权力的不断增大是必然的。

同样是效忠，中国是威慑式的，而英国是依靠宗教信仰而形成的。所以中国会出现谁掌握军队谁就统治的循环历史，而英国则从已开始就存在了人民最终当家作主的条件。可以说这是罗马普及希腊城邦化的结果。

另外这种零散的分封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革命时期军队的组成。由于军队是由支持者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信念，因此他们不会像中国的军队那样唯利是图，每个士兵都是由政治意图的，他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是以摧毁为目的的。这导致了当军队独裁的时候，军队内部会出现分化，而不像中国的军阀那样，自始至终的效忠。分化之后必然导致了军队的不稳定，所以军事独裁很难持久。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克伦威尔一次又一次想建立议会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时候，所有的议会都是一建立就立刻和克伦威尔产生对立。即使他们知道自己会被军事强迫解散，但是议员们的政治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而中国没有议会制度基础，所以会产生袁世凯那种消化。因为所谓的议会议员根本不是代表实实在在的某些人群，他们没有实在的使命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也不是没有无路可退，因此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世纪的英国是封建领主制；中国是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欧洲的资本主义就是在封建领主制的社会里诞生的。封建领主制的领主有各自的地盘；但都处于小国寡民状态；欧洲有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城市工商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当他们要反抗时；封建领主往往镇压力量不足。封建领主之间要相互竞争；谁也不敢对自己领地上的工商城市横征暴敛；如果这样做；会有大量民众携带钱财外逃；跑到对手地盘上去；增加对手力量。当商人以及其他平民富人财力壮大时；封建领主还经常向他们借高利贷。我国战国时候跟欧洲一样；周赧王当年讨伐秦国也是借高利贷的。这些人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的力量就在封建领主制度下放开手脚发展了。集权制度下的皇帝和官僚就不用借高利贷了,皇帝或者官僚动用国家暴力的威胁就可以让商人无偿捐献了。整个中国都是皇帝的；明朝时苏州市民暴动；结果皇帝一下子就调集几万几十万军队镇压了；换成封建领主；就力不从心了。中国明朝清朝皇帝及其代理人各级官僚、官差可以对工商城市进行肆无忌惮的敲诈勒索；中国工商业无法发展；假如反抗；皇帝朝廷有的是军队。明朝清朝时候少数几个工商城市如苏州扬州等；是中国农业社会海洋中的几个小孤岛；富于反抗的市民阶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的一部分；而大多数是逆来顺受的广大农民；这些农民为朝廷皇帝提供了大量的税源兵源；使皇帝镇压新兴市民阶层如捏死一只蚂蚁。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是皇帝雇佣来管理百姓的,这些是皇帝的百姓不是自己的百姓。他们只能在有效的任期内剥削百姓。而封建领主的臣民是自己的；他们要世代剥削百姓。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往往是杀鸡取卵的剥削；想实现短期剥削最大化。而封建领主要有节制的剥削；所以集权制度下的官僚比封建领主更狠；更不关心百姓死活。另外；英国的贵族世袭制度使官职都把持在贵族手里；平民没机会当官；所以平民精英都去当资产阶级、当科学家去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中国的平民精英都去考科举当官；当官又剥削百姓；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摧残者。

第二篇：《郑和下西洋和》教案

郑和下西洋和

戚继光抗倭

[课标内容] ①概述郑和下西洋的史实。

②讲述戚继光抗倭的史实，感受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郑和下西洋的时间、条件、目的、概况、影响；开发南洋；倭寇；戚继光抗倭。

①引导学生识读《郑和下西洋路线图》，培养学生识读历史地图的能力。① 通过比较郑和下西洋与张骞出使西域，培养学生比较、理解问题的能力。③引导学生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使学生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使学生初步学会多角度、多方位、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

④采用课堂讨论、想象等方式，探究郑和下西洋成功的原因及戚继光抗倭胜利的原因，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历史事件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①通过在地图上指、描或演示郑和下西洋的路线，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识图能力和历史想象能力。

②引导学生收集关于郑和、戚继光的资料，作为小故事的素材，提高学生收集历史资料的能力的语言表达能力。

③鼓励学生向地理教师请教，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时间及到达国家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等，以增强各学科知识的联系，拓宽知识面。

④要求学生讲述戚继光抗倭的故事，使之正确认识戚继光抗倭在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①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到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促进了我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人民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精神。

②学习戚继光抗倭事迹，感受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初步树立对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③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明朝时期，我国对外交往既有友好合作的一面，也有反侵略的一面，从而全面认识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特征。[重点和难点] 重点：郑和下西洋

难点：如何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郑和下西洋 [教学方法] 采用故事法、讨论法、列表举例法 [教学过程] 要求学生预习，并收集郑和、戚继光的有关资料。

课 前引导：明朝建立后，为了巩固统治，对内不断强国化皇权，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学生回答后，教师指出：随着明朝政权的巩固以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外交 上，也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活动，这些活动既有友好交往的一面，也有反抗侵略的斗争。郑和下西洋和戚继光抗倭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事件。导入新课

一、郑和下西洋

1、条件和目的

2、概况

3、意义和影响

二、戚继光抗倭

1、倭寇及其危害

2、戚继光抗倭 [课堂练习] 学生独立完成课内习题，教师辅导。

第三篇：郑和下西洋读后感（模版）

今天，我读了《郑和下西洋》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明朝第二个皇帝，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的故事。郑和下西洋加强了国家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这是很重要的贡献。

通过这篇文章，我懂得了：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就像大河与小河，只要大河有水，小河才不会干涸。只有国家强大，个人才能施展才华；只有国家富足，个人才会有尊严。

正是由于明朝的富足强大，才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所以国富民强是每个国家的基本目标。我们只有从小努力学习，长大才能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干把国家建设的美丽和富强。

第四篇：浅析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交流

浅析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交流

摘要：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它的进行，对中外经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被传播到了海外，同时它也带回了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推动了中外经济的交流与发展。中国及周边国家由此兴起了一批商业城市，并逐渐发展成为贸易据点。

关键词：郑和下西洋；农业；手工业品；贸易据点

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有300年的闭关自守，中国遂贫穷落后了。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是行不通的。郑和下西洋的精神激励着我们要以和平的、包容的心态看待世界，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我们要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不断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壮大民族品牌，争取在世界贸易中占取优势。

关于郑和下西洋与中外经济之间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建国之前的研究成果有：张燮的《东西洋考》[1]，不仅广泛采录政府邸报、档案文件，参阅许多前人和当代人的笔记、著述，还采访舟师、船户、水手、海商，经过详细、严密的考订和编辑，记载东、西洋40个国家的沿革、事迹、形势、物产和贸易情况；记载水程、二洋水路、海洋气象、潮汐，以及国人长期在南海诸岛的航行活动、造船业和海船的组织等情况；还收录了秦汉以来中外关系的有关史料及宋、元、明三朝中外关系的有关文献；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2]，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徐光启的《农政全书》[3]，是继《齐民要术》之后，我国的一部宝贵的农学遗产，驰名中外，被誉为我国古代农业的百科全书。此外还有下西洋三部基本史料：马欢《瀛涯胜览》[4]、费信《星槎胜览》[5]、巩珍《西洋番国记》[6]等等。建国后的研究成果也有很多，例如郑一均的《论郑和下西洋》[7]，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背景开始论述，接着有系统地分析郑和下西洋的船队，航海技术以及航程，最后总结历史，是目前为止研究郑和下西洋事迹的一部最详尽著作；卢苇的《中外关系史》[8]，研究的是中外关系史的古代部分，中外来往活动不仅有官方的，还有很多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移民史，成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的媒体和传导；韩胜宝的《郑和之路》[9]，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记述和探讨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填补了一些郑和研究的空白，不失为一部融新闻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好书；王介南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0]，讲述了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经由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以移民、民间贸易、民间使节往来、朝贡、留学生互派、宗教传播、战争等形式，在物质、精神、制度三个文化层面上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郑和七次远航（1405-1433年），每次所率船队包括宝船及各种大小船只200余艘、船员27000人，时间跨度达29年，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途经东南亚、南亚，远航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东非沿岸。作为使外大臣,郑和每到一处都执行明成祖“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的基本国策[11](P856)，结果是“各国使节随船来华”,或“诸番国皆随入贡”[8](P338)。以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为例：是年九月，“礼部奏：‘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上敕皇太子曰：‘天气向寒，西南诸番国贡使即令礼部于会同馆宴劳之，如例赐赉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直。’”[12](卷一百二十七)而中国输往这些国家的物品多是瓷器、纺织品、农产品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与这些地区的官方和民间贸易，带动了中外农业、手工品交流，随之也兴起了一批贸易城市。

一、郑和下西洋与中外农业交流

十五世纪初期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劬农务耕，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军饷不仰给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入京师数百万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3]明初我国因时因地因物制宜,采用轮作倒茬、间作、套种、混种、深耕、施肥、良种、密植、中耕除草、灌溉、防治病虫害、及时收获等栽培管理技术；利用人力、畜力、水力、风力的多种农业工具；农产品的贮藏加工；牧养；荒政、救荒等,已形成完整的体系[14]。

（一）通过人员往来，促进彼此农业生产交流

明初许多国家派员来华访问、学习。永乐时期的22年中,约来使318次。洪熙时期的1年中约来使10次，宣德时期的9年中约来使79次，共计约有60余国[7]。来访次数频繁,人数甚多。例如永乐六年(1408年)渤里国王麻那惹加那率150余人；永乐九年（1411年）满刺加国王拜里迷苏刺率540余人；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率340余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西洋古里等16国，遣使1200人贡物至京等。各国使者在华居留期间，亲眼看到了中国南北繁荣发达的农业景象；亲口品尝了中国丰富的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获得了丰厚的赏赐，有实物、也有钱币，可以任意购买其需要的农副产品，对中国农业生产情况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郑和下西洋向海外传播了中华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郑和船队“所至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15]。永乐（1403-1402年）、宣德（1426-1435年）之际,对朝贡诸国,多颁予王历一本,民历十本。据明代徐溥等《明会典》记载，有农业节气、开渠穿井、栽种、牧养、捕捉、畋猎、伐木等内容[16]。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曾向亚洲一些国家赠送图书[17]，其中含有与农业有关的典籍。安南、占城、暹罗等国，拥有相当丰富的中国典籍。这也是传播中国传统农业经验的一条途径。至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有多处三宝井，相传皆为三保太监郑和所掘。郑和教马六甲人迁居陆上、学习耕种、掘土打井[18] ；教泰国农民把稻草烧成灰作肥料[7] ；教爪哇人用牛耕地、种稻谷；将耕种农具送给占城人民,传授耕种、引水灌溉的方法、稻秧分植使水稻一年三熟的技术[9]。郑和船队还把中国渔民使用的鱼网和捕鱼技术，传给印度半岛的渔民，流传至今,不少渔民仍然在使用[10]。

郑和下西洋,海路畅通后,中国沿海居民有的到海外谋生。清人徐继畲《瀛环志略》说:“中国之南洋、万岛珍列、星罗棋布。„„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9]中国移民带去了传统农业生产的经验、技术、农具、农作物及家畜、家禽等，对当地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北婆罗州的杜森族，为土著狄亚克族与中国人之混合种，自称为中国人的后裔,其耕织均用中国之法[20]。

郑和船队的船员有些因病伤或船只遇难等原因而流落于海外诸国。例如《明太宗实录》述及:“永乐十六年„„,卫卒王国镇等随诏使西洋，风漂其舟至班竹儿国，为番人所羁。”[21](卷二百)《明英宗实录》述及:“宣德六年，郑和七下西洋时,下洋官军二十余人，乘船值风,飘流到占城国,被地方当局拘收事”[22](卷十七)。有些船员流落他国，娶妻生子，融入该地，耕种渔牧为生。如李露晔在《当中国称霸海上》中述及东非肯尼亚特岛法茂族的一支，叫瓦尚嘎族,就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发生船难之后存活的中国水手[23]。

郑和船队也带回了海外农业生产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例如《西洋番国志》“古里国”条载:“富家多种椰子，或千株或二三百株，以此为产业。云椰有十用:嫩者有浆可饮，又可酿酒,老者肉可打油、或做糖与饭，又其外皮穰可打索造舡，壳可为碗为酒钟,又可烧灰厢金银细巧生活，树可架屋，叶可盖屋。”[6]

（二）经赏赐、赠送、贸易等途径,加大了中外农产品的交流 永乐十年（1412年）十二月初十日敕说:“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并带去银两段疋铜钱等件，敕至即照依坐去数目，并给予之”；又如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初四日敕说:“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番王头目等彩币等物，及原阿丹国等十六国进贡方物给赐价钞买到纻丝等件，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瓷器铁器人情物件，及随舡合用军火纸剳油脂柴草并内官使年例酒油烛等物，敕至尔等即照数度支与太监郑和等，关领前去应用，不许稽缓。”[6]其中包括用予赏赐给各国国王头目的物资以及下西洋人员海外从事贸易的物资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诸多产品远销海外诸国。农产品的相关贸易遂进一步发展。为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作物的栽培面积有了显著的增加，并且出现集中栽培的趋势。例如江浙的蚕桑就有进一步的发展。清《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述及，吴江县洪武二年时(1369年)，全境仅有桑树18033株，宣德七年(1432年)就增加44746株[24]。徐光启《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木棉条说及棉:“江南松江一带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 大半植棉, 当不止百万亩”[3]。何乔远《闽书》风俗述及、福建泉州一带“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燥而干之行天下；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黑白之糖行天下”；“福兴泉漳，处处园栽桔、家家煮蔗糖”[25]。这都为大量农产品的出口提供了条件。另外在关税方面也有相应的调整。在张燮《东西洋考》饷税考陆饷条中, 载有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提督军门周详允陆饷货物抽税条例，万历四十二年(1615年)又恩诏减各处税银,其中农产品有胡椒、子棉、槟榔、番米、椰子、海菜、油麻、鹿脯、黄丝、红花、米、绿豆、黍子等。种类颇多。抽税多以百斤为单位计标[1](卷七)，降低关税促进了相关贸易的发展，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有利于海外诸国。

总之，中外农业的交流历史悠久，从秦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宋元均有所记载。明初的郑和七下西洋，使其有了新的进展。

二、郑和下西洋与中外手工业品交流

郑和庞大的船队，每次携带着中国大量的丝绸、纱罗、锦缎、瓷器等，与所到之处的国家进行和平交易，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各国也鼓励这种贸易，“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浸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丝。” [4]（《祖法儿国》）在爪哇国，“最喜欢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丝、烧珠之类”[4]（《爪哇国》）。在占城国，“买卖交易„„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4]（《占城国》）。而锡兰山国则对“中国丝、色绢„„甚喜，则将宝石、珍珠换易”[4]（《锡兰国》）。郑和船队每次远航都要携带大量丝织品，史称：“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罗杂烩。”[2](卷十六)大量丝织品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明朝丝织业的发展，以苏州、松江为中心的丝棉纺织也逐渐兴盛起来。在官营织造业中，先后在苏州、徽州、杭州等地增设织染局；在民间，当地居民多从事“绫绸之业”或棉纺业。产品除供国内消费外，很大部分随郑和船队运至东南亚各国。

在此气氛下，海上贸易也较为活跃，东西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往来不绝于途。通过商贸活动，换取大量中国所需要的东西。各国派船只随郑和来中国“朝贡”，并携带珍奇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类土产以换取所需之丝织品。东南亚各国运销至中国的物品达数十种，其中包括白币布、西洋布、黄姜布、撒都细布[26](卷一百零五)。

明代陶瓷输出主要方式有朝廷对外国的赠予，入贡国回程贸易，官方及民间贸易。随着同周边国家朝贡贸易的频繁，对瓷器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宣德年间（1426-1435年）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由原来的20座增至58座[27]。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为朝廷烧造各色瓷器443500件[26](卷一百九十四)。民营瓷业也在迅速增涨，如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民窑业主陆子顺一次就向朝廷进贡瓷器50000多件[22](卷二十二)。在外销瓷中，景德镇产品为大宗，《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以瓷器赠予流球，以7万件和他们贸易。洪武十六年（1483年）赠予占城、暹罗、真腊瓷器各19000件。据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景德镇青瓷和青花瓷在国外很受欢迎，郑和率船队跨越亚非90个国家和地区，陶瓷贸易的地方更多，计有青花白瓷、青白花瓷、青白瓷器4处，瓷器10处，大小瓷器1处，瓷碗6处，青瓷碗1处。在价格上，青花瓷也较其它种类高出许多。[5]《明会典》记载“青花白瓷盘每个五百贯，碗每个三百贯，瓶每个五百贯，酒海每个一千五百贯。豆青瓷盘每个一百五十贯，碗每个一百贯，瓶每个一百五十贯”[27]。这反映了青花瓷器深受当地百姓喜爱，同时也说明了外销的青花瓷多为质量较高的官窑瓷器，所以价格不菲。

中国陶瓷对世界陶瓷生产深远影响。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日本伊藤五郎太夫祥瑞在景德镇学艺，卓有成就，回国时带去不少制瓷原料，在有田、鹿脊山烧造瓷器，并取法景德镇，演变成日本的五彩、釉里红。越南15世纪从中国聘请技师指导，16世纪潘郎采用景德镇的制术，被誉为越南的景德镇。14世纪土耳其的陶器具有中国风格，15世纪在吸取了青花工艺的基础上，制造出土耳其风格的工艺陶瓷。15世纪波斯的陶器仿制品有很多中国式凤凰图案，16世纪数百名中国工匠应其统治者阿伯斯之聘，在伊斯法罕建窑。在欧洲，意大利最早学习中国造瓷方法，最先造出轻薄半透明的瓷器。意大利威尼斯瓷厂喜欢用墨、金和各种釉彩描绘中国江南景色及本土风光,成为姑娘嫁妆中最时髦礼物。17世纪,荷兰的德尔夫特的白釉蓝彩陶瓷把青花瓷器和欧洲陶瓷、珐琅工艺品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风格独特的陶瓷,给人以新的艺术享受。

中国陶瓷也受到了国外的影响。明代青花时而用国内土青，时而用国外青料，输入的青料为苏泥勃青，回青来自苏门答腊及西亚，由商人和匠师传入。郑和下西洋,极大促进了青料的输入，宣德青花的纯正色彩，更激发了烧造青花的炽风。佛教中的佛像、佛塔、力士、护法兽、菩提、冬忍和莲瓣或成为陶瓷雕塑的模型,或成为陶瓷装饰图案。如来的大法智慧，表现了人性的完美和人格的尊严,千手观音象征菩萨以各种方法来救济迷惑、彷徨无依的人。明代中国瓷器永乐青花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装饰纹样。14世纪早期,伊斯兰同心圆环形装饰应用到青花瓷盘上，形成一种崭新的装饰风格。

总之，郑和远航，使中国瓷器、丝织品进一步名扬海外。郑和的远洋航行，把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非洲东岸赤道以南地区，抵达现今索马里的布腊瓦肯尼亚，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新天地。明朝中晚期，中国瓷器不仅畅销亚洲和非洲各国，而且开始大量销往欧洲。16世纪, 葡萄牙已成为西方在远东贸易中的主要势力。为将中国瓷器运往欧洲，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乘运瓷器贩往西方，每年用轮船载运瓷器达几十万件。出口的瓷器中青花瓷器所占比例最大，几乎遍及亚、非、欧、美各洲。在亚洲地区，尤其是在东南亚遗留的明代外销瓷器，不仅有青花瓷，还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瓶；不仅有景德镇的细瓷，也有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生产的较粗的日用瓷。

三、郑和下西洋与中外贸易据点

郑和下西洋船队携往海外数量惊人的物品中采自民间的比例加大, 对民间手工业的兴起有着重要意义。大量的国内手工业产品销往海外,刺激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场的繁荣。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佛山, 是明代兴起的四大镇之一, 其发展历程很能说明问题。明初那里只是孤村铸炼, 永乐以后得到长足的发展。海外使臣得到特许, 可在广东购买铁钉、铁锅、瓷器之类物品, 使佛山冶铁、陶瓷业、金属制造业及手工业产品远销海外。佛山手工业产品颇负盛名, 其发展的基础, 正是建立在永乐至正德年间海外市场的开拓。佛山手工业的显著特点是其民营的性质, 其发展历程反映出郑和下西洋发展海外贸易对民营手工业的促进作用。

到明朝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 年), 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樊篱, 极其迅速地发展起来。“成、弘之际, 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船贸易海外者。”[1] 当时广东有力者则私通番船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官方虽有指定的对外通商港口，但私商贸易频繁，使东南沿海的泉州安平港、漳州月港和粤东南澳港等处，成了国内外商人、商货的聚散地。

满剌加（今马六甲）、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泽科德一带）、忽鲁谟斯（今波斯湾口）是三个商贸据点。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是宝船船队的头一个商品中转站。马欢说中国宝船一到，就在这里“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囤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蕃货，装载船内”[4](《满剌加国》)，等待南风正顺开洋回国。印度半岛上的古里，是宝船船队的第二个中转站和商品集散地。因此处港口与西洋各国南联北接，东西通达，故马欢称之为“西洋大国”[4](《满剌加国》)，费信称“其亦西洋诸蕃之码头也” [5](P34)。而位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则可经营阿拉伯半岛的商贸，又处于亚欧非三洲海上重要孔道，“其国边海倚山，各处番船并旱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 [4](《满剌加国》)。所以郑和船队将此定为第三个商贸据点。

在满剌加、古里、忽鲁谟斯这三个贸易据点中，满剌加值得一提。满剌加即马六甲，现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首府所在地，濒临马六甲海峡，是东西洋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的必经之地。明成祖即位之后，派宦官尹庆至满剌加，赠送其国王拜里迷苏剌许多礼物。拜里迷苏剌马上“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28](卷三百二十五)，两国建立密切联系。据《明成祖实录》记载，从永乐九年至二十二年的13年中，满剌加遣使明朝13次，密切程度非同一般。正因如此，郑和在此建立贸易据点。史载：“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4](《满剌加国》)英国学者霍尔指出: “人们曾经描述马六甲说, 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商业城市, 而是在贸易季节中中国和远东的产品与西亚和欧洲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一个大集市。”[29](P267)葡萄牙人皮雷斯描述了在16 世纪初所见满剌加繁盛的商业贸易景象, 认为由于马六甲的广大及其所获利润之多, 人们根本无法估计它的价值。他记述说: “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由他们负责接待船长们, 每条船舶都在他们的权限之下听从安排，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沙班达尔负责从古吉拉特来的船舶。另一个负责管理从科罗曼德尔海岸、孟加拉、勃固和帕塞来的商人。第三个负责管理从爪哇、马鲁古群岛和斑达群岛、巨港和吕宋等地来的商人。第四个负责管理来自中国、占城等地的商人。每个商人带着货物或者商品信息来到马六甲, 需要向沙班达尔申请进入他的国家。”[30](P265)这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中心在当时连接了亚洲、非洲和欧洲。通过贸易活动, 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进行着。皮雷斯说, 当时在满剌加的街道上行走, 可以听到不下84 种不同的语言。[30](P269)。他的话虽有夸大之嫌, 却也说明了满剌加作为国际大都会的繁华, 而满剌加的繁华正是亚洲贸易网络繁盛的象征。

总之，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一些贸易城市的兴起。至今还有历史遗存，如在马六甲，“王居前屋用瓦，乃永乐中太监郑和所遗者”[31](卷上)。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有“石碇，相传是郑和所遗者”[1](卷三)。再如泰国的锡门，是“华人出入毕竟之地，郑和为建卓楔，扁曰天竺国”[1](卷二)。东南亚人民为纪念郑和，还在他当年到过的地方建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包公庙，有些地名取名三宝山、三宝城、三宝港、三宝井等。世纪初，人们对赤道以南非洲了解甚少，欧洲人只知非洲北岸一些国家，阿拉伯人只了解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诸国；中国人也只知非洲有个密昔儿(埃及)，对南部非洲则一无所知，而郑和的远航，丰富了人们对这一地区风土人情的了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商人已将东南亚、马来群岛和印度的许多通商口岸，当作了商船通往波斯湾和非州东海岸诸国与之贸易的中转站。换句话说，中国商人已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范围广袤的国际市场网络，显示出海外贸易的巨大优势。郑和时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有深远的意义，既对当时周边诸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起很重要的作用，也对中国国内经济繁荣给予有力推动，为十六世纪中期开放禁海后的海外贸易奠定基础。郑和使团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节，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播海外，建立起一座海上友谊之桥，促进了周边及亚非许多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使文明的种子在各处生长结果，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参考文献

[1]

张燮.东西洋考[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Z].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

徐光启.农政全书[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4]

马欢.瀛涯胜览[Z].北京：中华书局，1954.[5]

费信.星槎胜览[Z].北京：中华书局,1954.[6]

巩珍.西洋番国志[Z].北京:中华书局, 1961.[7]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M].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5.[8]

卢苇.中外关系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9]

韩胜宝.郑和之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10]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太原:书海出版社, 2004.[11] 郑鹤声,郑一均.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Z].济南:齐鲁出版社, 1980.[1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成祖实录[Z].1985.[13] 张廷玉.明史[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14] 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4.[15] 康熙国史馆.明史稿.郑和传[Z].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16] 徐溥等.明会典[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17]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Z].北京:中华书局, 2002.[18] 张维华.郑和下西洋[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5.[19] 徐继畲.瀛环志略[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20] 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A].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21]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太宗实录[Z].1985.[22]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英宗实录[Z].1985.[23] Louise Levathes(李露晔).当中国称霸海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4] 倪师孟、沈彤纂.乾隆吴江县志[Z].南京图书馆藏.[25] 何乔远.闽书.风俗[Z].崇祯二年刻本.[26] 申時行等.明会典[Z].北京：中华书局，1989.[27] 王沐宗.江西大志·陶书[Z].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28] [清]张廷玉等.明史·满剌加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4.[29] D﹒G﹒E﹒霍尔.东南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0] Armando Cortesaoed.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M].London : 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944.[31] 黄衷.海语[M].台北:新兴书局，1985.Simply Analysis Zhenghe’s Mission to the West of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conom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Abstract：Zhenghe’s mission to the west of South China Sea was a marvellous feat in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in world history，which has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Advanced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manual products were spreaded overseas.At the same time，he brought som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abroad, which has promoted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orld economy.A great many commerical cities emerged in China and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China and we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trade stronghold.Key words：Zhenghe’s mission to the west of South China Sea；agricultural；manual products； rade stronghold

第五篇：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福建“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综述

曾国新

2005年5月16—20日,由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福州市人民政府、泉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侨联、致公党福建省委员会承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在福建举行。活动主题为“热爱和平、睦邻友好、合作发展”。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在长乐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开幕式暨中国长乐郑和开洋节仪式；在福州市举办“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参加福州市“第七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参观郑和下西洋在福州、长乐、泉州等地的遗迹及福州船政文化、泉州“海丝”史迹等；在泉州市举行“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闭幕式等。应邀参加活动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20多个国家的海外侨胞、国际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有关人士共700多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张克辉，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以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5月18日在福州市举办的“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论坛，共有300多位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乡亲参加。这是国内首次把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联系起来的国际学术论坛，旨在宣传郑和下西洋对世界航海业和人类作出的伟大贡献，弘扬郑和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研讨郑和下西洋对华侨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展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就致力于同各国人民进行睦邻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广泛团结海外华侨华人，增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 1 与合作，加强中国与东盟等周边国家的友谊，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论坛共收到海内外专家学者１００多篇高水平的论文，２１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作了演讲。大家围绕郑和与华侨华人主题各抒已见，有的阐明新观点，有的提出新问题，有的论述原有研究基础上的新成果，有的考辨史料发掘的新发现。现将论坛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盛世。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在《论郑和下西洋与睦邻友好政策》中阐述了明成祖的治国方针：对内以“休养安息”为经济政策的核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对外以“怀柔”、“抚绥”为宗旨，争取与海外诸国和平共处。暨南大学廖小健教授《明初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对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一文指出，明成祖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外交政策，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和平安抚政策，启动耗资巨大郑和下西洋壮举，和西洋各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从根本上扭转了前元朝政府与东南亚诸国官方往来偶然性的局面。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在《郑和下西洋与明代的朝贡贸易体系》中指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在中国已知范围内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从而创造一个以“礼”为核心的和平外交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

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梁立基教授和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赵和曼研究员在各自论文中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明朝与诸国的“宗蕃”（或称“蕃属”）关系，与后来西方殖民主义的“宗属”关系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前者关系是名义上的，象征性的，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明朝政府完全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各国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互不侵犯。中山大学余定邦教授举了一个具体例子：《明 2 实录》称旧港为“爪哇国旧港宣慰司”。尽管明朝在旧港置宣慰使司，但它一直认为旧港隶属于爪哇的满者百夷王朝，所以铸给爪哇国旧港宣慰使司印信。厦门华侨博物院的林翠茹在《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中也列举了以下史实：尽管郑和下西洋期间明朝对私自出海的“流民”采取十分严历的禁止政策，但当时有许多国家以华人作为本国的使团成员前来中国通交时，明朝对这些华人“使者”仍然予以外交礼遇而未施加任何惩处。

不少学者谈到，郑和下西洋时期开创了中国—东南亚睦邻安邻关系的盛世，可惜这种盛世只是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梁立基教授剖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的阶段，还没有出现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郑和下西洋只是被定格在“宣德化而柔远人”上，通过朝贡贸易体制建立一个和谐的国际宗蕃关系，而不是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促进国内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过渡。台湾学者谢台喜在《郑和下西洋动因之探讨》中指出：中国传统以农立国，对海洋的发展一向未予以重视。我国历代外患都来自西北游牧部族，而海疆数千年来一直相安无事。明成祖命郑和出使西洋为我国海防之先声，惜尔后国人未能重视海洋，以致鸦片战争打破了海疆门户，陷中国百年来遭列强之欺凌。

二、郑和下西洋推了动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但也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是本届论坛争论最激烈的议题。许多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推动了海外移民潮的形成，并对华侨华人生存与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王介南教授《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侨》一文认为：郑和下西洋造福于东南亚华侨，郑和开拓东南亚的成功开创了华侨开发东南亚的新时代。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李鸿阶所长 3 在《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中阐述：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宣示了国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力；采取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维护了华人移民的正当权益。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云南省社科院刘稚、福建省社科院张学惠、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廖楚强、厦门华侨博物院刘晓斌，福建师大詹冠群、王立芳等专家的文章，也都从另外角度或根据不同史料阐述了类似观点。

针对部分学者将生擒旧港陈祖义事件看成是针对海外华侨的行动的，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陈永升博士指出：站在郑和船队维护朝贡贸易体系角度来看，这一行动是逼不得已的。况且，郑和对于同样是海外华侨的旧港头目施进卿就是温勉有加。可见，郑和的行动针对的并不是华侨，而是破坏朝贡贸易秩序者。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刘锦庭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曾经四次到过泰国，很受泰国皇室和人民尊崇。其后，粤闽先民成群结队沿着郑和走过的海上足迹漂流过海。到16世纪时，泰国华侨聚居之处被称为“奶街”，形成了“唐人街”的雏形。泰国在大城皇朝中叶，禁止泰人与外国人通婚，惟独不禁华人。这种特别待遇，使华泰通婚所生子女日益增多，16世纪中叶其人口可占泰大城市人口的1/4。如今泰国华人的准确数字已无法统计，华裔泰国人很难清楚界定。华侨带去先进工具和生产技术，与泰人一起，同甘共苦，逐步成为橡胶园、甘蔗业等的主人，落地生根。

非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叶北洋先生在论坛上介绍了在非洲发现“郑和村”的事实。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在《论郑和远航在中非关系史上的意义》中阐述：郑和远航将源远流长的中非关系推至一 4 个新的巅峰。

福建闽江学院林友华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激励了大批华人出洋，当时的东南亚华人富有安全保障，郑和时代结束后华侨就成了不受祖国政府保护的海外游子。

福建作为郑和下西洋的驻泊基地和开洋起点，历史和现代著名的侨乡，对东南亚华侨社会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福建社科院黄英湖、福建省博物院邓华祥、福州市社科所肖忠生、福州市社科院叶钦地、福建师大谢重光、漳州市委党校王晓云、等专家就此分别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

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不是直接而是间接，不是即时而是滞后的。如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林心淦《郑和下西洋对中国近代海外移民潮形成原因的影响》认为：郑和下西洋激发了海外移民需求，一直作为海外移民的主体动力在发挥着作用，但由于当时海禁政策，人们只能通过偷渡方式来实现，因此规模较小。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此时内在动力的出国移民行为才得以释放它的效应，形成移民潮。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王付兵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的现象还是存在着的，但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推动东南沿海人民大规模出国，这时期也并不是华侨开发东南亚的重要时代。华侨大规模移居东南亚，应是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欧洲殖民者东来带动的南洋开发、我国部分开放海禁等条件下所出现的。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陈显泗教授《郑和的国家观与华侨政策》阐述的论点更是针锋相对。文章指出，明成祖永乐年间对南洋侨民实行招诱与镇抚的两面政策。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间对陈祖义集团的歼灭和对他本人的诛杀就是镇抚政策的贯彻。其结果，损害和打击了当地侨民。所以，无论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如何功德彪炳，其对华侨先民的 5 打击则是难辞其咎！所谓“开创华侨开发南洋新时期“的说法无从谈起。

福建社科院华侨华人研究所林在明《郑和下西洋对海外华侨华人经济利益的影响》分析指出：郑和下西洋是封建王朝的一次开放，但严厉的海禁政策又成了这一开放的桎梏，这种自相矛盾的措施，最终导致海外移民政策走进死胡同。郑和下西洋的80年后，欧洲殖民者则在其政府力量的全力支持下开拓南洋，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他们瓜分豆剖，南洋要埠很快就尽入其掌握之中，而海外华侨在南洋近千年的苦心经营，到头来反而寄人篱下，受尽欺侮迫害，中国政府却不能过问。这是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两代对海外华侨的敌视、打击是这一悲惨结局的重要原因。

许多学者学深有感触谈到郑和下西洋对中国保护海外利益的借鉴意义：中国要保护好海外华侨经济利益，首先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其次是加强外交关系；再次是加强民间经济外交；第四，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要全面参与国际事务。

三、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华人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发展。不少学者论述中都提到，东南亚国家不仅有众多的郑和传说及传说中的郑和遗迹、神化郑和的寺庙等郑和祟拜现象，还有华人社会经久不衰的各种郑和纪念活动，这些都是东南亚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泉州华侨大学教授李天锡、中山大学教授张龙林、闽江学院林友华教授等学者认为，这是郑和下西洋、华侨华人开拓创业、中外人民世代友好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是华侨对郑和形象所蕴涵着的祖国象征、华人根脉、中华文化以及热爱和平、期盼安宁等情感的寄托，同时也表明华人社会正在为当地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北京大学孔远志、杨康善两位教授分析东南亚华人社会纪念郑和 6 活动的特点：一是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吸收定居国文化相结合；二是与宣扬祖籍国和定居国的友好相结合；三是与回顾华人创业相结合；四是与与尊重定居国主流社会宗教、习俗相结合；五是将与维护华族正当权益、促进族群和睦、繁荣当地经济相结合。由于郑和纪念活动推动了所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因此才能够宛如一朵绚丽的奇葩，常开不败。

厦门大学施雪琴教授剖析东南亚华侨社会的郑和祟拜：从根本上看是对郑和这种历史功德的缅怀和个人英雄行为的祟拜。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来看，郑和作为一种信仰符号，同东南亚华侨社会其他民间信仰一样，具有整合移民族群、团体与社区以及延续与巩固华人文化认同的功能，成为凝聚华侨社会的粘合剂与强化华人族群文化意识的一种象征。

香港郑和研究会会长曾伟波《三宝垄考》指出：郑和下西洋在三宝垄的遗迹、遗物及其传说，虽然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但却真实反映了数百年来人们坚信不疑的一个历史事实，即广大华侨随着郑和下西洋而开始大量定居于三宝垄，并对开发三宝垄城市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王付兵教授也认为：郑和是否到过三宝垄和王景弘是否留在印尼的事，在中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记载就完全否定它。因为历史上民间传说往往与历史事实不可分割。厦门大学曾玲教授通过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分析在中国和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东南亚地区所形成的两个郑和，即中国历史范畴的郑和与存在于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东南亚历史记忆中的郑和虽然不乏附会、荒诞和神化，却是一个历经六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对东南亚来说郑和问题已从中国明朝的历史范畴演化成为具有本区域历史内涵的文化现象。今天我们对郑和的研究，既要注意明朝历史中的郑和以及他率领中国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的人类壮举，亦要注重东南亚历史 7 记忆中的郑和对东南亚区域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

孔远志、杨康善教授在谈到东南亚的宗教文化时，指出那里郑和寺庙往往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体现了多种宗教和文化色彩。施雪琴教授认为，郑和祟拜产生的根源与郑和多元的宗教信仰有一定关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俞云平教授认为，郑和下西洋在东南亚根据外国学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廖大珂教授在《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人穆斯林》一文中论述：东南亚伊斯兰教最早传自中国，郑和与华人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达材、罗海贤、李慕如等来自台湾的郑和研究专家分别探究郑和与海外妈祖信仰的关系，他们认为：郑和仰赖妈祖庇护平安下西洋，妈祖因为郑和远航飘洋过海，郑和与妈祖互为作用和影响。刘达材特别指出：郑和远航是延续海上丝路的成就，说明了我们是大陆国家，但是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与今日海外全球各地“华人社会”，同属中华海洋文化。其对世界影响，正方兴未艾。每年大批的台湾渔船，不顾政府的限制，涌向福建湄洲湾妈祖的家乡。这种盛况亦是显示这是海峡两岸最有共识，最能认同的中华海洋文化。未来最能扮演两岸和平的使者，的确莫过于妈祖。

四、郑和下西洋并非劳民伤财的“弊端”

从明至今，许多史学家都认为郑和下西洋属于“厚往薄来”，是劳民伤财的“弊端”。厦门大学教授庄景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郑和下西洋是明朝施行海禁政策下的官方贸易，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効益。有明人的纪载可引以为证：“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丽明硕士在《郑和下西洋的经济启示》中例举了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 郑和下西洋不仅因为带出去而 8 使需求剧增，而且拿进来的也不尽是奢侈品，实际上完全属于奢侈品的为数并不多。根据郑和从西洋各国带入物品所作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布类最多，这和当时中国棉花产量少大为相关，其次是香类和药品，这些“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或缺者”。宣德时最受西洋欢迎的青花瓷器，其青花原料是苏门答剌的“苏泥”和加里曼丹的“青花”。中国宣德炉的原料中，有来自暹罗的风磨石、天方的硵砂、三佛齐的紫石、渤泥国的胭脂石等。郑和下西洋是以已之长换已之短，与西洋各国进行了资源互补，使明朝的朝贡贸易，既张国威又足国用，可谓名利双收。

与历次研讨会一样，郑和宝船尺寸和船型仍然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议题。来自台湾的郑和研究专家龙村倪在《太和殿、大宝船和足球场》一文中，以故宫“太和殿”为基准，“足球场”大小为比例，来说明郑和宝船根据史料所得的合理大小，以为论变多年的问题解套。他说：太和殿即皇帝听政的金銮殿，是中国，也是世界现存开间最多，进深最大，屋顶最高的一座古代木结构大建筑。正面总宽63.96米，进深37.20米，通高35.05米。大宝船长44丈4尺，阔18丈，折合现代公制单位按长138米、宽56米计算，不仅大大超过太和殿，而且也大过一个足球场。必须乘风破浪，漂洋过海，在狂涛怒水中浮沉前进的木结构动体，比在陆地上不动的静体还大4倍，实在令人惊讶，不敢置信。紫禁城宫殿营建费时十年，木材砍伐殆尽。同期间郑和下西洋连续大造大宝船，即使工艺可行，木材料源也是大问题。所以明史之言，自难采信。

福建师大傅朗教授和漳州市郑美清学者考析：福船自身的优良性能决定了福船成为郑和下西洋舟师用船的主要船型。审视历史现实，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分析，福船也确实是郑和舟师中的主要船型。永乐二年命福建的五艘海船是专为即将受命出使西洋的郑和、王景弘等正 9 副使们建造的坐船，是下西洋舟师的旗舰和指挥船。宝船并不是郑和舟师用船的专称。凡奉皇帝之敕命出使海外之舟皆可称“宝船”。宝船与册封舟不过是一物二名而已。

本次论坛还探讨了郑和学术研究方向、领域、方法等相关问题。香港郑和研究会秘书长龚肇康《从西方文物中看郑和下西洋》指出：中国的专业历史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用中国古籍与其他出土古迹，没有涉足西方文物。孟先生写的是西方人研究西方文物，对郑和下西洋一事的研究结论。英国学者孟席斯先生在郑和研究事业里开辟了新方向、新领域。“中国发现了世界”所引起的争论在科学史上是司空见惯的。在世界科学史上许多重要的发现在最初发表时都是具争论性。有些争论后果很严重，发表者不容于当时社会，甚至有人身安全的后果。孔远志、杨康善也认为：孟席斯先生利用多种学科对郑和下西洋进行探讨，其观点和方法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其著述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有利于郑和影响的扩大与郑和研究的深入。西澳大利亚海洋博物馆海洋考古学家马克••麦卡提博士说：有一天沉没在海底的遇难船可能会提供无可争辩的事实依据，那就是郑和曾经到过澳洲大陆。他的同事莎丽•梅热切希望，与中国海洋学家及海洋考古学家开展合作项目，共同研究中国人对澳洲海运历史与传统文化所作的贡献。

囿于本人水平和文章篇幅，不能把论坛的所有观点进行准确、全面的归纳总结，敬请论文作者和编者原谅。

（原载江苏省郑和研究会《郑和研究》2005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