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篇：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读书笔记

《交往行为理论》的作者哈贝马斯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交往行为理论研究,他深受西方哲学语言转向以及胡塞尔、洛维兹、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他批评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反对主客体分离的意识哲学。他分析和批判了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以及现代工业文明中意义丧失、自由丧失等交往异化现象,并力图通过交往合理化的实现来构建一个合理社会。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在当今社会创造一种平等、自由、自觉的交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在全球化时代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具有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 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

哈贝马斯首先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而这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并且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代理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

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

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第二篇：交往行为理论1

《交往行为理论》选译之一：合理性问题导论

哈贝马斯 著 曹卫东 译

意见和行为的合理性（Rationalit?t）是哲学研究的传统主题。甚至可以说，哲学思想就是源自对体现在认识、语言和行为当中的理性（Vernunft）的反思。理性构成了哲学的基本论题【1】。哲学一开始就试图用原理从整体上解释世界，解释多元现象的同一性。哲学所使用的原理必须到理性中去寻找，而无须与彼岸世界的上帝打交道，甚至也不用对茫茫宇宙的自然基础和社会基础刨根问底。古希腊思想所追求的既不是神学，也不是广大普世宗教所理解的伦理宇宙学，而是本体论（Ontologie）。如果说哲学的各种学说相互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在于它们都想通过解释自身的理性经验，而对世界的存在和同一性（Einheit）进行思考。

我这样说，实际上使用的是现代哲学的语言。但是，只要哲学传统还能够催发出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它就值得我们加以追问【2】。今天，哲学已经无法再把整体知识意义上的世界、自然、历史和社会当作一个总体来加以观照。世界观的理论替代物之所以失去了意义，不仅仅是由于现实中经验科学取得了进步，更多的还是因为，伴随着这一进步而出现了一种反思意识。有了这种反思意识，哲学开始回过头来做自我批判；在追问反思力量在常规科学范围内还能有何作为的过程中，哲学思想变成了元哲学【3】。在此过程中，哲学主题一方面有所变化，另一方面则又保持了稳定。围绕着比较固定的核心主题，当代哲学，包括逻辑学、科学理论、语言理论和意义理论、伦理学和行为理论乃至美学等，展开了一种较为一致的论证，而它们在论证过程中所关注的是认知、语言理解和行为的合理性在日常生活、经验方法层面乃至系统话语中的形式前提。论证理论在此具有了一种特殊意义，因为，论证理论的使命在于对某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行为的形式实用主义前提和条件加以重构。

如果上述判断思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后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后黑格尔主义哲学果真在共同朝着合理性理论的核心努力，那么，社会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起对合理性问题的责任呢？

看上去，哲学思想在放弃了总体性关怀的同时，似乎也失去了其自足性。无论是想从本体论的角度，建立具有实质性内涵的自然理论、历史理论、社会理论等，还是想从先验哲学的角度，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即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先验重建，其目的都不是要对合理性的条件作形式分析。一切终极论证的尝试都还在坚持源始哲学思想，因而都未能取得成功【4】。在这种情况下，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轮廓。正如科学理论和科学历史所表明的，对合理性条件的解释形式，同对合理性结构的现实形态和历史发展的经验分析，实际上是相互一致的。现代经验科学理论，无论它们是沿着哪条路线，逻辑经验主义路线也好，批判理性主义路线也好，方法结构主义路线也好，它们都提出了一种既具有规范意义，同时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是本体论哲学或先验哲学的基础主义假设所无法满足的，只有反面例子的自明性才能对它进行检验。它最终所要说明的是，重建理论能够揭示出科学历史的内在层面，并能够和经验分析一道，对社会发展语境中建立在叙事基础上的实际科学历史作出全面解释【5】。象现代科学这样一种关于认知理性的复杂体系，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形态的客观精神，也就是说，同样也适用于表现认知--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以及审美--实践理性。

当然，这种类型的经验研究的基本概念必须十分牢靠，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参与从合理性的角度重建意义语境和解决问题【6】。认知主义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比如说，皮亚杰理论传统认为，狭义上的认知发展，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道德的发展，都是认知潜能逐步发展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从内部加以重构【7】。相反，如果行为理论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对解决问题、合理引导行为以及学习水平等所依据的有效性要求加以篡改和否定的话，那么，合理性结构的外现过程严格来讲就不能说是学习过程，最多只能说是适应能力有所增长而已。

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社会学是最早使用其基本概念去介入合理性问题的学科。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学这样做既有科学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具体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政治学（Politikwissenschaft）。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治学曾经把自己从理性自然法（Naturrecht）中解脱了出来。但现代自然法的出发点依然还是欧洲古代的观念，它们认为社会表现为一个靠政治建构起来，并用法律规范加以整合的共同体。不过，现代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为社会结构的设计程序和从常规角度把法律--政治制度建设成为一种合理的机制提供了可能【8】。具有经验倾向的政治学必须彻底摆脱这些资产阶级成文法概念。政治学把政治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分支系统，因而无须承担从整体上把握社会的使命。从科学的角度把道德-实践的合法性问题置之度外，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合法性信仰的经验问题，用描述就可以解决掉；政治学这样做和自然法的规范主义背道而驰，从而也就和合理性问题失之交臂。

政治经济学（Politische ?konomie）的情况则所有不同。到了18世纪，政治经济学才和理性自然法之间形成紧张关系，并且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行为体系；维持这个行为体系，起初所依靠的是功能（Funktion），而不是规范（Norm）【9】。经济学就其作为政治经济学而言，最初还是一种危机理论（Krisetheorie），所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学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系统的动力是如何对靠规范整合起来的社会系统产生作用的。这就和专业经济学区别了开来。时至今日，专业经济学还把经济当作社会的分支系统加以研究，而对合法性问题不闻不问。从这样一个片面的角度出发，合理性问题就会被分解成经济平衡问题和合理选择问题。

相反，社会学（Soziologie）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出现就是要解决政治学和经济学在迈向专业学科的过程中所抛弃了的问题【10】。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于：由于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分化，古代欧洲社会结构中所出现的社会整合的变迁。社会学成了彻头彻尾的危机学（Krisenwissenschaft），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传统社会制度消亡和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失范方面（anomische Aspekte）【11】。当然，即便在这样前提下，社会学也可以集中研究某个社会亚系统。从科学史上看，宗教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一直都是这门新学科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允许我暂时不作进一步的解释，先把帕森斯所提出的功能图式拿过来加以运用，（从图1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各学科和社会亚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

图 1

当然，也不乏有人努力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专治社会整合的专业学科。不过，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这些社会理论大家，说到底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是一种征候。社会学是唯一一门坚持关注整个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社会学同时也一直都是社会理论，因此，它不可能会象其他学科那样回避、篡改乃至肢解合理化问题。之所以会如此，我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同时涉及到文化人类学（Kulturanthropologie）和社会学。

把一些基本功能和社会亚系统搭配起来，这样做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对于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互动领域，决不是象经济学、政治学等行为领域中的互动那样专业化。无论社会学，还是文化人类学，所面对的都是整个社会行为的现象世界，而不是相对明晰的行为类型；考虑到政治权力的利益最大化问题或政治权力的继承和使用问题，行为类型可以说是目的理性行为（zweckrationales Handeln）的变种。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这两门学科所探讨的是生活世界语境中的日常实践，因此，它们必须把所有的符号行为趋向形式都纳入到自己的考察视野当中。解决行为理论和理解意义过程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难题，对于它们来说也不再是那么轻而易举。它们在克服难题过程中遇到了生活世界的结构问题，而生活世界的结构又是其他功能更加特殊、在一定意义上分化得更加厉害的亚系统的基础。至于“生活世界”和“系统”这两个抽象范式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做深入探讨【12】。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研究社会共同体和文化不象研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那样可以完全甩开社会科学基础问题以及生活世界范式。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之间的牢固联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对情况作进一步的了解，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为接手合理性问题而做好充分准备的是社会学，而非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而形成的；其使命是对前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及其失范现象作出解释【13】。这种从客观历史情境下出现的问题，构成了社会学处理其基础问题的起点。社会学在元理论层面上所选择的基本概念，是用来阐明现代生活世界合理性的增长过程的。古典社会学中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试图建立其行为理论，以便用它的范畴来解释从“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转变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各方面内容【14】。如何通过意义理解而进入符号对象的客观领域，这样一个问题在方法论层面上也相应地得到了处理；对合理行为趋向的理解构成了理解一切行为趋向的前提。

行为理论范围内的元理论问题（a）所依据的是行为当中具有合理内容的方面；意义理解理论的方法论问题（b）是要对意义和有效性（对符号表达的意义进行解释和对其内在有效性要求所持立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c）元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之间的这种联系最终和这样一个经验问题又是紧密相关的，即社会现代化能否和从何种意义上能够从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的角度加以描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合理化、社会合理化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清楚。韦伯对行为概念的等级划分主要是依据目的理性行为，其他所有行为都可以划作目的理性行为的特殊倾向。韦伯通过分析意义理解方法后认为，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放到目的理性行为的理解的临界点上：对具有主观目的的行为的理解，同时也需要（根据合理性的正确性标准）作出客观的评价。围绕着基本概念和方法论所作出的上述判断与韦伯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如何才能解释清楚西方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最终也就一目了然了。

当然，这种联系也有可能是偶然的；它可能仅仅表明，韦伯对这样一个问题比较关注，而这种从理论角度看具有偶然性的兴趣对其理论结构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只须把现代化过程从合理化概念中解脱出来，并把它放到其他的视角上，就可以一方面把行为理论的基础同行为合理性的内涵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意义理解的方法论摆脱有效性问题对意义问题的限制，而且，这种限制本身就是成问题的。针对这样一些疑问，我想亮明我的观点，在我看来，韦伯从理性行为角度所探讨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亦即现代性的意义问题和由于必然原因首先发生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和后果问题。西方理性主义问题具有历史偶然性，起码从研究心理学角度讲是这样。我想提出的观点是，韦伯著作中关于合理性的三个论题都有其全面的根据。我这样说是想借以指出，任何一种带有社会理论要求的社会学如果想进行较为彻底的研究，就必须同时把合理性问题放到元理论、方法论和经验等三个层面上。

我将（1）、首先探讨合理性概念，然后（2）、再把这个概念放到关于现代世界观形成的进化论视角当中。在完成这些预备性研究之后，我想从两个角度对合理性理论和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阐明；（3）、一方面从元理论的角度，为此，我揭示出今天比较流行的社会学行为概念的合理性内涵；（4）、另一方面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为此，我认为，相似的内涵可以根据社会学对客观领域的意义理解而得出。这样一种提纲挈领式的论证应当能够说明，我们如果真想接手韦伯以来社会学专业范围内所讨论的历史难题，那么，一种交往行为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施乃尔（B．Snell）：《精神的发展》（Die Entwichklung des Geistes），Heidelberg，1946；伽达默尔（H．G．Gadamer）：《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学派》（Platon und die Vorsokratiker），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II，Tübingen．1972，第14页以及下两页；以及《神话与理性》（Mythos und Vernunft），载其：《著作集》（Kleine Schriften），IV，Tübingen．1977，第48页以及下两页；莎德瓦尔特（W．Schadewaldt）：《哲学的希腊起源》（Die Anf?nge der Philosophie bei den Griechen），Frankfurt am Main，1978。

2.哈贝马斯：《哲学何为？》（Wozu noch Philosophie？），载其：《哲学政治巨擎》（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Frankfurt am Main，1981，第15页以及下两页。

3.R．Rorty（Ed．），The Linguistic Turn，Chicago 1964，及其：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N．Y． 1979，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1981．

4.关于源始哲学的批判问题，请参阅阿道尔诺（Th．W．Adorno）：《认识论的元批判》（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载其：《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5卷，Frankfurt am Main．1971；有关反对意见，请参阅：阿佩尔（K．O．Apel）：《从先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哲学的终极论证问题》（Das problem der philosophischen Letztbegründung im Lichte einer transzendentalen Sprachpragmatik），载：卡尼特施耐德（B．Kanitschneider）（编）：《语言与认识》（Sprache und Erkenntnis），Innsbruck，1976，第55页以及下两页。

5.参阅围绕着库恩（Th．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Die Struktur wissenschaftlicher Revolution，Frankfurt am Main，1967）所展开的讨论，主要有：I．Lakatos，A．Musgrave，Criticism and the Grouth of Knowledge，Cambridge，1970；狄特里希（W．Diederich）（编）：《历时性科学理论论文集》（Beitraege zur diachronischen Wissenschaftstheorie），Frankfurt am Main，1974；布伯纳：《研究逻辑的辩证法因素》（Dialektische Elemente einer Forschungslogik），载其：《辩证法与科学》（Dialekt und Wissenschaft），Frankfurt am Main．1973，第129页以及下两页。库恩（Th．Kuhn）：《新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Neuen），Frankfurt am Main．1977。

6.奥维尔曼（U．Oevermann）：《关于教化过程力量以及社会化研究策略的纲要性思考》（Programmatische Ueberlegungen zu einer Theorie der Bildungsprozesse und einer Strategie der Sozialisationsforschung），载：胡莱尔曼（K．Hurrelmann）：《社会化与生活经历》（Sozialisation und Lebenslauf），Heidelberg，第34页以及下两页。

7.丢伯特（R．Doebert），哈贝马斯，诺恩纳-温克勒（G．Nunner－Winkler）（编）：《自我的发展》（Entwicklung des Ichs），K?ln，1977。

8.亨尼斯（W．Hennis）：《政治与实践哲学》（Politik und praktische Philosophie），Neuwied，1963；迈尔（H．Maier）：《古代德国国家学说》（Die ?ltere deutsche Staats-und Verwaltungslehre），Neuwied，1966；哈贝马斯：《政治学与社会哲学的经典关系》（Die klassische Lehre von der Politik in ihrem Verhaeltnis zur Sozialphilosoph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Frankfurt am Main．1971，第48页以及下两页。

9.约纳斯（F．Jonas）：《何谓经济学理论：前古典思想与古典思想》（Was heisst ?konomische Theorie？Vorklassisches und klassisches Denken），载：《施默勒年鉴》（Schm?llers Jahrbuch），78，1958；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兴趣概念》（Der Begriff des Interesses），Frankfurt am Main．1973。

10.约纳斯（F．Jonas）：《社会学史》（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第I-IV卷，Reinbek，1968-69；R．W．Friedrichs，A Sociology of Sociology，N．Y． 1970；T．Bottomore，R．Nisbet，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N．Y． 1978。

11.哈贝马斯：《社会学的批判使命与保守使命》（Kritische und konsevative Aufgaben der Soziologie），载其：《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1971，第290页以及下两页。

12.参阅本书第VI章，第2卷，第173页以及下两页。

13.诺伊恩道夫（H．Neuendorff）的“社会学”辞条，见《天主教国家词典》（Evangelisches Staatslexikon），Stuttgart，1975，第2版，第2424页以及下两页。

14.关于古典社会中的这“一对概念”，请参阅哈贝马斯：《技术和科学作为意识形态》（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Frankfurt am Main．1968a，第60页以及下一页；米尔斯（C．W．Mills）：《社会学思维方式批判》（Kritik der soziologischen Denkweise），Neuwied，1963。

第三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的行动理论是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传统与米德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当代语言哲学与批判理论的综合。这种综合的目的是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而建立在生活世界概念基础上的普通语用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是现代人走向自由的必要手段。

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当代思想家中，像哈贝马斯那样致力于庞大的理论构建、在那么多领域作出深刻思考的人，几乎没有了。哈贝马斯的影响遍及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90年代在国际汉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动力之一就是来自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学说的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在西方社会理论界，在帕森斯以后，他可能是唯一致力于大理论构造的人；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

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德文版1981年；第二卷：功能主义理性批判，德文版1984年。中文版：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在本书中，“ 哈贝马斯以理论建设与对经典思想家的思想进行历史重建相结合的方式”〔1 〕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他自己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一、行动的概念

在《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中，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他区分出四种行动类型。〔2〕

第一种是目的性行动，又称作工具性行动。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动，在比较、权衡各种手段以后，行动者选择一种最理想的达到目的的手段。哈贝马斯认为，在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所谓合理的行动，主要指这种行动。但这种对理性的规定太过狭窄，并且把批判理论导入一个概念陷井：如果手段—目的的合理性行为是使现代社会得以发展的力量（韦伯），那么当它对人类处于压抑状态时，还能否提供另一个合理性方案呢？因此应该对合理性概念进行扩展。

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控制行动严格遵守那些由个体组织起来的群体所具有的价值期望。第三种是戏剧式行动，它指行动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通过自我表达达到吸引观众、听众的目的。“行动者在观众面前，以一定方式进行自我表述，……想让观众看到并接受自己。”〔3〕

第四种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种行为侧重于世界的不同方面。工具性（目的论的）行动主要考虑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规范控制的行动对应于社会世界。这个世界从本体论上说虽由行动者个人组成，但规范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戏剧行动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在交往行动模式中，行动者“从他们自己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视野”，“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4〕因此，交往行动比其它行动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因为它考虑了所有这三个世界。交往行动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即生活世界。

交往行动也是一种言谈行动。言谈行动又分为三种有效的断言（陈述）：在“命题内容”或涉及外部或主观世界方面，陈述是真实的；在关于现存的规范关系或社会界方面，陈述是正确的；在表明经验者的意图与其主观感受方面，陈述是真诚的。在现实的交往活动过程中，这三种有效断言能被提出、接受或被反驳，说明了交往行为比其它行为更合理。

哈贝马斯在文化与理解之间建立了联系。他说，理解过程“发生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预先理解之背景中。这一背景毫无疑问是作为整体延续的；知识储备中只有行为参与者在特定时间里使用和陈述的那一部分才被检验。在由参与者自己所作的环境定义内，这个生活世界中的（被检验的）陈述部分是由参与者们以对自我更新的环境定义的协调来处理的。”〔5〕

因而，在通过交谈活动而获得有效性要求的过程中，行为者使用现存的环境定义或创造一个新的、规定其社会关系之秩序的定义。这种定义既成为它们生活世界中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又成为据此提出、接受或反驳有效断言的标准。由此，在通过交往活动所 达到的理解过程中，生活世界用来判定有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的有效断言的一个参照点。这样，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6〕

二、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哈贝马斯首先继承德国社会学与哲学传统，他认为，交往概念没有确立，是近代德国学术史的一个局限。理解是德国哲学（解释学传统）与社会学（韦伯的行动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概念，但是，韦伯的四种行动的理论，行动主体始终是孤立的个体，即使在其社会行动理论中，也不例外。而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从黑格尔到伽达默尔，都将理解视为片面的，抽象的个体过程。理论的局限导致了对现代世界的不同展望，例如，韦伯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物化的理解，导致了对现代资本主义无能为力的悲观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一种在理论上更加合理的，可以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的交往理论，就必须在理论上重溯源头。这个源头来是米德的符号互动学派。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米德把理解视为一种面对面的、相互理解的互动过程，从而在行为理论中实现“从孤独的合目的性向社会互动的视角的转变”；由于米德否认理性范式为孤立的意识，因此他比任何一个当代学者更进一步把理性范式设计为交往行动，并阐述它在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作用，也因此，他的思想必然被包括在任何一种社会重建的方案中。

哈贝马斯特别注意到米德理论的两个方面。第一，米德强调了作为个体的人与高踞于其上的社会和社区价值（理想、理性）的互动关系，而不像韦伯，把这种关系仅视为一种体现或实现的因此本质上是被动的关系。米德说：“我所一直尝试做的是使合理性回到某种行为类型上来，这种行为类型中，个体使自己置身于他所属的整个社区态度之中。这意味着整个群体都介入了某种有组织的活动，”个人的行动需要其他有机体的参与。当一个有机体对所涉及的其他有机体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反应时，我们称为理性的东西产生了……当他这样做时，我们就称之为“合理性的”，从历史观点来看，理性根于社区之中，它一出现，就会转变社区生活本身。因为按照米德的说法：当进化过程在社会控制下完成时，它不仅变成了自我意识，而且变成了自我批判的。〔7 〕也就是说，理性重新评价各种价值，合理地解决社会冲突，而且尽力改进它的从中产生的整个社会秩序：“对冲突的合理解决需要重建各种习惯与价值，而这包含着对社区的超越，……社区成员们在特定的时空中可以置自己于社区现存的各种价值之外，并且同意已经变更的行为习惯，和对各种价值的重新表述。因此，合理化秩序建立一种思想在其中起作用的秩序，它的要求就是理性的要求。它是一种把任何合理性都包含在内的社会秩序…… ”

第二，米德用符号互动理论强调语言在人类活动中的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符号互动者们已详细探讨过使人类的同一性得以形成的各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因而扩展了我们对生活世界的交往基础的理解。

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交往行动理论》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他说：“为了达到人对其环境的理解，交往行动的参与者置身于一种他们既运用又更新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通过对有效断言的主观认识来协调其行动，他们依赖于自己在群体中的成员资格并加强他们之间的合作；通过与能力者的互动，他们发展了童年所内化的价值取向并获得一般化的行动能力。”

在现实的社会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不过进化的趋势是，生活世界分化为各自分离的文化，社会与个性的知识库，而系统分离为彼此区别的制度群，如经济、国家与法律，这种分化产生了将系统与生活世界再平衡再整合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中，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危机。

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继承德国哲学传统，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化或社会合理化的进程，或人类的进步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构想出解决方案，是哈贝马斯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德国先驱者的地方。在他看来，韦伯虽然首先引进意义概念作为行动理论的基础概念，“但他不是根据语言意义的模式来说明意义，而是根据一个最初幻想地想象出来的主动主体意见的意图来说明意义的。这种软弱的立场使韦伯远离交往的行为理论……不是以通过语言理解的、至少两个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个人内部关系作为基础，而是把一个孤立的行动主体的目的活动作为基础。”〔8 〕由于韦伯把工具性理性作为理性的全部，而不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工具理性作为四种理性之一，所以，当工具理性过于发达，金钱和政治干涉人的主观世界，动摇人的意义感时，韦伯对整个理性化过程也失去信心，成了悲观主义者。韦伯的悲观主义影响到整整第一代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作了两点努力。第一，他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第二，他认为应该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这点同样受符号互动理论的影响。

哈贝马斯的基于其交往理论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其整个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在他看来，官僚化、法律化、中介化等等，是合理化的另一面。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种种律令，合理化进程产生的消弱交往的合理性基础，消弱了公众话语，引起了社会的系统障碍。由于每一价值领域都按其自身的逻辑演化，所以变得孤立隔绝，从不考虑其他领域的价值，结果：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他说：“如今，讨论作为一种„事务‟已经形式化了；论证与反驳必须服从某种预定的法则：关于公共事务的共识差不多成了多余……。”〔9〕按照哈贝马斯，问题不是现代性和理性化本身，而是破碎的现代性和片面的理性化；走出困境，必须打破使各个价值领域分离的壁垒而又不破坏每个价值领域所特有的洞见。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证明道德批判和审美批判的观点而又不威胁到真理问题的首要地位。”〔10〕如果这能够做到，那么就可以通过公众话语，尽力弥补潜在于我们交往之中的有效性要求，遵循普通语用学所阐明的种种规则。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著名批判。交往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可以理解为对生活世界的拯救或重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通过语言组织起来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在由语言表达的文化同一性意义上实现自我认同。这种文化同一性既包括小规模的家庭、面对面的群体，又包括一些公众领域。在公众领域，我们可以通过公众言论互相参与和交换看法，以便在地区、国家和全球水平上产生一致意见。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主要是现代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它们与生活世界之区别，首先在于它们不是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而是靠货币与权力的中介组织起来的。本来，货币与权力应该为生活世界服务，即使人们能更有效地获得物品以支撑生活世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避免对生活世界造成控制和侵犯以及由此而引出的生活世界非理性互动的种种后果，哈贝马斯指出我们必须做到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造成法律与道德的强制手段，使市场与权力服从于人们的需求，而不是支配人们的需求。

四、普通语用学

怎样使系统再服务于生活世界呢？受符号互动论的影响，哈贝马斯提出了他有名的商谈伦理学。货币与政治权力无所不在，意义感的丧失，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状况。现代的大多数社会理论家也都在考虑如何从公众的公共行动的角度，改善这种状况。在哈贝马斯看来，企图从政治行动上解决问题，那是就系统解决系统。解决问题的根源应该是生活世界，即用交谈组织起来的世界。换句话说，哈贝马斯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类生活状况之改变的话语、言谈途径。让所有处于某一个情境中而对情境不满的人，自由地进入讨论这个问题的言谈之中，从而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共识是关键，这就是“普通语用学”。

首先，普通语用学是关于理想的话语环境的学说，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中：“所有参与者无保留地追求加强语义的语言目标，以便达成共识，为各人所追求的行动计划能一致协调奠定基础。”〔11〕共识的范围越宽，合理性就越大。商谈伦理学要求那些参与合理话语的人应该以“说服普通听众并取得对一般言论的普遍赞同的意向”为目标。〔10〕那些拒绝参与正在形成的合理共识的人，无视在自由的交谈中表现出来的有效证据的人，以及不尽力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说服所有其他人最大限度地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破坏了商谈伦理学的规范。第二，普通语用学是“普通的”话语学说。哈贝马斯头脑中的语用学是“普遍的”，它的目标是揭示在人类话语中支配合理性交往的最一般标准。通过批判韦伯的理论，哈贝马斯分离出三种最基本的话语形式或价值形式，这些形式在历史的合理化进程中逐渐变得自主。这三个领域是：理论领域——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实践领域、表现领域——审美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交往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有效性要求运转：理论话语涉及我们命题的真实性，实践话语与我们行动的公正性相关，而审美的话语着重在我们能真诚地表达我们的情感。从分析的角度，可以把人类的交往形式归结为这三种话语，但是，哈贝马斯补充道，在现实的人类交往活动中，这三种话语是交织在一起的，真实性要求虽然是科学话语中起决定作用的要求，它在道德、审美的领域也是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也应用于其它两个领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按常规断言事实，诉诸规范，表达真挚，也就是说，我们提出并一再确定我们关于真理、正义和坦诚的有效性要求，通过这样做不断复制、延续着我们的规范的、文化的、私人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我们意义的根源，也是科学、道德、法律、艺术的母体。

在说明这些有效性要求时，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是未主题化的。要使它们主题化，与其说要通过理性和论证，倒不如说要通过策略性行为并求助于习惯。对这些非反思的要求提出质问并且用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就是普通语用学的任务。普通语用学阐明了“合理性的程序概念”、“论证的实用逻辑”，从而达到“理解的过程的合理性”。普通语用学的基本前题是：任何以达到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都包括潜在的、不受语境制约的、要求迫切的社会标准；要想交往行为完全合理，必须达到这些标准。它们是：

第一，理想的语言情境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主体开放，使之可以参与话语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第二，它能摆脱强制、统治、权力游戏等纯粹工具性和策略性的动机；

第三，它能把那些潜在于我们的断言中的认知性的、规范性的、表现性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区分出来，并且仅仅通过辩论达到这种区分；

第四，它能使人们自由地就民主意志之形成、政策连续的基础达成共识；

第五，它的结果是一项合理的同意，这项同意可以根据进一步的协商进行修正。

哈贝马斯认为，普通语用学所假定的标准，其有效性并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可由个体体验到和经历到的具体的过程。普通语用学是“重建性的理论”个案。通过迪尔凯姆论灵魂，皮亚杰、科尔贝格对道德增长的研究的分析，哈贝马斯总结说，走向交往合理性的运动，既是从神圣、超验（迪尔凯姆）走向实际的道德推理能力逐渐增长的个体发生学过程（皮亚杰），也是一个体现在个体道德能力之增长的个体发生倾向。而且，处于现代性中心的社会合理化趋向，它的明显特征是“以争论的重要性”代替“传统的重要性”，以“理论态度”代替“对权威的忠诚态度”，正是这种不懈的过程，把社会从“以合法化的神圣物为基础”推向以共同意志为基础，“这种基础是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实现的，并在政治性公众领域中靠辩论而一再得到确立。〔12〕这个过程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的过程，显示出人类的进步与解放：人权、独立的司法制度，理论理性（认知要求）与政治实践（权力要求）的分离、自愿结社、以及其它种种标志走向合理的合法的交往形式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1〕T.麦卡锡：《交往行动理论》英译本序言。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1页。

〔3〕〔4〕〔5〕《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28、135、141页。

〔6〕《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188页。

〔7〕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4 年版，第340页。

〔8〕《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354—355页。

〔9〕哈贝马斯：《公众领域的结构变革》，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10〕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398页。

〔11〕〔10〕《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第295—296页、第26页。

〔12〕《交往行动理论》第2卷，第81页。

第四篇：交往行为理论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欧美哲学和社会理论领域中最富有原创性、体系性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有学者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尤其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交往行为理论，普遍被认定为代表哈贝马斯个人学术成就的标志。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在对交往异化的批判、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及其途径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二、主要内容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这部著作涉及面相当广泛。这部著作中，马克斯·韦伯占据了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哈贝马斯先比较简单地对行动与合理性概念进行规定，然后在对韦伯与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中详细展开了他的关于行动与合理性的思想，这些诠释的素材更加集中在哈贝马斯自己思想的观念图式上。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声称，交往行为理论既非一种元理论，也非一种借助其它手段进行的认识论的继续。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让我们联接了与社会分析相关的三种理性：一个是涉及解释学和英美分析哲学中作为论争的理性，特别是关系到相对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同文化或生活方式有他们自身内在的合理性标准，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才可能按照普遍性的标准比较他们并使其服从于批评。另一个是涉及到行为理性，即如何领会人的行为中有特殊意义的性质，这触及到理解的意义问题，还触及到了当行为者本人已经为他们的行为设定了理由时，社会科学在主张更好的解释时其自身的任务问题。最后一个是关于理性的社会扩张问题，即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特有的那种合理化问题。这本书的大部分努力就是致力于此。

哈贝马斯断言：理性更多地是与运用知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较少地与知识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在一些情境中谈论某事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要么是指人们表达的认识，要么是指包含认识的符号表达形式。我们说某个人理性地行动，或者说某种陈述是合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行为或陈述可以被有关的某些人批驳或辩护，而这恰恰就是他们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正当的或有根有据的。我们不能像经验主义者那样，限制理性行为的范围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我们必须以“交往合理性”的概念来弥补“工具认知理性”的不足。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说的，合理性意味着交往，因为只有符合与至少另一个人达成相互理解的必要条件时，某事才是合理的。

三、阅读收获

通过阅读这本著作，作为哲学领域门外汉的我，对书中提到的思想理论有了浅显的认识。

哈贝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为看作以评议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交往行为的目的是达到理解，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进而，他把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一种目的的行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入客观世界的行为，称为工具性行为；二是社会集团成员根据共同价值和规范调节的行为，称为规范调节的行为；三是行为者在一个观众或社会面前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为，称为戏剧式行为；四是一种行为者个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称为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有三个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理论理性表达真实性，实践理性表达真诚性，审美理性表达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这三个同样原初的有效性要求体现了一致关联，哈贝马斯将其称之为合理性。所以，所谓交往行为合理化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为。这样理解的交往行为合理化，克服了韦伯合理化概念单纯的认识向度以及单纯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将本来只具有狭隘的获得真理与实现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义的概念，扩大为一个融真、善、美于一体的普适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际间广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动关系网络中考察，使理性凸现为交往关系的总和。相比于其他三种行为，交往行为在本质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符合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

在哈贝马斯看来，真正的交往互动过程比工具型行动中包含着更多的合理性。他说：“我们有以下四个概念总结了达到理解过程的合理的结构特征，第一，行动者的三个世界关系和相应的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概念；第二，命题真实、规范正确和真诚可靠的断言；第三，在合理的动机之上达成的共识，„„第四，达到理解的概念，即认为理解是对环境之共同定义的合作性协商的概念。”

四、感悟与思考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基础地位，强调重建交往理性对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社会合理化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并将交往行为理论提升为话语伦理学和文化政治学的高度，主张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文化传统和国际关系，认为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是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行为准则，是理想、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条件，也是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

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创的现代性事业并未终结，人类理性并未泯灭，人类仍有逃离现代性困境的出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寄希望于交往理性的重建，试图通过话语共识和民主政治来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实现社会合理化，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甚至世界公民社会来整合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寻找失去的价值和意义，这明显带有马托邦的色彩。正由于此，福柯称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交往的乌托邦”；布尔迪厄称之为“乌托邦现实主义”。关于交往行为理论中存在乌托邦因素这一点，哈贝马斯本人也不否认：如果说我还保留了一点乌托邦的话，那完全是因为我相信，民主能够揭开当今世界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戈尔迪之结。世界末日的情绪将会消耗我们的精力，而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在这里都是无用的空话。

哈贝马斯在实践上对于“语言交往”、“生活世界”的研究有些夸大了它们的作用，但也提醒我们注意在这些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提醒我们要防止金钱对“生活世界”的侵犯，克服道德滑坡和拜金主义，这样能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虽然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中缺乏孕育之土壤，只是一种乌托邦，但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为核心的理论。他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构建社会的和谐。对于个体而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商品经济的市场化会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和主宰一切的标准。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但人际关系日益淡薄、道德滑坡。因此，我国不仅要注重经济建设的过程，同时还要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公民道德的培养，所以应该使人们在平等互爱的基础上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在人类进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这样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也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

五、结语

“交往行为”构成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交往行为理论”带有明显的批判性，同时又带有乌托邦色彩，但相信研究其理论对哲学领域研究帮助很大。对于我们从未深入学习哲学的学生，阅读其理论著作也帮助我们开阔眼界、开拓哲学思维。

参考文献：

[1]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 [德]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 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第五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马 克 思 文 论 作 业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学院：文学院

专业班级：B11汉语言文学四班

姓名：X X 学号：XXXXXXXXXXXXX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摘要：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由对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诊断而提出其交往行为理论。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核心范畴，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生活世界是构成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补充。尽管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但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

交往理性

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同阿多诺一道工作。1961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1964～1971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协助阿多诺指导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83年，哈贝马斯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当今世界上依旧十分活跃的著名思想家。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十分微妙，一方名，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传人，在学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研究范式的探究和确立，他又一直同霍克海默、阿多诺等老一代法兰克福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甚至发生很大的分歧和冲突。站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审视上一个世纪的这一学术事件，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哈贝马斯的确修正、深化和丰富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如果没有他不断进行理论探究，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应当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哈贝马斯的理论探究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一种特殊贡献，他也是一位对当代世界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1] 哈贝马斯著作颇丰，理论涵盖面极广，其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化理论。他秉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创立了一个庞大的交往理论体系。哈贝马斯毕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建构，他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证明了现代是社会进化不可避免的阶段，探讨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批判了社会日益严重的弊病，并提出了一种旨在克服这些弊病的方案，力图使西方民主社会获得稳固的基础向更为民主、自由和公正的方向发展。深入地分析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本质意义，对了解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

一、交往行为的概述

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基本概念。受行为主义的影响，哈贝马斯把交往称之为“交往行为”。哈贝马斯认为这一概念是由三个论题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一个是交往合理性概念，一个是与“生活世界”和“系统”概念相关的社会概念，一个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进化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石是哈贝马斯的理性理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化的发展就是理性化的发展，理性化是一个复杂的多样发展过程。哈贝马斯是以言语行为作为他的交往行为的分析原型的，他认为交往理性蕴含于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结构中。人际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语言，哈贝马斯认为惟有通过语言交往，单独的人才能组合为社会。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动主要是基于语言行为而建立起来的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活动，因此建立合理交往模式的首要任务是确立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一般理论是普遍语用学，这也是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基本前提。

哈贝马斯认为，与交往的、断言性的、自我表达的以及规范调节等四种言语行为相适应，社会行为也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目的行为。它是工具行为或策略行为，表现为目的合理性的确定，或工具理性的选择，或是二者的结合，它遵循的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规则。第二，规范调节行为。它是社会群体成员遵循共同价值规范为取向的行为。第三，戏剧行为。它是行为主体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以便在公众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第四，交往行为。它是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媒介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的行为。[2] 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说话者要遵循三种有效性要求：真理的有效性要求、正确的有效性要求、真诚的有效性要求。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指涉三个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

二、生活世界的建构

哈贝马斯的众多理论中，其核心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而生活世界理论是这一核心理论的重要补充或社会哲学维度。同时，哈贝马斯特别强调交往理性首先是生活世界的交往合理性，交往行为是运作于生活世界境域内的行为，对交往理性的考察是不能离开对生活世界的考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贮存”。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人类能够交往并制定出协调行为的准则，主要是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拥有一系列庞大的背景知识作为人类交往的指引，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知识命名为“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部分所构成的。“生活世界”包括三种不同的解释性范式：第一，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方面的解释范式，“文化”指的是“知识储存”，行动者内在地拥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它能够起到在生活世界传播、保存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作用。第二，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方面的解释范式，“社会”指的是“合法的秩序”。它能使行动者知道如何通过协调互动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第三，关于个性人格或自我及其存在方面的解释范式，“个性”指的是“使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具有的权限”。它是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动的社会化形成个体认同来满足个体成长的需求。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是以交往行动为基础，同时又以其作为交往行为的背景的、前逻辑性、前根据性的、非确定的本体论世界，它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这种知识借助语言而符号化、客观化，从而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财富，并通过交往行为的三个方面，即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和个性成长的需要。[3]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在交往理性下建构起来的。他指出,日常交往实践无法脱离的基本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同时日常交往实践又在建构生活世界。人们以生活世界为背景进行交往,这种交往是主体间通过理解达到共识的实践过程。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在生活世界中发生的,生活世界就是人们在交往中达到相互理解所必需的共同背景知识。

三、交往行为理论的启示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的贯彻来实现话语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创造一种屏弃一切强制、取消一切差异的所谓“理想的话语状态”，从而使“生活世界”全面合理化，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设想显然具有一种社会改良的乌托邦性质。但是，哈贝马斯在完成社会批判理论内部由意识的批判到语言的批判的过程中提出的三种有效性要求对于揭示交往行为的运行过程、建立共同的道德规范有重要意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起点对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及资本主义文化缺陷的批判，对深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以一种跨文化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文化现代性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同时，交往行为理论强调通过对话达成共识，通过共识的建立挽救晚期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病和危机，使西方法治的根基建立在和谐共容的对话机制之上，这对于转型时期中国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哈贝马斯主张人们应该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构建社会的和谐。由此，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应在不放弃自我的前提下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才有利于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有利于构建理想化的合理性的社会，也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216—P21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P.14—21，119—120 [3]韩红．《交往的合理化与现代性的重建》．人民出版社，2005．P.152—155